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春秋董氏學》與(yu) 《春秋繁露義(yi) 證》——對董仲舒的不同詮釋

作者： 郭曉東(dong)

來源：《現代儒學》第三輯，郭曉東(dong) 執行主編，三聯書(shu) 店2018年11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五日戊午 

         耶穌2018年11月22日

一、引言

在中國思想史上，盡管班固（32－92）讚董仲舒（約前179－前104）“為(wei) 儒者宗”[1]，朱子（1130－1200）稱董仲舒“本領純正”、“資質純良”，[2]，但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董仲舒都沒有真正受到重視，《春秋繁露》一書(shu) 亦如歐陽修（1007－1072）所說的，“錯亂(luan) 重複”[3]，脫訛缺失甚夥(huo) ，南宋四明樓鑰（1137－1213）為(wei) 之校訂，始有定本，然明代所翻刻樓本，又錯訛百出。清代盧文弨（1717－1795）對該書(shu) 進行校勘之後，該書(shu) 才基本可讀。即便如此，董子之學仍未真正納入學者的視野，直至清代今文經學的興(xing) 起，情況才發生改變。乾隆年間，常州莊存與(yu) （1719－1788）“宗仰江都”[4]，所著《春秋正辭》，始重視董子所述之《春秋》大義(yi) 。其後淩曉樓（1775－1829）作《春秋繁露注》，作為(wei) 注釋《春秋繁露》的開山之作，該書(shu) 梳章櫛句，鉤稽貫串，不僅(jin) 文字校勘上更勝盧氏一籌，且於(yu) 《繁露》之《公羊》義(yi) 蘊，亦多有所發揮，故梁任公（1873－1929）讚之曰：“曉樓傳(chuan) 莊、劉之學，諳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獨出冠時，與(yu) 段氏《說文》同功矣”。[5]然而，仍有批評者認為(wei) 淩氏在義(yi) 理之發揮上仍有所欠缺。[6]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真正在義(yi) 理層麵深入到董子之學內(nei) 部的，當屬康有為(wei) （1858－1927）所著《春秋董氏學》與(yu) 蘇輿（1872－1914）所著《春秋繁露義(yi) 證》。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成書(shu) 於(yu) 光緒二十年（1894），並於(yu) 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由上海大同譯書(shu) 局刊行。同《孔子改製考》一樣，該書(shu) 之作，是試圖為(wei) 其維新變法思想作進一步的理論論證。眾(zhong) 所周知，康、梁變法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就是《春秋》公羊學。而在公羊先師中，康有為(wei) 最重視董仲舒，謂“其傳(chuan) 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7]又以董子為(wei) 《春秋》之宗，是由《春秋》而上窺孔子之道的關(guan) 鍵所在：

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8]

乃至視董子之地位猶高於(yu) 孟、荀：

大賢如孟、荀，為(wei) 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製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yi) 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yu) 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chuan) ，而非董子之為(wei) 之也。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傳(chuan) 於(yu) 孔子。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為(wei) 儒學群書(shu) 之所無。若微董生，安從(cong) 複窺孔子之大道哉！[9]

為(wei) 此康有為(wei) 與(yu) 門人一起作《春秋董氏學》八卷，通過發明其素王改製等《春秋》之微言，來表達康有為(wei) 自己的思想與(yu) 學術。然而，是書(shu) 行世之後，即受到當時“翼教”學者的激烈批評，平江蘇輿曰：

餘(yu) 少好讀董生書(shu) ，初得淩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yi) 蘊未究。已而聞有為(wei) 董氏學者，繹其義(yi) 例，頗複詫異。[10]

又曰：

光緒丁戊之間，某氏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者，割裂支離，疑誤後學。如董以傳(chuan) 所不見為(wei) “微言”，而刺取陰陽、性命、氣化之屬，摭合外教，列為(wei) “微言”，此影附之失實也；三統改製，既以孔子《春秋》當新王，而三統上及商、周而止，而動雲(yun) 孔子改製，上讬夏、商、周以為(wei) 三統，此條貫之未晰也；鄫取乎莒，及魯用八佾，並見《公羊》，而以為(wei) “口說”出《公羊》外，此讀傳(chuan) 之未周也。其它更不足辨。[11]

很顯然，這裏所講的“某氏”，即指康有為(wei) 。蘇輿不像其他的翼教學者，如葉德輝（1864－1927）等人，因厭惡康有為(wei) ，遂及於(yu) 董仲舒，將《公羊傳(chuan) 》、《春秋繁露》等書(shu) 視為(wei) “漢人雜纂之書(shu) ”。[12]對蘇輿而言，不僅(jin) 從(cong) 小就“好讀董生書(shu) ”，且認為(wei) 《春秋繁露》是西漢大師說經之“第一書(shu) ”，[13]隻是在蘇輿看來，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一書(shu) 存在有關(guan) “微言”、“改製”等方麵存在諸多重大缺失，“沿偽(wei) 襲謬，流為(wei) 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14]為(wei) 此蘇輿作《春秋繁露義(yi) 證》十七卷，試圖厘清被康有為(wei) 所歪曲的董仲舒與(yu) 《公羊》學，從(cong) 而達到“正學”以“翼教”的目的。

這樣，在晚清思想史上，出現了一個(ge) 頗為(wei) 奇特的景觀，對同一個(ge) 董仲舒所展開的不同詮釋，維新學者與(yu) 翼教學者從(cong) 各自的政治立場與(yu) 學術立場出發，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辯。

二、口說與(yu) 微言

眾(zhong) 所周知，由常州學派發端，晚清今文經學素來注重從(cong) “微言大義(yi) ”的角度來理解《春秋》。[15]到康有為(wei) 那裏，這一立場被推到了極致。在康有為(wei) 看來，《春秋》有三：

一不修之《春秋》也，隻有史文及齊桓晉文之事，而無義(yi) 焉，此魯史之原文也。一孔子已修之《春秋》也，因其文而筆削之，因文以見義(yi) 焉，此大義(yi) 之《春秋》也，《公》、《穀》多傳(chuan) 之。一代數之《春秋》也，但以其文為(wei) 微言大義(yi) 之記號，而與(yu) 時事絕無關(guan) ，此微言之《春秋》也，公羊家董、何所傳(chuan) 為(wei) 多，而失絕者蓋不知凡幾矣。[16]

“不修之《春秋》”即孔子所據以作《春秋》之魯史舊文，其之為(wei) “史文”而不具“經”之價(jia) 值，亦即康有為(wei) 所說之“無義(yi) ”，這是公羊家的共識。康有為(wei) 之別出心裁者，是進而將孔子所作之《春秋》兩(liang) 分為(wei) “大義(yi) 之《春秋》”與(yu) “微言之《春秋》”。所謂“大義(yi) 之《春秋》”，為(wei) 孔子所筆削之經文，以及《公羊》、《穀梁》兩(liang) 傳(chuan) 所傳(chuan) 之傳(chuan) 文，亦即傳(chuan) 世之《春秋》經、傳(chuan) 文本，[17]由此本文直接昭示了孔子所示之“大義(yi) ”，此即康有為(wei) 所謂“因文見義(yi) ”。然而，在康有為(wei) 看來，由文本所直接體(ti) 現出來的“大義(yi) ”，畢竟要受到文本本身的局限：

《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大義(yi) 烺烺，然僅(jin) 二百餘(yu) ，脫略甚矣，安能見孔子數千之大恉哉？[18]

又曰：

《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今《春秋》經文萬(wan) 九千字，皆會(hui) 盟征伐之言，誅亂(luan) 臣賊子，黜諸侯，貶大夫，尊王攘夷，寥寥數旨外，安所得數千之旨哉？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以孟子之說，《春秋》重義(yi) ，不重經文矣。凡傳(chuan) 記稱引《詩》、《書(shu) 》，皆引經文，獨至《春秋》，則漢人所稱引皆《春秋》之義(yi) ，不引經文，此是古今學者一非常怪事，而二千年來乃未嚐留意，閣束傳(chuan) 文，獨抱遺經，豈知遺經者，其文則史，於(yu) 孔子之義(yi) 無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劉歆之作也，曰：“孔子褒貶當世大人威權有勢力者，不敢筆之於(yu) 書(shu) ，口授弟子。”蓋《春秋》之義(yi) ，不在經文，而在口說。雖作偽(wei) 之人不能易其辭。……董子為(wei) 《春秋》宗，所發新王改製非常異義(yi) 及諸微言大義(yi) ，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孟、荀命世亞(ya) 聖，猶未傳(chuan) 之，而董子乃知之。又《公羊》家不道《穀梁》，故邵公作《穀梁廢疾》，而董子說多與(yu) 之同，又與(yu) 何氏所傳(chuan) 胡毋生義(yi) 例同。此無他，七十子後學，師師相傳(chuan) 之口說也。《公羊》家早出於(yu) 戰國，猶有避諱，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盡發之。[19]

司馬遷稱《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但在康有為(wei) 看來，不到兩(liang) 萬(wan) 字的《春秋》文本，所記載的隻有“尊王攘夷”等兩(liang) 百多條大義(yi) ，不足以見孔子數千之旨，則所謂“其旨數千”，隻可能見之於(yu) 《春秋》經、傳(chuan) 文本之外。康有為(wei) 又據孟子“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之說，以為(wei) 孟子所重者在《春秋》之義(yi) ，而非經文本身，蓋經文本身不過史文，不足體(ti) 現數千之旨故也。康有為(wei) 又進而發現，古今傳(chuan) 記在稱引《詩》《書(shu) 》時，都直接引用經文本身，唯獨於(yu) 《春秋》，則不引經文，而隻是闡述《春秋》之義(yi) 。在康有為(wei) 看來，這是極不尋常的現象，所謂“二千年來乃未嚐留意”之“古今學者一非常怪事”，而其所以然者，蓋《春秋》遺經，“其文則史，於(yu) 孔子之義(yi) 無與(yu) ”。同時康有為(wei) 又認為(wei) ，或由於(yu) 當時政治之禁忌，或由於(yu) 陳義(yi) 過高無法為(wei) 時人所接受，故孔子之大道，更多是以“口說”的形式而非訴諸於(yu) 經文的文字本身，所謂“《春秋》之義(yi) ，不在經文，而在口說。”又謂“《春秋》言微，與(yu) 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chuan) ，不可得而知也。”[20]

這種“口說”之《春秋》，也就是“微言之《春秋》”。在康有為(wei) 看來，正是董仲舒、何休（129－182）等《公羊》先師通過師師“口說”，使得《春秋》之“微言”得以傳(chuan) 承：

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變周製，以殷、周為(wei) 王者之後。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門微言口說，於(yu) 是大著。[21]

為(wei) 了證明有超越文本的“口說”存在，康有為(wei) 在《春秋繁露》中梳理出若幹董子之說不在《公羊》文本之內(nei) ，然而又可以與(yu) 《穀梁》、《公羊》何注、劉向、及其他漢儒之說相印證的文獻，《春秋董氏學》卷四即羅列《春秋口說》四十九條，其內(nei) 容分別是：

董子口說與(yu) 《穀梁》、何注同出《公羊》外。（2條）[22]

董子口說與(yu) 《穀梁》同出《公羊》外。（4條）[23]

董子口說與(yu) 劉向同出《公羊》外。（12條）[24]

董子口說與(yu) 何注同出《公羊》外。（30條）[25]

董子口說與(yu) 漢儒同出《公羊》外。（1條）[26]

例如，《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董子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說：“獻八佾，諱八言六”，康有為(wei) 對此即引《說苑·貴德篇》雲(yun)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進而康有為(wei) 下一按語曰：

經言六羽耳，董子何以知為(wei) 八佾？蓋口說相傳(chuan) 也。不然，何《說苑》亦同之耶？[27]

也就是說，雖然《春秋》經書(shu) “初獻六羽”，但董仲舒認為(wei) 魯隱公當時實質上是行八佾之樂(le) ，而《春秋》書(shu) “六羽”，是“諱八言六”。康有為(wei) 即認為(wei) ，董子之所以知道是八佾而非經文字麵上的六羽，則是口說相傳(chuan) 的結果，並且進而以劉向《說苑》的說法與(yu) 董說相印證。而二說之所以能夠一致，則恰恰說明這是兩(liang) 漢經師口說傳(chuan) 承的結果。這樣，康有為(wei) 試圖以此證明，董子之說雖出《公羊》文本之外，但既然可與(yu) 漢代諸經師之說互相印證，則自有其淵源所在，而不是董仲舒個(ge) 人的發明。當然，這一淵源於(yu) 康有為(wei) 而言，便是由師師口說，乃至最終上溯到孔子。康有為(wei) 為(wei) 此特別將董仲舒與(yu) 孟子、荀子作比較曰：

大賢如孟、荀，為(wei) 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製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yi) 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yu) 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chuan) ，而非董子之為(wei) 之也。[28]

也就是說，孟子、荀卿雖然道高於(yu) 董子，但由於(yu) 其未曾傳(chuan) 孔子之口說，故求孔子立製之本而不可得。而董仲舒雖然在“道”的層麵不能與(yu) 孟、荀諸子相比肩，但由於(yu) 得到孔子口說之傳(chuan) ，則在此意義(yi) 上董子反而可說是“軼荀超孟”。[29]這樣，由“口說”之故，由董、何所傳(chuan) 之《公羊》學說，遂直接孔子之源頭而獲得最大的權威性。職是之故，由董仲舒傳(chuan) 孔子之“口說”，董仲舒遂得孔門真傳(chuan) ；由康有為(wei) 得董仲舒之“微言”，則康有為(wei) 亦得孔子之真傳(chuan) ，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如前所述，任何有助於(yu) 康有為(wei) 變法的主張，幾乎都可以以“口說”和“微言”的名義(yi) 獲得其合法性依據，甚至可以說，“康有為(wei) 認為(wei) 自己就是這個(ge) 時代的孔子口說的傳(chuan) 達者。”[30]於(yu) 是，為(wei) 了反駁康有為(wei) 的政治主張，“翼教”學者自然而然地將批評的矛頭針對康有為(wei) 這一思想源頭。葉德輝即明確地指出，“口說”的可信度不及經傳(chuan) ：

口說、傳(chuan) 記皆所以傳(chuan) 經。口說托之傳(chuan) 聞，失多而得少；傳(chuan) 記托之載筆，得多而失少。[31]

朱一新（1846－1894）則對今文家專(zhuan) 講“微言”表示不滿：

道、鹹以來，說經專(zhuan) 重微言，而大義(yi) 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蔽無窮。[32]

相對來說，蘇輿並沒有簡單地否定“口說”的合法性。反過來，蘇輿認為(wei) ，在兩(liang) 漢時期《春秋》的傳(chuan) 授過程中，事實上存在“口說傳(chuan) 授”這一現象。在《春秋繁露·玉英》中，董仲舒在引紀侯語以論紀侯之賢時，蘇輿注曰：

此稱紀侯辭，較《傳(chuan) 》引魯子語詳，蓋得之師說，知傳(chuan) 義(yi) 兼傳(chuan) 事矣。《說苑》諸書(shu) 所紀《春秋》事，亦有出三傳(chuan) 外者，足證師說流傳(chuan) ，至漢未泯。[33]

蘇輿這裏論證的邏輯與(yu) 康有為(wei) 幾乎沒有任何差別，即以劉向等經師所說有出於(yu) 三傳(chuan) 之外者，來證明“師說流傳(chuan) ，至漢未泯”。對於(yu) 董仲舒“《春秋》詭辭”之類的說法，蘇輿則注曰：

《春秋》詭辭，門弟子當有口說傳(chuan) 授。[34]

蘇輿又曰：

《春秋》有詞移，有事移。與(yu) 夷之弑，移之宋督，以善宣公，以酅入齊，移之紀季，以賢紀侯，移其事也；邲之戰，楚變而稱子，裏克殺奚齊，變而稱君之子，移其詞也。移其詞者，即主文而推之；移其事者，非口說難明也。[35]

    從(cong) 上麵的種種說法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對於(yu) 蘇輿來說，事實上承認對《春秋》詮釋過程中有“口說”的必要性。也就是說，《春秋》經常以董仲舒所謂的“詭詞”的麵目出現，如果不通過曆代先師“口說”的解釋，我們(men) 就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孔子筆削《春秋》的獨特用心所在。在這一點上，蘇輿與(yu) 康有為(wei) 對“口說”的看法並非但不是水火不相容，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當大的一致性。不過，與(yu) 康有為(wei) 不同的是，蘇輿又認為(wei) ，“口說”雖然有必要性，然亦有局限性：

秦漢之於(yu) 春秋，若今日之於(yu) 明季，年代未遠，源流相接，說之者尚可由詭辭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無失也。[36]

對於(yu) “年代未遠”的情況來說，是有可能由“口說”之“詭辭”而“得其委曲”，但已經不必然能夠“密合而無失”。那麽(me) ，從(cong) 秦漢到晚清，又經曆了兩(liang) 千餘(yu) 年，則其可靠性就必然要打一個(ge) 更大的折扣。也就是說，在蘇輿看來，“口說”所表達的“委曲”會(hui) 因時間之流逝而逐漸失真。很顯然，對於(yu) 蘇輿來說，雖然《春秋》傳(chuan) 經過程中“口說”的合法性與(yu) 必要性是可以被承認的，但“口說”具有時代的局限性，於(yu) 晚清之際，如果像康有為(wei) 那樣再侈言“口說”以解讀《春秋》，則未必是合乎時宜的。

同樣，蘇輿也沒有簡單地否認《春秋》之“微言”。從(cong) 嚴(yan) 格的學術立場來說，漢儒屢有“微言”之說，這一點事實上不能輕易地被否認掉。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何謂“微言”，或者說“微言”的內(nei) 涵到底應該是什麽(me) ？是康有為(wei) 所理解的那種“微言”嗎？蘇輿試圖回答的問題即在於(yu) 此。董仲舒稱《春秋》“微其辭”[37]，又說：“按經無有，豈不微哉。”[38]很顯然，如果按照董氏這句話字麵的意思，《春秋》之“微”，正表現在“經無有”上。故蘇氏認為(wei) ，凡不見於(yu) 經傳(chuan) 而有待於(yu) 口授者謂之“微言”：

董以傳(chuan) 所不見為(wei) 微言。[39]

經所不見，有詭詞，皆為(wei) 微言。[40]

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逄醜(chou) 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於(yu) 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chuan) 指也。[41]

在《玉杯》篇中，董仲舒論治《春秋》之法時說：“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42]其中“屠其贅”一語頗為(wei) 難解，俞樾注說：

凡非經本有之義(yi) ，皆謂之贅。為(wei) 《春秋》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yi) 不為(wei) 群言淆亂(luan) 矣。[43]

拒絕承認“凡非經本有之義(yi) ”的合法性，這一說法在今文經學的反對者那裏其實相當有具有代表性。很顯然，康有為(wei) “微言”諸說，在俞氏看來即是“宜杜塞之”的“贅”。但對於(yu) 這一說法，蘇輿在按語中卻直接予以了否定。在他看來，“贅”當訓為(wei) “餘(yu) ”，即“不見於(yu) 經， 餘(yu) 意待申者。”[44]在蘇輿看來，“贅”即“微”之所在，亦即《春秋》之所重：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體(ti) 天立言，而不能盡其意。所謂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shu) 不能文也。讀《春秋》者，書(shu) 其微以驗其著，庶幾得彷佛爾。故曰：《春秋》重贅。[45]

蘇輿又說：

天地萬(wan) 物之事審矣，聖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聖人辨之，足見聖心者，視之與(yu) 正經同，而經不遺憾於(yu) 贅矣。[46]

在這一意義(yi) 上說，蘇輿的立場與(yu) 康有為(wei) 似乎相當接近，即認為(wei) 聖人雖於(yu) 經未嚐明言，但若後學“有能代聖人辨之”並“見聖心”者，則可視同“正經”，這與(yu) 康有為(wei) 將“微言”視同“正經”的說法並無二致。不過，蘇輿對此同時又做了一個(ge) 似乎並不十分有力的限製，即“不可貿然無見而以臆說之”，[47]又曰：“要以原本禮紀，推極微眇，貴在不失聖人之意。”[48]然而，如何做到“不失聖人之意”呢？對蘇輿而言，既然“微言”待“口說”而傳(chuan) ，但“口說”既有時代之局限性，那麽(me) 從(cong) “微言”入手理解《春秋》就不能得其真，故其批評康有為(wei) 曰：“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徂，非親(qin) 炙傳(chuan) 受，未易有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49]

二、改製之辨

在康有為(wei) 看來，《春秋》諸“微言”中，首推素王改製之說。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為(wei) 專(zhuan) 立一卷論《春秋》之改製。在康有為(wei) 看來，“《春秋》專(zhuan) 為(wei) 改製而作”，又謂改製之說，“此真《春秋》之金鎖匙，得之可以入《春秋》者”。[50]對於(yu) 朱子之批評《春秋》不可解，康有為(wei) 則駁之曰：“夫不知改製之義(yi) ，安能解哉？” [51]

作為(wei) 《春秋》最重要之“微言”，“改製”並不見於(yu) 《春秋》經傳(chuan) ，而如前所述，在康有為(wei) 看來，作為(wei) “微言”之“改製”，實賴“口說”而流傳(chuan) ：

《春秋》一書(shu) ，皆孔子明改製之事。故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也。”曰“作新王”，曰“變周之製”同。時王也，而以為(wei) 王者之後；杞公也，而降為(wei) 伯；滕子也，而升為(wei) 侯。此皆非常異義(yi) ，萬(wan) 不可解之事，而董子數數言之。《說苑》所謂“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淮南子》所謂“《春秋》變周”，與(yu) 何邵公、太史公說皆同。此雲(yun) 略說，則皆口說之流傳(chuan) 。[52]

也就是說，盡管與(yu) “改製”相關(guan) 的諸多說法“皆非常異義(yi) ，萬(wan) 不可解之事”，但不僅(jin) 董子能言，孟子亦能言，《說苑》、《淮南子》、太史公、何邵公亦皆不約而同，可見其說自有來曆，當是曆代師承的結果，故其說可信。

然而，孔子之為(wei) 布衣，何以能借《春秋》以“改製”？為(wei) 了證明孔子“改製”之合法性，在《孔子改製考》中，康有為(wei) “遍考秦、漢之說”，證明孔子為(wei) “素王”之義(yi) ，其曰：

孔子為(wei) 素王，乃出於(yu) 子夏等尊師之名。素王，空王也。[53]

孔子為(wei) 製法之王，所謂素王也。[54]

在《孔子改製考》中，康有為(wei) 不僅(jin) 稱孔子為(wei) “素王”，又稱之為(wei) “文王”：

《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孔子已自任之。王愆期謂：“文王者，孔子也。”最得其本。人隻知孔子為(wei) 素王，不知孔子為(wei) 文王也。或文或質，孔子兼之。王者，天下歸往之謂。聖人，天下所歸往，非王而何？猶佛稱為(wei) 法王雲(yun) 爾。[55]

此又見《春秋董氏學》卷五。[56]所謂“文王”，非《公羊傳(chuan) 》及何休所以為(wei) 的周文王[57]，康有為(wei) 在接受王愆期以文王為(wei) 孔子的基礎上，又以此“文王”為(wei) 相對“素王”而言，素王者為(wei) 質統，文王者為(wei) 文統，而孔子兼而有之。進而在康有為(wei) 看來，孔子於(yu) 《春秋》倡言改製，實是“代天發意”，故其曰：

故孔子之言，非孔子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製與(yu) 義(yi) ，非孔子也，天之製與(yu) 義(yi) 也。[58]

這樣，無論是孔子為(wei) 王，還是“代天發意”，都賦予了《春秋》改製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孔子之改製，是孔子作為(wei) 聖人受天之命而改製，是要革除衰周之蔽，以定一王之大法：

孔子受命製作，以變衰周之蔽，改定新王之製，以垂後世，空言無征，故托之《春秋》。故《春秋》一書(shu) ，專(zhuan) 明改製。[59]

故所謂“改製”者，即“改定新王之製，以垂萬(wan) 世”。“新王”雲(yun) 者，即董、何所倡言“以《春秋》當新王”之義(yi) ，康有為(wei) 論之曰：

《春秋》為(wei) 改製之書(shu) ，其他尚不足信，董子號為(wei) 醇儒，豈為(wei) 誕謾？而發《春秋》作新王、當新王者，不勝枚舉(ju) 。若非口說傳(chuan) 授，董生安能大發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且雲(yun) “變周之製”、“繼周之蔽”，以周為(wei) 王者之後，故《詩》以王降為(wei) 風，《論語》其或繼周百世可知，皆指《春秋》王道而言。《淮南子》：“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說苑》：“夏道不亡，殷德不作；殷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皆以《春秋》為(wei) 一王之治。[60]

在公羊家的視野裏，與(yu) “《春秋》當新王”說密切相關(guan) 的是“王魯”說。“王魯”之說，首見於(yu) 《三代改製質文》：“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其後何休更是將此說發揮到極致。在康有為(wei) 那裏，也是“改製”說的重要理論依據，故其又謂“王魯”雲(yun) ：

“緣魯以明王義(yi) ”，孔子之義(yi) 專(zhuan) 明王者之義(yi) ，不過緣托於(yu) 魯，以立文字。[61]

不論是“《春秋》當新王”說，還是“王魯”說，都預設認為(wei) 有繼周而來的王者起。有新王起，則必須改製以應天命，即以新王之新製取代舊製度。就董仲舒所論“改製”，康有為(wei) 最重視《三代改製質文》一篇，《春秋董氏學》卷五中就長篇引錄此篇，用以明改製三統之義(yi) ，並評論曰：

聖人胸有造化，知天命之無常，慮時勢之多變，故預立三統以待變。通達之百王，推之九複，範圍無外，非聖人之精思睿慮，其孰能為(wei) 之？[62]

三統、三世皆孔子絕大之義(yi) ，每一世中皆有三統。此三統者，小康之時，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別有三統，此篇略說，其詳不可得聞也。後世禮家聚訟，固有偽(wei) 古之紛亂(luan) ，而今學中亦多異同，如子服景伯、子遊爭(zheng) 立子、立孫、立弟，《公羊》、《穀梁》爭(zheng) 妾母以子貴、不以子貴，《檀弓》爭(zheng) 葬之別合，曾子、子夏爭(zheng) 殯之東(dong) 西，孟子、《公羊》爵之三等、五等，祿之三品、二品，皆今學而不同，後師篤守必致互攻。豈知皆為(wei) 孔子之三統，門人各得其一說，故生互歧。故通三統之義(yi) ，而經無異義(yi) 矣。自七十子以來，各尊所聞，難有統一之者，雖孟、荀猶滯於(yu) 方隅。惟董子乃盡聞三統，所謂孔子之文傳(chuan) 之仲舒也。[63]

康有為(wei) 在這裏所述之三統說頗具特色。通常公羊家之論三統，無非三正、三教之循環，以及“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諸義(yi) ，而康有為(wei) 獨特之處在於(yu) ，他將三統說與(yu) 三世說相結合，認為(wei) 每一世之中都有三統，而《三代改製質文》所述，不過是升平世之三統而已。康有為(wei) 又以禮家之說為(wei) 例，除了他以為(wei) 的偽(wei) 古文學之紛亂(luan) 外，今學之中亦頗聚訟，其實諸說皆為(wei) 孔子之三統，門人所得，分別為(wei) 孔子所述之一統，故互有歧義(yi) ，然今學諸說實可貫通，此即所謂“通三統”。

董仲舒以《春秋》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在康有為(wei) 看來，《春秋》作為(wei) 改製之書(shu) ，而禮尤其為(wei) 改製之著者，故《春秋董氏學》中，又專(zhuan) 設《春秋禮》一卷，以具體(ti) 發明改製之義(yi) ，其曰：

《春秋》為(wei) 改製之書(shu) ，包括天人，而禮尤其改製之著者。故通乎《春秋》，而禮在所不言矣。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至於(yu) 董子，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後王而致太平，豈徒可止禮家之訟哉？……今摘《繁露》之言禮者，條綴於(yu) 篇，以備欲通孔子之禮者。雖無威儀(yi) 之詳目，其大端蓋略具焉。[64]

在康有為(wei) 看來，董子不僅(jin) 傳(chuan) 孔子之文，亦傳(chuan) 孔子之禮。而董子於(yu) 禮得之孔子者，雖無節目威儀(yi) 之祥，但盡得其精神實際，所謂“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故康有為(wei) 條列《春秋繁露》中諸多有關(guan) 禮的論述，而多謂其得三統之義(yi) 。如其論樂(le) 器，“樂(le) 器之有黑白赤，鼓之或載、或設、或程、或縣，舞之用錫、用羽籥、用萬(wan) ，佾之員、方、橢、衡，皆孔子改製，以為(wei) 三統也。”[65]又如董子《三代改製質文》稱冠禮“冠於(yu) 阼”、“冠於(yu) 堂”、“冠於(yu) 房”，康有為(wei) 評論曰：“此冠禮之三統也。”[66]其論昏禮，稱“此昏禮之三統也”；[67]論喪(sang) 禮，稱“此喪(sang) 禮之三統”；[68]論宮室則雲(yun) “此郊宮明堂之三統也”；[69]論刑則雲(yun) “此刑之三統也”，[70]諸如此類，等等不一而足。

對於(yu) 康有為(wei) 的“改製”之說，蘇輿同樣沒有如葉德輝等人那樣將“改製”說視為(wei) “謬論”而簡單地持否定態度。[71]蘇輿在注董仲舒“王者必改製”一語時，具引了兩(liang) 漢時期的諸多有關(guan) “改製”的說法，並稱其“相傳(chuan) 舊說”雲(yun) 雲(yun) 。[72]在承認“改製”為(wei) 兩(liang) 漢諸儒舊說的前提下，蘇輿試圖通過申明董學中“改製”的本義(yi) 來駁正康有為(wei) 。

首先，蘇輿在以“義(yi) 證”《春秋》的前提下，指出《春秋》是“立義(yi) ”之書(shu) ，而不是“改製”之書(shu) ：

《春秋》為(wei) 立義(yi) 之書(shu) ，非改製之書(shu) ，故曰“其義(yi) 竊取”。鄭玄《釋廢疾》雲(yun) ：“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蓋製宜從(cong) 周，義(yi) 以救蔽。製非王者不議，義(yi) 則儒生可立。故有舍周從(cong) 殷者，有因東(dong) 遷後之失禮而矯之者，有參用四代者，存其義(yi) 以俟王者之取法剏製。《傳(chuan) 》所雲(yun) 製《春秋》之義(yi) ，以俟後聖者也。孔子誌在《春秋》，但誌之而已。”此篇所舉(ju) ，確為(wei) 《春秋》特立之義(yi) 。……何氏注《傳(chuan) 》，輒雲(yun) 《春秋》之製，其實皆義(yi) 而已。[73]

蘇輿在此大段引用鄭玄之說，以證明“義(yi) ”與(yu) “製”的不同。“義(yi) ”作為(wei) 一種思想學說，可以由儒生所立，而作為(wei) 國家製度之“製”則非“王者”不能議，所以說“改製屬王者”。[74] 這樣，不僅(jin) 康有為(wei) 不能擅行改製，即便是孔子，由於(yu) 有德無位，同樣也是無權改製。

蘇輿進而分析說，在董子那裏，所謂“改製”之“製”，並非國家根本製度，而不過是“正朔、服色”之類所謂的“天子大禮”：

改製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75]

正朔、服色數者，為(wei) 天子大禮。[76]

而王者之所以要改製，則隻有在新王受命之時，通過改革“正朔、服色”之類的東(dong) 西來顯揚一二，以新民耳目。蘇輿廣引《白虎通》等文獻以論證說：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chuan) 》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又《白虎通·號篇》：“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見，明易姓為(wei) 子孫製也。……改製，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於(yu) 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ye) 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yu) 天下也。”[77]

蘇輿又對此下了一個(ge) 案語說：

正朔、服色數者，為(wei) 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二，以新民耳目。若議變更於(yu) 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ti) 矣。[78]

按照蘇輿這樣的理解，所謂“改製”雲(yun) 雲(yun) ，也就隻有儀(yi) 式性的象征意義(yi) ，而不具有實質性的政治內(nei) 涵，這樣，事實上也就等於(yu) 把康有為(wei) “改製”說的實際內(nei) 涵給抽空掉了。進而言之，既然“改製”屬新王之事，守成之代就不能輕言改製，於(yu) 是康有為(wei) 所論的“改製”，在蘇輿心目中也就成了所謂的“不識治體(ti) ”。

與(yu) 此相應的是，“改製”所改者既然隻存在於(yu) “正朔、服色”等禮儀(yi) 層麵上，這也就意味著更具實質性的東(dong) 西不容更改。那麽(me) ，不容更改的到底是什麽(me) 呢？董仲舒說：

若夫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然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79]

蘇輿進而引申此義(yi) 說：

申製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jue) 不可改。《禮·大傳(chuan) 》雲(yun) ：“不可得而變革者，親(qin) 親(qin) 、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董子複推廣於(yu) 政教、習(xi) 俗、文義(yi) ，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80]

根據上述諸說，可以看出，決(jue) 不可改的“道”，亦即是儒家所祟尚的“仁義(yi) 禮樂(le) ”之類，所以蘇輿又說：

仁義(yi) 禮樂(le) ，不在改製之中。[81]

這樣，蘇輿試圖從(cong) 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申明“改製”之本義(yi) 。從(cong) 正麵來說，蘇輿承認“製”是可以改的，但所能改者隻是變更“正朔、服色”之類的“典禮”；從(cong) 反麵來說，“仁義(yi) 禮樂(le) ”之“道”則是決(jue) 不容更改的。這樣，無論是從(cong) 正麵還是反麵來說，都不支持康有為(wei) 的“改製”之說。康有為(wei) 講變法，在蘇輿看來，無疑是亂(luan) 成憲，墜綱常，自然是試圖更改“道”，而不僅(jin) 僅(jin) 是在“正朔、服色”上的改變，顯然與(yu) 董仲舒的本旨相左，因而在學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蘇輿有言曰：

以改道為(wei) 邪言，董生之患深矣。後世猶有假其辭以致亂(luan) 者。[82]

毫無疑問，蘇氏所謂“假其辭以致亂(luan) 者”，指的即是康有為(wei) 及一眾(zhong) 康門弟子。 然而，對康有為(wei) 而言，漢代《春秋》家有孔子“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孔子作《春秋》為(wei) 漢製作立法等說法，又董仲舒在《繁露》中有《三代改製質文》一篇，盛言“以《春秋》當新王”以改製之說，這些都被認為(wei) 是曆代公羊先師所傳(chuan) 下來的《春秋》經傳(chuan) 本有的說法，都可以支持康有為(wei) 的“改製”說。因此，如何看待上述諸說，特別是《三代改製質文》篇中的“以《春秋》當新王”說，就成了蘇輿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

首先，蘇輿指出，將改製與(yu) 孔子《春秋》相聯係的說最初來自漢代的緯書(shu) ：

《春秋緯》雲(yun) ：“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自是遂有以改製屬孔子《春秋》者。然雲(yun) “改亂(luan) 製”，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製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yi) 雲(yun) 爾。[83]

在蘇輿看來，正因為(wei) 《春秋緯》中有“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之說，所以後來的《春秋》家才將改製與(yu) 《春秋》聯係起來。但蘇輿同時認為(wei) ，《春秋緯》中的“改亂(luan) 製”並不等同於(yu) “王者”的“改製”，它隻是針對末流之失所作的修改，從(cong) 而仍然屬於(yu) 董子所說的“立義(yi) ”範圍，因此，緯書(shu) 此說，並不足以為(wei) “改製”說張目。至於(yu) 漢儒《春秋》為(wei) 漢製作的說法，蘇輿認為(wei) 也與(yu) 經義(yi) 無幹，純粹時出於(yu) “尊時”之義(yi) ：

《春秋》立義(yi) ，俟諸後聖。後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製作之權者。漢之臣子尊春秋為(wei) 漢製作，猶之為(wei) 我朝臣子謂為(wei) 我朝製作雲(yun) 爾，蓋出於(yu) 尊時之義(yi) ，於(yu) 經義(yi) 無預焉。[84]

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篇中的“以《春秋》當新王”說。蘇輿本人也意識到這個(ge) 問題的重要性，故在《義(yi) 證》中設問說：

問者曰：“本書(shu) 《三代改製質文》篇，明以《春秋》為(wei) 一代變周之製，則何也？”[85]

對此蘇輿回答說：

此蓋漢初師說，所雲(yun) 正黑統、存二王雲(yun) 雲(yun) ，皆王者即位改製應天之事，讬《春秋》以諷時主也。[86]

在蘇輿看來，《三代改製質文》一篇中所說的，不過是漢儒的一般性通說。而“改製”雲(yun) 雲(yun) ，則主要是出於(yu) 現實政治的考量。具體(ti) 地說，西漢代秦之後，“沿用秦正，至於(yu) 服色禮樂(le) ，並安苟簡。”[87]然而漢儒頗以漢承秦製為(wei) 恥，故屢屢提出改朔的主張。漢文帝時賈誼、公孫臣等人提議改朔未果，而董仲舒借《春秋》的名義(yi) 倡言改製，目的也正在此，即勸說漢武帝進行改正朔、易服色、定官製等方麵的改革，蘇輿所謂的“諷時主”，也就是這個(ge) 意思。直至太初元年，漢武帝才開始采納諸儒的說法，進行了這項改革，以正月為(wei) 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據此蘇輿考證說，董仲舒一定是在太初元年（前104）之前著《春秋繁露》，他本人也一定是卒於(yu) 太初元年之前：

仲舒著書(shu) ，皆未改正朔之前事，則其卒於(yu) 太初前可知。[88]

故餘(yu) 以為(wei) 董子若生於(yu) 太初後，或不齗齗於(yu) 是。[89]

進而蘇輿認為(wei) ，對董仲舒來說，“改製”雲(yun) 雲(yun) ，不過是“時務”之言，而不是發明聖道的“高論”：

董生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雲(yun) 雲(yun) ，特其一端，而其論發於(yu) 太初未改正朔以前，在當日為(wei) 時務，非高論也。[90]

對蘇輿來說，與(yu) 董子改製說密切相關(guan) 的“《春秋》當新王”說也應作如是觀。在他看來，董子倡言“《春秋》當新王”，不過是為(wei) 了諷勸時主改朔而作的“設詞”：

“以《春秋》當新王”諸語，則漢世經師之設詞也。[91]

此文以《春秋》當新王，乃說《春秋》者假設之詞。[92]

“《春秋》當新王”說不見於(yu) 《春秋》經傳(chuan) 。《三代改製質文》篇有雲(yun)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93]又曰：“《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製，當正黑統。”[94]這是公羊家“以《春秋》當新王”說的最早淵源。蘇輿則據朱一新之說加以分析說：

蓋漢承秦統，學者恥言，故奪黑統歸《春秋》，以為(wei) 繼《春秋》，非繼秦也。……不以秦為(wei) 受命王，斯不得不歸之《春秋》以當一代。尊《春秋》所以尊漢也。[95]

根據五德終始之說，周為(wei) 火德尚赤，秦代周為(wei) 水德尚黑。而漢初儒者恥為(wei) 秦後，不願承認秦一代政權受命之合法性，以為(wei) 漢不宜繼秦，故別立一統於(yu) 《春秋》，並奪黑統而歸之《春秋》。然而《春秋》一書(shu) ，本來不過是以魯國國史為(wei) 底本改編而成。現在問題是，魯國本不過是隻侯國，而漢室所承為(wei) 帝統，因而蘇輿以為(wei) ，“以侯擬帝，嫌於(yu) 不恭，故有讬王之說。”[96]因此，對蘇輿來說，董仲舒所講的，後為(wei) 公羊家所倡言的“《春秋》當新王”說，不過是因為(wei) 上述原因以“托王”而已，並不是真正坐實地尊《春秋》作為(wei) “新王”。

這樣，蘇輿得出結論就是：“《春秋》當新王”諸義(yi) ，隻是為(wei) “改正”而設，它既不見於(yu) 經傳(chuan) ，因而與(yu) 經義(yi) 就不必相屬，從(cong) 而也就徹底地否定了康有為(wei) 以“《春秋》當新王”為(wei) 《春秋》“微言”的說法。甚至關(guan) 於(yu) 後儒十分重視的《三代改製質文》一篇，在蘇輿看來也與(yu) 《春秋》之經義(yi) 無有關(guan) 涉，隻是漢代所流傳(chuan) 眾(zhong) 多“師說”中的一種，[97]所說的隻是三代質文之“典禮”而已。[98]

對於(yu) 康有為(wei) 與(yu) 上述相關(guan) 的“素王”說，蘇輿也極力作出反駁：

素猶空也。孔子自立素王之法耳，非敢自謂素王，此語最明。[99]

在康有為(wei) 那裏，同樣也以“空王”釋“素王”，但康有為(wei) 之“空王”，落腳點仍然在“王”字上，而蘇輿之“空王”，所重在“空”字。於(yu) 康有為(wei) 而言，孔子雖然沒有能夠成為(wei) 現實中的王而隻是“空王”，但以其作為(wei) “製法之王”，仍然可以視之為(wei) 王。而蘇輿則不然。在他看來，所謂“空王”，即不能視之為(wei) 王，所以“立素王之法”雲(yun) 雲(yun) ，仍屬“立義(yi) ”的範疇，它並不意味著是孔子自稱為(wei) “素王”，亦不可以“素王”視孔子。因此，認為(wei) 鄭玄“孔子自號素王”之說為(wei) 大謬，並得出結論說：“是漢世儒並以《春秋》為(wei) 一代之治，蓋後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100]而針對公羊家與(yu) 康有為(wei) 所謂孔子“受命”之說，蘇輿則直接予以否定：“此董子所不言也。”[101]至於(yu) 《春秋繁露·符瑞篇》有“西狩受命”的說法，蘇輿則強調說，董子之意是“受命作《春秋》”，[102]而非受命製法。對蘇輿而言，後世之所以對董仲舒之學產(chan) 生諸如誤解，根源出自何休，何休在《公羊傳(chuan) 》隱公二年注雲(yun)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製。”[103]蘇輿則直斥為(wei) “誕說所祖”。[104]

總之，蘇輿一方麵闡明董仲舒“改製”之本義(yi) ，以證明“改製”在董仲舒那裏並非是什麽(me) 重要的理論，與(yu) 《春秋》經傳(chuan) 本身也沒有多大幹涉，同時也就證明了董仲舒所謂的“改製”，並非康有為(wei) 所說的“改製”。這樣也就意味著康有為(wei) “改製”之說在學理上不能成立。另一方麵，與(yu) “改製”說密切相關(guan) 的“《春秋》當新王”說、“王魯”說、“素王”說等等，在經過詳細辨析過之後，被認為(wei) 或是“假設”，或是“立義(yi) ”，或為(wei) “尊時”，或為(wei) “尊孔”，都不能看作是坐實之語，即不能看作是《春秋》經傳(chuan) 本有的思想學說，與(yu) 孔子的微言大義(yi) 毫無關(guan) 涉。這樣，孔子在康有為(wei) 那裏被當作“製法之王”的結論也就不能成立。

四、小結

在《春秋繁露》詮釋史上，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與(yu) 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可以認為(wei) 是最傑出的兩(liang) 部著作。就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而言，形式上雖然略顯粗糙，但其以“口說”之說確立了董學的合法性，進而拈出“改製”二字，且以“改製”統率“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素王”、“文王”、“三統”、“文質”諸義(yi) ，可謂能得董氏學之精義(yi) 所在。可以說，康有為(wei) 經學的總體(ti) 特征是，能大膽突破舊有師法家法之藩籬，而每每有其出人意表之新說，其述董氏學亦可謂是如此。當然，這樣的一種經學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會(hui) 導致人們(men) 的批評，如朱一新所說，“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並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竊以為(wei) 過矣。”[105]其獨特之三統說，即是其中一例。但今文經學既以“口說”“微言”為(wei) 合法性的根基，則推其極致，則難免有自由解釋與(yu) 過渡詮釋的嫌疑。[106]然而，今文經學又以通經致用為(wei) 根本特征，欲通經致用，就不能過分拘泥於(yu) 舊有成說，而必須在新的曆史語境下對經典作合乎時代精神的新詮釋，在此意義(yi) 上講，康有為(wei) 的《春秋董氏學》並不必過於(yu) 詬病。

相較而言，蘇輿之《義(yi) 證》，更多顯現出一種客觀而冷靜清儒學術的風範，蘇輿要正學以翼教，但他沒有像其他翼教學者那樣，隻是簡單地對康有為(wei) 變法所賴以為(wei) 思想基礎的公羊學持否定態度，而是試圖從(cong) 公羊學內(nei) 部本身進行正本清源來證明康學之偽(wei) ，這也就是所謂的入室操戈，雖然蘇輿之《義(yi) 證》，當為(wei) 晚清駁斥康有為(wei) 最為(wei) 有力，亦最具有學術性的著作之一，但蘇氏以古文經學的方法與(yu) 思維方式，事實上難以真正地入室操戈。蘇輿雖然承認“口說”與(yu) “微言”的合法性，但又謂“仲尼沒而微言絕”，則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承認自孔子至董仲舒以來有“口說”的傳(chuan) 承，則康有為(wei) 所述之“微言”，即是已經成為(wei) 文本的“微言”，並不如蘇輿所稱，在晚清去聖日遠的情況下，再談“口說”與(yu) “微言”為(wei) 不識大體(ti) 。這樣，蘇輿以為(wei) 可以通過抽掉康有為(wei) 學說的“口說”根基，但事實上他的努力並不成功。蘇輿對“改製”的考證也多少存在問題。蘇輿稱“改製”隻具有典禮的意義(yi) ，而不是“易道”，此康有為(wei) 可以接受者。然而，於(yu) 公羊家而言，“改製”具有更多的內(nei) 涵，與(yu) “改製”說密切相關(guan) 的，是“《春秋》當新王”說、“王魯”說、“素王”說、“三統”說、“文質”說等，此為(wei) 康有為(wei) 所極力發明者，而蘇輿稱“《春秋》當新王”說隻是為(wei) “改正”而設，從(cong) 而稱“改製”隻是時務之言，純然是站在今文經學之外而強為(wei) 之說，雖曰“操戈”，則實未能“入室”也。此外，蘇輿之作混同三傳(chuan) 、折衷今古、雜揉漢宋、泛濫諸子，不分普通的漢儒通說與(yu) 公羊家的專(zhuan) 門之學，從(cong) 嚴(yan) 格的公羊家經學立場來說，顯然有不少牽合之處[107]。故蘇輿欲以此與(yu) 康有為(wei) 相抗行，則仍未必能夠完全折服康有為(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