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經集存》序

作者：虞萬(wan) 裏

來源：《蜀石經集存》序言

漢、魏、唐、蜀、北宋、南宋和清代的七朝石經，雖然都以碑石爲載體(ti) ，但其文本、字體(ti) 、經傳(chuan) 、碑式，與(yu) 鐫刻時的標準文本、通行字體(ti) 、書(shu) 寫(xie) 閱讀習(xi) 慣相應，都有一定的變化，形成各自的特色。孟蜀廣政石經的特點，一是帖式形態的小型碑石，與(yu) 漢、魏、唐大型碑石不同；二是經傳(chuan) 並刻，以經文大字、注文雙行小字麵目呈現，亦與(yu) 漢、魏、唐石經的單刻經文不同。帖式形態便於(yu) 椎拓裝訂和翻閱，經傳(chuan) 並刻則便於(yu) 亟速理解經文。這種石刻形態，並非一蹴而就，它是在充分吸取前代閱讀習(xi) 慣和文本書(shu) 寫(xie) 形態逐漸變化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基礎上形成的。回溯前三種石經的形製和與(yu) 之相應的經學文本形態的變化和發展，可以深刻地理解蜀石經的特點。

熹平石經刊刻時，紙張已經發明，然經典文本的書(shu) 寫(xie) 仍處於(yu) 簡帛階段。簡牘書(shu) 寫(xie) 經典起源很早，延續時間卻很長。漢末經師鄭玄晚年注釋《三禮》時，所見所取文本仍都是簡牘；與(yu) 其年代相先後，熹平石經刊刻之偶發起因是有人刮削改寫(xie) 蘭(lan) 台簡牘文字以合私家文本，是其所取所據文本亦爲簡牘，可以互證。現今出土的戰國、秦漢儒家簡牘長度一般多在漢尺一尺（二十三點五厘米），長者達四十多厘米，一簡字數或多或少。漢製規定書(shu) 寫(xie) 經典用二尺四寸簡，武威《儀(yi) 禮》漢簡長度在五十五厘米左右，與(yu) 漢製相符。漢簡《儀(yi) 禮》每簡字數由六十多字到一百二十字不等，雖有編線四道，但文字卻通欄直下，唯編線處空開不書(shu) 。推而廣之到所有儒家簡牘，一律直書(shu) 到底。稍前於(yu) 《儀(yi) 禮》簡的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等也是通欄直下。從(cong) 某種視角而言，漢石經是書(shu) 寫(xie) 經典標準簡牘形製的直接投射，所以，熹平石經雖高二米有餘(yu) ，仍是每行七十多字通欄直下，顯示出簡牘時代的常規書(shu) 寫(xie) 形態。用二尺四寸簡牘書(shu) 寫(xie) 經典，字大而疏者約容六十餘(yu) 字，小而密者可達一百多字，將之置於(yu) 當時的幾案，允在頭不必上下過大移動而視線可以掃視、閱讀的範圍內(nei) 。但若將字形放大到八分，翻刻到通高二米多、寬一米許的石碑上，矗立於(yu) 太學前，碑式整體(ti) 雖尚屬勻稱，而抄錄、摹寫(xie) 必須抬頭觀頂端之字，下蹲看基石之文，存在一定的不便。這種不便受製於(yu) 諸多的曆史因素，是時代的局限。

六七十年後曹魏鐫刻三體(ti) 石經時，紙張是否已普及到可以隨意書(shu) 寫(xie) 所有經典，尚不敢斷言。魏武帝曹操和魯肅“手不釋卷”之“卷”，是簡牘、絹帛還是紙張，現也無法指實。但石經以古、篆、隸三種字體(ti) 書(shu) 寫(xie) 經文二十字，形成六十字一行，是殘石呈現的實際形態。溯其成因，碑石高廣與(yu) 熹平碑式近似，兩(liang) 種石經並立於(yu) 太學講堂之前，容易導致思維趨同。因此，無論經典的書(shu) 寫(xie) 是否已用紙張，可能都無法改變三體(ti) 石經直行而下的鐫刻樣式。其有限變化，即一行中字數的多少——漢魏石經每行相差十多字，很可能取決(jue) 於(yu) 古文和篆體(ti) 字形狹長的緣故。漢魏石經的碑式文本，可供士子校覈、摹寫(xie) 、抄錄，卻不便於(yu) 影拓後展讀學習(xi) ，故《隋誌》所載一字石經、三字石經多少卷，似乎已是經剪裁割裱後的卷帙，而具體(ti) 卻很難質指。

紙張的稍稍普及，當在曹操和魯肅之後數十年，左思的長篇巨製《三都賦》寫(xie) 成之際，皇甫謐作序以高其聲價(jia) ，文士競相傳(chuan) 抄，造成洛陽紙貴。紙貴須從(cong) 兩(liang) 方麵看，一是文章高妙，值得抄讀摹寫(xie) ，於(yu) 是抄寫(xie) 者衆，二是西晉時紙張確實還不如後世易製易得。兩(liang) 晉時書(shu) 寫(xie) 紙張的高廣尺寸，當然因地因時因具體(ti) 情況而無法劃一。現今流傳(chuan) 的敦煌儒家經籍寫(xie) 卷，有的殘損嚴(yan) 重，有的不標示尺寸。相對而言，書(shu) 寫(xie) 工整的敦煌佛經寫(xie) 卷大致高度都在二十五厘米上下（波動於(yu) 二十四至二十七厘米之間），偶有窄至二十厘米，寬至三十厘米者。書(shu) 寫(xie) 工整的佛經一般每行多容寫(xie) 十七字左右，而相對草率的儒家經典如伯二五二九《毛詩故訓傳(chuan) 》，抄寫(xie) 率爾，每行二十一至二十八字不等，抄得較爲工整的如伯二五三〇《周易注》，則每行基本控製在十五字，也有十三至十四字者。伯二五二三《春秋左氏傳(chuan) 集解》每行十四至十七字不等。所以唐代的寫(xie) 卷高度和每行容字似當以佛經經卷爲基準。高度不超過三十厘米的紙張，是窄於(yu) 古代書(shu) 案的寬度，而每行以十七字爲基準而稍有上下增減，既是成人手肘上下移動書(shu) 寫(xie) 的距離，也與(yu) 書(shu) 者目測距離控製限度相應。

唐石經矗立於(yu) 西安碑林已近一千二百年，今實測其碑高二一〇厘米，文字書(shu) 寫(xie) 高度約二〇二厘米。上下分爲八欄，每欄高二三至二三點五厘米，每字高二厘米，寬一點八厘米，字距一厘米。每碑寬度不一，大致在九十一到九十四厘米左右。唐石經處於(yu) 紙張已經普及，書(shu) 冊(ce) 製度已經形成的大和（文獻中太和、大和並出，本文一律改爲大和）、開成間，其文本依仿六朝以來盛行的書(shu) 冊(ce) 和寫(xie) 卷形態，分層橫行，從(cong) 右至左書(shu) 刻，應是情理之必然。唐石經碑式清人王昶和魏錫曾等都有過記載，侯金滿經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又有更深的認識，並作出明晰的描述：唐石經整碑分成八欄，每行平均十字，碑式布局以經典的篇卷爲單位，即每卷（篇）字數以每行十字橫書(shu) 而得出一卷（篇）之總行數，而後將一卷（篇）總行數依整碑所分八欄平分，得出每卷（篇）在整碑所占行數，從(cong) 右至左橫書(shu) 鐫刻。每卷（篇）字數多寡不一，故其在上下八欄的碑石上所占行數也不相同。由於(yu) 每碑碑石寬度恒定在九十一至九十四厘米左右，一般容三十五到三十七行，最多不超過三十九行，故按照經典篇序依次書(shu) 寫(xie) 鐫刻，就會(hui) 產(chan) 生某一卷（篇）文字由上一碑橫跨到下一碑的情況。又因某些經卷文字過多，因此亦出現橫跨兩(liang) 碑、三碑的現象。他推測這種分層橫書(shu) 跨碑形式，與(yu) 中古的書(shu) 冊(ce) 製度有密切關(guan) 係。（侯金滿《唐石經碑式與(yu) 中古書(shu) 冊(ce) 製度關(guan) 係探微》，《文獻》2021年，第4期）從(cong) 唐石經分層橫書(shu) 的碑式形態，可以推測當時的影拓技術已經成熟，因一經椎拓，即可黏連成旋風裝，極便翻閱研習(xi) 。當然，這種鐫刻形態與(yu) 帖式刻石孰先孰後，尚須有更多的實物來證實。蜀石經確是明顯的帖式刻石，盡管它與(yu) 叢(cong) 帖的興(xing) 起與(yu) 先後關(guan) 係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據王天然研究，蜀石經“原石書(shu) 刻部分長約九十厘米，縱高約三十厘米，計入四邊留白則整石約長一米、縱高約半米”，“蜀石經《毛詩》原石一麵約容三十七行，大字滿行十四字，小字滿行二十字左右，單排布局，雙麵書(shu) 刻”。（王天然《蜀石經形製謭識》，《文史》，2019年，第三輯，中華書(shu) 局）與(yu) 唐石經相較，蜀石經縱高三十厘米，每行大字十四字，一字亦在兩(liang) 厘米左右，可見唐、蜀石經同樣作爲石刻碑版，閱讀、觀賞須有一定距離，故字形大小相仿。唐石經每行十字，蜀石經每行十四字，殆因唐石經整碑高大，蜀石經碑式相對矮小，閱讀時站立距離須有遠近差別，故行容字數略有多少；且蜀石經還夾有雙行傳(chuan) 注小字，故大字不宜過密過小。這樣推測，是基於(yu) 與(yu) 中古寫(xie) 卷每行十七字比較而得。我們(men) 閱讀寫(xie) 卷距離，一般要近於(yu) 觀賞碑刻的距離，對象近，視線控製力強，字形不妨略小，對象遠，視線控製力弱，字形必須略大。結合五代北宋版刻而言，每行在二十一二字左右，這是書(shu) 卷可以隨意湊近閱讀，字形允許更小一些的緣故。如果這種推測有一定道理，則唐、蜀石經字體(ti) 大小和每行容字多少都是當時策劃者和工匠深思熟慮而定出的碑式。唐石經每欄上下相距僅(jin) 二厘米左右，而蜀石經則約近十厘米，此則因唐石經整碑要容納八欄，沒有多餘(yu) 的空間，而蜀石經單欄橫行，就美觀起見，也須上下留足邊框。

四種石經碑式沿革變化如上，而文本之衍化則更爲複雜。

先秦儒家經典文本，在秦漢之交時，先後由篆文轉寫(xie) 成隸書(shu) ，轉寫(xie) 過程中不免產(chan) 生誤認或錯寫(xie) ，流傳(chuan) 過程中更增磨滅與(yu) 殘泐因素。逮及孔壁和山巖屋壁之六國古文寫(xie) 本顯世，校覈隸書(shu) 今文本，可以看出很多因誤認、磨滅和殘泐而造成的錯譌與(yu) 經師牽強附會(hui) 的說解，劉歆、班固謂“後世經傳(chuan)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yi) ，而務碎義(yi) 逃難，便詞巧說”，當即指此而言。六國古文固然可以校正今文經本的某些錯譌和臆說，但因其字體(ti) 奇形多變，難以辨認，同樣帶來很多識讀上的困難，以致經師仍不得不揣度文義(yi) ，用自己方域中同音和近音來推求與(yu) 文義(yi) 相合的古文正字，此一過程就經師主觀層麵而言是“漢讀”，從(cong) 字與(yu) 字造成對應、構成異文的客觀而言則是“通假”。不同的漢讀和通假形成不同的文本，不同的經師爲自己的漢讀文本所作的解說即是不同的師說。經師各以不同的學說傳(chuan) 授，形成漢代的師法和家法，最終導致五經博士的增立。各師法間師說和文本憑借官學逐漸固定，但在經義(yi) 上互有歧義(yi) 甚至相左，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通經致用政策和策略的施行，於(yu) 是需要召開石渠閣和白虎觀會(hui) 議來統一經義(yi) 。石渠閣和白虎觀兩(liang) 會(hui) 雖在某些經義(yi) 上取得官方的一種傾(qing) 向性意見，卻並未消弭各家文本的異同，所以才會(hui) 有削改蘭(lan) 台簡牘文字之舉(ju) 。熹平石經選擇七經中一家作爲主要文本，而將同一經的其他家法文本異文經校勘後刊於(yu) 碑陰，使無論研習(xi) 哪一家師法的人都有一個(ge) 可依憑的標準文本。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熹平石經之刊刻，是漢代今文經本在皇權指導下走向統一的第一步，它是在十四博士和官學外的衆多家法上進一步確立了以申培《魯詩》、梁丘《易》、歐陽《尚書(shu) 》、大戴《禮》、嚴(yan) 彭祖《春秋公羊》爲主的今文本係統。可惜的是，隨著劉漢與(yu) 曹魏政權的興(xing) 替，經學也由今文經轉向古文經。剛刊立不久的熹平石經轉眼成爲明日黃花，被三體(ti) 石經替代。三體(ti) 石經以古文、篆文和隸書(shu) 三種文字刊刻，其古文的來源一直有爭(zheng) 論，其實，不僅(jin) 古文的來源需要檢討，連篆文和隸書(shu) 文本的選取也必須追溯，它是古文本的篆隸對應轉寫(xie) ，還是另有一種用篆隸書(shu) 寫(xie) 的古文經文本的配合？隻是出土殘石有限，暫時無法比較研討。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曹魏既然刊立古文經，必然是依據當時官學經師公認的、有目共睹的古文經文本。

今古文經學的興(xing) 替，導致今文經文本的逐漸散佚甚至失傳(chuan) 。但盡管文本先後散佚、失傳(chuan) ，其文本中的某些語詞、文字仍會(hui) 被無意混入或有意替代到通行的古文經文本中。因爲魏晉以後雖然古文經盛行，但今、古文經的對立已泯滅消解。紙張的漸行普及，原來裹糧從(cong) 師的讀書(shu) 形式也相對改變，除在官學中求學，個(ge) 人也可通過日益普及的傳(chuan) 抄文本獨自學習(xi) 。無論是國學師受還是個(ge) 人研讀，經師和學生都可能根據所能見到的今古文經本選擇適合於(yu) 自己對經典理解的文字作解，這並非是篡改經文，而是改有所本，即有前代經師文本依據。作出這種判斷的證據是，《毛詩》在東(dong) 漢中後期開始盛行，字形由隸轉楷，至兩(liang) 晉以後幾乎獨行天下。隋唐間陸德明《經典釋文》收錄《毛詩》音義(yi) 者十七家，錄存近一千組異文。這些異文除楷書(shu) 點畫之異外，有用毛傳(chuan) 傳(chuan) 文替代而產(chan) 生的異文，有用鄭箋箋文替代而產(chan) 生的異文，也有用王肅注文替代而產(chan) 生的異文，有的異文竟和《韓詩》相同，證明擇取三家《詩》文字入《毛詩》之情況確實存在。顏之推《書(shu) 證》篇列舉(ju) 河北本、江南本、江南舊本、俗本，以及《釋文》和《五經正義(yi) 》所舉(ju) 官本、定本等異同，可以想見民間隨手所抄，信手而改，不斷產(chan) 生異本，而官方則不斷校勘，努力規範，冀望形成統一文本的曆史境況。進入唐代，顏師古有定本，孔穎達有正義(yi) 本。但孔氏《正義(yi) 》單行，不與(yu) 所疏文本合一，故《正義(yi) 》仍然無法規整官本和民間文本。開元、幹元、貞元三朝都曾校勘經典，大曆間張參校勘後書(shu) 於(yu) 國子監講論堂東(dong) 西廂，寶曆時齊皞、韋公肅再校而書(shu) 於(yu) 木版，至鄭覃於(yu) 大和初年重新校勘，而後書(shu) 丹刻成開成石經。鄭覃所校，其取舍不必一定符合漢魏經師文本，但應是代表唐代官方校勘的，從(cong) 顏、孔之後，曆經張參、齊皞、韋公肅已還的“定本”。這個(ge) 定本的經文在大和和大和以前寫(xie) 本散佚殆盡的前提下，無疑成爲嚴(yan) 可均所說的“古本之終，今本之祖”。

唐石經作爲“古本之終”略如前說，其作爲“今本之祖”，首先要辨析的就是後唐長興(xing) 年間由馮(feng) 道、李愚發起刊刻的九經印版——即北宋國子監版的藍本，與(yu) 孟蜀刊刻的廣政石經之關(guan) 係，以及兩(liang) 者的祖本問題。因爲長興(xing) 九經印版刊刻時間在前，廣政石經的鐫刻過程在後，從(cong) 有竣工記載的廣政七年（944）一直到北宋末年方始刻成。所以一般論蜀石經者，多先述長興(xing) 刻本刊刻過程，接敘蜀石經的刊刻，給人的印象是，蜀石經是依據長興(xing) 刊本而刻。此當略予辨證。

刊版九經始刻於(yu) 長興(xing) 三年（932），據《冊(ce) 府元龜》和《五代會(hui) 要》所記，它的經文是以“西京石經本”——即“今本之祖”的唐石經爲底本，注文則是請研習(xi) 專(zhuan) 經的博士儒徒將寫(xie) 本上的注文勾稽移置到相應的經文下。其注文文本來源史書(shu) 缺載。長興(xing) 版九經中《周禮》刊成於(yu) 後周廣順三年（953），所附刻的《九經字樣》刊成於(yu) 後晉開運三年（946），可知前後長達二十餘(yu) 年。蜀石經係蜀相毋昭裔捐俸金所刻，其所據文本，曾宏父《石刻鋪敘》“孝經一冊(ce) 二卷”下記雲(yun) ：“孟蜀廣政七年三月二日右仆射毋昭裔以雍京石本校勘。”所謂“雍京石本”，當然是開成石經，以開成石經作爲校勘本，可見原本與(yu) 長興(xing) 版取開成石經經文雕版者不同。長興(xing) 版是開成石經原文，而蜀石經僅(jin) 是以開成石經校勘。開成石經是鄭覃在大和本基礎上校勘後上石鐫刻，蜀石經無論取何種寫(xie) 本爲底本，其在取開成石經拓本校勘過程必有去取，兩(liang) 者不會(hui) 完全相同，這或許就是晁公武校勘後有三百二科之異的緣故。

蜀石經經文與(yu) 長興(xing) 版來源略異，已可證兩(liang) 者無承襲關(guan) 係。若再從(cong) 政治和地理上考慮，五代割據的政治形勢，各自爲政，且從(cong) 後唐的洛陽到孟蜀的成都，相去遙遙一千多公裏，不可能洛陽刻成一經，傳(chuan) 送到成都再翻版上石。當然，從(cong) 時間上看，長興(xing) 雕版在前，廣政刻石在後，蜀石經鐫刻經傳(chuan) 受到長興(xing) 刊版的影響不無可能。毋昭裔年輕時借《文選》遭受白眼，其刊刻《文選》《白帖》之類亦在情理中，而捐資刊刻九經經傳(chuan) 這種浩大工程，很可能是長興(xing) 刊版的消息在十多年中傳(chuan) 到了成都。筆者曾經這樣思考，蜀石經最先刻成的是《孝經》《論語》《爾雅》三經，時在廣政七年三月至七月。此三書(shu) 是蒙學必讀，符合毋昭裔發願讓天下讀書(shu) 人有書(shu) 讀的初衷，也與(yu) 刊刻《文選》《白帖》相應。其《周易》刻成於(yu) 廣政十四年（951），前此數年長興(xing) 版《九經字樣》刻成，馮(feng) 道、李愚的九經計劃已昭然若揭，若消息傳(chuan) 到成都，自會(hui) 激起毋昭裔更大的宏願，索性將三經外其他諸經一並續刻以成一功，此雖屬推測，卻不無可能。

無論蜀石經之鐫刻是否受到長興(xing) 刊本的影響，所要確定的是，蜀石經的注文從(cong) 何處得來？回溯唐石經及其前身，張參校勘九經書(shu) 於(yu) 泥壁，齊皞、韋公肅校勘書(shu) 於(yu) 木板，都隻是經文，無注文。但從(cong)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載分析，六朝到唐初，廣泛流傳(chuan) 的儒家經典多已是漢魏經師傳(chuan) 注合一之本。敦煌殘卷所出，亦以經傳(chuan) 、經注合一本爲多，偶有單經本，大多爲民間讀書(shu) 人抄書(shu) 自用。再就孔穎達、賈公彥等所作《正義(yi) 》分析，既解經文，亦解傳(chuan) 注，顯示出六朝“義(yi) 疏”體(ti) 盛行之後，經典與(yu) 漢魏經師的傳(chuan) 注常態下已不再分開。所以，唐石經雖隻鐫刻經文，其每經大題下仍注明漢魏經師的姓名，如《易》“王弼注”“韓康伯注”、《書(shu) 》“孔傳(chuan) ”、《詩》“鄭氏箋”、《周禮》《儀(yi) 禮》“鄭氏注”。《禮記》雖將《禦刪定禮記月令》置第一，題“集賢院學士尚書(shu) 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書(shu)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等奉勑注”，而《曲禮》以下仍標“鄭氏注”，幫助由張參到鄭覃所校勘的九經也是經傳(chuan) 合注本，隻是鐫刻石經時，取經文書(shu) 丹上石。由此可證張參、齊皞和鄭覃校本都是一脈相承的經傳(chuan) 合一本，亦即大和寫(xie) 本必定是經傳(chuan) 合一本。唐石經刊成於(yu) 開成二年（837），下距朱溫移易唐祚尚有六七十年之久。盡管文宗之後唐朝一直在走向衰敗，但舉(ju) 世矚目的大工程石經刊成後拓本頒布各地自在情理之中。至於(yu) 張參、齊皞、鄭覃在相繼校勘寫(xie) 本時，是否對傳(chuan) 注文字進行校勘，或雖校勘而不經意，今難以推測。但經他們(men) 校勘後的大和寫(xie) 本在此後的數十年中會(hui) 傳(chuan) 播開來，至少各路藩鎮和地方政府能夠獲得的機率很大，當然在傳(chuan) 抄過程中也不免走樣。退一步言，即使地處西南邊陲的成都當時未獲得大和經傳(chuan) 寫(xie) 本，爲了鐫刻石經工程，從(cong) 各種渠道去尋覓，也在情理之中。成都離長安近而離洛陽遠，所以從(cong) 民間渠道獲得可能要比官方交涉更簡捷。

當然，經傳(chuan) 合一本既從(cong) 隋唐以來都已傳(chuan) 遍各地，偏西的成都地區原來就有也完全可能。但北宋趙抃於(yu) 治平元年（1064）出知成都，作《成都記》，謂毋昭裔“依大和舊本令張德釗書(shu) ”，紹興(xing) 年間的席益作《府學石經堂圖籍記》，說毋昭裔是“按雍都舊本九經”，趙氏、席氏都親(qin) 見蜀石經，深知蜀石經爲經傳(chuan) 合一本，“雍京石本”是不附傳(chuan) 注的經文本，如果趙氏“大和舊本”、席氏“雍都舊本”僅(jin) 指不附經文的“雍京石本”，至少詞義(yi) 上無法包容毋昭裔所刻的經傳(chuan) 合編的蜀石經。又因由長興(xing) 本經補刻、翻刻的北宋國子監本是來源於(yu) 雍京石本即唐石經，是宋人的一種常識，所以趙、席兩(liang) 人都用一“舊”字，點明毋氏所用是大和寫(xie) 本而不是石本，大和舊本、雍都舊本是經注合一寫(xie) 本，而不是隻有經文的“雍京石本”。晁公武說“蜀人之立石”，“而能盡用大和本，固已可嘉”。晁氏親(qin) 與(yu) 石經之事，固是明白人，他不用“雍京石本”或“石經”一詞，而用“大和本”，假如他的大和本是指石經本，與(yu) 長興(xing) 本所據相同，毋氏的舉(ju) 措也就不那麽(me) “可嘉”了。王應麟也說：“偽(wei) 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琢石於(yu) 成都學官，與(yu) 後唐板本不無小異。”王氏後文即舉(ju) 晁公武《石經考異》三百二科和張的《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在近五十餘(yu) 萬(wan) 字中有二百三十個(ge) 異文，隻能是“小異”，而注文的異文可以達四十卷之多，真的“不無小異”。可見王應麟說毋昭裔所取的“大和本”確實是指經傳(chuan) 、經注合一的大和舊寫(xie) 本，即趙氏、席氏之“大和舊本”和“雍都舊本”，亦即由張參到鄭覃一脈相承的校本。毋氏取大和舊本，校以“雍京石本”，或改或不改，所以和完全取開成石經爲底本的長興(xing) 雕版本有差異。如果毋昭裔直接取開成石經經文上石，曾宏父就不可能記其“以雍京石本校勘”，晁公武明知其用開成石經經文，則與(yu) 長興(xing) 監本所取相同，再組織人員去校勘兩(liang) 者異同，盡管也有意義(yi) ，但意義(yi) 似乎不大，因爲校出的異同也就是兩(liang) 者在摹寫(xie) 上石刊刻過程中與(yu) 唐石經的差異，且無法判定是非。再進一步追究，晁氏之時，唐石經的拓本取用方便，他何以不直接取唐石經拓本去校蜀石經和長興(xing) 監本，以直接顯示兩(liang) 者與(yu) 唐石經的異同是非？其之所以要以蜀石經校長興(xing) 版，正因爲蜀石經用大和舊寫(xie) 本，是唐石經的母本，可以追溯雍京石本以前的文字樣貌。所以雍都舊本九經、大和本，都是指鄭覃據以校勘上石的大和舊寫(xie) 本。

由上所述，蜀石經是毋昭裔取大和時經傳(chuan) 合一的寫(xie) 本，校以開成石經經文，爲避免開成石經分欄跨碑寫(xie) 刻的紛亂(luan) ，采取了單欄帖式的形態刊刻。但由於(yu) 沒有成立一個(ge) 機構有序的專(zhuan) 門管理，校勘、書(shu) 寫(xie) 不精，以致頗多紕繆。

蜀石經殘石（現藏四川博物院）

蜀石經單欄橫書(shu) ，經傳(chuan) 兼刻，所以累累千餘(yu) 石，宋代曾爲專(zhuan) 辟石經室以儲(chu) 。晁公武之後，曾宏父、趙希弁都曾專(zhuan) 門述及。及入元之袁桷有詩說“草堂舊詠迷陳跡，石室殘經臥落暉”，則元初石經已圮毀堆積，任餘(yu) 暉斜照而無人顧及，入明而石不見存，並拓本亦希覯。後人對如此體(ti) 量的蜀石經之亡佚，有過各種推測，錢大昕認爲亡於(yu) 蒙元破蜀陷城，近代因清乾隆時福康安修城，掘城址曾獲殘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拆除城垣時又發現殘石若幹，故馬衡認爲是修築城垣時以爲石料。王天然認爲修築城墻發掘所得殘石數量過少，與(yu) 成千塊碑石差距太大，指出應考察兩(liang) 宋成都府學的舊址，可能曾就地掩埋。筆者認爲三種推測都有可能，並不矛盾。蒙元入主中原，世祖於(yu) 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庚辰，曾聽許衡建議，“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shu) 籍版刻至京師”，有輕便的版片，就不必去搬運笨重的石片。推想戰亂(luan) 之際，鐵蹄踐踏，石經被推倒摧毀，累累如石丘，故袁桷能親(qin) 見其堆臥在斜陽之下。既然石經已淩亂(luan) 堆積，無法椎拓利用，而修城需要石料，取而用之，就像北魏馮(feng) 熙、常伯夫先後爲洛州刺史，毀漢魏石經“以修建浮圖精舍”一樣，上下千載，心理相同。石材始終是修築的基礎材料，築城是利在民衆，取用廢棄的石經更屬理所當然。至於(yu) 發掘所得太少，或當年築城所取不多，則尋找、探勘成都府學舊址，便成爲研究石經者的一種冀望。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寫(xie) 於(yu) 馬一浮書(shu) 院

（本文見於(yu)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蜀石經集存》，引用請以正式出版物爲準）

《蜀石經集存》

虞萬(wan) 裏主編，王天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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