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與《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總序
    作者：劉夢芙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4日
    
    
    
    （一）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而且未曾中斷的國家，詩歌發展至先秦，已趨成熟。《詩經》與《楚辭》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化結晶，也是漢以下曆代詩歌及辭賦取之不絕的源泉，後人言詩，無不上溯《風》、《騷》，探其根本。在博大深閎的國學體係中，《詩》歸於經部，《楚辭》及曆代詩詞文賦歸於集部，而經史子集中蘊涵的人文精神一以貫之。惟詩歌除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外，兼有文辭與聲律之美，為國學之英華。經漢魏六朝詩歌與樂府之嬗變後，三唐詩與兩宋詞達到創作的高峰，玉燦珠輝，各體俱備。宋元明清乃至現當代詩詞皆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宋詩以思致骨力勝，風貌與唐詩多異；元明詩道稍衰亦不乏佳製；清代則詩詞皆有中興之稱，大家名手百川匯海，蔚為偉觀。晚清自鴉片戰爭後麵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列強入侵，萬方多難；進入二十世紀後革命軍興，王朝崩潰，而外患內憂極為深重。詩詞在滄桑易代之時頑強發展，仁人誌士作雷霆之吼、血淚之呻，創作成就之重大，足可以在文學史上繼往開來，高矗豐碑。
    
    
    詩詞是傳統文學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展現中華文化載體——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經過曆代詩人文士的加工創造，形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富有聲韻上的音樂美、章句上的結構美和意象中的圖畫美。結合比興、用典等表現手法，使意蘊深厚，風格高雅。在詩體發展方麵，從古體詩、近體詩到詞、曲，從四言、五言、七言到參差不齊的長短句，格律有寬有嚴，篇幅有長有短，新體誕生，舊體長存，百花齊放，鬥豔爭妍。“五四”以前從未出現過一種詩體新生就排斥、打倒舊體的現象，這是由傳統文化貴和尚中、兼容並蓄、融合貫通、多元統一的特質所決定的，與二元對抗式分裂思維迥然不同。總之，傳統詩詞雖是精英文化，表達以文言為主，但不斷吸收提煉民間俗語，並同化外來詞匯（佛教語言及近代西方經漢譯的語言），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新境。曆代之詩皆有其特定的時代氣息和風采，並與上古以來就具有的人文精神通貫始終，諸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仁取義、守正祛邪、先憂後樂、天下為公、熱愛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品質，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者受西方學說影響，對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行片麵、激烈的抨擊，詩詞被譏為“貴族文學、廟堂文學、山林文學”，要徹底掃除。於是歐化體新詩風靡一時，語言全用白話，形式上擯棄聲韻格律，追求絕對自由，斷絕承傳關係。新中國建立後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頻繁，“文革”間達到高潮，包括詩詞在內的傳統文化遭到比“五四”時更為嚴厲的批判，蔑古意識充溢於學術界。文學研究被割為兩塊：對古典詩詞統統視之為供審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遺產，截止於“五四”前的清末；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隻談語體文與新詩，沒有文言文和舊體詩詞的位置，成為狹隘單調的新文學史。古代文學研究者守其本位，不關注現當代詩詞；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視舊體詩詞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這就使舊體詩詞長期“在野”，處於被冷落棄置的境地。
    
    
    但是包括詩詞在內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鼓吹“漢字拉丁化”也以失敗而告終，有真善美價值的詩詞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心靈，任何強暴的勢力都無法將其摧毀，詩詞文化必然會被有識之士所繼承。“五四”後的民國期間，南北各大學中文院係仍在講授詩詞，提倡創作，培養出一批以詩詞研究為專業的優秀人才；各地均有詩人詞家結社唱酬；書局不斷出版詩詞，報刊亦時有發表；城鄉千萬個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中，詩詞更是蒙童必讀的課本；新文學家中殊不乏“勒馬回韁作舊詩”的兩棲詩人。自1919年至三十年代初，近代詩壇諸耆舊紛紛凋謝，而新一代詩詞家群體在悄悄地崛起。1931年“九一八”事變引發抗戰的怒吼，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麵侵華，更使百千位詩人詞家深哀巨痛，慷慨悲歌。直到1945年驅除日寇，國土光複，前後十四五年間，大量愛國詩詞的創作，持續不斷地達到高峰。在三年國共內戰中，詩詞依然波瀾壯闊，主題為指斥國民黨政權的苛酷腐敗，哀痛民生，渴望和平，反對分裂。而當大陸鼎革、新中國成立之後，從“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到十年“文革”，百花紛謝，萬馬齊喑，唯獨毛澤東詩詞得到空前廣泛的宣傳，家弦戶誦，其顯著效果是使各行各業的行政、工作人員受到革命的“詩教”，為八、九十年代離退休老幹部的詩作留下楷模。同時，大批被打成“右派”和關入“牛棚”的知識分子與老幹部，在默默地吟詠詩詞，其中不乏揭露、抗爭之作。1976年“四五”期間的天安門詩歌，敲響“四人幫”的喪鍾；撥亂反正後思想解放的春風，融化了封凍詩魂的層層冰雪。八十年代初詩詞開始複蘇，伴隨著“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詩詞活動在社會上蓬勃開展：從京城到各省市，詩詞社團紛紛成立，頻繁舉辦各種研討會、吟誦會與大賽，諸多刊物公開發行，各種現當代詩詞選本、別集爭相出版，內部印行的書刊更是沉沉夥頤。據有關資料統計，海內各地詩詞組織已多達千餘家，詩詞報刊近千種，作者在百萬以上，作品數量之宏富遠越前代。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互聯網逐漸普及，出現各種詩詞網站，作者多為中青年，意境新美的篇章憑借高科技手段傳播，無遠弗屆，開辟出極為廣闊的天地。通過以上史實之簡述，足見傳統詩詞經一個世紀的曲折曆程之後，已恢複活力並繼續壯大，成為當今群眾文化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詩詞曆來屬於文學之正宗、文化之精粹，而當今的國學研究，無論是經史諸子還是集部詩文、佛道二藏，基本上都限於古典，停留在學術圈子之內，艱深的學術論文與著作，與大眾難以交流，發揮其影響力。唯獨詩詞這種古老高雅的文學形式，既出於知識精英之手，又為民間廣大的作者群體所熱愛，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美學體式得以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具有明顯的社會效果，這是歐化新詩和時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無法比擬的。關注和研究現當代詩詞，恢複和推行中斷幾十年的詩教，應該是弘揚國學、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一條甚佳途徑，是一種德育、智育、美育兼備，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與其他文化教育、科學教育可以並行不悖。隨著國力的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必將迎來偉大的複興，傳統詩詞的創作和研究有著廣闊發展的前景和光明燦爛的未來。
    
    
    （二）
    
    
    從“庚子事變”（1900）到“文革”結束，戰火彌天，風波疊起，我國處於長期動蕩不安的時代。清除“四害”後轉入改革開放時期，政局穩定，經濟繁榮。近百年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艱難曲折，中西文化從激烈碰撞到雙向交流，政治體製、社會環境和思想意識都發生巨大變化，對文學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詩詞也不例外。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詩人詞家心憂邦國，情係蒼生，以詩詞反映風雲多變的時局，不僅其作品內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時在詩詞的表現手法、語言和由此而形成的藝術風格、境界方麵，也有更多的開拓和創造。許多傑出的詩人詞家，都從近代詩詞汲取過豐富的營養，當代中青年作手亦頗有沾溉。廢除科舉製後，由新式學校培養而成的知識分子，與皇權時代“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明顯不同，他們是以文藝謀生或從事教育、科研、新聞、出版的腦力勞動者，新中國成立後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古代儒家士君子憂國憂民的入世精神，“修齊治平”的責任意識和涵容宇宙萬物的終極關懷，仍被知識分子傳承，同時汲取了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個性解放等新文化理念，因而詩詞創作既保持優秀的傳統，又能以新題材表現時代，呈現新的意境。知識分子中的人文學者，多有學貫中西、蜚聲國際的大師和專治詩詞之學並兼通文史的國學名家，其詩詞作品內涵宏博深沉，風格高華典雅，兼有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雙重特色，在近百年詩壇矗起藝術高峰。民國以來老一輩詩人學者到二十世紀末葉紛紛凋謝，繼起接力的為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其中出類拔萃者無不學養深厚，善承傳統而融化新知，詩詞遂能另辟奇境。概而言之，百年來以知識人士為主體創作的數量極為宏富、文質兼美的詩篇，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增添瑰寶，其重大的史料價值與崇高優美的思想藝術價值，必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創作與理論探討緊密結合，互為促進，相得益彰，是我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曆代詩話、詞話和有關論著，汗牛塞屋。近百年來治詩詞之學的專家學者甚多，創作之外，更有理論專著。諸家學說或專論古典詩詞，或兼及近現代作家作品；或論音韻、格律，或談創作方法與體驗；或繼承傳統的詩話詞話體例，或運用現代理論形式，吸收新意識新觀念，其中多有融貫古今之大家手筆，其精博邃密的程度與古代論著相較，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因此在研究名家詩詞作品的同時，必須探討其學術理論，方能全麵深入地了解詩詞家的創作思想與審美觀，在此基礎上構築富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詩詞理論批評體係。
    
    
    需要指出的是，當今很多學者以研究古代詩詞為專業，卻不通格律，“述而不作”，其理論完全脫離現當代詩詞的創作實際，流於空談。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學、美學理論框架硬套中國詩詞，不惜削足適履，歪曲本來麵目。而我們提倡的學術研究，一方麵是對傳統有切實的繼承，當然不排除新觀念新方法；另一方麵更是與創作實踐的結合，如此方能有力地指導和促進當前的詩詞創作。
    
    
    （三）
    
    
    近百年來，曆經戰亂與政治運動，大量詩詞作品殘毀失傳，一部分作品僅存手稿、油印本或內部印本，分散在社會，尤其是老一輩已故名家的詩詞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亟需搶救、保護。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古代詩歌史綿延不絕，惟獨到現當代缺乏舊體詩詞的紀述，隻有白話新詩的文學史是不全麵、不真實的，這一片巨大的空白、嚴重的斷層，也亟待彌補。因此，全麵搜集、整理二十世紀詩詞和相關的學術論著，采選其中精品編輯出版，為當今及後代子孫留下足資研究和創作借鑒的文本，是為當務之急，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2007年，中華詩詞（BVI）研究院誕生，聘請海內外詩詞家兼學者多人，從事二十世紀詩詞作品與相關文論的搜集、編選工作。研究院首先實施的規劃為《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是一種包括詩詞作品和相關文論的大型選本，古時稱為“總集”，在《四庫全書》中屬於“集部”。總集匯錄多人之詩文，合為一書，最古者為《昭明文選》及《玉台新詠》；與總集相對而言的是輯錄一人詩文成為一書的“別集”。《隋書·經籍誌》曰：“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自靈均以降，屬文之士眾矣。然誌尚不同，風流殊別；欲觀其體勢，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曰集”。古時抄錄某家詩文為一書稱別集，後世遂以為個人詩文專著之稱。總集之功用，在於網羅放佚，使殘章零什，並有所歸，複能刪汰繁蕪，使莠稗鹹除，菁華異出；別集則可觀某家著作之整體，有利於研讀之全麵深入。《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格於體例，所選諸家詩文，篇幅有限（每家詩詞入選者最多不超過二百首，而大家名手之作多有千首以上者），不足以體現近百年詩詞創作之全貌，文論的篇幅同樣受限製；且編選出於眾手，審美之眼光各異，或有精品反而落選者。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在《匯編》之外，編輯“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與“當代詩詞家別集”兩種叢書，與總集相輔以行。凡晚清、民國以來老一輩已故詩詞家個人專集，擇其質量上乘者編入“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而當今健在之老輩與中青年詩詞集，則擇優編入“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兩類叢書合而觀之，可見百年來詩詞承傳不絕之軌跡。
    
    
    上述《匯編》和兩類“叢書”都是詩詞文化的重大工程，力圖存一代詩詞創作與相關學術理論之英華，為重寫現當代文學史、詩詞史準備充分的材料，打下堅實的基礎。盡管編委同仁兢兢業業，在廣征博覽的基礎上力求遴選足以傳世的精品，“別裁偽體親風雅”，而眼界、水平所限，或有遺珠，或多謬采，校勘之誤亦未能免，殷切期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
    
    
    黃山書社和巴蜀書社曆來出版傳統文化典籍和高質量的學術、文藝著作，久負盛譽。“叢書”中各家別集付梓，得到書社的大力支持，承安排編輯精心審校，在此特致衷心的謝意！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