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與(yu) 書(shu) 寫(xie) ：《左傳(chuan) 》春秋敘事的禮義(yi) 價(jia) 值建構

作者：劉全誌（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初六日己卯

          耶穌2024年1月16日

一般而言，真實的曆史被稱為(wei) “史實”，而有關(guan) 曆史的記載被稱為(wei) “書(shu) 寫(xie) ”。毫無疑問，曆史書(shu) 寫(xie) 應以呈現曆史真相為(wei) 目的，但是因為(wei) 真實的曆史特別是曆史的細節往往是複雜的，即使是曆史現場的親(qin) 曆者也隻能從(cong) 某一方麵去敘述、書(shu) 寫(xie) 。如果再考慮到書(shu) 寫(xie) 者的主觀偏好、價(jia) 值選擇等，那麽(me) 曆史書(shu) 寫(xie) 必然帶有書(shu) 寫(xie) 者的主觀立場和價(jia) 值判斷。因此，通過曆史書(shu) 寫(xie) 來把握真實的曆史，至少需要考慮書(shu) 寫(xie) 者的主觀視野和價(jia) 值立場。

出土文獻與(yu) 《左傳(chuan) 》的敘事理性

以往，世人對春秋曆史的理解主要借助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史記》等傳(chuan) 世文獻的記載。又因為(wei) 《春秋》記事簡括、《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重在解釋“微言大義(yi) ”、《史記》為(wei) 漢人所寫(xie) 而遠離於(yu) 春秋時期，於(yu) 是《左傳(chuan) 》就成為(wei) 世人了解春秋曆史的重要橋梁，人們(men) 甚至認為(wei) 《左傳(chuan) 》就是春秋曆史的實錄——《左傳(chuan) 》重禮就意味著春秋是以禮為(wei) 中心的時代。

當今，日益增多的出土文獻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更為(wei) 豐(feng) 富的春秋史書(shu) 寫(xie) 文本。自從(cong) 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春秋事語》現世以來，上博簡、清華簡、慈利簡、棗紙簡等春秋史文本不斷呈現於(yu) 世人麵前，諸如清華簡《係年》《鄭武夫人規孺子》、上博簡《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以及慈利石板村“吳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再加上西晉時期出土的汲塚(zhong) 竹書(shu) “國語”兩(liang) 篇，那麽(me) 早期社會(hui) 流傳(chuan) 的春秋史文本將更加豐(feng) 富多樣。從(cong) 形式與(yu) 內(nei) 容來看，現出土的春秋史文本多呈散編形態，記事用語有時也欠準確，如上博簡《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一開始就點出晉楚交戰之地在城濮，是一種“事後諸葛”的表達，比不上《左傳(chuan) 》《史記》的準確用語。然而，這些出土的春秋史文本卻能促使我們(men) 反觀《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進而準確把握《左傳(chuan) 》的敘事特征和理性精神。

一個(ge) 典型的例證便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與(yu) 《左傳(chuan) 》“鄭伯克段於(yu) 鄢”的不同：兩(liang) 者都涉及鄭莊公、鄭武夫人以及鄭國大臣，然而兩(liang) 者對這些人物關(guan) 係的描述顯然有別。簡文中的母子關(guan) 係和諧親(qin) 密，鄭武夫人處處為(wei) 兒(er) 子、國家的未來憂心，教誨兒(er) 子的言辭飽含懇切和真誠，對大臣也是充滿了信賴；鄭莊公對母親(qin) 的教誨也是言聽計從(cong) 、遵規行事，對大臣更是恭敬有加、委以重任；同樣，鄭國大夫也很體(ti) 諒國君、謙讓有禮，“各恭其事”而不專(zhuan) 權恣肆。簡文呈現出鄭莊公朝堂一派母慈子孝、君惠臣忠的政治局麵。也許可以認為(wei) 簡文中鄭武夫人的規誨是包藏禍心、鄭莊公的尊誨而行是陽奉陰違、大夫的謙恭讓權是規諫提醒。然而，這一闡釋無疑是以《左傳(chuan) 》的敘事為(wei) 參照的，從(cong) 簡文的用語、稱謂以及人物的言辭口吻，難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反觀《左傳(chuan) 》“鄭伯克段於(yu) 鄢”的敘事，書(shu) 寫(xie) 者使用“初”將事件的起點追蹤於(yu) “鄭武公娶於(yu) 申”，隨後依次敘述鄭莊公與(yu) 母親(qin) 、兄弟段的矛盾，以此揭示三人雖為(wei) 至親(qin) ，但矛盾早在鄭莊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形成，根本無法調和與(yu) 解決(jue) ；麵對母親(qin) 薑氏、兄弟段的咄咄逼人，大臣與(yu) 鄭莊公結成同盟，適時而動以至平定叛亂(luan) 。相對於(yu) 簡文記述鄭莊公即位之初的情形，《左傳(chuan) 》的敘事前後勾連，將長時段的事件連綴一體(ti) ，以至形成嚴(yan) 謹的因果鏈條，即《左傳(chuan) 》對“鄭伯克段於(yu) 鄢”的書(shu) 寫(xie) ，早已不是“原始的曆史”，而是使用敘事理性將曆史書(shu) 寫(xie) 為(wei) 一個(ge) “合理”的過程（黑格爾語）。

與(yu) 簡文重在呈現母子、君臣關(guan) 係的和諧相比，《左傳(chuan) 》的敘事視野更加冷峻、理性，它揭示出政治權力鬥爭(zheng) 中的殘酷與(yu) 無情：麵對權力，母子之愛、兄弟之情消磨殆盡，“親(qin) 親(qin) ”原則早已被拋之九霄。“禮崩樂(le) 壞”的曆史真實從(cong) 冷靜的敘事中展露無遺，也許是擔心讀者沒有體(ti) 會(hui) 到這一社會(hui) 現實，書(shu) 寫(xie) 者又通過解釋《春秋》的“書(shu) 曰”來強調本為(wei) 兄弟卻難以使用兄弟關(guan) 係來評判。

理解春秋曆史的多維視角

借助出土文獻的激發，我們(men) 就此擴展視野便會(hui) 發現，除了傳(chuan) 統被視為(wei) “史書(shu) ”的傳(chuan) 世文獻之外，諸如《孟子》《管子》等諸子著作所記的春秋史文本也值得重視和參看。特別是當我們(men) 追蹤春秋時期的曆史真實與(yu) 文本書(shu) 寫(xie) 特征時，多一種文本即多一種觀照曆史的視角和維度。與(yu) 形態多樣的“分散型”春秋史書(shu) 寫(xie) 文本相比，《左傳(chuan) 》的崇禮重德應該被視為(wei) 書(shu) 寫(xie) 者的敘事立場和理念建構，這一種曆史書(shu) 寫(xie) 的價(jia) 值追求和曆史觀表達，不能被視為(wei) 春秋社會(hui) 的曆史事實。即使以春秋霸主的標杆齊桓公、晉文公為(wei) 例，他們(men) 主持的諸侯會(hui) 盟、政治秩序乃至個(ge) 人的日常言行，往往出於(yu) 政治權力、現實利益得失的考量，而非以禮義(yi) 為(wei) 導向，甚至崇禮重義(yi) 成為(wei) 他們(men) 進一步攫取政治權力、現實利益的借口和遮羞布。

按照《孟子·告子下》所記葵丘會(hui) 盟的“五命”內(nei) 容來衡量，不但孟子時代的諸侯已犯“五禁”，即使齊桓公本人也沒有盡數做到“五命”的要求：單就取士尊賢來看，齊桓公信任易牙、豎刁等人以至禍亂(luan) 齊國；至於(yu) “桓公好內(nei) ，多內(nei) 寵”，又與(yu) 日常的行為(wei) 規範密切相關(guan) 。《左傳(chuan) 》僖公九年書(shu) 寫(xie) “葵丘之會(hui) ”沒有“五命”的具體(ti) 內(nei) 容，隻有一條總則，即“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yu) 好”。也許《左傳(chuan) 》已經明了同盟諸侯的日後行為(wei) 並沒有遵守“五命”，所以書(shu) 寫(xie) 者隻強調了總的原則，並緊隨其後記述了周王室赴會(hui) 者宰孔的評價(jia)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如果僅(jin) 依《左傳(chuan) 》所記“宰孔賜齊侯胙”的過程，讀者一定困惑宰孔如此評價(jia) 的根據是什麽(me) ，甚至讓人懷疑宰孔的人品，因為(wei) 整個(ge) 賜胙過程，齊桓公謙遜有禮、言行得當，對周王室以及宰孔本人的態度十分尊重，下、拜、登、受處處合“禮”有“德”。齊桓公的這些言行表現，與(yu) 宰孔的事後評價(jia) 明顯相悖，那麽(me) 宰孔為(wei) 什麽(me) 如此評判齊桓公？如果參照《國語·齊語》《晉語二》《管子·小匡》《史記·齊太公世家》等文本對“葵丘賜胙”的敘事，便會(hui) 發現齊桓公對周王室乃至宰孔的尊重有禮、進退揖拜，並非出自內(nei) 心的真誠，乃是源於(yu) 謀略、權變的衡量和拿捏：在宰孔宣布周天子詔命“無下拜”之後，與(yu) 《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齊桓公甘心下拜的言行不同，其他文本都在言說“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桓公召管子而謀”等，即在賢相管仲的規勸下，並飽含著對霸業(ye) 權力的渴望，齊侯才甘心下拜登受。換言之，這一“尊禮崇德”的行為(wei) ，是一種諸侯會(hui) 盟的儀(yi) 節表演。《公羊傳(chuan) 》《史記》更是直接點明了“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益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以此再看《左傳(chuan) 》對宰孔言辭的書(shu) 寫(xie) ，便能理解“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的話語根據和內(nei) 在深意。

在閱讀《左傳(chuan) 》僖公九年的內(nei) 容時，如果我們(men) 忽略掉宰孔對齊桓公的事後評判或者沒有深究如此評價(jia) 的原因，而是單單關(guan) 注宰孔賜胙、諸侯會(hui) 盟的過程，則會(hui) 認為(wei) 齊桓公的行為(wei) 乃是出於(yu) 對禮製秩序的敬畏和真誠，進而便會(hui) 忽略其他春秋史書(shu) 寫(xie) 所揭示的霸業(ye) 權力和政治利益的盤算。而與(yu) 其他文本相比，《左傳(chuan) 》之所以隱去“桓公召管子而謀”的過程，主觀目的應是凸顯此次會(hui) 盟的“修好，禮也”，進而重塑齊桓公尊禮重德的霸主形象，以此當作天下諸侯的楷模。

《左傳(chuan) 》對禮義(yi) 價(jia) 值的建構

《左傳(chuan) 》對春秋霸主的重塑，也表現在對晉文公言行的書(shu) 寫(xie) 上，這主要呈現於(yu) 僖公二十五所記“晉文公圍原”一事：原邑本為(wei) 周地，與(yu) 陽樊一樣不願劃入晉國，麵對這一問題，晉文公顯然不會(hui) 守禮退讓自省，而是直接派兵攻伐原邑；在原邑難以攻取且透露願降的情況下，晉文公下令退兵以守信，並明言“信，國之寶也”。對於(yu) 此事的書(shu) 寫(xie) ，《左傳(chuan) 》是站在晉國的立場上來展現國君的“尊禮守信”的，而對於(yu) 晉文公的武力攻占、原邑的利益損失並沒有關(guan) 注。《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者對敘事立場的選擇，與(yu) 其說是為(wei) 了凸顯晉文公的明君形象，不如說是對尊禮守信行為(wei) 的褒揚。因為(wei) 《左傳(chuan) 》並沒有把禮義(yi) 價(jia) 值的承擔者寄托在晉文公身上：與(yu) 齊桓公隱微的自矜和驕色相比，晉文公對政治權力、現實利益的拿捏更為(wei) 彰明——在平定周王室王子帶之亂(luan) 後，晉文公“請隧”，這一行為(wei) 不但呈現出晉文公自恃功高的驕傲心態，也揭示出禮義(yi) 秩序在春秋霸主心中的地位和價(jia) 值：隻要功勞足夠高，天子的威儀(yi) 、禮製也應該由諸侯來享用，“尊尊”原則早已被踐踏於(yu) 地。晉文公請隧、奪地的行為(wei) ，與(yu) 守信以降原放在一起書(shu) 寫(xie) ，如同齊桓公以禮受胙、其後又被宰孔批評一樣，前後對比顯得滑稽、違和，但《左傳(chuan) 》正是通過這種對比敘事，告訴世人春秋霸主無法承擔起重建禮義(yi) 秩序的大任。

與(yu) 春秋霸主相比，《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者更傾(qing) 向於(yu) 把禮義(yi) 價(jia) 值的承擔者寄托在卿大夫、賢人、史官、君子以及其他有識之士的知識精英群體(ti) 上，在書(shu) 寫(xie) 者看來，這一群體(ti) 見識廣博、正直睿智，是評判和踐行禮義(yi) 價(jia) 值的承擔者。在《左傳(chuan) 》中，直稱“禮義(yi) ”的話語均出自卿大夫、賢人之口，如僖公七年管仲對齊侯言“夫諸侯之會(hui) ，其德刑禮義(yi) ，無國不記”，勸說齊桓公尊禮崇德；成公十三年周王室劉康公明言“是以有動作禮義(yi) 威儀(yi) 之則，以定命也”，提倡“君子勤禮”；昭公四年鄭人對新政的不滿，子產(chan) 雲(yun)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yi) 不愆，何恤於(yu) 人言？’吾不遷矣”。管仲、劉康公、子產(chan) 可謂是禮義(yi) 價(jia) 值的代言人，他們(men) 使用“禮義(yi) ”來規範國君、評判他人、支撐自己，而這些無疑都寄托著《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者的訴求和理念表達。

以史實而言，春秋社會(hui) 是一個(ge) “禮崩樂(le) 壞”的時代，周王室衰微、僭越成風，“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者”綿延不絕，即使是諸侯霸主也著眼於(yu) 政治權力、現實利益的斟酌。而《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者總能從(cong) 政治事件、日常言行中發現禮義(yi) 價(jia) 值的施展空間，進而使用禮義(yi) 價(jia) 值作為(wei) 評判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即《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者的主觀目的在於(yu) 通過對禮義(yi) 價(jia) 值的高揚，來重建整個(ge) 社會(hui) 的穩定秩序，這是另一層麵的“撥亂(luan) 世，反諸正”。《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如同晉國董狐、齊國太史以及“孔子作《春秋》”的主觀追求一樣，都在呈現書(shu) 寫(xie) 主體(ti) 規範現實、重整秩序的勇氣和努力。對於(yu) 《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者而言，曆史的真實無論多麽(me)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但曆史的書(shu) 寫(xie) 絕對不能沒有“道”的標杆，而正是這一禮義(yi) 的標杆為(wei) 失序的春秋社會(hui) 點亮了一盞明燈：在“天下無道”的社會(hui) 現實中，開出“天下有道”的治世良方。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yu) 戰國時期春秋史書(shu) 寫(xie) 研究”（23BZW040）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