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性地推進全麵變革
    作者：蘇冀（獨立學者）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5月29日
    
    
     
    
     
    
    由最近大陸媒體發布的新聞可以看到，環境的破壞已經突破了臨界，危機爆發出來，直接影響到了經濟層麵。旱澇加劇導致了糧食減產，玉米、大豆、花生、小麥等進口空前增加。此前，國務院史無前例地召開了糧食生產表彰大會，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還主持了春播工作會議。當前雲南等地的旱情還在惡化，大量人口飲水困難。河北一些持續嚴重幹旱的地區十室九空。此外高消耗經濟的能源供給問題更加嚴峻，石油、天然氣等的對外依存度增加。如此緊要的問題幾乎成了主流媒體的禁忌，但食物的農藥殘留超標、土壤重金屬汙染、城市空氣的灰霾等問題也令中產階級幻滅。如有人所言，這是危及生存的發展。
    
     
    
    另一方麵，隨著泛權力集團的不斷膨脹，而被壓抑、扭曲的經濟缺乏應有的活力，利潤鏈衰弱。如此，財政供養的困難增加，官民的衝突更加激烈、難於控製。如一些新聞所示，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更加嚴重，強征更加凶猛，補償更加微薄。因此，惡性案例日益增多，有民眾被毆打致死，也有基層幹部被反抗的民眾打死。
    
     
    
    加之另外的種種問題，如有人所言，當前的形勢不可持續，變革已成為共識，但如何改和改什麽存在爭議。中國當前形勢一個令人悲傷的地方是，所有主動、被動涉入政治的人都似乎是旁觀者或窺視者，無人能夠對民眾關心的問題提出答案並產生影響。這如同在中國曆史上多次出現的悲劇時期何其相似。
    
     
    
    表麵上來看，晚清以來的對西方學說的主義崇拜，仍然主導著公眾知識分子的思維，更不要說一些無意義的宣傳語言。語言混戰背後的詭異之處似乎是，各派別不能夠從自己的局部利益中勇敢地脫身、真誠地反省，這也不單單是主筆者因缺乏實踐、思路偏狹而導致的局限，一些人簡單地打包販賣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的“靈丹妙藥”，頗有為自己財團的原罪拉大旗作虎皮開脫之嫌。一些人簡單地比附別國的轉型模式，亦有法律家欲成議員、總統的情結。一些人在各種美妙文辭中飄忽不定，卻似乎不能對眼前的問題提出可行的方案。
    
     
    
    如西方大國的情形，在中國尤其如此，政治積極分子和大眾總會存在著一個界限，積極思考並努力推進變革者少，而隻關心自己生計者多。變革的壓力除了內外突發的戲劇性因素外，遠比人們期待更糟糕的民生才是核心的問題。雖然充斥著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魔教宣傳堵民之口、麻醉人心，但明顯的是人們還是對更美好的生活充滿了向往。無論是擠窩棚的打工者，還是擠出租房的工程師們，他們未能公開提出的不滿決定了民心的向背。在我們這個曆史悠久、 曾經相對繁榮的國家的語境裏，這構成了政治的極大不穩定因素。良好的社會體製使大多數勞動者安居樂業，不但是政治倫理的要求，也會越來越成為政治技術上的需要。由一些信源可見，職工合力謀求加薪的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全國的勞動力成本也不斷上升，以致各地喊用工荒。如此等等。中國當前的危險，就是高度可能但又不可詳細預知的危險。各方要真正地行動，不要陷於政爭不能自拔。
    
     
    
    對大眾而言，政治權利是第二層次的，生活的福利才是日常關注的。政治權利對大眾而言，隻不過是永遠不能兌現的潛在可能，而即便在更理想的情況下亦不過體現為投票權。尤其在中國，我們難以期待政治的扁平化。這一方麵是因為國大、人多、事繁，另一方麵是大國政治層麵的利益衝突對個人的巨大壓力使大眾隻是期待者。無論從個體特質還是國民文化因素看，我們在積極學習西方的同時，亦不能抱有幼稚浪漫的想法。當然，任何現有力量的存續要依賴於其自己對新形勢的適應，而非自我辯護的文辭可維護。一些論政者必須從自己的狹隘體驗中解脫出來，另一些人也必須放棄自己包攬一切的過時論調。
    
     
    
    各方應主動從功能的角度改善現有的政治體係，而不是寄希望於通過更多的政爭來解決民眾關切的問題。這既是中國自身的曆史經驗，也是英美的成功給我們的啟示。“民主”這個詞被賦予了太多的溢美，好像新體製下“民”人人為“主”，以至於我們要避免使用之。當代西方的經驗，比如憲政，提供了一種更好地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但其並不直接回答國家發展模式的問題本身。在全麵謀求建設性的過程中，從有益於全麵變革的角度、以民生為關注點推動政治變革，既是中國國情的內在要求，也是更好的策略性的選擇。如此，避免了激化阻力，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協調各種力量。若賴於政爭，不單對現有力量衝擊大，最終國是問題也未必能得以解決。顯然，講究策略的變革也應滿足“普世價值”的要求，而非以各種理由拒絕之。
    
     
    
    以民生為關注點的推進全麵變革，顯然不是當前一些官員所掛在嘴邊的“更加重視改善民生”之類的論調。如無全麵變革，顯然民生惡化的趨勢不能扭轉。當前，泛權力結構的破碎化是非常明顯的，一些官員個人及其親友陷於直接、間接的牟利之中，樂此不疲地謀求所謂的發展。因此，當前中國的很多經濟活動不單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種荒謬的表麵下，人們必須追究權力結構本身。危機意識既已缺乏，亦非簡單地訴諸人心的問題。基於此種反思，由迫切的地方著手變革，才能紓解民困，贏得民心。因民眾關注的不是政爭的瑣屑細節，所以適度行動的風險不應高估，而拖延解決問題的風險則應認真看待。
    
     
    
    再回到新模式的探索問題，回應民眾的期待、提出新思路，是當前政治力量轉型的關鍵。基於對國家負責任的態度，不要開過分的承諾。在這個充滿壓力的世界，難於人人滿意，但要讓多數人無不滿可說。鑒於當今世界的複雜性，新的治國理念是多層次的、不斷在實踐中得以完善的事情。其需要各種人才的合作，也需要建設性地整合，不為各種思潮的狹隘所羈絆。其中包括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著角色差異的法律家的偏狹，還有陷於當前資本遊戲的金融家的短視，還有難於把握的文人的情緒化，當然更不要說雇傭的寫手們。亟需善意論爭的平台，開放但有序的討論，廣泛凝聚共識，而非優勢者自我表白，無論其真情、假意。即使有政治人物努力推行一己之見，個人的封閉的想法也必偏頗。模式探索應開放、包容。曆史的經驗應當吸取，前現代的做法應當拋棄。
    
     
    
    新模式的探索，必須基於徹底地反思、勇敢地創新。反思近三十年來的國事，也反思六十年來的國事，以及百餘年來的國事。在模仿了蘇聯、美國模式的失敗之後，一些學者又提出了學習德國模式，似乎這很有高層的支持，亦頗能吸引民眾。但國情差異如此之大，整體照搬肯定會犯第三個錯誤。另外台灣模式也不能簡單地擴散到大陸，今之台灣處於西方的一個小盟友的角色，其在世界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地位，是當今大陸以及統一後的中國都無法期待的。而其在外在壓力巨大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動態，亦不能簡單複製。變革是應當的，也是複雜的。政策不是抽象的數學運算，是提出者和民眾間具體的互動過程的產物。應當針對具體的國民的動態、政治力量的格局來設立製度而不是盲目照搬，也不要簡單比附各種模式的統計數據，否則都不能有良好的效果。
    
     
    
    雖然麵臨種種困難，似乎死結難解，但我們還是應有充足的信心，中國的變革應有光明前景。這種信心來源於曆史的回顧，也基於對現實的觀察。一旦突破似乎沉重的束縛，國人可以協同工作，各地可以資源互補，則國家麵貌可煥然一新。國民既講道德又寬鬆多樣，既鼓勵進取心又確保大眾幸福，既有民生福祉又低碳環保，如此等等。理想治理的優點，非隻一端，不可盡數。隻有在國民的合力實踐中，不斷調試才可推進。在自主地借鑒古今中外的經驗的基礎上開創新局麵，在民權、民生方麵成為楷模，為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提供一個新思路，讓對現狀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的左、右思想家們提出的想法獲得試用。如此，則外交方麵的煩擾可自動解除。四周小國的民眾傾心仿效，西歐北美的地緣盟友得以鞏固，鄰國的平等合作得以實現。
    
     
    
    最近的信息表明，海峽兩岸的建設性力量更加積極了，國際的形勢也空前地變化。各方都要抓住曆史機遇、避免難以估計的曆史災難。切實地推進變革，就要求各方的建設性。給以更加寬鬆的環境，原本破碎的建設性的力量就會更好地呈現出來。發揮各自應有的作用，國民的希望就不斷增長。求同存異、化解或擱置曆史恩怨，要求各方的心胸、智慧。對曆史事件的親曆者而言，當有超越性的原諒，即使傷痛漸漸遠去但難於遺忘。各方都要約束自己的言行，促進善意互動，謀求良性轉型。並非世界裏沒有敵人，但勿以敵人待之，各方不要散播這種情緒。各方也需謙虛自省，認識到自己對擔負轉型任務方麵的不足，努力進取，勿一味遲滯於舊狀態、揪曆史舊帳。隻有提出吸引民眾的治國方略並被接受得以執行，才是政治派別成敗的關鍵。就現狀而言，挑戰和機遇都大大增加，各方都要認清新的形勢，由海峽兩岸的大局著眼，做出實績，挽救危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