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按:本文乃伊拉克戰爭爆發前，應香港法住學院院長霍韜晦先生之約，以東方文化為觀照視域，就一觸即發之危機時局發表之評論。原文揭載於香港《性情文化》2003年第2期，反映甚為強烈。今特檢出，略加修改，再公諸世人，聊供讀者哂正。竊以為雖時移勢轉，國際關係變化甚大，然文中所言之理，仍有可酌采者，如《易》兼變與不變等多義，可變者事，不可變者理也。大要言之，凡恃強力者雖可得逞一時，然終不能與天地共長久，必去霸道而歸王道，人心乃可歸依，天下遂能安睦。即使複雜萬千之國際政治秩序，亦必有相應之義理基礎以作依托，不能背出自人心人性之認同框架太過遙遠，此乃生命意義存在之基礎，亦乃秩序違構長久之準則焉。辛卯年六月八日日新民補記於麟山北麓寓所。
    
     
    
    一、引  言
    
    
    
    當進步、發展、繁榮、富強的絢麗曙光，伴隨著人類的歡呼聲和陶醉聲一起進入新世紀之際，象征世界物質文明成就和未來希望的紐約世貿雙子大廈，卻在頃刻之間煙飛灰滅、夷為廢墟。“九一一”事件之後，恐怖暴力活動始終有增無減、連續不斷；而冤冤相恨，仇仇相報，對立日深，殺風日熾，美國的報複行為也不斷升溫或升級。繼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已視伊拉克為下一個“反恐戰爭”目標。現在盡管反戰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戰爭的爆發已是箭在弦上，形勢危如懸崖垂累卵，以致自信與樂觀的主題也反諷似地變成了生與死的抉擇。世界充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戾氣。麵對急遽變化、詭譎萬千的國際形勢，人們有必要重新省思：新世紀的人類翹首期盼未來時，他們迎來的究竟是進步、發展、繁榮與富強的時代主題，抑或是仇視、恐怖、戰爭和殺戮的慘淡困境？
    
     
    
    二、尋找價值理性的根據
    
     
    
    美國要發動懲治伊拉克的戰爭，當然有自己的各種理由。長期以來，美國始終是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對象。因此，從美國的角度看，打擊恐怖主義不僅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且也是維護世界秩序的一種道義擔當。可見美國在依據工具理性實用原則來策劃發動戰爭的同時，也在尋找價值理性方麵足以說服世界輿論的借口。這便足以顯示：國際政治盡管極為狡詐、虛偽、矯飾、多謀，甚至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短期內可以快速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仍不能不是憑借軍事實力做出扶擇的工具理性行為，但隻要稍一 冷靜檢討反思，便會發現合法性的終極根據依然難以脫離代表人類基本精神訴求的價值理性取向，秩序化的深層義理基礎總是紮根於人們發自生命深處的心悅誠服的自覺認同。誠如孟子所說:“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有不贍也；以德服人，中心悅服。”(《孟子·公孫醜上》)
    
    孟子的話足以說明，中國人很早就認認識到力量的壓服固然可以收效一時，但終有消耗殆盡的一天；可久可大的乃是德性光輝力量的感召，它才是長久穩定秩序建構的基礎。試想僅憑赤裸裸的軍事強力來征服一個國家或民族，僅憑強硬的霸權手段便想把世界納入到統一的國際秩序結構之中，一旦軍事強力耗盡，霸權威勢解體，原先征服的國家或民族必然會奮起抵禦反抗，國際秩序結構亦會隨之分崩離析。故孟子又特別強調：“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川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醜下》) 盡管今天的強權霸道模式治或戰爭策動方式已大不同於往者，但孟子以道義凝固秩序才能“天下順之”的看法仍未過時。美國如果不想將世界秩序建立於沙泥之上，輒不妨認真聆聽一下這位兩千多年前的睿智哲人發出的宇宙大音。
    
    論證如果要建立長久的和諧秩序，務必要清醒認識深層精神來源與義理基礎的重要,似不必尋找過多過遠的曆史經驗事實。反思百年來的國際秩序變動格局,前蘇聯的垮台便是典型的負麵例證。前蘇聯未解體前，它所謂的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的價值訴求，不可謂不宏遠高大，但隱藏在宏大話語後麵的霸權意圖，最終仍成了自我扼殺的絞索。無論憑借暴力來掠奪別人的財富，抑或通過剝奪他人的生產資料來占有巨額般的勞動成果，都意味著新的不公或非義已經形成，遠遠脫離了長期曆史過程自動自發逐漸形成的自由經濟秩序，不能不依靠強權政治維持暫時的穩定，終難免解體垮台而不能長存於天地之間。現在，美國政治家也喜歡標榜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價值觀念，但它動輒就要以武力消滅異己的實際行為，卻使人不僅擔心美國的前途，而且更憂慮世界的未來。《論語·學而》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價值理性必須來自真誠的生命信念，才不會變成任意玩弄的概念遊戲，才可能以責任承擔的方式落實為真實的行為。比照美國所標榜的價值理念與實際行動，確實中間尚存在相當大的區別或距離。
    
    
    
    三、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
    
    
    
    如果再進一步探尋價值理性的根源，則不能不追溯到形而上的天道，以及天道貫注下的人類心靈及其外顯的道德生活秩序。形上天道的重要，涉及超驗的無聲無臭的世界，我們姑且不論。但價值理性與德性倫理，二首之間有著某種同構的關係，則是無可爭辯的客觀事實。無論社會生活或國際政治行為，如果缺乏價值理性的支持，便會出現合法性危機；而無論國家群體或整個人類秩序，假若沒有道德基礎的溫潤或維係，也必然難以保持長久的穩定。可見國際交往關係或國際社會結構僅靠利益來聯結是不夠的，必須更多地強化道義情感的相互溝通與精神心誌的相互交流。
    
    與美國喜歡炫耀武力，崇尚力量政治哲學，總是要把自己的霸權原則轉化為強製性的普遍化國際標準迥然不同，中國文化精神特別是儒家傳統，更重視道德的政治哲學，他們很早就依據自己的人性經驗和政治智慧，清楚地認識到隻有依靠道德（王道）而不是武力（霸道）的方式，才能長久地維係或穩定天下的秩序化運作結構。力量政治哲學強調征服，認為秩序的存在與維護不能脫離霸權，秩序的產生是力量與力量之間相互製約或平衡的必然結果；道德政治哲學則關注感召，以為秩序的存在和來源必須植根於認同，秩序的建立是生命與生命之間感通理解的自願歸宿。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看，既然秩序的長久穩定必須出自心悅誠服的認同，當然就應依準於自然與人文自動自發的行為所形成的生發機製，即所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理想的人文秩序便是最自然的充滿了活潑創造生機的秩序，一切存在均可在其中分享到符合自身天性特征和發展要求的自由。除了形而上的天道具有普遍性外,一切存在都是具體的特殊的,決不能以普世主義的名義將自己的價值強加於別人。任何弱小的個人、民族或國家，都擁有生存發展並贏得尊重的天賦權利.
    
    中國王道思想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曆來強調以德行統天下，以仁愛治宇內，認為隻有以道德仁義感召人心，以價值理性化成天 下，以兼容並包的態度安頓人間秩序，以和而不同的方式處理世俗事務， 才能真正實現大小遠近無不和諧統一，親疏貴賤無不融洽相處的文化理想。中國能維持數千年的大一統局麵而不變，不能說與中國文化追求和諧、反對武力的一貫價值訴求毫無關係。相比之下，美國則始終缺乏雍容大度的國家氣象，它在國際事務上的所作所為，除了強大的科技力量和軍事力量可以炫人耳目於一時外，遠今為止仍看不出絲毫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氣象和精神風度！
    
     
    
    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理想
    
    
    
    必須指出，我們批評美國以工具理性幹預世界各國事務，並非否定美國人也有很強的宗教情感或價值理性；我們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也並非讚成恐怖主義。與此相反，我們嚴厲譴責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動，更不讚成任何冤冤相報的仇殺行為。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美國人價值理性的對象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本土或西方文明世界，一旦涉及別的他者型的異文化國家，使是工具性、實用性的思想占主導地位了。這方麵美國也有必要向內涵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精神學習。至於恐怖主義，當然是一種毀滅性的極端暴力行為，代表了一種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但深一層分析，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國人民長期遭受西方世界的欺壓與盤剝，宗教情感普遍受到損傷，人格尊嚴普遍受到貶斥，最終由屈辱與仇恨引發破壞性的心理反彈，恐怕也是造成極端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怖活動大多以自殺的方式進行，大有雪仇洗恥的宗教殉道精神或英雄主義氣概，就頗值得各國人民再三深思。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野蠻和落後歸咎給伊斯蘭世界，把文明與先進歸功於西方世界。即使站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場觀察問題，也有必要提醒自己認真進行自我反思：現代性的文明內部是否也可能滋生野蠻的毒素，西方文化對世界的規訓（福柯語）與控製是否也是人類精神的一種退墮。中國大乘佛教曆來強調怨親平等、慈悲忍辱，儒家傳統更一貫主張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所謂“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魯迅詩）。這是何等的寬容，何等的大度！如果從中國文化的立場謀求問題的解決，則不僅恐怖主義能夠以德感化，甚至整個伊斯蘭世界也可以以德感召。美國要想贏得伊斯蘭乃至世界各國的尊重，首先仍要自己先尊重伊斯蘭乃至世界各國。真正的威信要靠別人自動尊重才能建立或形成，決非僅憑武力即可強行索取或產生。這是中國文化最為強調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論語·雍也》)，可惜美國至今尚不明白。倘若以“協和萬邦”(《尚書·堯典》)的政治文化理念繩之，美國仍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要走。
    
    美國要發動對伊戰爭的另一個合法化理由是：推翻薩達姆之後，將在伊拉克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從而為中東地區建立民主的典範。姑不論戰爭會殺害大量無辜，徹底暴露現代文明的殘酷與野蠻，並引發深刻的人道主義危機——再理性的戰爭方式，也掩蓋不了血跡斑斑的殺人事實。難道擁有現代或後現代的文明成就，獲得強大的國家物質力量，就可以對無辜的冤死無動於衷，對四處飄泊的難民麻木不仁嗎？即使從邏 輯上進行分析，建立民主典範要用武力強製而不是和平轉化，必須仰仗心理壓服而自願認同，其本身也是對民主的一種悖論性反諷。何況民主隻能在自己置身的曆史性語境中進行，不能不有思想、文化、政治、宗教等多方麵條件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道德和良知的價值本來就先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無論盜取任何美妙崇高的名義，戰爭與殺戮都是非道德的行為，不但有違於人的良知，而且根本就背離了天道，一旦妄加濫用便會墮入野蠻的窘境——中國夷夏之辨所要嚴加斥責的非人道的異化絕境。至於民主以數量多寡作為政治合法性判斷的標準，雖不能完全否定其正麵的價值，但由於缺乏形上天道 的思考維度，仍難以激勵人的生命境界的自覺升華，更遑論深刻超越的人性自我體驗，暴露出來的問題或弊端依然觸目驚心，也有必要依據中國文化的精神來加以批判或對治，以確保人的安身立命的意義歸宿不致幻化或落空。而在生命素質的貞定與真正的民主製度之間，也應建立起互激互蕩、共同增長的良性社會發展運作機製。
    
    
    
    五、人類最偉大的感召力量
    
    
    
    伊拉克戰爭爆發可能性的增加與臨近，再次提醒一切善良的人們，人類正麵臨著核能爆炸、生化病毒、環境汙染、資源枯竭等各種威脅，多和多樣的危機依然潛伏在我們的周圍。人類既飽受現代性文明的福澤與恩賜，也品嚐了現代性文明的無情與冷酷，取舍之間稍有忽略猶豫，雙刃劍就會刺向我們的血軀。和平時期隱蔽著的死亡與生存孰從孰去的考驗，隨時都會通過戰爭烏雲的壓抑擺在世人的麵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認為中國的王道文化——本著儒家所強調的一體之仁來解決世界問題——仍可為現代性的政治文明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
    
    為什麽說傳統王道政治仍有現代性意呢？不妨先看孔子的看法：”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所比。“(《論語·裏仁》) 王道政治即意味著“利”的原則之上，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義”的原則。孟子也明白指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醜上》） 王道政治離不開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正是王道政治的本源性基礎。《莊子•齊物論》則提到：“昔者堯問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麵而不釋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然，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人的德性力量可以超越太陽，溫暖人間，感召四海，也可化解仇恨，涵育生機，維護尊嚴。三小國盡管僻遠卑微如蓬蒿艾草，也應該以德性的溫暖力量去感化他們。倘若放棄“德之進乎日”的偉大感召力量，反而用武力去征討弱小邊緣的三小國，即使勝利了也會造成內在良心的愧疚不安，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失敗而非成功。
    
    以莊子的看法比照美國和伊拉克，則盡管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但超級大國亦應守柔處下，謙讓待人，以獲得小國的真心擁戴。而伊拉克相對美國顯然是小國，但小國也可恪義守仁，竭誠尚禮，以獲得大國的尊重和保護。莊子的看法蘊含著極為重要的國際關係理念，它不但長期內涵在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之中，而且也有長久的曆史經驗的具體積累，迄今看來仍有示範性的啟示意義。這當然不是以競爭的方式將對方一概視為敵人，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而是以謙退的方式視對方為朋友，一起尋找共生共榮的發展大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語·為政》)，如果將其視為一種有助於維護人的存在尊嚴的文化理念，輒不但應該盡早轉化為國家行政治理措施，同時也有必要及時落實為國際秩序關係建構實踐。原因是非僅個人應成為道德的個人，社會應成為道德的社會，而且國家應成為道德的國家，人類應成為道德的人類。強者守禮，弱者好德，強不驕弱，弱不諂強。即使國家與國家之間，亦應以相互尊重為第一義原則。隻有擺脫卑瑣的利益中心主義，超越狹隘的民族中心觀點，一起尋找既能“各正性命”，又能共生共榮的發展大道，世界才會有長久的和平，人類才會有真實的希望。
    
    伊拉克危機究竟以戰爭抑或和平的方式解決，正是對人類本體智慧和心性良知的一次深刻檢驗。我們相信，人類的永久和平隻能安立在理性、道德的深邃人心和深廣文化之上，缺少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友愛，不僅談不上真、善、美價值的追求與實現，甚至連起碼的和平與安定也難以獲得或享有。而一旦缺少最能滿足人性意義訴求的真、善、美基本價值，喪失任何起碼的理性都知道其為人生所必需的和平與安定，則非僅是社會家國的大缺陷，同時也是宇宙天地的大遺憾！
    
     
    
    六、結   語
    
     
    
    最後想強調的是，中國文化如果真正恢複了自己的主體性精神，重新煥發出“德進乎日”的偉大感召力量，較之已習慣於以霸道原則或高科技武力炫耀世界的美國，必將更能積極參與創建合理健康與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提供更多的維護和平發展和繁榮進步必需的基本價值訴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構需要具體國家的示範——不但有言教的示範，更重要的是有身教的示範——示範不僅預示著有具體的典型可供效法，而且象征著文明發展新方問的開啟。放眼世界各國各民族之林，惟有中國最具備相應的精神文化理念，積累了大量蘊涵著智慧的具體曆史經驗。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人類曆史上文明綿延最為久遠的國家，擁有世界各國罕見的從未中斷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國對宇宙生命的流轉與人的存在價值有著深切的體會，最了解長久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必須調功的天道性理資源和文化經驗資源。
    
    整體性地分析，國家不分大小，無論強弱，如果要謀求健康合理、繁榮興盛的發展，都無一例外地必須依賴於長久穩定的良性秩序。從這一意脈絡出發，我們也可將長久穩定的良性秩序，視為人類最重要最基本的福祉。易言之，如果要為人類訴求福祉，首要的條件便是建構合理健康的秩序。秩序的建構當然離不開典範，典範的產生則是秩序建構的結果。然而曠觀古今，極目中外，惟有中國才最有可能成為世界各國仿效的王道政治的實踐典範，亦隻有中國最有可能以真正的軟性力量重開國際關係人性化發展的新格局。而所謂真正軟性的力量，實亦來源於人的德性號召力。《尚書·大禹謨》將正直、剛克、柔克稱為三德。剛克、柔克無疑都屬軟性力量，但又代表正麵的正直品質，具有無盡的感召力量或吸引力量，恰好是秩序認同的心理來源基礎，足可形成最為穩定持久的道義聯結秩序，遠遠勝過百億軍費開支維係起來的短暫強力聯結結構。借用中國自身的表述,也可說是一種“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的良性和平穩定秩序。
    
    從根本說，中國傳統以曆史經驗與形上關懷合為一體的政治智慧，著眼點乃在開出萬世共享的太平盛世，無論人類的發展進入何種階段或時代，都值得回過頭來認真反思、總結、學習和借鑒。
    
     
    
    西曆二○○三年二月十七日晨於貴陽花溪象王嶺西麓寓所，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修改於水心溪夢館之晴山書屋。新民謹識。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