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視野·時代：虞萬(wan) 裏先生訪談（二）

受訪者：虞萬(wan) 裏

采訪者：宮誌翀、馬濤、石瑊

來源：《經學研究》第八輯《經教的古今之變》，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虞萬(wan) 裏，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講席教授、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經學文獻研究集刊》主編。兼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出版基金專(zhuan) 家委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兼職教授。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緇衣>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姓氏與(yu) 避諱起源》等，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學術著作一千多萬(wan) 字，發表學術論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貳

我們(men) 知道，您的研究自1980年開始寫(xie) 《從(cong) 古方音看歌支的關(guan) 係及其演變》第一篇論文開始，到今天已曆四十餘(yu) 年。在近半個(ge) 世紀的時光中，您的研究可以說成果豐(feng) 富，內(nei) 容廣博，論述精深。根據我們(men) 的體(ti) 會(hui) ，您思考所集中者，先後經曆了小學、經學、出土文獻、文本研究幾大主題。近些年，您的研究主要轉到文本研究這方麵，似乎有在自身早年種種研究的積累上，綜合向前，翻新推進的意味。我們(men) 想問：

01 在您具體(ti) 多樣的研究之中，有無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在？或者說，您是否同意，當前您對經典文本問題的研究，是在前期學術積澱之上自然導向而來的？這樣一個(ge) 轉向何以會(hui) 發生，它對您意味著什麽(me) ？

這個(ge) 問題我可以先總的說一句，我確實對很多事物都感好奇，當然人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好奇的探索最終隻能放棄。但對自己研究相關(guan) 的學科和問題，我都保持著濃厚的興(xing) 趣。其次是我對自己的研究，總是要想求得心安，一旦發現研究對象被另一學科知識遮蔽或阻擋，無法求得真相時，我會(hui) 轉向去學習(xi) 那個(ge) 遮蔽和阻擋我深入的學科知識，這也就導致我不斷在轉向的內(nei) 因。由於(yu) 這種碰到問題就遷移思維的性格，終將導致我一事無成。因為(wei) ，不要說世界萬(wan) 事萬(wan) 物背後的關(guan) 聯是人類永遠無法窮盡的，就是人文曆史、經典文本、古代語言背後的糾葛也是紛亂(luan) 繁雜、難以理清的，但我明知而故犯，不求成大事，隻求暫時醉在探索快樂(le) 中。

四十六年前我開始寫(xie) 《古方音歌支》時，確實想在古音學方麵深入鑽研，希冀有所建樹。那篇處女作從(cong) 地域方音押韻，諧聲、讀若、方音造字，人名、姓氏方音音讀著眼，分析政治中心與(yu) 文化中心的轉移對語音的影響，兼顧語音在時間和空間中的音變，應該說考慮是比較多的。後來寫(xie) 《山東(dong) 古方音與(yu) 古史研究》，又引入考古文化、民族起源和遷徙、商周文化和曆史等。在撰寫(xie) 《三禮漢讀異文與(yu) 古音係統》時，我製作過一張《兩(liang) 漢禮學經師籍貫圖》，窺探不同地域經師的音讀差異；在幾千條的異文材料中選擇二三十條可考見其方音的字予以疏證。再後來寫(xie) 《由甲骨卜辭多字結構說到多、諸之音義(yi) 及其民族與(yu) 時地》，則是就前麵幾篇文章所涉及到的各種學科和掌握的方法，對“多”和“者”兩(liang) 個(ge) 聲符的得聲字作一次時間和空間的綜合研究。從(cong) 這幾篇文章所涉及的內(nei) 容，可見我對探索古方音的思考並不幼稚單純。為(wei) 此我購置了大量與(yu) 之相關(guan) 學科的書(shu) 籍，包括曆史地理、文化地理學、文學家的地域分布，以及人口遷徙的移民史等，期望在這方麵有所推進。但隨著我詞典編纂經驗的積累，越來越感到先秦兩(liang) 漢字和詞的形音義(yi) 糾葛之複雜，遠遠超出清代和近現代所有音韻學家實際研究的觸角和想象程度，國外漢學家更是連脈也把不到。因為(wei) 兩(liang) 漢的經學是先秦諸子百家和魏晉以後四部之學的樞紐，承上啟下，而且漢末反切興(xing) 起，魏晉音義(yi) 學家紛紛用他們(men) 的時代音和方域音將兩(liang) 漢經師的讀若、直音轉寫(xie) 成反切，而後為(wei) 隋唐音韻學者所選擇采納，所以中古音在很大程度上雖帶有兩(liang) 漢經師音讀的因子，但也可能在魏晉音義(yi) 學家反切轉換中走樣。所以我不得不擱置古方音探索工作，將重心放在兩(liang) 漢經學上，直接探索直音、讀若和漢讀，以及經師師承和文本傳(chuan) 授形態等。經學是一個(ge) 望不見邊、看不到底的深淵，不是我這種資質平平，又沒有童子功的人所能涉足的，好在還有《清經解》瀏覽閲讀的經曆，稍微熟悉一點，但我也隻能小心翼翼地走在經學的邊緣上，選擇幾個(ge) 有關(guan) 的麵向切入用功。

因為(wei) 對古音學的心結，最初關(guan) 注的經學，重點也偏文字音韻訓詁。比如《由〈詩論〉“常常者華”說到“常”字的隸定》《三禮鄭注“字之誤”類征》兩(liang) 文，作意是因為(wei) 上博簡公布後，學者群從(cong) 聚焦簡牘，爭(zheng) 相研究。沉埋二千多年的儒家簡牘一旦顯世，當然是一件很值得振奮的事，但也出現某些傾(qing) 向性研究方法和聲音，一是大多數學者用因聲求義(yi) 法來推求經文原字，造成一個(ge) 古文字有二三個(ge) 、五六個(ge) 通假字；二是可以概括為(wei) “兩(liang) 個(ge) 凡是”，凡是出土文獻都是對的，凡是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不同，都是漢人別有用心的篡改。我當時也湊熱鬧，去比較郭店簡、上博簡與(yu) 傳(chuan) 世本《緇衣》的異同，但對這種千篇一律的因聲求義(yi) 法所造成的一字有多個(ge) 通假字的做法和漢人篡改說頗不敢苟同。通假字的複雜性前麵已經說了，麵對一堆不知誰寫(xie) 不知錯對的簡牘文字，你非要從(cong) 聲韻上去求得一個(ge) 通假的本字，在某種層麵上說，就是認為(wei) 簡牘文獻既然真就一定對這種心理在支撐；簡牘文獻既然真就一定對，是漢人喜歡篡改這種心理在支撐。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在漢大風雨樓閲讀王念孫的《讀書(shu) 雜誌》，前麵多用因聲求義(yi) 法，當然也談誤字，但後麵的《漢隸拾遺》二卷，就有很多講漢隸字形如何形似譌誤之類。就是說，一旦涉及篆隸、古文隸書(shu) 的轉寫(xie) ，多有形誤問題。我一般不會(hui) 與(yu) 人正麵糾駁，指責別人，（我撰寫(xie) 的幾百萬(wan) 字中你找不到說別人這個(ge) 不對、那個(ge) 也錯的詞句，因為(wei) 我深知在人文學科領域中，你現在說別人不對，說不定過些時就有材料證明是你的過錯。一切錯對都應該經曆史沉澱，由後人評說。）所以先就上博簡材料，寫(xie) 了一篇《由〈詩論〉“常常者華”說到“常”字的隸定——同聲符形聲字通假的字形分析》，旨意在幫助常、裳、堂、棠都從(cong) “尚”聲，聲韻絕對可以通假，但其字形在篆、隸或古文、隸書(shu) 轉寫(xie) 時，因書(shu) 寫(xie) 不規範或辨認不確切，也會(hui) 引起譌誤。幫助以往被認為(wei) 是常識的聲同聲近通假中有形誤的因子，這種情況並非都是漢人別有用心的擅改。我的文外之意是，聲符相同，完全可以用通假解釋的異文組尚且還有譌誤的情況，更何況聲符不同的字！所以不能盯著“因聲求義(yi) ”在通假一條路上走到黑。一種文本，前人傳(chuan) 鈔有誤，後人校勘改正，但在校勘改正同時，又會(hui) 産生其他誤字。誤字是“前赴後繼”、“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漢代向、歆固然會(hui) 在校勘中改動文本，但他們(men) 所改一是有其他文本依據，二是有他們(men) 的認識與(yu) 判斷。這種認識與(yu) 判斷是建立在他們(men) 的知識結構和所見文本基礎上的，完全不是我們(men) 現在偶爾一見幾根竹簡所能同日而語——當然其中也不免會(hui) 有誤校誤判、誤認誤錄的情況，那也多受製於(yu) 客觀而非主觀故意，說漢人篡改，實在有點可笑。為(wei) 了求得文獻證據，又花了很多時間又寫(xie) 了《類征》和另一篇《鄭玄所見〈三禮〉傳(chuan) 本殘闕錯簡衍奪考》，希望借鄭玄注《三禮》時所見的誤字和錯簡，揭示誤字、錯簡情況先秦兩(liang) 漢就有。我在寫(xie) 《類征》時的方法有些與(yu) 衆不同，就是先遍閲經文各種注解，確定我認為(wei) 是最符合經義(yi) 的那個(ge) 字，而後用出土簡帛與(yu) 鄭玄意識中的字誤進行勘證，由此證實兩(liang) 漢簡帛確有誤字，有些是前代已誤，有些是漢人在傳(chuan) 鈔中因各種原因而産生的錯誤。所謂類征，是分類論證，揭示出關(guan) 涉字形的“字之誤”中有形近、聲符形近、形聲形近、壞字形近；關(guan) 涉聲韻的“字之誤”中有同聲符、聲之誤，關(guan) 涉字義(yi) 的“字之誤”中有義(yi) 近之誤和為(wei) 分別經義(yi) 之誤，這就很好地佐證了《常常者華》一文所提出的聲同聲近通假中有形誤因子的觀點。最近我又寫(xie) 了一篇《〈堯典〉“光被四表”與(yu) “橫被四表”文本解析──漢代經師隸定與(yu) 訓讀的一個(ge) 側(ce) 麵》文章，《堯典》“光被四表”和“橫被四表”是清代戴震與(yu) 王鳴盛之間的一則公案，陳誌鋒和王利都有精湛的考證文章，我則主要是接續自己以前的研究思路，去證實清人在“因聲求義(yi) ”思潮傾(qing) 向性指引下，也往往會(hui) 忽略傳(chuan) 鈔中的誤字。啟發我破解這則字形公案的是戴震的一句話，他說六經中沒有“桄”字，但《爾雅》有 “桄”，訓“充”，與(yu) 孔傳(chuan) 同。孫炎本作“光”，這就將桄和光聯係起來。《爾雅》和《尚書(shu) 》《詩經》關(guan) 係最密切，幫助《爾雅》的“桄”字肯定曾經在六經中出現過。孫炎本出“光”字，就與(yu) 其老師鄭玄訓“光被四表”的“光”為(wei) “光燿”對上了號。通過對“桄”“光”“橫”和“廣”的甲骨、金文字形，尤其是戰國齊係文字的字形分析，在《汗簡》《古文四聲韻》《古文淵海》中找到了“橫”的古文字形，它省去了中間構件“田”，極似“桄”字。古文“桄”作為(wei) 橫—光兩(liang) 字中間的過度字形確認後，《堯典》“橫被四表”和“光被四表”異文的文本和分道揚鑣的過程就可以描述了。段玉裁已經確定古文作“光被四表”，今文作“橫被四表”，我則進一步推測了兩(liang) 種文本演化結果：假定魯壁所出《堯典》“橫被四表”之“橫”寫(xie) 成“圖片”，孔安國依形隸定成“桄”——這是隸古定的基本法則，但伏生傳(chuan) 世本釋“橫”為(wei) “充”，故安國《古文尚書(shu) 》也解釋為(wei) “充”，形體(ti) 雖異，訓釋相同。後來傳(chuan) 授古文的經師，覺得“桄”字奇怪無據，用漢讀法讀成“光”，改為(wei) “光被四表”，“光”沒有“充”義(yi) ，隻有“光燿”義(yi) ，而“光燿”義(yi) 也切合“光被四表”，所以“光燿”義(yi) 被古文經師傳(chuan) 承下來。這篇文章也和前兩(liang) 篇一樣，表麵上是討論字形，實際上是在追溯今古文文本的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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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孫《讀書(shu) 雜誌》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書(shu) 局刊本

我想，離開文字奢談文本是不切合實際的，反過來說，拋開文本及其傳(chuan) 授曆史背景而隻談文字字形，也不能看清字形變化的內(nei) 在規律。文字與(yu) 文本有密切關(guan) 係，但經典文本形態變化更有超越文字的其他要素——那就是經師在師弟子傳(chuan) 授過程中經傳(chuan) 、經注合一的問題。

2007年我應魯瑞菁教授之邀，在台灣靜宜大學客座，我講先秦兩(liang) 漢的注疏學。對於(yu) 先秦兩(liang) 漢傳(chuan) 、注、詁、說、解……等等訓詁術語作了歸納考察，我劃定了傳(chuan) ——章句——注這三個(ge) 不同曆史階段的注疏形態，其他各種訓解形式都依附或者說伴生在這三種形態上。立足於(yu) 儒家經典具體(ti) 而言，先秦到西漢中期，主要是“傳(chuan) ”體(ti) ，傳(chuan) 體(ti) 首先是傳(chuan) 承老師對經典古義(yi) 的理解和解說，並轉而傳(chuan) 授給學生，先“承”後“傳(chuan) ”，像郵傳(chuan) 一樣，起一個(ge) 傳(chuan) 承作用，是動詞。學生可以筆於(yu) 簡或“書(shu) 諸紳”，即記錄，就是“記”，如果從(cong) 記錄老師傳(chuan) 授的知識著眼也可以說是“傳(chuan) ”，是名詞。在這個(ge) 點上說，“傳(chuan) ”和“記”同義(yi) ，多是概括經文的大義(yi) 和老師的言語，當然其中也夾雜著個(ge) 別的訓詁。漢代宣、元之後，因博士製度的要求，章句學興(xing) 起、發達，至其極盛而衰，是因為(wei) 太繁瑣。但章句的最大功績是將經文的詞句、篇章劃分得清清楚楚，為(wei) 以後的“注”掃清了障礙。章句一刪再刪之後，經師可以在已經被離章析句分解的經文下，插入自己簡要的訓詁和解說——形成後世所謂的“注”。客座靜宜之後，我在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上海交大和浙大都給研究生講過，自以為(wei) 是破解了經學傳(chuan) 授中的一個(ge) 小秘密。記得已故老友祝鴻傑教授在我家聽我表述這層意思後說：“我教了三十年訓詁學，聞所未聞（原話）。”我聽了後也蠻欣慰。因為(wei) 我一直在思考先秦兩(liang) 漢“傳(chuan) ”體(ti) 的構架，所以我會(hui) 進一步去考慮幾種具體(ti) 的文本時代性和差異性。

上博簡《孔子詩論》經馬承源先生整理公布後，討論、考證文字屈指難數。我在先秦兩(liang) 漢“傳(chuan) ”體(ti) 構架思考下，寫(xie) 了一篇《〈孔子詩論〉應定名為(wei) “孔門詩傳(chuan) ”》。我細讀《詩論》，發現有三個(ge) 層次，一問一答，很清楚。“某某者何”，是儒家師弟子傳(chuan) 授時的習(xi) 慣語，《公羊》《穀梁》可以佐證。《詩論》答語極為(wei) 精煉，多是一句、一個(ge) 短語甚至一個(ge) 詞，也符合先秦傳(chuan) 體(ti) 格言式的語言風格。隻是因為(wei) 在師弟子傳(chuan) 授過程中，將先後不同層次的問答抄錄在一個(ge) 篇章中，猶如將立體(ti) 的風景壓成一個(ge) 平麵，曆史層次感消失了，其實它是最符合先秦“傳(chuan) ”體(ti) 形式的文字，絕對沒有“論議”的意思，所以不能命名為(wei) “孔子詩論”。我在文章中並沒有指責馬先生的“不對”，隻是直接闡述自己的看法，所以也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當然也就沒有《詩論》與(yu) “詩傳(chuan) ”的“辯論”。

《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與(yu) 其他各篇有一個(ge) 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傳(chuan) 文已經插入相應的經文，引出這個(ge) “傳(chuan) ”與(yu) 《喪(sang) 服傳(chuan) 》的“傳(chuan) ”一樣，到底有還是沒有的爭(zheng) 論。我寫(xie) 《從(cong) 〈夏小正〉傳(chuan) 文體(ti) 式推論其作者》，主要是討論它的問答和訓詁式“傳(chuan) ”是什麽(me) 時候開始的，結論是與(yu) 《公羊傳(chuan) 》時代相先後，其中也會(hui) 有夫子和七十子後學遞相傳(chuan) 授的內(nei) 容，等到戴德纂輯時，取先秦傳(chuan) 記整比纂次，或許也有自己的意見在內(nei) 。戴德時代，訓詁解經已經比較普遍，其之所以仍題“傳(chuan) ”，我推測是七十子後學延續相“傳(chuan) ”，早已有此字。

經和傳(chuan) 注合一問題，是我十多年來比較關(guan) 注的問題，但除了發表過一二篇文章，其他都隻在博士課堂上講授。最近將刊出的《以傳(chuan) 附經文本之起源與(yu) 形成》和《漢代傳(chuan) 注附經與(yu) 章句、注解興(xing) 替》兩(liang) 文，原是一篇，因為(wei) 篇幅過長，有八萬(wan) 字，應編輯部要求拆分成兩(liang) 篇。文章中的“傳(chuan) ”包括先秦以來所有的傳(chuan) 、記、說、解、訓詁、章句和注等等所有的解經體(ti) 。以傳(chuan) 附經的文本形態，因孔穎達引述了馬融《周禮傳(chuan) 序》的一句話，說自己的《周官傳(chuan) 》是“欲省學者兩(liang) 讀，故具載本文”，一千多年來，都以馬融的“具載本文”為(wei) 創舉(ju) 。以傳(chuan) 附經文本是經典文本學中一個(ge) 極其重要的問題，所以我思考、講授、完善、再思考，曆經多年，最後才動筆成文。

今所見以傳(chuan) 附經的文本形態，明顯地可以追溯到《管子》《墨子》，因為(wei) 《管子》有《形勢》《形勢解》、《版法》《版法解》等一組，都是以一篇“解”同名一篇的文章，《墨子》有《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四篇，也是兩(liang) 兩(liang) 相解，篇篇相連，《管子》中還有後文解前文的篇章。不明顯的以傳(chuan) 附經形態，在兩(liang) 戴《禮記》、《韓非子》等都有，而且形式多樣，有前後相解，有逐句相解，有一段解一句等等。這種以傳(chuan) 附經文本形態，與(yu) 出土簡帛如武威漢簡《儀(yi) 禮》、帛書(shu) 《五行》、定州簡牘《孝經》等可以互相印證，它們(men) 作為(wei) 一股暗流，在民間傳(chuan) 鈔、傳(chuan) 授中傳(chuan) 播，雖然步履艱難，還是多方探索，從(cong) 春秋到東(dong) 漢，經曆了六七百年之久，才逐漸定型。而這種定型的契機，還有章句學的一份功勞。我們(men) 生活在經文和傳(chuan) 注、正義(yi) 、釋文合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很難想象二千多年前古人為(wei) 什麽(me) 不早早將傳(chuan) 注文字連接在經文後，使人一目了然。其實這是不明白在沒有發明用朱墨雙色、用粗細、大小字分別經、傳(chuan) ，沒有發明用雙行小字夾寫(xie) 的竹簡時代（關(guan) 於(yu) 朱墨、大小字、雙行小注我將另文詳說），你如果直接將解釋的傳(chuan) 和記等接寫(xie) 在狹長簡牘的經文後，是無法分清經、傳(chuan) 的。古人並非沒有這種接寫(xie) 的形態，隻是將解釋性文字接寫(xie) 在被解釋的文字後，因為(wei) 無法分清，就被融入正文，我們(men) 今天把它叫作正文訓詁。正文訓詁經典中還不少，隻是過去我們(men) 並不注意。清人所揭示的，是所謂旁注入正文，俞樾《古書(shu) 疑義(yi) 舉(ju) 例》就有“以旁記字入正文例”，其實這種情形在經典、尤其是傳(chuan) 記性的經典中很多。

我說漢代以傳(chuan) 附經的産生，章句學有一份功勞，是因為(wei) 章句的首要功能是離章析句。先秦師弟子多以大義(yi) 相傳(chuan) ，個(ge) 別訓詁，應作為(wei) 別記，一般不入著作，所以即使有大致的篇章之分、詞句之釋，也不甚清晰。隻有在嚴(yan) 格的章句學製度下，每一篇經典都必須離章析句層層劃分，才使得經典層次清晰、脈絡分明。我最近發表的《章句起源與(yu) 初期形態蠡測》，就是很明確地要把章句的起源階段，即它的初期形態獨立出來。談章句的文章太多，大多懾於(yu) 秦近君解“堯典”十萬(wan) 言，解“粵若稽古”三萬(wan) 言的繁瑣章句，先入為(wei) 主，以為(wei) 章句學就是繁瑣學，將前後不同階段的章句學，即章句形態學和章句詮釋學攪在一起，所以糾纏不清。當然，章句形態學和章句詮釋學是漢代經學文本很重要的表現形態，關(guan) 於(yu) 《漢誌》所載的各種“章句”，我將另文表述。

上麵隻是簡單述說我在經學文本研究中幾個(ge) 點和幾條線，但它們(men) 是先秦兩(liang) 漢整體(ti) 性文本中很重要的點和線，不可或缺。真正的麵的文本研究，應該是七朝石經和簡牘《緇衣》的研究。我確實是先從(cong) 音韻、文字、訓詁入手，發覺最後都繞不開兩(liang) 漢的經學，於(yu) 是去關(guan) 注經學。儒家經典簡牘出土多了以後，我感覺漢代經師在識讀先秦古文時，和我們(men) 今天識讀簡帛文字非常接近，都是隔著時空在解讀不是用時下通行文字寫(xie) 的文本。不同經師的解讀不同，便形成不同的文本。以往多隻關(guan) 注經今、古文經學文本的不同，其實今文經學之間文本也多有差異，熹平石經的碑陰的校記就是十四博士和七經異同的明證。我從(cong) 研究經學中的異文，悟徹到這都與(yu) 經師對文本的解讀有關(guan) ，於(yu) 是抓住漢代經師的“漢讀”，由漢讀而進入今古文經學文本的研究。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漢代經師的“漢讀”，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學文本，使之符合漢代經師理解的儒家經學思想體(ti) 係。

02 您剛才談到七朝石經，我們(men) 想請您重點談談對經典文本研究的方法論心得，特別是您對石經材料的重視和應用。

我接觸石經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複印馬衡《漢石經集存》，隻在關(guan) 心石經的文字，並沒有文本的概念。在校勘郭店簡、上博簡和傳(chuan) 世本《緇衣》時，我才有比較清晰的文本概念，因為(wei) 漢魏石經沒有《禮記》，所以我取最早的唐石經校勘。校勘結果，並無收獲，就是說，傳(chuan) 世本《禮記·緇衣》和唐石經基本相同，這是說傳(chuan) 世本《緇衣》和唐石經相同，而不是唐石經和漢代的《禮記·緇衣》相同，因為(wei) 唐石經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那麽(me) 簡牘《緇衣》和唐石經之間的文字差距和文本異同，是一個(ge) 缺環。這個(ge) 缺環一直在我心中懸著，沒有著落。《緇衣》課題結束，我做了一個(ge) 《從(cong) 石經魯詩異文看清人四家詩研究》課題，起因是我經常閲讀、利用清人的四家詩研究，感覺陳氏父子和王先謙等人已經將漢代魯齊韓毛四家《詩》恢複了，對他們(men) 充滿敬意。但稍稍對照上世紀二十年代新出土的《魯詩》殘石，不僅(jin) 有差異，差異還不小，所以作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題來做。那個(ge) 專(zhuan) 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魯詩石經異文發覆》。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現約有1300餘(yu) 字，校覈《毛詩》，有100多個(ge) 異文。我所以要發其“覆”，是想知道清人對《詩經》異文三家詩分配的錯與(yu) 對，結果覈對下來，即《魯詩》而言，錯的比對的多，可以想見他們(men) 分配的《齊詩》《韓詩》也未必是漢代真正的《齊詩》和《韓詩》文本——但我說過，雖然不對的多，我還是很佩服他們(men) 的學問之大、工作之細——由此我對石經有了新的認識，它是現存儒家經典的漢代今文標準文本。從(cong) 中古時期經典文本學的角度看，石經要比出土文獻更有比較價(jia) 值，因為(wei) 它與(yu) 傳(chuan) 世經典文本間的關(guan) 係更加緊密。十多年前我就已經和朋友一起商量，準備將所有石經文獻集中起來匯編成書(shu) ，也已經與(yu) 出版社聯係。後來有幸申報重大課題得中，於(yu) 是有了長達多年的辛勞。

七朝石經中，最有經典文本價(jia) 值的是漢、魏、唐、蜀四朝石經。熹平石經刊刻今文經，它在十四家博士中選擇最有代表最盛行的一家經文刻於(yu) 碑陽，其他幾家經校勘後，將校記刻於(yu) 碑陰。魏石經刻的是古文經，但未能完成，隻有《尚書(shu) 》《春秋》和部分《左傳(chuan) 》，雖非古文經全豹，由於(yu) 其所刻是古文、篆文、隸書(shu) 三體(ti) ，所以非常珍貴，它代表了曹魏時期的古文標準本。唐石經是“古本之終”，是在魏晉碑版別字、手寫(xie) 俗體(ti) ，千人百麵前提下，經貞觀以下各朝校勘而成大和本，再在大和本基礎上校勘上石的碑本，代表了唐代字體(ti) 最標準的官方文本，後唐、兩(liang) 宋以後的刻本正文，都出於(yu) 唐石經，即所謂“今本之祖”。唯有孟蜀廣政石經直接依大和寫(xie) 本書(shu) 寫(xie) 上石，還保存了唐代寫(xie) 本時期的某些樣貌，所以凡是蜀石經和唐石經及宋刻本之間較大的差異，都是值得珍視的，它很可能是唐代寫(xie) 本舊貌的痕跡。我在七朝石經中比較關(guan) 注漢魏石經，因為(wei) 他涉及到今古文經學的文本，是我探索秦漢經學的第一手材料。

曆史好像在和我們(men) 開玩笑，熹平石經是今文經本，偏偏今天傳(chuan) 世的大多是古文經本；正始石經是古文經本，而刊刻僅(jin) 《尚書(shu) 》《春秋》，出土殘石又不多。但我們(men) 仍能從(cong) 殘缺不全的碎石中尋覓出今古文經一詞一句甚至一個(ge) 片段的不同。

漢魏石經，宋代就有人著錄校勘，清代更是將它作為(wei) 校勘經典的第一手材料，並已有人試圖複原行款。但真正援據少量石經殘石建立起一門“石經學”學科的，應推近代的王國維。王國維1916年寫(xie) 《魏石經考》，從(cong) 漢魏石經的石數、經本和魏石經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shu) 法七個(ge) 方麵展開研討，並試圖作石經複原圖。盡管當時所見殘石有限，其中對魏石經的經文、篇題推測未必正確，但作為(wei) 一門石經學的學科，已經初見輪廓，等到羅振玉匯集當時出土的殘石，纂輯成《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可以說已建立起一門現代意義(yi) 上的石經學。一個(ge) 多世紀來，學者們(men) 都在他們(men) 建立的學科基礎上拓展、深入。一千年前，趙明誠曾經說過《魯詩》文本與(yu) 現今的《毛詩》不同，這一點王國維很想知道卻無法證實。第一個(ge) 證實趙明誠的說法、揭示熹平石經《魯詩》文本不同的是羅振玉。當王國維排列殘石行款時，羅振玉並沒有深刻理解其意圖，及至王靜安自沉，羅雪堂遵行其方法作《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對每一塊殘石都作字數、行款的推測描述，《魯詩》與(yu) 《毛詩》的章次、篇第、篇什異同都有所顯現，但是他沒有將更多的殘石連綴起來作文本比較的研究和展示。張國淦在《集錄》基礎上，參據大量古今文文字，將它排成碑圖，第一次複原出一千八百年前的石經輪廓，但卻沒有作出文本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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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經《詩經》殘石

四川博物院藏

我在羅雪堂、張國淦的基礎上，將他們(men) 所排比的魯、毛不同詩篇連綴起來，結合曆史和文獻，複原過幾幅《魯詩》與(yu) 《毛詩》不同文本的片段。比如《詩經今古文與(yu) “板蕩”一詞溯源》，題目是針對“板蕩”一詞，其實是對《詩·大雅》三什中《生民之什》和《蕩之什》魯、毛二家不同排列的複原。《毛詩·生民之什》是《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le) 》《公劉》《泂酌》《卷阿》《民勞》《板》十篇，《蕩之什》是《蕩》《抑》《桑柔》《雲(yun) 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瞻卬》《召旻》十一篇。《板》在《生民之什》末，《蕩》在《蕩之什》首，古人是否會(hui) 擇取《生民之什》的末篇和《蕩之什》首篇篇名組成“板蕩”一詞，是一個(ge) 疑問。根據熹平殘石排列，《魯詩·生民之什》是1《生民》，2《既醉》，3《鳧鷖》，4《民勞》，5《板》，6《蕩》，7《抑》，8《桑柔》，9《瞻卬》，10《假樂(le) 》十篇。《魯詩》《板》《蕩》兩(liang) 篇連在一起，都是描寫(xie) 戰爭(zheng) ，所以産生“板蕩”一詞。我進而考察，“板蕩”一詞最早使用的是東(dong) 漢楊賜。光和元年（178），有虹霓晝降嘉德殿前，靈帝招問，楊賜對答有“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yu) 今”之語。以三百篇當諫書(shu) ，是漢代今文經學的慣例。楊賜為(wei) 楊秉子，秉父楊震學於(yu) 龔勝、龔舍，都是《魯詩》學者。光和元年正是熹平石經刊刻時期，楊賜又是石經刊刻的參與(yu) 者，所以，熹平殘石的拚接，不僅(jin) 顯示出《魯詩》《毛詩》文本分什的不同，也顯示出“板蕩”一詞連用始於(yu) 《魯詩》學者之口，有確鑿的文獻根據。

熹平《魯詩·小雅》中的《嘉魚》《甫田》《鴻鴈》三什的殘石拚接後，也顯示出與(yu) 《毛詩》順序的錯舛。及至朱鳳瀚先生整理《海昏詩簡》目錄公布後，我發現正好和《魯詩》殘石可互證，非常興(xing) 奮，於(yu) 是寫(xie) 了一篇《由海昏簡與(yu) 熹平殘石對勘論魯、毛篇次異同——以《小雅》《嘉魚》《鴻鴈》《甫田》三什為(wei) 中心》的小文。這篇小文可證《魯詩》與(yu) 《毛詩》三什的異同，同時也證明《海昏詩》與(yu) 熹平《魯詩》相同，《海昏詩》的歸屬似可確定。劉賀的老師是王式，王式即是《魯詩》學派，文獻上也相吻合。朱先生學術態度很嚴(yan) 謹，沒有給《詩簡》下詩派斷語，我也沒有判斷一定是《魯詩》派，但我們(men) 開會(hui) 遇見時交流看法，意見都是一致的。

最近我寫(xie) 《何休公羊傳(chuan) 所據胡毋敬本補證》，也是利用熹平《公羊》殘石文字的文章。由於(yu) 東(dong) 漢流行眭孟的兩(liang) 位高足嚴(yan) 彭祖和顏安樂(le) 二家《公羊傳(chuan) 》，所以曆來對何休《解詁》所據多不言其所本。漢末熹平石經刊刻嚴(yan) 彭祖本，宋代出土殘石校記文字有“顏氏”雲(yun) 雲(yun) ，於(yu) 是引起對何休注本的興(xing) 趣。清代惠棟說何本為(wei) 顏安樂(le) 本，馮(feng) 登府說是胡毋敬本，王國維說是兼用嚴(yan) 、顏兩(liang) 本。經段熙仲詳考，何休用胡毋敬本應該是有充分證據的。但他們(men) 的論證都限於(yu) 個(ge) 別句式和異文上。我利用張國淦和呂振端複原的碑圖，將嚴(yan) 彭祖和胡毋敬文本的不同句子、段落都作了揭示，結果是在《公羊傳(chuan) 》1/44的殘石文字中發現三字以上直至六七十字的差異已經有近二十處，異字異文更多，可以推想整本《公羊傳(chuan) 》的差異有多少。相傳(chuan) 嚴(yan) 彭祖文本承自董仲舒，也有說是承自胡毋生本，無論承自何人，都證明《公羊傳(chuan) 》雖然是漢代的寫(xie) 本，其流傳(chuan) 的差異仍然值得重視。董與(yu) 胡毋是同學，以往從(cong) 思想和政治視角研究《春秋繁露》的學者，隻知道《繁露》和《公羊傳(chuan) 》頗多異說，卻不知其所以然。經此推證，可以看到同出一源的文本在幹涉政治或被政治利用，以及被經學曆史衝(chong) 刷下所發生文本變異的程度。一般研治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學者，對語文學者所考證的一字一句異同往往嗤之以鼻，以為(wei) 無關(guan) 宏旨。董氏《繁露》和何本《公羊》的差異，足以讓他們(men) 認識到語言文字考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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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萬(wan) 裏主編《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七朝石經研究新論》

熹平石經殘石現存字數不足一萬(wan) ，也超過八千，除了《魯詩》可以和《毛詩》校覈看出兩(liang) 家文本的不同，其他《周易》《尚書(shu) 》《儀(yi) 禮》等都有差異。三體(ti) 石經字少，其價(jia) 值在古文字形，而我也因《尚書(shu) ·無逸》篇熹平石經今文本和三體(ti) 石經古文本太甲、中宗、高宗三宗序次不同，博征文獻，藉助劉向校經所說《尚書(shu) 》脫簡實例和出土竹簡的書(shu) 寫(xie) 形製，考定三體(ti) 石經和今存《古文尚書(shu) 》中宗、高宗、祖甲係錯簡，錯簡時代應該在先秦，也就是說孔安國整理孔壁古文時已經錯簡。錯簡僅(jin) 是指經文的文本，我又從(cong) 孔傳(chuan) 、王肅注祖甲為(wei) 湯孫太甲，馬融、鄭玄訓祖甲為(wei) 武丁子異說中，分析兩(liang) 漢今古文傳(chuan) 授的曆史，揭示出兩(liang) 種解釋産生的原因。現在一般談《古文尚書(shu) 》，很少去關(guan) 注它在西漢中期到東(dong) 漢初期的傳(chuan) 授曆史，而往往用“僞書(shu) ”來一言以蔽之，抽離了這一段傳(chuan) 授曆史，使得現在的“孔傳(chuan) ”也都是魏晉以後的僞造的。我在複原文本的同時，辨析、梳理這些注解的來源，它如何與(yu) 文本相伴而生，這對清理《古文尚書(shu) 》公案是有助益的。我想，將來《古文尚書(shu) 》案的清理，這樣的手術是必不可少的。

唐石經是“今本之祖”，所以長興(xing) 本以下的北宋景德校勘本、南宋紹興(xing) 翻刻本都一脈相承，唯蜀石經據唐大和寫(xie) 本——即唐石經據以校勘上石的母本——書(shu) 寫(xie) ，有三百多個(ge) 異文，現在所存殘石，僅(jin) 有個(ge) 別異文而已。我在文獻中梳理過大和本以前的幾次校勘工作，隻是這些校勘過的文本沒有流傳(chuan) 下來，很難印證。往前回溯，隋唐時《釋文》所載的異文，《釋文》之前，是唐代《五經正義(yi) 》所引到的六朝異文和六朝碑刻的引經，朝前就是漢魏石經，再上溯就是出土的儒家簡牘。我收集整理了七朝石經之後，一直想揭示“古本之終”前的漢-唐時期的經文文本某些側(ce) 麵，這個(ge) 難度很高。因為(wei) 資料有限，零碎不成係統。幸而被發現、勾稽出來，還需要用文字音韻訓詁和經學史、文獻學、碑刻學等各方麵知識綜合研究、考證，費時費力，而且寫(xie) 出來也不是大文章，一般雜誌崇尚理論，講究體(ti) 係，追蹤熱點，也未必看得上，但其價(jia) 值非預流、跟風、湊熱鬧的文章可比。我認為(wei) 經典文本最重要也最需要重視的是這一段，這是真正的“鉤沉”，把沉埋、沉沒已久的漢唐文本一鱗半爪勾稽出來，為(wei) “古本之終”的唐石經提供幾塊基石。有鑒於(yu) 此，我指導的博士論文，如馬濤的《唐石經〈禮記〉經本研究》，侯金滿的《唐開成石經〈尚書(shu) 〉經本研究》，徐煒君的《漢魏六朝〈周易〉文本流變研究》，陸駿元的《漢魏六朝〈左傳(chuan) 〉文本之傳(chuan) 衍與(yu) 發展研究》等，都或多或少涉及這方麵的內(nei) 容，聚沙成丘，或許能夠反映漢-唐文本流變的一個(ge) 側(ce) 麵。

03 您對上博簡《緇衣》的研究在今天已成為(wei) 一個(ge) 典範，在其中您已經比較明確的提出並嚐試描述經典文本演變和體(ti) 式的複雜性，這些問題後來又在您的許多相關(guan) 研究中展開。您的這些研究，對清代以來學術有關(guan) 文本的認識有很大的修正，請您談談前人的方法有何貢獻和問題。

上博簡《緇衣》是我花一定時間去做的一個(ge) 習(xi) 作，但它是一個(ge) 未完成的半成品，絕對不敢說是一個(ge) 典範。說它半成品，是我原來設想中還有“上下、大人小人與(yu) 君子指屬之推測”、“《緇衣》與(yu) 儒家之禮”、“從(cong) 簡本文字論《緇衣》經義(yi) 注釋”、“曆代注釋輯校述評”四章，以及一二個(ge) 附錄，因為(wei) 一套叢(cong) 書(shu) 要同時出版，隻得衣冠不整就出場了，對自己，不免有點遺憾，對讀者，卻始終心懷愧疚。您說我在這本書(shu) 裏“已經比較明確地提出並嚐試描述經典文本和體(ti) 式的複雜性”，這一點是確實的。我當時雖說是被慫恿去湊個(ge) 簡牘“熱鬧”，但選擇《緇衣》是有目的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已轉入經學的研究，當然主要偏向於(yu) 經學的文字音韻訓詁，如何從(cong) 狹窄的語言學跨入全方位的、立體(ti) 的經學，是我思考的問題。我主觀的認識是：立足於(yu) 小學研究經學，和立足於(yu) 經學研究小學，初看好像沒有差別，但到了一定的深度，兩(liang) 者的視野和胸襟是不同的。視點一直放在小學上，可能看不清經學的整體(ti) ；反之，視點落在宏大的經學和經學史上，就收放自如，即使去燭照纖微，去談論文字的音義(yi) ，胸中也有一個(ge) 整體(ti) 觀。既然簡牘《緇衣》是一篇有傳(chuan) 世本可以對照的經典，那它可觀照的麵向就很多。文字的辨識固然是第一性的，但還不是最主要的，簡本二十三章與(yu) 傳(chuan) 世本二十五章，以及簡本和傳(chuan) 世本的排列順序，是研究文本差異性的重要方麵。前麵說過，當時有些人總以為(wei) 有簡牘的對照，凡是傳(chuan) 世本與(yu) 之有異，都是漢人做的手腳、漢人的篡改。從(cong) 思維的層麵上說，這樣認識是表層的、淺層次的——一個(ge) 是未經擾亂(luan) 的古本，一個(ge) 是漢人校勘、傳(chuan) 鈔過的文本，似乎可以這樣認為(wei) 。但進一步思考，造成章節多少和次序差異的因素太多太多。跨入曆史、經學史、校勘史的領域作全麵的觀照：漢代劉向他們(men) 收集到的是怎樣的文本？一個(ge) 還是多個(ge) ？整篇《緇衣》是二十多章連抄，還是一章一簡（或數簡）不連抄？當時怎樣存放？編輯《禮記》時取哪一種文本？怎樣校勘？……這中間會(hui) 有很多現在無法知道的環節。所以，說漢人篡改，實在顯得淺薄。我首先是立足於(yu) 《漢誌》所載一百三十多篇“記”這一點，推想這應該大多放在一起的。其次，傳(chuan) 世本整章的順序變動，可推測各章是不連抄的，因為(wei) 連抄的話，總有前一章章尾文字和後一章章首文字抄在同一簡的情況，也就不可能章次混亂(luan) 到如此地步。再次，編聯竹簡的緯絲(si) 容易朽爛，尤其是長期堆放在天祿石渠，平房潮濕，更易爛脫。所以，無論是戴聖還是劉向抑是誰人，去整理一堆緯絲(si) 朽爛脫落、各章不連抄的竹簡，難免會(hui) 將旁邊不相關(guan) 的章節或文字簡牘編入。既然各章不連，緯絲(si) 又斷爛，整理者隻能憑自己的理解去連綴，不要說不同時代的人，就是同時代的人去理解連綴，也會(hui) 不同。就像《孔子詩論》，馬先生整理公布後，有十多種近二十種排簡法，理論上說，立足於(yu) 七十子後學的原簡簡序，今人的排法隻有一種對的，甚至都不對，但你不能說現在十幾個(ge) 甚至近二十個(ge) 學者都是在篡改。這裏麵有太多的無奈，而實在沒有絲(si) 毫的故意和惡意。再就各章內(nei) 的引《詩》引《書(shu) 》看，傳(chuan) 世本有前後舛亂(luan) 者，既然緯絲(si) 已經朽爛，竹簡散亂(luan) 不連，我就從(cong) 竹簡鈔寫(xie) 字數進行排列，發現凡《詩》《書(shu) 》前後錯亂(luan) 的都發生在竹簡的轉換處，所以顛倒也是無意和無可奈何的事。前麵說過，我在比較簡牘和傳(chuan) 世本《緇衣》的同時，寫(xie) 過《裳裳者華》《鄭玄三禮注“字之誤”》和《鄭玄所見〈三禮〉傳(chuan) 本殘闕錯簡衍奪考》幾篇文章，從(cong) 鄭玄時代和他的角度，分析過漢代經學文本文字、篇章和錯簡、衍奪等情況，知道很多未被文獻和經學史記錄，經學文本流傳(chuan) 過程中，有太多的意外因素，是我們(men) 在二千年後很難想象的。這種意外因素有時並非可用邏輯推演，更何況憑主觀推測、輕言輕發。主觀思維受製於(yu) 知識結構，知識結構受製於(yu) 讀書(shu) 多少。“書(shu) 有未曾經我讀”，即使讀過的書(shu) ，也未必能得其諦義(yi) 。所以我絕不會(hui) 憑主觀想象去懸測，而是盡量去尋找失落在曆史長河中的蛛絲(si) 馬跡。我想，我對《緇衣》文本流變的推測也隻是多條途徑中受製於(yu) 我讀書(shu) 多少、思考深淺而得的一種可能性而已，並非最終的結論。

圍繞《緇衣》我還追溯過《緇衣》詩本事、詩旨與(yu) 《禮記·緇衣》的關(guan) 係、《詩》《書(shu) 》從(cong) 國學教授到被作為(wei) 經典引用的曆史，《緇衣》與(yu) 先秦君臣、君民關(guan) 係等等，當時確實是想做一個(ge) “綜合”的研究，限於(yu) 自己的見異思遷和叢(cong) 書(shu) 出版時間的限製，最後還是用半成品匆匆付梓。但我多次說過，我那書(shu) 的“前言”是經過思考的，是代表我當時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研究思路與(yu) 方法的文字。比如說，我對傳(chuan) 世本和出土文本異同的認識，是這樣說的：

在梳理、判別簡本與(yu) 傳(chuan) 本種種異同之際，筆者絕不用“古人造僞”、“漢人竄改”、“經師竄入”之類詞語。縱觀曆史，無可否認，古人在特定曆史特定環境特定人際特定心理下可能造僞欺世騙人，但恐怕更多的是在無緣無故無知無覺前提下，以為(wei) 無礙無妨甚至無可奈何之心境下所鑄成的種種錯誤與(yu) 變異。是古人品行不端篡改成性作僞成癖？還是事理人情太複雜紛繁霧闇雲(yun) 深？是因曆史濃縮致使證據失落乃至蕩然？抑是我們(men) 智商太低知域有限讀書(shu) 不多思慮欠周？這是每個(ge) 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如果一味簡單、武斷地將數千年後無法理解、詮釋的種種異同多歸之為(wei) 古人有意作僞和竄改，不僅(jin) 厚誣古人，欺騙世人，貽笑後人，而且還將“研究”這複雜多變神祕莫測充滿魅力且使人饒有深趣的工作變得簡單蒼白乏味無趣。

這段話並不是全然針對當時淺薄的“篡改說”，而是有感於(yu) 清代以來學者動輒指為(wei) 後人作僞的傾(qing) 向性思維而發。考證的最高境界不是停留在兩(liang) 者的異點，而是在於(yu) 最恰當地梳理出兩(liang) 者之所以異的曆史脈絡。還有，古文字的辨識與(yu) 考證，現在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極為(wei) 可喜。但對文字的構型體(ti) 係和用字體(ti) 係的認識尚欠不足，所以我曾說：

甲骨、鍾鼎、簡帛等文字就其集合的形體(ti) 而言各有其構形係統，而用甲骨、鍾鼎、簡帛書(shu) 刻的文獻內(nei) 容和傳(chuan) 世文本卻是一種言語的係統。前者以點畫、部件構形為(wei) 基礎，後者以雅言雅音、方言方音及用字習(xi) 慣心理為(wei) 基礎。前者一般是固定的，而後者則無疑是動態多變的。兩(liang) 者有同有異，似同似異，古同今異，今同古異，卻從(cong) 未畢同畢異。我們(men) 所要考究的對象基本是存在於(yu) 動態的言語係統中的，因此，無可避免地有誤字和通假。麵對誤字，刻意講究字體(ti) 構形，反有刻舟求劍之失；麵對通假，不明背景文義(yi) 漫求其字，則適足以淆亂(luan) 古音係統。若麵對誤字而轉求通假，則非唯汩亂(luan) 構形係統，抑亦混淆古音係統。

原始漢字的構型係統是相對靜止的，而用字係統則是變動不居、永不停息的。我的意思是我們(men) 在考釋漢字時是基於(yu) 構型係統，而我們(men) 麵對的文本絕大多數是用字係統。用字係統裏又可分為(wei) 作者撰寫(xie) 、口授記錄和抄手抄錄等各種情況。漢字在被運用過程中，口音誤記、缺點少捺、率爾潦草、魯魚豕亥，什麽(me) 情況都會(hui) 發生，但其中最常見而明顯的就是同音近音字替代和誤字。同音近音替代，漢代經師用“漢讀”、清代學者用同音通假來破解。而對於(yu) 文本中的誤字，必須對應籀篆隸楷和古文等各種字形去破解，這方麵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有些明明是誤字，我們(men) 在考釋時還是刻板地用構型係統來分析，則往往不會(hui) 得到正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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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萬(wan) 裏《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緇衣〉綜合研究》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我後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沿著這種思路和方法深入並有所拓展。但無論研究的對象有所變更，比如由竹簡轉到石經，回到漢代經師漢讀的曆史，乃至敦煌殘卷的複原等，都秉承一種以研究對象為(wei) 中心，多方思考，盡量不被主觀所左右。當然完全不受主觀所囿是不現實的，但有意識避開要比沒有意識肯定要好。

客觀地說，清人的學術以實事求是為(wei) 精神追求，以恢複兩(liang) 漢文本（包括經史和諸子文本）為(wei) 目標，也就是說，在形式邏輯的推理中，講證據，重事實，卻空談，這種方式方法無疑是正確的。將這種方式方法貫徹到經典文本的研究中，像惠棟《九經古義(yi) 》勾稽異文來凸顯漢代經師文本的一點一斑，李貽德《春秋左傳(chuan) 賈服注輯述》、張惠言《周易荀氏九家義(yi) 》輯出古注來凸顯經師注解的片言隻語。段玉裁《古文尚書(shu) 撰異》利用異文對今古文《尚書(shu) 》文本的劃分與(yu) 梳理，陳氏父子利用異文對《三家詩》《今文尚書(shu) 》的劃分與(yu) 梳理，都是在文本學上跨宋轢唐，回到六朝，走近漢代，在文本學複原與(yu) 研究上勛業(ye) 卓著，功不可沒。沒有他們(men) 這種誇父追日、精衛填海的心誌，我們(men) 很難看得見漢代經師文本的依稀樣貌。但事物都有兩(liang) 麵性，清人注重小學，故推崇許慎。研究《說文》，是清人的起家本領，諸凡大家，幾乎無一不在《說文》上下過功夫，但過分講究其音韻、字形和本義(yi) ，反而忽略了許慎《說文》在經學上的意義(yi) 和作用。宗尚鄭玄，故貶抑王肅；苛責杜預，故抬舉(ju) 服虔。有所愛也有所憎，而且愛憎過於(yu) 分明。服鄭的經學成就，我無間言。由於(yu) 曆史上有過鄭王之爭(zheng) ，因愛鄭而憎王，從(cong) 懷疑王肅僞造《古文尚書(shu) 》、僞造《家語》，到尋垢索瘢，以實其罪。由於(yu) 《世說》記載鄭玄欽佩服虔的《左傳(chuan) 》學見識，曾以自己的《左傳(chuan) 》注釋成果相贈，因揚服而抑杜，遂致勾稽服虔之注，抨擊杜預之解。如果回溯進入到漢魏曆史環境來衡論，漢末鄭玄處今文經衰微時糅合今古，遍注群經，是時風使之然——其實鄭玄以前的某些經學家都在有意無意地糅合今古文，這姑且不談。半個(ge) 世紀後的魏初，今文經學退出曆史舞台，古文經學占據官學地位，作為(wei) 當時古文學領袖的王肅，用賈逵、馬融等古文學家的某些注釋來駁斥、抗衡鄭注，自有其特定曆史時期的斟酌與(yu) 考慮。漢魏之際，學術規範與(yu) 現在不同，注釋與(yu) 著作亦有區別，名物、史實、訓詁的注解，即使相同，亦未必一定相襲。注解相異，正是漢魏經師視角不同、理解不同的常態，不必故作是非抑揚。我這樣分析，不是全盤否定他們(men) 的成績，而是希望對這種偏執隅見有所糾正。

懷疑是研究之起點，批評是學術的進步，沒有懷疑便無從(cong) 確立研究對象，沒有批評就會(hui) 混淆是非、迷失方向。但並非任何可懷疑之對象都可以證實，也並非所有的批評都把握了真理。懷疑偏於(yu) 感性，盡管藴含理性成份；批評看似理性，卻無法擺脫感性因素。懷疑和批評必須體(ti) 恤被懷疑、被批評對象的曆史環境，不能唯我是是和人雲(yun) 亦雲(yun) 。所以，懷疑和批評中對治情感因素的最有效良方是平心靜氣地思考，而不是意氣用事、隨波逐流。但遺憾的是，無論古今中外，當一種理論或觀點風行之後，往往會(hui) 形成吠影吠聲之勢態，吠影或許是疑所不當疑，吠聲則是批所不當批。個(ge) 人置身於(yu) 某一曆史階段中，其認識很難跳脫曆史之局限。對“成說”與(yu) “定論”作盡量客觀的審視和時時對曆史局限的自覺，是學術健康發展的基本動力。

這裏我說一個(ge) 自己讀書(shu) 的事例，就是對《正統道藏》編纂時間的考證。1983年底我撰寫(xie) 《黃庭經新證》，將陳國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一書(shu) 反覆閲讀學習(xi) ，但對其所述的正統《道藏》由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和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兄弟在永樂(le) 初年相繼編纂之說心存疑慮，但苦無文獻解我之疑，而上世紀末所有道教著作包括《大百科全書(shu) ·宗教卷》都以陳說為(wei) 定論。二十年後，《故宮珍本叢(cong) 書(shu) 》影印出版，我看到明成祖文集殘本中有一篇《道藏經序》，於(yu) 是追蹤文獻，寫(xie) 了一篇《正統〈道藏〉編纂刊刻年代新考》，指出《道藏》真正的主編是武當山道士任自垣，編纂年代是永樂(le) 十七年至二十年。這篇文章還順便解決(jue) 了一個(ge) 《道藏》卷帙和編例問題。依照道書(shu) 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乙等三洞四輔十二類的編法，任自垣在永樂(le) 十七年編纂時，殿以永樂(le) 八年逝世的張宇初文集《峴泉集》，自屬常理。但《正統道藏》在《峴泉集》後又從(cong) 三洞四輔開始，接以《太上大道玉清經》《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等，《峴泉集》以前供五千多卷，與(yu) 成祖《道藏經序》所記卷數接近，《峴泉集》後173卷，正與(yu) 現今《正統道藏》卷數相符，所以《峴泉集》後就是正統九年邵以正奉詔點校時所增。邵將臨(lin) 時所增附於(yu) 任編之後，也符合常理。這個(ge) 細節的揭示，將原本看起來很混亂(luan) 的《道藏》做了一個(ge) 很恰當、完美的解釋。

這是一個(ge) 敢於(yu) 懷疑“成說”，修正“定論”的事例。或許有人會(hui) 說這是“翻案”文章，這正是我舉(ju) 例之後要想鄭重表白的一個(ge) 學術準則：我經常與(yu) 人坦誠地說，我一生絕不去做翻案文章。因為(wei) 你一旦動心起念要為(wei) 某事翻案，這個(ge) 研究從(cong) 開始就已經不純粹了，就已經先天落在主觀意識的泥淖裏了。一個(ge) 人的思路一旦陷在主觀意識的泥淖裏，那疑人偷斧、執指為(wei) 月的魔障時時都在蒙蔽你的眼睛，左右你的思想，你再要想客觀地解決(jue) 問題，求得真實，恐怕就很難。這裏我也可以分享一個(ge) 考證的經驗，不管你求索曆史事件、考證文獻疑案還是尋求通假本字，如果一路過去，每過一個(ge) 路口，都環扣絲(si) 聯，豁然開朗，那證明你的思路是對的，應該可以解決(jue) 問題；反之，如果一路上磕磕碰碰，都是暗礁，必須左支右絀加以彌縫，方可迂回曲折輾轉前行，那多半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趁早放棄，免得多一篇垃圾文字。

04 作為(wei) 當前對中國經典文本複雜性認識最深刻的學者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國經典文本的性質問題？

“最深刻”三字實在不敢當，我也隻是在探索過程中逐漸理解經典文本的複雜性和認識經典文本麵貌的各個(ge) 棱麵。最初我也是停留在傳(chuan) 統小學的層麵，以為(wei) 正確詮解文字、音韻、訓詁，可以窺探到經典文本的某些側(ce) 麵。那時工作是詞典編纂，興(xing) 趣從(cong) 音韻學轉到經學，所以以為(wei) 傳(chuan) 統小學可以解決(jue) 經典文本的認識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僅(jin) 僅(jin) 用文字音韻訓詁推考異文，還遠遠未到能夠勾勒出經師所用文本樣貌的地步，當然，若舍棄文字音韻訓詁，那就更無法踏上探索文本的道路。

中國經典文本的形態，很難用一句話描述，更不要說揭示其性質。就我現在的印象，仍然借用嚴(yan) 可均的話，唐石經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那唐宋以下基本是唐石經麵貌，所差異的僅(jin) 是文字異文和異體(ti) ——詞匯和文句差異極少。隋唐六朝文本，那就要在異文、異體(ti) 之上，再加上虛詞的有無，字詞的多寡，甚至個(ge) 別詞句的羨欠，這些異同與(yu) 經師解釋、傳(chuan) 授相聯係。兩(liang) 漢的文本，在六朝隋唐所有異同之外，還有五經十四博士師法家法和今古文經之間的異同，具體(ti) 而言，各經師所傳(chuan) 承的先秦文本來源不同，文字、篇章、段落、編次都多少會(hui) 有些差異。經師通過讀說，形成不同的文本，同一經同一篇的章句劃分、前後編次都不一定相同，在相同或不同的篇章中，文句、段落多少和差異是一種客觀現實。先秦的文本，由官學失守，諸子百家各憑己意傳(chuan) 授，或轉鈔實授，或節取要點，或概述大義(yi) ，故篇目相同，而篇章、文句若即若離，似非而是；師弟子各自用方言方音和不同字體(ti) 書(shu) 寫(xie) ，所謂語言異聲，文字異形，故章節相同，而文字、詞匯五花八門，迥然不相一致。近數十年儒家經典出土文獻所反映的，隻是流動多變的先秦文本中少數幾個(ge) 側(ce) 麵而已，如果執著這個(ge) 出土文本就認為(wei) 是最原始的“真本”，以此來非議兩(liang) 漢文本，那將來保不定會(hui) 後悔“失言”。我曾經在探討《老子》的文章中對先秦《老子》文本有過一個(ge) 比喻：它像一頂降落傘(san) 一樣，最初是一個(ge) 簡單的原始文本，散播到四方，衍化成多根傘(san) 繩，各本自己的閲讀理解，闡釋發揮，添加章節，增加字數；再由後人或後人的後人逐漸匯總，到漢代方始形成一個(ge) 較完善的文本。即使有此較完善的定本，漢代傳(chuan) 授者在章節的劃分時仍有多次變動。

以上是我閲讀研究中對先秦以來變動不居文本一種粗淺的認識，如果要概括其性質，是否可以說：中國經典文本是在不同曆史階段，隨著不同傳(chuan) 授者，因應不同的需要，用不同方式、不同字體(ti) 傳(chuan) 授轉鈔，曆經分合增刪，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文本。

05 經典文本的性質、體(ti) 例和流變，無疑是經學研究繼續開展的基礎。目前也有不少青年學者在這個(ge) 領域做工作，請您為(wei) 我們(men) 談談，該如何在經典文本學上深耕。

上麵我對經典文本的概括，也隻是隋唐六朝以前的文本，因為(wei) 唐石經、長興(xing) 刻本之後，文本已經基本穩定了。確實如您們(men) 所說，認識經典文本的性質、體(ti) 例和流變，是繼續展開經學研究的基礎。但是我還在繼續摸索，雖不是茫無頭緒，但離其真相還很遠，談不出如何深耕的方式方法。您一定要逼我說幾句，我隻能漫無係統地胡扯一下。

一、經典文本的研究，重心要立足於(yu) 經典自身，結合出土文獻來互證，而不是立足於(yu) 出土文獻，檢索一些傳(chuan) 世文本來印證。這表麵看是沒有差別，都是二重證據法，但其實是有很大差別的。就像我前麵說的，立足於(yu) 小學研究經學，和立足於(yu) 經學研究小學，初看似沒有差別，但到了一定的深度，兩(liang) 者的視野和胸襟是不同的。立足於(yu) 經典自身，是因為(wei) 傳(chuan) 世本是經過漢代經師讀說、傳(chuan) 授後沉澱下來較為(wei) 穩定的文本，這些文本經漢人校勘，很可能容納了先秦多種文本的因子。而各地出土的經典文獻，是在什麽(me) 情況下傳(chuan) 授和抄纂，是最原始的文本還是在因應各種政治局勢、學術派別的傳(chuan) 授中改動過的，我們(men) 都一無所知，等量齊觀地隨心喻說，本末顛倒地盲目比附，可能會(hui) 攪亂(luan) 視線，産生錯覺。所以，我認為(wei) 沉潛於(yu) 經學是我們(men) 首要的功課，援引出土文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二、文本研究，第一是文本的文字研究，現在針對傳(chuan) 世和出土文獻，大家都在談通假、找本字。通假之濫，已引起有識之士的驚覺。我曾寫(xie) 過一篇《簡帛考釋中聲韻通假的運用限度》小文，就是基於(yu) 我在考證經典文本中認識字誤現象的心得之言。談通假，有很多古音字表可供查找，但各種古音字表的古韻分部是不同的，不能隨意運用。而且古音字表多了，潛意識中又引導大家擠在通假一途。作一個(ge) 不恰當的比喻，在挖掘出土文獻的山洞中，通假就好像是礦工帽子上的一盞燈，一束燈光投射到前麵有限的範圍，大家都盯著這狹窄的範圍在拚命鑽探，根本沒有去看、也看不見光束周圍黑暗的東(dong) 西是什麽(me) 。姑且不去說曆史和文本、師法等，就文字而言，除了同音近音的通假，還有斷爛、殘泐、形譌等等各種情況，但是至今沒有一本戰國古文篆隸形譌字表。縱觀先秦兩(liang) 漢，籀篆之省、古文之亂(luan) ，篆隸之譌，字體(ti) 變動非常劇烈。現在出土這麽(me) 多的戰國文字，經過這麽(me) 多專(zhuan) 家的考證，很多字形已經定型，有些字形更可確定其地域。如果能夠將一個(ge) 或多個(ge) 書(shu) 寫(xie) 形近、容易譌混的字編在一起（進一步可以細分地域性的形近），包括古文字考釋中經常說到的“以某（形）表某（形）”和“一形多用”的構形部件，供大家研究文本作參考，這至少可以遏製出土文獻文字考釋中無休止的通假思路，而從(cong) 更寬廣的字誤角度審視，對閲讀、詮釋文本會(hui) 有幫助。我一直有這個(ge) 想法，但我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現在學術界已經開始關(guan) 注出土文獻中的譌字問題，年輕學者既有能力又有精力，而且已經有人以“戰國文字形體(ti) 混同現象”、“出土文獻與(yu) 古書(shu) 形近譌誤字”為(wei) 對象做學位論文。如果鳩合三五同道，拓展論文對象的範圍，萃取各種論文成果，經過鑒定，去僞存真，完全可以做一個(ge) 譌字字表。我敢斷言，這樣一部工具書(shu) 的編成，對推進古文字和傳(chuan) 世文獻、出土文獻考證的精準性一定會(hui) 有很大的作用。

三、文本的研究，當然是以校勘、考證、解釋文字為(wei) 第一步，但我們(men) 決(jue) 不能走到這一步就戛然而止。也就是說不能走清人的老路，以校勘文字為(wei) 最終目的。清人沒見到出土文獻，而且他們(men) 的目標在恢複漢代文本，所以大量的工作落在文字的校勘上，歸本到許慎《說文》中。現在我們(men) 理解了漢代經師讀說的含義(yi) ，有了出土文獻的材料，視野和考慮範圍應該更加寬闊。我覺得今後對經典文本的研究，應該拓展到諸子文本，因為(wei) 春秋戰國時，與(yu) 經典文本同時而相對的，是諸子的文本，儒家經典本身也是諸子。我已準備用諸子文本的校勘，來佐證經典文本的異同與(yu) 流變。這方麵已經積累了一些資料，將來寫(xie) 出供學界批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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