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法論
     
    
    我們秉持理性精神來討論問題，在探討中國的變革問題的時候，要不斷的超越既有成見的製約，使任何論斷及其論據都是反思的結果，要檢討基本準則到具體主張的恰當性，以及邏輯的連貫。我們不把任何教條或流行語作為我們的不可思辯的前提。我們不必受任何現實利益的直接束縛，當然措辭要適合不同的聽眾。真知灼見，其中的錯誤被盡量排除，也包含了最大的建設性，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堅實基礎。而理性精神的必要性，則在於今日世界範圍的危機的嚴峻性，以及具體的中國變革的困局的嚴重性。應該認識到這些都沒有現成的答案，非哪個大師已明示，需要開拓新路。
     
    
    我們也需要反對理性主義。當今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強調語言在知識表達中的根本作用。語言是有限的，所以知識也是有限的，隻是對目標事物的一種有限的把握。因此，人們既然無法“完全的”用知識來描述一個事物，也就不能指望靠知識“完全的”複製之。當說到某個人或人群學習一個東西的時候，明言出來的思想能發揮指引作用。思想若能發揮指引作用，首先需要能被人們足夠一致的理解，而這種理解的基礎是人們之間更多的、沒有說出的共識。一個人對一種事物主張一種解釋的時候，別人可能認為這種主張是完全荒謬的，知識的分歧，可以說是一個曆史性的過程，通過互動，共識會增加起來。
     
    
    二、整體的考慮問題
     
    
    考慮轉型時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人們需要什麽，人們需要的是生存。作為最高級的動物，我們既不能把人看的過低，也不能把人看的過高。常人生存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體驗就是感性的體驗，就是和猩猩共有的體驗，就是食、色之類。政治的參與也可能帶來歡樂，但總體來說那隻是一小部分，而獲取政治知識和投身於行動都是一種不快樂的勞作，甚至是痛苦的。很多時候人們投身政治也不過為直接的物質利益，而不是基於對某種理想的社會模型的向往。
     
    
    人們不為若幹教條而活著，生存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很多人對社會理想抱著一種過於浪漫的想法，而這種想法是一種關於天堂的幻想，人們如果能成為神仙的話又何必操心於政治呢。共產主義是一種烏托邦，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烏托邦。我們承認普世價值，應當把普世價值理解為各國都應遵守的一係列價值準則，而非一種剛性的模式。對所謂現代性的價值準則，國人很多時候以極端的方式來理解教條，其背後是對理性的崇拜和對人的崇拜，所以對中國轉型的目標和路徑都有虛狂的望斷。比如當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政黨，中右是保守主義和基督教民主主義，中左是社會民主主義，而很多中國人都比這更偏激。
     
    
    另外，彼“現代化”的準則涉及社會存在的關鍵部分，牽涉全體。舉例而說，局部的引入所謂市場經濟，既不能取得良好的效率，還帶來許多新的負麵效果。世界各地商品貿易由來已久，但惟西歐發展了資本主義，而今阿拉伯世界、中國如何搞經濟仍是曆史難題。當今世界來源於哪裏、特性如何，西方內部爭論不止，有西方教授說，資本主義的關鍵價值不過是“金融家自負責任的進行風險投資，支持新經濟”。片麵的技術崇拜掩蓋了深度關注，金融家法律家以學問作法，“被信仰的市場經濟”黑洞中吸附了世界的資源勞力，人為的巨大改變自然環境伴隨氣候危機如劍懸頭，當前則有“發達國家”自身陷入金融危機。
     
    
    所以，轉型不是一種局部的簡單的改變，而是一種全麵的複雜的改變。就是“大大轉型”，是一種生存方式的轉型。這需要提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而其中不但包含哲學、政治學的建設，也包括其他學科方麵的建設。所以既不要期望一個簡單答案，也不要期望“人們自己管理自己”，政治家的特長就是對此提出方案。新的意識形態，要從全局出發，麵向總體的問題。要包含新的理想，以建設新國家、塑造新國民、協調新的社會力量。新的意識形態，要涵蓋新文化、新經濟、新政治等社會的全部領域。新的意識形態，既要保障民權，又要提倡美德，既要確保民生，又要鼓勵勤儉，既要世界情懷，又要有國民特色。
     
    
    今天的世界問題重重、需要變革，而並無現成的共識，市場經濟的信條、民主政治的信條都需要一個全麵反思。中國人應持批判的眼光來學習借鑒，要有勇氣和洞見，不可盲從一端。說天道、論正義，都是一個等待創造性構建的問題。社會包含著多重複合的競爭合作關係，無論從個體說還是從階層說，維持平衡總是個複雜問題，新的意識形態要整體的提供一個新共識。我們要全麵的、獨立的、獨特的思考之。
     
    
    三、國民獨特性問題
     
    
    知識是生存的智慧，最終是基於人的個體的感性的。所有的人類都是一個物種，一方麵作為人類共性的“普世價值”是存在的，另一方麵也應認識到人們間的差異有多麽的巨大，也不能否認由一個個個體構成的族群、國民存在著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對其社會、經濟、政治等各方麵深度的影響，是不能忽略的。這方麵的研究因敏感性而被淹沒，但排除種族主義的因素外，對思考中國轉型問題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盡量拓展反思的深度才好。
     
    
    中國轉型的前景總體上是無法估計的，因為這是感性和理性、政治家和民眾共同作用的結果，新體製下一個個具體個人的表現不可盡預測，轉型後國家的景象總體上也是無法預測的，我們隻能期待在某些屬性上改變確實發生了。比如有了某種定期的票選政治負責人的機製，那麽我們就說這是民主的。但是民主作為一種價值準則，就象自由、法治等等一樣，隻是社會存在這個整體的某個方麵的特征，而不是對整體的“完整”描述，也不是一種“詳實”的描述。製度也不過是社會現實的總體中的一部分，隻是用法律法規的形式表述出來的規範。總之，可以用語言界定的變革總是將要發生變革的一部分。
     
    
    如此複雜的變革，很大一部分要依賴於集體潛意識，好的結果依賴於國民美德的發展。故事、儀式等感性化的存在是“喚醒”國民美德的方式。所以討論轉型的問題，就需認真討論變革的主體問題，就需認真討論國民的特質問題，不能對整體或個人隱藏地抱有一種過時的過高的假設，不能持有一種曆史必然論的態度。當今盛國，其發展曆史充滿著人們不能掌握的偶然性，而欲學習的別國，其內在的精神當然也不能夠輕而易舉地改軌。比如，現在人們說印度是民主的國家，而更甚者如基督教化、英語化的菲律賓，其國家的麵貌與美國、葡萄牙仍有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沒有呈現出根本性減少的趨勢。
     
    
    以自己的話語曲解事實，在東西方都還是個普遍的現象。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選擇性的使用數據。比如對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的評價中，在資本主義大擴展之前處於野蠻狀態的一些國家，因其一些表麵的特征獲得較高的分數，而其自由民主的來路、狀態和功效都被忽略了。或許從更全麵的角度來看，其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異不止天壤之別
     
    
    今之論者忽略國民的特質問題，一個原因是廣泛存在盲目樂觀論調，其過分假定了人的品性。世界的悲劇恰恰是人們不願麵對問題，編織幸福的幻像，發達國家的民眾也如此，政治家亦然。但真實的世界問題不會減少，富裕不得，幻滅流散。在巨大生存壓力下，互助合作的同時，人之互爭互欺持續如故，而個人的應對方式，部分是後天學習的，雖隨世界發展有所更新，但其祖先在初入文明世界記錄時就表現出來的特性則深置其身。今之各族群自古以來表現了各自的特性，其關乎信任網絡、行為動態和組織結構，由低級層麵到國家政治。學者關注點包括，人們的自我認定方式、好交際性、好戰性、服從性、恥辱感、榮譽感、對血緣的重視程度、對組織的認同性、對規則的認同性，等等。中國人的差序關係、日耳曼的一係列特質，古來如此。美利堅之所以興、阿根廷之所以衰，不可不察。
     
    
    有人說，文化的差異是隔離造成的，但隻能部分說如此。今天人類都是上個冰河時期幸存的一小群人的後代，10萬年來陸續走出非洲。擴散過程傳播了文化一致性，比如基督教和佛教有共同的遠古淵源。西亞長期以來是文明的中心，各族群在殘酷爭雄中生死分合，被迫追求技術進步。中國也並未置身其外，曆史發展中的關鍵技術，冶銅、冶鐵、馬車、騎馬等等，甚至文字，都由西方從歐亞草原引進，或者至少受到部分激勵。匈奴及之後，遊牧民族的外侵波浪，在歐亞之間構成阿爾泰橋，文明的大量、實質性的交流要大大超出流行說法，其造成了各個曆史時期中西社會發展指標的趨近，即有曆史階段的可比性。馬克思的曆史階段論在東亞也有效，直接占有人的奴隸製、占有土地的“封建製”可識別，而現代性的指標在中國也是人心所向、不會長時間不實現。但東西文明仍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族群成員的內在特性差異需要關注。
     
    
    所以，新的意識形態需要由內部人進行內部的反思、建設。論者既要分析國民個體的特質，也要關注國家精神的整體。一方麵要改善國民的精神，但更大的問題是找到新道路，讓既有的特性之人適應新情況，使用新技術，應對新誘惑，“因其民，善其政”。所以，要重視曆史的經驗，給予新詮釋，把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融合思考，然後創新。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