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可能已經犯了“大忌”。魯迅是何等人物呢？半個多世紀以來，無數中國人頂禮膜拜，許多大人物推崇備至。雖然近年來中國社會流行“拉下神壇”運動，對魯迅的批評也時有微詞，但由於魯迅是現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顛覆性人物，迄今為止，不論是文學界、理論界還是社會意識方麵，卻並沒有對他進行認真的反思，要膜拜的仍然膜拜，想推崇的照舊推崇，魯迅對現代中國社會人心的巨大負麵影響依然持續著，一個嚴酷的現實是，魯迅已經深潛進了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無論就思想觀念還是思維方式，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目前有話語權的文化學人，大都已經被“魯化”了，所以就進入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在此提出“反思魯迅”，雖是給無意識者當頭澆了一盆涼水，但無意識者卻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意識，所以引起他們的反彈是自然的。不過，提出反思魯迅既是筆者多年思考的結果，也自認為代表了蘊積社會多年的一種聲音。
    
    　　魯迅本來是上個世紀早期的一位文學寫作者，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推銷與社會神化，後來竟被弄成了一幅“凶神惡煞”的形象。不過這也不能全怪別人，魯迅自身的特質就有這些。由於我們的社會過去長時間崇尚一個“鬥”字，而在語言與思想方麵具有強烈的“陰冷、鬥恨”特色的魯迅，的確很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今天，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開始呼喚仁愛、超越與終極關懷，特別是要複興以儒家為主體的民族文化，反思魯迅就成了繞不過去的當務之急。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課題，一篇短文所起的作用僅僅是拋磚引玉。
    
    　　1、魯迅的刻薄：魯迅的雜文在寫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魯迅的影響力許多正是來自於他的雜文，魯迅本人及後人都將這些短小雜文譽之為“投槍與匕首”。事實上，魯迅的雜文也確以語言“陰冷刻薄好鬥”而自成一係。這固然與魯迅那個時代社會的腐敗，惡勢力的囂張對他的刺激有關，但魯迅文章的“陰冷刻薄好鬥”卻是他內在的，本體上的特點。打開《魯迅選集》隨便翻翻就可以看到這種本質的展示。
    
    　　比如那篇“《且介亭雜文》序言”，僅僅隻有幾百字，就攻擊了四個人，其中一人還是個大學生，隻因他說雜文的興盛是“作家毀掉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就被魯迅說成“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
    
    　　其實這位大學生批評雜文興盛是有感於雜文成了罵人的專門文體，並不是否定雜文這種形式，但魯迅卻在一句話裏先說“還不到一知半解”，又說“之流”。瞧不起一個青年，說他“一知半解”就可以了，卻說他“還不到一知半解”！如果這個青年真的“還不到一知半解”，隻能說明其思想尚不成熟，怎麽可以被詆稱為“之流”呢？這足以見識魯迅是何等的刻薄！
    
    　　凡過來人都知道這個“之流”的稱謂在“文革”大批判運動中泛濫成災，要打倒某人時就先誣陷他是“劉鄧之流”，那這個人就被這個“之流”定性，也就必然“死定”。由於魯迅在“文革”時期被捧得紅裏發紫，這個“之流”的稱謂大概就是從魯迅那裏學來的。
    
    　　魯迅還把“匕首”投向當時由一群大學學者創辦的叫《學衡》的學術刊物，這就是他所寫的那篇短得不能再短的“估《學衡》”一文。《學衡》當時是由一群留美歸國在國內著名大學任教的學者撰稿，由曾主辦清華大學國學院，學貫中西的吳宓先生主編。《學衡》不論其思想傾向如何，公認它是當時學術水準很高的專業刊物，其文字功底應是勿庸置疑的，但因該刊批評了“新文化運動”中一些極端的做法，結果招惹了魯迅那一派人，魯迅就寫了一篇“估《學衡》”的文章，但魯文卻絲毫不從學理上進行論戰，隻摳出幾個所謂的錯別字，就下結論說這些大學教授“連窮鄉僻壤的中學生都不如”，便“估”完了。一本刊物哪會沒有幾個錯別字？而且漢字的歧義本身就很多，魯迅所說的錯別字也隻是他的一家之言。魯迅常說“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那麽這樣肆意貶損大學學者就是“戰鬥”嗎？
    
    　　有人會說《學衡》是文化保守派的陣地，魯迅當然不會客氣的，那看看他對同一陣營裏的“四條漢子”的做法，就基本把握住了魯迅本來就是這樣。
    
    　　魯迅的“陰冷刻薄好鬥”表明了他的確缺乏悲天憫人的仁愛之心和博大遼遠的超越意識，還表露了他在整體上對這個世界所持有的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魯迅的這種性格，貽害了他的許多追隨者，如馮雪峰、丁玲、王實味等，最後又被“四人幫”所利用，結果“投槍與匕首”變成了新一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有力武器，成為那個時代造反活動中最為流行的話語，也成了加劇“全民窩裏鬥”的發酵粉與催化劑。從“文革”一直到現在，凡是哪裏有語言和思想暴力，哪裏就有魯迅的話語在流行。魯迅的確實現了他的“改造國民性”的“宏願”。可以說正是他那陰冷刻薄好鬥的性格廣泛地示範傳染給民眾，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原有的仁厚中和謙恭的心理與行為品性，使得中國人普遍變得陰冷刻薄好鬥起來。
    
    　　2、魯迅的偏激：可以說中國這百年來的文化史和社會運動史是激進派主導中國社會不斷向極“左”加速運動的曆史。在這一加速運動的初始階段，魯迅是一位有力的推手。當時，由於中國社會積貧積弱，政府腐敗低能，一些精英分子走上激進的革命道路是可以理解的，但魯迅作為一個文化人，卻總是把眼前的政治與悠遠的文化相混，把具體的政治責任推給抽象的文化傳統，而且對傳統文化不加分析甄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采取徹底否定的立場。
    
    　　在這方麵，魯迅和他們那一派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懷著刻骨的仇視。他以創造文學形象為手段，肆意妖魔化民族性格，其極端的程度令人發指，這實在讓一些良善之輩很難理解。魯迅的民族文化“吃人”論是很有名的，他說民族文化典籍裏隻寫了“吃人”兩個字，從而號召青年“不要讀中國書，隻讀外國書”。另一位“全盤西化論者”胡適對傳統文化還是要“整理國故”，而魯迅則幹脆欲將傳統文化徹底毀滅。這種數典蔑祖的曆史態度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極其罕見。值得注意的是妄言傳統文化“吃人”的那篇《狂人日記》被編進中學教材許多年，這種體製化的毀滅性詆毀給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給幾代中國人形成了極端錯誤的思想偏見。中國現當代的民族虛無主義為什麽這麽流行，正是魯迅等人的“功業”。由於魯迅以青年導師自居，誤導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從而使他們也紛紛走上了仇視並顛覆中華民族文化之路，加速了中華民族精神的衰落，給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深重的危機。
    
    　　現在中華民族成員的凝聚力為什麽這麽虛弱，民族精神為什麽這麽淡漠，由之而造成的中國人的愛國意識為什麽這麽缺乏，顯然與魯迅所代表的民族虛無論者的長期得勢有關。說得“言”重點，秦始皇用矛與劍“焚書坑儒”，被後人唾罵千古，魯迅同樣用口與筆“焚書坑儒”，現在卻平安無事，甚至還被謳歌膜拜，天下公理何在？
    
    　　3、魯迅的鄙夷：魯迅有一句名言叫“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似乎他對勞苦大眾深懷憐愛，實則不然。魯迅通過係統地概括“國民病”，對自己的同胞有一個整體性的評價，這就是：落後、愚昧、軟弱、迷信、盲從、恃強淩弱、精神勝利等等。在這一先入為主的理念支配下，魯迅塑造了許多患這些“國民病”的文學人物形象，並對這些文學人物形象的鄙夷性言論隨時流露在他的筆端，但魯迅卻將自己的這種心態解釋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就是“恨鐵不成鋼”。一個個人居然對一個民族能產生這種隻有長輩對晚輩才會有的心態，說明魯迅的救世主意識已經膨脹到了什麽樣的程度。
    
    　　不可否認，清末以後由於政局動蕩，民生凋敝，社會下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確有許多中國人符合魯迅的那個評價，但這並不代表中國人的品質主流，代表品質主流的是在傳統文化熏陶下具有“仁、義、禮、智、信”、“大丈夫氣概”、“君子氣質”的品性。一個常識是中國一直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度，魯迅所總結的“國民病”恰恰是因為主流精神在這些“患病”國民身上缺乏所致，或者說是由於中華民族傳統主流精神的對立麵“流民意識”、“宗法意識”、“老莊意識”，尤其是大家公認的二千年間治理中國用的“儒表法裏”的“法家意識”的泛濫所致，但魯迅卻不進行基本的文化梳理，把中國人的“國民病”一古腦算到儒家文化頭上，專門詆毀中華民族的主流精神。領著對中國傳統文化“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小青年狂喊“打倒孔家店”，結果就把“救人之藥”當成了“害人之劑”。即便這樣，在最下層的人民群眾中，仍然艱難地保持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他們在社會上層混亂不堪時，卻維持了中國社會基礎的穩定。但就這種穩定的狀況在魯迅看來也不是人民正在分擔民族的苦難，而是一種“愚民”的表現。於是，在魯迅的文章中，盡是對這些“愚民”的斥責，而憐憫卻少得可憐。
    
    　　小說《藥》就是魯迅鄙夷普通民眾的典型代表作。關於這部小說，魯迅承認自己是杜撰，具體是他隻是聽說了某地有用“人血饅頭”治病的傳言，本身與革命黨人受害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卻將這兩件事串在一起，編造了一個故事，讓這位“愚民”主人公到刑場外高價索取革命烈士的鮮血，蘸饅頭給孩子治病，而這些革命烈士卻正是在為像他這樣的老百姓流血犧牲。這種杜撰，將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看成了愚不可及、不可救藥的頑民，這哪裏有一點“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味道？
    
    　　這篇文章後來也編入中學課本許多年，給一代代中國人傳遞著錯誤信息，誤導了數代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使人們普遍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的實際和中華民族成員的真實麵貌，隻能感覺到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真是一個“愚昧無望”的族群，從而使相當多的人徹底拋棄了自己的祖國，而另一部分人則以民族救星自居，由他們來“拯救人民”，左右國家的命運。這樣的結果便使普通中國人更加喪失了自信心，更加不自救，更加依賴“清官”和“救星”，同時對自己的民族也產生了深深的鄙夷心態，這種心態則進一步促進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流布。直到今天，在青年大學生中仍然廣泛流行著對中華民族所謂“愚昧國民性”的深刻鄙夷，而魯迅其“功”莫大焉！
    
    　　4、魯迅的偏見：魯迅對中華民族的偏見是多方麵的，其中認為中國最大的國民病是“精神勝利法”就是他的一大“發明”。但剛剛“發明”不久，法國一位大作家就說巴黎滿大街跑的也是阿Q，國內的一些應聲蟲馬上隨之讚頌，說魯迅塑造了一個最成功的文學形象，診出了一個最具概括性的“國民病”。
    
    　　那麽要問，既然巴黎滿大街跑的都是阿Q，隻能說明這並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國民病”，那所謂中國人專有的“精神勝利法”就不能成立。當然，如果魯迅果真塑造成功了一個世界性文學形象豈不更妙？但事實卻是，塑造這個形象隻是因為魯迅缺乏基本的心理學常識所致。
    
    　　心理學裏有一種心理暗示現象，人類的心理暗示是人人都有的一種心理調適，所謂“精神勝利法”隻不過是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為適應環境而進行自我調適的心理活動，就如同我們遇冷加衣，遇火躲開一樣，根本不是什麽應當批評的“民族劣根性”，倒是人類假如缺乏這種“精神勝利法”反而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人會因不能及時進行心理調適而很難正常生活。所以，“精神勝利法”本身是不應受到指責的一種心理活動，至於這種心理活動的正常尺度是什麽？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不是將這種心理活動用得過分了，這完全因人而異，根本就沒有統一標準。
    
    　　由於魯迅對中國人懷有很深的偏見，所以他才將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也安在中國人的頭上加以指責。如果一個正常人全盤接受這種指責，從而有意識地泯滅掉這種心理調適，那這個人的心理活動就隻能永遠處在不平、不滿、嫉妒的狀態，嚴重了就會患上精神病，或者因為心理極度不平鋌而走險，這不正是許多犯罪分子實施犯罪前的那種心態嗎？
    
    　　5、魯迅與“民族魂”：魯迅曾經毫不留情地批判對手“拉大旗，做虎皮，借以抬高自己，嚇唬別人”，但在魯迅的葬禮上，他的弟子們顯然出於一種自大狂心態還真搞了一麵大旗，上寫“民族魂”三個大字蓋在魯迅的遺體上。此後，“民族魂”這一美名就這麽稀裏糊塗地與一位民族文化的破壞者聯係在了一起。今天我們應當重新審視這一稱謂是否恰當。
    
    　　所謂“民族魂”，首先應當是給民族的精神大廈添磚加瓦者，而魯迅豈止是這一大廈的挖牆腳者，以他的影響力看，他是民族精神大廈傾覆的推手。在這裏，所謂“精神大廈”可能有爭議，有人會認為魯迅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新精神大廈”，這有點太過虛妄，不知道魯迅活著會不會認可。
    
    　　民族的精神大廈必須有曆史根基，遺憾的是魯迅卻是徹底否定民族精神曆史根基的，而且為此否定魯迅是不遺餘力的，後人再想怎麽解脫他也沒有辦法。
    
    　　民族精神大廈應該對民族文化進行繼承和發展，魯迅要中國人不讀中國書，隻讀外國書，說中國曆史典籍裏隻寫了“吃人”兩個字，這樣的民族虛無論怎麽能成為構建民族精神大廈的材料呢？
    
    　　民族精神大廈還必須有建設性內容。魯迅一生的作為就是批判、否定、破壞，這既是魯迅本人承認的，也是後人公認的。縱觀魯迅，他隻說了“這樣是愚昧的”，“那樣是醜陋的”，並沒有說多少“這樣是文明的”或者“那樣是美好的”。缺乏建設性內容怎麽能構建精神大廈？
    
    　　有人會說魯迅推倒了舊的“精神大廈”，騰出了“地基”，我們現在不是可以建一座新大廈嗎？這意見狡辯得可以，但問題也正在這裏。魯迅推倒了民族精神大廈，使得大廈裏麵的民族成員“無家可歸”，隻好四散而去，即便後來蓋起了“大廈”，民族成員還能住進去嗎？所蓋的新大廈少了“民族性”，少了“民族人”，破壞者怎麽能被稱為“民族魂”呢？哪怕將魯迅高抬成“世界魂”都不應是“民族魂”！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是在侮辱民族曆史。筆者以為，別的都可以討論，惟有這個“民族魂”的稱謂極不恰當，應該毫不遲疑地拿掉這頂桂冠，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構建和諧社會今已由執政黨提出。複興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民族精神也成了當代要務。構建和諧社會複興民族文化都要先清理那些鬥爭文化與民族虛無觀念。魯迅作為上個世紀中國社會鬥爭文化、民族虛無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已經成了當下構建和諧社會與複興民族精神的思想絆腳石，我們今天應當在反思魯迅中搬開這塊惡石，開始走出中國人新時期的新生活，隻有這樣，人們所企盼的和諧社會才能構建起來，我們的中華民族才有光明的未來。
    
    　　2008年2月18日
    
    　　後記：本文為2008年初所寫，是一本集子中的一篇，但因故集子未出，而社會對魯迅的看法卻正發生著巨變，代表性事件就是去年從中小學課本中刪除了多篇魯迅的文章。筆者並不擔心因此而使本文過時，因為魯迅的影響並不是刪除幾篇文章就能損其幾分的，所以，筆者仍願將此文發出，以為療救民族魂盡一點微薄之力。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