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禮記注疏長編》引起的思考

作者：虞萬(wan) 裏 徐興(xing) 無（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講席教授；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初八日戊寅

          耶穌2024年6月13日

王鍔教授主編的《禮記注疏長編》已經出版了《曲禮》《檀弓》和《王製》三種，初步估計，《長編》全部出齊，約有60冊(ce) 左右。王鍔教授團隊開展的這項《禮記》研究工作懸鵠甚高，成果豐(feng) 碩，受到學界廣泛關(guan) 注。虞萬(wan) 裏、徐興(xing) 無兩(liang) 位學者的文章在對《禮記注疏長編》進行評介的同時，還帶來了他們(men) 關(guan) 於(yu) 《禮記》研究乃至禮學、經學研究的最新思考。——編者

《禮記注疏長編》已出成果

經典的集解、集說和長編——由《禮記注疏長編》引起的思考

虞萬(wan) 裏

王鍔教授主編的《禮記注疏長編》已經出版了《曲禮》《檀弓》和《王製》三種，初步估計，《長編》全部出齊，約有60冊(ce) 左右。承他先後都第一時間寄贈，使我得以較早拜讀學習(xi) 。有感於(yu) 當今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的熱度，經學尤其是禮學的專(zhuan) 著和論文更是層出不窮，故《長編》的編纂和出版，引起我對當前禮學乃至經學研究和教學的一些思考。

一、《儀(yi) 禮》《禮記》之難易

經學難，禮學尤難，禮學之難，莫過於(yu) 《儀(yi) 禮》，這似乎是一種共識。確實，《士喪(sang) 禮》自孺悲見孔子，受教寫(xie) 出之後，其他篇章也逐漸形成。由於(yu) 《儀(yi) 禮》的儀(yi) 節是一種行禮的過程，每個(ge) 儀(yi) 節的含義(yi) ，不見於(yu) 十七篇正文，研習(xi) 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七十子及後學已有懵然不解，必須師弟子傳(chuan) 授和師友間互相切磋討論方始得其諦義(yi) ，這從(cong) 《喪(sang) 服傳(chuan) 》的傳(chuan) 與(yu) 舊傳(chuan) 以及《荀子·禮論》等文獻中可以得到啟悟。漢初高堂生傳(chuan) 授時的訓解是否為(wei) 儀(yi) 節的原意，已難印證，至多隻能說大致正確。加之漢魏六朝隋唐以來，上自朝廷禮儀(yi) ，下至民間婚喪(sang) ，不斷因革變易，所以歧說紛繁。好在《禮記》和其他典籍中還有一些解釋《儀(yi) 禮》的短篇，如《冠義(yi) 》釋《士冠》，《昏義(yi) 》釋《士昏》，《問喪(sang) 》釋《士喪(sang) 》之類，可略窺西周製作和孔門師傳(chuan) 之意。

至於(yu) 《禮記》四十九篇，係七十子或七十子後學先後傳(chuan) 授，由口授筆書(shu) 遞相記錄，以不同文字輾轉傳(chuan) 抄，文本不一，來源各異。逮及漢初匯集於(yu) 天祿石渠，塵封百年之後，簡牘殘泐斷爛，交互相錯，時亦有之。今就小戴編集四十九篇之文本，論其文字，則古文今文混雜，斷爛錯簡紛糅。觀其內(nei) 容，詮解《儀(yi) 禮》之儀(yi) 節外，更涉三代製度因革，周初製禮作樂(le) 及春秋、戰國各種製度文為(wei) ，其中有實錄，有傳(chuan) 聞，亦有誤解。以《王製》言之，鄭玄謂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yang) 老之法度，尚不足盡其內(nei) 容。細分歸類，有班爵、祿田、任官、巡狩、朝聘、教學、養(yang) 老、國用、喪(sang) 祭、職方十類。其中有一代之法，有四代沿革損益之製，若欲征文獻以證，已有史文缺失之歎。以《檀弓》言之，有錯簡，如孔子少孤章；有脫文，如叔孫武叔之母死章。全篇采擇七十子門人記聞，間夾雜逸禮經記，雖多言喪(sang) 禮，而求義(yi) 者多，陳數者少。以《曲禮》言之，包容更廣。鄭玄謂其篇記五禮之事，殆以有祭祀之說，有喪(sang) 荒去國之說，有致貢朝會(hui) 之說，有兵車旌鴻之說，有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其內(nei) 容雖可分析歸類，但其內(nei) 容與(yu) 篇名“曲禮”有何聯係？陸德明說《曲禮》是《儀(yi) 禮》舊名，是委曲說禮之事。孔穎達認為(wei) 是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yu) 威儀(yi) 則曰“儀(yi) 禮”。曆來各家，眾(zhong) 說紛紜，至今也未有定說。其他各篇內(nei) 容混雜，篇旨不一者所在多有。如《燕義(yi) 》一篇，顧名思義(yi) ，殆記君臣宴飲之禮，但篇首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節，係《周禮·諸子》之文，與(yu) 宴飲渾不相幹，蓋是小戴整理時誤將其他簡牘竄入。細察四十九篇，諸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由此可見，要梳理《禮記》內(nei) 容，溯其來源，別其條理，殊非易事。昔韓昌黎嚐謂《儀(yi) 禮》難讀，不知《禮記》尤為(wei) 難讀，所以尤難者，以其背景深廣，來源不一，簡牘錯雜，內(nei) 容駁雜也。

二、今古文混雜的《禮記》

《漢誌》於(yu) 《禮經》十七篇之後，載“記百三十一篇”，師古以為(wei) 是七十子後學所記。其中雜糅古文逸禮，知其文字亦多古文。小戴所編，是純取百三十一篇，抑或兼編《明堂陰陽》《王史氏》和《曲台後倉(cang) 》等記，曆來都無定說，但無論如何，《禮記》四十九篇是一部今文、古文夾雜的有關(guan) 禮製的傳(chuan) 記資料匯編。其中今文用隸體(ti) 書(shu) 寫(xie) ，古文則用六國古文書(shu) 寫(xie) 。漢代經師對於(yu) 古文，大多無法讀懂，或者說無法全部讀懂。劉向《別錄》說：“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yu) 壁內(nei) 者，獻之，與(yu) 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chuan) 以教人。”所謂“讀說”，就是將不認識的古文字，通過對前後文義(yi) 的理解，讀成可以貫通文義(yi) 的字，並將前後文義(yi) 串講成說。因為(wei) 不同經師對同一經文體(ti) 會(hui) 不同、理解不同，所以各自的“讀”和“說”也會(hui) 不同，因而形成異說。如《漢誌》列當時《孝經》有五家，經文相同，即都是隸書(shu) 今文本，它與(yu) 古文本《孝經》相較，有四百多個(ge) 異文，平均四個(ge) 字中就有一個(ge) 異文。班固說“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可見凡有古文，經過不同經師的理解讀說，必會(hui) 產(chan) 生異讀、異文、異說，所以“漢讀”是造成經典眾(zhong) 說紛紜的源頭之一。《禮記》既然是今古文雜糅的一部經典，那麽(me) 它存有異文異說就無可避免。戴聖之後，鄭玄之前，傳(chuan) 《禮記》者有橋仁、楊榮、景鸞、曹褒、摯恂、馬融、許慎、張恭祖等十餘(yu) 位經師，因為(wei) 所傳(chuan) 是一部古今文雜糅的經典，幾經傳(chuan) 抄又形成不同的文本，所以鄭玄在注釋時，無法像注《儀(yi) 禮》一樣，分清古文作某、今文作某，隻能說某或為(wei) 某，某或作某，經統計，這些異文有近二百個(ge) 。他雖沒有像注《周禮》一樣引錄某經師作某說，但各家因不同異文而有不同解說是必然的。鄭玄之後至漢末，傳(chuan) 《禮記》經師可考者有二十多家，魏晉以後，《禮記》地位上升，初唐孔穎達為(wei) 《禮記》撰正義(yi) ，傳(chuan) 習(xi) 講解人數更在《儀(yi) 禮》之上。宋代理學興(xing) 起，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又有全新的、係統性的理解，衛湜匯集各家學說，居然有一百六十卷之多，異說之多，與(yu) 傳(chuan) 習(xi) 、講解人數和時代都有很大關(guan) 係。清代偏重考據，又對《禮記》的漢注、漢讀、漢說作了大量考訂，《禮記》著作數量更勝於(yu) 前。

宋婺州本《禮記注》

蜀大字本《禮記注》

三、集解、集說、長編與(yu) 經解的意義(yi)

六藝經典異說在韓非所說“儒分為(wei) 八”時就已萌芽，漢代經師秉承師說，讀說文本，反映在簡牘中，歧說矛盾已充分展現。要追本溯源，必須並陳眾(zhong) 說，集解、集說體(ti) 式的經解便應時而生。東(dong) 漢初年賈逵的《歐陽、大小夏侯尚書(shu) 古文同異》三卷，是現今所知最早的比較著作。鄭玄《周禮注》集杜子春、鄭興(xing) 、鄭眾(zhong) 三家，還未用“集”字名。何晏《論語集解》錄孔安國、馬融、包鹹等八家之說，始題作“集解”。六朝以還，注家越多，“集注”“集解”類著作也就越多，如李顒《集解尚書(shu) 》十一卷，薑道盛《集釋尚書(shu) 》十一卷，崔靈恩《集注毛詩》二十四卷，崔靈恩《集注周官禮》二十卷，以及至今尚存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即如《係辭》僅(jin) 上下兩(liang) 篇，竟然也有《周易集注係辭》二卷。集注、集解著作的盛行，昭示著某部經典注解繁夥(huo) 、解說歧出已到了不得不總結清理的時候，因而是經典詮釋發展史上必然產(chan) 生的形態，是評判眾(zhong) 說、揚棄訛誤、追求正解的必要手段。

長編一詞，仿自李燾。稍後衛湜《禮記集說》一書(shu) ，在並陳眾(zhong) 說的層麵上，已有“長編”的性質。明胡廣領銜纂輯《禮記大全》，集四十餘(yu) 家之說，蒙“大全”之名而有“集說”“長編”之實。《欽定禮記義(yi) 疏》八十二卷，采擇更廣，條例更密，既有長編之實，又兼裁斷之判，是一經之總結，也是一時代標誌性的經典。嘉慶初年，阮元命陳壽祺等纂輯《經郛》百餘(yu) 卷，後又循陳壽祺《經郛》匯輯古注條例，發願纂輯“大清經解”，思將所有清代學者對一經一句一字之考證解釋，分別匯集於(yu) 一句之下，其相關(guan) 者兩(liang) 見之。如戴震解“光被四表”為(wei) “橫被四表”，係之於(yu) 《堯典》；劉台拱解《論語》“哀而不傷(shang) ”即《詩》“惟以不永傷(shang) ”之“傷(shang) ”，則《八佾》《周南》互見，如此畢陳眾(zhong) 說，俾一覽無餘(yu) 。隻因老成凋零，人手缺乏，最後不得已而匯輯成現今叢(cong) 書(shu) 性質的《清經解》三百六十冊(ce) 。《清經解》雖造福學林，但欲檢某經某句各家之說，必須翻閱多部、十幾部甚至更多的著作，極為(wei) 不便。沈豫率先著手改為(wei) “經解輯說”“經解匯纂”形式，思欲副阮元當時的意圖，因個(ge) 人勢單力薄，無法完成。其後學者和書(shu) 坊為(wei) 便於(yu) 利用《清經解》，想方設法編輯分類經解目錄，希望便於(yu) 利用。光緒年間，抉經心室主人趙賢經二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完成《皇朝五經匯解》，然亦僅(jin) 部分實現了阮元的願望。石印《五經匯解》，一展卷而清人諸說畢陳，曾為(wei) 筆者所倚重，唯字小如蠅，頗傷(shang) 目力，流傳(chuan) 不廣，故亦少為(wei) 今人所知。

有鑒於(yu) 經解著作繁夥(huo) 而搜羅不易，翻檢不便，近一二十年來，按經、篇、句匯纂、匯解形式，而不以“長編”名的著作亦時有所見，如《歸善齋〈尚書(shu) 〉章句集解》《詩經集校集注集評》等，凡此都是企望一編在手、眾(zhong) 說畢陳的心理驅使下的產(chan) 物。

四、《禮記注疏長編》編纂方式與(yu) 意圖

回溯集說、集解、長編、經解的曆史及其體(ti) 式演變，可以了解匯集諸家學說的經學體(ti) 式，無論其名稱同或異，都是經學曆史發展所必然，是將文本和經義(yi) 推向更深一層研究所必須，這就是我對《禮記注疏長編》認可和讚賞的原因。

《長編》匯集了衛湜《禮記集說》以下至郭嵩燾《禮記質疑》共十三家，雖說隻是十三種著作，因為(wei) 《禮記集說》匯集了鄭注以下的一百四十四家之說，甘汝來等《欽定禮記義(yi) 疏》於(yu) 衛書(shu) 外兼采元明諸儒之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更搜采衛湜所漏略者，益以元代十一家，明代三十七家，清代四十六家，故《長編》所集，當在二百五十家以上。盡管杭書(shu) 所略及杭書(shu) 之後，尚有數十百家之多，但此一編在手，已足備研究之資。

衛湜《集說》、甘汝來《義(yi) 疏》、杭世駿《續集說》諸書(shu) 互有重疊，為(wei) 方便讀者，不讓篇幅過分冗長，《長編》在編纂過程中略有調整安排。需要說明的是，《長編》是匯集眾(zhong) 說，提供資料，而不是要成一家之言。這對於(yu) 求省便而欲得真知的學者而言，可能不厭所望，不免略有微詞。其實，集說、集解、長編，自古以來，就有兩(liang) 種不同方式。鄭玄囊括大典，以著為(wei) 目的，所以兼采諸家之後，往往給出自己意見；《義(yi) 疏》為(wei) 顯示“欽定”，亦多加“餘(yu) 論”和“辨證”：但並非所有集說之後都有評判。何晏、李鼎祚、衛湜之書(shu) ，唯列諸家之說，極少按斷。杭書(shu) 《續集說》明言“不施論斷，仍衛例也”。近出的《尚書(shu) 章句集解》和《詩經集校集注集評》亦不加按斷評判。這是因為(wei) ，有的經義(yi) ，羅列諸家之說，已經明白，無須贅辭；有的經文，諸家歧說不一，各有理據，無法作左右之袒。更有一些難解的經文，前人亦未有明確之說，簡短的按語也無法解釋清楚。所有這些，作為(wei) 王鍔教授團隊在匯讀《禮記》，纂輯《長編》過程中，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們(men) 采取專(zhuan) 門研究的路徑，即在匯讀過程中，碰到疑難儀(yi) 節和經文，由有興(xing) 趣的人承擔作專(zhuan) 題研究，如《曲禮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曾子問》“喪(sang) 慈母如母”等等，都有專(zhuan) 門的討論文章，此將匯編成書(shu) 另行。這種方式，是既不將不成熟的想法輕易加在《長編》之後，誤導讀者，徒增篇幅，更重要的是可以鍛煉參與(yu) 的學生綜合分析材料，形成獨立研究的能力。

我在閱讀《長編》，理解《長編》體(ti) 式過程中，時與(yu) 王鍔教授進行交流，得悉其組織學生，引導學生匯讀《禮記》、纂輯《長編》、研究問題的形式與(yu) 意圖，似乎比單純抄撮、匯編《尚書(shu) 》《詩經》資料的意義(yi) 更大，深感這是一條研究經學和教授學生，使學生變被動學習(xi) 為(wei) 主動學習(xi) 的切實有效途徑，值得效法與(yu) 推廣。

新出的《王製注疏長編》（廣陵書(shu) 社2023年12月）

王鍔

中國經學的闡釋方法與(yu) 傳(chuan) 統

徐興(xing) 無

《史記·孔子世家》曰：“周室微而禮樂(le) 廢，《詩》《書(shu) 》缺。”在中國經學的敘事中，孔子刪定六經於(yu) 禮崩樂(le) 壞之時，可見其艱，故在當時，晏子已譏刺孔子“當年不能究其禮”。秦火之後，六經殘缺不全，雖經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兼而存之。然而六經之中，樂(le) 經亡佚，禮經後置，《周官》之發，晚至哀、平。古代禮學經西漢二戴《禮記》輯存，加之東(dong) 漢鄭玄遍注三《禮》，可睹其規模，但由於(yu) 禮樂(le) 製度的湮廢，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文本編纂與(yu) 解說極為(wei) 困難。逮至清代禮學複興(xing) ，三《禮》之中，《儀(yi) 禮》有胡培翬《正義(yi) 》，《周禮》有孫詒讓《正義(yi) 》，唯《禮記》未出新疏。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雲(yun) ：“清儒於(yu) 《禮記》，局部解釋之小書(shu) 單篇不少，但全部箋注，尚未有從(cong) 事。”又徐俊《清人十三經緣起》一文述及1960年代中華書(shu) 局啟動“清經解輯要”出版計劃，屈守元認為(wei) “《禮記》清人所作不能超過孔疏，可以不用朱書(shu) （朱彬《禮記訓纂》）勉強備數”，楊向奎亦雲(yun) ：“清末以來有些人想刻十三經新疏，《禮記》最無辦法。為(wei) 了成龍配套，便看上了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和朱彬的這部書(shu) 。”（《書(shu) 品》2012年第3期）

因此，以學術史的坐標衡量，王鍔主編的《禮記注疏長編》，堪稱繼踵前人的一大事業(ye) 。其事起於(yu) 其撰作《禮記匯校集注》的計劃，欲“匯校眾(zhong) 本，集合諸說，刪繁就簡，按斷是非”，撰成之後，必為(wei) 當代《禮記》新疏。但他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遵循嚴(yan) 謹的文獻學方法，匯校之後，以漢唐以來，說禮諸家，或專(zhuan) 尚鄭孔，或喜自立說，聚訟紛紜，令人目眩，於(yu) 是又效司馬光撰寫(xie) 《資治通鑒》之法，輯錄《禮記》注疏、集說及相關(guan) 的解說，逐篇編纂《注疏長編》，為(wei) 《集注》工作打下堅實的資料基礎。迄今已由廣陵書(shu) 社刊出《曲禮注疏長編》《檀弓注疏長編》《王製注疏長編》三種。這種以史學治經學的方法，其意義(yi) 絕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保存或是整理前人的經說，追求文獻資料的詳盡排比，而是在經典闡釋方法上具有發凡起例之功。

“注疏長編”其實就是“求之故訓”的闡釋方法。清儒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曰：“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yu) 賢人聖人之義(yi) 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yi) 理明，則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古人治經有一個(ge) 很重要的預設，那就是孔子編纂的六經文字，經過秦火，至漢朝已非原貌，很難通過傳(chuan) 世經典的文字了解經文原貌和聖人之道了，所以漢代經師說：“離於(yu) 全經，固已遠矣。”如果要接近經文的原貌，漢人認為(wei) ，必須盡可能地廣泛搜集、保存古人的解釋，恢複其師承授受，所謂“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小大之道，豈可偏絕哉！”（《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 戴震所雲(yun) “遺文垂絕，今古懸隔”而“求之故訓”，亦是此意。在他看來，“故訓”不僅(jin) 是解釋經文的方法，而且包括過去的解釋。他甚至認為(wei) 過去的解釋也是殘缺的，其《古經解鉤沈序》曰：“僅(jin) 僅(jin) 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為(wei) 傳(chuan) 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亡，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法亡，流而為(wei) 鑿空。”所以要“廣攬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為(wei) 綜考故訓之助。”隻有經由過去的解釋，我們(men) 才能掌握“故訓之法”。其實戴震很少講“訓詁”，而是講“故訓”或“古訓”，有時會(hui) 說“小學故訓”，即便說到“訓詁”，也是與(yu) “語言文字”對舉(ju) （《與(yu) 段若膺論理書(shu) 》），因為(wei) 他講的“故訓”受到惠棟以“求古”治經的影響（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隻是清人多將戴震說的“故訓”改為(wei) “詁訓”或“訓詁”。比如錢大昕《戴先生傳(chuan) 》、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等轉述戴震的觀點時就寫(xie) 成“訓詁”或“詁訓”，這大概是因為(wei) 清儒對文字音韻多有發明，特別是戴震後學如段（玉裁）王（王念孫、引之）等人發展了小學，使文字訓詁成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但是，將“故訓”改為(wei) “訓詁”，便會(hui) 將古人對經典的解釋窄化為(wei) 對文字的解釋，將“經義(yi) ”簡化為(wei) “字義(yi) ”了。黃焯曾經認為(wei) ，“戴震謂訓詁明而後義(yi) 理明，實則有訓詁明而義(yi) 理仍未得明者”，這正是被清儒對戴震的誤解所誤導。黃侃主張“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zhuan) ”（《訓詁學講詞》），正是看到解釋經義(yi) 與(yu) 解釋字義(yi) 的區別：“小學之訓詁”研究字詞的確定義(yi) 項，便於(yu) 通釋文字，所以貴圓；而“經學之訓詁”須就不同經文的獨特語境和文意來闡釋其中的事項與(yu) 義(yi) 理，所以貴專(zhuan) 。戴震的“故訓”包括對名物、典章製度和義(yi) 理的解釋，當屬“經學之訓詁”。認為(wei) 把握了字義(yi) 就可以把握經文的原貌，進而能明白聖賢心中的義(yi) 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wei) 經文已經殘缺了，所以我們(men) 隻能說：明白了古人對經文的解釋，才能把握解釋的方法，接近經文的原貌，進而明白聖賢心中的義(yi) 理。梁啟超甚至認為(wei) ，古人的解說比經文更加重要。其《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一文中指出：經這個(ge) 東(dong) 西其實是教科書(shu) ，經的傳(chuan) 記才是教員的講義(yi) ，“今日若有經無傳(chuan) ，經之意義(yi) 何在？將人人莫名其妙；若有傳(chuan) 無經，猶可得許多義(yi) 理”。這個(ge) 說法特別適用於(yu) 《禮記》，即便沒有古代的《禮經》文本，但根據闡釋《禮經》的傳(chuan) 記注疏，我們(men) 仍可知道古代禮樂(le) 製度的道理。現代解釋學也認可這樣的觀點，因為(wei) 隻有通過解釋，文本中的文字才能轉變為(wei) 意義(yi) 。按照這個(ge) 邏輯，我們(men) 不妨將戴震的話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故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yi) 理明。

作為(wei) “故訓”的“注疏”通過“長編”的形式，呈現出在曆史中形成的解釋傳(chuan) 統。從(cong) 解釋學的角度看，這些都是古人的“前見”，構成了我們(men) 的經學闡釋的“前結構”，或者說是必要條件。中國經學強調“師法”“家法”“疏不破注”，其中既有能啟發我們(men) 理解的“創見”，也有妨礙我們(men) 理解的“偏見”。但是“創見”與(yu) “偏見”也是相對的，因為(wei) 它們(men) 都是在曆史中產(chan) 生的，受到曆史和語境的規定，都可以說是“偏見”，然而“創見”也隻能誕生於(yu) 其中。所以，將古人關(guan) 於(yu) 《禮記》的“前見”編為(wei) “長編”，我們(men) 就可以觀察《禮記》的解釋傳(chuan) 統，發現其中的異同。所謂的“同”就是傳(chuan) 統經學中講的“通義(yi) ”。《白虎通》雲(yun) ：“公者，通也。”“通義(yi) ”可謂共識，或者說是共同的“偏見”；所謂的“異”就是不同時代或個(ge) 人的“偏見”，但也可能就是“標新立異”的“創見”。對這些“前見”的梳理與(yu) 呈現，不僅(jin) 可以為(wei) 我們(men) 創發新義(yi) 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而且可以幫助我們(men) 客觀理性地把握解釋的傳(chuan) 統。

由此可見，除了揭示“求之故訓”的闡釋途徑之外，《禮記注疏長編》的另一貢獻是學術史意義(yi) 上的，它啟發我們(men) 重新發現中國經學的主體(ti) 性。近代以來，傳(chuan) 統經學隨著古代社會(hui) 一起消亡，清儒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備受中國現代學術斷章取義(yi) 式的推崇，以此消解傳(chuan) 統經學的權威。經學曾經統攝古代各種學術，但在現代學術中喪(sang) 失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六經作為(wei) 曆史文獻被分解到各個(ge) 學科，進入分科治經的時代。這固然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方法，深化了經學的研究，但是經學的文化，或者說經學的傳(chuan) 統性和主體(ti) 性也隨之解體(ti) 。過去我們(men) 更多地認為(wei) ，這是中國曆史變革和學術現代化的必然，因為(wei) 傳(chuan) 統經學的主體(ti) 性和權威性是依靠古代政治製度，特別是選舉(ju) 仕進製度來確立和保障的，然而隨著經學研究的深入，我們(men) 越發感到必須對經學有整體(ti) 的觀照，才能全麵地把握經學，才能重新確立經學的中國學術特色與(yu) 學科體(ti) 係。當然，通過跨學科的研究，通過經學文獻的校勘與(yu) 闡釋，都有助於(yu) 把握經學的主體(ti) 性，但是當我們(men) 翻開《禮記注疏長編》，才可以直觀地發現，經學的闡釋傳(chuan) 統才是經學主體(ti) 性的真正所在，才是我們(men) 應該自覺繼承和發揚的學術傳(chuan) 統，才是我們(men) 超越分科治學，重新確立現代經學主體(ti) 性的起點。

我們(men) 既希望《禮記匯校集注》早日誕生，實現三《禮》之學的學術期望，更希望《禮記注疏長編》早日完成，因為(wei) 它或許更具有學術創新的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