荏苒經十載：《王陽明的書(shu) 籍世界》出版小紀

作者：向輝（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研究館員）

來源：“書(shu) 目文獻”微信公眾(zhong) 號

最近，本人關(guan) 於(yu) 陽明學的兩(liang) 部小書(shu) （《敬道心筌：王陽明的教化哲學》和《王陽明的書(shu) 籍世界》）由孔學堂書(shu) 局納入《陽明文庫·學術專(zhuan) 著係列》出版。前者從(cong) 社會(hui) 思想的角度討論陽明的教化哲學，責編為(wei) 張基強先生；後者從(cong) 書(shu) 籍史的角度討論陽明學的文化記憶，責編為(wei) 陳真先生。這兩(liang) 部小書(shu) ，和我的博士研究課題有關(guan) ，是我從(cong) 事陽明學研究和古籍保護工作的一點心得。對這一議題的思考、閱讀和寫(xie) 作始於(yu) 2014年，十年寒暑，一晃而過。恰如陶淵明所說：“荏苒經十載，暫為(wei) 人所羈。庭宇翳餘(yu) 木，倏忽日月虧(kui) 。”（《雜詩》）即便如此，空餘(yu) 時間總是看了一點書(shu) ，寫(xie) 了一點文字，留下一點記憶。陽明說：“四十餘(yu) 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鍾。”（《睡起偶成》）撞鍾之事，於(yu) 我而言，也就工作之餘(yu) 的閱讀和寫(xie) 作罷了。這兩(liang) 部書(shu) 的撰寫(xie) 、成書(shu) 和出版都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等待過程，在各書(shu) 後記中，我對相關(guan) 情況有簡要地說明。現應書(shu) 局朋友之邀，我對《王陽明的書(shu) 籍世界》（以下簡稱“世界”）一書(shu) 的編纂出版作一粗略地回顧，試圖保留些許有關(guan) 此書(shu) 的記憶。

一、版本的記憶

“世界”一書(shu) 的特點，首先，如書(shu) 名所示，它是從(cong) 書(shu) 籍史的角度來研究陽明學的一部專(zhuan) 書(shu) ；其次，在理論方麵，它是從(cong) 陽明群體(ti) 的文化記憶角度討論陽明學何以成為(wei) 陽明學的一部專(zhuan) 書(shu) ；第三，在材料方麵，它是以新時代古籍保護的豐(feng) 碩成果為(wei) 基礎來揭示陽明文化豐(feng) 富內(nei) 涵的一部專(zhuan) 書(shu) 。第四，在個(ge) 人學術方麵，它是本人從(cong) 事陽明學研究和書(shu) 籍史研究的第二部小書(shu) 。

明清兩(liang) 代的陽明學著述存留至今的多為(wei) 古舊書(shu) 籍，從(cong) 古籍出發研究陽明學是陽明學術發展的必然。在以古典學術為(wei) 對象的研究中，作為(wei) 文化史研究的書(shu) 籍史是近年來新興(xing) 的一個(ge) 學術方向，它是從(cong) 跨學科的立場對書(shu) 籍及其曆史過程和文化意涵展開的學術探究，旨在通過書(shu) 籍本身的研究揭示古典學術的奧義(yi) 。在《采采榮木：中國古典書(shu) 目與(yu) 現代版本之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一書(shu) 中，我觀察到：“深入文本之中的學術考察，關(guan) 注版刻流傳(chuan) 的曆史細節，爬梳作者與(yu) 讀者的互動關(guan) 節，成了新時代古籍版本研究的新特點。”這樣的古籍版本研究是書(shu) 籍史諸多路徑中的一種樣式。這種書(shu) 籍史的研究，因為(wei) 與(yu) 古籍版本學密切關(guan) 聯，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版本文化的書(shu) 籍史”，以區別於(yu) 既有的“文本文獻的書(shu) 籍史”和“印刷出版的書(shu) 籍史”。

“文本文獻的書(shu) 籍史”和“印刷出版的書(shu) 籍史”是書(shu) 籍史研究中的傳(chuan) 統路徑，也是書(shu) 籍研究的主流取徑。前者關(guan) 注曆史文獻所承載的文獻信息以何種樣貌傳(chuan) 遞，關(guan) 心文本的差異性與(yu) 流變性；後者關(guan) 注典籍傳(chuan) 承中的書(shu) 本與(yu) 印本關(guan) 係，關(guan) 心文獻的存佚狀況與(yu) 遞藏源流。而“版本文化的書(shu) 籍史”則更多地關(guan) 注古籍善本在學術世界中所呈現的多樣形態，關(guan) 心書(shu) 籍成為(wei) 讀本、藏本的過程及其流動性可能。

書(shu) 籍史之所以能讓人著迷，原因在於(yu) 通過閱讀過去的文字，我們(men) 能夠感知過往，並將過去的記憶轉化為(wei) 具有現實感的精神力量。伽達默爾曾說：“在對文字的理解和解釋中產(chan) 生了一種奇跡：某種陌生的僵死的東(dong) 西轉變成了絕對親(qin) 近的和熟悉的東(dong) 西。沒有一種我們(men) 往日所獲得的傳(chuan) 承物能在這方麵與(yu) 文字相媲美。往日生活的殘留物，殘存的建築物、工具、墓穴內(nei) 的供品，所有這些都由於(yu) 受到時間潮水的衝(chong) 刷而飽受損害——反之，文字傳(chuan) 承物，當它們(men) 被理解和閱讀時，卻如此明顯地是純粹的精神，以致它們(men) 就像是現在對我們(men) 陳述著一樣。因此閱讀的能力，即善於(yu) 理解文字東(dong) 西的能力，就像一種隱秘的藝術，甚至就像一種消解和吸引我們(men) 的魔術一樣。在閱讀過程中，時間和空間仿佛都被拋棄了。誰能夠閱讀留傳(chuan) 下來的文字東(dong) 西，誰就證實並實現了過去的純粹現時性。”（《真理與(yu) 方法》，第240頁）書(shu) 籍表達某種“純粹的精神”，即文化的記憶；閱讀實現“純粹的現實”，即文化的傳(chuan) 承。因此，書(shu) 籍史研究意味著將存在於(yu) 古籍善本中的記憶予以重新陳述，讓精神與(yu) 現實產(chan) 生新的關(guan) 聯。當然，“像現在對著我們(men) 陳述著一樣”隻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非此種高手不能為(wei) ，但不可否認的是，書(shu) 史的魅力足以令人沉醉。

在既有的書(shu) 籍史研究中，以古籍專(zhuan) 書(shu) 或者專(zhuan) 類的成果豐(feng) 碩，比如《詩經》《史記》《文選》《文心雕龍》、經部要籍、正史典冊(ce) 、宋元本、翻宋覆宋本、明清內(nei) 府本、清宮天祿琳琅藏本、汲古閣抄刻本、八千卷樓藏本等，既有版本學的路徑，也有文獻學的取法，既有目錄學的傳(chuan) 承，也有古典學的思考。研究者聚焦於(yu) 古籍中的某一種書(shu) 或某一類書(shu) 或藏書(shu) 家（或機構）庋藏，盡可能窮盡相關(guan) 古籍的版本，匯總書(shu) 目信息，調查存佚情況，著錄前序後跋，辨析刊刻細節，提要揭示其價(jia) 值，不僅(jin) 為(wei) 相關(guan) 的研究提供了文獻方麵的導引，也為(wei) 書(shu) 籍史的深入提供了範例，更豐(feng) 富了古籍研究本身。而陽明學的研究方麵，從(cong) 文獻角度談陽明學的，出色且精致的是日本陽明學者永富青地的《王守仁著作の文獻學的研究》（汲古書(shu) 院，2007）一書(shu) ，可惜暫時未出中譯本。學界長期所聚焦的，是陽明學的哲理與(yu) 事理，是其政治哲學與(yu) 思想脈絡，是理論的闡發和影響的揭示，以及佚文的蒐集和人物的譜係，係統且深入地圍繞古籍善本展開書(shu) 籍史的工作起步較晚。故而，相較於(yu) 朱子學而言，陽明學的書(shu) 籍史研究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所謂的書(shu) 籍世界，是指與(yu) 曆史世界、思想世界、人文世界等不太相同的，主要由一部部著作所構成的文化和記憶的空間。記憶的空間，是從(cong) 塗爾幹、哈布瓦赫、阿斯曼以來的社會(hui) 學家和曆史學家所關(guan) 心的一個(ge) 課題。阿斯曼夫婦有關(guan) 古典時期“文化記憶”的研究，康納頓關(guan) 於(yu) 儀(yi) 式性“社會(hui) 記憶”的研究，哈布瓦赫關(guan) 於(yu) 集體(ti) 記憶的研究，塗爾幹關(guan) 於(yu) 集體(ti) 意識的研究，都給我們(men) 做書(shu) 籍史研究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啟發。曆史學家、哲學史家所關(guan) 心的朱子學和陽明學，比如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陳來《朱熹的思想世界》《有無之境》、岡(gang) 田武彥《王陽明與(yu) 明末儒學》、荒木見悟《陽明學的位相》，無不希望從(cong) 政治哲學、心性哲學和儒家思想發展的角度來討論朱子學和陽明學。從(cong) 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從(cong) 心性論到一元論等，從(cong) 不同視域建構了古典學術的現代位相。

所謂的書(shu) 籍史，有其理論的預設，即要通過一部書(shu) 、一類書(shu) 的研討，實現或者呈現某一理論的企圖，或者更直白的說，書(shu) 籍史所感興(xing) 趣的不在於(yu) 將全部古籍信息整體(ti) 了解之後做出描述性的分析或價(jia) 值性的判斷，而是要通過某一書(shu) 籍的具體(ti) 版本討論來促進我們(men) 更好的認識作為(wei) 整體(ti) 存在的書(shu) 籍世界。書(shu) 籍世界有其獨特的景觀，更深入地認識古代書(shu) 籍有助於(yu) 我們(men) 更好地理解古典的曆史世界與(yu) 思想世界。在對陽明學的書(shu) 籍世界的研究中，我試圖表達的是多元話語的建構是陽明學得以發展的內(nei) 驅力，而以此形成的集體(ti) 記憶則是陽明學留給我們(men) 的寶貴財富。

二、寫(xie) 作的緣起

2007年盛夏，我從(cong) 北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畢業(ye) ，一頭紮進了書(shu) 籍的世界。以前所關(guan) 注的羅蒂、塗爾幹，被一些古典著作的書(shu) 名與(yu) 作者所取代。十八年來，我一直呆在國家圖書(shu) 館，從(cong) 事著古籍及其保護的相關(guan) 工作。近年來，我所出版的幾部小書(shu) 和一些小文章大都與(yu) 古籍有關(guan) ，從(cong) 《詩經》到《水東(dong) 日記》，從(cong) 葉盛到郝敬，從(cong) 傅增湘到王重民，從(cong) 書(shu) 影拍攝到圖錄編纂，從(cong) 書(shu) 籍循環到書(shu) 籍世界。至於(yu) 關(guan) 注陽明學，則是2013年追隨北京師範大學於(yu) 述勝教授做中國教育史的研究開始的。很幸運的是，這項研究得到了顧明遠基金會(hui) 的支持。順利完成陽明學的博士論文，先後在花木蘭(lan) 和孔學堂出版了繁體(ti) 版本和增訂修改版本。書(shu) 名從(cong) 《王陽明的教化哲學研究》到《敬道心筌：王陽明的教化哲學》，多少也是自己探尋之旅的一個(ge) 寫(xie) 照。

帶著何種問題做何種學術，是我們(men) 必須要直接麵對、寤寐思之的學術課題。陽明學及其研究也不例外。我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人盡皆知者，即（其一）“何謂陽明學？”和（其二）“陽明學何以成為(wei) 陽明學？”

“何謂”問題，簡單說來，就是我們(men) 如何定義(yi) 陽明學，它有什麽(me) 樣的麵貌，我們(men) 能從(cong) 所認識的這一樣貌中有何教益。正如莎翁及其戲劇，一千個(ge) 人就有一千個(ge) 哈姆雷特；莎翁為(wei) 經典，既有經典的解釋，也有解釋的經典。同樣的，一千個(ge) 人也有一千個(ge) 陽明，在學術研究上更是如此。從(cong) 知行合一、致良知到心即理、心性之學，數以百計的學人以陽明學為(wei) 主題寫(xie) 就博士論文，著述遍及海內(nei) 外諸名校。二百多個(ge) 陽明學博士，幾乎寫(xie) 盡了陽明的可能與(yu) 不可能，更別說其他各路諸侯的精彩論著，汗牛充棟，並不算誇張。諸博論作為(wei) 書(shu) 籍本身，為(wei) 我們(men) 展示了陽明學的多重的解釋可能。而我的《敬道心筌》一書(shu) ，則僅(jin) 從(cong) 教化哲學的角度，揭示作為(wei) 讀書(shu) 人的陽明，是以敬道為(wei) 中心，以朱子之心為(wei) 心，以朱子之書(shu) 為(wei) 信，以心筌的方式建構他的宏大學術思想體(ti) 係，最終成就了一獨特且動人心魄的陽明學。

“何以”問題，有無數的闡釋話語，學界的回答自然五花八門、精彩紛呈。而我的回答則是從(cong) 古籍善本和書(shu) 籍世界的視域出發，盡可能做一些嚐試、探索和思考。書(shu) 與(yu) 人共存，人與(yu) 書(shu) 俱老，書(shu) 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因此，古籍的工作不僅(jin) 在於(yu) 我們(men) 自己謀得了一份差事，從(cong) 事一種職業(ye) ，開展一項研究，更在於(yu) 我們(men) 能夠有機會(hui) 去接觸到某些帶著曆史塵埃的珍珠與(yu) 由典籍所書(shu) 寫(xie) 的真實。那種真實，是曆史的，也是人文的，是過去發生的，也是當下可知的。它由典籍所承載，由時間所陶甄，有人物、事件和記憶。這當然是一項事關(guan) 集體(ti) 記憶和記憶遺產(chan) 的保護工作。當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書(shu) 籍世界的循環和再生產(chan) ，因為(wei) 書(shu) 籍世界並非封閉的過去的，而是開放且生機勃勃的。

書(shu) 籍世界的陽明學，離不開豐(feng) 富的曆史典藏及其調查研究。2007年，政府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全國範圍內(nei) 的古籍保護工作鋪開，古籍普查、珍貴古籍評審、古籍數字化、古籍修複、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培養(yang) 和活化利用等工作次第推進。那些曾經被重金購得的後來深藏在鄴架的古籍善本，那些已知的或未知的孤本秘笈，那些篋中枯蠹，開始有了更多人的關(guan) 注，也有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有擘畫藍圖者，有指點江山者，有殆精竭慮者，有埋頭苦幹者。當我們(men) 越深入了解古籍及其背後的故事時，我們(men) 越為(wei) 古人的智慧而歎服；當我們(men) 越接近那些古典的文字時，我們(men) 越為(wei) 自己的工作而自信。因為(wei) ，有些故事早已不被人講述，甚至子虛烏(wu) 有般令人生疑；有些人物早已湮沒在書(shu) 海之中，隻留下一方鈐印與(yu) 幾段文字。即便隻有五百餘(yu) 年曆史的陽明學，也不例外。那些書(shu) 與(yu) 人的故事，值得我們(men) 再講述。

2015年，貴州陽明文化國際文獻研究中心和國家圖書(shu) 館善本部共同開展一項名為(wei) “王陽明館藏文獻普查、複製和研究”的項目，以國家圖書(shu) 館館藏為(wei) 基礎，外加香港、台灣15家單位，得出的數據是：有關(guan) 陽明的論著和闡釋善本古籍200餘(yu) 種，含44種別集、55種全集、43種選輯、37種叢(cong) 編，還有31種輯錄，14種闡釋；有關(guan) 陽明的傳(chuan) 記50餘(yu) 種，含年譜5種、族譜14種、史傳(chuan) 32種；陽明的書(shu) 法50餘(yu) 種，含碑刻20種、法帖33種、墨跡4種；方誌為(wei) 大宗，有221種。（《王陽明文獻普查目錄》，2019）至於(yu) 陽明後學，就更加豐(feng) 富，暫時尚無全部普查的數據。我所思考的陽明學的書(shu) 籍世界能有點成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這個(ge) 項目。很多文獻的線索，都是參與(yu) 這個(ge) 項目的同事告訴我的。很多相關(guan) 的信息，也是從(cong) 這個(ge) 項目的成果中得到的。圖書(shu) 館的古籍保護工作，一方麵是要保護前人留下來的這些珍貴典籍文獻，一方麵是要通過古籍普查目錄、書(shu) 誌提要、索引等工作，為(wei) 學術的研究提供幫助。

書(shu) 籍世界的研究，離不開現實世界的支持。就陽明學而言，十餘(yu) 年來，王強先生的采薇閣做了很多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他還從(cong) 日本購買(mai) 的珍稀年譜、孤本文獻，從(cong) 歐美購得陽明全書(shu) 的早期版本。在王強、彭啟彬等人的鼓勵和幫助下，我有機會(hui) 以幾種前人不曾經眼或不曾關(guan) 注的稀見文獻，陸續撰寫(xie) 並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分別是：《詞章綺麗(li) 之尚終能羈縻乎：王陽明〈居夷集〉考》（《國學季刊》，2017年第2期）、《盡道聖賢須有秘：陽明年譜與(yu) 陽明學略考》（《國學季刊》，2019年第1期）、《明嘉靖刻〈居夷集〉版本獻疑》（《天一閣文叢(cong) 》（第19輯），2022）、《稀見嘉靖本〈傳(chuan) 習(xi) 錄〉考》（《文津學誌》（第18輯），2022）、《學術讚助與(yu) 版本之謎：以天真書(shu) 院刻《陽明先生年譜》為(wei) 例》（《版本目錄學研究》（第13輯），2022）、《黃花翠竹：陽明格竹釋義(yi) 》（《古典學誌》（第2輯），2023）。最終，我將自己對陽明學文獻調查和研究的一點心得以一部書(shu) 的形式呈現給大家。

三、書(shu) 名的選擇

“世界”這部書(shu) 的書(shu) 名是書(shu) 稿完成後設計的。起初，我沒有想過能出這麽(me) 一部書(shu) ，更別說書(shu) 名了。七八年的時間裏，隨著工作的推進，思考的深入，積稿漸多，足以湊成一部小書(shu) ，就要想一個(ge) 名目來統合。既然寫(xie) 的是陽明學的舊籍故事，用王陽明本人的詩句作書(shu) 名豈不合情合理？眾(zhong) 所周知，陽明是偉(wei) 大的讀書(shu) 人，也是偉(wei) 大的詩人，隻不過他的讀書(shu) 事業(ye) 和詩名被事功和心學掩蓋罷了。讀陽明的詩，給人的啟迪不在其他名詩之下。關(guan) 於(yu) 書(shu) 籍，《王文成公全書(shu) 外集二》的《京師詩》中有《別方叔賢四首》，其中一首說的是：“自是孤雲(yun) 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編一字否？”陳編，有版本也作陳篇。（《王文成公全書(shu) 》，廣陵書(shu) 局，2022年，第1038頁）編篇成書(shu) ，古今一致。篋中之書(shu) ，時間一長就是陳篇舊籍，是蠹魚的自由天地。如今，明代嘉靖以降的陽明學的那些善本，能保存下來的，多是“篋中枯蠹”，是需要保護的古籍，而我們(men) 從(cong) 書(shu) 籍史來研究陽明學的工作也有“篋中枯蠹豈相謀”的問題，再加“陽明書(shu) 籍史論”的副標題，在某種程度來說是符合這部書(shu) 的論述的。

不過，陽明在《別方叔賢四首》中還說：“道本無為(wei) 隻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對我們(men) 來說，做研究是我們(men) 自己的事情，不能拿陽明來做擋箭牌，所以，換一題目為(wei) 佳。我想的依舊是詩篇文字，雖然為(wei) 文笨拙，但有了詩句作為(wei) 書(shu) 名，總會(hui) 感覺上好一些。這種古典的感覺，也是書(shu) 籍史所需要的。

讀書(shu) 、讀詩是陶淵明和王陽明都喜歡的，他們(men) 倆(lia) 毫無疑問是中國曆史上偉(wei) 大特出且富有詩意的讀書(shu) 人。前者的“不求甚解”，至今廣為(wei) 人知，被人奉為(wei) 圭臬；後者的“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隻是講得個(ge) 伯術”，所指中的，發人深省。陶詩雲(yun)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shu) 。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讀《山海經》如此，讀陶詩如此，讀陽明如此，正如陽明所說：“其事同，其道同。”

古詩多多，人各好其所好。陽明比較喜歡陶淵明的詩，不僅(jin) 陽明，唐以後的很多學人都喜歡他那種性靈的自我的文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頭腦迷糊人”的辯詞。哈耶克《頭腦的兩(liang) 種類型》區分了“大師”（master of his subject，或稱為(wei) “本科通人”）和“困惑者”（puzzlers，或稱為(wei) “頭腦迷糊人”）。前者“對自己的學科了如指掌，不僅(jin) 清楚自己的見解，而且熟諳古往今來別人的各種理論”；後者“無法記住那些有用的知識，除非我能把它們(men) 納入自己熟悉的觀念框架之中。”哈耶克說，困惑型的頭腦“看到了事物之間的某種關(guan) 係，並不意味著他們(men) 也知道表達這種關(guan) 係的詞語。即使在做出尋求準確語言表達形式的長期努力之後，他們(men) 仍有可能強烈地感到詞不達意。”（《哈耶克文選》，第814-820頁）有這種感覺的人從(cong) 陶淵明就開始了，古今中外皆有其人，所以我們(men) 不必為(wei) 此感到迷惑。正因為(wei) 如此，我本人的第一部書(shu) 籍史著作，題目取自陶詩《榮木》篇：“采采榮木，於(yu) 茲(zi) 托根。”在我看來，在日常工作之餘(yu) 做一點古典學和書(shu) 籍史的研究，大概是我作為(wei) 一個(ge) 在圖書(shu) 館從(cong) 事古籍工作的人唯一能做的。當然，這種表述未必就是準確的，多少有些詞不達意。

“世界”是我談陽明學的第二本書(shu) ，也是我的第二本書(shu) 籍史著作，從(cong) 陶詩中繼續選上一句也順理成章。陶淵明《停運》詩說：“東(dong) 園之樹，枝條再榮。”“人亦有言，日月於(yu) 征。”今所見元刻本“枝條再榮”，宋刻本作“枝條載榮”，兩(liang) 者各有所本，是文字之流動性之見證。枝條，為(wei) 小枝成長，《禹貢》“厥草惟繇，厥木為(wei) 條”，《汝墳》篇“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采菽》篇“惟柞之枝，其葉蓬蓬”，《國語·晉語》“枝葉益長，本根益茂”，《廣韻·支韻》“枝，枝柯”，《說文解字·木部》“條，小枝也”。托根於(yu) 古舊典冊(ce) ，做一點小文章，有了第二本書(shu) ，剛好是枝條再榮。這個(ge) 書(shu) 名，用在花木蘭(lan) 出版的繁體(ti) 版本上，我還頗為(wei) 自得。孔學堂書(shu) 局責編陳真先生洞穿了我的迷糊心態。他好心地提醒我，“枝條再榮”過於(yu) 文藝，畢竟書(shu) 出版了不是給自己看的，是給對這個(ge) 話題感興(xing) 趣的人準備的，要更貼近書(shu) 中的內(nei) 容，要更切實具體(ti) 些，《王陽明的書(shu) 籍世界》足矣。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於(yu) 是，這部書(shu) 的書(shu) 名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書(shu) 籍世界的陽明學研討，更多從(cong) 書(shu) 籍文化的角度觀察曆史的書(shu) 籍和書(shu) 籍的曆史。比如，“世界”一書(shu) 的第一章（《黃花翠竹：格物致知的公案》），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陽明格竹的傳(chuan) 說，試圖梳理這一公案在前人和今人著作中如何講述、如何展開，以及具有何種思維與(yu) 記憶的價(jia) 值。即通過書(shu) 籍史的考察，反思陽明的個(ge) 人故事成為(wei) 集體(ti) 的文化記憶過程中如何形成敘事、如何改編傳(chuan) 說、講述如何被人以不同的方式來闡釋和理解。接下來，“世界”一書(shu) 對《傳(chuan) 習(xi) 錄》《居夷集》這兩(liang) 部陽明生前的著作的不同版本進行調查，對陽明後學編纂的陽明年譜、陽明文選等做了一些梳理。從(cong) 這種書(shu) 籍史的討論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陽明惟其一人，陽明學不止一個(ge) ，它具有多元的精神世界圖景；關(guan) 於(yu) 陽明及其學說的記憶性知識，是在書(shu) 籍中傳(chuan) 送、傳(chuan) 播和傳(chuan) 承的；關(guan) 於(yu) 陽明學的書(shu) 籍世界研究就是在追跡這一集體(ti) 的記憶。

四、鄭重的感謝

書(shu) 籍的世界，歸根結蒂還是人的世界。每一部書(shu) 稿進入書(shu) 籍世界充滿了各種可知和不可知的情境，人是書(shu) 的作者、編者、讚助者、讀者、收藏者，離開人就無所謂書(shu) 。對作者而言，必須感念所有與(yu) 書(shu) 的完成並最終出版有關(guan) 的那些人。

首先，這部書(shu) 得益於(yu) 學界前輩的寬容、指點和幫助。前麵我說過，書(shu) 中部分內(nei) 容是我撰寫(xie) 博士論文時寫(xie) 就的，當時隻是想要做陽明學，但怎麽(me) 做還不是很清晰，是做版本的調查，是做思想史的梳理，還是做教育哲學的探究，在摸索中寫(xie) 了不少東(dong) 西。於(yu) 述勝教授對我比較寬容，也很支持我認真去做相關(guan) 的研究。如果沒有當時去想這些問題，可能也就沒有後來成書(shu) 的可能了。而之所以能從(cong) 事古籍的工作，做一點相關(guan) 的研究，離不開李致忠、楊成凱、陳力、陳先行、沈乃文、陳紅彥、張誌清、趙前、李國慶、杜澤遜、林世田、王紅蕾、莊秀芬諸位先生們(men) 的指引、鼓勵和提攜。

其次，它得益於(yu) 朋友們(men) 的幫助。在具體(ti) 的版本調查、判斷、分析、撰文和發表過程中，上海圖書(shu) 館陳雷、沈從(cong) 文，南京圖書(shu) 館武心群，天一閣博物院李開升、屠建達，浙江圖書(shu) 館童聖江，山東(dong) 大學江曦，複旦大學石祥，采薇閣彭啟彬，廈門大學王傳(chuan) 龍，寧波大學鄒建峰，貴州大學閆平凡，湖北民族大學陳雲(yun) 豪、崔凱華，北京師範大學馮(feng) 先思，首都師範大學南江濤，中華書(shu) 局朱兆虎、白愛虎，清華大學黃振萍，國家圖書(shu) 館的樊長遠、趙愛學、劉波、柳森、宋凱、尹漢超、張波、馬學良、胡平、趙文友、鄭小悠等同仁，給予了無私且熱情的襄助。比如印章的辨識，主要是國圖金石組宋凱先生幫忙；比如，永富青地著作的部分內(nei) 容，是我前同事王廣生教授操刀譯就。而王強先生則不僅(jin) 為(wei) 這部書(shu) 提供了珍稀的文獻，還為(wei) 書(shu) 稿的出版牽線搭橋。圖書(shu) 館的同仁，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朋友，他們(men) 的大力支持，是這部書(shu) 得以完成所必不可少的。

第三，它得益於(yu) 花木蘭(lan) 和孔學堂書(shu) 局。花木蘭(lan) 杜潔祥、楊嘉樂(le) 先生將此書(shu) 納入《中國學術思想研究叢(cong) 刊》，出版了這部書(shu) 的第一版，也即繁體(ti) 初版；孔學堂書(shu) 局張發賢先生慨允將此書(shu) 納入《陽明文庫·學術專(zhuan) 著係列》，出版了簡體(ti) 修訂版。《陽明文庫》是貴州省“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是弘揚和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項目。該叢(cong) 書(shu) 的出版品，不論是裝幀到版型，不論從(cong) 紙張到字號，都有精心的設計和打磨，書(shu) 係中的每一部書(shu) 都可堪一讀。我的小書(shu) 能列入該文庫得以出版，是我的榮幸。孔學堂書(shu) 局的朋友們(men) ，從(cong) 張發賢先生到責編陳真先生及其編輯團隊王紫鑰、楊翌琳、賀雨瀟等，為(wei) 這部書(shu) 的順利出版付出了不為(wei) 外人所知的艱辛。編輯朋友們(men) 認真負責地核校每一條文獻，仔細查證每一個(ge) 注腳，把書(shu) 稿中的錯字、漏字、語句不通、邏輯不順、資料有誤等問題逐一排除。當然，書(shu) 籍世界中的任何一部書(shu) 都不是完美的，我的小書(shu) 也不例外。本書(shu) 中存在的所有問題，或是我在認識上有待提高的，或者是我在學曆上力有不逮的，或者其他原因所導致的，皆是本人的責任。

最後，我想說的是，出版此書(shu) 既是對自己過往研究的一個(ge) 總結，也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上個(ge) 世紀，古籍之學經整理國故運動之後，一批學人參與(yu) 其中，產(chan) 生了大量學術成果，圖書(shu) 館人也積極參與(yu) 其中，向達先生即為(wei) 其中一員。1956年1月，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的會(hui) 議，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jun) ”的號召。隨後國務院製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即“十二年規劃”），其中明確規定了圖書(shu) 和資料的任務，特別指出要“重版或再版本國古籍文獻。”古籍和古籍工作被納入到國家的科學發展規劃，鼓舞著學人奮力前行。這一年4月，作為(wei) 古籍專(zhuan) 家和書(shu) 籍史研究開拓者的向達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為(wei) 他的《唐代長安與(yu) 西域文明》一書(shu) 出版寫(xie) 了一篇令人感動的致辭，最末說：“我在十二年規劃製定的時候，出版這一部論文集，為(wei) 自己立一個(ge) 裏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讀者指正。其目的不過如此而已。”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古籍和古籍工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我在國家圖書(shu) 館為(wei) 自己出版的一部關(guan) 於(yu) 陽明的小書(shu) 寫(xie) 小紀文字，其目的也不過如此。

2024年七一前夕向輝寫(xie) 於(yu) 國家圖書(shu)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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