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者眼中的孔子

作者：王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十五日辛亥

          耶穌2025年4月12日

作為(wei) 儒家的開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僅(jin) 受到廣泛稱述，而且曆經了多番更動。先師、聖人、素王、教主……種種形象塑造，實構成一幅觀念圖景，生動反映著思想的流變與(yu) 曆史的轉進。活躍於(yu) 中晚明時期的陽明學者，對舊有的孔子形象作了新的調整。這些描摹雖不盡合於(yu) “真相的孔子”（顧頡剛語），卻深刻透顯出隨時代躍動的心學特質和儒學精神。

不完滿的聖人

孔子在世時，已被弟子推尊為(wei) 多能的天縱之聖。兩(liang) 漢時期，孔子經讖緯的神化而成為(wei) 一位素王，其先天為(wei) 聖、生而知之。魏晉玄學也承繼了此種聖凡懸絕的觀念。直至宋代，孔子的形象才脫卻神秘、回歸平實，但仍葆有多知多能的聖人特質。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標舉(ju) 儒家本旨，主張聖人可學。在他們(men) 看來，知識學習(xi) 對於(yu) 培養(yang) 道德人格和治世才能，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yi) 。陽明學者有見於(yu) 單純追求知識有礙成德，拒絕將知識、才能納入聖人的評價(jia) 標準。此即是說，聖人隻須達到道德上的純粹與(yu) 整全，而不必追求才識上的完滿。

《論語》中記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朱子以為(wei) 孔子是“雖知亦問”，意在表達敬謹。王陽明則坦言，孔子確在知識上存在不足。畢竟天下事物不可勝數，孔子不可能盡知。更為(wei) 重要的是，聖之為(wei) 聖，隻取決(jue) 於(yu) 德性，知識對聖人本質並無決(jue) 定作用，孔子也不必盡知。聖人之本，“惟在於(yu) 此心純乎天理，而不在於(yu) 才能”（《陽明先生遺言錄》），猶如精金的本質，在於(yu) 成色純足，不含銅鐵等雜質，而不在於(yu) 分兩(liang) 的輕重。王陽明以該譬喻巧妙地指出，不同聖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如同精金的分兩(liang) 有輕重之別。孔子的才力雖不及堯舜，但他們(men) 同為(wei) 足色，即德性精純，所以都被稱作聖人。這充分表明，聖人的評價(jia) 標準，唯有道德一項。

陽明的高第王畿提出，有關(guan) 這一聖人標準，孔子本人實已明白說破。當子貢稱讚他是“多學而識之者”時，孔子斷然予以否定。麵對前來請教的鄙夫，孔子也聲稱自己“空空如也”。其之所以不以博學者自居，正因為(wei) 知識並非道德成就的必要條件。才智的增長無法直接將人引向道德實踐，有時甚至還產(chan) 生遮蔽作用，“反為(wei) 良知之害”。（《王畿集》）如果兼取才智，以論定聖人資格，極易造成虛偽(wei) 功利之風。對此，王陽明有著敏銳的洞察：“蘇秦、張儀(yi) 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ye) 文章，許多豪傑名家，隻是學得儀(yi) 、秦故智。”（《傳(chuan) 習(xi) 錄》）

明代士人受朱子學及科舉(ju) 製影響，普遍歆羨聖人外顯的才識，一味追求泛觀博覽，卻不務反躬內(nei) 省。陽明學者通過揭示孔子知性上的不完滿，重新彰顯了儒家為(wei) 己之學的精神，對糾治士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由於(yu) 聖人完全脫落知識向度，化身為(wei) 純粹的道德人格，成聖的目標變得不再難以企及。不論職業(ye) 地位、文化水平、事功業(ye) 績，所有人依憑先天普遍的良知，都可以成為(wei) 聖人。王陽明由此提出“個(ge) 個(ge) 人心有仲尼”，“滿街人都是聖人”。這種聖人觀的巨大轉變，廣泛鼓舞起世人向道的信心。

周流的講學家

在陽明學者的論說中，孔子的講學家身份得到了凸顯。何心隱提出，講學是孔子成家立派的根源。前代聖人以政令法典的方式治理天下，尚未產(chan) 生講學的概念與(yu) 自覺。逮及孔子，方才開創了以德性培養(yang) 為(wei) 宗旨的講學傳(chuan) 統。王艮認為(wei) ，孔子雖在政治上不得誌，卻始終堅守師者的責任，“修身講學以見於(yu) 世”（《王心齋全集》）。陽明學者認為(wei) ，作為(wei) 有德無位的聖人，孔子施行教化的方式，不同於(yu) 堯舜等聖王的製禮作樂(le) ，也絕非漢代素王論主張的撰經立法，而是躬行師道、從(cong) 事講學。自唐宋起，孔子的形象實際已發生由“王者”到“師者”的轉換。陽明學的特別之處，在於(yu) 強調孔子作為(wei) 講學家，不隻麵向貴族精英，更主要麵向社會(hui) 民眾(zhong) 。這一點，在該派學者有關(guan) 孔子周流講學的討論中，體(ti) 現得尤為(wei) 明顯。

陽明學者普遍認為(wei) ，孔子講學並非限於(yu) 一時一地，而是周流四方、從(cong) 不止息。這種周流式的講學，不僅(jin) 跨越地域，而且受眾(zhong) 廣泛。如季本提出，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每到一地，都會(hui) 授徒講學。教育的對象既有諸侯公卿，也不乏凡民庶人，“惟欲隨其所至，得英才而成之”（《說理會(hui) 編》）。曆史上的孔子去魯周流，旨在遊說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焦竑卻斷言，孔子此舉(ju) 主要不為(wei) 謀求政治地位，而“大都為(wei) 講學”。孔子之所以秉持有教無類的原則，將講學的場域從(cong) 杏壇擴展至四方，目的是大範圍培養(yang) 有誌於(yu) 弘揚道義(yi) 、改革社會(hui) 的後繼者，從(cong) 而最終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謂“為(wei) 徒者滿四方，則道明於(yu) 四方，而太平亦可開矣”（《焦氏四書(shu) 講錄》）。此外，焦竑還進一步強調，不應將講學視作孔子政治受挫、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其本是一項主動作為(wei) 的創舉(ju) 。其他聖人諸如舜、禹，在野時都不曾有類似行動。這項創舉(ju) 為(wei) 儒者在廟堂之外，開辟了另一條行教路徑，即深入民間，教化大眾(zhong) ，使之產(chan) 生道德上的自覺意識，從(cong) 而移風易俗，建立起和諧的社會(hui) 環境。焦竑等人的觀點，雖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卻鮮明地映射出陽明學自身的講學特點。

王陽明倡言講學為(wei) 天下首務。在他的引領下，陽明學者投身於(yu) 講學活動，並逐漸形成了行教四方、舉(ju) 會(hui) 講學的風尚。麵向眾(zhong) 人、周流講學的孔子，既是陽明學者樹立的行教典範，也是他們(men) 自身的實踐寫(xie) 照。

積極的救世者

孔子所提倡的，不僅(jin) 是完善道德自我的“修己”，還包括構建理想社會(hui) 的“經世”，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內(nei) 聖外王，一體(ti) 兩(liang) 麵，這是古代儒者的共識。相較前人，陽明學者在傳(chuan) 述孔子誌業(ye) 時，更為(wei) 著意地對其強烈的入世精神及救世情懷進行了描繪。

王陽明指出，孔子生前飽受冷落非笑，卻依然汲汲於(yu) 道、席不暇暖。如此積極的入世姿態，根源於(yu) 他目睹生民的困苦荼毒而產(chan) 生的深切情感，具言之，即與(yu) 物同體(ti) 、悲戚惻然的痛苦與(yu) 同情。“聖人之心，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傳(chuan) 習(xi) 錄》）在孔子看來，宇宙間的一切存在者都與(yu) 自己息息相通。基於(yu) 對世人的顧惜與(yu) 憫恤，孔子將濟世救民立為(wei) 誌願，奔走一生。這種視人如己、視國如家的一體(ti) 之心，也是聖人仁愛精神的體(ti) 現。

陽明學者的如上論說，流露出一種強烈而自覺的社會(hui) 取向。他們(men) 本著對人民疾苦的真切關(guan) 懷，將“外王”實踐的重心，從(cong) 廟堂轉向民間，積極探索入仕以外的經世路徑，前文提及的講學隻是其中的一端，此外還建立有鄉(xiang) 約、社學等多樣化的組織。例如，王陽明在江西南贛推行鄉(xiang) 約教育，以實現民眾(zhong) 間“死喪(sang)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zheng) ，講信修睦”為(wei) 目標。何心隱在家鄉(xiang) 永豐(feng) 創建“聚和堂”，承辦宗族的子弟教育、婚喪(sang) 嫁娶、經濟互助、賦稅管理等各方麵事宜，可謂地方自治、教養(yang) 合一的有益嚐試。他們(men) 的救世行動，為(wei) 改善民眾(zhong) 生活境遇，推動明代社會(hui) 發展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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