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雙全”的陽明學者

作者：彭國翔（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求是特聘教授，馬一浮書(shu) 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十五日辛亥

          耶穌2025年4月12日

作為(wei) 中晚明最為(wei) 重要的思想和社會(hui) 運動，陽明學是由包括王陽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門人與(yu) 後學這些“陽明學者”的理論和實踐構成的。這些“陽明學者”主要是思想界、知識界和文化界的人物，是思想、知識和文化的創造者。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陽明學者自然首先大都是以“文”聞名於(yu) 世的。這裏所謂“文”，當然不限於(yu) 文學，而是指包括了哲學、曆史、文學、藝術等在內(nei) 的整個(ge) “文化”領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涵蓋了整個(ge) 人文學（humanities）的領域。不過，除了“文”的一麵之外，陽明學者其實還不乏“武”的一麵，可謂“文武雙全”。

陽明學者在“文”這一方麵的造詣，無論是哲學、曆史、文學還是藝術，不但學界長期以來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對於(yu) 社會(hui) 大眾(zhong) 來說，也已廣為(wei) 人知。至於(yu) 陽明學者“武”的方麵，相對而言則知者不多，值得專(zhuan) 門表彰。

所謂“武”，首先是指軍(jun) 事。這一方麵，王陽明個(ge) 人的成就知者較多。無論是他平定寧王的叛亂(luan) ，還是平定全國各地多處的匪患與(yu) 民變，隨著陽明學的廣泛傳(chuan) 播，漸成社會(hui) 大眾(zhong) 耳熟能詳之事了。不過，正如本文開頭即指出的，“陽明學者”不隻是王陽明個(ge) 人；陽明學“武”的方麵，也不僅(jin) 僅(jin) 是王陽明個(ge) 人在軍(jun) 事上的建樹，而是包括了其後幾代弟子、門人和後學在軍(jun) 事方麵的功勳。

“軍(jun) 事”包括對外和對內(nei) 兩(liang) 個(ge) 方麵。對外主要是抗擊外敵侵犯，對內(nei) 主要是平定內(nei) 部的叛亂(luan) 與(yu) 匪患。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最大的外敵侵犯有二：一是北方異族的入侵；二是東(dong) 南沿海的倭寇，所謂“北虜南倭”。而在剿平東(dong) 南沿海的倭寇之亂(luan) ，以及抵禦北方的異族入侵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陽明學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當時的抗倭名將中，很多都是陽明學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傳(chuan) 人。眾(zhong) 所周知的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既是武將，也是陽明學者。其子在所編戚繼光的《年譜》中，稱其“私淑陽明，大闡良知”。事實上，戚繼光可謂陽明學的第二代傳(chuan) 人，他不僅(jin) 師事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號緒山），而且曾向王陽明之後陽明學的核心人物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問學。在二人的文集中，有多封彼此論學的通信。對於(yu) 剿平浙江、福建和廣東(dong) 等整個(ge) 東(dong) 南沿海的倭寇，戚繼光的軍(jun) 功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他在抗擊北方異族的侵犯方麵，也建立了赫赫的戰功。後者相對而言知者不多，需要特別指出。

作為(wei) 王陽明第一代弟子歐陽德（1496—1554，字崇一，號南野）的學生，李遂（1504—1566，字邦良，號克齋）在學術思想方麵不太為(wei) 人所知，但其人“博學有才諝，尤長於(yu) 用兵”（《國朝獻征錄》卷四十二）。他曾任南京兵部侍郎、尚書(shu) ，不但在平定倭寇方麵同樣有很大的軍(jun) 功，所謂“前後二十餘(yu) 戰，斬獲三千八百餘(yu) 人”，而且曾經在平定南京兵變的過程中立下大功。而李遂之子李材（1529—1607，字孟誠，號見羅），是王陽明第一代弟子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號東(dong) 廓）的學生。盡管他在思想上逐漸偏離陽明學而最終自成一派，但仍屬於(yu) 陽明學者。李材雖以講學著稱，但也曾在廣東(dong) 屢敗倭寇，並在雲(yun) 南平定過苗民的叛亂(luan) 和緬人的入侵。

曾任東(dong) 南五省總督的胡宗憲（1512—1565，字汝貞，號默林），也是陽明學中的人物。他不僅(jin) 有《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這樣的文字，更與(yu) 陽明的其他門人多有往來。在胡宗憲負責編纂的海防著作《籌海圖編》一書(shu) 中，王畿、鄒守益、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羅汝芳（1515—1588，字惟德，號近溪）、張元忭（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等這些陽明後學的第一、二代人物，都名列參訂人員之中。胡宗憲雖然不像戚繼光那樣是直接帶兵打仗的武將，卻是運籌帷幄整個(ge) 東(dong) 南沿海抗倭的主導人物。沒有胡宗憲的領導和支持，戚繼光、李遂等抗倭將領也很難得到施展。對於(yu) 抗擊倭寇來說，胡宗憲比起他統領之下的戚繼光、李遂等人，可以說貢獻更大。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明末清初的史家談遷（1594—1658，字仲木，號射父）才有“東(dong) 南數百年免倭患，皆胡宗憲再造之功也”這樣的講法。

除了“軍(jun) 事”之外，陽明學者的“武”，還直接表現在他們(men) 的“武藝”上。換言之，陽明學者不但在抵禦外侵和平定內(nei) 亂(luan) 方麵卓有建樹，許多人還是身懷絕技的武術大家。

陽明本人精於(yu) 騎射，曾以箭術震懾了挑釁的宦官，自然是有“武藝”在身的。其他作為(wei) “練家子”的陽明學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曾組織武僧抗擊倭寇的萬(wan) 表（1498—1556，字民望，號鹿園），在《明儒學案》中被列入“浙中王門”。作為(wei) 武舉(ju) 第一名，武進士出身，萬(wan) 表非有一身的武藝不可。最能說明陽明學者並非紙上談兵和手無縛雞之力的書(shu) 生的例子，應該是被列入“南中王門”的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號荊川），這位通常以大文學家名世的人物。

關(guan) 於(yu) 唐順之的武藝，頗為(wei) 詳細和生動的描述，首先是他的槍法。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shu) 》中，詳細和生動地記載了自己向唐順之請教槍法的故事：“巡撫荊川唐公，於(yu) 西興(xing) 江樓自持槍教餘(yu) 。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槍，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荊翁曰：‘人身側(ce) 形隻有七八寸，槍圈但拿開他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拿既大，彼槍開遠，亦與(yu) 我益，而我之力盡難複。’此說極得其精。餘(yu) 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荊翁曰：‘工夫十年矣。’時有龍溪王公、龍川徐公，皆歎服。一藝之精，其難如此！”

這則故事出自戚繼光的自述，並指出當時在場的還有王畿等人，應當是相當可信的。而據唐順之的《年譜》，不僅(jin) 戚繼光，另一位抗倭名將俞大猷（1503—1579，字誌輔，號虛江），也同樣曾向唐順之學習(xi) 過槍法。俞、戚兩(liang) 位武將在當時並稱“俞龍戚虎”，這兩(liang) 位武藝超群的名將竟然在槍法上要向唐順之學習(xi) ，足證唐順之槍法的精妙。尤其不能不令人驚歎的是，唐順之並非早年習(xi) 武，而是年已三十六歲，才專(zhuan) 門向河南人楊鬆學習(xi) 的楊家梨花槍法。這就更加說明他在武學上所具有的天分。

除了槍法，唐順之的箭術也同樣高超。他的學生萬(wan) 士和（1516—1586，字思節，號履庵），曾有數首詩作讚歎其射術之精。其中一首《戲詠荊師射詩》這樣寫(xie) 道：“山西俠(xia) 客射雕手，猶歎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餘(yu) 技亦神龍。”

兵器之外，習(xi) 武之人首先要練拳法。唐順之的拳法如何，現有史料似乎沒有直接的描述。不過，在《荊川先生文集》卷二中，有一首《峨眉道人拳歌》的詩作：“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希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是日茆堂秋氣高，霜薄風微靜枯柳。忽然豎發一頓足，崖石迸裂驚砂走……猶言技癢試賈勇，低蹲更作獅子吼。興(xing) 闌顧影卻自惜，肯使天機俱泄漏。餘(yu) 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耦。”顯然，如果自己的拳法沒有精深的造詣，對峨眉道人在少林拳法基礎上受白猿啟發所創的拳術，是不可能有如此內(nei) 行的觀察和描繪的。

對於(yu) 唐順之的“武藝”，《年譜》中這樣寫(xie) 道：“射法、槍法為(wei) 最工，槍師為(wei) 楊鬆，而公又以之傳(chuan) 南塘、虛江……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當日所自喜者，則為(wei) 射法、槍法、兵法，不在文章。故以射法教沈青霞（按：沈煉）、胡廬山（按：胡直），以槍法教俞虛江、戚南塘。在京師酒家，與(yu) 人論槍法，則借槍起舞，在吳門則對眾(zhong) 彎弓發矢，皇甫子循為(wei) 之作歌。”這裏的“沈青霞”是沈煉（1507—1557，字純甫，號青霞山人），也是一位文武全才且剛正不阿的人物。由於(yu) 沈煉曾任錦衣衛，2014、2017年上映的兩(liang) 部電影《繡春刀》和《繡春刀：修羅戰場》中的主角，便以他為(wei) 原型。由此可見，以“文”名世的唐順之不僅(jin) 精通多種“武藝”，其自我認同也是“武”非“文”，正所謂“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當日所自喜者，則為(wei) 射法、槍法、兵法，不在文章。”

當然，唐順之的“武”，也不僅(jin) 是“武藝”，他在抗倭的軍(jun) 事領域這一“武”的方麵，不遜於(yu) 前麵提及的那些陽明學者。事實上，在胡宗憲統領的抗倭眾(zhong) 將中，唐順之可以說是一位中堅人物。他不僅(jin) 因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極為(wei) 出色，而使胡宗憲到了幾乎對其言聽計從(cong) 的地步，更是多次親(qin) 自帶兵征戰，曾經創造出了一役擊沉倭寇船隻三十餘(yu) 艘、斃敵百餘(yu) 人的大捷，被時人稱為(wei) “自蘇鬆用兵以來，未有此捷也”。他所著的《武編》中有多種戰法，其中的“鴛鴦伍”，被戚繼光改良為(wei) “鴛鴦陣”。戚家軍(jun) 憑此陣法屢敗倭寇，令其聞風喪(sang) 膽。由於(yu) 操心軍(jun) 事，往來征戰，唐順之最終病死在抗擊倭寇的戰船之上，以“武”事而終，遂了自己的心願。

我在2003年發表的《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一文中指出：陽明學者絕非隻是“無事袖手談心性”的書(shu) 生，而是在“經世致用”方麵有著廣泛的成就。其中，雖然也提及陽明學者“武”的方麵，但未能專(zhuan) 論。由本文可見，無論在抗擊倭寇和抵禦外侮的“軍(jun) 事”方麵，還是帶兵打仗不可或缺的個(ge) 人“武藝”方麵，陽明學者都可圈可點，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文武雙全”。而本文所著重揭示的陽明學者“武”的方麵，也再次說明：陽明學乃至整個(ge) 儒學不僅(jin) 是一個(ge) 學術思想的傳(chuan) 統，而是有著多樣和豐(feng) 富的內(nei) 容，值得我們(men) 不斷挖掘，使之成為(wei) 當代建設的一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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