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轉型要突破思維定式
    作者：蘇冀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⒎月17日
     
     
    
    這裏說到中國傳統治道，既包括被今天論者所闡發的古人的思想，又包括今天論者把中國曆史作為對象來考察後所闡釋的有自己特點的模式流變。中國的治道的主流是儒學，其流派紛紜、不斷演進。近代以來，儒學總是關注的焦點，各學派給出自己的理解並表明自己的態度，圍繞其的爭論綿延不休。擾攘紛爭既顯示了迄今為止人們思想的限度，也顯示了中國秉持各自學說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實踐層麵的困頓踟躇。無論藍、紅，雖其相繼擁兵掌權，但曆史上各自多有危厄，今天台海兩岸各派亦不能提出鮮亮明白、不可質疑的富民強國主張。
    
    對傳統治道的經驗的重要性的評價，一個維度是轉型論者是否認為有一個“現成”的模式可走，另一個維度是其對轉型方式的認識。今之激進與溫和，既是認識問題，或許也是情感問題。在有限範圍的看似激烈的論爭者，因大網站的推薦而成為名人。宣傳家因其言非己思，“文詞古奧”，今不與評論。
    
    激進者對中國的曆史與現狀深惡痛絕，認為其與西方現在的體製不相融，認為需要全麵的生存方式的改變，而且基於個人主義的信仰，或對變革持樂觀態度，或認為實現個人選擇的權利就夠了。如莫之許認為傳統文化已斷，而且西化是唯一方向，因此他就任由“傳統文化已斷”了，不斷更新國民的認識就足以增進對新體製的支持。
    
    溫和者表現出了對“我們”的情感，而且更憂慮總體上的變革順利性。姚中秋認同當代西方話語表述的“普世價值”，同時其也要“展示”中國人（通過儒學）久已內在的表達出並實踐著這種一致性，當前需要的是更完全的、更完善的實現。姚中秋還認為，國民的道德是保證順利轉型和新體製良性運行的基礎，而儒學是既存的、豐富的、實際上仍然主導國人精神的資源。
    
    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眾經常表現出曆史惰性，而隻有隨波逐流的政治家才容易當選。當前國際領域內，由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充斥著關於“自由和繁榮”的話語，構成了互相吹捧的現象。媒體被資本、權力所操縱，其製造出來的假象遠遠超出了世界的糟糕的現實。第三世界的問題，歐洲拉丁語係國家的問題，以及當今世界麵臨的各種問題，沒有被勇敢的提出來，當然也不可能被勇敢的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利潤枯竭和經濟波動，讓政治家們疲於奔命。
    
    以自己的話語曲解事實，在東西方都還是個普遍的現象。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選擇性的使用數據。比如對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的評價中，在資本主義大擴展之前處於野蠻狀態的一些國家，因其一些表麵的特征獲得較高的分數，而其自由民主的來路、狀態和功效都被忽略了。或許從更全麵的角度來看，其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異不止天壤之別。經濟增長的遊戲成了障眼法，其有助於跨國企業拓展市場以獲得眼前的利潤，卻把致命的環境崩潰置於冷落中。對經濟增長的讚美和“預期”展示了一個隔離而粗鄙的世界。失控的財富遊戲在溢流擴散，既得利益者以及半既得利益者實際上是得過且過。
    
    論者應認識到世界現有諸學說都麵臨深度的批評，其支持的實務也不斷麵臨嚴峻的挑戰。意識形態領域遠遠沒有公認的一個“真理”級別的主義，如1+2=3之類永遠不會被人再爭議的論斷。論者應認識到中國未來模式以及轉型方式都是沒有“現成”套路，是需要探索、構造的。如此，則會更注意曆史的經驗。論者在為此目的審視曆史智慧的時候，要力求洞見，而洞見來源於不斷努力的思考和實踐。
    
    百餘年來，中國的論者多處於彌漫的自卑之中，對西方模式采取崇拜的態度，而沒有批判的精神，不能深入、全麵的檢視各西學學說，而不能有深刻的理解。近代西方的衝擊如此巨大，一是因為中國儒學的學問性、非宗教性，另外則是現代化的西方的人、物到來的突然，後者的優勢不單在遠來的軍力，更在學術和精神。自卑就要模仿，大致來說，起初掌權者學英美，後來學蘇俄，照搬西方一派的話語而附會國情，並因此缺乏大的建設性。很多中國人對西方抱著一種過於浪漫的想法，而這種想法是一種關於天堂的幻想，人們如果能成為神仙的話又何必操心於世事呢。共產主義是一種烏托邦，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烏托邦。
    
    如此背景裏，“新儒家”亦不過在西方的思維框架裏構造“儒教”，作為基督教的等價物。有人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附會成“己所欲者，要施於人”，有了所謂超越價值，周公、孔子一定會笑“小子們太天真”了。“新儒家”常常援引所謂原初儒學，即秦統一之前儒生們寫定的文本。儒家思想在東亞流傳既久，雖不以之名，禹、湯、文武諸聖王均不同程度的施行之。孔子作為一個總結匯編者，以及其後代學生繼續整理文獻者，多數無掌權經驗，少數雖有但也無長期掌握重權經驗。儒學本來就是一個來源博雜的係統，其內部亦有各派的分歧，其中既有諸多幻想性的言說，也有務實的直白話語。毫無疑問，今之各派要摘語錄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都會有一說。在和一知半解的西化派的競賽中，“新儒家”恰把儒學的膚淺處發揮到極致。
    
    西方左右譜係裏的各種學說，是其曆史過程中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今天成了整體裏的互補的局部。煌煌顯學者，擁躉紜紜，而其意義或在於其“否定性”的論斷。蒙昧紅塵，避免了彼派的災害，亦不是此派所規製的了的。而大師的深邃的思想，深刻的剖析或膚淺的設想，無不在其具體的論戰環境裏對其論敵提出，或者對麵臨的問題提出答案。其獨特的論說方式，都是其所處地域、學派的學術脈流裏的一段，不能把某個時間上的切麵或範圍上的局部奉如神喻。中國自稱左派、右派者往往都成了某種總體論的現代性宗教的“信仰者”，以此陷入或表現出盲目的樂觀、自大，在此基礎上宣稱的堅實斷言，實是無本之木。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在實踐中也意識到西方理論與中國實際的鴻溝的存在，或自稱要綜合，或自稱要“中國化”，都未及深，亦終未成大功，其施政或軟弱無力，或勞而無功，模仿的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今天中國人討論問題，既不在西方左右黨派微妙對立的利益格局裏，但也無需陷入其思想的框框裏，而應全麵借鑒其成敗，超越性的綜合。
    
    論者既需要學理的思辨，也需要實務源流的比較研究。意識形態的學問是關於實踐的學問，成為顯學者，常常是因為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其靠言辭之美獲得宣傳的效果，把某種想象極端化的描述出來，雖然重擊對手，卻明顯的缺乏全麵性和與現實的關聯。某個意識形態的曆史，既是一部學說史，又是一部實踐史。在現實中，學說和其實際的運行往往存在著割裂。政治家的言辭更多時候都是對外宣傳性的，實踐有時候和其號稱的理念脫節，甚至相反。回溯曆史，越往前的鬥爭往往越殘酷，越樸稚的學說往往越浪漫。而在實際操作中，政治家損益行之。所以回顧曆史的時候，既要思考故聖先賢的觀點，但亦要把其言行當作外在的對象來反思。審視曆史，同時也必須審視現實，以求建設性的推進思維的力度。
    
    中國的論者完全缺乏實踐的場所，加上語言的隔閡，很多時候陷於西方的某個學說，而不顧其存在的語境的複雜性。今自由派和新儒家的對立，實是兩種幻想家的空談，各自編織自己的理想模型，卻對別人編織的理想模型不屑一顧。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悲劇，這種論戰既缺乏實踐的場所，亦無派係成員的廣泛參與帶來的集合智慧，無切合實際的思辯深化，也就無助於澄清關於未來道路的設想。簡單化的、絕對化的、完美化的意識形態言說，就如浮雲在中國上空飄蕩。若看一些華人政治家的文稿，其博通中外、久經曆練，雖處於“無所作為的民主”中，因事發言時也以精當文辭應對具體情境中的具體問題而給出適當建議，既體現出思想的銳利又有變通的靈活。
    
    各個意識形態，是充滿偶然性的曆史中累積、遞變的結果，和其所處的曆史環境中的各種因素糾纏在一起。世人今天的世界圖景曆史短暫，可以看到一係列裏程碑，時間上由近及遠，而每一階段都和其前麵階段有大變化。東西冷戰、兩次世界大戰、西歐白人的大殖民擴張，等等。今人斷然不想回到過去，關於今天世界何以如此的討論也充滿爭議，莫衷一是，當今世界仍然充滿問題。各種學說，作為“曆史”遺留，人們當謹慎對待之。在各國不同的條件下解決各自的問題，也要創造性的定製具體答案，以實現“普世價值”以及各自獨特的價值。中國經曆大破而未大立，當前自身問題又極大，被迫尋找自信心的恢複，不得已成為新模式的開創者，為世界先。
    
    某意識形態在某國受到推崇，亦有該國自身結構性因素，如國民的特點和外部環境，以此彼國免於內亂、解體而存活至今。今有人稱讚荷蘭的個人主義旗幟高揚，但彼國地小、人少、國民同質性高，而且在合力外爭並不斷勝利中成國，加之日耳曼人的特性，國家認同隻以國民的個人利益相加來說事，而無更高更深價值維係。這種的情緒主導之下，比利時陷入分裂，捷克和斯洛伐克早已經分家。如此情形，於大國則難見。不說俄羅斯之類的曆史較長的大帝國，美國南北戰爭也與此相背。大國分裂或改變國際格局，外部環境變化或使主流國民處於劣勢，其利益可能麵對巨大損害，其就可能采用各種手段以維護統一，包括戰爭。一些人妄稱其小國自由之美之時，未慮其施行於大國的不實際，亦不過文人多情。
    
    論者還要從宏大的角度作出建設性的新見解，不要局限於一人一言，也不要一國一地。論者不要基於“我們”的情感，比如今之論者所謂的“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等。毫無疑問，當今世界“國家利益”還是個圖騰符號，國家還是世界競爭中的關鍵單位，但至少從知識上講對中西的文化要等同觀之。實際上，今天的“儒教徒”的基本思維方式已經是西化的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裏得到的科學知識是西方的，思辨、論說方式也遠非朱熹、王陽明的狀況了。有教授甚至說，明清時基督教傳教士帶來的新學問漸次流傳，對中國的學術進展的推動或超乎今人的評估，更不要說更早時佛教帶來的新知識。總之，學問為生存服務，而不是相反。生存的意誌之外不存在意誌，生存的知識之外不存在知識。當然，人作為地球生物的一分子，內在的需要和草木同存，更別說和犬馬互感。而且給野生世界留出更多空間不但是愉悅性的，也涉及整體生態安全本身。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