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達爾“多元民主”的中國之展望
    作者：蘇冀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6日
    
     
    
    在現實的世界中，變革從來不是錦上添花，而常常是迫於巨大壓力倉促為之。如國內的一些新聞所見，因為汙染，中國農村兒童的白血病的發病率不斷上升，城市中肺癌患者也高於預期。工聯積極分子越來越多，農民工如果未得到獎金就拒絕加班，有特殊技能的人互相串聯以抬高工資。環境汙染成為民眾表達關注的一個焦點，用工價格上升對現有經濟有致命的衝擊，人民幣的一個關鍵支撐因素就是廉價出口。綜合來看，變革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化也是，而且就其基本特征來說，必是所謂多元民主，如《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自治與控製》所討論的。
    
     
    如眾多學者所言，經濟學隻能對某些現有的現象給予解釋，而不能對未來做出全麵的預測。沒有簡單的數理模型能夠論證某個意識形態的整體。越精確的描述就越不真實，就越容易被駁倒，就越隻能適用於狹隘範圍、基於有限條件。所以我們必須、也可以從“數的神秘性”的魔咒中解脫出來，回歸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以破除迷思，拒絕各種害人的“宿命論”，謀求建設性，建設新世界。
    
     
    雖然相對於中世紀的政治而言，新的民主是美好的，在政治鬥爭中，各力量也總是極力地渲染這種美好。但我們在不可避免地置身於其中的時候，必須要麵對各種各樣的難題，努力尋求答案以使其可能。望文生義的褒貶常常發生，人們或因情緒激動而割裂曆史。理想中的君主製，不是帝王們為所欲為，而是要保持各色人等之間的一個平衡。民主就其字麵意思上就是大眾統治，會麵臨自身的一係列麻煩。起初的時候，新政治主要關注消滅獨裁，後來要更多地承擔社會事務，政府越來越強大、複雜。西方的治理理論也不斷隨著實踐發展，由破舊到立新。
    
     
    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歐亞文明的一體性，由史前到當代互相交流的強大。官方教科書因各種因素而掩蓋了這些，一些學者對此表達了可以說是激烈的抨擊，說“冶銅技術等由西方傳來，那我們就要承認它”之類的話。所以，本來用於西方的“中世紀”這個詞，大致也可以指中國的皇朝時期。現在要避免兩種既有的傾向，一是基於“人我之分”固執保守舊物，二是欲跳躍到想象的西方路徑上去，甚至落入到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迷信中去。要秉持天下主義、世界情懷，不單學習新知識是好的，不否認或者想像自己的先人來自於中亞也無所害，雖然很多中國人是周文王的後代。
    
     
    如達爾所言，當今民主的觀念是一個曆史累積的大雜燴，充滿著各種爭論和衝突。論者需要的是多方觀察、綜合權衡。比如所謂中產階級和民主化關聯的諸多說法，多是基於有限樣本的初步結論，如偏執於此，不啻自欺欺人？既然承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很少，又何必執拗於此單一的維度來考慮問題呢？統計上講，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關聯可能是一種牽強附會，以之來拖延或預測變革都很可能落空。事實是如果一味跟隨美國的論調，那麽國人永遠也不會成為其所謂的富足的中產階級。各國新政治模式的確立，必須全麵地考慮各種因素，必須建設性地提出前所未有的方案。摒棄種種迷思的關鍵常常是超越自己的小團體利益，危機發展逼迫如此。
    
     
    與各派的浮詞濫調相反，民眾對新政治充滿期待但疑慮重重。由西方經驗抽象出的諸價值準則並不能構成一個可觸可及的解決方案，使國人信服其能妥帖安排日常生活中的各項事務。今之所謂普世價值憲章者，或被理解成公民應有之一係列基本權利或自由，或被理解為激進自由主義的起草者們對自己理念的一個簡要表達，前者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答案，後者是一個過時的未完成的答案。製度永遠是粗疏的，和人們的實際行為甚至是脫離的，國人也不再相信簡單地引入一些法條就能夠改變人心、重建社會。比如台灣的公務員製度，主要的法規還是國民黨訓政時期遺留下來的，以當今的視角看既不一致又很分散。政務官和事務官的界限模糊，但已經有兩次政黨輪替了。體製仍然在運轉，教授們的改革建議卻如泥落水。比如台灣的養老保障已經基本普及，其製度是逐步遞增來的，多種製度並行，雖有爭議但很難統一。
    
     
    國人由於各種條件所限，既不能充分了解西方當代的學術觀點，也不能在實踐中獲得新知，加之種種誤導，常常對一些問題抱有不合時宜的看法。比如對所謂私有製的看法，達爾說，在美國建國初期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私有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區分表麵上看都是容易的，但當代的許多經濟活動都是公共的、社會的、政治的。老公有製已經失敗，總是退化為“私有的”官僚所有製。國人亦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把農業社會的一些觀念硬搬到當代，應認識到私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方式都是“民主過程”的產物，是動態變化的。
    
     
    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問題和西方是不一樣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必須創造性地給出答案。如書中所講，日耳曼諸國也表現了不同的特征，達爾說各國的做法隻有在各自特定的環境中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雖然具有跨國家的可比性，其具體細節都是各國曆史發展過程整體中的一部分。為了解決中國問題，要進行比較研究，仔細考慮他國人對東亞曆史的看法，會很有啟發性。
    
     
    許多西方曆史學家說，東方帝國的崩潰都是由內部潰爛開始的。這是我們要十分警覺的關注點。今之所謂民主的一些特征，比如分權製衡，在中世紀的英國就已經存在了。一些資料說，其是日耳曼人社會自古以來就表現出來的特性。相對而言，在中國個人或集體的大權獨攬更多、更嚴重地發生，以致製度失效、危機感喪失，昏昏沌沌，終於不可收拾。曆史的經驗教訓必須牢記，因惰性或本性如此頑強地存在。如蔣介石或毛澤東集團，其自稱要學美學俄，但都一直表現了眾多的東方特性，甚至是與所學對象的根本性的差異。今之論者托辭於溫和、漸進、改良者眾，但如不及時為變，曆史覆轍可免否？
    
     
    變革或保守皆是人為，今之論者多空談製度而忘記主體，雖可有西方學說作援引，但終不過是極端主義。凡提出方案，必應當發揮國民中的健康力量，適應並改善國民精神。如蔣之四六憲法或毛之人民公社運動，皆脫離實際。學童可教，及長難更，而且現在不是民國初創時，國人對西方的了解應是很充足了，在變革的實踐中，妥善互動就足以推陳立新，妄談啟蒙是毫無必要的。如書中所示，民主政治可能會產生許許多多的衝突、致命的分裂，而國家成功的關鍵在於國民共識的凝聚、良好氛圍的確立。在中國要十分關注的是，變革要減少而不是加劇混爭。在變革中要重整國民精神，確立適當的製度，協調各種利益，以期善政之行如風之拂草，民皆免相害而求相益。變革方略既不要支離破碎，也不要空而無當，既有全麵的謀劃，又有細部的指引，才能使國人信服。
    
     
    製度框架方麵的法規應簡略、有包容性。作為大國，各地區、各群體有充足的自由度以自我管理，既能減少全社會的運行成本，又能帶來更大的滿意度。應避免權力、資本吞噬多樣性，使人們能夠自我料理。當前一個假問題是變革會不會導致國家分裂。應當認為，民主化既不一定削弱統一的力量，也不一定加強一體化的力量，關鍵是看國民主體的自我適應。明顯的是，中國境內並不存在如車臣人、格魯吉亞人那樣的堅硬團體，久曆血戰而不潰散。這方麵苗族、彝族倒是較突出，幾千年來一直南逃，逃進崇山峻嶺。一個問題是，今之省級單位分別以省、市、自治區命名，以及各種民族自治單位，把本來複雜、也不應簡化的問題固定化，並非明智，而其背後的民族自決的浪漫主義也已是曆史。中國各地共同的曆史因素很多，分裂的力量遠未顯現，所以這方麵多屬杞人憂天。如中國古代治理所示，中央政府的縣官和地方精英存在著合作關係，這樣既保持了統一的秩序，又尊重了各地的差異性。明清皇朝之下，福建人和河北人有很多方麵的不同，比如宗族在辦學校、撫養孤老等功能方麵。製度框架體現著國民的願望，其能夠支撐積極的建設性，“自治”之外，其中團體之間必然是互相影響的，關鍵是要尋求適當的影響方式。
    
     
    新政治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確立國家政治體製。對中國而言，應該注意曆史的經驗，確立一種上下互動的體製，以使自治不成恣意、領導不成獨裁。應該對各層次的政治機構有一個不同的定位。比如縣、市級政府應立足於禮俗共同體的道德氛圍，隻擔負有限的公共服務職責。今之含區、縣的大市隻是有利於經濟扭曲，形成房地產孤島。應避免製造地區壁壘，破壞區域均衡發展，導致流民化。而在國家層麵上應該有政治良善的假設，就是說國民的意誌總體上能體現於全國級政治機構中。把強製、權衡等權力置於少數責任人手中。如達爾所言，隨著美國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任務，總統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確立適當的體製以對高層領導人施加輿論的、實際的強大而有效的壓力，而所用之人也願意並且不得不為國民負責。下層對上層具有評議、彈劾權，上層也對下層具有撤換、提名等可選權力。美國憲法法院是如此的互動，俄羅斯的總統地區代表也是。中國大概還將是以行政主導式的為主，關鍵是具體作法的設計。應使議員成為賢良、尊長的代表，而且要控製數量規模，避免現在的行政主導體製的諸多問題繼續增量蔓延。
    
     
    來源於蘇聯的體製的一個致命問題就是總體統治集團的一體化，幹部係統既包含了軍警，也包含了教授。如此，出現了巨大的權力集團的自我膨脹，在此框架上，每一分子難免又繁殖出自己的裙帶團體。在錯誤的思路和利益扭曲下，從村委會到中小學都遭受著官僚化。彼時強人尚不能治龐大的官僚集團，今亂套空前、赤裸裸牟利近乎滑稽。如此，發展的路徑遭到了扭曲，經濟的活力遭到了壓抑，民眾不堪重負。整體崩塌之下，即便是上層的既得利益者也往往過得還不如美、加的平民，全麵改革勢在必行。根據古代及西方的經驗，必須把官和吏分置，把政務官置於陽光監督之下，承擔政治責任的風險，使事務官專業技能化，消除和一般專才之間的壁壘。台灣教授還有政府“去功能化”的議論。
    
     
    訴諸中外的經驗才能確立國民正氣和對國家的認同感。既要分析中外古代社會的共性又要看到其間的差異。所謂差序格局，在西方也有此性狀，但在中國人中卻確確實實的更強烈地表現出來自己的特點，突出的如重視血緣關係。數千年來的“自發秩序”的特點是內在的，雖然西方的新知識、新經驗能帶來思想、行為上的巨大改變，但個體秉性在時間上仍大體類似，原因在於父子遺傳。皇帝沒了，雖然是很重要的，但對個體而言隻是一個有限的外部環境改變。作為個體集合的社會，其動態表現也難隔斷。傳統治道的經驗、儒家的建議應給予更多的重視，才能在中國推進社會重建，現實的經驗和理論分析都要求如此。道德的確立要以親密小圈子為基礎，再向外環環相套地擴張，由熟人、到地區、到國家。製度不是道德中性的，製度體現著道德、依賴著道德。國民既需要理性又需要忠誠。現在的社會事務很多時候超過了很多人能夠分析、判斷的範圍，民主過程中的同意、委托隻有在良好的道德氛圍下才能有效。雖然要避免公認不切實際的思路，但也不必排除其遠景可能性，地方實驗也應自便。
     
    
    古語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如達爾所言，政治資源不是在國民間均衡分配的，政治才能也不是。組織的領導人總是具有某種傑出的資質，技巧、資曆、魅力等，而其也常常比一般成員更有可能利用各種資源為自己服務。特權減少是不可避免的曆史大勢，也是中國內在的大勢，石崇能亂殺婢女但賈赦不能。而在中國大概也不能期望像瑞典等北歐諸國那樣平等。所以一方麵要使機製順暢，避免所用非人，還要用更好的方法來製約掌權者。在當今更自由、更民主、更均富的情況下，保持人們之間適度的張力，在理想和經驗之間保持平衡。“統治”已經過時，治理仍待改善。在當下的空談之中，各種極端主義被托抬，學術泡沫繁榮、社會危機發展。如在“華盛頓共識”之類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中，國人隻能被割肉，無法真正獲得優勢。希拉裏與別國青年鼓吹自由企業，卻不援引研究自由企業何以成功的研究資料。而且，現在自由企業要撤離中國大陸了。一些老左派提出學習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也不切實際。略誇張地說，日耳曼人循著“共妻、共產、無父、無君”的進路才有其“等貴賤、均貧富”。生存壓力如此嚴峻，國人能報如此浪漫浮情嗎？
    
     
    總之，對國民而言，變革有很多益處，害處都非必然，並非是投入一個既定的、未知的通道，而是可以隨時檢討、不斷修正的過程。其關鍵是要發揮國人的積極性，促進廣泛參與，擇善而從、協同用事。如西方政黨的競選文宣之類，核心理念、部門政策需要各種人才合作才能完成。周公說，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為了深度理解“事在人為”，可參閱一些教授關於“實踐哲學”的文章。當然，成為哲學家沒有必要，不必做到能講述德裏達和伽達默爾之爭。為了由活生生的曆史獲得體認，請看一些西方大片，《約翰·亞當斯》、《眾神與將軍》、《蓋茨堡戰役》、《兄弟連》等。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