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華文明何以賡續不已

作者：郭曉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廿七日癸酉

          耶穌2023年7月14日

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之一，就是數千年來薪火相傳(chuan) 、從(cong) 未斷絕。中華大地雖然曆經改朝換代，但中華文明始終賡續不已。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ge) 獨特現象。中華文明之所以能賡續不已，固然可以從(cong) 中國獨特的地理條件等諸多因素加以說明，但更重要的是，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本身找到對這一現象的內(nei) 在解釋，即中華文化傳(chuan) 統決(jue) 定了它能夠延綿不絕。

信仰基礎與(yu) 哲學根據是中華文明賡續不已的內(nei) 在驅動力

任何一種源遠流長的文明，其核心觀念都離不開一個(ge) 堅實的信仰基礎與(yu) 哲學根據，中華文明亦然。在肇始之初，中華文明就已經具備相當牢固的天道信仰。《尚書(shu) ·康誥》篇指出：“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yu)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謂周人之有天下，實乃上天降命的結果。但在周人的心目中，天命並不是永恒地被賜予，是以有“天命靡常”（《詩經·文王》）之說。在周初的統治者看來，是否能得到上天的眷顧，完全在於(yu) 人間是否有“德”，失德也就意味著失去天命，是以又有“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逸《書(shu) 》，《左傳(chuan) 》僖公五年引）的說法。而君王是否有德，則可從(cong) 民情民意中體(ti) 現。《尚書(shu) ·康誥》指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由此可見，周人的天命信仰，事實上是在天道與(yu) 人道的交互關(guan) 係中被確立的。

《春秋》對這樣一種天人關(guan) 係做了更係統的論證。《春秋》開篇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東(dong) 漢何休在《公羊解詁》中指出，這裏的“元”是在天地判分之前的“元氣”，由“元氣”判分天地之後，就有了四時，而春為(wei) 四時之首，所以《春秋》在“元年”兩(liang) 字之後緊接著就是“春”字。《公羊傳(chuan) 》稱“王”為(wei) “文王”，何休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王”字緊接在“春”字之後。按照他的解釋，周文王是周始受命王，是天之所命，所以這個(ge) “王”字寫(xie) 在了“春”字後麵。也就是說，“元年春”就意味著天命所在，而“王”字則意味著是受天命的王者，這一受天命的王者為(wei) 後世奠定了政教法度，從(cong) 而何休把“王”稱為(wei) “人道之始”。所謂的“人道之始”，我們(men) 可以把它理解為(wei) 文明的開端所在。王者受命之後，要布政施教於(yu) 天下，則王者之政教一一係之於(yu) “正月”，因此“正月”就被公羊家看作“政教之始”。

從(cong) 上述論證看，人道本之於(yu) 天道，無論是作為(wei) “人道之始”的“王”，還是作為(wei) “政教之始”的“正月”，都必須具有天道的合法性。合“人道”與(yu) “政教”，可以說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幹內(nei) 容，就此而言，《公羊傳(chuan) 》也為(wei) 中華文明賦予了相當堅實之天道信仰的哲學基礎。當然，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這裏說“天道”，並不是說對“天”要有一種盲目迷信的態度。董仲舒也認為(wei) ，王者之所以能夠得到天命，同樣是人間努力與(yu) 作為(wei) 的結果，是“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的結果。董仲舒說：“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wan)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yu) 天下。”（《春秋繁露·滅國上》）由此可見，君王所以能統治天下，是他能得天下之群，從(cong) 而為(wei) 萬(wan) 民所歸往。在這一意義(yi) 上說，天道固然被視為(wei) 中華文明之哲學基礎，而事實上又不可能離人道而挺立。唯有人道與(yu) 天道“相須成體(ti) ”，我們(men) 才可以將天道信仰視為(wei) 中華文明的哲學根基。

正是在天道與(yu) 人道“相須成體(ti) ”的意義(yi) 上說，《春秋》之“大一統”才逐漸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核心信念之一。“大一統”並不是簡單的政治一統，而應該看作天人的一統，其實質在於(yu) 以“天”正“王”，其內(nei) 容則落腳於(yu) “人道”與(yu) “政教”，也就是德禮和刑政，由此構成中華文明曆世不衰的政道傳(chuan) 統。

改朝換代不否定曆代共通之文明價(jia) 值

一種文明能夠生生不息，意味著它不因世俗政權的更迭而興(xing) 衰。在中國曆史上，曆經無數次改朝換代，但這些都沒有影響到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承與(yu) 延續。其中一個(ge) 非常關(guan) 鍵的原因就是，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雖然易姓改號，但後來的勝利者往往都會(hui) 承認前一王朝在政治上與(yu) 文化上的合法性。

按《春秋》的常例，每年第一個(ge) 月是正月時，要寫(xie) “王正月”；第一個(ge) 月是二月，寫(xie) “王二月”；首月如果是三月，則要寫(xie) “王三月”；其他月份則不在月份前加寫(xie) “王”字。在公羊學家看來，這裏體(ti) 現了孔子作《春秋》的深意。在他們(men) 看來，夏、商、周三代的曆法各不相同，如果以周代的曆法為(wei) 參照係，夏代的正月是周的三月，商代的正月是周的二月。那麽(me) ，《春秋》經裏記載的正月、二月與(yu) 三月，便分別是周、商與(yu) 夏三代的“正月”。《春秋》在二月前麵寫(xie) “王”字，意味著它是殷商一朝的“王正月”，表明殷商一朝的“王”也是具有天命合法性之“王”。《春秋》在三月前麵寫(xie) “王”字，道理亦同於(yu) 此，表明夏朝的王者也是“王正月”的“王”。《春秋》通過“王二月”“王三月”這種特殊寫(xie) 法，表明承認殷、夏兩(liang) 朝的政權與(yu) 周一樣，同樣受之於(yu) 天，同樣具有天命的合法性。這樣，《春秋》就兼具了三代之“正月”，也就兼具了三代之政教與(yu) 文明。《公羊傳(chuan) 》視“王正月”為(wei) “大一統”，而三代之“正月”既然兼存於(yu) 《春秋》之中，那麽(me) 也就表明三代之“統”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公羊家稱之為(wei) “通三統”。

《春秋》既然以“通三統”的方式承認前兩(liang) 朝政治的天命合法性，於(yu) 是公羊家進一步提出了“存二王後”的說法。在公羊家看來，每一個(ge) 新王朝興(xing) 起，就應當保留以前兩(liang) 王朝之後，為(wei) 之封土建國，授予最高的爵位，讓他們(men) 依然遵守前王朝之舊傳(chuan) 統與(yu) 舊製度。這樣就表明曆史上各王朝之“統”均是合法的，其治世之法都具有天道的合理性，值得新興(xing) 王朝加以借鑒，從(cong) 而以成新一代之治法。

這一觀念對於(yu) 中華文明史來說，意義(yi) 至關(guan) 重大。根據這一觀念，新成立的王朝在理論上均能承認前一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事實上，承認前朝擁有天命的合法性，也就意味著新朝的成立也具有天命的合法性，是受之於(yu) 天而非取之於(yu) 人。朱元璋在洪武元年正月頒布的《即位詔》中，也表明了明王朝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可。而明王朝的合法性，則建立在元朝“今運亦終”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正是元朝天命不再，才有了明王朝之應天而興(xing) 起。

因此，根據“通三統”的原理，王朝可以更迭，但王朝更迭背後的邏輯是“天之曆數”的體(ti) 現，得此天命者方為(wei) “正統”。如果說“大一統”是從(cong) 天道與(yu) 人道的相須關(guan) 係中奠定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基本價(jia) 值；那麽(me) ，“通三統”說則從(cong) 兼具三代之“正月”而承認過去王朝也具有天道之合法性，意味著對過去曆代共通之價(jia) 值觀念的認可、學習(xi) 、繼承與(yu) 保守，由此中華文明方得以綿綿不絕、傳(chuan) 承不已。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使得中華文明賡續不已

在世界文明史上，許多文明的衰亡都與(yu) 異族的入侵有著極大的關(guan) 係。中國古代也曆經異族入侵，少數民族時有入主中原，但無論如何，中華文明不僅(jin) 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摧折，反而通過與(yu) 這些文化的充分融合，更加枝繁葉茂。其所以如此，可在傳(chuan) 統儒學的“夷夏之辨”中找到答案。

“夷夏之辨”是先秦儒學的一個(ge) 重要論題。在春秋時期，夷狄多次侵擾諸夏，所以先秦儒家特嚴(yan) 夷夏大防。《左傳(chuan) 》成公四年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cong) 而視夷狄為(wei) “非我族類”。《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鰍、邾婁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公羊傳(chuan) 》說：“曷為(wei) 殊會(hui) 吳？外吳也。曷為(wei) 外也？《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穀梁傳(chuan) 》也說：“會(hui) 又會(hui) ，外之也。”按《公羊》《穀梁》之義(yi) ，《春秋》先寫(xie) 魯國大夫叔孫僑(qiao) 如會(hui) 諸侯之大夫，然後再寫(xie) 會(hui) 吳，這是因為(wei) 吳被認為(wei) 是“夷狄”之國，要將它與(yu) 諸夏其他國家區別對待，這即所謂的“外夷狄”的態度，從(cong) 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出夷夏之間的界限。《春秋》對齊桓公、晉文公給予高度評價(jia) ，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能夠攘夷狄而救中國。《論語》中記載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袵矣（《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管仲與(yu) 齊桓公有攘夷狄的功勞，在夷狄交侵中國的危機時刻，拯救了中華文明，其功莫大焉。

但是，這種將夷夏之辨視為(wei) 一種現代意義(yi) 的種族或民族之分別的說法並不能全盡《春秋》之義(yi) 。皮錫瑞曰：“《春秋》時夷狄，非真夷狄也。吳，仲雍之後；越，夏少康之後；楚，文王師鬻熊之後；而薑戎是四嶽裔胄，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春秋》所謂夷夏之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yu) 現代民族學意義(yi) 上的少數族裔與(yu) 主流民族的區別。

那麽(me) ，夷夏之間的區別到底何在呢？唐代經師孔穎達在注釋《左傳(chuan) 》時說：“中國有禮儀(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也就是說，華夏之為(wei) 華夏，正在於(yu) 華夏文明所表現出來的“禮儀(yi) 之大”和“服章之美”。公羊家也有同樣的看法。《公羊傳(chuan) 》隱公七年，何休注“不與(yu) 夷狄之執中國”時指出：“中國者，禮義(yi) 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yi) 製治有禮義(yi) 。”按何休的說法，“中國”是“禮義(yi) 之國”，則“夷狄”“無禮義(yi) ”。由此可見，所謂夷夏之分野，不在於(yu) 種族與(yu) 地域，而在於(yu) 文明的認同。童書(shu) 業(ye) 也指出：“至春秋時人所謂‘華夏’，實是文明偉(wei) 大的意思；所謂‘中國’，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2頁）由此可見，“中國”並不是一個(ge) 單純地理學或政治學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ge) 文明論意義(yi) 上的概念。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正是因為(wei) 它是這一文明的承載者。

在《春秋》家看來，這意味著夷夏不是絕對的。當夷狄認同與(yu) 接納諸夏文明時，那麽(me) 夷狄就可以進於(yu) 諸夏。在這一意義(yi) 上的夷夏之辨，與(yu) 其說是為(wei) 了“殊夷狄”，毋寧說是論證了夷狄可以有機地融入中國之中，從(cong) 而“為(wei) 中華民族的不斷融合與(yu) 最終形成，做出了一種最為(wei) 恰當的理論說明”。在中國曆史上，雖然不斷有少數民族政權侵擾中國，乃至統治中國，但這些少數民族也在不斷地接受華夏文化。中華文明通過不斷吸納不同民族的優(you) 秀文化，最終不分夷夏，都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洪流當中。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之所以能薪火相傳(chuan) 、賡續不已，正是由其文化內(nei) 在地決(jue) 定的。我們(men) 可以看到，中華文明事實上是自覺地被形塑成為(wei) “中華文明”。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cong) 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