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wan) 裏 著《石破天驚：儒家經典文本的重現》出版暨序言

書(shu) 名：《石破天驚：儒家經典文本的重現》

作者：虞萬(wan) 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7月

【作者簡介】

虞萬(wan) 裏，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敦和講席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主要從(cong) 事經學與(yu) 文獻、傳(chuan) 統語言學（文字音韻訓詁）等研究，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主持整理《馬一浮集》、《明經世文編》等，主編《經學文獻研究集刊》。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為(wei) 虞萬(wan) 裏先生“石經學”相關(guan) 研究成果的匯編，內(nei) 容包括利用石經對於(yu) 《尚書(shu) 》《詩經》等經典今古文本的考訂與(yu) 複原、二十世紀七朝石經的研究狀況、“石經學”之成立與(yu) 近代大家的石經研究等，體(ti) 現了當前石經與(yu) 儒家經典文本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書(shu) 尤其強調，以漢魏石經殘石與(yu) 傳(chuan) 世古文本對勘，並援據文獻異文異句，參證清人的考證意見，揭示或印證今古文經本中重要的文字、詞匯、段落差異和顛倒錯舛的文句，以求最大限度地複原漢魏今古文經本的多個(ge) 側(ce) 麵，使我們(men) 能夠真正走近兩(liang) 漢經學藩籬，看清兩(liang) 漢經學的樣貌。

【目錄】

自序1

《尚書(shu) ·無逸》篇今古文異同與(yu) 錯簡1

從(cong) 熹平殘石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82

《漢石經魯詩殘碑校史一則》辨證並論《辭通》之誤145

蜀石經所見《周禮·考工記》文本管窺149

蜀石經集存序186

再論蜀石經與(yu) 大和舊本關(guan) 係198

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jia) 值231

洪適《隸釋》《隸續》對漢魏石經之著録與(yu) 研究244

《魏三體(ti) 石經左傳(chuan) 遺字》解析：溯源與(yu) 尋流264

二十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311

二十世紀正始至乾隆六朝石經研究鳥瞰397

第一塊三體(ti) 石經發現地點與(yu) 時間辨正488

王國維之魏石經研究505

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撰作年月指實549

王國維與(yu) 馬衡的石經之緣——以三體(ti) 石經考釋、複原爲中心571

馬衡與(yu) 漢石經研究615

羅振玉之熹平石經研究655

章太炎對三體(ti) 石經之認識與(yu) 其《尚書(shu) 》研究690

王獻唐與(yu) 漢魏石經研究718

後記766

【自序】

用“石破天驚”作爲書(shu) 名，對素以“語不驚人亦便休”的我而言，似有給人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感覺，顯得有些聲勢奪人，所以不得不“八股”一下，先作一個(ge) 破題。李賀《箜篌引》“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詩句，原以形容箜篌彈奏出激越高亢的樂(le) 聲，刺破女媧補天的五色彩石，直達天穹。我借用此辭，則是一種還歸詞匯本義(yi) 的表述：沉埋一千多年的漢魏石經殘石破土而出，真正的漢魏今古文經本重現天日，使之與(yu) 傳(chuan) 世本的各種異同，曆曆呈現在目。天是否驚？天意從(cong) 來高難問！但至少大賢如王靜安、羅雪堂、張石公、馬無咎、屈翼鵬著實驚訝，且不僅(jin) 是驚訝，還爲此殫精竭慮，作出了不朽的功績，不才如我，當然有“石破天驚”的感覺了。

“文本”之名，近數十年來早已習(xi) 用爲常，多見不怪。中國古代有文本之實，卻少用“文本”一詞來描述。西方的文本學舶來之後，大多圍繞思想、風格、情節以及創造性解釋等方麵來闡釋、研究，所以歧出的認識也隨之産生。但在出土文獻和文獻學領域內(nei) 所用的“文本”，仍限定在漢字的本義(yi) ，即用漢字書(shu) 寫(xie) 而成的簡牘、帛書(shu) 、紙張以及雕版印刷上的詩文篇章。若要嚴(yan) 格區分，雕版以前種種應稱爲寫(xie) 本，雕版始是名副其實的版本，而文本則是寫(xie) 本和版本的統稱。石刻經典如果稱爲石本，容易和拓本混同，姑就其文字內(nei) 容而亦稱爲“文本”。

“重現”的含義(yi) ，是因爲刊刻今文經本的熹平石經和刻古文經本的三體(ti) 石經原都矗立在洛陽太學，今古分明。因遷徙、戰亂(luan) 等各種原因，沉埋地下達千餘(yu) 年之久，宋嘉祐間和民國初年間先後出土兩(liang) 批殘石，上世紀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偶有零星出土，八十年代考古發掘亦有所得。經學者研究，真正的今古文經本的文字和部分文本內(nei) 容樣貌纔重新呈現在世人麵前。

因涉及簡牘和石經，我想不妨劃清這樣一個(ge) 概念：立足於(yu) 戰國秦漢儒家經典的傳(chuan) 承、發展而言，儒家簡帛的價(jia) 值明顯優(you) 於(yu) 漢魏石經；而若立足於(yu) 博士製度建立、今古文經本形成後的形態而言，漢魏石經的價(jia) 值遠遠在簡帛之上。這個(ge) 看似人人明白的曆史觀念，一旦進入具體(ti) 的研究中，往往混淆界限，將簡牘中不同於(yu) 傳(chuan) 世本的文字、詞匯乃至一切異同，多說成或推測爲古文或古文本，殊不知其間互相糾葛的線索之繁複與(yu) 混雜，遠遠超出我們(men) 想象之外。先秦戰國簡牘儒家經典文本中紛繁的異體(ti) 、譌別之字，祇有少部分被漢代經師承襲、保留下來，而漢代經師又擇取其他子書(shu) 訓詁代入經典，因理解不同而漢讀不同，因漢讀不同而形成不同文本。若不加別擇，不從(cong) 它們(men) 的曆史背景中去分析，祇能治絲(si) 益棼，徒勞精神。

本書(shu) 所收糾纏曆史最長、問題最複雜也最能幫助今古文經本文字舛譌、簡支錯亂(luan) 的應該就是《尚書(shu) ·無逸》。兩(liang) 種文本個(ge) 別的文字異同姑且不論，傳(chuan) 世《古文尚書(shu) ·無逸》篇的殷三宗排列是中宗、高宗、祖甲，但爲古文本作注的孔傳(chuan) 和王肅卻將祖甲指爲商湯的孫子，與(yu) 三宗順序顛倒。宋代出土的今文經本熹平殘石經複原，順序是祖甲、中宗、高宗，與(yu) 古文經孔、王說相應；但祇選注伏生二十八篇的古文學家馬融、鄭玄卻將祖甲指爲武丁之子，與(yu) 孔傳(chuan) 、王注不同。經本和注釋顛倒舛亂(luan) ，使人莫知所從(cong) 。上世紀二十年代洛陽三體(ti) 石經《無逸》巨塊殘石出土，順序與(yu) 傳(chuan) 世古文本一致，至少證明欲恢複古文本《尚書(shu) 》又親(qin) 見熹平石經《尚書(shu) 》的曹魏經師知道兩(liang) 漢今古文經文本確實不同，未予更動。對這一複雜問題，我幾乎查遍了所有的《尚書(shu) 》注本（除沉睡在圖書(shu) 館不公開者外），魏晉以下的經師，大多憑個(ge) 人的理解左袒右袒，至清代因爲崇鄭玄，抑王肅而黜孔傳(chuan) ，群起認定孔、王之說爲僞，所以置三宗次序不論，肯定鄭玄的祖甲爲武丁次子說，殊不知這仍未解決(jue) 三宗次序的文本是非。清人實事求是的考證態度影響深遠，上世紀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簡報仍然用鄭說，致使晚商積年與(yu) 傳(chuan) 世本、卜辭周祭祀譜等矛盾。我從(cong) 《漢誌》所載的《古文尚書(shu) 》校勘本爲二十五字左右一簡的信息切入，結合大量出土簡牘的書(shu) 寫(xie) 形製，經推排演繹，得出古文《無逸》敘述祖甲一段文字，確係錯簡，其錯亂(luan) 年代在先秦。祖甲是湯孫，在卜辭中找到實例，與(yu) 今文本《無逸》祖甲、中宗、高宗順序可互證。梳理秦漢今古文《尚書(shu) 》傳(chuan) 授脈絡，揭示將錯亂(luan) 後的祖甲解釋爲武丁之子的說法産生於(yu) 西漢中後期《尚書(shu) 》古文經學的傳(chuan) 授者，很可能是王璜、塗惲等人。再上征《孔叢(cong) 子》和《晏子春秋》所載，確證春秋時代孔子傳(chuan) 《書(shu) 》時，《無逸》中祖甲、中宗、高宗先後相次，與(yu) 今文《尚書(shu) 》一致，再次證明今文《尚書(shu) 》順序是夫子春秋時傳(chuan) 《書(shu) 》的原序，與(yu) 孔傳(chuan) 和王肅的解釋相應，馬融、鄭玄之說則是西漢後期《古文尚書(shu) 》經師爲爭(zheng) 立博士的創說。祖甲的身份一旦確證並上移，晚商帝王的積年也就順理成章地和周公所說“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相應。這團亂(luan) 麻困擾我多年，總算有了較爲圓滿的解釋。更值得欣慰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簡報取鄭玄的祖甲爲武丁之子說，而近年出版的總報告已修改前說，取孔傳(chuan) 、王肅說爲商湯之孫說，與(yu) 我的考證一致。

《無逸》三宗次序確實是一樁曲折離奇的《尚書(shu) 》公案，它表麵是文字句子的不同，卻涉及經學、經學史、古書(shu) 真僞、簡牘書(shu) 寫(xie) 形製和曆史年代學等複雜背景。在考釋論證時，祇要你的思想稍稍受到今文經與(yu) 古文經、鄭玄與(yu) 王肅、真與(yu) 僞等觀念的束縛，祇要你的腳步在某一種曆史成說上稍作膠著停留，你的眼睛就會(hui) 受蒙蔽，就不可能看清真相，從(cong) 而得不到正確的結論。這篇文章動筆時間長，思考時間更長，對自己的啓發也最多：當一種思潮瀰漫到整個(ge) 區域，占據了一個(ge) 時代，正確而不同的觀點就很難産生，即使産生，微弱的聲音也很可能被訇豗的時代思潮淹沒，難被認可。清人推崇許慎、鄭玄，厭棄王肅、杜預，無形中已經形成一種集體(ti) 意識，祇有到甲骨文、金文研究到一定階段，《說文》的缺點纔敢被大膽指正；祇有到《家語》等類似的簡牘出土，王肅部分的罪名纔稍稍被清洗；而鄭玄至今仍披著完美無缺的體(ti) 係性外衣，杜預至今還背著竊取賈、服之注的惡名。客觀的經學曆史表明，鄭玄和杜預的學術地位無容替代，所以我絲(si) 毫沒有貶鄭褒杜的意思，祇是要表明：這些經師和著作的背後，都有著極其複雜的經學史和學術史背景。鄭玄轉益多師，故能囊括大典，但融合今古文，源於(yu) 賈逵、馬融，並非始自康成；杜預師承不明，東(dong) 漢傳(chuan) 《左傳(chuan) 》者數十家，所采未必定屬賈、服。不深入研究、理解這些背景而輕言輕發，就不免虛譽譽人、利口傷(shang) 人。也是因爲這次的探案，使我更堅定了自己的研究理念，即決(jue) 不沉浸在前人不完善的結論中作簡單盲目的左袒右袒，既不以爲前人已經解決(jue) 而安於(yu) 因襲，也不爲逞胸臆、好爭(zheng) 勝而有意翻案。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寫(xie) 《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時，曾細讀《詩經小學》，對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的《詩經四家異文考》和《三家詩遺說考》多所利用，包括《清經解》中馬瑞辰、胡承珙、李黼平、陳奐等著作，後更是將王先謙《詩三家義(yi) 集疏》書(shu) 脊也翻脫，但都祇在文字的異體(ti) 、通假上用功，未嚐思索段玉裁在《詩經小學》後去訂定《毛詩故訓傳(chuan) 》的深意。本世紀初以唐石經校出土簡牘《緇衣》後，思想有所轉變。漢代從(cong) 五經博士到十四博士的師法家法異同，在於(yu) 文本和經說的差異，文字僅(jin) 是經典文本的一個(ge) 方麵，真正與(yu) 經典文本有直接關(guan) 係的是七朝石經，尤其是代表今文經和古文經的漢魏石經，所以在二八年寫(xie) 了《從(cong) 熹平石經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一文。寫(xie) 這篇文章的動機是，洪適《隸釋》所録的《魯詩》殘石祇有一百七十三字，而二十世紀洛陽出土的《魯詩》文字積至一千多字，清人未見那麽(me) 多《魯詩》文字，無法在諸多《詩經》名著中考證體(ti) 現，尤其是陳氏父子歸派三家《詩》，也祇能利用《隸釋》所録少量文字。今人取《漢石經集存》考釋異文，多循因聲求義(yi) 以求通假本字，無視四家《詩》的文本異同，可謂識小遺大，未盡其用，而我則想利用殘石文字來判定陳氏父子和王先謙歸派的是和非。在寫(xie) 此文之前，我花了大量時間去疏證《魯詩》石經的異文，在聲韻異同之外，更援引二陳一王的歸派以定是非。有了具體(ti) 疏證的成果，我纔可以在文章中分析指出二陳一王在歸派三家《詩》中的成績與(yu) 錯誤。當然，後來我進而研究《經典釋文》中的《毛詩》異文，又有了新的認識，即同一詩派中有不同的異文，不同的詩派也可以共享一對異文。又研究經師的漢讀，知今古文之間也可以互相借鑒。用這樣的客觀事實來檢驗十七八年前的文章結論，恐怕又要作進一步的深入思考。

這篇文章寫(xie) 成，我就以“從(cong) 石經魯詩異文看清人四家詩研究”申請國家課題，並獲準立項。首先想真切地了解一下石經研究的曆史，於(yu) 是寫(xie) 了《羅振玉熹平石經研究》和《王國維與(yu) 魏石經研究》兩(liang) 篇。爲寫(xie) 這兩(liang) 篇文章，我將王國維與(yu) 羅振玉往來書(shu) 信中有關(guan) 石經的文字全部摘録出來，按年月排列，圍繞漢魏石經殘石，將王國維定位到魏石經，羅振玉定位到漢石經，分別撰文。其實羅、王兩(liang) 人研究漢魏石經是錯互交融的，這樣分寫(xie) ，主要是以兩(liang) 人各自撰輯的《魏石經考》和《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爲立足點，容易描述各自的貢獻與(yu) 特點。兩(liang) 文是二○一○年八月至十月先後所寫(xie) ，因我想表達一種觀點，就是漢魏石經被沉埋之後，宋代曾有出土，雖有人記録、校勘、傳(chuan) 拓，但大多偏於(yu) 收藏玩賞，清人雖在搜輯文獻、考訂文字方麵不遺餘(yu) 力，所能利用者僅(jin) 《隸釋》所載有限的文字。至王國維撰《魏石經考》，分石經經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shu) 法七個(ge) 方麵，最後附複原圖，清晰地構建了石經學科的框架。複撰《魏石經殘石考》，對前文作了修訂補充。羅振玉繼作《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在王國維構建的框架中填充磚瓦、配置門窗。我認爲，石經學由王國維創建，到羅振玉而初具規模，至張國淦複原漢石經碑圖，一門完整的石經學學科纔算成立。我一直在籌措，準備影印張國淦《碑圖》，寫(xie) 一篇他複原漢石經碑圖的經曆和價(jia) 值，完善我闡發王、羅、張三人建立石經學的一個(ge) 閉環。三人之後，馬衡匯集《漢石經集存》的曆程，我已撰文總結，附於(yu) 《漢石經集存》前，俾讀者了解他的成就和《集存》的價(jia) 值。關(guan) 於(yu) 《集存》，我的夙願是將他遺漏的殘石和之後續出的殘石合在一起，重新編一本完整的漢石經“集存”。如果有可能，最好將原石照片附上，那就完美了，這要看是否有機緣。馬衡之後，大陸石經學沉寂，台灣屈萬(wan) 裏率領其學生在羅、張、馬著作的基礎上有所推進，這些文字留待後續。

王、羅、張三人是石經學創立、構建的主要人物，圍繞創立、構建的中心，還有不少學者、諸多成果需要專(zhuan) 題研究介紹，而我祇寫(xie) 出章太炎與(yu) 王獻唐，所需續補的還很多。

任何學術研究，總有旨趣相同、地域相近的人在相互切磋中形成小圈子，石經研究也不例外。當時北方清華、北大和天津的王國維、馬衡和羅振玉是一圈，南方上海、蘇州則有章太炎及弟子與(yu) 胡樸安等爲一圈。章太炎有《新出三體(ti) 石經攷》一篇，在石經學中有重要地位。更需要表揭的是，他在研究三體(ti) 石經時，適有學生吳承仕來函詢問《堯典釋文》的異文，他藉助三體(ti) 石經殘石古文、篆文、隸書(shu) 的體(ti) 式，忽發奇想，提出一種新的文本思路。盡管從(cong) 漢代傳(chuan) 經和經師漢讀的實際狀況而言，是否如其所說，需要證實，但作爲《古文尚書(shu) 》研究中的一種思考，應該重視。我在寫(xie) 此文時，未見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新出三體(ti) 石經攷》稿本，去年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對勘稿本和錢玄同鈔本，可以看出太炎撰寫(xie) 此書(shu) 的前後思路和發展。

我寫(xie) 王獻唐的石經研究，不僅(jin) 是因爲上世紀八十年代閲讀他的《山東(dong) 古國考》《春秋邾分三國考》和《炎黃氏族文化考》等書(shu) ，對我古方音觀念和理論提供了氏族語言型範。還因爲他雖在石經研究圈之外，卻深知石經價(jia) 值，並親(qin) 自到洛陽訪古，購回殘石，囑屈萬(wan) 裏校録；且所寫(xie) 《石經殘字敘》和《春秋校記》兩(liang) 篇石經文章，眼光犀利，分析深刻，道人所未道，是石經研究史上不容忽略的文字。王氏作爲一代學問大家，山東(dong) 和台灣已有很多學者撰文、著書(shu) 進行研究，學術研討會(hui) 也開過幾次，竟然沒有一篇文章探討他的石經研究，這也是我一定要著文表彰的動因之一。

開元間流傳(chuan) 到宋初的三體(ti) 石經拓本，經王文康、郭忠恕、夏竦、蘇望等人的摹勒翻刻，到洪適録入《隸續》時，古文字形變得奇形古怪，加之古文、篆文、隸書(shu) 夾雜，使人莫辨其內(nei) 容。清代一位一直在人們(men) 視野的邊緣，但學術水平不在閻若璩之下的臧琳，因積有一百多卷《尚書(shu) 集解》叢(cong) 稿，熟悉《尚書(shu) 》，所以將《隸續·魏三體(ti) 石經左傳(chuan) 遺字》離析出《大誥》《文侯之命》《呂刑》三篇殘文，開啓了清人研究三體(ti) 石經的先河，功不可沒。但清代石經著作中卻很少提及，故我著專(zhuan) 文表而出之。

說到《魏三體(ti) 石經左傳(chuan) 遺字》的摹勒翻刻，繞不過王文康其人。但宋初有兩(liang) 位王姓大官謚文康，一位是《唐會(hui) 要》《五代會(hui) 要》作者王溥（922—982），另一位是寇準女婿王曙（963—1034）。兩(liang) 位文康公一前一後，皆任高官，都有機會(hui) 接觸唐代文物。一時無法確定爲誰，所以我在《魏三體(ti) 石經〈左傳(chuan) 〉遺字解析：溯源與(yu) 尋流》中傾(qing) 向爲王曙，主要考慮是蘇望在皇祐五年（1053）說“近於(yu) 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chuan) 》”，皇祐五年上距王曙逝世約二十年，相切“近於(yu) ”一詞，也符合人亡文物散出的規律。但在《洪適〈隸釋〉對漢魏石經之著録與(yu) 研究》中又傾(qing) 向於(yu) 王溥，原因是洪邁《容齋續筆》引晁以道說王文康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shu) ，周密《齊東(dong) 野語》卷十二說王文康與(yu) 曆陽沈氏、廬山李氏等皆“號藏書(shu) 之富”。現在重新綜合文獻，洪說見《景迂生集》卷十六《劉氏藏書(shu) 記》所載，說王文康多得唐室舊書(shu) ，“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shu) 之存亡，而所有者書(shu) 目一編而已”，後文即說“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學館以延學士大夫”雲(yun) 雲(yun) 。又魏鶴山《眉山孫氏書(shu) 樓記》說：“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shu) ，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其在《跋尤氏遂初堂藏書(shu) 目録序後》亦有同樣的敘述，皆將王文康置於(yu) 李文正之前。李文正爲宋初主持編纂《太平禦覽》的李昉（925—996）謚號，所以至少在宋代藏書(shu) 家的心目中，能藏弆唐代書(shu) 物者還是推王溥爲最。再從(cong) 郭忠恕（？—977）在廣順年間（951—953）召爲宗正丞、書(shu) 學博士，編纂《汗簡》，鈔録三體(ti) 石經古文，可推測後周廣順、顯德年間，李唐古物確實可能爲好書(shu) 法、愛古物的臣下目睹甚至收藏。更直接的證據，是郭忠恕在《汗簡敘録》中所說，開元十三紙上有“鍾紹京”和“翰林院”印，證明確是魏征編《隋誌》時古物。“至建中二年（781），知書(shu) 樓直官賀幽奇、劉逸己等，撿挍內(nei) 寺伯宋遊瓌、掖庭令茹蘭(lan) 芳跋狀尾焉。其真本即太子賓客致仕馬胤孫家藏之，周顯德中，嗣太子借其本，傳(chuan) 寫(xie) 在焉”。賀、劉等人跋尾，可見曾在高層流轉。“三不開宰相”馬胤孫在後唐末帝時爲翰林學士，轉中書(shu) 舍人、禮部侍郎，完全可能拿到真本。入晉，以太子賓客致仕，後周廣順三年（953）卒於(yu) 洛陽。郭說“周顯德中，嗣太子借其本”，嗣太子即柴榮，廣順三年，入朝任開封府尹，進封晉王。時忠恕正被召爲宗正丞、書(shu) 學博士，或正輔導嗣太子書(shu) 法，故應是親(qin) 曆其事。而且可推想《汗簡》中古文或即此時所迻録。“借其本”是從(cong) 馬胤孫借，還是馬已死問家屬借，未可知。旋則馬去世而榮登基，真本便可能由此入後周。廣順四年（954），世宗柴榮擢王溥爲中書(shu) 侍郎、同平章事，後加授禮部尚書(shu) ，監修國史，所以史傳(chuan) 王溥多得唐舊書(shu) ，非空穴來風，而三體(ti) 石經十三紙，或即其一。

溥逝世至蘇望翻刻，相距有七十年之久。重讀洪氏《隸續》轉録蘇望於(yu) 皇祐五年翻刻其字，而雲(yun) ：“茲(zi) 者近於(yu) 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chuan) 》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凡八百一十九。”知蘇望所得時必在皇祐五年之前，且搨本原字數超過八百一十九字。所以我現在還是傾(qing) 向於(yu) 王溥。但兩(liang) 篇文章中的引證闡述我一仍其舊，不作修改，以存作兩(liang) 文時未及深考，猶豫不一的心理。

七朝石經都有一個(ge) 所據文本問題，孟蜀石經是七種石經中唯一經注兼刻之物，它的底本，也即所據文本更是一個(ge) 值得推究明白的事。我在二一六年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寫(xie) 敘論時，對這個(ge) 問題關(guan) 注不夠，沒有明確點明。在《蜀石經集存》出版前夕寫(xie) 序言時，正局居杭州，缺少書(shu) 籍，祇是憑自己的印象闡述了看法，認爲是大和舊本，即鄭覃據以校勘上石的大和年間經注合一的寫(xie) 本。因爲這個(ge) 看法與(yu) 前賢時論相左，所以回滬後寫(xie) 《再論蜀石經與(yu) 大和舊本關(guan) 係》一文，重申己見。宋人對唐代寫(xie) 本和唐石經稱謂的不一，是造成後世對蜀石經所據本認識歧出的主要原因。我首先辨別：大和舊本、雍都舊本、大和本，是指大和寫(xie) 本，即鄭覃據以校勘後上石的底本。大和是年號，雍都指長安，舊者，指刻石前的舊本。大和石本、雍京石本，是指唐石經。雍京即雍都，石本即石經。這些名稱在宋人筆下厘然不混。宋人之所以要將“舊本”和“石本”分別，是因爲石本是無注的經文本，而舊本則是六朝以來相傳(chuan) 的經、注合編本。從(cong) 陸德明《釋文》所參考的文本考察，基本都是經注合編本，這種形態既適合於(yu) 讀書(shu) 人對經典的閲讀理解，更適合隋唐科舉(ju) 製度下的考試之用。尤其是孔穎達、賈公彥等人的“正義(yi) ”“注疏”選定漢魏各經注家之注後，既注“經”，又疏“注”，更是將經和注合編的文本固定下來，這也是唐代經學統一政策的需要。唐石經各經大題後都刊漢魏注家姓名，如《周易》王弼、韓康伯注，《三禮》鄭玄注，《左傳(chuan) 》杜預注等，這既是標示此經經文源於(yu) 某家經注合編本，也表明科舉(ju) 考試中的帖經、策論必須以某家經注本爲準，所以在沒有注文的唐石經下標識漢魏注家姓名，不是虛設的贅辭，這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國家用統一的經注文本，方便科舉(ju) 政策的推行；士子也祇有用這種文本，纔有可能進身官僚階層。故唐宋時代凡是有誌參加科舉(ju) 的士人，對科舉(ju) 所用文本意識的深刻，非我們(men) 現在簡單讀經的人所能想象。

回溯曆史，鄭覃取大和寫(xie) 本校勘後，將經文刊石。刊出之後，議者謂“授寫(xie) 非精，時人弗之許”，故後唐長興(xing) 年間雕版，要召集專(zhuan) 業(ye) 博士“更令詳勘，貴必精研”，然後“謹楷寫(xie) 出”，“付匠人雕刻”。宋初又在長興(xing) 版上複加校勘，自以爲更精準，所以下令“收民間寫(xie) 本不用”。時推世移，民間寫(xie) 本零落殆盡。而晁公武發現“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cong) ”，但已無處取寫(xie) 本參校，於(yu) 是利用“守三榮”的機會(hui) ，取蜀石經校勘。公武自己校勘經文，而令屬下校勘注文，推其原因，自己公務繁忙，時間緊張，而經文關(guan) 係到科舉(ju) 試題，同時也可以驗證傳(chuan) 說開成石經“授寫(xie) 非精”之說究竟是否屬實？要驗證此說，校勘對象必須是與(yu) 開成石經有差異的文本，假如蜀石經經文就是唐石經，長興(xing) 本、景德本也源於(yu) 唐石經，對校就失去意義(yi) 。要證明蜀石經據大和舊本上石，必須證明孟蜀時蜀地有此寫(xie) 本，所以略征玄宗、僖宗、昭宗在蜀地駐蹕和開科的史跡，以證實孟蜀擁有大和寫(xie) 本的可能。文本的考定從(cong) 文字開始，但不能僅(jin) 僅(jin) 限於(yu) 文字的點畫異同，應該放眼整個(ge) 曆史，去追溯文本流傳(chuan) 的痕跡，作綜合的考察。若我所認爲蜀石經根據大和寫(xie) 本校勘上石的觀點符合客觀曆史，那蜀石經就有唐代寫(xie) 本的樣貌，它在文本學上的價(jia) 值就更值得重視。

二〇一六年七月我客座台灣大學回滬，集中精力將所收集的二十世紀重要石經論文整理分類，匯編成百餘(yu) 萬(wan) 字的《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並寫(xie) 了一篇十多萬(wan) 字的前言。《二十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和《二十世紀正始至乾隆六朝石經研究鳥瞰》二文，本是一篇，即爲《專(zhuan) 論》所寫(xie) 的敘論。我喜歡先做專(zhuan) 人專(zhuan) 書(shu) 專(zhuan) 題研究，然後再統籌寫(xie) 概要，心裏有底。所以這篇長文，除了王國維、羅振玉、馬衡、章太炎等幾位石經研究的內(nei) 容，其他的把控不一定都到位，比如蜀石經所據本就未論及。還有待各個(ge) 細節都有深入研究後，重新寫(xie) 一篇詳細的二十世紀石經研究概要。這篇文章之後，我又陸續寫(xie) 了幾個(ge) 專(zhuan) 題，故對《鳥瞰》中某些敘述和評判都需要修正。

書(shu) 中所收，並非我所寫(xie) 的全部石經研究文字。如《董逌所記石經及其〈魯詩〉異文》一文，原與(yu) 本書(shu) 《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jia) 值》及《洪適〈隸釋〉〈隸續〉對漢魏石經之著録與(yu) 研究》兩(liang) 篇，是我對南北宋之交與(yu) 石經殘石關(guan) 係最大的三位學者一組專(zhuan) 論，但董逌文涉及《魯詩》，已收入《文本視野下的詩經學》，這裏不重複收録。還有《熹平石經〈魯詩·鄭風〉複原平議——兼論小序産生之年代》和《由海昏侯與(yu) 熹平殘石對勘論魯、毛篇第異同——以〈小雅〉“〈嘉魚〉〈鴻鴈〉〈甫田〉”三什爲中心》《〈詩經〉今古文分什與(yu) “板蕩”一詞溯源》三篇，也是立足熹平石經的考釋文章，也因爲與(yu) 《詩經》相關(guan) ，收入上述《詩經學》一書(shu) ，不再重複收録。

最近刊載於(yu) 《春秋學研究》第五輯上的《何休〈公羊傳(chuan) 〉所據本尋蹤》一文，以及新寫(xie) 的《從(cong) 漢魏石經殘石對勘論〈康誥〉今古文經本異同》,是我石經研究的一個(ge) 轉向和開拓。我將用漢魏石經殘石與(yu) 傳(chuan) 世古文本對勘，並援據文獻異文異句，參證清人的考證意見，揭示或印證今古文經本中重要的文字、詞匯、段落差異和顛倒錯舛的文句，以求最大限度地複原漢魏今古文經本的多個(ge) 側(ce) 麵，使我們(men) 能夠真正走近——限於(yu) 資料和研究深度，目前還不可能走進——兩(liang) 漢經學藩籬，看清兩(liang) 漢經學的樣貌，而不是停留在狹窄而有限的史料中，作一種依稀仿佛的遠觀，寫(xie) 一點自我作故、自以爲是、自我欣賞的文字。

在走近兩(liang) 漢經學藩籬的同時，我也時時在反省、審思、觀照以前閲讀、研習(xi) 清人經解所形成的知識結構幾何圖之是非錯對，也就是體(ti) 悟清人“實事求是”考據方法另一麵由偏見、偏頗、偏激引起的偏斷、偏蔽之處。試圖利用新材料，尋求新方法，探索新途徑，來全方位觀察一種立體(ti) 而流動的秦漢經學史。雖然自度智有所限，書(shu) 有未觀，慮有不及， 但惕厲自警，總比渾然因循要好。

二〇二五年六月七日於(yu) 榆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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