王陽明對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推進

作者：歐陽禎人（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廿一日庚申

          耶穌2024年8月24日

《尚書(shu) ·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應該是“民本”一詞的源頭。這八個(ge) 字可圈可點。“民”是國家的根“本”。“固”，在農(nong) 耕文明的狀態下有安居樂(le) 業(ye) 的意思，有生活資料充足的意思，還有精神世界穩定的意思。由於(yu) 中國古代生產(chan) 力較為(wei) 落後，大家必須團結一心才能麵對各種災難，所以，這種民本思想是時代的產(chan) 物，我們(men) 是應該同情理解的。

先秦儒家經典重視民本思想的程度之高，同時期其他各家都無法比擬。“安民”“養(yang) 民”“保民”“教民”“親(qin) 民”“烝民”等說法及關(guan) 心民生民瘼的思想，在儒家經典中，俯拾即是。這是孔子“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的精髓。孔子對“民”的問題十分關(guan) 心，對“民”充滿了深沉的悲憫與(yu) 關(guan) 懷。但是，孔子出身貴族，有“唯上知與(yu) 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的思想，所以，《論語》中“民”的地位沒有《孟子》中的高。孟子的“性善論”其實也是包含了最底層的老百姓的，所以他給予了“民”最大的人格尊重和發展提升空間。孟子直指“民”為(wei) “天民”，是“天生烝民”，富有赤子之心，擁有“天爵”，並且提出了“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盡心下》）的重要思想，在中國古代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

但是，孟子又說：“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若民，則無恒產(chan)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於(yu) 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wei) 也﹖是故明君製民之產(chan)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yu) 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cong) 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觀念中，“士”與(yu) “民”是不同的。因此作為(wei) 一個(ge) 有智慧的統治者，就應該“製民之產(chan) ”，這樣，“民之從(cong) 之也輕”。真正的目的還是為(wei) 了統治的穩定，說到底，還是馭民之術，或者說，這是一種很高明、很仁慈的馭民之術。

對待老百姓的這種態度，在中國持續1300多年，一直到北宋時期的張載提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zi) 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ti) ；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西銘》）張載依據《易傳(chuan) 》《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家、佛教的啟發，提出了由“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中誕生了“混然中處”的“吾其體(ti) ”“吾其性”的觀點，因為(wei) 我們(men) 人人如此，眾(zhong) 生平等，因此“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的主張應聲而出。時至今日，張載的這個(ge) 觀點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從(cong) 北宋到南宋，雖然程朱理學的程顥、程頤和朱熹對張載的觀點多有美化、讚譽，但同時他們(men) 也是有批評的。可能因為(wei) 張載是一位長者，而且是程顥、程頤的表叔，所以，他們(men) 的批評比較隱晦。

程顥的批評是：“《訂頑》（《西銘》的又一名稱）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ti) 也。學者其體(ti) 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yu) 道無補也。”（《遺書(shu) 》卷二上）在程顥看來，“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的觀念脫離了孟子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差之愛的軌範，在現實生活的操作上，不利於(yu) 社會(hui) 的等差管理。這就是“於(yu) 道無補”的意思。程頤的批評是：“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ti) 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yu) 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伊川文集》）楊中立就是二程的高足楊時，又稱龜山先生。“言體(ti) 而不及用”，這是接著程顥“於(yu) 道無補”說的；“恐其流遂至於(yu) 兼愛”指的是“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的觀點超越了儒家等差之愛的框架，已經進入了“無君無父”的墨子“兼愛”理論體(ti) 係。“誠有過者”，這是程頤接著程顥的“窮高極遠”說的。朱熹的批評是很不講道理的：“以主上為(wei) 我家裏兄子，得乎？”(《朱子語類》卷九十八，第七十三條)“主上”，指的是皇上。“兄”是指的兄長，“子”指的是兒(er) 子。朱熹的這句話斷章取義(yi) ，太扭曲張載的意思了。但是，正是這句話，反映了朱熹或者說整個(ge) 程朱理學在現實政治生活、社會(hui) 生活中等級森嚴(yan) 的態度。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王陽明在其《拔本塞源論》中認為(wei) ，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天生的就是與(yu) 聖人一樣的，沒有什麽(me) 不同。聖人一開始與(yu) 我們(men) 凡人完全是一樣的，隻是因為(wei) 他們(men) 努力學習(xi) ，惟精惟一，最後才成聖成賢。所以，隻要像聖人一樣，真誠向善，我們(men) 人人都可以成為(wei) 聖人。“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nei) 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qin) ，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ang) 之，以遂其萬(wan) 物一體(ti) 之念。”（《答顧東(dong) 橋書(shu) 》）很顯然，這個(ge) 觀點當然受到了張載的影響。王陽明的意思是，人與(yu) 人之間的差別並不是先天帶來的。隻要後天好好學習(xi) ，樂(le) 善不倦，所有的人都與(yu) 聖人無不相同。“農(nong) 、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wei) 務”（《答顧東(dong) 橋書(shu) 》），以至於(yu) 一切市井小人，山村莽漢，引車賣漿之徒，都可以通過知行合一，致其良知，達到聖賢的境界。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嚐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yu) 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wei) 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者。以此也。”（《書(shu) 魏師孟·乙酉》）不論是所謂聖人、賢人還是愚人，大家都未嚐沒有良知的天性，隻要積極努力，大家都可以煥發良知之性，皆可以成為(wei) 堯舜。這就從(cong) 根本上否定了孔子“唯上知與(yu) 下愚不移”和孟子“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的思想，真正打破了各種人等之間壁壘森嚴(yan) 的阻隔，隻要能夠“成其德行”，人人都可以成為(wei) 堯舜，成為(wei) 孔孟，為(wei) 聖為(wei) 賢。這是對中國自古以來民本思想的重大突破。

王陽明的良知之學認為(wei) ，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都具有天植的靈根，每一個(ge) 人的胸中都懷擁著一個(ge) 聖人的靈明。隻是有的人自己沒有自信，沒有相應的自悟、自救、自成以及隨時隨地克治省察的功夫，自己就把自己給“埋倒”了。所以，在王陽明看來，良知之學完全是每一個(ge) 人自己內(nei) 心的事情。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隻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le) 。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傳(chuan) 習(xi) 錄》）堅守良知的準則，知是知非，都是自家良知的落實，善存惡去，這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因此，隻要真正誌在聖賢，每一個(ge) 人都有自悟、自救、自成的能力，落實在事事物物之中，自然成聖成賢。所以，致良知的功夫是我們(men) 自家的功夫，不是要去指責別人，一副真理在手，居高臨(lin) 下的樣子。陽明說：“學須反己。若徒責人，隻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隻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隻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傳(chuan) 習(xi) 錄》）不要以己之長，責人之短。我們(men) 不僅(jin) 不能以聖人自居，而且要以愚夫愚婦的身份與(yu) 人相幫相扶。致良知就是反省自己，對自己深度地克治省察。真正麵對自己的“許多未盡處”，不斷淨化自己的靈魂，做足自己的功夫，自然而然就會(hui) 感化他人。

王陽明的意思是，既然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都具有天植的靈根，那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的本心就與(yu) 天地萬(wan) 物融為(wei) 一體(ti) ，“樂(le) 是心之本體(ti) ”，樂(le) 更是良知的本體(ti) 。朱熹在注釋《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的時候，首先引程頤曰：“親(qin) ，當做新。”朱熹接著又說：“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複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四書(shu) 章句集注》）先把程頤的觀點拿出來，作為(wei) 理論的依據，然後論證自己為(wei) 什麽(me) 要把這個(ge) 字讀作“新”。從(cong) 這幾句話中，我們(men) 看到了朱熹真理在手，“推以及人”，要去教化他人“去其舊染之汙”的心理狀態。但是，貫穿整個(ge) 《王陽明全集》，一切理論的展開，都是以“在親(qin) 民”為(wei) 前提的。絕對不能讀為(wei) “在新民”。這是貫穿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整個(ge) 理論框架之中的靈魂。所以，“新”與(yu) “親(qin) ”這兩(liang) 個(ge) 字的不同讀法，絕對不僅(jin) 僅(jin) 是兩(liang) 個(ge) 字的訓詁問題，而是不同時代，不同哲學立場，如何來定義(yi) 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大是大非問題。從(cong) 民本思想來說，王陽明給予了廣大底層老百姓充足的主觀能動性，從(cong) 人性論上找到了老百姓不靠神仙皇帝，自己就可以自悟、自救、自成，致其良知，成聖成賢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wei) 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理想的實現奠定了各階層民眾(zhong) 能夠以誠待人、和睦相處的基礎。

在抵達聖賢的境界問題上，朱熹的路徑是：“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四書(shu) 章句集注》）朱熹認為(wei) 隻有通過“道問學”，廣泛閱讀，飽讀詩書(shu) ，受到係統的知識教育，最終才能一朝豁然貫通，就可以達到“尊德性”的境界。從(cong) 民本思想的角度來講，朱熹事實上是在老百姓的麵前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高山大壑。有鑒於(yu) 程朱理學僅(jin) 僅(jin) 隻是麵對社會(hui) 精英，完全沒有關(guan) 注社會(hui) 各階層廣大民眾(zhong) 的問題，王陽明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成聖成賢之路。

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內(nei) 外兼顧之功夫，在當下考問，在事上磨練，達到了“定”的境界，同時勿忘勿助，克治省察。時時警覺，處處反思各種萌動的念頭。一旦遇到私心雜念，即刻自悟、自救，即刻端正自己的心性，回到端正誠愨上來。這裏涉及兩(liang) 個(ge) 問題，一個(ge) 是“必有事焉”。一定要有當下針對性，在具體(ti) 的事務中錘煉自己；一個(ge) 是勿忘勿助，不要被各種偏見、邪僻所牽引。王陽明用了一個(ge) 下米煮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ge) 惟精惟一的道理。整天在經典的字句裏打滾，滿懷功名利祿，就像鍋裏並沒有水，也沒有米，你卻在灶裏麵燒起柴火來，即使是鍋燒炸了，也不可能煮出米飯來。王陽明指出：“無知無不知，本體(ti) 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嚐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ti) 。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隻是信不及耳。”（《傳(chuan) 習(xi) 錄》）這裏是在說，良知之心，本來就是虛空自然，衝(chong) 漠無朕而又無所不知的狀態。它像太陽一樣本來沒有高高在上普照大地的本意，但是它的光輝卻無所不在，生生不息。致良知的功夫最大的障礙就是各種偏見、成見與(yu) 私欲，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整天在字詞句上打滾的人，還不如不讀書(shu) 的人（在明代中葉，士大夫往往私欲橫行，滿口謊言，而且拉幫結派，得隴望蜀）。王陽明說：“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cong) 冊(ce) 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傳(chuan) 習(xi) 錄》）王陽明在這裏本來是在強調“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wan) 有基”（《詠良知四首示諸生》）的良知之心的落實，是內(nei) 心的慎獨之知，是無聲無臭、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基礎，並沒有反對聞見之知的意思。從(cong) 民本思想的角度來看，王陽明把程朱理學設置在廣大老百姓頭上、無法逾越的高山大壑都搬走了。王陽明的意思是，我們(men) 不一定非要“弊精竭力，從(cong) 冊(ce) 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才能夠致其良知。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崗位上，隻要惟精惟一、樂(le) 善不倦，我們(men) 都可以誌在聖賢，去做一個(ge) 堂堂正正的人。

王陽明認為(wei) ，在一個(ge) 美好的社會(hui) ，農(nong) 、工、商、賈，各行各業(ye) ，各色人等，都可以“各勤其業(ye) 以相生相養(yang)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cong) ，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複心體(ti) 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yu) 論也。”（《答顧東(dong) 橋書(shu) 》）這就為(wei) 廣大民眾(zhong) 找到了社會(hui) 尊嚴(yan) 和在社會(hui) 工作中的地位，尤其是找到了每一個(ge) 人能夠富有尊嚴(yan) 地活下去的希望。由此可見，王陽明的良知之學使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進入了一個(ge) 新的時代，是中國民本思想史上的一座豐(feng)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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