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複興視野中之變革新範式[1]
    作者：秋風
    原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6日
    
     
    
    過去十年來，中國需要進一步的製度變革，已成社會共識——大約隻有極少數對外大談“中國模式”的知識分子除外。然而，共識所期待之製度變革，並沒有發生。中國陷入了“改革困境”。今日及未來，作為共識的製度變革能否啟動，取決於整個社會、尤其是官、學、商精英群體能否走出改革困境。
    
    
    於是，下麵的問題就至關重要：“改革困境”究竟為何？欲回答此一問題，即不能不對人們習焉而不察的“改革”之性質，進行一番分析。初步的結論是：被歸結於“改革”名下之過去三十年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中華傳統複興之結果。也就是說，改革實際上是中華文明複興之偉大曆史過程中一個環節。而從中華文明複興之角度看待改革，即構成思考和推動製度變革的一個新範式。此一偉大願景之引入，或可刺激精英群體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從而走出當下之“改革困境”。
    
     
    
    重新理解“改革”
    
     
    
    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此變化之性質為何？何以發生這種變化？人們給出諸多解釋。主流解釋是，三十年變化就是“改革開放”。“開放”是打破原來之封閉社會狀態，引入外部、主要是西方之優良製度；改革則是改變原有不合理之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之體製，簡而言之即“集中計劃體製”。封閉和集中計劃體製就是“前改革”狀態，構成“舊體製”。
    
    
    我們接著要問，此一舊體製形成於何時？八十年代以來，經曆過混亂和苦難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對封閉社會和集中計劃體製進行反思。令人驚訝的是，很多人似乎於不經意間延續了“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之思考方式，將封閉社會和集中計劃體製歸咎於傳統，並似乎普遍相信，他們自己生活於其中的體製就是中國過去兩千多年來甚至五千多年來的體製：財產公有製、計劃體製、權力全盤控製之社會治理模式等等現實，不過是此前曆史之延續而已。當然，有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澄清，這種說法也許隻是知識分子不那麽寬鬆的政治環境中采取的回避風險之話語策略。
    
    
    不管怎樣，此一對現實之曆史解釋，讓很多知識分子把批判矛頭指向中國文明、中國傳統，具體地說，指向了儒家之理念和製度。精英所建構的話語體係是，要改革就必須摧毀傳統。這樣的話語不斷重複，有些知識分子竟然以為，改革的主要阻力還是“國民性”，是傳統觀念，比如孔子所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借助“新啟蒙運動”之廣泛影響，直到今天，對現實之這一曆史解釋仍被人信奉和傳播。
    
    
    然而，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單就經濟領域而言，自戰國始，中國就已是市場經濟體製。在周的封建製下，土地經層層分封而形成多層共享之產權安排，此產權與封建義務捆綁在一起，故任何人對土地皆無完整權利，而無法自由買賣土地。人們也生活於小型封建共同體中，在社會結構和地域上均難自由流動。[2]
    
    
    然至春秋後期，封建製漸行瓦解，土地產權集中於大夫之手，而形成完整之私人所有權製度，故而可以自由交易。人們也從封建共同體中遊離出來，享有在社會結構和地域上的流動自由，形成相互平等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相對完整之產權與自由而平等之國民結合，足以形成廣泛的市場交易。而當時各國所製定之國家法律也即刑律，對於市場交易是提供保護的。
    
    
    當然，北魏、隋、唐於大規模戰亂之後、地曠人稀之際，曾實行均田製，由政府相對平均地分配土地給農戶。然而，隨著人口增加，此種製度總是趨向於解體，而恢複為戰國、秦漢之自由產權製。至宋，政府徹底放棄設立田製，並為明清沿用。也就是說，自春秋末期以來，在大多數時期，中國社會組織經濟活動之基本製度乃是基於私人產權、私人經營的市場體製，盡管因為缺乏完善的法治保障，這種體製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3]。
    
    
    同時，至少從西漢中期，董仲舒-漢武帝更化之後，政府全麵控製社會的統治理念被放棄，皇權承認儒家士人在基層社會的自我治理權。此後，儒家士人借助其倫理和文化權威，不斷重建自治性組織，比如以士族為中心的漢晉式基層社會組織形態，以祠堂為中心之宋明式宗族製度，還有一些非血緣的自治組織。借助此類組織，基層社會之公共品基本上是由民間自行生產和供應的。
    
    
    總之，春秋後期以來中國社會是依市場機製和社會自治之邏輯運轉的。這構成了是中國的基本傳統。儒家塑造並維係這樣的製度，其思想理念之傳承構成“道統”[4]。
    
    
    十九世紀中後期，中西交通，此一中國傳統即開啟其“新生轉進”之進程[5]。二十世紀上半期都在新生轉進過程中，並且取得了巨大進展。此處所說之新生轉進，不是全盤摧毀而後重建。政體雖由皇權製變為共和製，但傳統依然故我，此即董仲舒所說之“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比如，私人產權、私人經營製度保持不變，基層社會自治保持不變。當然，傳統也在因應新的情勢自我調整、轉型。也就是說，大體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未與傳統斷裂，中國曆史保持著連續性，社會在傳統之邊緣上進行製度變革。
    
    
    二十世紀中期，傳統發生了一次根本性斷裂。這場革命的雄心是自立道統，以取代原來的道統，因此而催生一輪又一輪反傳統之思想、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運動。私人產權製度和市場機製被係統消滅，民眾被納入單位體製中而不能自由流動。當然，不僅僅是市場製度，儒家作為一種價值和思想體係也被徹底否定，代表著儒家價值的基本社會組織被摧毀，比如，宗族製度甚至家庭製度遭到嚴重衝擊。
    
    
    正是傳統之斷裂，或者說激進革命，塑造了前改革狀態：封閉社會與集中計劃體製。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所針對之舊體製，乃是一種現代現象，而並非中國固有之傳統。相反，舊體製與傳統體製之間存在根本性斷裂，是權力消滅傳統體製之後自上而下地構建起來的。
    
    
    也恰恰因為這一點，舊體製內在地是不穩定的。新建立的種種製度，比如，國有經濟、集中計劃等體製，與民眾之習慣相左，而在現實中很難正常運轉。因而，從建立之時起，舊製度就陷入困境。最晚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舊體製陷入危機，官方後來的標準說法是，“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普通民眾深切感受到舊體製之禍，追求自由、權利和幸福的本能驅使其回避或突破舊體製之不合理限製。計劃經濟、國有企業、土地集體化、城鄉身份分割等製度確立之過程中，普通民眾就不乏抵製。這些製度建立起來之後，民眾也從不同方向突破這些製度：六十年代以來，不斷有農民私自冒險實施承包製、分配自留地，城市民眾自發經商的衝動也始終未被完全壓製，黑市在所有城市一直都存在——事實上，可能正是這些非法市場因素之存在，部分緩解了集中計劃體製之困境，讓那套正規體製不至於立刻崩潰。
    
    
    在當時的政治話語中，民眾追求私人產權、市場機製之努力被形容為“自發因素”，是“資本主義的複辟”。現在看來，這倒是很恰當的概括，民眾的努力確實是自發的，其努力的方向也確實是恢複市場製度：“資本主義”的經濟含義就是基於私人產權的市場製度。
    
    
    也就是說，農民的要求，就其性質而言，就是回歸，回歸到傳統的私人產權和個體家庭經營製度，盡管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無法做到徹底。農民看到新建立的舊體製沒有效率，而對傳統的產權和經營形態，他們尚保有清晰的記憶，因而，回歸傳統就是完全理性的決策。就基層官員而言，他們對傳統的產權製度和生產經營製度同樣有十分清晰的記憶，他們也知道傳統製度的有效性，因而也就支持了農民們自發的回歸要求。
    
    
    農民和基層官員的這些努力反映到執政黨和政府內部，引發不同政治理念的衝突。在70年代末之前，民眾進行變革的衝動及支持這種變革的政治力量，一次又一次遭到壓製。到七十年代末，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執政者放棄了自立道統之雄心，對民眾訴求采取了更為明智的態度，承認了民眾所創新的製度——其實是民眾自發恢複的傳統製度。
    
    
    “改革”就是這樣展開的。所謂的改革之基本程序是，民眾突破現有法律、政策，也即舊體製，恢複傳統體製。但相對於舊體製來說，這卻是創新。這是一種創新性複歸。一旦這種複創新性歸達到一定規模，基層、地方官員就予以承認。這可能在高層、在理論界引發爭論。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會發揮一定作用：他們運用各種理論論證民眾創新性複歸之製度的正當性，說服高層決策者接受之。決策者最終可能承認民眾之創新性複歸，此一傳統製度獲得合法地位。在此，決策者的明智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賦予了創新性複歸以合法性。但這種複歸終究是由民眾發動的，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
    
    
    不僅在經濟領域，過去三十年社會領域所發生的變化，同樣遵循了此一製度變革模式。比如，宗族製度逐漸恢複，在鄉村發揮治理功能。而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證明，宗族製度較為健全的地方之公共品供應和社會治理狀況，一般優於沒有宗族的地方[6]。同樣，在傳統社會，紳士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在榮宗耀祖、衣錦還鄉等觀念的支配下，商人也積極地投入慈善公益事業之中。過去二十多年的公益慈善事業也是這一傳統的複歸。
    
    
    再從文化領域來看，過去三十年所發生之變化同樣是向傳統回歸，這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儒家之複興。這樣的回歸首先表現基層民眾對於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歸，比如，祭祖、修譜等。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儒家思想、學術於九十年代開始的複興。隨後，學校也開始部分地引入傳統蒙學教材，於丹對《論語》囫圇吞棗的解讀，也可以走紅於電視。
    
    
    甚至可以說，政治上的變革，比如民主、法治理念之傳播及相關製度變革，也是傳統之複歸，因為，這樣的事業在清末、民國就已經展開。反傳統之新啟蒙也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次複歸。
    
    
    從上述幾個方麵來看，過去三十年中國之巨變，本質上就是超越舊體製、舊理念，複歸傳統體製、傳統價值。實際上，我們對改革開放成就之地理分布略作觀察就會發現：凡是儒家化程度較深、傳統上經濟較為發達、社會發育較為健全而傳統複歸較為深刻的地方，比如，錢塘江以南地區，過去三十年的市場化程度也最深，社會自治發育也最健全[7]。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創新性複歸始於民眾，他們並沒有接受過新自由主義，不知道哈耶克、弗裏德曼、撒切爾夫人。他們隻是自發地回歸他們的祖先一直生活於其中的傳統私人產權、私人經營製度。也就是說，比起開放、也即外部理念、製度之引入，傳統複歸可以更為合理地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年所發生之製度變革。知識分子在論證民眾複歸性創新時當然會引用西方理論，但這些理論並非驅動製度變革之初始觀念。
    
     
    
    重新理解改革困境
    
     
    
    民眾之創新性複歸帶動了體製與價值、觀念向傳統之複歸。而當下之改革困境也正緣於精英群體沒有意識到中國製度變革的這一基本性質，由此導致製度變革之政治結構斷裂。
    
    
    如前所述，八十年代對舊體製形成、維係之主流解釋，多將財產公有、集中計劃、國家控製等舊體製溯源於傳統體製，於是，改革就具有了兩個指向：既改革現實的舊體製，還要改革或者說批判傳統體製。由是，“開放”就具有了特別的文化政治含義，那就是批判、否定傳統文化，學習引進西方文化。在解釋過去三十年之製度變遷時，很多人強調，是開放引領改革、推動改革。開放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改革的技術指南，改革的本質就是學習、引入、模仿西方之先進製度。為了模仿西方的製度，必須引入西方的價值、觀念。因此，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用西方先進製度、文化替代原有製度、文化的過程：當然，不僅僅替代舊體製、舊價值，也替代傳統體製、傳統價值。也就是說，精英群體所理解、所期望的製度變遷途徑，與中國現實發生的製度變遷途徑，相差極大，近乎完全相反。
    
    
    不過，八十年代，精英群體尚欠缺關於西方之知識上，同時對民眾尚有某種愧疚心情，因而其心態總體上還是謙卑的，樂於承認民眾的創新性複歸，由此而出現了上、中、下互動之製度變革：底層民眾通過其複歸性創新提出製度變革之提議，居於中間的知識分子對其正當性予以論證，上層的決策者對其予以承認。此一個近乎全民共同參與的政治結構，大體上確保了製度變遷之正義性，也即製度變遷所導致的權利、利益、權力之再分配，還是比較公平的，而沒有明顯的偏頗。
    
    
    九十年代初，製度變革的政治與知識結構發生一次根本變化。就知識而言，通過開放，通過教育，精英群體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現代西方的製度性知識。現在，他們充滿信心，更願意居高臨下地進行改革的方案設計。九十年代之後的諸多改革，比如所有企業產權製度改革，房地產市場之建立等等，多為自上而下地推行的。這樣的改革進路與八十年代大為不同。最大的變化在與，普通民眾大體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此一偏頗的政治結構必然導致改革方案之偏頗。在很多時候，普通民眾成為改革成本之單向度的承擔者，比如，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數千萬工人下崗，而隻獲得極為低廉的補償。房地產市場之製度框架，對原來擁有土地權利的城市居民和農民極不公平，土地的政府壟斷也內在地決定了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性。
    
    
    至關重要的是，精英自上而下設計方案，民眾被排除在外的改革過程，導致製度變革過程之“去政治化”，精英群體在政治上趨向於幼稚化，而逐漸墜入不成熟狀態：官員喪失政治之責任倫理意識，其他社會精英則不具有公共精神。這可能是“改革困境”的根源。
    
    
    八十年代的主題詞是製度變遷，因為精英在積極回應民眾的複歸性創新；而圍繞承認還是不承認而進行的論辯、博弈，乃是典型的政治過程。九十年代之後，精英無視民眾的複歸性創新，而依據自己的知識設計改革方案。一旦缺乏政治的過程，此類方案之指向自然發生變異：從具有長遠意義的製度變遷，轉向解決眼前的問題，尤其是經濟增長的問題；或者說，從與民眾共同尋找好的、公正的製度，轉向單方麵尋找有效率的製度。這兩類製度之間當然有重疊之處，但側重點確實大不相同。
    
    
    改革聚焦於經濟增長，與當時的政治變動有極大關係。決策者以經濟增長作為正當性之主要來源，在各種激勵機製下，經濟增長成為各級官員的工作重心。這一點，極大地推動了改革決策之去政治化。這種去政治化的執政原則瓦解了政治，消解了官員的政治責任倫理。在經濟增長壓力下，政府決策去政治化，各級官員商人化。官員們傾向於把自己所治理的地區視為一個龐大的開發區，以經濟的眼光看待社會治理工作：本區域的土地、人等都被視為經濟增長之工具，官員以之追求經濟產出之最大化，這是最重要的政績。如果因為與民爭利而引發民眾不滿，官員首要想到的對策是用金錢收買、賠償。如此官員當然不可能思考體製變革，其執政理念已經把這一選項完全排除在外了。
    
    
    與此同時，西方傳入的現代經濟學逐漸支配精英之心靈，也推動了執政理念之去政治化。八十年代還曾經有所影響的政治經濟學傾向於從政治的角度思考經濟，盡管其理論取向是反市場的；新傳入的現代經濟學則從經濟的角度思考政治，也即將政治問題經濟化。這樣的經濟學教導人們，根本不用操心製度，不同利益的博弈，包括民眾利益與政府利益之間的博弈，將會自然地生成製度，而且是合理的製度。
    
    
    另外一支經濟學十分重視製度，這就是在九十年代以後十分流行的製度經濟學。然而，在中國，製度經濟學被簡化而催生出“製度決定論”，而它也在一定程度消解著精英的責任心和公共精神。製度決定論強調製度的重要性，而忽視了非常時期所麵臨之製度變遷問題，進而斷言，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而否定人在製度變遷過程中的主體性。這種製度決定論之結論同樣是：製度將會自動生成，無需人的主動創造。
    
    
    上述經濟學也扮演了倫理學或者神學的社會功能，而這對精英之心智產生了極大負麵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被當成一個無可置疑的倫理規範，被媒體經濟學家廣泛宣傳。這種理性經濟人的倫理學斷言，每個人隻需對自己負責，且隻應對自己負責。如此，社會就會自然向好。一個人如果思考超乎自己利益之外的事情，反而會帶來惡。
    
    
    凡此種種價值和觀念，在官、學、商精英群體廣泛傳播，塑造了原子式個人主義、物質主義價值觀。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然而，九十年代以來，精英們卻隻是“喻於利”的小人，而沒有“義”的意識，沒有君子的自覺：他們意識不到自己對於社會治理應當承擔的責任，也不具備公共精神。他們沉溺於物質性利益的追逐之中，比如權位、金錢、女色，沒有理想，沒有政治倫理、商人倫理、學術倫理等。機會主義是精英群體的基本取向，而這樣的心靈一定是短視的。
    
    
    最可怕的是，物質利益中心的“理性經濟人”思考方式消解了政治，消解了崇高，消解了理想。本來具有政治性的官員，卻隻具有商人的利益得失計算之心；本來屬於政治領域的公共事務，完全墮落成個體利益之反複交換過程。利益主導的思考方式腐蝕人的心靈，實際上是取消人的精神。換言之，整個精英群體的精神處於萎靡、疲弱狀態，這就是政治的不成熟[8]。
    
    
    這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精英群體的基本精神狀態。這樣的精英群體當然不可能推動任何實質性製度變革。事實上，精英群體變成了製度變革的主要阻礙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製度變革中獲益的人士，也即現在的精英，對製度變革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倒未必是因為自己享有既得利益而反對變革，而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精神處於萎靡、疲弱狀態，而沒有推進製度變革的勇氣、決心。精英群體普遍接受過經濟學和法學訓練，他們知道中國社會所存在之諸多問題需通過深刻的製度變革，方有解決之道。然而，其非政治之思維方式讓他們回避製度變革，其萎靡的精神讓他們無力發動製度變革。
    
    
    製度不可能自行變革，而必由人來變革。因此，人的狀態決定著製度變革能否啟動及進展之程度。當下中國陷入“改革困境”，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英之政治不成熟，它導致精英關注的重點根本不在製度。重啟製度變革過程，尤其是在政治領域進行製度變革攻堅，就必須重回政治，精英必須在政治上成熟。為此，需要一個理想之樹立，這個理想將會激勵精英群體，重組他們的心靈，讓官員具有政治責任心，讓商人等精英具有公共精神。由此，人們或許可以擺脫對於短期利害的商人式計算，而具有君子心智，從而具有變革製度之意識，也具有變革製度之勇氣。
    
     
    
    製度變革之新範式
    
     
    
    中國能否走出改革困境，重啟製度變革，係於精英群體能否恢複政治責任倫理與公共精神。上文重述三十年製度變革，或可揭示這一兩代精英所親曆、所創造的這段中國曆史之偉大意義，而提振其精神，喚醒其曆史抱負，委身這段曆史邏輯地設定的偉大使命：中華文明複興。
    
    
    如前所述，過去三十年中國所出現之積極變化、尤其是其中之良性製度變遷，大體上是被舊體製所打斷的傳統體製之複歸。因此，三十年改革開放實為中華文明複興過程之一環節。
    
    
    隻是，由於理念偏差，精英群體普遍未能意識到這一點。對於過去三十年的製度變遷和經濟社會繁榮，精英群體另有一種理解，那就是學習西方的模仿型現代化。如此理解的改革開放在精英心靈中製造了一種強烈而自覺的“學生意識”：西方是老師，中國是學生。中國固有文明已喪失現代價值，中國能否走向富強，建立優良治理秩序，取決於中國人能否徹底放棄自我文明，虛心學習西方之現代製度與文化，並將其複製於中國。
    
    
    依此理念，改革開放變成一項純粹技術性工作。中國人、尤其是精英自己所需做之事，就是將西方的製度，及其背後的價值，移植於中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沒有價值、沒有理念的，與文明無關的，沒有自足之曆史意義的。這種理念助推了改革開放之“去政治化”：既然現代的、好的製度在技術上是現成的，無關乎文明上的價值，則何須民眾參與？
    
    
    依此理念，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去中國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精英群體缺乏主體意識。中國不必有自己的國家理想和世界想象，理想的中國就是現在的西方。中國人要做的工作就是追趕西方，重複西人之製度，未來將形成的中國不過是一個被迫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
    
    
    在中西差距較大的時候，比如九十年代，如此思考方式支配下的製度變革效率，應當是相當之高的。然而，這樣的改革開放達到一定程度，也即當中、西之間看得見的物質水平之差距縮小到一定程度、乃至於接近之時，精英群體就不能不陷入茫然狀態。精英、尤其是其中的官員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已沒有多少可學的了，支配了製度模仿和現代化過程的“學生意識”突然失重。長期以來，精英心目中的改革就是通過學習西方製度改變中國。一旦他們發現西方已無可學者，或者不必再學，精英群體就立刻失去方向感，體製改革也就變成多餘的。
    
    
    自然，仍有不少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仍然相信，中國諸多領域之體製依然存在問題。比如，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目前就十分強烈。對於這種呼聲，另外一些精英提出反對：作為老師的西方之體製同樣存在問題，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如何改？當然，大多數精英承認，政治體製改革確實是必要的，且此共識也已形成多年。令人遺憾的是，多年來無任何進展。
    
    
    何以故？政治體製變革涉及權利、權力、利益之大規模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將會強烈地拒絕變革，希望獲得利益者則必被“搭便車”困境所約束——這是九十年代以來精英普遍信奉的“理性經濟人”邏輯所決定的。需要一種強勁的力量俾突破這兩者。但這種力量被知識分子自身的曆史觀、改革觀所消解了。
    
    
    不能不說，當代中國精英群體是現代世界曆史上新興各國中最為奇異的。在法國、英國、美國、德國甚至日本等國興起過程中，其精英都具有一種偉大的抱負，為世界立法之抱負，開創、起碼是世界增加一種文明樣式之抱負。由此，他們致力於國家製度之創新，也通常會提出一個世界想象。由此，他們投入國內政治，推動製度變革；也卷入國際政治，以重塑世界秩序。他們關心的不隻是利益，還有新秩序：國家新秩序與世界新秩序——這兩者間有複雜的互動關係。當然，這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敗，但這些新興大國均具有飽滿之生命力。
    
    
    反觀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精英，卻缺乏抱負，缺乏生命力。中國文明具有悠久曆史，中國人口規模是世所僅有，聖賢也早就具有“天下一家”的“平天下”理念，按理說，中國精英最應當具有治國、天平下之抱負。然而沒有。絕大多數精英並無中國文明複興之願景，也沒有一個確定的世界想象。他們隻有自甘矮化的學生意識，隻有一些應對國內、國際問題的短期的政策性方案。也因此，他們得小惠即沾沾自喜，而在民小富而國略強之後，迅速喪失方向感。
    
    
    曆史讓人明智，曆史也可以讓人知道自己的抱負。精英們需要重新認識三十年製度變遷之真實過程。如前所述，傳統之局部複歸推動了廣泛而深刻的製度變遷，創造了經濟、繁榮的中國奇跡。這三十年地短暫曆史證明了中國文明之現代生命力。那麽，接下來該是什麽？很顯然，中國文明之複興將會持續下去，從局部到完整，由財富增長到禮樂重建：初步富強起來的中國之秩序將趨於健全，也為人類展示美好生活形態的一種可能性。
    
    
    這將是從現在開始的世界曆史之主題，這是世界曆史之中國時刻。這也就是中國人無可推卸之世界曆史使命。誠然，中國仍然需要學習西方。但是，既然過去三十年之製度變革與經濟、社會繁榮主要是中國文明之局部複歸所致，那麽，即便繼續學習西方，中國人也當具有文明之主體性意識。若中國人欲承擔其對世界之責任，更不可無此主體性意識，不可無此偉大抱負。
    
    
    精英群體如果能夠具有這樣的曆史意識、文明主體意識，即可實現觀察和思考現實與創製立法的視野之轉換：當下中國仍然需要進行製度變革，然而，這些努力不隻是為了解決一些短期的社會問題，也不僅僅為了按照西人之啟發建立和完善技術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而是為了一個更為偉大的目標，即中國文明之複興，以及世界秩序之優化。簡而言之，把我們這代人所麵臨的、隻是特定曆史語境所設定之應急性製度變革任務，置於長時段的中國文明複興之框架中思考。
    
    
    中國文明複興之願景其實已部分地展開，精英們隻是由於視野受限而沒有看到而已，換一種眼光，精英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現實的願景。而一旦體認到這個願景，委身於這個願景，精英的心智或將發生重大變化。這個願景可以塑造一種精神氣氛，從而令整個社會，尤其是精英群體超越利益計算，投入製度變革事業中。若無一個更為宏大的目標之牽引，若無一定的精神氣氛，人們今日廣泛談論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根本無從展開的。政治體製改革之所以遲遲不能啟動，至關重要的原因是，即便主張改革者，也僅視之為解決一些緊迫社會問題的手段，而沒有賦予其以更為豐富、更為崇高的價值。既然人們為之設定的價值較低，人們為其付出成本的意願也就必然較低，主張改革的人們也並沒有為推動改革提供多少有效力量。把體製變革置於中國文明複興的框架中思考、行動，可賦予即將展開的體製改革以更為崇高、更為偉大的意義，從而激勵精英群體啟動、投入深刻而廣泛的體製變革之政治責任心和公共精神。
    
    
    換言之，把短期的改革置於長期的文明複興框架內，可推動精英群體之政治成熟。這樣的政治成熟可能推動很多人投入製度變革事業中，也可能激勵有些精英為了製度變革甚至讓渡自己的利益，因為，他們有一個更崇高的目標，他們的心靈將會更加強健。
    
    
    到了這個時刻，中國的精英群體不能再在“去政治化”的利益世界中自得其樂，逃避文明複興之後必然隨之而來的領導責任。中國的精英群體不能僅僅追求國家的富強，還應當追求文明的生活形態；不能僅僅滿足於學習西方，還必須立誌於以中國文明回饋世界。凡此種種，需要精英群體實現自身生命之更化：從物質主義轉向理想主義。從關注利益之得失，到關注秩序之良窳。換言之，需要文化的自覺，禮樂的自覺。在此基礎上，將會有文明主體性意識之自覺，而在向外看世界得同時，也向後看傳統，轉身發掘中國智慧，憑借自己的創造力，構想、構建出合情合理的製度，不僅是國家製度，還有天下製度。由此，中國人就不是隻在變革製度，更在創造製度。而這樣的製度創造意識之自覺，反過來可以大大推動製度變革進程。
    
    
    孫中山先生也許最早、也最敏銳地意識到了中國之現代天命，下麵這段話值得當代中國精英深思：
     
    
    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9]
    
    
    注釋
    
    
    [1] 本文發表於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
    
    [2] 關於這一點，可參看拙著華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221-236頁。
    
    [3] 關於這一的詳盡論述，可參看趙岡、陳鍾毅著，中國經濟製度史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
    
    [4] 經濟生活與社會治理模式當在董仲舒所說的道之中：王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
    
    [5] “新生轉進”是徐複觀先生所用之詞匯，見徐複觀著：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人權自由，蕭欣義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九八頁。
    
    [6] 這方麵的綜述可參看，肖唐鏢：《當前中國農村宗族及其與鄉村治理的關係——對新近研究的評論和分析》，刊文史哲，2006 年第4期。
    
    [7] 關於這一點，可參看拙文《錢塘江以南中國：儒家式現代秩序——廣東模式之文化解讀》，刊開放時代，2012年第4期。
    
    [8] 韋伯曾討論過德國精英之政治不成熟，參看《德國重建候的議會與政府（對官員核政黨政治的政治評論）》，作為附錄收入[德]馬克斯·韋伯著，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下冊，閻克文譯，2010年。
    
    [9] 孫中山著，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下，第679頁。
    
    
    本文發表於《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