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儒家哲人畢生的交誼：唐君毅與(yu) 牟宗三

作者：彭國翔（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來源：《南國學術》2023年第4期

一、引言

唐君毅（1909-1978）和牟宗三（1909-1995）兩(liang) 位先生不僅(jin) 是現代新儒學中流砥柱的代表，同時也結下了畢生的友誼。牟宗三在其《五十自述》中曾說：“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兄也。”[1]足見他將唐君毅視為(wei) 知己。被其稱為(wei) “知我者”的人物，在牟宗三的一生中恐怕唯有唐君毅一位。[2]而在唐君毅的一生中，也以牟宗三為(wei) 相知，視其為(wei) 至交。所謂“我們(men) 在心靈上卻是最近的。”[3]唐君毅夫人謝廷光女士在回憶文中，也稱牟宗三之於(yu) 唐君毅“不愧為(wei) 知己”。[4]並且，唐君毅不僅(jin) 在學術思想上與(yu) 牟宗三交流最為(wei) 密切，在生活中也對牟宗三極為(wei) 關(guan) 心。然而，學界雖知雙方過從(cong) 甚密，但兩(liang) 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誼究竟如何，似尚未見有專(zhuan) 門和詳細的考察。本文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的相關(guan) 史料，盡可能詳盡地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一生的交誼，並對足以彰顯其友誼的若幹值得稱道的方麵專(zhuan) 門加以敘述。

唐、牟二人一生的交誼，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曆史階段：一是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二人同在大陸時期；二是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間，唐君毅在香港而牟宗三在台灣；三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由台赴港至1978年2月2日唐君毅去世期間。以下，本文首先盡可能詳考兩(liang) 人在此三階段之內(nei) 的交往，再探討關(guan) 於(yu) 兩(liang) 人友誼值得特別交代的幾個(ge) 方麵，以呈現二位當代儒家哲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誼。

二、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共處大陸時期

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位先生所受高等教育的發源地，均在北京。唐君毅1925年報考北京大學失利，暫時轉入中俄大學；次年再考，方入北大預科。隻不過，唐君毅並未在北大完成其大學學業(ye) 。1927年春，他轉入南京的東(dong) 南大學（後改為(wei) 中央大學）就讀，從(cong) 此似乎再未回過北京。而1927年秋，牟宗三入學北大預科，兩(liang) 年之後升入北大哲學係本科，1933年畢業(ye) 。除了1936年秋冬至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因主編《再生》雜誌而暫住北京之外，牟宗三後來也沒有再回過北京。由此來看，兩(liang) 人就讀大學雖然均始於(yu) 北京，但1927年兩(liang) 人擦肩而過，並未在北京謀麵。

唐、牟二人的初次相識，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但具體(ti) 哪一年，似乎難以確定。蔡仁厚在其《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1939年條下中稱“是年，始與(yu) 知友唐君毅先生晤麵。”[5]而何仁富所編唐君毅《年譜》則將此事係於(yu) 1940年第1條下：“是年某日，唐先生與(yu) 李長之先生相偕拜訪牟宗三先生。唐先生在重慶教育部任特約編輯，牟先生則在曾家岩編《再生》雜誌。二人神交已久，但相見是這一年才開始，此後即常相往還。”[6]但據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牟宗三1940年1月已經赴雲(yun) 南大理，在張君勱（1887-1969）創辦的民族文化書(shu) 院擔任講師。如所記此事無誤，則唐、牟二人的初次見麵，似當在1939年秋季之後與(yu) 1940年之前。因1939年牟宗三先在昆明，秋季始由昆明至重慶，再度主編《再生》雜誌。[7]

對於(yu) 初次見麵，牟宗三1978年2月12日所作“哀悼唐君毅先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回憶：“我於(yu) 抗戰初期，在重慶時，始認識唐先生。當時，他在教育部任特約編輯，我在曾家岩編《再生》雜誌。一日，他與(yu) 李長之先生相偕過訪。此後，常相往還。”[8]這裏不僅(jin) 指出了他們(men) 初次相識的時間和地點，同時也指出他們(men) 在那之後“常相往還”。[9]而之所以能夠“常相往還”，基於(yu) 兩(liang) 人之間的彼此欣賞和肯定，所謂“英雄惜英雄”。對此，本文後麵會(hui) 有專(zhuan) 門的考察，此處不贅。

初次見麵之後，兩(liang) 人在大陸期間過從(cong) 最為(wei) 密切的時光，是1945年秋至1948年秋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又可分為(wei) 1945年秋至1946年春在重慶的中央大學，1946年春至1947年秋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以及1947年秋至1948年秋在無錫的江南大學三個(ge) 階段。

1945年秋初，唐君毅在重慶的中央大學擔任係主任。[10]在他的極力推動之下，牟宗三終於(yu) 得獲聘任，由成都的華西大學轉至重慶的中央大學哲學係任教，開始與(yu) 唐君毅共事。當時，經唐君毅推舉(ju) 並和牟宗三一道聘任至中央大學哲學係的，還有許思園（1907-1974）。[11]

1946年春，中央大學自重慶回遷南京。入秋，牟宗三輪值擔任哲學係係主任。此時，哲學係資深教授方東(dong) 美（1899-1977）因人員聘任事，與(yu) 校方鬧意氣，久不上課。為(wei) 學生的課業(ye) 考慮，許思園等若幹教師商量，分擔了方東(dong) 美的課程。結果，方東(dong) 美以為(wei) 是牟宗三的主意，就此心生嫌隙。1947年秋，在方東(dong) 美的授意下，中大哲學係解除了牟宗三和許思園的聘任。唐君毅雖已不再擔任係主任之職，但據理力爭(zheng) ，仗義(yi) 執言。在無法挽回的情況下，唐君毅辭去中大哲學係的教職，以示與(yu) 牟宗三共進退。在這件事情上，正如後來蔡仁厚所言：“唐先生為(wei) 了‘正是非’，為(wei) 了對朋友作道義(yi) 上的支持，不惜離開母校，實充分地表現了一種情義(yi) 深重的古風。他以‘性情’對‘意氣’，為(wei) 師友風義(yi) 作了一次莊嚴(yan) 的見證。”[12]關(guan) 於(yu) 此事，除了蔡仁厚在《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中有記載之外，當年中大哲學係的學生劉雨濤，作為(wei) 親(qin) 曆和見證者，其回憶可以說是第一手的來源，足資為(wei) 證。[13]

1947年秋，牟宗三被迫離開中央大學之後，轉任南京的金陵大學和無錫的江南大學，往來於(yu) 南京和無錫之間。同時，唐君毅也應江南大學之聘，並擔任教務長。這是唐、牟兩(liang) 位在無錫共處的一段時間。1948年秋，牟宗三應謝幼偉(wei) （1905-1976）之邀，赴浙江大學任教，而唐君毅則按照之前和中央大學的約定，回中央大學任教。根據唐君毅《日記》，1948年7月唐、牟二先生大多時間尚同在無錫江南大學；8月9日，唐君毅送牟宗三赴杭州浙江大學任教並一同拜訪在杭師友。兩(liang) 人由無錫出發，經蘇州、嘉興(xing) 至杭州。8月19日唐君毅離杭至上饒，赴程兆熊（1906-2001）鵝湖書(shu) 院之約。[14]此後二人正式分處南京、杭州，直至1949年4月。而在1948年秋兩(liang) 人開始分處南京和杭州之前，唐君毅和牟宗三仍常相過從(cong) 。僅(jin) 在1948年7月和8月之間，兩(liang) 人便多次相聚。對此，唐君毅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七月

二日，晴，與(yu) 林（宰平）、韓（裕文）及錢賓四先生、宗三等赴太湖一遊。

三日，陰，至宗三兄處與(yu) 林、韓先生等談竟日。

廿四日，晴，與(yu) 蔭渭、宗三二兄談。

八月

二日，晴，與(yu) 楊、牟二兄談。

九日，晴，與(yu) 宗三、佛觀赴蘇州，夜宿張家花園夏令營。

十一日，晴，下午與(yu) 教務組長及宗三、佛觀遊靈岩天平，與(yu) 母親(qin) 一函。

十四日，晴，與(yu) 宗三赴杭州，下午訪熊十力先生，夜宿環湖飯店。

十五日，晴，上午至熊先生處談，夜與(yu) 宗三及謝幼偉(wei) 泛舟西湖。

十六日，晴，與(yu) 宗三同至靈隱寺訪巨讚法師，夜宿其處。[15]

唐、牟任教江南大學期間，關(guan) 於(yu) 應該如何從(cong) 事中國哲學這一問題，還和熊十力（1885-1968）在太湖之上發生了一次曆史性的談話。雖然主要的對話發生在熊十力和牟宗三之間，唐君毅卻也在場並有插話。這番對話被以“湖上一席談”的名字記錄了下來。從(cong) 中可以看到，熊十力和牟宗三各執己見，而唐君毅站在牟宗三的一方。[16]

1949年4月7日，鑒於(yu) 當時動蕩的時局，唐君毅和錢穆（1895-1990）一道由上海乘船赴廣州。而就在行前，唐君毅仍專(zhuan) 門於(yu) 5-6日到杭州和牟宗三相聚。對此，唐君毅的《日記》記載如下：

五日，晴，與(yu) 二妹赴杭，訪宗三，同遊靈隱寺。

六日，晴，上午與(yu) 二妹、宗三遊西湖濱，午後返滬。

七日，陰，與(yu) 錢先生同乘金剛輪赴粵。[17]

牟宗三也是4月離開杭州，由上海乘船至廣州。但具體(ti) 哪一天，目前似無確切記載。[18]在廣州，牟宗三和熊十力、唐君毅等一大批流亡途中的知識人短暫地匯合一處，然後各奔東(dong) 西，有的從(cong) 此天各一方，共同見證了中國社會(hui) 巨大變遷的曆史關(guan) 頭。不過，即便在如此動蕩和短暫的日子裏，唐、牟兩(liang) 位依然保持了緊密的聯係。

根據唐君毅的《日記》，5月4日是他和牟宗三在廣州初次見麵的日子。這天下午，他們(men) 還一起去拜訪了朋友。[19]5月4日、5日、7日、19日、23日以及31日這六天，兩(liang) 人均有見麵。他倆(lia) 不僅(jin) 一道去見了熊十力和其他友人，甚至還互相在對方的棲身之所借宿。無論是白天的聚處，還是晚間的連榻而眠；無論是對於(yu) 個(ge) 體(ti) 自我，還是對於(yu) 家、國、天下，可想而知，雙方必定有過深入的晤談和交流。

四日，晴，上課二時，宗三忽來甚慰，下午與(yu) 彼人城訪王淑陶後同至稚甫處。

五日，晴，上午寄錢與(yu) 母親(qin) 及廷光，並與(yu) 宗三見訪二友，下午返校上課二時。

七日，晴，上午上課一時乃人城，與(yu) 黃良庸、宗三、二妹等同至熊先生處，距廣州市五十裏。

十九日，晴，宗三、稚甫來同至一處吃茶，下午考試。

廿三日，陰，入城訪宗三、稚甫宿其處。

廿七日，晴，宗三來宿此。夜鈔文二時。

卅一日，晴，入城至稚甫處，以宗三明日赴台。[20]

牟宗三具體(ti) 哪一天離開廣州赴台，蔡仁厚的《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並無具體(ti) 時間，隻是說在“夏秋之間”。不過，根據上引唐君毅《日記》“5月31日”條，可知牟宗三由廣州赴台灣是在6月1日。而到了6月7日夜，唐君毅也和其二妹一起，乘船離開廣州赴香港。8月24日至9月9日，唐君毅曾短暫返回廣州。但他9月10日再度赴港之後，便再也沒有回過大陸。從(cong) 此以後，唐君毅便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一道，開始了日後被稱為(wei) “海外新儒家”的人生。

三、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分處港台時期

1949年6月，唐君毅和牟宗三由廣州分赴香港和台灣之後，兩(liang) 人各自開啟了長達十一年分別在港、台兩(liang) 地的生命曆程。1956年8月唐君毅訪台期間，兩(liang) 人得以重逢。除此之外，彼此一直未能謀麵。在此期間，除了著書(shu) 立說，唐君毅絕大部分的心血花在了新亞(ya) 書(shu) 院之上；牟宗三則先在台北的台灣師範大學任教，後於(yu) 1956年轉至台中的東(dong) 海大學。不過，雖然這段時間兩(liang) 人基本不在一起，但一直都有書(shu) 信往來。雙方以各自的方式相互支持，一道繼續從(cong) 事護持和發揚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文化事業(ye) 。

牟宗三致唐君毅信

1956年8月3日，唐君毅第一次訪問台灣，終於(yu) 在分別七年之後，再次和牟宗三在台北見麵。從(cong) 3日起至29日離台返港，唐君毅這次訪問在台灣總共停留了26天的時間。唐君毅到訪之處依序先後為(wei) 台北、金門、淡江、高雄、屏東(dong) 、台南、高雄、日月潭、台中、台北。訪台期間會(hui) 見的人物，除了方東(dong) 美、張其昀（1901-1985）、徐複觀（1903-1982）、陳康（1902-1992）、蔣複璁（1898-1990）、黃建中（1889-1959）、沈剛伯（1896-1977）、程兆熊、李濟（1896-1979）、雷震（1897-1979）、張佛泉（1908-1994）、謝幼偉(wei) 、孔德成（1920-2008）、吳俊升（1901-2000）、殷海光（1919-1969）、吳德耀（1915-1994）、郭廷以（1904-1975）、黃振華（1919-1998）、居浩然（1917-1983）及印順法師（1906-2005）等數十位學界翹楚之外，還有蔣氏父子和陳誠（1898-1965）等政要。而在如此繁忙的四處參訪以及如此密集的多方會(hui) 客之外，唐君毅見麵最多的人還是牟宗三。這裏，我們(men) 將唐君毅《日記》中這段訪台期間與(yu) 牟宗三會(hui) 麵的記錄陳列如下：

三日，晴，乘機飛台，下午五時到，下榻圓山飯店，迎接者甚多，大皆不相識。宗三、複觀亦來，彼等身體(ti) 尚好。

五日，晴，上午至民評社與(yu) 複觀兄訪方東(dong) 美先生及陳康後至宗三兄處，彼已去民評社，乃又返民評社見宗三，與(yu) 宗三同來有人文講會(hui) 學生十數人，大體(ti) 上氣度尚好。與(yu) 宗三、複觀、朱世龍等同談後又至碧潭一遊，下午歸與(yu) 廷光一函。

十一日，晴，上午至師大為(wei) 新亞(ya) 研究所招生口試。赴立法院茶會(hui) ，午赴報業(ye) 公會(hui) 宴，下午參加座談會(hui) ，乃總結性質。繼赴師範大學人文友會(hui) 講演一時半，略講人自身之學問之重要，心性之學，倫(lun) 理之學，知人之學及今日之文化政治問題等。歸於(yu) 青年不應隻批評破壞為(wei) 一炸彈，而當為(wei) 一照明彈，一燈塔。

十三日，晴，上午參觀中央研究院並訪數研究者，中午應劉季洪、吳兆棠宴後訪四川同鄉(xiang) 會(hui) 及內(nei) 政部，四時赴設計考核委員會(hui) 座談會(hui) ，略說數語，五時赴鐵路飯店與(yu) 數人商大陸救災會(hui) ，救濟港澳知識分子。晚赴省府主席宴，再赴民主潮社，有宗三、複觀及自由中國社之雷震等同在。

廿三日，晴，上午雷震、劉泗英先生、夏濤聲、柯樹屏來，繼與(yu) 樹屏至宗三處午飯，見兆熊自山上下至宗三處，午飯後同赴指南宮一遊，歸至旅館閑談。夜共赴鄧文儀(yi) 約晚飯，九時半歸。

廿六日，晴，上午一學生季少齡來，繼赴民評社與(yu) 人文友會(hui) 學生談，中午彼等請吃飯，下午與(yu) 宗三及彼等同至一竹林中論學，夜應方東(dong) 美先生約晚飯，十時返旅社與(yu) 範仲元一函。

廿七日，晴，上午台大哲學係學生江炳倫(lun) 、張尚德、謝文孫來談，繼曾子友來，中午居浩然約午飯，下午睡，夜吳士選約晚飯，十時歸，宗三來談至深夜二時。

廿八日，晴，上午台大學生劉述先、楊漢之來談並訪徐晴嵐、陶佩珍及殷海光，下午至佛觀、宗三處同至烏(wu) 來，夜陳建中請吃飯。歸來新亞(ya) 同學九人、王嶽峰太太、方先生及陶佩珍與(yu) 錢先生等分別來談。王澈為(wei) 我整理行李，並約新亞(ya) 九位同學便飯。

廿九日，晴，晨宗三、方先生及宗三數學生同來旅館送行，八時半至機場，劉泗英先生、過鍾粹、朱世龍、王思曾及人文友會(hui) 之學生數人亦來送行，九時起飛十一時半抵港。[21]

由此可見，即便唐君毅的行程緊湊、活動繁忙，牟宗三除了3日抵台接機以及29日離台送機之外，還與(yu) 唐君毅至少有七次見麵。並且，11日下午，牟宗三還特意邀請唐君毅至師範大學主講人文友會(hui) ，為(wei) 在台北曆時兩(liang) 年整的人文友會(hui) 畫上一個(ge) 完美的句號。[22]27日夜晚，唐君毅在忙碌了一整天、晚上10點返回住處之後，仍與(yu) 來訪的牟宗三相談至淩晨2點。非交誼深厚，難以如此。

返港之後，與(yu) 人談及與(yu) 牟宗三闊別七年之後的這次重逢，唐君毅曾發感慨說：讀牟宗三的文章感覺是“肉身成道”；見到牟宗三本人時，感覺又是“道成肉身”。[23]在給牟宗三的信中，唐君毅也稱讚牟宗三在台灣對年輕人的感召之功，所謂“承送行。盛意至感。弟此行雖在匆忙中，但能與(yu) 兄及諸同學聚談數次，亦屬不易。於(yu) 機上回首台北，思之惘然。觀諸同學氣象，皆頗有向上凝聚之誌，可知兄精神感召，功不唐捐。弟亦當有以自勉，多與(yu) 青年為(wei) 友，以仰體(ti) 古先聖賢之誌。”[24]凡此種種，足見二人過從(cong) 之密、友情之厚。

既然分處港、台兩(liang) 地，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之間的聯係，隻能通過書(shu) 信往來。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間，唐君毅給牟宗三的書(shu) 信至少有76封，牟宗三給唐君毅的書(shu) 信也至少有67封。[25]需要指出的，在現行《唐君毅全集》專(zhuan) 門收錄唐君毅給友人書(shu) 信的第31卷《書(shu) 簡》中，隻收錄了唐君毅給牟宗三的18封書(shu) 信。但是，僅(jin) 從(cong) 唐君毅的《日記》來看，他明確提及的給牟宗三的書(shu) 信，已有57封。如果再算上牟宗三給唐君毅的書(shu) 信中提到的唐君毅曾給他的書(shu) 信，數量更多。這一問題將另文專(zhuan) 門考察，此處不贅。

牟宗三1949年6月孤身一人渡海赴台，並無家眷陪同。兩(liang) 岸隔絕之後，其實已是單身，生活上無人照顧，且未免孤寂。對此，唐君毅雖然與(yu) 其分處港台兩(liang) 地，卻一直牽掛。在1952年2月8日的《日記》中，唐君毅曾有“八日，晴，出外為(wei) 宗三製衣”的記錄，[26]足見對牟宗三日常生活的關(guan) 心。而對於(yu) 牟宗三的婚事，唐君毅更是一直操心。例如，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複觀的信中，唐君毅請徐複觀為(wei) 牟宗三的婚事謀劃。他說：“宗三兄來函，言及其近來心境，精神隻凝聚於(yu) 著書(shu) ，現實生活上太寂寞，有寧醇酒婦人之感。弟甚為(wei) 掛念。其婚事亟須想一辦法，使其精神趨乎順，否則將更趨高亢，社會(hui) 亦更接不上。彼乃天才型人，不易為(wei) 人所了解也。”[27]在1955年8月23日給徐複觀的信中，唐君毅再次請徐複觀助成牟宗三的婚事，所謂“宗三兄之婚事望兄等助其成功。去年錢先生來此時即說其事。弟常在關(guan) 念中。”[28]至於(yu) 1955年12月17日給牟宗三本人的信中，唐君毅甚至邀請牟宗三假期至港散心。他如此寫(xie) 道：“兄心情太寂寞，兄寒假中有暇，弟望兄先來港一遊。來回路費弟處尚有，弟處可住。（在校中講演數次，校中亦可送一點錢，即有一半以上旅費。此間學生亦多為(wei) 仰慕。）如此先把心情散開，則精神上自易長新的生機。不知兄以為(wei) 如何。”[29]其關(guan) 懷之情、周到之意，溢於(yu) 言表。在1957年1月25日給徐複觀的信最後，唐君毅還專(zhuan) 門附言曰：“王貫之太太要想為(wei) 宗三兄介紹其友為(wei) 護士者，弟想宗三兄不必拒絕，彼有函與(yu) 兆熊言此。”[30]至於(yu) 1958年11月13日給徐複觀的信中，唐君毅談及了聽聞牟宗三婚事有著落時的喜悅；該信同時也透露出，甚至其夫人謝廷光也曾一道為(wei) 牟宗三的婚事操心，所謂“宗三兄婚事有期，甚慰。二月前內(nei) 子尚曾寫(xie) 信與(yu) 其台灣同學囑代為(wei) 物色淑女，今既有期，至可慶賀。”[31]而當由徐複觀處聽聞牟宗三婚事已定時，唐君毅1958年11月14日回信徐複觀時又特別表示祝賀，並請錢穆赴台時帶去賀禮，所謂“宗三兄婚禮想已在即，弟等皆不克來致賀。錢先生下月來台，當請其略帶禮物以為(wei) 紀念。”[32]到了1959年初，牟宗三與(yu) 趙惠元結婚，唐君毅又專(zhuan) 門去信祝賀，並言婚後相處之道。[33]凡此種種，都可見唐君毅對牟宗三的婚事一直關(guan) 心。

生活之外，兩(liang) 人在文化事業(ye) 上的相互扶持，更是不因分處兩(liang) 地而有絲(si) 毫減弱。例如，1953年6月8日上午，唐君毅專(zhuan) 門過海至港島，將牟宗三的書(shu) 稿送至亞(ya) 洲書(shu) 店，希望該書(shu) 店能予出版。[34]7月28日，因亞(ya) 洲書(shu) 店不擬出版，唐君毅又專(zhuan) 程將書(shu) 稿取回，並批評亞(ya) 洲書(shu) 店為(wei) “真無出息之書(shu) 店也”。[35]關(guan) 於(yu) 此事，唐君毅在給徐複觀的信中也曾提及，並請徐複觀詢問台灣的世界書(shu) 局，所謂“宗三兄大著，弟曾介至亞(ya) 洲書(shu) 店，因其曾索弟之通俗文去印，故介與(yu) 彼，然彼等終不識貨。通俗者要，專(zhuan) 門者即不要，皆從(cong) 生意著眼。其心可諒。然中國社會(hui) 上人人不讀書(shu) ，則可悲。聞世界書(shu) 局在台頗有意印學術書(shu) ，兄能介紹否？”[36]這部令唐君毅為(wei) 之奔走的著作，應該是1955年最初由高雄的強生出版社出版的《曆史哲學》。唐君毅曾專(zhuan) 門為(wei) 此書(shu) 撰寫(xie) 了介紹文章“中國曆史之哲學的省察——讀牟宗三先生《曆史哲學》書(shu) 後”，[37]發表於(yu) 1955年11月的《人生》。而牟宗三也於(yu) 1956年2月在《民主評論》發表了“關(guan) 於(yu) 曆史哲學：酬答唐君毅先生”，以示感謝與(yu) 切磋之意。

牟宗三先生書(shu) 法（來源：台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

牟宗三曾於(yu) 1954年8月在台北的台灣師範大學發起人文友會(hui) ，[38]曆時兩(liang) 年，至1956年8月因牟宗三秋季轉至台中的東(dong) 海大學任教而中止。人文友會(hui) 草創之時，牟宗三曾將草案寄給唐君毅，征求其意見。[39]唐君毅在香港看到人文友會(hui) 聚會(hui) 的記錄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54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寫(xie) 道：“昨得宗三所發起之人文友會(hui) 數次聚會(hui) 文記錄，覺宗三與(yu) 其學生之問答已有宋明人講學之風，甚善事也。”[40]而前文提及，唐君毅1956年8月訪台期間，百忙之中曾應牟宗三之邀，於(yu) 8月11日主講了最後一次的人文友會(hui) 。這一行為(wei) ，更可以說是唐君毅以親(qin) 身擔任主講的方式，表示了他對牟宗三創立的人文友會(hui) 的最大支持。

以文會(hui) 友，是學人之間最常見的交流方式。在這一點上，唐、牟兩(liang) 人也不例外。除了書(shu) 信往來之外，兩(liang) 人還互贈各自出版和發表的著作，甚至包括像人文友會(hui) 的聚會(hui) 文記錄這樣隻要是形諸文字的東(dong) 西。例如，僅(jin) 在1951年8月和12月，唐君毅便曾有如下閱讀牟宗三著作的記錄：

八月

一日，晴，閱宗三邏輯典範。[41]

十二月

二日，晴，上午閱宗三書(shu) ，下午至母親(qin) 處。

四日，晴，閱宗三國史精神解析。[42]

事實上，唐君毅對牟宗三出版和發表的幾乎所有著作都仔細閱讀，甚至出國訪問期間也曾攜書(shu) 閱讀。這一方麵，後文會(hui) 有專(zhuan) 門的考察。

當然，在這段彼此分處港台兩(liang) 地的歲月中，唐、牟兩(liang) 人在文化事業(ye) 上攜手同行乃至並肩作戰，最佳的例證表現在兩(liang) 件事上。一件是兩(liang) 人共同支持徐複觀創辦的《民主評論》，成為(wei) 該刊最為(wei) 主要的撰稿人；[43]另一件是兩(liang) 人和張君勱與(yu) 徐複觀一道，於(yu) 1958年1月在《民主評論》聯名發表了成為(wei) 現代新儒學綱領性文件的《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關(guan) 於(yu) 後者，學界迄今已有不少的研究。[44]需要指出的是，該宣言的動議來自張君勱，執筆人是唐君毅，而主要的意思來自牟宗三。對此，唐君毅曾在給胡蘭(lan) 成（1906-1981）的信中有清楚扼要的交代。他說：“關(guan) 於(yu) 宣言事乃君勱先生發起，弟初不喜與(yu) 人共列名宣言，乃彼等共推弟起草，故全文實皆弟手筆。唯其中之意見則取於(yu) 牟宗三兄者較多，如論政治科學等處，皆彼之文所嚐論。又成稿後佛觀兄亦有文字上之增改。”[45]作為(wei) 執筆人的唐君毅能夠充分采納牟宗三的意見，也足見他們(men) 兩(liang) 人在思想觀念上的相知與(yu) 相契。

對於(yu) 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來說，文化事業(ye) 與(yu) 職業(ye) 生涯是彼此合一的。因此，唐君毅不僅(jin) 在文化事業(ye) 上和牟宗三相知相契，在職業(ye) 生涯方麵，也一直對牟宗三多有支持。前文提及，1945年唐君毅任中央大學哲學係主任時，曾盡力排除困難，聘請牟宗三至中央大學哲學係與(yu) 其共事。而除此之外，兩(liang) 人分處港台兩(liang) 地期間，唐君毅依然一旦有機會(hui) 便邀請牟宗三與(yu) 其共事。例如，1959年，新亞(ya) 書(shu) 院得到香港政府資助，將與(yu) 崇基、聯合一並組建中文大學。得知消息後，唐君毅立刻去信張君勱，表示希望邀請牟宗三、張君勱和謝幼偉(wei) 前往任教，以擴展新亞(ya) 的哲學係。他在11月5日給張君勱的信中寫(xie) 道：

今年以香港政府原則上同意新亞(ya) 與(yu) 他校聯合設立中文大學，故毅前有計劃擬設法擴展此間之哲學係，望先生及幼偉(wei) 、宗三同來。宗三兄已允明年來此。……私意當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學術，現在新亞(ya) 略具基礎，能聚集若幹大體(ti) 上誌同道合之人，及若幹書(shu) 籍，共同講學，當可為(wei) 後代留下若幹種子。現書(shu) 籍方麵，毅正多方求購買(mai) 若幹絕版之西方哲學書(shu) 。現有者約六七百冊(ce) ，不在香港大學之下。但尚須充實。如宗三及先生能來此，可成一小局麵，亦不必在世界其他大學之下。[46]

嫉賢妒能之輩自然不必論，一般心胸不夠寬廣的學者，即便彼此的價(jia) 值觀並不衝(chong) 突，往往也並不願意水平比自己高或與(yu) 自己不相伯仲的學者與(yu) 自己在一個(ge) 學術單位共事。這種情況，雖長輩對後輩，有時亦不能免；同輩之中，更是常見。而從(cong) 1944年任職中央大學哲學係主任開始，到1959年主持新亞(ya) 書(shu) 院哲學係，隻要一有機會(hui) ，唐君毅便盡力邀請牟宗三到其主事的學術單位任教，與(yu) 其共事，足見其英雄惜英雄的胸襟，絕非一般心胸促狹、小肚雞腸之輩可比。

上引唐君毅給張君勱的信中有“宗三兄已允明年來此”的話，而此前牟宗三在1959年6月2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已有要唐君毅給其發聘書(shu) 之言，所謂“此間已不可留，弟決(jue) 定去港，亦不必說研究休假了。望兄即寄一聘書(shu) 來。”[47]而到了8月4日，新亞(ya) 書(shu) 院正式通過了牟宗三的聘任案。在唐君毅的《日記》中，此事有明確記載。[48]至於(yu) 令牟宗三決(jue) 意赴港的原因，除了他對當時東(dong) 海大學中文係的一眾(zhong) 人等極其不滿之外，[49]作為(wei) 摯友的唐君毅的邀約，不能不是一個(ge) 重要原因。於(yu) 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終於(yu) 離開台灣赴香港任教，能夠像1944至1949年之間在大陸那樣，再次與(yu) 唐君毅常相見麵了。

四、1960年10月至1978年2月：共處香港時期

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達香港，[50]但並未到新亞(ya) 書(shu) 院任教，而是去了香港大學。直到1968年春，他才由港大轉至中文大學的新亞(ya) 書(shu) 院哲學係任教。不過，既然同在香港，牟宗三與(yu) 唐君毅的相處，自然就遠較之前兩(liang) 人分處台港兩(liang) 地更為(wei) 直接和密切了。這段時期他們(men) 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是彼此之間的迎來送往。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達香港時，唐君毅不僅(jin) 親(qin) 自前往迎接，更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一直陪同：17日中午約牟宗三午飯；18日上午與(yu) 牟宗三一道訪問同事；19日與(yu) 牟宗三夜談；20日與(yu) 夜校同仁一道宴請牟宗三；24日與(yu) 牟宗三一道去看房子；28日又為(wei) 牟宗三租屋事與(yu) 房東(dong) 交涉，[51]可謂關(guan) 懷備至。1964年3月28日夜，牟宗三返台灣東(dong) 海大學客座時，唐君毅親(qin) 赴機場送行。[52]1968年7月20日下午，牟宗三再次赴台，唐君毅同樣親(qin) 往機場送行。[53]1974年11月8日，已在香港中文大學和唐君毅一道退休的牟宗三受聘返台，唐君毅仍然親(qin) 赴機場送行。[54]而兩(liang) 人沒有同時在香港的時候，如唐君毅至日本、美國、韓國和歐洲治療眼疾或者講學訪問，以及牟宗三離港赴台期間，雙方均保持通信聯係。

其次，是彼此之間的聚餐晤談。在中國文化的傳(chuan) 統中，一起吃飯是情感聯係最為(wei) 重要的方式之一。餐桌上的相互麵談和溝通，往往是處理事情和解決(jue) 問題最為(wei) 行之有效的方式。對於(yu) 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liang) 位一生的友人來說，這一點也不例外。除了前文提及牟宗三初抵香港的次日唐君毅即宴請之外，1960年10月牟宗三抵港至唐君毅病逝之前，兩(liang) 人彼此見麵至少在百次以上，其中一起聚餐就占了相當的比重。既有唐君毅約請牟宗三，也有牟宗三約請唐君毅。據唐君毅《日記》記載，似乎牟宗三宴請唐君毅的次數更多。[55]還有唐君毅剛剛約請不久，牟宗三又回請的情況。如1962年2月4日舊曆除夕，唐君毅專(zhuan) 門約牟宗三及若幹同事和同學一起過年，[56]同月14日，牟宗三便回請唐君毅一起晚飯。[57]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場合的一些聚餐。例如：1960年11月6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夫婦等人一道至沙田錢穆處午飯；[58]1962年12月31日下午，唐君毅與(yu) 牟宗三夫婦等同至沙田酒家飲茶，晚上又約牟宗三夫婦和程兆熊（1907-2001）一家同慶陽曆除夕；[59]1963年9月18日，唐君毅和牟宗三一道宴請張君勱；[60]1972年5月21日，唐君毅約牟宗三、徐複觀、程兆熊和劉述先一家午飯。[61]而如果說夜晚至家中傾(qing) 談足以說明彼此之間的關(guan) 係緊密，那麽(me) ，這種行為(wei) 在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間經常發生。僅(jin) 據唐君毅的《日記》記載，兩(liang) 人夜晚至對方家中傾(qing) 談的次數，就在數十次以上。[62]

第三，是農(nong) 曆新年之際的相互拜年。農(nong) 曆新年是中國傳(chuan) 統中最為(wei) 重要的節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同在香港的日子裏，兩(liang) 人基本上每年農(nong) 曆除夕和元旦都會(hui) 專(zhuan) 門前往對方家中拜年，甚至一起在除夕之夜共進晚餐。例如，1961年是牟宗三來港之後的第一個(ge) 農(nong) 曆新年，2月14日除夕之夜，唐君毅便約了牟宗三以及幾名學生一起度歲。[63]1962年2月4日農(nong) 曆除夕，唐君毅同樣和牟宗三以及若幹同事、同學一道過除夕。[64]除此之外，1966年1月21日農(nong) 曆元旦，唐君毅中午抽暇到牟宗三及程兆熊處拜年。[65]1969年2月17日農(nong) 曆元旦，唐君毅同樣午後至牟宗三和程兆熊處拜年。[66]1970年2月5日農(nong) 曆除夕，唐君毅還專(zhuan) 門晚上了約了牟宗三和徐複觀等一起晚飯。[67]1972年2月15日農(nong) 曆元旦，唐君毅下午到牟宗三、程兆熊等處拜年。[68]1976年8月11日，唐君毅檢查出癌症；而就在當年2月1日，唐君毅仍然到牟宗三及吳士選處拜年。[69]

唐君毅及夫人謝廷光、女兒(er) 唐安仁（1953.8）

第四，是兩(liang) 家的結伴出遊。對於(yu) 像唐君毅和牟宗三這樣的哲人來說，除了教學之外，書(shu) 齋生活可以說占據了他們(men) 平日大部分的時光。據唐君毅的夫人謝廷光和女兒(er) 唐安仁回憶，唐君毅平時除了讀書(shu) 、思考和寫(xie) 作之外，幾乎沒有什麽(me) 其它愛好，隻是偶爾看看電影，或者到郊外鄉(xiang) 間靜靜地坐著。後一種情況其實是一種思考的狀態，看電影也隻是放鬆身心。但有時候在看電影時，唐君毅也往往走神去思考平素在想的那些問題去了。至於(yu) 牟宗三，除了讀書(shu) 、思考和寫(xie) 作之外，大概隻有下圍棋和散步的愛好了。而即便下圍棋這一愛好，基本上也是為(wei) 了放鬆身心，並沒有真正投入心思。正如餘(yu) 英時在回憶與(yu) 牟宗三對弈時的情形所言：“牟先生在哲學上極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則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隨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為(wei) 了調劑他的哲學思考，所以超越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dong) 坡所說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70]然而，對於(yu) 這樣兩(liang) 位除了在各自的書(shu) 齋之中讀書(shu) 、思考和寫(xie) 作之外幾乎沒有什麽(me) 其它愛好的哲人來說，卻有不時結伴出遊的經曆。例如，1961年11月4日，雖然唐君毅剛剛病愈，仍感疲倦，下午且曾睡眠休息。但夜晚牟宗三來訪，唐君毅仍然與(yu) 牟宗三一道，外出觀看煙花。[71]1963年1月6日，唐君毅與(yu) 牟宗三夫婦、程兆熊、以及王道家人同遊大埔半春園。[72]1963年4月6日，唐君毅夫婦晚上與(yu) 牟宗三夫婦及小孩一同看馬戲。[73]1965年8月29日，唐君毅夫婦又與(yu) 牟宗三、程兆熊二夫婦及小孩沙田畫舫午餐後一道環遊新界。[74]對此類活動，除了交情深厚之外，恐怕很難有其它的原因來解釋了。

第五，是兩(liang) 人共同組織東(dong) 方人文學會(hui) ，繼續在香港推動文化事業(ye) 的建設。前文已經指出，自唐君毅和牟宗三訂交以來，兩(liang) 人一直在文化事業(ye) 上並肩作戰。即便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兩(liang) 人分處港台兩(liang) 地期間，也同樣如此。兩(liang) 人共同堅持為(wei) 《民主評論》等刊物撰稿；牟宗三在台組織人文友會(hui) ，借唐君毅訪台之便邀其為(wei) 人文友會(hui) 演講，作為(wei) 人文友會(hui) 的最後一次主講；尤其是兩(liang) 人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篇現代新儒學綱領性文獻的撰寫(xie) 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都是兩(liang) 人攜手推動文化事業(ye) 的表現。而牟宗三到了香港之後，兩(liang) 人在文化事業(ye) 方麵不僅(jin) 繼續攜手並進，而且合作更為(wei) 密切。例如，唐君毅從(cong) 1961年4月擬創辦東(dong) 方人文學會(hui) 開始，[75]便凡事皆與(yu) 牟宗三協商，將牟宗三作為(wei) 學會(hui) 的聯合創辦人之一。[76]東(dong) 方人文學會(hui) 1961年11月在香港政府注冊(ce) ，中間開過兩(liang) 次籌備會(hui) 議，[77]至1962年8月26日，才宣告正式成立。而宣告東(dong) 方人文學會(hui) 正式成立的場所，就在牟宗三的家中。當時與(yu) 會(hui) 諸人首先對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然後由唐君毅報告了學會(hui) 的籌備經過。[78]在唐君毅的《日記》記載中，該會(hui) 自1962年正式成立一直到1972年的十年間，凡是重要的活動幾乎都是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一道參與(yu) 或主持。例如，1963年9月28日孔子誕辰，人文學會(hui) 首次在大會(hui) 堂舉(ju) 行演講，演講人是牟宗三。[79]1968年7月14日，人文學會(hui) 連同哲學會(hui) 在新亞(ya) 禮堂召開熊十力的追悼會(hui) ，唐君毅報告熊十力生平，牟宗三主講熊十力的為(wei) 學精神。[80]凡此種種，均可見二人在文化事業(ye) 上的同舟共濟。

第六，是牟宗三對病中唐君毅的關(guan) 心和探望。1966年4月，唐君毅檢查出左眼視網膜嚴(yan) 重脫落，醫生建議立即赴美治療。在美期間，唐君毅一麵治療目疾，一麵也參加了多項學術活動。如其4月15日《日記》所載：“十七日動手術，五月一日出院，住伍崇儉(jian) 家。五月十三至哥大Seminar講話，五月廿日又去一次。二十日後曾赴Princeton,Pennsylvania,Washington D.C.,Yale,Boston等處訪問兼一遊，六月十二日去意利諾大學開明代思想會(hui) 。六月十八日赴三藩市，有唐冬明、張龍鐸來共住，六月廿七日去夏威夷，六月卅日赴東(dong) 京，七月六日去京都，七月九日返香港。”[81]可謂席不暇暖。牟宗三應該是知道唐君毅在治療目疾的情況下還是如此忙碌，便專(zhuan) 門去信勸唐君毅靜養(yang) 。1966年6月1日，正在紐約的唐君毅便收到了牟宗三勸其靜養(yang) 的來信。[82]唐君毅治療目疾的手術是成功的，所以他7月9日便返回了香港。但是，大概由於(yu) 過於(yu) 忙碌，沒有很好地節製用眼和休息，唐君毅的目疾7月16日有加重的跡象。而這一天，牟宗三即曾專(zhuan) 門前來探視。[83]1976年8月12日，唐君毅確診肺癌；[84]當月22日由謝廷光陪同，赴台北榮民醫院檢查並治療；9月9日動手術，住院至11月8日，後移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休養(yang) ，至12月5日返回香港。牟宗三是年9月接受台灣教育部客座教授的聘請，11月抵達台北。而就在抵達當月的24日，牟宗三便前往探視。唐夫人謝廷光在當天代筆的日記中這樣寫(xie) 道：“今日買(mai) 來土雞煲湯，黃振華陪著曹慎之、牟宗三、劉孚衝(chong) 等來，毅兄一時興(xing) 趣，說話太多，實有違養(yang) 病之道。”[85]老友相見，自然格外高興(xing) ，彼此說話多，是在所難免的。

1977年4月至1978年7月之間，牟宗三基本上在台灣客座。[86]但他1978年1月28日回港過年，結果適逢2月2日唐君毅在港病逝。兩(liang) 位畢生的老友，在其中一位生命的盡頭，終於(yu) 沒有再分處兩(liang) 地。2月12日，在九龍世界殯儀(yi) 館舉(ju) 行唐君毅大殮儀(yi) 式，由牟宗三報告其生平，為(wei) 兩(liang) 人一生的友誼劃下了句號。

五、彼此的肯定、支持和信任

以上，勾勒和交代了唐、牟兩(liang) 人的交往和友誼在三個(ge) 不同曆史時期的主要表現。接下來，考察兩(liang) 人之間的相互肯定、支持和信任。

首先，是兩(liang) 人之間的相互肯定。相識之初，牟宗三就認為(wei) 唐君毅是“談學問與(yu) 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87]他對唐君毅的第一印象是“藹然溫和，純乎學人之象”。[88]第二次見麵，牟宗三對唐君毅的印象如下：

第二次相見，提到布拉得賴，我說：“我不懂他，亦不懂辯證法的真實意義(yi) 究竟在那裏，若唯物辯證法實不可通，請你給我講一講，簡別一下。”他即約略講了幾句，雖然不多，但我感覺到他講時頗費吞吐之力，我知道這須要有強度的內(nei) 在心力往外噴。我馬上感到他是一個(ge) 哲學的氣質，有玄思的心力。這是我從(cong) 來所未遇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觸的那些師友，談到哲學都是廣度的、外在的、不費力的、隨便說說的，從(cong) 未像他這樣有思辨上的認真的。我從(cong) 此馬上覺得他所發表的文字並不能代表他。他確有理路，亦有理論的思辨力。我並且因著他，始懂得了辯證法的真實意義(yi) 以及其使用的層麵。[89]

同樣的回憶和肯定，在唐君毅去世之後撰寫(xie) 的悼念文章中，牟宗三這樣寫(xie) 道：

我知其精於(yu) 黑格爾哲學。某次，請其略講大義(yi) ，他乃縱談至英國新黑格爾派布拉得萊消融的辯證，覺其玄思深遠，鬱勃而出，我亦因而頓悟辯證之意義(yi) 與(yu) 其可能之理據，並知唐先生確有其深度與(yu) 廣度，非浮泛小慧者所可比。讀哲學，須有慧解，亦須有真性情。唐先生一生忠於(yu) 哲學，忠於(yu) 文化理想，當世無與(yu) 倫(lun) 匹，非性情深厚，慧解秀出者，不能至此。[90]

這裏牟宗三所謂“我亦因而頓悟辯證之意義(yi) 與(yu) 其可能之理據”，是指出自己對於(yu) 黑格爾的了解受到了唐君毅的影響。而在彼此長期的相互交流中，影響是相互的。例如，唐君毅曾說：

餘(yu) 初讀《明儒學案·近溪學案》及《近溪語要》（金陵刻經部刊本），於(yu) 近溪求道之堅苦，即深致歎服崇仰之意。然覺其言如龍蛇夭矯，抓拿不住。又若解纜放船，順風張掉，疑其泛無歸宿，而加以輕忽。後以友人牟宗三先生，於(yu) 《盱壇直詮》（複性書(shu) 院重刊）深加推許。常與(yu) 餘(yu) 談論近溪之意。乃一細讀《盱壇直詮》，漸略識其旨歸所在。[91]

顯然，此處唐君毅是說，自己對於(yu) 羅近溪思想的了解，從(cong) 覺得“抓拿不住”而“加以輕忽”到“漸略識其旨歸”，是受到了牟宗三的影響所致。

1978年2月12日，在九龍世界殯儀(yi) 館舉(ju) 行的唐君毅大殮典禮上，牟宗三向參加典禮者報告了唐君毅的生平，並向唐君毅贈送了這樣的挽聯：

一生誌願純在儒宗，典雅弘通，波瀾壯闊；繼往開來，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於(yu) 新亞(ya) ，仁至義(yi) 盡，心力瘁傷(shang) ；通體(ti) 達用，性情事業(ye) 留人間。[92]

這副挽聯不僅(jin) 是對唐君毅一生的描述，更是對他的肯定。不過，最能充分體(ti) 現牟宗三對唐君毅的高度肯定的，應該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這一稱呼。

唐君毅過世之後的第十天，牟宗三撰寫(xie) 了“哀悼唐君毅先生”一文。這篇文章表現了牟宗三對唐君毅最為(wei) 充分和完整的評價(jia) 和肯定。其中，牟宗三將唐君毅稱為(wei) “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他說：

唐先生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頓、愛因斯坦之為(wei) 科學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圖、康德之為(wei) 哲學宇宙中之巨人。吾這裏所謂“文化意識宇宙”與(yu) 普通所謂“文化界”不同，文化意識不同於(yu) 文化。這一個(ge) 文化意識宇宙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之所獨辟與(yu) 獨顯。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質損益，經過孔、孟內(nei) 聖外王成德之教，而開辟出。此後中國曆史之發展，盡管有許多曲折，無能外此範宇，宋明儒是此宇宙中之巨人，顧、黃、王亦是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不是此宇宙之開辟者，乃是此宇宙之繼承與(yu) 弘揚者。沒有科學傳(chuan) 統，不能有牛頓與(yu) 愛因斯坦之為(wei) 科學宇宙中之巨人；沒有希臘哲學傳(chuan) 統，不能有柏拉圖與(yu) 康德之為(wei) 哲學宇宙中之巨人。同樣，沒有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亦不能有唐先生之為(wei) 此時代所須要弘揚之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之繼承而弘揚此文化意識之內(nei) 蘊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頂上去，而存在地繼承而弘揚之。“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其於(yu) 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yu) 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吾再重述此數語以為(wei) 唐先生生命格範之寫(xie) 照。他是盡了此時代之使命。[93]

唐先生可以作事，亦有作事之興(xing) 趣。但是他之作事不是政務官之做事，亦不是事務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而乃是立於(yu) 文化意識之立場來作事。他之參與(yu) 新亞(ya) 校政以及承擔了新亞(ya) 後期之痛苦奮鬥與(yu) 悲劇結束，皆是以文化意識之弘揚為(wei) 背景。參與(yu) 新亞(ya) 校政者多矣，不必皆有此文化意識，即或有之，亦不必能如唐先生之真切與(yu) 充其極。故到後來，幾等於(yu) 隻唐先生一人承當了這痛苦的奮鬥與(yu) 悲劇的結束。痛苦之所以為(wei) 痛苦，悲劇之所以為(wei) 悲劇，即在一般人之立場與(yu) 唐先生之文化意識有距離，甚至可以說有衝(chong) 突。……一般人之立場大抵皆是事便、利便、智巧、恩怨之立場，很少有能忠於(yu) 原則、忠於(yu) 理想者。唐先生身處此種衝(chong) 突中，其奮鬥之痛苦可想而知，其為(wei) 悲劇之結束亦可想而知。唐先生可以作事，而其作事竟陷於(yu) 此種局麵，此亦可說在如此之現實中是注定的。蓋他本不是事業(ye) 宇宙中之巨人，而隻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94]

唐先生之文化意識可以表現而為(wei) 新亞(ya) 事業(ye) ，但不等於(yu) 新亞(ya) 事業(ye) 。此一意識可以在新亞(ya) 表現，亦可以在別處表現，亦可以其他方式表現。他之對新亞(ya) 一往情深，隻是忠於(yu) 原則，忠於(yu) 理想。若客觀言之，問值得不值得，這不是唐先生所顧及的。他之不考慮此值得不值得，而承當此痛苦與(yu) 悲劇，正反映其文化意識之強烈。他在痛苦的奮鬥中耗損了其有限的生命，然而其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身份卻永垂於(yu) 不朽。[95]

有人認為(wei) ，牟宗三將唐君毅稱為(wei) “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而不是“哲學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並不是一種最高的評價(jia) 和肯定，甚至隱含著對唐君毅的相對貶低。這種揣度是毫無根據且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對於(yu) 應當如何理解“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與(yu) “哲學意識宇宙之巨人”乃至其它種種意識宇宙中之巨人相較，何者為(wei) 高何者為(wei) 低？牟宗三本人便有明確的說明。就在“哀悼唐君毅先生”這篇文章中，牟宗三在上引文字之後立刻又說道：

我前文說他不是事業(ye) 宇宙中的巨人；他作事不是政務官之作事，亦不是事務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他無汗馬功勞，亦無經國大業(ye) 。他亦不是什麽(me) 專(zhuan) 家，他更不是所謂名流。如是，銷用歸體(ti) ，他卻正是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他的一生可以說純以繼承而弘揚此文化意識之傳(chuan) 統為(wei) 職誌；他在適應時代而對治時代中張大了此文化意識宇宙之幅度，並充實了此文化意識宇宙之內(nei) 容。他之博通西方哲學，並時以哲學思考方式出之，隻是為(wei) 的“適應時代，輔成其文化意識，引人深廣地悟入此宇宙”之設教的方便。因此，若專(zhuan) 狹地言之，或以西方哲學尺度衡量之，他可能不是一個(ge) 很好的西方式的哲學家，雖然他有很深遠的哲學性的玄思（此哲學性的玄思發自其文化意識宇宙中之慧解並消融於(yu) 此慧解）；因此，他不是哲學宇宙中的巨人，如柏拉圖與(yu) 康德等，他越過了哲學宇宙而進至了文化意識之宇宙，他成了此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中國人沒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學家不可。中國式的哲學家要必以文化意識宇宙為(wei) 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盡性知命的成德之教在層次上是高過科學宇宙、哲學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卻涵蓋而善成並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唐先生這個(ge) 意識特別強。吾與(yu) 之相處數十年，知之甚深。吾有責任將他的生命格範彰顯出來，以昭告於(yu) 世人。故吾人於(yu) 哀悼其有限生命之銷盡之餘(yu) ，理應默念而正視其文化意識宇宙中巨人之身份。[96]

這裏，對於(yu) “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的含義(yi) ，以及它“高過科學宇宙、哲學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以及“卻涵蓋而善成並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牟宗三說得非常清楚。不過，為(wei) 了避免誤解，牟宗三在1979年5月又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篇“‘文化意識宇宙’一詞之釋義(yi) ”，發表於(yu) 《鵝湖月刊》，特別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和澄清，也可以說是重申了他在“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對於(yu) “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一詞的界定。由其所言，我們(men) 可以看到，“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一語，可謂牟宗三對唐君毅至高無上的評價(jia) 和肯定。這一點，牟宗三在後來唐君毅逝世十周年所做的講辭中，[97]以及1991年為(wei) 台灣學生書(shu) 局出版的《唐君毅全集》所做的“序”中，都有反複的申說。

同樣，較之牟宗三對唐君毅的高度肯定，唐君毅對牟宗三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並且，唐君毅對牟宗三的肯定不僅(jin) 更為(wei) 具體(ti) ，而且在不同的情況下有著不同的表現。

前文提及，唐君毅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複觀的信中稱牟宗三為(wei) “天才型人”。另外，他在給徐複觀的信中，不僅(jin) 稱讚牟宗三和徐複觀都是“真人”，所謂“人皆有毛病，但真則病疾皆可見。熊先生歐陽先生之長處在真，兄與(yu) 宗三兄亦是真也。”[98]更是肯定牟宗三特別擅長傳(chuan) 統中國學人所欠缺的概念思考，所謂“中國舊式學人，罕能做概念式之思維。弟之本性，亦不適此，乃勉強學之，以矯其所偏。宗三更長於(yu) 此。”[99]唐君毅的這一肯定，在他的《日記》中也曾有明確的記載。例如，在1971年1月18日這天的日記中，唐君毅曾對幾位親(qin) 密友人各自的長處做過如下的描述：

兆熊論花卉草木田園之文可親(qin) ，胡蘭(lan) 成論中國民間生活之文可喜，宗三論義(yi) 理之文能斬截，複觀論世風之文能疏通，皆非我所及也。然我之為(wei) 文無定體(ti) ，唯依義(yi) 以為(wei) 體(ti) ，亦能知不同文體(ti) 之各有其用。唯才力不足盡各體(ti) 之文之用耳。[100]

這裏所謂“宗三論義(yi) 理之文能斬截”的話，是特別指出牟宗三擅長概念性的哲學思考和文字表達。這顯然是唐君毅對於(yu) 牟宗三的肯定。此外，唐君毅在與(yu) 他人討論學術問題時，常引牟宗三之見為(wei) 同道和援軍(jun) 。如與(yu) 勞思光論宗教，所謂“宗三先生所謂之祭皆所以通神明之道，亦充達吾人之仁心，以澈幽明，而無所不至其極之道也！”[101]再如，1961年11月7日與(yu) 胡蘭(lan) 成論中國君主製，所謂“中國過去君主製下之罪孽，昔王船山及今之友人牟宗三兄均論之甚痛切。”[102]凡此種種，亦足見其對牟宗三的肯定。

還有一例，來自親(qin) 曆者的觀察。20世紀50年代曾經在新亞(ya) 書(shu) 院選修過唐君毅課程的餘(yu) 英時回憶說：“最初我並不知有牟先生其人，第一次聽到他的姓名來自唐君毅師的講演。唐先生推崇他是中國唯心論哲學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後來在唐先生的論著中，我更進一步了解到他們(men) 同出自熊十力大師門下，思想上契合無間。這樣我才開始讀牟先生的作品。他除了是《民主評論》的一位基本作者之外，香港的《人生雜誌》和《祖國周刊》也常常有他的文章。他有關(guan) 中國文化和人文主義(yi) 之類的文字，頗能與(yu) 唐先生《中國文化之精神價(jia) 值》及《人文精神之重建》互相印證。”[103]從(cong) 這裏餘(yu) 英時的回憶來看，既可見唐君毅對於(yu) 牟宗三的高度肯定，亦可見兩(liang) 人之間的高度契合。

其次，是兩(liang) 人之間的相互支持。前文提及，就任中央大學哲學係主任之後，唐君毅所做的一件重要人事安排，便是克服種種阻力，以高於(yu) 自己的薪資聘請牟宗三前來任教。[104]而當牟宗三遭受不公正對待，無法續聘時，唐君毅又與(yu) 其共進退，可謂義(yi) 薄雲(yun) 天、肝膽相照。事實上，在此之前，牟宗三承擔華西大學的教職，作為(wei) 其“獨立教書(shu) 之始”，也是得自於(yu) 唐君毅的推薦。對此，牟宗三本人在“熊十力先生追念會(hui) 講話”中回憶道：“正好那時唐先生回到中央大學教書(shu) ，他介紹我到成都華西大學當講師，我便去了，這是我獨立教書(shu) 之始。”[105]牟宗三1968年由香港大學轉至中文大學，也是在唐君毅的極力斡旋之下達成的。唐君毅曾為(wei) 此事專(zhuan) 門請陳榮捷（1901-1994）致函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1912-1991），推介牟宗三。[106]這幾件事，足見唐君毅對牟宗三的支持。

還有一件事情，也頗能反映唐君毅對牟宗三的支持。唐君毅在世時，和日本與(yu) 歐美學人多有學術交流，在海外中國哲學界的知名度也相對更大。因此，他常常收到海外學界的邀請。1962年，日本學者和崎博夫代表其主持的學會(hui) 欲邀請唐君毅、牟宗三兩(liang) 位訪日。在1962年10月10日致和崎博夫的信中，唐君毅則建議首先邀請牟宗三。他說：“宗三先生未嚐訪候貴國，此次如有機緣，弟甚盼彼能前來，藉茲(zi) 交換意見。弟則來日方長，另圖良晤，不必期在今秋也。”[107]無論此事最終結果如何，唐君毅的這一行為(wei) ，既顯示了他為(wei) 人的君子之風，[108]也是他一貫支持牟宗三的表現。

至於(yu) 牟宗三對唐君毅的支持，我們(men) 僅(jin) 舉(ju) 三例。1958年1月19日，唐君毅給謝幼偉(wei) 的信中寫(xie) 道：“弟年來之所用心，則在本天心超越而兼內(nei) 在於(yu) 人心之義(yi) 以論人之宗教性的祭祀之必須，兼以祖宗與(yu) 聖賢為(wei) 對象，而主複興(xing) 中國之三祭，即祭天地、祖宗與(yu) 聖賢之禮（此點頗為(wei) 宗三兄所同意，而世人多以為(wei) 遷闊者）。”[109]這裏，唐君毅特別用括號標出，他複興(xing) “三祭”的主張“世人多以為(wei) 遷闊”，卻得到了牟宗三的讚同。這種在價(jia) 值、思想上的同道，對於(yu) 像唐、牟這樣的學人來說，顯然是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1969年8月13日這天的《日記》中，唐君毅寫(xie) 道：“十三日，晴，到校中辦公，並勸宗三兄任新亞(ya) 哲係主任。”[110]從(cong) 這裏的“勸”字可見，首先，唐君毅並非此日才有希望牟宗三擔任係主任的打算。在此之前，他必定和牟宗三說起過此事。其次，牟宗三最初是未必願意承擔這一工作的。但是，根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他1969年起擔任了哲學係主任一職，直至1974年7月在任上與(yu) 唐君毅一道退休。牟宗三平生不像唐君毅那樣有承擔事務性工作的熱忱，所以極少承擔行政方麵的工作。但是，當唐君毅表示希望他承擔中文大學哲學係主任之職時，牟宗三是接受的。這足以視為(wei) 牟宗三對唐君毅的支持。

第三個(ge) 例子是，1972年6月，牟宗三赴會(hui) 夏威夷之後經台北返港。在台北短暫停留期間，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和哲學研究所所長謝幼偉(wei) ，專(zhuan) 程前往牟宗三的下榻處，送上華岡(gang)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的聘書(shu) ，請其退休後返台任教。[111]因此，1974年7月牟宗三從(cong) 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之後，10月即返回台灣，至文化大學任教，並在台灣各地高校巡回講學。[112]然而，1975年4月18日，早已獨立於(yu) 中文大學之外的新亞(ya) 研究所決(jue) 定聘請牟宗三等擔任專(zhuan) 任研究教授。[113]在這種情況下，牟宗三旋即返回香港，至新亞(ya) 研究所任職。[114]這一舉(ju) 動，顯然也是對唐君毅的支持。

其三，是兩(liang) 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唐君毅對於(yu) 牟宗三的信任，可舉(ju) 兩(liang) 例。1959年5月23日，唐君毅在給徐複觀的信中談及自己《哲學概論》一書(shu) 的審查事時，特意舉(ju) 薦牟宗三。他說：“弟之《哲學概論》稿二月前寫(xie) 完，已交孟氏會(hui) ，聞彼等近已請謝幼偉(wei) 審查。弟原意是最好由宗三兄為(wei) 審閱，但亦不便自薦審查人。如宗三兄有暇，可否函幼偉(wei) ，請其寄與(yu) 宗三兄一閱。此雖是教課參考性質之書(shu) ，但牽涉亦廣，尤以對西方知識論方麵，宗三兄為(wei) 一閱，可減少謬誤。”[115]在此信中，唐君毅認為(wei) 書(shu) 稿經牟宗三審閱，可減少錯誤，足見他對牟宗三的推重和信任。

另一例是唐母在大陸去世的消息傳(chuan) 到唐君毅家中時，他們(men) 夫婦的反應和應對方式。1964年2月27日晚，唐君毅二妹唐至中自蘇州來電報至唐君毅家中，告知其母過世。當時的情況，在唐夫人接下來幾日因唐君毅居喪(sang) 而代筆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得電報，知阿婆已於(yu) 二月廿六日即甲辰年元月十四日病逝蘇州，時毅兄不在家，我與(yu) 安兒(er) 驚惶失措，電話通知牟宗三先生及鄭力為(wei) 同學，他們(men) 瞬間即來，我請鄭君往接毅兄，並囑暫勿言母逝消息，隻言家中有事請早回家，但毅兄已知乃不幸之事也。鄭君言：“先生全身戰栗，幾不能行動。”鄭君攙扶歸來，毅兄支撐不住，仆倒地上。見牟先生在即頻頻呼叫：“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見母親(qin) 。”至情至性。此時牟先生亦無言相慰。夜既深，牟先生與(yu) 力為(wei) 同學離去。[116]

在唐夫人這裏的記錄和描述中，她遽聞噩耗的第一反應，是打電話給牟宗三；事母至孝的唐君毅聽聞噩耗時的哭訴對象不是別人，也是牟宗三。若非平素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感情至深，在唐君毅的眾(zhong) 多友人之中，唐夫人不會(hui) 在第一時間隻打電話給牟宗三一人；牟宗三也不會(hui) 立即趕至唐君毅家中；而唐君毅在無比痛心之餘(yu) ，也不會(hui) 向牟宗三如此哭訴。僅(jin) 此一例，已足見唐君毅夫婦對於(yu) 牟宗三發自內(nei) 心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如果沒有唐、牟兩(liang) 人之間長久的深厚感情為(wei) 基礎，是難以建立的。

1991.8.25，香港牟宗三先生寓所，牟先生與(yu) 參加“宋明儒學與(yu) 佛老學術會(hui) 議”之港台學者閑話家常。

至於(yu) 牟宗三對於(yu) 唐君毅的信任，最為(wei) 鮮明的反映，是牟宗三毫無保留地向唐君毅袒露和剖析自己的內(nei) 心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在倍感生命虛無、情感沒有寄托的時候。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十足的信任，牟宗三難以如此。而對於(yu) 牟宗三的傾(qing) 訴，唐君毅每每都能夠報之以同情的理解和共鳴。關(guan) 於(yu) 這一方麵，鑒於(yu) 我之前在相關(guan) 的研究中有過專(zhuan) 門的考察，[117]此處就不再複述了。

需要指出，肯定、支持和信任這三個(ge) 方麵的分別，隻是相對而言。事實上，這三方麵是彼此滲透、交織在一起而無法截然區分的。換言之，三者不過是深厚且牢固的友誼這一種東(dong) 西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表現而已。

六、著作的相互閱讀和欣賞

純粹學人彼此之間的肯定和欣賞，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表現和方式，恐怕莫過於(yu) 相互深入閱讀對方的著作。這當然也是彼此之間友誼的反映。就此而言，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位哲人也並不例外。

隨著對於(yu) 現代新儒學研究的推進，尤其是一些曾經親(qin) 炙過唐君毅、牟宗三和徐複觀等前輩學人的學者的研究，讓我們(men) 在對前輩學人之間如何相互閱讀和欣賞對方著作這一問題能有充分了解之前，先對前輩學人之間的若幹差異和相互批評有所認識。不過，在我看來，了解前輩學人之間的差異和相互批評，對於(yu) 較為(wei) 完整和深入地認識現代新儒學當然是有益的；但與(yu) 此同時，也需要充分了解他們(men) 之間畢生誌同道合的具體(ti) 表現，或者說他們(men) 之間的友誼究竟具體(ti) 表現在哪些地方。如果對此不能有具體(ti) 和詳實的了解，對於(yu) 現代新儒學的認識，顯然也不能說是充分的。正如本文開篇所說，我之所以要特別對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一生的友誼進行專(zhuan) 題研究，正是由於(yu) 以往對此並無專(zhuan) 門的考察。而這一部分對於(yu) 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相互閱讀和欣賞對方著作的探究，自然也是這一專(zhuan) 題研究的必要組成部分。

首先，讓我們(men) 來看看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閱讀和欣賞。由於(yu) 唐君毅有記日記的習(xi) 慣，他對牟宗三著作的閱讀，包括什麽(me) 時間讀過牟宗三的哪些著作，在其現存的《日記》中都有記錄。這裏我要著重考察的，是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賞。

唐君毅不止一次表示過對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賞。例如，1958年1月19日，在給謝幼偉(wei) 的信中，對於(yu) 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判》和《曆史哲學》，尤其是前者，唐君毅就表達了自己如下的看法。他說：

弟對宗三兄之《認識心批判》一書(shu) ，認為(wei) 真足以扭轉羅素至邏輯實證論以下之西方哲學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義(yi) ，亦重開由純粹理性至實踐理性之門。對其《曆史哲學》一書(shu) 所提之主體(ti) 自由之三態與(yu) 三種精神，亦甚佩服。[118]

這裏，“足以扭轉羅素至邏輯實證論以下之西方哲學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義(yi) ”以及“重開由純粹理性至實踐理性之門”，顯然是極高的評價(jia) 。

而在1968年10月6-8日，唐君毅再次閱讀了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判》，表達了對該書(shu) 的極大肯定。他在10月6日的《日記》中說：“重閱宗三兄之認識心批判一書(shu) ，以核證吾所寫(xie) 之哲學筆記之思想方向之同異出入。”[119]到了10月8日，一向習(xi) 慣於(yu) 隻寫(xie) 寥寥數語的唐君毅，卻在《日記》中寫(xie) 下了一長段對於(yu) 《認識心之批判》的評價(jia) 和感想，認為(wei) 該書(shu) 超過了康德和羅素。他說：

此書(shu) 確為(wei) 超過康德羅素之大著作，我前讀之已忘，今重閱一道，覺於(yu) 其義(yi) 皆無阻隔，亦皆可極成，其所據之地位極高，故皆由上而下以陳義(yi) ，故解人雖不易，然更能自挺立。我之所思所論，則皆由下而上，故繞灣太多，如環山而行，須曆長途方至於(yu) 頂，亦意在使學者之逶迤而上。然語難盡意，亦可使人作歧想，此其所短也。[120]

至於(yu) 唐君毅對牟宗三《曆史哲學》一書(shu) 的態度，尤其是將其和徐複觀對於(yu) 該書(shu) 的看法相對照的話，更能體(ti) 現出唐君毅對於(yu) 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賞。前文提及，唐君毅1953年曾在香港試圖為(wei) 牟宗三的《曆史哲學》書(shu) 稿尋求出版社，但未被香港的亞(ya) 洲出版社接受。事實上，此書(shu) 最初在台灣也麵臨(lin) 無法找到願意接受的出版社這一問題。對此，徐複觀在1953年8月11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宗三兄之著作無法發表，一為(wei) 時代風氣問題，一為(wei) 個(ge) 人著作之態度問題。古人及近代大哲，一書(shu) 之成，皆鉗錘百煉。宗三兄有關(guan) 中國曆史精神之著作，其中確有精意。然通體(ti) 看來，隻能算是初稿。在台北，彼以此稿示相熟之朋友，無一人讚成為(wei) 完成之著作者，又何怪書(shu) 店乎？[121]

1955年7月14日，在《曆史哲學》剛剛出版之際，牟宗三曾在給徐複觀的信中附帶請其為(wei) 《曆史哲學》“作一書(shu) 評”。[122]但從(cong) 上引1953年徐複觀給唐君毅的這封書(shu) 信可見，徐複觀對該書(shu) 是不以為(wei) 然的。因此，徐複觀後來也沒有為(wei) 此書(shu) 撰寫(xie) 書(shu) 評。與(yu) 此不同的是，唐君毅不僅(jin) 一再為(wei) 書(shu) 稿介紹出版社，在該書(shu) 出版後，又撰寫(xie) 長篇書(shu) 評“中國曆史之哲學的省察：讀牟宗三先生的《曆史哲學》”，對此書(shu) 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介。唐、徐兩(liang) 人對待牟宗三《曆史哲學》的不同態度，也許是由於(yu) 徐複觀原本不喜歡抽象的哲學著作。但無論如何，唐君毅對於(yu) 牟宗三此書(shu) 的推重，是顯而易見的。也正因此，他才會(hui) 批評那些沒有接受牟宗三著作的出版社為(wei) “不識貨”、“沒出息”。

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重視，還表現在他即使到海外訪問期間，亦曾攜牟宗三的著作閱讀。1969年6月14日至7月28日，唐君毅在夏威夷參加東(dong) 西哲學家會(hui) 議。會(hui) 議期間的19至21日，唐君毅閱讀完了牟宗三的《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一書(shu) 。在6月21日閱畢該書(shu) 所寫(xie) 的《日記》中，唐君毅雖然認為(wei) 牟宗三論宋明儒學與(yu) 自己的看法“多有所出入”，但首先還是對牟宗三的著作做出了肯定，稱其“為(wei) 一大創作，有極精新處”。[123]

至於(yu) 牟宗三對唐君毅著作的肯定，由以下數例也足可見。1950年3月，唐君毅在《民主評論》一卷十九期發表“人類宗教意識之本性及其諸形態”一文，同年5月又在《理想與(yu) 文化》第九期發表“述本刊之精神兼論人類文化之前途”一文。[124]對此兩(liang) 文，牟宗三在1950年5月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有如此稱讚，所謂“兄兩(liang) 文皆近代佳作，論宗教一文尤見大慧。第六段論宗教意識之發展，所言理境，為(wei) 前人所未開辟，甚可貴也。”[125]1954年1月，唐君毅在《民主評論》五卷第一、二期連載“人類精神之行程”一文。[126]牟宗三則在1954年1月16日給唐君毅的信中，稱讚該文為(wei) “千門萬(wan) 戶，一時俱活。”[127]而唐君毅的《人生之體(ti) 驗》和《人生之體(ti) 驗續編》，牟宗三也都表示稱讚。對於(yu) 前者，牟宗三在1956年4月29日致唐君毅的信中稱“重讀一遍，尤覺親(qin) 切。自我生長之途程最佳。每囑當年會(hui) 友細讀，令作悟道之門。”[128]對於(yu) 後者，則認為(wei) 自己無法寫(xie) 出，所謂“滴滴在心頭，而愧弗能道。”[129]

1953年，唐君毅在正中書(shu) 局出版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jia) 值》一書(shu) 。而牟宗三則在出版於(yu) 1953年7月21日的《人生雜誌》第5卷第8期，專(zhuan) 門發表了“介紹《中國文化之精神價(jia) 值》”一文。該文不僅(jin) 介紹了《中國文化之精神價(jia) 值》各章的要義(yi) ，並對該書(shu) 的貢獻做出了高度的肯定。他不僅(jin) 在文章開篇第一句即指出，“民國以來，對於(yu) 中國文化作反省的了解者，無過於(yu) 此書(shu) 。”[130]更是稱讚該書(shu) “妙義(yi) 絡繹，美不勝收。其義(yi) 理之熟，智慧之圓，幾鮮有倫(lun) 匹。”[131]

在唐君毅去世時所作的“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有這樣的回憶：

時唐先生與(yu) 周輔成先生共辦《理想與(yu) 文化》雜誌，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shu) 即在此雜誌發表者，此為(wei) 唐先生在國家之艱困與(yu) 時風之衰敝中發正大之音的初聲。我當時則正完成《邏輯典範》一書(shu) ，並即著手醞釀《認識心之批判》。我極欣賞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超拔之勁力與(yu) 惻怛之襟懷，而唐先生亦謬許我對於(yu) 邏輯之理解不同於(yu) 時流。[132]

這裏所謂“超拔之勁力與(yu) 惻怛之襟懷”，顯然是對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shu) 極高的稱讚。

當然，對於(yu) 對方的著作，兩(liang) 人之間也並不是隻有讚同。如1972年10月20日，唐君毅再讀牟宗三的《心體(ti) 與(yu) 性體(ti) 》時，在《日記》中寫(xie) 下了這樣的話：“其書(shu) 乃一家言，與(yu) 宋明儒者之本旨或不相應。”[133]牟宗三也曾認為(wei) ，唐君毅後來在新亞(ya) 書(shu) 院的事業(ye) 上耗費過多心力，不免影響他的學術工作。例如，牟宗三1966年3月15日給徐複觀的信中說：“君毅兄博學，大體(ti) 是三四十歲讀成的，近來他亦很難再仔細讀書(shu) 了。故多恍惚、不切、亦有未入處。浪費在新亞(ya) 裏麵，似亦不甚值得。”[134]

不過，彼此看法不同，[135]在學者之間本是常事，並不能由此否定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間對於(yu) 對方著作的欣賞。從(cong) 唐君毅一生不斷閱讀牟宗三的著作來看，他對牟宗三著作的欣賞和肯定顯然是主要的。同樣，牟宗三也始終認為(wei) 唐君毅的著作“有會(hui) 通之識，此不可及”。[136]唐君毅辭世之際，其治喪(sang) 委員會(hui) 所撰悼詞，經牟宗三潤色而成，文中所謂“先生之學，體(ti) 大思精；長於(yu) 辨析，善於(yu) 綜攝，馳騁於(yu) 東(dong) 西哲學之中，而一歸於(yu) 中國聖賢義(yi) 理之學。其著作奧衍浩瀚，馳鶩八極”，[137]顯然也可以說是牟宗三對唐君毅著作的最終評價(jia) 。總之，那些在學術觀點上彼此看法的不同，較之兩(liang) 人之間一生的友誼而言，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138]

並且，兩(liang) 人之間由於(yu) 關(guan) 係密切，彼此都能夠在第一時間得知對方在學術研究方麵的最新進展。這樣一來，一方的學術進展，對於(yu) 另一方的學術工作來說，未嚐不會(hui) 產(chan) 生一種正麵的激勵作用。由於(yu) 一心專(zhuan) 注於(yu) 學術工作，基本上沒有行政事務纏身，牟宗三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著述不斷，尤其是《才性與(yu) 玄理》（1963）、《心體(ti) 與(yu) 性體(ti) 》（1968-1969）和《佛性與(yu) 般若》（1977）這三套關(guan) 於(yu) 儒、釋、道三家的專(zhuan) 精之作，以及《智的直覺與(yu) 中國哲學》（1971）和《現象與(yu) 物自身》（1975）這兩(liang) 部融會(hui) 中西哲學的詮釋與(yu) 建構之作，都不能不對唐君毅產(chan) 生促動的作用。

事實上，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1966）、《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1968）、《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1973）以及《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1975），也正是這段時期出版的。至於(yu) 《生命存在與(yu) 心靈境界》（1977），更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兩(liang) 年完成的。在“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認為(wei) 唐君毅六冊(ce) 《原論》的寫(xie) 作稍欠從(cong) 容，所謂“夫人之精神有限，若此等諸大作須費七八年之時間始能寫(xie) 得成，則待退休後，從(cong) 容為(wei) 之，所成必更精純。今同時進行，稍失從(cong) 容之旨。一失從(cong) 容，便涉逞急。”[139]更多地是為(wei) 之惋惜，而不應理解為(wei) 批評。

無論如何，唐君毅能夠在“全副精神注於(yu) 新亞(ya) ，仁至義(yi) 盡，心力瘁傷(shang) ”（牟宗三挽聯語）的同時，仍能夠寫(xie) 出六冊(ce) 《原論》和兩(liang) 冊(ce) 《生命存在與(yu) 心靈境界》，畢生摯友牟宗三率先出版的一係列裏程碑式的著作，恐怕不能不是一個(ge) 重要的促動因素。正是因為(wei) 兩(liang) 人對於(yu) 對方的著作都極為(wei) 欣賞和重視，也都認真閱讀，才會(hui) 形成這樣一種相互促進的局麵。而這種在著書(shu) 立說方麵值得稱道的相互促進，不也正是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liang) 位彼此相知的純粹學人之間畢生友誼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和重要表現嗎？

七、結語

通過以上的考察，對於(yu) 讀者來說，如果開篇提到的牟宗三所言“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謝廷光的評論“不愧為(wei) 知己”不再是簡單和抽象的兩(liang) 句話，而是具有了豐(feng) 富且清晰的內(nei) 涵；或者說，唐君毅和牟宗三兩(liang) 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誼究竟如何，不再是一個(ge) 恍兮惚兮的問題，而在時空與(yu) 經驗之流中經由一係列的情境和事件獲得了具體(ti) 的揭示和展現，那麽(me) ，本文為(wei) 自己設定的目標便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當然，這個(ge) 目標與(yu) 其說是要“證成”牟宗三的“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謝廷光所謂“不愧為(wei) 知己”，不如說是要盡可能“呈現”唐、牟兩(liang) 人一生交往和友誼的豐(feng) 富且清晰的內(nei) 涵。就後者而言，詳考唐、牟兩(liang) 人一生交往和友誼的林林總總，便不隻是為(wei) 了“證成”“相知”、“知己”這一觀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本身便是本文作為(wei) 一項曆史研究所要追求實現的目標。不過，在完成了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一生的交誼這一工作之餘(yu) ，在本文結束的部分，我還希望略贅數語，以表達我對兩(liang) 人友誼以及關(guan) 於(yu) 友誼這一觀念的一點看法。既是觀察，也是感受。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充滿著動蕩與(yu) 流離。但是，就是在那樣一個(ge) 年代和場所，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卻可以說是“天才成群而來”。不過，若就中國哲學這一領域來說，尤其是對融會(hui) 中西而具備了現代意義(yi) 的“中國哲學”來說，如果要選出整個(ge) 20世紀最為(wei) 傑出的中國哲人的兩(liang) 位代表人物，恐非唐君毅和牟宗三莫屬。而曆史的因緣際會(hui) ，恰好使得這兩(liang) 顆同年出生且同樣穎異過人的心靈，在而立之年相遇相識，此後相知相契，直到超過從(cong) 心之年，[140]為(wei) 現代中國哲學鑄就了兩(liang) 座相依而立的豐(feng) 碑。

我曾在黃山看到過被稱為(wei) 黃山十大名鬆且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的“連理鬆”，樹高20多米，一根而起，在離地2米處，分為(wei) 兩(liang) 樹，比肩而生，高聳並列。極為(wei) 難得的是，兩(liang) 棵樹粗細、高低幾乎一模一樣。以“連理”命名，自然因其同根而生。但在中文中，“連理”二字之喻，似乎已經專(zhuan) 指男女之間親(qin) 密的愛情關(guan) 係，非指友人。不過，當我在撰寫(xie) 此文時，不由心中湧起黃山之上所見“連理鬆”的意象。唐、牟兩(liang) 位先生不正是像那“連理鬆”一樣，在中國哲學傳(chuan) 統中一根而發、比肩並立而為(wei) 兩(liang) 顆參天大樹嗎？日人池田篤紀在其紀念唐君毅的文章中認為(wei) ，牟宗三潤色而成的唐君毅治喪(sang) 委員會(hui) 悼詞“活寫(xie) 出唐先生的形象，不愧為(wei) 摯友牟先生之手筆。我想牟先生也是同樣的人物吧。”[141]他的這句話，或許可以為(wei) 我此處“連理鬆”的比喻下一注腳。

牟宗三個(ge) 性率直、高狂，熟悉他的人對此眾(zhong) 口一詞。即便無緣親(qin) 炙，從(cong) 他存世的文字之中，“知言”者對此也能有深刻的體(ti) 會(hui) 。唐君毅曾經稱牟宗三為(wei) “天梯石棧，獨來獨往，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142]前文也提及，唐君毅曾在給徐複觀的信中稱牟宗三為(wei) “天才型人，不易為(wei) 人所了解”。因此，能和牟宗三成為(wei) 終生的知交，很不容易。譬如對弈的雙方，必須子力相當，方能持續成局。事實上，雖然唐君毅為(wei) 人溫厚有容，但就學問和思想而言，他的骨子裏也是自視極高的。[143]或許有人會(hui) 說，既然如此，恐怕兩(liang) 人很難相處融洽。事實上，照我看來，這種流俗、未透之見，隻適用於(yu) 庸俗之輩、二流以下人物，完全不適用於(yu) 唐君毅和牟宗三這種“會(hui) 當淩絕頂，一覽眾(zhong) 山小”且氣性純粹的學人。[144]如此人物，可以不同，卻必定相惜。不能相惜而相忌者，縱有宗師之名，也隻能說並無登臨(lin) 絕頂之實。真正登臨(lin) 絕頂者，如獨孤求敗，四顧無人，能見勢均力敵者，必惺惺相惜。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朋友”位列“五倫(lun) ”之一。雖居末位，但在中國曆史尤其儒家知識人的心靈史上，其地位實際上一直很高。尤其到了明代，作為(wei) “友道”的朋友關(guan) 係不僅(jin) 經常超過了血緣關(guan) 係，甚至有時比家庭關(guan) 係更受青睞。往往隻有在誌同道合的朋友之間，而不是在妻子兒(er) 女之間，一個(ge) 學人才能獲得更多心靈的安頓與(yu) 自在、精神的愉悅與(yu) 滿足。相對於(yu) 誌同道合的朋友關(guan) 係，家庭關(guan) 係有時甚至被視為(wei) 一種負累。陽明學的翹楚王龍溪（1498-1583）便曾說：“時常處家與(yu) 親(qin) 朋相燕昵，與(yu) 妻奴佃仆相比狎，以習(xi) 心對習(xi) 事，因循隱約，固有密製其命而不自覺者。才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yu) 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yu) 朋儕(chai) 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zhuan) 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cong) 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cong) 而入。精神自然專(zhuan) 一，意思自然衝(chong) 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yu) 同誌相切劘、相觀法。同誌中因此有所興(xing) 起，欲與(yu) 共了性命，則是眾(zhong) 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為(wei) 誌，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145]（《天柱山房會(hui) 語》）這裏的“同誌”，便是指誌同道合的友人。而像何心隱（1517-1579）《論友》那樣將“友道”推崇備至的，並非孤例。當時甚至出現了“朋友者五倫(lun) 之綱”、“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真，餘(yu) 悉假偽(wei) ”的論調。“友道”之重要，在今天足以獲得進一步的經驗印證。如果說“友道”的基礎是“誌同道合”，而“誌同道合”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正是“三觀吻合”。如果“三觀”不合，尤其是價(jia) 值觀彼此不同甚至相悖，即使是具有血緣關(guan) 係的親(qin) 屬，也往往會(hui) “話不投機半句多”；而毫無血緣關(guan) 係的朋友，隻要誌同道合，彼此之間也常會(hui) 產(chan) 生“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

其實，這種“友道”是人類曆史的普遍經驗，絕非中國曆史獨有。驗之西方，其文明傳(chuan) 統對於(yu) “友道”的自覺和重視，甚至更甚於(yu) 中土。晚明耶穌會(hui) 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交友論》和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逑友篇》之所以能在中國廣為(wei) 流傳(chuan) ，固然和當時儒家士人的強烈共鳴有關(guan) ，更是西方文化傳(chuan) 統淵源有自的結果。例如，無論在亞(ya) 裏士多德還是西塞羅等人那裏，都有關(guan) 於(yu) “友誼”（friendship）的自覺反省和深入探討。

當然，知己之間那種心靈的高度契合，如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所展示的，是世間難遇的友誼。惟其難遇，故尤可貴。不過，必須指出：知己之所以為(wei) 知己，重在彼此的相知，即能夠充分了解對方的心靈世界而能感同身受，所謂“同情”與(yu) “共鳴”；而不在於(yu) 彼此之間不能相互批評，更不在於(yu) 雙方不能有所不同。如果不能相互批評，所謂“友直、友諒”（《論語·季氏》）就無從(cong) 談起了；如果不能有所不同，所謂“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的話，也不會(hui) 從(cong) 孔子、陸象山以及後來的曆代儒家口中說出了。像羅念庵（1504-1564）在其《冬遊記》中生動記載的他與(yu) 王龍溪一方麵結伴山林、連榻而臥，另一方麵毫無保留地袒露心跡、相互批評的故事，也正是儒家友道的經典案例。就此而言，我們(men) 可以說，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liang) 位現代儒家哲人畢生的交誼，不僅(jin) 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友道，也為(wei) 人類友誼的曆史，增加了一個(ge) 極佳而鮮活的例證。

注釋：
 
[1]《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第32冊，頁90。
 
[2]牟宗三曾在1955年5月27日給徐複觀的信中說：“吾等三數人談論極無隔閡，姚漢源、張遵騮、傅成綸等，惜乎未出。當此時代，能有我們這幾個人之相契，亦是一大因緣。”見翟誌成：“牟宗三致徐複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3。此中所謂“三數人”，即指唐君毅、徐複觀和他自己。但在唐與徐之間，牟宗三又和唐君毅更為親密。
 
[3]1956年8月，唐君毅初赴台灣，與牟宗三在分別七年之後首次重逢。應牟宗三之約，唐君毅擔任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主講。這是其講話中的話，整句為“講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還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這必須以道通之。如我與牟先生，從時間上說，分別已經七年；從空間上說，海天茫茫，地隔千裏。而我們在心靈上卻是最近的。”參見“人學——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講詞”，《哲思輯錄與人物紀念》，《唐君毅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第8卷，第66頁。
 
[4]唐君毅夫人謝廷光女士在唐君毅去世次年所作“憶先夫唐先生”一文中，稱牟宗三為唐君毅的知己，所謂逝世“牟宗三先生報告你生平，情辭真摯，不愧為知己。”《唐君毅全集》，第38卷，《紀念集》（下），頁517。
 
[5]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頁9。
 
[6]《年譜》，《唐君毅全集》，第34卷，頁87-88。
 
[7]牟宗三最初主編《再生》，是1937年在北平。
 
[8]《時代與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頁296。
 
[9]牟宗三1940年1月離開重慶赴雲南大理，具體哪一天《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中並未確定。理論上來說，除非牟宗三1月1日即離開，否則，如果1月之中牟宗三離開之前與唐君毅見了麵，則何仁富將兩人初次見麵定在1940年初，仍可成立。但是，如果兩人隻有一麵之緣，牟宗三即赴大理，然後到1942年秋才再回重慶，則這段期間之內，唐、牟兩人便隻能書信往來。這樣一來。牟宗三所謂“此後即常相往還”，便似無從說起。顯然，就這裏的語脈來看，“此後”即指兩人初次見麵之後。如果一麵之交以後，便立刻相隔兩年才再次見麵，就算期間書信不斷，似乎也難以說得上“此後即常相往還”。所以，將兩人初次見麵的時間定在1939年秋季至年底之間，較為合理。
 
[10]唐君毅正式回到中大任教在1940年，參見其“憶南京中央大學”，《唐君毅全集》，第16卷，《新亞精神與人文教育》，頁177。
 
[11]關於許思園其人的生平與學術，參見張誌宏：“許思園教授和他的學術研究”，《文史哲》，1986年第3期，頁2；何中華：“在東西互參中體認中國文化真諦——許思園先生有關學術思想述評”，《文史哲》，2011年第5期，頁246-253。
 
[12]蔡仁厚：“唐君毅先生的生平與學術”，《唐君毅全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225。
 
[13]劉雨濤：“我所認識的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全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61。
 
[14]唐君毅赴程兆熊鵝湖書院事，見程兆熊：“唐君毅先生與鵝湖“，《紀念集》（上），頁53-58。
 
[15]《日記》（上），《唐君毅全集》，第32卷，頁3-5。
 
[16]“湖上一席談”的文本涵義（meaning）分析及其哲學史意義(significance)需另文專論，此處不及。
 
[17]《日記》（上），頁20。
 
[18]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17。牟宗三自述是和謝幼偉一道從杭州到上海，然後乘船到廣州的。見其“熊十力先生追念會講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時代與感受》，頁287。
 
[19]“四日，晴，上課二時，宗三忽來甚慰，下午與彼人城訪王淑陶後同至稚甫處。”《日記》（上），頁21。
 
[20]《日記》（上），頁21-23。
 
[21]《日記》（上），頁170-175。
 
[22]關於這次人文友會的較為詳細的情況，參見陳修武：“感愧與懷念”，《紀念集》（上），《唐君毅全集》，第37卷，頁243-244。
 
[23]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22。
 
[24]《書簡》，《唐君毅全集》，第31卷，頁127。
 
[25]牟宗三給唐君毅的部分書信沒有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但保存在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曾經黎漢基整理並編號。
 
[26]《日記》上，頁74。
 
[27]《書簡》，《唐君毅全集》，第31卷，頁59。
 
[28]《書簡》，頁75。
 
[29]《書簡》，頁124。
 
[30]《書簡》，頁87。
 
[31]《書簡》，頁91。
 
[32]《書簡》，頁93。唐君毅之所以先由徐複觀而非牟宗三本人處得知牟宗三的婚事，牟宗三在1958年12月2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有所解釋，所謂“佛觀兄謂已告兄。弟所以遲遲奉告，因此種事皆多變。若再有變化，亦命也。”牟宗三之前相親多次，有時他自己覺得會成，但最終均未成功，未免沮喪。故此次沒有早早告訴唐君毅。關於牟宗三此前婚事的曲折多變，最終無果，參見彭國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覺情說”，《人文學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第一輯，頁264-312。
 
[33]“知兄婚期有日，毋任欣慰。昔人以姻緣由前生定，蓋實有之。前佛觀兄來函，謂對方性格與兄尚能契合，隻此便足。兄多年生活上獨來獨往，此對兄之學問與精神之樹立亦有相資之處。惟日常生活不與人共，則此形而下者亦不能得其普遍化之路道，要非正常之道。惟彼此年齡已長，則生活習慣之互相調協，在婚後亦須一段時間。弟昔亦個人任意慣了，及今起居飲食仍無一定規則。兄於此或較為好，但亦須先知婚後在一段時期中若幹齟齬將為必不可免者。日久在情愛之外恩義自生。國運如此，兄今日之姻緣亦如同在患難中之姻緣，更當珍惜慶賀。弟本望兄及兆熊兄來港一行，校中懸此不定。依中國傳統婚後仍當求宜其室家，弟亦不望兄現在來。日前安安尚謂要來台吃喜酒，實不可能。唯有遙祝恩情無極而已。”《書簡》，頁133。
 
[34]“八日，陰，上午過海送宗三書至亞洲書店”,《日記》（上），頁99。
 
[35]《日記》（上），頁101。
 
[36]《書簡》中，唐君毅致徐複觀的此信係於1952年8月6日。但《日記》記載唐君毅在香港為牟宗三書稿聯係亞洲書店事在1953年6月。而由唐君毅致徐複觀的信中所述來看，致徐複觀信隻能在此之後，不可能在1952年。此信正文有“弟近見俄人Berdyaev所著Destiny of Man”句，而《日記》載唐君毅1953年8月4至7日讀完此書。兩相印證，可知此信當在1953年8月。但是否寫於8月6日，待考。因8月《日記》中僅載8月25日寫信給徐複觀，故此信有可能寫於8月25日，但亦有可能6日有信而《日記》未記。若此信原件落款日期為8月6日，則為1953年8月6日無疑。
 
[37]此文收於《曆史哲學》附錄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冊。
 
[38]人文學社始自1951年夏，1954年8月改為“人文友會”。見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18；頁20。
 
[39]唐君毅1954年8月14日給牟宗三的複函稱“八月十三日示敬悉。人文友會草案中義，弟自無不讚同。”《書簡》，頁118。牟宗三8月13日給唐君毅的信中也的確言“最近集合若幹學生，成立人文友會。……茲有一大綱奉上，盼兄指正。”見牟宗三1954年8月13日致唐君毅信，編號32。
 
[40]《日記》（上），頁124。
 
[41]《日記》（上），頁63。
 
[42]《日記》（上），頁69。
 
[43]牟宗三在“悼念徐複觀先生”中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十餘年間是《民主評論》之時代。吾與唐君毅先生許多有關中國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評論》發表。”《徐複觀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第26冊，頁65。
 
[44]宣言成文的經過，參見黃兆強：“《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草擬及刊行經過編年研究”，李瑞全、楊祖漢編：《中國文化與世界：中國文化宣言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2009），頁65-121。
 
[45]《書簡》，頁201。
 
[46]《書簡》，頁15。
 
[47]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編號66。
 
[48]“八月四日，晴，上午開聘任會，通過聘宗三、幼偉等。”《日記》（上），頁277。
 
[49]牟宗三的不滿，與徐複觀有相當關係。蓋當時徐複觀與東海大學中文係的若幹人衝突，且愈演愈烈，連帶牟宗三亦牽涉其中。所以，牟宗三在6月2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謂“此間事完全壞在複觀身上。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弟先去了，他明年即須離開。四年奮鬥，全成泡影。而國文小人之卑鄙無恥，師大六年，東海四年，真感之深矣。而今而後，不敢寄希望於讀中國書之文人矣。誠可痛哉。”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編號66。
 
[50]《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僅言牟宗三離台赴港在10月，並無具體日期，見該書頁27。但唐君毅在其《日記》10月16日條下，則明確記載其下午“往機場接宗三”，《日記》（上），頁282。
 
[51]這幾日事俱見《日記》（上），頁282。
 
[52]“夜送宗三赴台”，《日記》（下），頁12-13。《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僅言牟宗三赴台事在3月，未言日期，見該書頁31。
 
[53]《日記》（下），頁267。《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35）將牟宗三赴台時間係於當年8月，恐誤，當以唐君毅《日記》所記為準。這次牟宗三赴台，原本是去接受中興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及哲學係主任之聘，但事為國民黨特務機構所阻而未成，於是牟宗三當年9月即返回香港。國民黨特務機構阻撓的理由是認為牟宗三思想有問題以及與徐複觀這樣的“不穩分子”關係密切。為此，徐複觀曾於1968年12月在《陽明雜誌》第36期發表“牟宗三的思想問題”一文，駁斥國民黨特務機構的不實構陷。《徐複觀全集》，第25冊，《無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頁158-163。
 
[54]《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40）將牟宗三離港赴台時間係於當年10月，恐誤，當以唐君毅《日記》記載為準。但《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記牟宗三因何返台較詳，可參考。隻是這次牟宗三返台仍然和1968年7月那次一樣不順，年底即返回香港。
 
[55]例如，唐君毅《日記》中明確記載牟宗三約請晚飯的日子便有十餘次，包括：1960年12月23日、1961年2月20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2年10月21日、1963年1月30日、1963年7月25日、1969年1月17日、1969年10月9日、1970年3月6日、1970年12月24日、1972年7月20日、1973年1月2日。
 
[56]《日記》（上），頁316。
 
[57]《日記》（上），頁317。
 
[58]《日記》（上），頁283。
 
[59]《日記》（上），頁313。
 
[60]《日記》（上），頁355。宴請地點在樂宮樓，是一家唐君毅和牟宗三常去的餐館。
 
[61]《日記》（下），頁208。
 
[62]僅據唐君毅《日記》記錄，牟宗三夜晚至唐君毅處傾談的日子就包括：1960年12月4日、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8日、1961年2月11日、1961年5月14日、1961年11月4日、1963年1月20日、1963年5月20、1964年11月2日、1965年6月6日、1966年2月20日、1966年9月13日、1972年7月8日、1972年12月21日等；唐君毅夜晚至牟宗三處傾談的日子則有：1960年10月19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3年1月30日、1964年1月3日、1972年7月14日等。
 
[63]《日記》（上），頁291。
 
[64]《日記》（上），頁316。
 
[65]《日記》（下），頁62。
 
[66]《日記》（下），頁135。
 
[67]《日記》（下），頁158。
 
[68]《日記》（下），頁202。
 
[69]《日記》（下），頁296。
 
[70]這是餘英時先生的親身觀察。參見其“追憶牟宗三先生”一文中的記載和描述。該文收入彭國翔編：《師友記往：餘英時懷舊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07-110。
 
[71]《日記》（上），頁309-310。
 
[72]《日記》（上），頁338。按：平常此類活動，想必是唐君毅夫婦一道。但據《日記》，因女兒唐安仁化學實驗受傷，唐夫人1962年12月19日飛台北照料，1963年3月9日始返港。故此日出遊，唐夫人不在。此外，是日唐君毅尚有一信致唐夫人。
 
[73]《日記》（上），頁345。
 
[74]《日記》（下），頁51。
 
[75]唐君毅1949年至香港後，除了和錢穆、張丕介一道創辦新亞書院，為之奉獻了畢生的心血之外，據謝廷光回憶，“還發起過各種講會，如人學講會、文化講座、哲學會、東方人文學會等，願與師生友好共同努力去發掘宇宙之真理和悟澈人生的意義、價值、與歸宿。”謝廷光：“《唐君毅日記》刊行記”，《日記》（下），頁359。
 
[76]關於東方人文學會事，唐君毅在1962年6月16日致陳榮捷的信中，曾邀其及其他在美學人如張君勱、梅貽寶參加東方人文學會，並對此事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他說：“弟近與謝幼偉、牟宗三（任教港大）諸兄鑒於中國儒學之衰落，近擬共發起一東方人文學會，一麵以講學接近青年，一麵與若幹國際上研治儒學之中、日、韓之人士謀聲氣相通，一麵擬刊印若幹已絕版之儒學書籍，並印行待印之書（如熊十力先生之著）。弟等前擬有一學會組織之原則，今奉呈一閱。美國方麵，公議擬請吾兄及梅貽寶兄與君肋先生共列名發起。不知尊意是否同情。如蒙讚助，並希指示將來進行辦法，或介紹同誌。韓國方麵有高麗大學之文學院院長李相殷；日本方麵有東京大學之宇野父子；已去函商，蒙來函表示讚助。香港方麵，除弟及謝、牟二兄外，有王道（《人生》主編）及程兆熊兄五人先行發起。其餘友人雖多，但亦不輕約，以免關係太雜，隻希望能由講學以多有一些下一代之青年同有誌於儒學之複興之事業，暫不求一時之張揚，而求如細水之長流。未審吾兄以為如何？一切容後再詳。”《書簡》，36-37。而1962年8月26日學會正式成立時，唐君毅也有完整的致辭說明，並以“關於東方人文學會”為題發表於1962年10月《人生》總第286期，現收入《唐君毅全集》，第15卷，《東西文化與當今世界》，頁75-80。
 
[77]1962年6月3日夜，《日記》（上），頁328；1962年8月5日上午，《日記》（上），頁328；
 
[78]《日記》（上），頁329。
 
[79]《日記》（上），頁356。
 
[80]《日記》（下），頁121。
 
[81]《日記》（下），頁68。
 
[82]《日記》（下），頁73。因目疾故，這段時間唐君毅的日記由謝廷光代筆。
 
[83]《日記》（下），頁78。
 
[84]《日記》（下），頁307。
 
[85]《日記》（下），頁322。這段時間唐君毅的日記也是由謝廷光代筆。
 
[86]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44-48。
 
[87]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頁98。
 
[88]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頁98。
 
[89]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頁98-99。
 
[90]牟宗三：“哀悼唐君毅先生”，《時代與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頁295。此文題目在牟宗三《時代與感受》中作“哀悼唐君毅先生”，但在同書隨後的“‘文化意識宇宙’一詞之釋義”一文中，則改為“悼念唐君毅先生”。此文收入《唐君毅全集》第37卷《紀念集》時，作“悼念唐君毅先生”。
 
[91]《中國古代哲學精神》，《唐君毅全集》，第27卷，頁345。此段話是《羅近溪之理學》的按語，最初刊於《民主評論》第5卷第5期，1954年2月，頁140。此段話承友人魏美瑗博士指出，特此致謝。
 
[92]《時代與感受》，頁298；《紀念集》（上），頁17。
 
[93]《時代與感受》，《全集》，第23冊，頁298-299。《唐君毅全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7所錄此段文字個別字和標點符號微有不同。
 
[94]《時代與感受》，《全集》，第23冊，頁299-300。
 
[95]《時代與感受》，《全集》，第23冊，頁300。
 
[96]《時代與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冊，頁300-301。《唐君毅全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8-19所錄此段文字個別字和標點符號微有不同。
 
[97]“‘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講辭”，《時代與感受續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冊，頁357-370；“《唐君毅全集》序”，《時代與感受續編》，頁441-442。
 
[98]《書簡》，頁68。
 
[99]《書簡》，頁101。
 
[100]《日記》（下），頁178。
 
[101]“致勞思光”，《書簡》，頁271。
 
[102]“致胡蘭成”，《書簡》，頁203。
 
[103]餘英時：“《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彭國翔：《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序”，頁18-19。
 
[104]“是年，唐先生升為正教授，並被中央大學哲學係推為係主任。唐先生一直認為，自己為人過於敦厚，無能力辦事，所以再三推辭。隻是哲學係諸先生，多為唐先生大學時的老師，不忍過分拂逆，於是勉強接任。接任後，推舉許思園與牟宗三兩先生人中央大學哲學係。初時阻力極大，唐先生恐不易通過，以至數夜失眠。最終以月薪四百元聘請許、牟兩先生。當時唐先生的月薪隻三百二十元，宗白華先生以新舊聘約差距較大，提請文學院增加唐先生薪酬至三百八十元。”《年譜》，頁120。
 
[105]《時代與感受》，頁286。
 
[106]參見唐君毅1967年7月9日致陳榮捷函，《書簡》，頁37。
 
[107]《書簡》，頁229。1970年6月5日，唐君毅曾約和崎博夫與徐複觀等一起午飯。可見，和崎博夫亦曾到訪過新亞書院。見《日記》（下），頁164。對此，和崎博夫本人也有回憶，參見“日本學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談話”，《紀念集》（上），頁89-91。
 
[108]唐君毅的君子之風還有兩事可見：一是在窮困的情況下，將出版社向自己約寫書稿而支付稿費的機會讓給別人；二是把教育部給予自己著作的一等獎讓給原定二等獎的師長，自己接受二等獎。周輔成：“記君毅先生若幹事”，《紀念集》（上），頁62；頁66。
 
[109]《書簡》，頁140-141。
 
[110]《日記》（下），頁147。
 
[111]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39。
 
[11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頁40。
 
[113]《日記》（下），頁279。
 
[114]牟宗三具體何時返回香港，似難確定，但必在7月之前。因唐君毅《日記》1975年7月2日這天，已經有這樣的話：“二日，晴，至研究所並訪宗三，下午二學生來，吳士選及宗三兄來談，抄文千字。”可見是日牟宗三已經在新亞研究所開始工作了。見《日記》（下），頁284。
 
[115]《書簡》，頁95-96。
 
[116]《日記》（下），頁5。
 
[117]彭國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覺情’說”，《人文學衡》，頁264-312。
 
[118]《書簡》，頁141。
 
[119]《日記》（下），頁127
 
[120]《日記》（下），頁127。
 
[121]此信引自翟誌成“牟宗三致徐複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第13通中的注釋，見《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8。
 
[122]翟誌成：“牟宗三致徐複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第13通，《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6-327。
 
[123]《日記》（下），頁144。
 
[124]《著述年表唐學研究文獻索引總目》，《唐君毅全集》，第39卷，頁7。
 
[125]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4。
 
[126]《著述年表唐學研究文獻索引總目》，頁12。
 
[127]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28。
 
[128]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51。
 
[129]《病裏乾坤》序，《年譜》，頁314。
 
[130]《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冊，頁1。
 
[131]《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頁4。
 
[132]《時代與感受》，《全集》，頁296。
 
[133]《日記》（下），頁219。
 
[134]《新亞學報》，第38卷，頁340。
 
[135]比較兩人思想之間的異同，學界雖然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並非盡善盡美、毫無剩義，仍有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空間。不過，對於本文考察兩人“交往”和“友誼”的論旨而言，比較兩人思想的異同，顯然既非本文篇幅所允許，更已非本文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完全屬於另外一個論域之中的論題了。
 
[136]《新亞學報》，第38卷，頁340。
 
[137]《年譜》，頁343。
 
[138]餘英時也認為“而牟宗三先生與唐先生在思想上更是契合如一。（他們之間在晚年才出現歧見，此處可以不論。）”，《餘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14。
 
[139]《紀念集》，頁16。
 
[140]用牟宗三在“《唐君毅全集》序”一文最後一段開頭的話來說，即“吾與唐先生相知於抗戰之初期，中間幾經患難，幾度思維，共相磨礪啟發以自反者亦多矣！”《時代與感受續編》，頁442。
 
[141]“日本學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談話”，《紀念集》（上），頁86。
 
[142]“牟宗三先生學行事略”，蔡仁厚、楊祖漢主編：《牟宗三先生紀念集》（台北：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1996），頁２。
 
[143]參見彭國翔：“愛情中的唐君毅：以《致廷光書》為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的實踐關懷”工作坊論文，2023年3月24-25日，《中國哲學與文化》，待刊中。
 
[144]程兆熊曾說唐君毅“他會令人從他的人和書那裏，看到真的生命和真的心靈。那是大生命、大心靈！”《紀念集》（上），頁48。
 
[145]這是萬曆二年（1574）龍溪77歲與友人聚會天柱山房時說的話。見《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五《天柱山房會語》。當時儒家士人對於友道的重視以及以家室為負累，參見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增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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