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視野·時代：虞萬(wan) 裏先生訪談（一）

受訪者：虞萬(wan) 裏

采訪者：宮誌翀、馬濤、石瑊

來源：《經學研究》第八輯《經教的古今之變》，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虞萬(wan) 裏，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講席教授、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經學文獻研究集刊》主編。兼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出版基金專(zhuan) 家委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兼職教授。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緇衣>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姓氏與(yu) 避諱起源》等，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學術著作一千多萬(wan) 字，發表學術論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壹

您的研究由小學始，循《清經解》而進階，爲後來廣泛涉獵中國的經典之學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這樣一種學術生涯的起步，一方麵從(cong) 自身主動性上看，源自一種內(nei) 心自發的求知探索精神，另一方麵從(cong) 學術脈絡上說，非常紮實端正地接續了清代乾嘉漢學的傳(chuan) 統。對您而言：

01 您如何理解小學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關(guan) 係？

這個(ge) 問題看似淺顯，其實背後意藴無限深廣。中國先秦學術固然以儒家經說爲核心，以其他諸子百家爲映襯，而衍化爲史部、集部典籍。小學指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自韓愈說“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以後，曆代學者都說“讀書(shu) 先識字”，所以戴震說“訓詁明而後經義(yi) 明”，這似乎已成爲基本常識。這個(ge) 所要識的“字”，包含了漢字的形音義(yi) 三個(ge) 維度。假如這三個(ge) 維度聚焦於(yu) 一個(ge) 點，亦即一個(ge) 字的形音義(yi) 固定在原點，並且終古不變，那麽(me) 從(cong) “先識字”，後“讀書(shu) ”這個(ge) 階梯出發，千萬(wan) 個(ge) 識字人，共讀同一本書(shu) ，文意體(ti) 悟或有參差，字義(yi) 理解應該一致。如果是這樣，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就很簡單。但實際上小學和先秦學術關(guan) 係遠非這麽(me) 簡單。首先，文字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造，它既是曆時多地衆人創造並層累而增，又是曆時多地衆人各憑一己理解而用。僅(jin) 這“曆時多地衆人”的概念，就使得漢字的三個(ge) 維度方向不同、長短不同地延伸再延伸，相互交錯地化生再化生。於(yu) 是，衍化出一形多音，一形多義(yi) ；一音多形，一音多義(yi) ；一義(yi) 多形，一義(yi) 多音。尤其是義(yi) ，由於(yu) 曆時多地衆人理解和運用的千差萬(wan) 別，形音義(yi) 之間互相糾葛共生，一字可以引申出數十種意義(yi) ，且衍化、滋生永不停息。在這樣的文字係統中閲讀與(yu) 運用，就無法保證作者與(yu) 讀者理念的完全一致。現在體(ti) 味《尹文子》“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yu) 事物無所隱其理矣”之語，在當時的環境下，實在是一種理想化的追求。推想公孫龍和惠施等人所以能“亂(luan) 名改作”，除了他們(men) 的思辨能力，確實也借助了文字這個(ge) 多義(yi) 與(yu) 引申的功能。將春秋時名家的名辨推演開去，就可以領略先秦傳(chuan) 統學術並非單向借助文字而傳(chuan) 承，相反，由於(yu) 文字的特殊性，它又反向造成了傳(chuan) 統學術的歧出與(yu) 多元性。再從(cong) 縱的方麵說，我們(men) 現在所看到和閲讀的絕大多數是漢代傳(chuan) 下來的先秦文獻，這短短幾百年中，文字卻經曆了籀、篆、古文和隸書(shu) 的交互興(xing) 替，在反複傳(chuan) 鈔中，由於(yu) 讀認者和解說者受本人文字運用的地域性限製，轉鈔的文本和解說的意義(yi) 都會(hui) 有差異。到篆隸交替的漢代，這種轉鈔、閲讀、解說的差異更加明顯。二三千年來，不斷繼承傳(chuan) 播，不斷闡釋詮解，反複激蕩，形成了一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史。需要幫助的是，我這裏隻是點出文字，亦即你們(men) 所說小學的形音義(yi) 在共時和曆時狀態下對思想闡釋的影響。當然，傳(chuan) 統學術以人爲主體(ti) ，人的世界觀是不同的思想和理念的主體(ti) ，利用文字形音義(yi) 多歧的闡釋隻是局部和零碎的。就這點而言，小學與(yu) 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雖然還談不上相輔相成、互爲因果，但因其多歧和多元特性，對學術思想的多元化有一定的助力作用。

02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以經學爲內(nei) 核，小學研究依附經學創生、發展，至清代高郵二王而始走上獨立的道路。在您看來，小學研究要以經學爲背景、具備經學學養(yang) 的意義(yi) 在哪裏？

中國學術的核心是經學，這是一個(ge) 盡人皆知、無需爭(zheng) 辯的事實。小學研究確實是依附經學而創生、發展的，但小學在經學時代之前仍有它自己的一段衍生曆史。當古人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shu) 的時候，音義(yi) 應該同時有解釋。進入高級的國學，西周的課程是，春秋教以禮、樂(le) ，冬夏教以《詩》《書(shu) 》。《周禮》說《詩》的教法有興(xing) 道諷誦言語，總稱“六語”。可以推想在教授六語之前，必須對《詩》的本義(yi) 作一番詮釋，如果本義(yi) 不明，如何“道（導）”、如何“諷”，如何“言”？隻是學《詩》的重點和目的在於(yu) 六語，在於(yu) “應對四方”的“言”（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所以此時訓詁大多沒被保留在經書(shu) 裏。沒有保存在經書(shu) 裏，不等於(yu) 淹沒無存，可能存在師弟子的口傳(chuan) 中，也可能存於(yu) 其他的書(shu) 中。最明顯的是《國語·周語下》，叔向解釋《昊天有成命》之“夙夜基命宥密”有“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等十多個(ge) 訓詁，這些訓詁與(yu) 《毛傳(chuan) 》多同，也可看出《毛詩》之“傳(chuan) ”有自來。“傳(chuan) ”既有自來，則其文本也淵源有自。將之與(yu) 《爾雅》對勘，隻有“基，始也”、“亶，厚也”被保存，當然也證明《爾雅》是先秦各種訓詁的匯編，隻是限於(yu) 各種原因，搜羅遠未齊全，遺落一定不少。《周語下》所載叔向訓詁，一般把它稱爲正文訓詁。正文訓詁普遍存在於(yu) 先秦經典中，分析經典中的正文訓詁，可以發現，《尚書(shu) 》《詩經》《孝經》極少，幾乎沒有；《周易》卦爻辭沒有，《十翼》卻很多；《禮記》《公羊》《穀梁》更多。也就是說，作爲“經”的經典，很少有訓詁，而作爲“傳(chuan) ”體(ti) 的經典就有不少訓詁，幫助訓詁解釋，自古以來都必不可少，隻是先秦書(shu) 寫(xie) 方式與(yu) 文字載體(ti) 的限製，將很多訓詁凝固在經典的字裏行間，成爲後世所稱的正文訓詁。

到了兩(liang) 漢的經學時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西周以還，政出諸侯，經曆了數百年的春秋無義(yi) 戰，民風習(xi) 俗，因山川而不同，字形語音，隨文化而差別，形成了“文字異形，言語異聲”的局麵。加之漢字的形體(ti) 在這數百年中由籀文豎變爲篆文，散變爲各國的古文（六國古文），再蛻變爲秦隸、漢隸。西漢初年經學興(xing) 起的時候，可以說大部分經師手握研習(xi) 、教授的都是秦隸、漢隸的轉寫(xie) 本，既未見過籀篆文本，也未必能識讀籀篆文字，當然更無法認識由籀文蛻變形成的六國古文。不同經師根據自己的理解，對經文字詞進行訓釋，常態下當然是因字而生訓，但碰到生僻字、闕文、殘字、譌字等無法讀通的句子，常常無法卒讀，但爲了串講、貫通文義(yi) ，往往將之讀成同音近音的字來解釋；甚至不惜“破壞形體(ti) ”來作解，這種師心自用，用一個(ge) 與(yu) “字詞”並不一定相應的訓詁，強作解人，雖然不一定是正確的，因爲也是師說，被保留下來，這就是依附經學而創生出的訓詁。再以孔壁古文爲例說，孔壁《尚書(shu) 》出，像孔安國這樣的經師，爲審慎起見，也隻能對照伏生本進行識讀。文字的變化這麽(me) 大，經典的文本卻不能不傳(chuan) 授，於(yu) 是一場“漢讀運動”被逼而興(xing) 起。麵對秦火之後殘泐、錯譌的簡牘文本，字麵上無法解釋的文句篇章，每個(ge) 經師都想根據自己的理解讀通、串講客觀的經文文義(yi) ，遇到缺字、殘字和不認識的篆籀、古文，就會(hui) 盡量揣摩文意，用自己的方言、方音中的字去填充、替代，以求經文的通順，這就是後人所謂的“漢讀”。漢讀，就經文文本而言，它是經師主觀認識的反映，但就經師主觀意識而言，他是在憑借自己最大的知域去盡量反映文本的客觀。由於(yu) 不同經師的知識結構不同，對經文的理解不同，所以他們(men) 的漢讀也一定不同。同一句經文的不同漢讀，最多隻有一個(ge) 是對的，甚至都是錯的。而那些與(yu) 漢字形體(ti) 不對應的漢讀字義(yi) ，被保留下來，並且被中古以後的人當作某字的引申義(yi) 、比喻義(yi) 、假借義(yi) 運用，這就可以視作小學依附經學而創生的音和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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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漢碑引經考》

清光緒年間刻本

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早先是得之於(yu) 長期編纂詞典的經驗和閲讀經典的感受。我從(cong) 編纂《漢大》，審核《辭海》99版音讀，到修訂《古漢語大詞典》，在日複一日的音義(yi) 配合、詞例相符的實踐中，發覺很多同一句經文、同一個(ge) 字詞的不同訓釋，不僅(jin) 都被保留下來，而且極廣泛地爲漢以後經史子集典籍一而再、再而三地運用、引申。經文的運用，晚清皮錫瑞就作過《漢碑引經考》，最近也有學者從(cong) 六朝文獻中鉤稽詩賦的引經。詩賦碑文的引經當然是含有其所引經文的傾(qing) 向性經義(yi) 、字義(yi) ，唐宋以後，運用更加廣泛。訓解經文的訓釋，一詞多解，無論錯對，也被後世當作該詞的正確含義(yi) 運用、引申、再運用。所以我一直有個(ge) 比喻，兩(liang) 漢的經學——經句、經義(yi) 、字義(yi) 訓詁，乃至它們(men) 的讀音和通假，就像前秦苻堅所說，我“投鞭於(yu) 江，足斷其流”，就是說，兩(liang) 漢四百年的經學文化，已充溢、瀰漫到中國文化的所有角落，凡是魏晉六朝以後的經史子集典籍，無不含有兩(liang) 漢經師詮釋經典的因子。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全盤繼承、運用過程中，有一部分是和原字不對應的字音字義(yi) ，說不對應是溫和客氣的，其實就是錯的，但在字韻書(shu) 和注釋學家的接受、繼承中，被固定下來，成爲“有根有據”的古音古義(yi) 。

我舉(ju) 一個(ge) 實際例子。近十多年來我稍稍關(guan) 注高郵二王的著作，從(cong) 王念孫疏證《廣雅》的實踐，亦即他援用《廣雅》訓詁修正傳(chuan) 世《詩》毛傳(chuan) 鄭箋、《三禮》鄭注、《公羊》何休解詁、《周易》王弼注、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等錯誤的考證過程中，悟出一個(ge)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玄機。張揖說：“竊以所識，擇撢羣藝，文同義(yi) 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yu) 篇。”沒有說他用了哪些資料。王念孫在疏證過程中，體(ti) 會(hui) 出《廣雅》是“繼兩(liang) 漢諸儒後，參攷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yu) 篇”，據他勾稽出的著作有“《易》《書(shu) 》《詩》《三禮》《三傳(chuan) 》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cang) 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也就是說，兩(liang) 漢經師之訓，《爾雅》未收入的，張揖是“靡不兼載”。王念孫的說法當然是概說，不能一一去對號核實，其缺漏也在所難免。但這給了我一個(ge) 極有價(jia) 值的啟迪，就是張揖《廣雅》所收集的一萬(wan) 八千多個(ge) 訓釋，受製於(yu) 體(ti) 例，無法標示經師名字。但我從(cong) 王念孫批評某家訓釋之誤的實例中，可以依稀仿佛揣測其是某家的訓詁。舉(ju) 例說他批評鄭玄《禮記注》之誤，很可能用盧植或更前的曹褒等注，批評杜預《左傳(chuan) 集解》，可能用服虔注，也可能是賈逵、鄭衆之注。至於(yu) 王念孫批評的錯與(yu) 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同一條經文、同一個(ge) 文字（或詞）的訓釋，出現兩(liang) 個(ge) 或兩(liang) 個(ge) 以上的訓詁字，其中至多隻有一個(ge) 是對的，甚至都是錯的。而這些與(yu) 被訓詁字不相應的訓詁字，就是漢代經師依附於(yu) 經學而創生的，雖然錯了，但它卻爲魏晉以下的經史子集理所當然地、有根有據地運用。這一現象沒有引起詞典編纂者和語言詞匯研究者的注意，但這是我國語言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問題，值得探討也必須探討。

我將部分與(yu) 六經有關(guan) 的漢字形音義(yi) 背後的兩(liang) 漢經學背景揭開一角——當然也可以延伸思考史部、子部、集部的注釋——就可以知道，漢以後的小學研究，並不是簡單的形體(ti) 分析法、古韻音係化、訓詁代入法和同音通假之類，所有藴藏在字韻書(shu) 、音義(yi) 書(shu) 中的漢字形音義(yi) 背後豐(feng) 富而複雜的曆史，需要我們(men) 從(cong) 曆史的視角去觀察研究。用這種視角看語言發展史，可以看到經典解釋是漢語小學這個(ge) 連綿山脈的主峰，有待於(yu) 我們(men) 去研究揭示。這是我編纂詞典二十多年，關(guan) 注經學幾十年間的感受和體(ti) 悟。

03 您在這條道路上，有很多重要的探索，肯定也有很多寶貴的心得。從(cong) 現在來看，您的學術之路已從(cong) 循跡乾嘉漢學而邁向了更深遠的方向。回首來時之路，您的心得體(ti) 會(hui) 如何，以及如何評價(jia) 清人以來的這種學術方法。

我瀏覽《清經解》應該已有四十多年，有的僅(jin) 是涉獵而已，有的則是一讀再讀。年輕時讀，和後來再讀，感覺完全兩(liang) 樣，泛泛閲讀和伴隨自己的研究而應用性閲讀，體(ti) 會(hui) 也不相同。在領略清人的學術路徑之後，也想試圖沿著他們(men) 開創的路徑研究一些問題，甚至也想有所突破。但總的來說，在對古文獻和經典的把握理解、熟悉記憶上很難超越他們(men) 。我有二十多年詞典編纂的經曆，這一段經曆正好是沒有計算機的年代，那時天天閲讀古文獻，就是想讀固然會(hui) 讀，不想讀你也必須要讀，因爲這是你的工作。所以那時對古文獻的感受和熟悉程度比較親(qin) 切而深刻，現在用了計算機，雖然一鍵下去，少有遺漏，但是轉瞬即逝，記憶短暫。以此比況我們(men) 和清人的文獻功底，可能永遠不能相提並論，要想追趕，那是誇父追日——除非今後可以將芯片置入大腦，否則很難達到清代某些能夠背誦經典和注疏的大家對經典理解的境界。

功力、功底的不如，並不是說學術廣度和深度不能超越，事實上，現在的學術在某些領域尤其是專(zhuan) 題研究上，早已跨越民國，超過清代。我個(ge) 人在長期閲讀和研習(xi) 過程中，産生過一些想法，隻是有的還未形諸文字。就已筆之於(yu) 文者而言，我可以談兩(liang) 點：一是異文的時空觀，二是漢讀的主觀性。

清人在經籍異文的搜尋、考訂和解釋上可謂用足工夫。首先是搜尋，他們(men) 似乎是把所有經典文獻都倒騰一遍，摘尋出相對的異文；其次是用古音學的聲紐與(yu) 韻部來考訂解釋，這種工作成就，可謂卓著。它遍及所有考訂類的專(zhuan) 著、筆記、論文和序跋，可以說是乾嘉樸學或者說考據學的最大一個(ge) 層麵。我在上世紀末所做的工作，基本也是循著這種路徑在重複演繹。比如考證三禮漢讀的古音係統，就摘錄鄭玄《三禮注》中所有的漢讀和異文，用形聲字的聲韻來排比，列出幾千對異文的聲韻，再選取其中可考見其方音的字和異文來深究其聲韻。那時我並沒有去考慮異文的時間與(yu) 空間問題，總以爲這是清人研究的當然法則。本世紀初，我在研究出土簡牘《緇衣》與(yu) 傳(chuan) 世本的異文時，發現即使是依照簡牘古文隸定後的字，也和傳(chuan) 世本文字不同，從(cong) 而悟出了異文的時代性。嗣後在整理石經《魯詩》異文時，目的是想象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一樣，分辨《魯詩》和《毛詩》的異同（我有《魯詩石經異文發覆》十六萬(wan) 字未刊稿），但是師法、家法之間異文的錯亂(luan) 讓我感覺這些異文的背後還隱藏著更深更複雜的背景。《隋誌》說《齊詩》亡於(yu) 魏，《魯詩》不過江東(dong) ，《韓詩》雖存無傳(chuan) 人。以此推測，陸德明撰輯《經典釋文》時所見應該都是《毛詩》，爲什麽(me) 《毛詩釋文》三卷下還有那麽(me) 多異文？爲此我做專(zhuan) 文研究，先統計六朝文獻中所涉及的一百多家《詩經》傳(chuan) 人中，除幾家是傳(chuan) 《韓詩》外，其他全是傳(chuan) 習(xi) 《毛詩》者。既然都是《毛詩》，爲什麽(me) 還有一千多組異文？經將一千多組異文摘出，列成表格，標上聲韻，按覆《詩經》文獻，經梳理考證，《毛詩》異文中有因毛傳(chuan) 而産生的異文，亦即《毛傳(chuan) 》說A，B也，後來這句詩句的“A”就變成“B”。同理，有因鄭玄箋而産生的異文，因王肅注而産生的異文，因《方言》而産生的異文。十多年前撰寫(xie) 此文時，我隻是將這種現象揭示出來，現在我可以給這種現象下一個(ge) 正確的定義(yi) ，這就是漢代經師“漢讀”定理的延續與(yu) 擴散。《釋文》還有一種奇特的標音，即標音字與(yu) 另一寫(xie) 本的正文爲同字。用符號表述就是：甲，音乙，本亦（或、又）作乙。陸德明看到甲本標音爲乙，但又有一種寫(xie) 本此字本來作“乙”，那乙寫(xie) 本就不可能再標有“乙”音，否則就成同字相注，即：乙，音乙。相信不可能有這樣的寫(xie) 本這樣的標音法。這種標音形式在一千組異文中竟有六十組，不可謂少。細究其異文組的形式，可分爲四種：一、借字與(yu) 本字；二、後起字與(yu) 本字；三、古文與(yu) 今文；四、正字與(yu) 或體(ti) （古文）。所有此類異文組，都可能是漢代經師的漢讀和魏晉音義(yi) 家爲便於(yu) 經典識讀，以今字和或體(ti) （古文）注釋經典，之後或由經師本人，或由經生、抄手或自習(xi) 經典者將注釋文字替代經文而形成一種文本。還有一類“音乙”的“乙”字，正好和《韓詩》文字相同，由此可以推想，很多找不到根源的異文，還可能是出於(yu) 《魯詩》《齊詩》和《韓詩》，因爲漢末曹魏反切創立時，三家詩的文本還在流行。其它如由古、籀、隸省變造成之異文、加義(yi) 符所産生之異文等，雖不能考定其書(shu) 寫(xie) 者，卻可從(cong) 古、籀、隸、楷字體(ti) 興(xing) 替的年代中找到基本年代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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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

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dong) 學海堂刻鹹豐(feng) 十年刊本

經對陸德明《毛詩釋文》的異文作這樣細致的解剖，我已深感異文背後縱橫交錯的曆史背景非常複雜，若將它抽象出來作一種理論概括，那就是每一組異文都有它時間和空間的背景。我們(men) 能夠考證出每一組異文在時間上的點或空間中的域，是一個(ge) 收獲，如能確定點和域的交匯點，已經很了不起，但仍不是最後的終點。就拿前麵所說的因鄭箋而産生的異文、因王肅注而産生的異文而言，考證出是鄭箋、王注的異文就是最後的底牌嗎？不是，鄭箋所用之字很可能是《韓詩》的字，《韓詩》的字可能是韓嬰的“漢讀”，可能是薛漢或其他《韓詩》經師的，當然也可能是《齊詩》經師的“漢讀”。魯、齊、韓經師的“漢讀”是繼承先秦哪位經師讀法，還是自己的發明，抑是先秦抄手誤認或抄錯，這都值得追問。總之，當你覺得問題已經解決(jue) 時，隻是你的主觀意識按下了暫停鍵，如果你的思維一直不停下來，一直在深思追尋，那問題就永遠盤旋在你的腦海中。我就是帶著思索奇特的《詩經》異文組的思維進而去追尋“漢讀”和漢讀的“原型”。

說到“漢讀”，當然應首先提到段玉裁的《周禮漢讀考》。段玉裁的漢讀三分理論盛行二百餘(yu) 年，已爲大多數人所接受。但也有指出其爲符合自己三分理論而不惜擅改注文者，如李雲(yun) 光、洪誠等。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撰寫(xie) 《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係統》時，匯總、統計漢讀資料，覆核李雲(yun) 光的數字，也認爲段氏擅改注文以從(cong) 己說，三分之說未必有理。洪誠則從(cong) 漢代經師運用術語的曆史性和個(ge) 性層麵去批評段說，我當時準備將許慎、高誘、劉熙等所有經師的漢讀術語進行匯總、比較、分析，想對漢代經師的經注術語作一個(ge) 曆時與(yu) 空間的描述，終因汲汲於(yu) 瑣事而無功。有了《毛詩釋文》一千組異文的分析結果，有了從(cong) 《毛傳(chuan) 》《鄭箋》《王注》改寫(xie) 經文的實例，我對漢讀有了新的認識，所以可以重拾舊題。但時隔二十多年，我已改變了研究方向，沒有再從(cong) 漢讀異文的聲韻和段氏的擅改數據以及理論是非上著眼，而是就漢代經師針對先秦流傳(chuan) 下來的篆隸經、古文經中讀不通或無法解釋的文字如何從(cong) 主觀上去認讀、解釋這一視角思考切入，重新對漢讀作一番考察，這就是《兩(liang) 漢經師傳(chuan) 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一文的作意。漢讀的中心詞是“讀”，籠統說是指漢代經師對經文字、詞、句、段、篇的讀，重點卻是對字、詞的讀，更確切地說，是對經文中乍看不認識和從(cong) 字麵上無法理解的字和詞的讀。這個(ge) “讀”和我們(men) 現在一般理解的誦讀和諷誦不同，它是經師主觀理解經文意藴，抽繹其中生字僻詞的隱微含義(yi) ，換成閲讀上文通字順、理解上條理清晰的字詞來表述的一種方法。這是處於(yu) 文字劇變的秦漢時代特有的一種解經方式。《漢誌》說古文《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就是這個(ge) 意思。桓譚《新論》說古文《孝經》和當時流傳(chuan) 的多家今文《孝經》字不同者有四百多個(ge) ，這些異文應該講多是因爲經師之讀不同而産生的。讀是爲了把篇章文理說通，所以“讀說”多連在一起成爲一詞。

“漢讀”最常見、最有效、最實際的方法，就是將所要解釋的字讀成同音、近音的字。爲什麽(me) 讀成同音、近音字最有效，是因爲漢語的書(shu) 寫(xie) 、閲讀都是由聲音在主導，口傳(chuan) 記字、方音轉寫(xie) ，都與(yu) 聲韻有關(guan) ，漢代經師把握了這個(ge) 漢語傳(chuan) 播的途徑和方式，所以用這種方法來讀生字僻字、古文字以及形譌字，這就是鄭玄《三禮注》中標示出來的“讀如”“讀爲”“讀曰”“當爲”等。但是，經師注經有方法與(yu) 特點，所用術語未必都相同，基於(yu) 這種實際情況推衍，標示“讀如”“讀爲”“讀曰”者，固然是漢讀，沒有用“漢讀”術語的訓釋，隻要不是訓釋本義(yi) 、引申義(yi) ，而是直接訓釋其所謂“通假”義(yi) 的，也可以視作“漢讀”，隻是這位經師沒有用“讀如”“讀爲”的術語來標示而已。如《毛傳(chuan) 》基本不用漢讀術語，《鄭箋》則偶爾用漢讀術語解《詩》。漢人訓釋中卻有很多同音近音字，所以，漢代經師實際的漢讀數量要遠遠多於(yu) 《三禮注》中所標示者。因爲有這樣大的空間，所以戴侗、舒天民、王念孫等識破這個(ge) 玄機，王氏更創立“因聲求義(yi) 法”，演繹到漢讀以外的範圍，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爲二百年來的學者尊仰和效法。

回到段玉裁漢讀三分的理論上來，姑且不討論他擅改術語和漢讀三分的是和非，單就在《周禮注》中引錄杜子春、鄭興(xing) 和鄭衆漢讀術語的鄭玄自己運用的術語考察——因爲他是最懂漢代經師術語的人，他在《毛詩箋》裏，既用讀如、讀爲、讀曰來標相同相近的讀音，也用讀如、讀爲、讀曰來標正字與(yu) 假字，根本沒有區分是主音還是主義(yi) ，也就是既主音又主義(yi) 。從(cong) 鄭玄術語的運用，可推知杜子春、鄭興(xing) 和鄭衆漢讀術語運用的實際狀況，理解漢代經師的術語含義(yi) ，就不需要討論段玉裁主觀擅改的是非。

清代從(cong) 惠棟《九經古義(yi) 》專(zhuan) 門從(cong) 事異文的搜輯與(yu) 解釋，近二百年中，學者相繼努力，可以說幾乎搜遍了所有經籍異文。他們(men) 所搜輯的，除了文獻中本有用字作者外，極個(ge) 別會(hui) 考證落實到某時代某位經學家的用字，大多數隻是用古音學來探求經文字義(yi) ，亦即置異文組在同一個(ge) 平麵上。我在研究過程中，曾經亦步亦趨，循著他們(men) 的方式方法去做。本世紀初，我在考證簡牘《緇衣》時，悟徹到這種局限性，而在排比了《詩經釋文》的一千組異文後，才形成必須將經籍異文從(cong) 平麵視角上升爲立體(ti) 視角的思想，盡管文獻不足，曆史缺環太多，無法使更多的異文都找到時間點、空間點以及它們(men) 的交叉點，但這種意識已牢牢紮根在腦海裏。我也以這種意識和觀念灌輸給我的博士，希望他們(men) 在撰寫(xie) 經學論文中用立體(ti) 的觀念去尋求異文的時空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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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六卷

清道光九年（1829）學海堂刊《皇清經解》本

漢讀的用途，我過去的關(guan) 注點也僅(jin) 僅(jin) 在於(yu) A讀爲B這類異文組的聲韻，或者其意義(yi) 。也是經過不斷思索後，才有一點新的想法。這不敢說是對清人的超越，隻能說是多閲讀、慎思考後對自己的否定和超越。

清人在輯佚異文，建立古音學，並用因聲求義(yi) 的方法考訂經典原字，其成就之大，毋庸置疑。異文是就字形而言，古音是就字音而言，經典原字是就字義(yi) 而言，在考求這三者的過程中，他們(men) 在許慎六書(shu) 之外，又創造了一個(ge) 名詞——通假。通假與(yu) 假借略有不同。許慎六書(shu) 的假借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而通假則先天與(yu) 音有關(guan) 。玄應在《一切經音義(yi) 》卷二十五“吸水”條論吸與(yu) 翕、歙、噏三字關(guan) 係時說“皆以音近相通假也”，這是說以音近相通而假借的意思。清代段玉裁在《說文注》“嚏”下說“《釋文》疐作疌，跉作劫，自是古字通叚”，“鄙”下雲(yun) “故鄙、否通叚用也”，“顥”下雲(yun) ：“他書(shu) 作四晧者，通假字也。”他用這一術語，是通用假借的意思，即朱駿聲所說“通假借爲某”。王筠在辨別：箴、針兩(liang) 字時說“其用本別，但以同聲通假”。可見《說文》四大家用“通假”都建立在兩(liang) 字聲韻關(guan) 係上。清末民初劉師培反複使用“通假”一詞，遂被固定下來，其概念是“音相通而借用”。現代關(guan) 於(yu) 通假字的理論和書(shu) 籍屈指難數，首先是爲與(yu) “令長”相區別，分本無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通假，然後又在“本無其字”的通假中揭出有“本字後起”的通假。因爲捉摸不定用通假字時有沒有本字，故有主張用“通用字”來概括，這樣可以忽略用假字時有沒有本字。既然通假字是立足於(yu) 兩(liang) 字的聲韻，自然與(yu) 聲韻學緊密相結合，於(yu) 是有音同和音近的考慮。因爲所有漢讀和古籍中通用所呈現出來的異文組，同音近音之外，也有聲韻不近甚至相去很遠的，於(yu) 是又想象它們(men) 當時一定是完全相同或非常接近，隻是曆史的音變造成它在現代構建的古韻係統下的不同，所以立下一條同音替代的原則。既然通假字是建立在聲韻基礎上，隨著古音學的日益嚴(yan) 密，分部越來越細，也就是格子越來越小越狹窄，於(yu) 是我是你非、互相是非的文章越來越多。

我一直有這樣的認識，籀文、篆文、古文分別是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地域“小”的局部的構形係統。嚴(yan) 格說，局部的構形係統是一點一劃的增刪變動都可能變成另一字。曆時的漢字是一個(ge) 大的構形係統，它容納了籀文、篆文和古文等多種小的構形形態，就可能有不同形體(ti) 表示同一意義(yi) 的情況産生。另一方麵，漢語的書(shu) 寫(xie) 和運用是一個(ge) 語用係統，它雖然依賴於(yu) 漢字形音義(yi) 一致的字形，但更多的是通過漢語語音記錄漢字，因而它不是絕對地用漢字本義(yi) 、引申義(yi) 書(shu) 寫(xie) 和記錄。退而論之，任何一個(ge) 史官或史官之後的諸子百家和抄手，不是造字的倉(cang) 頡，也不是全能的文字學家，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盤掌握所有漢字。當其要記錄書(shu) 寫(xie) 語言中有、但漢字係統中無此字（或漢字係統實際是有而一時想不起的字）的時候，隻能臨(lin) 時用同音近音字替代一下。同樣，漢代經師閲讀先秦古文經典，遇到不認識或無法讀通的字時，也是用自以爲能夠解釋的同音近音字來替代，也就是班固所謂的“讀說”。漢代經師深諳先秦文獻傳(chuan) 播記錄有很大的聲韻成分，其麵對文本“讀說”的目的是經典的義(yi) ，但文本曆經傳(chuan) 鈔，有很多斷爛殘泐等意外，經師對殘泐的字也必須要“讀說”，所以不可能所有“讀說”都有音韻的聯係，而清人、近人和現代學者在考訂通假字時則往往墜入到音韻的泥淖裏。

被後人稱爲通假字的有兩(liang) 種情況：一是古代書(shu) 寫(xie) 或傳(chuan) 抄記錄者用了一個(ge) 音同音近而非本義(yi) 和引申義(yi) 的字形，這種情況還有簡牘流傳(chuan) 中斷爛殘泐磨滅造成的不完整字形；一是先秦或漢代經師（即老師或傳(chuan) 授者）的“讀說”，不同經師的“讀說”各不相同，造成一字有兩(liang) 三個(ge) 通假字的情況。這兩(liang) 種情況正好相對，一是書(shu) 寫(xie) 的施事方，一是閲讀的受事方。這兩(liang) 方麵的人都是局限在自己的認知世界中，能運用的漢字和能認識的漢字都是有限的。

現代語言學者考證、解釋通假字時，是站在一個(ge) 全盤掌握、全景觀照文字係統和音韻係統的視角——盡管他們(men) 也要憑借字韻書(shu) 和古音表，通過考證手段才能進入這樣的視角——想象先秦史官、諸子、抄手和漢代經師以及所有爲經史子集的經典作注的古人都是和自己同樣“全能”的人，不斷用日益嚴(yan) 密的現代音韻學、訓詁學乃至語言學的框架對異文、古注予以切割劃分，然後再用現代音韻學、訓詁學和語言學的理論來解釋被切割劃分後的異文、古注的形音義(yi) 。殊不知這是在預設背景下，借助現代工具書(shu) 與(yu) 文字音韻訓詁學甚至現代語言理論的手段，來給分類後的“故書(shu) ”、“古文”例子貼標簽，雖不能說與(yu) 古人毫不相幹，卻不一定是古人書(shu) 寫(xie) 、讀說時的初衷。因爲倉(cang) 促無其字而用同音近音字替代和用同音近音字讀說古籍，僅(jin) 僅(jin) 是古人書(shu) 寫(xie) 、閲讀的一部分，還有更多的是傳(chuan) 鈔譌誤、字體(ti) 演變、漢讀歧異等等各種紛繁不一的因素，換言之，被認作通假字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我這樣分析的意思，是希望多探索、考慮古人書(shu) 寫(xie) 、閲讀和傳(chuan) 鈔中各種細節與(yu) 意外，而不是簡單、粗暴地硬性建立通假與(yu) 被通假字的聯係。在這方麵，段玉裁和陳壽祺父子從(cong) 經典異文切入，去探尋兩(liang) 漢經師師法家法和今古文的用字異同，盡管方法需要改進，卻比現代語言學者簡單劃分、不作任何深入的思考要來得高明。

段玉裁和陳壽祺父子等清代學者在考訂異文的基礎上，進而推求師法家法文本，確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他們(men) 所見的材料有限，尤其是沒有看到出土材料，這是時代的局限。就拿我比較熟悉的石經來說，自從(cong) 王應麟撰作《詩考》，清人步趨繼作者幾十家，其中尤以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的《三家詩遺說攷》《四家詩異文攷》爲最見功力（盡管後來張慎儀(yi) 、江瀚又有補充），王先謙又在陳氏父子基礎上百尺樓台更上一層。盡管如此，他們(men) 都沒有看到石經《魯詩》殘石——王先謙1917年逝世，熹平殘石1923年出土——所見隻有《隸釋》迻錄保存的173字。陳氏父子以他們(men) 的博學，勾稽兩(liang) 漢經師的傳(chuan) 承，按師法家法歸類，然後分配文獻中所見《毛詩》之外的異文。在浩瀚的文獻中，通過各種線索搜輯一堆散錢，而後依師法家法分配到三家詩中去，這工作非常人所能勝任，其功績可謂卓著。我在做石經《魯詩》課題時，利用一千幾百個(ge) 《魯詩》殘石文字與(yu) 陳氏父子、王先謙的結論勘覈，結果是35%相合，65%不合，再和敦煌寫(xie) 卷、唐石經、《毛詩釋文》互校，得出兩(liang) 漢四家詩一家會(hui) 有兩(liang) 個(ge) 和多個(ge) 異文，兩(liang) 家三家會(hui) 共享一個(ge) 異文（正文之外的另一字）。這是利用新出土材料得出的結論，但我並未以此來批評兩(liang) 陳和王氏，相反，對他們(men) 能夠按師法家法來分配異文，有35%的準確率，既幫助漢代的師法家法之間用字確實有同有不同，也幫助他們(men)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人對他們(men) 的研究有種種批評的聲音，也多中肯綮，但我認爲，如果捐棄師法、家法等大原則，手捧數千條《詩經》異文，麵對漢代四家詩幾十位經師，我們(men) 將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清人在沒有見到這麽(me) 多出土文獻的情況下，能夠建立起四家詩的構架，其用力之勤，用功之深，足以使後人驚歎敬仰。所遺留的種種缺陷與(yu) 不足，正有待我們(men) 利用新出土資料、新研究思路來彌補與(yu) 修正。這個(ge) 觀點，我已著文發表，而具體(ti) 的字義(yi) 字音與(yu) 四家詩關(guan) 係，我在《石經魯詩異文發覆》中有詳細考證。這一點雖然可以說是踏著清人的腳印向前走了一步，也是拜出土文獻之賜，並非我的功力超越他們(men) ，這是我必須有的自知之明。

這麽(me) 多年讀書(shu) 學習(xi) ，心得體(ti) 會(hui) 當然有一點，要說如何評價(jia) 清人的學術方法，我既沒有這個(ge) 能力，也沒有這種資格。但我揣摩您的問題，是不是因爲我寫(xie) 過《以丁晏〈尚書(shu) 餘(yu) 論〉爲中心看王肅僞造〈古文尚書(shu) 傳(chuan) 〉說——從(cong) 肯定到否定後之思考》《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shu) •鹹有一德〉之性質》等幾篇文章，要想“逼”我談談清人定讞的《古文尚書(shu) 》問題。我知道有人粗粗看了我的文章，以爲我是一個(ge) 捍衛《古文尚書(shu) 》不僞的人。我一直不想談這個(ge) 問題，是因爲尺幅短紙，根本無法說清楚。既然你們(men) 有意“逼宮”，我就避重就輕地談一談膚淺的想法。

避重，是因爲《古文尚書(shu) 》案自宋代開始懷疑，經閻若璩《疏證》定案，到晚清衍及古史辨運動，所論辯的內(nei) 容涉及到天文曆法、地理學、神話學、古史學、政治學、文字學、聲韻學、文本學等等，無所不包。參加辯論包括搖旗吶喊的人一時屈指難數。從(cong) 學理上說，既然這個(ge) 公案涉及這麽(me) 多學科，要定案，先得解決(jue) 以上各學科所涉及的問題，但現在一般人就是在討要結論：真，還是僞。實在因爲公案太複雜，而討個(ge) 結論最省力輕鬆。我在十多年前曾有過編纂一部《古文尚書(shu) 公案文獻集成》的想法，匯集的篇幅初步估算有20000頁。一是希望先把真僞控辯雙方的著作論文先集中起來，其次將各學科的知識點歸納出來，像天文、曆法、地理等專(zhuan) 業(ye) 性強的，需由專(zhuan) 家來作專(zhuan) 門研究。二是數百年來，雙方的真僞控辯本身已經形成了一部學術史，這部學術史亟需梳理，它不僅(jin) 是清代學術史繞不開的一個(ge) 重要部分，而且對我們(men) 民族的邏輯思維、論辯方法之利弊都有值得總結的東(dong) 西。這部分太重太複雜，姑且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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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棟《古文尚書(shu) 考》二卷

清道光九年（1829）學海堂刊《皇清經解》本

就輕，我隻談一二點看法。閻若璩一百多條論證姑且不談，就惠棟《古文尚書(shu) 考》卷二將僞書(shu) 十六篇文句所涉先秦兩(liang) 漢典籍者一一簽出，有的僅(jin) 是意思相同，文句相似相近而已。朱駿聲《尚書(shu) 古注便讀》對於(yu) “晚書(shu) 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對十六篇中與(yu) 先秦兩(liang) 漢相同文句，都說“某某文也”，意謂僞書(shu) 襲其句而連綴以成篇章。其後孫喬(qiao) 年《尚書(shu) 古文證疑》、簡朝亮《尚書(shu) 集注述疏》都用這種體(ti) 式，屈萬(wan) 裏參據各書(shu) ，又有調整補充。這裏先擱置這十六篇真與(yu) 僞的性質，不管它是誰作、如何作，僅(jin) 就其文章而言，它所用詞匯和短語是否允許和先秦兩(liang) 漢其他文獻重複？如果不允許，那先秦諸子百家的互相重複是否都是抄襲？如果允許，怎麽(me) 定性？揣摩朱氏等人意思，僞作者是先摘錄這些經典詞匯、短語，而後彌縫連綴僞作成篇。比如《仲虺之誥》，是摘錄《左傳(chuan) 》《墨子·非命》所引《仲虺之誥》原文，並改易《荀子》《吳子》《呂氏春秋》引《仲虺之誥》文，再結合《立政》《逸周書(shu) 》《左傳(chuan) 》《國語》《孟子》《荀子》文句，掇拾、敷衍成文。《尚書(shu) 》僞篇都是這樣摭拾殘文、連綴文句造出來的嗎？我們(men) 都有造句的經驗，連綴一兩(liang) 個(ge) 詞造句容易，多一個(ge) 二個(ge) ，難度就會(hui) 增加一倍二倍，越多難度就越大，這是可以想見的。要將這些短語、文句連綴成一篇文義(yi) 通順、格調高古又符合史實文章，實在是非大手筆不能爲。況且，既然僞作《仲虺之誥》，又何必要修改《荀子》等所引的《仲虺之誥》原文入文，直接竊取原句入文不是更逼真嗎？想出這種操作的人，反而讓人匪夷所思！所以惠棟以下以這種方法來指責僞作者是沒有道理的。

對於(yu) 《書(shu) 孔傳(chuan) 》，大家都引馬融《書(shu) 序》“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爲證，東(dong) 漢中期既無師說，那孔傳(chuan) 就是魏晉以後人所僞作，是鐵板釘釘的事。皮錫瑞還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篇《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發揮、推衍馬融之說。其實這都是不明漢代“師說”一詞含義(yi) 、對馬融此說的誤解所致。所謂“師說”，就是官師之說，即博士官傳(chuan) 授之說。十六篇既然不在博士傳(chuan) 授之內(nei) ，當然是“絕無師說”。但古文本來比隸書(shu) 難認難解，孔安國之後，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以至杜林、衛宏等一脈相傳(chuan) ，要是沒有解說，怎麽(me) 傳(chuan) 授下來，怎麽(me) 能在王莽朝一度立爲博士呢？所以應是絕無“師說”，必有“私說”，這個(ge) 私說就是在博士製度外私相傳(chuan) 授的解說。清人有些解說都是在先入爲主的觀念驅使下，作傾(qing) 向性的理解，當然，清代以及近現代更多的人都在最省力的人雲(yun) 亦雲(yun) 地跟著說。

如果說兩(liang) 種竹簡《緇衣》引到的《古文尚書(shu) 》與(yu) 傳(chuan) 世《古文尚書(shu) 》有異文，你還可以左袒右袒，等到清華簡公布，《尹誥》和《鹹有一德》的差異，《說命》三篇的差異，很多人似乎覺得已不容置疑，但也有少數人將它視作不同篇章。戰國以前和戰國時的文本流傳(chuan) 就隻是一條單線，不容有異的嗎？這是很多人沒有考慮過的——關(guan) 於(yu) 這一點，我將會(hui) 用舊材料、新方法來證明。我當時是把一切都放倒，獨去思考先秦兩(liang) 漢經典文本的流傳(chuan) 方式與(yu) 形態問題——這就是我長期思索的文本觀念。我從(cong) 2007年開始關(guan) 注、研究先秦、兩(liang) 漢注疏學，對先秦、兩(liang) 漢的“傳(chuan) 體(ti) ”有深切的了解。西漢以前所謂的“傳(chuan) ”，並非“訓詁”式解釋，而是“大義(yi) ”式概述。寫(xie) 《尹誥》性質一文之前，我將簡牘《尹誥》和《鹹有一德》對讀過幾十遍，讀出了兩(liang) 者內(nei) 在理路的一致性，也就是說《鹹有一德》是對《尹誥》的敷衍闡釋，我才認爲《鹹有一德》可能是《尹誥》的“傳(chuan) ”——即大義(yi) 。我不是在劉、呂之間去辯白是非真僞，而是在尋找文本的來源、文本在流傳(chuan) 中變異的狀況，以及先秦時期文本到底是以怎樣的方式流傳(chuan) 的等問題，因爲我不相信清人所說以這種摘句方式可以敷衍成篇。總之，我是想在真與(yu) 僞之外尋找一條新的追溯文本流傳(chuan) 的途徑。

從(cong) 另一麵看，本世紀來，也不斷出現爲《古文尚書(shu) 》辯護的聲音，從(cong) 真理越辯越明的視角看，當然是好事。但察其所據所論和推理途徑，大多還是落在清人控辯雙方的材料、方法、思維之內(nei) 。偶有出於(yu) 其外者，比如用舊有的三體(ti) 石經古文、用新出的古文字來論證，比如統計今文、古文的用字、用詞來比較等等，但這些聲音仍不足以讓持僞書(shu) 說人信服。

清人憑借他們(men) 的經學功底和沉潛精神，在《古文尚書(shu) 》辨僞工作中所揭示出來的很多問題，讓我們(men) 看到了先秦文本流傳(chuan) 過程中的複雜程度遠出於(yu) 我們(men) 現代人的想象，非常有價(jia) 值，拓寬了我們(men) 在研究其他經典文本形成過程中的思路。但《古文尚書(shu) 》的真僞和十六篇的形成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問題，不能牽混，文本形成的研究工作之路還很長。現代的學者應該放下真和僞的固有概念，去切切實實地探索一下諸子爭(zheng) 鳴時代下文本流傳(chuan) 的紛亂(luan) 途徑。所以，我近來還在想，《古文尚書(shu) 公案文獻集成》仍然應該編，隻有將這些著作、文章集中在一起，才會(hui) 有人來分類梳理其問題，才會(hui) 有專(zhuan) 業(ye) 人員來作專(zhuan) 門的研究，這對推進《古文尚書(shu) 》案的研究和梳理學術史都有作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