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域，陽明學傳(chuan) 播的主要載體(ti)

作者：錢明（浙江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十五日辛亥

          耶穌2025年4月12日

陽明學的形成、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存在著“地域性”與(yu) “區域性”兩(liang) 種形態，“水域”（“江域”或“海域”）乃其主要載體(ti) 。換言之，陽明學的傳(chuan) 播路徑與(yu) 當時的水路交通有密切關(guan) 聯，傳(chuan) 入東(dong) 亞(ya) 區域也主要靠的是海上交通。其中北上之路與(yu) 大運河密不可分，大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地帶對於(yu) 形塑地域陽明學具有重要意義(yi) 。而南下之路則分別與(yu) 錢塘江、贛江、湘江、烏(wu) 江、珠江、西江等幾大水係相關(guan) ，亦與(yu) 各地域性江河密不可分。正因為(wei) 這些水係所形成的“網絡”具有地域、跨地域特性，才使得沿線文化表現出具有“共同體(ti) ”特征的開放性、通融性和自洽性。這一網絡不僅(jin) 跨越江南、江北的自然區域，而且鏈接燕趙、齊魯、中原、江南、華南、西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時還通過浙東(dong) 大運河從(cong) 寧波入海與(yu) 海上絲(si) 綢之路相連，把中國的陽明學“輸送”到東(dong) 北亞(ya) 等區域。

陽明學的地域性，亦即國內(nei) 傳(chuan) 播，其無論在同地域還是跨地域間都存在著頻繁的交流、互動與(yu) 融通，因而極易形成地域性的思想流派或帶有明顯地域文化性格的門人後學群。其中江右王門是眾(zhong) 多地域流派中最為(wei) 繁盛的一支，幾乎可以縣級為(wei) 單位來細分其支脈。王士性有兩(liang) 句話對了解江右何以成為(wei) 王學最繁盛地頗具啟示意義(yi) 。第一句是“陽明先生發良知之說，左朱右陸，而先生勳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體(ti) 有用無能過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為(wei) 宗，弁髦諸前輩講解，其在於(yu) 今，可謂家孔孟而人陽明”。所謂“左朱右陸”有朱陸合流、兼備之意，“弁髦”意指鄙視，“諸前輩講解”則代指漢儒和宋儒。第二句是“江右俗力本務嗇，其性習(xi) 勤儉(jian) 而安簡樸，蓋為(wei) 齒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廣誌繹》）。“務嗇”即務農(nong) 、耕種之意。關(guan) 鍵是“愁苦之思”，心中有愁苦，故宗教情結濃鬱，而陽明學的樂(le) 學精神、活潑性格恰好可彌補愁苦心結。王士性的第一句話是指學風，第二句是指民俗和世風，二者相互作用，才成為(wei) 合力，導致江右“翕然一以良知為(wei) 宗”。明中後期，江右地區宗教氛圍濃厚，宗法勢力強大，自然經濟發達，雖有江右商人商幫，但以經營南北雜貨為(wei) 主，勢弱力微，社會(hui) 風氣大異於(yu) 江南地區。“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固然是因其在江右的事功、學術卓著於(yu) 別處，但江右固有的曆史文化環境亦不可忽視。

若能以陽明故鄉(xiang) 紹興(xing) 為(wei) 中心畫一王學傳(chuan) 播路線圖，可勾勒出以下四條線路：一條是從(cong) 浙東(dong) 經過江西、湖南進入貴州並逐漸擴散到滇中、川東(dong) 南；一條是從(cong) 浙東(dong) 經過浙西北進入江蘇、安徽而傳(chuan) 播到皖南的池州、寧國、銅陵等地；一條是從(cong) 浙東(dong) 經過浙中進入贛東(dong) 、贛南而傳(chuan) 播到潮州、河源以及漳州、龍岩等地然後又進入泉州和福州；一條是從(cong) 浙江經過江蘇、安徽而傳(chuan) 播到北方的山東(dong) 、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其中還應包括其弟子後學在北京講學向四周輻射的輔助效應）。這四條傳(chuan) 播路線圖可以說是引導我們(men) 探究陽明學傳(chuan) 播史和王門流變史的主要通道。

以上所有傳(chuan) 播過陽明學的地區，又因陽明講學背景、傳(chuan) 道心境尤其是諸地文化資源和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而顯示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故而在致思取向和學派陣勢上都存在不小差異，對後世產(chan) 生的影響亦有明顯區別。總的來說陽明學的核心區域有五處，即浙江紹興(xing) 、江西贛州和吉安、江蘇泰州及廣東(dong) 潮州。

紹興(xing) 作為(wei) 陽明學的發祥地和陽明學說的成熟地，因靠近明代南方的政治中心和經濟繁榮地，受到的禁學術、毀書(shu) 院的壓力最大，迫害最深，衰微也最快。潮州是粵中心學、江西理學、楚中理學、浙中心學等幾大學術力量的交匯處，有勇氣超越不同地域文化，調攝各路思想流派，使陽明心學與(yu) 鄉(xiang) 土資源相融合，把陽明學與(yu) 白沙學、甘泉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開拓出頗有特色的粵中王門乃至嶺南心學。而作為(wei) 陽明學展開地和極盛地的吉安乃至整個(ge) 江右，因在朝的陽明弟子較多，官也做得比較大，擁有層層保護傘(san) ，故而傳(chuan) 承最久，輻射最廣，影響最大，與(yu) 宗族社會(hui) 文化的結合也最緊密，在晚明還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人有重合互動之趨勢，遂成為(wei) 陽明學傳(chuan) 播、發展的核心區域。泰州盡管也靠近政治中心，且地處很重要的淮南鹽區，但偏離江南商品經濟繁華區，使得該分支較為(wei) 混雜，師承關(guan) 係交錯，學術宗旨各異，是南北思想交匯、平民學術崛起的集中反映，故而思想係統亦別具一格，成為(wei) 陽明學發展的創新地和變異地，大有與(yu) 紹興(xing) 、吉安等地王門分庭抗禮之勢。

陽明學的區域性，亦即域外傳(chuan) 播，則如同古代中國的其他精神文化，因缺乏主動輸出的動力和途徑，因而談不上真正的文化“開放”。古代中國人隻有在政治、外交上有特殊需要時才會(hui) 向外派出使者，才談得上主動地、有目的地“走出去”“請進來”。因而無論是傳(chuan) 統儒學還是朱子學、陽明學，盡管都屬於(yu) 中國思想文化向外輸出的成功案例，但在文化傳(chuan) 播學意義(yi) 上依然屬於(yu) 他動的、不自覺的，因而也是無目的的、低效率的，與(yu) 曆史上外來宗教文化向中國主動地、有目的地輸入、傳(chuan) 播有本質區別。因此陽明學傳(chuan) 入域外後而形成的“日本陽明學”“朝鮮陽明學”，其實是“日本人的陽明學”“朝鮮人的陽明學”，它與(yu) 陽明學在中國內(nei) 部的展開也有本質不同。陽明學在中國的展開，是輻射與(yu) 被輻射、教化與(yu) 被教化的關(guan) 係，靠師徒傳(chuan) 授、講學教化等方式實現，而它在東(dong) 亞(ya) 區域的展開，則主要是通過文本解讀、自我消化的方式實現，中國式的體(ti) 悟、感化過程在域外讀書(shu) 人身上很難重現，陽明及其弟子的著作幾乎是他們(men) 邁入陽明學門檻的唯一通道。正因此，與(yu) 傳(chuan) 統儒學及朱子學相比，陽明學的域外傳(chuan) 播，自主性更強，主體(ti) 意識更鮮明，其正麵、負麵意義(yi) 也更突出。

東(dong) 北亞(ya) 諸國在民族性格上存在明顯差異。反映在陽明學的域外傳(chuan) 播上亦是如此。譬如中國的陽明學發展到後來逐漸從(cong) 政治層麵轉向民間社會(hui) ，與(yu) 平民教育相結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義(yi) 發展路徑；日本的陽明學起先隻是掌握在儒者個(ge) 人手中的學問圖譜，後來為(wei) 了實際需要而逐漸成為(wei) 武士階層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學問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義(yi) 的發展路徑；朝鮮的陽明學從(cong) 一開始就作為(wei) 與(yu) 佛教相類同的異端思想，在壟斷性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辨斥聲中被官方和民間艱難地引進和接受，走的是如何適應以正統理學為(wei) 絕對權威的發展路徑。這是導致朝鮮陽明學以“地下”方式傳(chuan) 播而難以充分展開的重要原因。如果說中國的陽明學者是用普世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念來看待陽明精神，那麽(me) 日本的陽明學者就是用工具主義(yi) 的實用態度來利用和改造陽明學說，朝鮮的陽明學者則是基於(yu) 原教旨主義(yi) 的立場來批判地汲取和重鑄陽明思想。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從(cong) 17世紀中至18世紀末，日本的陽明學者能夠作為(wei) 社會(hui) 思想變革的主導者而活躍於(yu) 曆史舞台，中國的陽明學者則分化為(wei) 兩(liang) 極，一極走向脫離現實的空疏主義(yi) ，一極走向參與(yu) 社會(hui) 變革的實踐主義(yi) ，而朝鮮的陽明學者則基本上成了社會(hui) 變革的旁觀者和輔助力量，直到20世紀初才改換角色，成為(wei) 朝鮮啟蒙開化的呐喊者和生力軍(jun) 。一個(ge) 是主導者，一個(ge) 是參與(yu) 者，另一個(ge) 則是旁觀者，這就是東(dong) 亞(ya) 三國陽明學在18世紀以前所表現出來的個(ge) 性特征。進入近代以後，情形發生變化，三國的陽明學者都繼承和發揚了陽明學中的“自由”之精神、“平等”之意識及“事業(ye) ”之訴求，而摒棄了陽明學中的“枯禪”之元素，隻不過這種情形在近代日本陽明學者那裏要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從(cong) 而使之成為(wei) 中朝兩(liang) 國精英的學習(xi) 對象。

除此之外，陽明學域外傳(chuan) 播的路徑問題也是區域或海域文化研究的重要麵向。韓國學者曾依據壬辰倭亂(luan) 時（1592—1598）赴朝救援的明朝陽明學者及其活動而推定傳(chuan) 入朝鮮的可能是中國北方陽明學（尹南漢《朝鮮時代的陽明學研究》）。這一觀點以及江戶初期日本陽明學鼻祖中江藤樹通過王畿而進入陽明學的世界、江戶末期的陽明學者春日潛庵選擇《王心齋全集》在日本刊印等相關(guan) 史實，為(wei) 我們(men) 比較東(dong) 亞(ya) 三國陽明學提供了一條重要思路，即如果可以把中國陽明學分為(wei) 北方和南方，那麽(me) 就學術個(ge) 性而言，朝鮮接受的陽明學比較接近北方陽明學，日本接受的陽明學則較為(wei) 接近南方陽明學。而宋代以後東(dong) 亞(ya) 海域交通所形成的“北線”“南線”之分，則為(wei) 北方陽明學沿海岸陸路傳(chuan) 入朝鮮半島，南方陽明學從(cong) 繁榮的東(dong) 南沿海港口出發並順季風而通過海路傳(chuan) 入日本列島的宏大場域提供了足夠想象的空間。

盡管徐愛等編纂的《傳(chuan) 習(xi) 錄》在陽明生前就已傳(chuan) 入朝鮮，但《傳(chuan) 習(xi) 錄》的朝鮮刊本則要到陽明去世64年後的1593年末才出現，比中國初刻《傳(chuan) 習(xi) 錄》整整晚了75年，反倒是比《傳(chuan) 習(xi) 錄》晚出的批判陽明學的明朝書(shu) 籍在朝鮮的刊行時間要大大早於(yu) 《傳(chuan) 習(xi) 錄》。也就是說王學否定論者的理論在朝鮮的傳(chuan) 播要早於(yu) 王學本身，朝鮮陽明學派正是在王學遭受廣泛攻擊的背景下才形成的。這種思想文化傳(chuan) 播史上次序顛倒的現象，不僅(jin) 凸現出朝鮮陽明學與(yu) 中日兩(liang) 國陽明學的不同點，而且表明當時的朝鮮思想界具有強烈的先入為(wei) 主的思維定式。

正因此，作為(wei) 中國南方陽明學的代表性著作——王畿的《龍溪會(hui) 語》在朝鮮的命運也與(yu) 日本迥然不同。1576年由王畿弟子貢安國輯、查鐸等刊刻的《龍溪會(hui) 語》傳(chuan) 入朝鮮後僅(jin) 在居於(yu) 江華島的鄭氏家族內(nei) 部流傳(chuan) ，後來才經同樣隱居江華島的鄭齊鬥弟子李匡師後人李建昌之手而傳(chuan) 入日本，並很快由稻葉岩吉影印100部，在日本及中國東(dong) 三省擴散。在稻葉岩吉獲得的該書(shu) 卷首中附有一頁李建昌手寫(xie) 的表裏帖紙，內(nei) 容為(wei) 明代筆記中有關(guan) 王畿“少年任俠(xia) ，日日在酒肆博場”的一則帶有貶斥性的逸話。而鄭齊鬥早在23歲時便批判過陽明學的“任情縱欲之患”，認為(wei) “任情縱欲”四字乃“真得王學之病”（《霞穀集》卷九）。足見王畿之形象在朝鮮陽明學者那裏從(cong) 一開始就是負麵的，故而所受“待遇”也與(yu) 日本截然相反。

無獨有偶，日本還在1848年印行了《王心齋全集》和刻本。該本前有春日潛庵1847年寫(xie) 的序，後附有宮岡(gang) 田裕跋。潛庵序文不僅(jin) 對當時日本學界的心齋學有弊論提出了質疑和否證，更對王艮思想的核心價(jia) 值——“易簡”予以了充分肯定，認為(wei) 易簡是人之“天德”，王艮的精神乃是“簡易”而非“簡陋”，從(cong) 而反映了日本陽明學乃至日本武士文化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即所謂的“簡易精神”。陽明學之所以能在日本大行其道，與(yu) 陽明學的易簡性有莫大關(guan) 係。正是基於(yu) 對陽明學之“易簡”性的充分肯定，潛庵才對王艮思想產(chan) 生了濃厚興(xing) 趣，並給予了比較高的評價(jia) 。

總之，陽明學的傳(chuan) 播區域不僅(jin) 囊括大半個(ge) 中國，形成諸多地域王門流派，而且分別從(cong) 北南兩(liang) 個(ge) 方向傳(chuan) 播於(yu) 中國周邊，形成了朝鮮陽明學派和日本陽明學派，使之最終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區域17世紀以後的亞(ya) 主流思潮。這是陽明學傳(chuan) 播的最大收獲，也是儒家文明與(yu) 周邊國家傳(chuan) 播鏈中的成功範例之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