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的新探究
    ——《清代至民國雲貴高原的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序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院長）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6日
    
     
    
    人類的經濟文化開發活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變遷，乃是一項必須嚴肅對待並認真開展研究的大課題。因為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人類的一切活動都不能不依托於自然環境，都必須以自然所提供的資源條件或生態條件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而自然也因為人的存在而不能不留下其所活動的痕跡，構成了人與自然共存共在的互動性“生境”。人不僅在存在論上與自然宇宙大全的規則、功能與結構有著極為密契的對應關係，而且也在目的論上通過自己的認知、實踐和勞作不斷地參與自然宇宙大全的流行變化活動。人開墾士地，種植莊稼，飼養牲畜，修造房屋，鋪設道路——曆數幾千年的人類活動——都無不以自然為不可或缺的憑藉，都必須獲得自然條件的配合，然後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按照人的目的性訴求去最大化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也最大化地實現人的存在潛能與生命價值。因此，就人與自然共存共在的“生境”而言，自然的存在與人的存在乃是一體兩麵之事，人不僅要學會如何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如何尊重自然與保護自然。而與自然環境複雜多樣的物候條件或生態條件適相對應，生活世界的各種人類群體也創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體係，積累了豐富的因地而製宜的知識係統，形成了符合自然環境特征和民族生存習性的禮俗風尚景觀。所以如果我們真要尊重和保護自然，就必須審慎地對待不同地區的民族文化體係與地方知識係統。特別重要的是，無論對自然的了解或由此而產生的相關知識，都源於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勞作或實踐，都必須透過曆史的淘汰過濾機製來獲得持續性的積累，都必然與人類群體的存在方式產生密切的關聯，都對人類的活動或行為具有極為重要的決定意義。
    
    地方性的知識係統盡管形式多樣，但就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言，其所涉及的內容無非兩大部分：一是人們為了應對自然的挑戰所形成的一套知識體係，以其為憑借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獲取自然資源，從而滿足人們為了生存和生活而不斷發展的需要；再即人們為了調適與自然的關係而產生的一套規約體係，以之為限製始能夠實現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修複或再生，從而確保生存和生活著的人們獲得更加長久而永恒的福祉。前者的存在乃是人人熟知的事實，似已不必贅言；後者的存在則每易遭到輕忽，大有必要反複強調。理由是自然資源非但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反而往往總是短缺有限的，極有可能由蛻變而導致枯竭的。如此則知識體係與規約體係，二者必須合為一體，才能更有效地保護我們的“生境”，更合理地建構生活世界必不可少的秩序。而秩序則必須植根於曆史文化固有的土壤，獲得自動自發的認同力量的積極配合，化為有源頭活水滋潤的健康生命機體，才能成為生活世界恒久性的真實存在。在這一意義脈絡下，也可說人的自由乃是透過限製顯示出來的自由，必須在規範中十字打開的自由。主體的自由的人不僅可以創造知識，更重要的是能夠主動自我約束。而大量遺留至今的具有鄉規民約性質的資源保護碑刻的存在，都在提示我們人類社會規範知識體係的重要，它不但保護了人類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態係統，而且也通過保護自然生態的方式維係了人類的生存發展。如同任何生命存在都是宇宙自然大化流行整體的一部分一樣，人類也必須透過發展和完善“生境”的方式來發展和完善自身。即使是人類社會環境的特質，也不能懸隔於自然環境之外，必須做到高度的和諧統一，看到蘊藏在其中的秩序同構關係。
    
    正是基於以上理由，我個人非常樂於看到馬國君博士的新著《清代至民國雲貴高原的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一書的出版問世。該書以廣義的雲貴高原為研究對象，曆述自秦漢以降，不同時期的開發活動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而於清代和民國兩個時段尤加注意；涉及的內容則為國家與地方行政力量所施行的邊疆開發政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名目繁多的土地墾殖與礦業開采活動所導致的生態環境惡果，外來物種的植入及其所引發的農作物結構的變化，各民族傳統經營方式的嬗變及其對生態平衡格局的維護作用等等。要之，舉凡一切人的觀念與行為，無論直接或間接，隻要牽聯生態環境變遷，作者均盡可能地將其納入文本敘事範圍，詳述其始末原委經過。這不僅是因為清代以迄民國的史料相對較為集中，蒐（“蒐”字依今日出版規範，除古籍以外，均當改為“搜”）考分析較易著力，更重要的是入清以來各種各樣的開發活動日趨頻繁，由此而誘發的生態災變亦顯得較為突出。而生態災變所造成的嚴重惡果迄今為止仍在困擾現代人類，不能不以反思的態度分析其曆史成因並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足證該書表麵僅著眼於既往的曆史，其實卻蘊藏著深刻的現實關懷，不僅能夠豐富人們的生態人類學知識，而且亦可供決策者置於案頭參考。
    
    作者探討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的關係，主要采取了曆史學、民族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多種學科理論交叉互用的方法，同時勾稽大量實證材料以求結論的允當可靠，目的無非是還原生態環境變遷的真實曆史圖景，並從中尋繹出可供現代人借鑒的規律性成因。嚴格地說，在釀成自然災變的天、地、人三重結構因素中，無論積極或消極，最值得反思和總結的仍是人自身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人的活動作為一種變量因素，或多或少總會作用於自然，而社會之所以能夠發展、進步和繁榮，就在於人總是能因應自然的變化來主動做出文化上的調適。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將生態環境惡化所引發的一切災變，統統看成是單方麵的自然演變的結果，遺忘了人在其中所應承擔的倫理責任，放棄了本該具有的修正或調整自身行為模式的可能。但人的行為所誘發的生態環境的變遷，往往要透過長時段的視域才能如實呈現，因此無論何形式的生態災變，表麵隻是現實的生存困境，其實亦多是長期曆史積累的結果，必須尋流討源地進行總結性的反思。於是生態災變史便不再是純粹的自然史，它同時也是自然人化的變遷史。人既然能將自然人化，形成不同的“民族生境“，也就能在自然的麵貌中了解真實的自己，不斷開辟出生活的新樂章。而作者的敘事學文本取向，恰好能幫助讀者達致此一目的。這顯然也是我樂於推薦該書的一大原因，相信用心的讀者都能通過作者的提示，獲得更好的認知人類合理行為，同時也有益於未來發展的曆史知識和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考察生態災變的曆史成因外，亦用了不少篇幅介紹在長期曆史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族際製衡格局。稍加發揮，亦可說各兄弟民族在長期的交往發展過程中，不但形成了複雜的族際文化互補分布結構，而且也造就了多元的族際生態製衡機製。蓋雲貴高原生態結構本來就極為複雜多樣，設若眾多的族類群體均采用單一雷同的勞作和生計方式，便完全有可能引發資源利用方麵的衝突性爭奪與危機，所以不能不采取與之相反的生存發展路徑，因應自然環境固有的多元性生態特征差異，形成豐富多樣的資源利用模式或經營生產方式，如此則不僅能夠實現資源分配和利用方麵的互補，協調人與環境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維係族群往來互動方麵的和諧，形成鮮明的文化個性特征。足見自然生態環境不同，開發經營模式亦應允許差異。而單一化的開發模式總是容易引發災變，原因就是它忽略了地理環境本身存在的差異，總是以淩駕的姿態強迫多元化的生態係統按照齊一化的方式就範於某個民族的生存需求，遺忘了與複雜萬千的自然物種對應的民族生存需求也可以是多元或多樣的。而要解決今天的生態災變問題，則不但要尊重民族文化生存發展固有的選擇，同時也要重新尋找和建立互補性的族際生存關係基礎。我個人始終相信，著眼於區域社會的建構或人類群體的交往，若要真正取得健康合理、持續長久的文明成就，無論如何都是離不開既包含每—個體又超越每一個體的民族認同群體的有效合作的。
    
    通過長期曆史過濾機製的淘汰和積澱，各兄弟民族既綿延了自己頗有個性特征的文化，也積累了大量有利於自己生存發展的地方性知識。而探討族群(社會)、地方性知識(技術)和自然生態係統(生境)三者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乃是現代人類必須時刻關注的一大學術題域。其中作為中介係統的地方性知識，一端聯係著作為建構或解構者的主體的人，另一端則關涉客觀的有待不斷認知的自然，不能不特別小心審慎地加以分析和總結，從而予以準確可靠的解讀，促使其重新獲得富有生命活力的創造性轉化。以馬國君博士書中所舉者為例，雲貴高原長期存在的刀耕火種曆史現象，從來都被漢文化學者視為野蠻落後的象征，代表了未開發的蒙昧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然而揆諸其生產與經營方式的實際，與落差和重力侵蝕作用均相對較大的山地生境比照，則可說刀耕火種恰好能夠有效地保護地表植被的覆蓋率，避免因翻土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何況刀耕火種乃是混成耕牧經濟製度的反映，並非單一的農業經營模式。其所收益者除多物種的混合經濟效益外，尚提供了牧蓄業所必需的飼料。可見刀耕火種作為地方性知識係統中的一環，也潛藏著合理的生態環境文化保護要素，既不能用另一文化係統的單一標準來衡量，也不能錯將扭曲性的解讀當成永恒的結論。
    
    概括言之，認識自然與認識人類乃是一體兩麵之事，二者不僅構成了人類行動的基礎，同時也曆史性地成為改造客觀與主觀兩重世界的知識前提。我們當然有必要憑借知識係統豐富而深刻的洞見來改善和提升人類全部生存和生活的條件，但與之相應也必須承擔起具有主體獨立性的人所應擔荷的倫理責任。馬國君博士的新著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相關的曆史文化生態知識，相信每一位讀者都可從中獲得相應的學理與經驗的收益。
    
    是為序。
    
    張新民
    
    壬辰年酷暑謹識於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勵道樓
    
     
    
    《清代至民國雲貴高原的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貴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