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起源與(yu) 傳(chuan) 播形態

作者：虞萬(wan) 裏（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講席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廿三日庚寅

          耶穌2025年3月22日

儒家經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閱讀、理解經典需要訓詁，訓詁起源的時間節點，關(guan) 係到我國傳(chuan) 統語言學的進程和經典注釋學的源頭。就現今六七十種訓詁學專(zhuan) 論和概論性著作考察，大多籠統地將其落實在先秦、春秋、春秋戰國，甚至兩(liang) 漢時段。劉師培《周代訓詁學釋例》舉(ju) 《孟子》和三傳(chuan) 為(wei) 例，謂訓詁學之興(xing) ，興(xing) 於(yu) 東(dong) 周。今人從(cong) 正文訓詁入手探索，亦謂興(xing) 起於(yu) 經典傳(chuan) 播的春秋時期。但若結合文字起源、經典教育和學校建製作綜合考察，訓詁起源應在東(dong) 周以前。

殷周訓詁的萌芽與(yu) 興(xing) 起

甲骨文是迄今為(wei) 止最早的有係統的文字。已識甲骨文已具象形、指事、會(hui) 意、形聲結構，還有變形聲化之字，有本義(yi) ，有引申義(yi) ，更有記音的通假義(yi) 。這些變形聲化字、引申義(yi) 、通假義(yi) ，如果沒有專(zhuan) 人教授，巫祝貞人、貴族弟子不可能不學而能。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lun) 也。”夏代學校無征。商代的學校，已見載於(yu) 文獻。《禮記》載殷人在西郊設右學，稱為(wei) 大學；在王宮之東(dong) 設左學，稱為(wei) 小學。這種七十子後學相承的傳(chuan) 說，已為(wei) 卜辭證實。甲骨文有“求學”一詞，有占上學途中是否遇雨之辭，小屯南地更發現刻有“大學”的甲骨。《尚書(shu) 》說殷人有典有冊(ce) ，於(yu) 省吾考得甲骨文有“工（貢）典”“豆（登）典”，可證殷時確已有冊(ce) 誥文獻。現雖不能確知當時大學作用和教學內(nei) 容，但作為(wei) 有成熟文字的殷商，既然擁有諸多的典冊(ce) 文獻，就一定需要有人來繼承。要繼承這些占卜巫史文化，必須學習(xi) ，可以推想，無論是巫史世襲傳(chuan) 授還是學校教育，都應有文字講解與(yu) 詮釋一環。

周代損益夏殷，文明日盛，文化教育已具規模，王族、卿大夫子弟都要入學學習(xi) 。兩(liang) 《戴記》記載學校和學習(xi) 內(nei) 容極多，相比殷商學校，西周學製已很健全。《禮記·王製》所記虞夏商周的學校方位，尚未得考古發掘證實，但其記述為(wei) 順先王《詩》《書(shu) 》、禮、樂(le) 以培養(yang) 貴族子弟，說“春秋教以禮、樂(le) ，冬夏教以《詩》《書(shu) 》”，應是西周學製的實錄。《文王世子》和《周禮》載有教學分工、時間與(yu) 方法，《大司樂(le) 》有教授“興(xing) 、道、諷、誦、言、語”六語之課程。雖未提及字詞訓詁的講解，但《詩》《書(shu) 》中語詞有非經解釋無法使學生明了者。如《爾雅·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堯典》“朕在位七十載”，又說“五載一巡狩”“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都用“載”。卜辭有歲、祀、年，但“隹王二祀”作“祀”，董作賓說帝乙、帝辛時紀王年用“祀”。西周銅器紀年多用“年”，偶亦稱“祀”（如吳方彝、趩觶“隹王二祀”）。《尚書(shu) 》中“年”“祀”用法與(yu) 商書(shu) 、周書(shu) 大致對應，此為(wei) 曆史用詞不同。

《方言》第一：“娥、（見圖1），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見圖1），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豐(feng) 。”娥、（見圖1）、姝、豐(feng) ，是各地形容女子美與(yu) 好的詞。如果教授《邶風·靜女》“靜女其姝”和《鄭風·豐(feng) 》“子之豐(feng) 兮”之詩，來自各國的卿大夫子弟是否都能理解？不理解，就必須解釋，必須訓詁。後世《毛傳(chuan) 》說：“姝，美色也。”“豐(feng) ，豐(feng) 滿也。”美色、豐(feng) 滿也都是好。毛傳(chuan) 所解是否即西周國學大史所釋，姑置勿論，但一定需要用同義(yi) 、近義(yi) 的詞來解釋。此為(wei) 方言用詞不同。

《詩經》所涉方言地域頗廣，《尚書(shu) 》則有虞夏商周之不同用詞，其中需要訓解的詞語何止百千！略舉(ju) 曆時和共時的二例，可證西周國學中教授《詩》《書(shu) 》之前，師氏、保氏必須先教授六書(shu) ，讀書(shu) 先識字，此千古不易之律。與(yu) 識字相應，周宣王（前827-前782）時太史籀作《史籀篇》以“教學童書(shu) ”。《史籀篇》文字有別體(ti) ，且與(yu) 西周銅器文字也往往互為(wei) 異體(ti) ，有別體(ti) 就必須為(wei) 學生釋義(yi) 解惑，釋義(yi) 解惑須有一定方法，這就是訓詁法則。保氏識字和釋義(yi) 的講授，必須在大司樂(le) 教“六語”之前，否則興(xing) 道諷誦言語的教育就無法順利進行。六語的教授是為(wei) 了更好地外交。春秋時大夫出使，在外交場合要引詩賦詩以對，如果不先入國學學習(xi) ，就不可能應對自如。今知《左傳(chuan) 》引詩賦詩在隱公初年（前722年和前720年），則知隱公之前惠、孝、懿、武諸公之時亦當有引詩賦詩之例，聯係《史籀篇》的流行，知西周小學教育的課程一定有識字訓義(yi) 一環。

《爾雅》字義(yi) 與(yu) 《史籀篇》字形的互補

學術界之所以不敢確定西周就有訓詁的原因，是因為(wei) 當時沒有訓詁的記錄或相關(guan) 遺跡的留存。這應從(cong) 正反兩(liang) 方麵認識：西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shu) ，六書(shu) 的分析和訓詁的方法密不可分，它可以是口頭解釋，也可以用最簡單的文本。現今雖無直接的西周簡牘出土，但文獻記錄中仍有蛛絲(si) 馬跡可尋。卿大夫賦詩引詩之前要學詩，不識字無法學詩，不學詩無以言，更遑論引詩賦詩。精於(yu) 字學的揚雄說：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說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這是西周與(yu) 春秋時事。你可以對教與(yu) 不教及《爾雅》成書(shu) 年代予以質疑，但《晉書(shu) ·束皙傳(chuan) 》說與(yu) 《竹書(shu) 紀年》同時出土的有類似於(yu) 《爾雅》的三篇簡牘，因內(nei) 容是解釋名物，束皙等人將它命名為(wei) 《名》。比《名》時代稍早的屍佼，在《屍子》中保存了不少與(yu) 《爾雅》相同相近的訓詁，最有名的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這是戰國早中期事。《爾雅》與(yu) 《毛傳(chuan) 》重合的訓詁很多，《左傳(chuan) 》《國語》中解釋《詩經》的訓詁與(yu) 《毛傳(chuan) 》亦多一致，可知《爾雅》與(yu) 春秋末年孔門六藝經典的訓詁有密切關(guan) 係，緣此則孔子、哀公時有《爾雅》恐非影響之談。《爾雅》是類聚同義(yi) 詞作解，《史籀篇》是編聯文句供誦，童蒙誦讀之後，需要有訓解之書(shu) 輔佐理解，徒誦其文，仍無法治事，而《爾雅》適可助其解讀參考，故兩(liang) 書(shu) 的產(chan) 生有一定的內(nei) 在邏輯聯係。孔子以周公為(wei) 儀(yi) 型，以傳(chuan) 承周文化為(wei) 己任，《爾雅》雖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它是學習(xi) 、傳(chuan) 承周公開創的周文化的重要教輔材料。先秦諸子所傳(chuan) 文本，多以最早的開創者命名，七十子後學將《爾雅》歸之周公或孔子，也是這種傳(chuan) 統心理。

《爾雅》名義(yi) 是近雅，近雅就是近正。“雅”亦作“疋”和“夏”，周人居夏之故地，稱自己的語言為(wei) 雅言，是純正的語言，故西周的詩歌稱“大雅”“小雅”。西周國學中，大司樂(le) 教樂(le) 舞，保氏教六書(shu) ，必以雅正之語釋各國方言詩文，所以訓詁之近於(yu) 雅正者都可以納入《爾雅》。但當時《爾雅》或許隻是一個(ge) 雛形，絕無如此篇幅，日積月累，遂成今本。《爾雅》不可能是一人所作，追究它的確切作者和時代定點都沒有意義(yi) 。它就像發源於(yu) 唐古拉山脈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經十一個(ge) 省市、吸納無數支流而成的長江一樣，《爾雅》的主流作者是西周國學的太史、小史、保氏、大司樂(le) 和傳(chuan) 承儒家六藝的孔門後學，最初匯聚的是與(yu) 經典六藝相關(guan) 的訓詁，在流傳(chuan) 的數百年中，吸納諸子百家著作中的部分訓詁，以及諸子爭(zheng) 辯的名學內(nei) 容，逐漸形成定本。經與(yu) 《小爾雅》比較，推知《爾雅》成書(shu) 的下限，接近於(yu) 《小爾雅》撰作的上限。與(yu) 《屍子》和《名》之類的篇章參證，類似的支流始終存在，是《爾雅》影響它們(men) ，還是它們(men) 匯入《爾雅》，是互有影響，還是各自流傳(chuan) ，都可以深入研究。

就大量戰國以還出土的簡牘觀之，其寬不足一厘米，推想西周、春秋之簡牘，形製也應近似。在沒有朱墨和大小字區分的年代，若在《詩》《書(shu) 》後連抄傳(chuan) 注訓詁，雖然方便於(yu) 教學和學習(xi) ，但幾經轉抄，便無法分清何為(wei) 經典本文、何為(wei) 傳(chuan) 注訓詁，《大戴禮記·夏小正》經注混雜就是一個(ge) 典型。《詩》《書(shu) 》如此，其他經典和所有諸子文本無不如此，所以訓詁必須另寫(xie) 分行。教學的需要和書(shu) 寫(xie) 載體(ti) 形態的限製，促使依傍《詩》《書(shu) 》、匯集訓詁的《爾雅》誕生並獨立單行。

正文訓詁與(yu) 訓詁學的興(xing) 盛

書(shu) 寫(xie) 載體(ti) 形態限製了經傳(chuan) 或經注互相分離達上千年之久，也為(wei) 《爾雅》《名》之類訓詁專(zhuan) 著留下了生存發展的空間。但盡管有訓詁專(zhuan) 著，經傳(chuan) 的分離，仍為(wei) 閱讀和學習(xi) 造成諸多不便。在這一千年中，先賢們(men) 作過種種嚐試：有分篇相解，如《管子》的《形勢》與(yu) 《形勢解》，《墨子》的《經上》和《經說上》；有後文解前文，如《管子·心術》、馬王堆帛書(shu) 《五行》；有取一句而作解成文，如《韓非子·解老》《喻老》，《韓詩外傳(chuan) 》等；有以朱墨分寫(xie) 經傳(chuan) 以資識別，如賈逵《春秋左氏經傳(chuan) 朱墨別》、董遇“朱墨別異”等等，直至漢末魏晉，始用分簡抄寫(xie) 和“傳(chuan) ”“注”標記或大小字等分別經傳(chuan) ，合成一本，成為(wei) 一種新的體(ti) 式。在這經典傳(chuan) 播的艱難跋涉途中，很多訓詁被無情地遺落在曆史的長河中，部分被《爾雅》《屍子》《名》以及魏晉時的《廣雅》《小爾雅》等訓詁書(shu) 保存，還有一部分被夾雜、混入經典正文，成為(wei) 所謂的“正文訓詁”。

正文訓詁，顧名思義(yi) ，是存在於(yu) 經典正文中的訓詁。這個(ge) 概念最早由阮元提出，他在《經籍籑詁·凡例》第一條就說：“經傳(chuan) 本文即有訓詁。”這是指後世認為(wei) 的經典正文中有訓詁形式的資料。陸宗達概括為(wei) “正文訓詁”，分為(wei) “以訓詁形式出現的正文”和“以正文形式出現的訓詁”兩(liang) 類。後人多注重於(yu) 前者，稱為(wei) 正文訓詁，從(cong) 而將這些經典成書(shu) 或傳(chuan) 播的時代指為(wei) 訓詁學的萌芽期或濫觴期。其實，這需要區分經典性質和上文所分析的書(shu) 寫(xie) 載體(ti) 製約而重新界定。首先，以正文形式出現的訓詁，不能都劃歸為(wei) 訓詁，因為(wei) 任何人作文紀事，都可能為(wei) 使表述明白曉暢而作補充說明。其次，在含有正文訓詁的經典中，必須嚴(yan) 格分析經典的性質，作明確的區分。如《周易》，其正文訓詁皆出現在《十翼》，不見於(yu) 六十四經卦，《十翼》是傳(chuan) ，傳(chuan) 本來就是解釋《易經》之作，它含訓詁形式是理所當然的。西漢以前與(yu) 《易經》分行，漢末始合並，不能視作正文訓詁。《春秋》無正文訓詁，《公羊》《榖梁》和《左傳(chuan) 》卻有很多，因為(wei) 三傳(chuan) 釋《春秋》，性質決(jue) 定其多訓詁。與(yu) 之相反，《詩經》無正文訓詁，《尚書(shu) 》也極少，《洪範》篇中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類，應視作明白暢達的補敘正文，不能劃歸為(wei) 正文訓詁。類似的是《逸周書(shu) 》，《逸周書(shu) ·諡法篇》是專(zhuan) 門解釋諡號的專(zhuan) 著，本來單篇獨行，劉向校勘時編入《逸周書(shu) 》，本非正文訓詁；其他如《常訓》篇中的八政、九德，與(yu) 《洪範》五行相同，也不能劃歸為(wei) 訓詁。《儀(yi) 禮》中的“傳(chuan) 曰”係後世合成，此外幾乎沒有訓詁。總之，後世認為(wei) 的經典，在先秦有經、傳(chuan) 之分，嚴(yan) 格區分後，純粹的“經”如《易》《詩》《書(shu) 》《儀(yi) 禮》《春秋》等五經無正文訓詁，正文訓詁隻存在於(yu) “傳(chuan) ”“記”和諸子著作中，而傳(chuan) 記本來就是含有訓詁性質的篇章。

傳(chuan) 與(yu) 記性質相同，作為(wei) 儒門傳(chuan) 記的《禮記》和《大戴禮記》中有很多正文訓詁，這是傳(chuan) 記的性質決(jue) 定的。兩(liang) 《戴記》所編集的原是夫子與(yu) 弟子、弟子與(yu) 再傳(chuan) 弟子相互問答解疑的記錄。老師答疑時，既有對經義(yi) 的闡釋，也會(hui) 附帶對名物、詞義(yi) 和句意的詮解。學生退而記之，本可單記經義(yi) ，因當時可供查閱的詞典類工具書(shu) 很少，老師所解詞義(yi) 、名物亦彌足珍貴，故連名物訓詁並記之，其前後夾雜，完整呈現出師弟子傳(chuan) 授的情景。先秦其他諸子著作，亦多宗派後學將先師學說和師弟子講學問答匯為(wei) 一編，形式原委與(yu) 兩(liang) 《戴記》同。所以，含有正文訓詁的經典，其來源不同，性質不同，當分別觀之。這些正文形式的訓詁確實也是訓詁，但並非就是訓詁學的源頭。

春秋戰國之際，正文訓詁盛行，訓詁術語完善，所以被認為(wei) 是訓詁學興(xing) 盛的標誌。曆史地看，西周王官之學單線傳(chuan) 授，訓釋相對要少，更主要是留存文獻不多。進入春秋戰國，王官失守，諸侯割據，九流十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諸子興(xing) 起，道術遂為(wei) 天下而裂：百家互相攻詰，非難辯駁，亂(luan) 名改作，以非為(wei) 是。時當籀文省改，文字異形，雅言失勢，言語異聲，所謂“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luan) ”。如鄧析、公孫龍子、宋鈃、尹文、屍佼等著作中翻新概念，各創新名。名實之亂(luan) ，牽涉字形，字形之混，淆亂(luan) 音義(yi) ，如馬頭人為(wei) 長、人持十為(wei) 鬥之類，人各為(wei) 說，背離造字本義(yi) 。於(yu) 是正名之聲日益高漲，力求“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務使“形名之與(yu) 事物無所隱其理”。訓詁之學，由此得到極大的發展。同樣，字形與(yu) 字義(yi) 乖離，名物與(yu) 聲音互舛，訓詁之繁雜，亦達到空前的混亂(luan) 。秦火之後，掇拾殘餘(yu) ，西漢俗師、經師承戰國諸子之餘(yu) 緒，信“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shu) ”，以斷法律文書(shu) ；將已形變之篆隸，解齊魯傳(chuan) 出的儒家經典，因不合古文，繆於(yu) 《史籀》，無怪乎與(yu) 孔門諦義(yi) 乖違。許慎以為(wei) ，孔子書(shu) 六經，左氏述《左傳(chuan) 》，皆以古文，漢時既出魯壁，必與(yu) 夫子所書(shu) 文本近似，所謂“古文科鬥，近於(yu) 為(wei) 實”。所以他拋開《史籀》《三蒼》編韻連句形式，轉從(cong) 六書(shu) 結構分析文字，解從(cong) 宀、於(yu) 聲之“宇”為(wei) “屋邊”，訓從(cong) 宀、由聲之“宙”為(wei) “舟輿所極覆”，與(yu) 屍佼所解不同，以此冀望審核刑名，抉發字形本義(yi) ，目的是要探尋孔門古文經原意，最終是要將戰國以來紛亂(luan) 的字形字義(yi) 拉回到造字本義(yi) 的正道。所以《說文》首先是一本求解古文經的專(zhuan) 書(shu) ，與(yu) 其《五經異義(yi) 》相配套，其次才是第一部漢字解形字典。

結語

殷商雖有學校，文字也已成熟，文字的識讀、應用和傳(chuan) 承需要有人教授，雖然具體(ti) 課程和教育方式至今尚不清楚，但朦朧的字詞訓詁已經萌發。西周學校建製漸趨完善，由於(yu) 書(shu) 寫(xie) 載體(ti) 的限製，經典文本無法兼載訓詁，但已有最原始的《爾雅》作為(wei) 參考資料，輔導教育和學習(xi) 。卿大夫子弟因為(wei) 要誦讀《詩》《書(shu) 》，學習(xi) 六語，為(wei) 將來任職、出使做知識儲(chu) 備，對有古今語、有方言詞的《詩》《書(shu) 》以及用雅言書(shu) 寫(xie) 的官方文獻、法律文書(shu) 必須有確切的理解，所以西周訓詁教育和學習(xi) 已經初具規模。春秋戰國，因諸子百家各本方言方音閱讀、傳(chuan) 抄、解釋經典文獻，創設新詞，加之籀篆與(yu) 古文形體(ti) 演變劇烈，更需要對譯解釋，字義(yi) 因之紛亂(luan) ，訓詁由此興(xing) 盛。《爾雅》漸成規模，相關(guan) 著作增多，訓詁術語基本齊備，訓詁成為(wei) 一門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西漢經師各本師說，師說大多為(wei) 戰國諸子、秦代博士之說，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轅北轍，互相抵牾。逮魯壁古文經本出，古文經師依據古文形體(ti) ，求解不同於(yu) 今文師說的經義(yi) 。許慎撰《說文》，擺脫戰國以來紛繁不經的怪異之說，緊扣六書(shu) 分析字形，探求本義(yi) ，希冀獲得孔子六藝原意。緣此可知：我國的訓詁萌發於(yu) 殷商晚期，起源於(yu) 西周的《詩》《書(shu) 》教學，興(xing) 盛於(yu) 春秋戰國的百家爭(zheng) 鳴，定型於(yu) 漢代經師的解經傳(chuan)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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