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香江論道時——紀念愛國者劉乃強先生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刪節版發表於(yu) 《大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六日己未

      耶穌2018年11月23日

驚聞香港劉乃強先生病逝，第一感覺是：一個(ge) 戰士倒下了。劉乃強先生是香港社會(hui) 少有的政治活動家和思想者，他不僅(jin) 在政治立場上有高度的原則性及堅定性，更關(guan) 鍵的是知行合一，具有戰略眼光、豐(feng) 富知識及立足高遠的論述責任感。在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的微信群中，我每天最看重的就是先生的千字短文。我也是多家海外專(zhuan) 欄的作者，我深知每天持續寫(xie) 作的艱辛與(yu) 壓力，更何況先生還是身染沉屙的病人。是什麽(me) 樣的精神在一直激勵著先生以戰鬥者姿態活躍於(yu) 香港和國家的輿論場並身體(ti) 力行甚至孤獨對抗著他所遭遇的本土主義(yi) 挑戰呢？是什麽(me) 激勵著先生超脫地方視野而持續眺望民族複興(xing) 的新時代船桅呢？我想一定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治國平天下”的信念與(yu) 責任，一定是一種深植內(nei) 心的愛國主義(yi) 。先生是香港的政治建製派，但絕非普通的建製派。他的離世，成為(wei) 一種獨特的愛國精神符號在“一國兩(liang) 製”的偉(wei) 大事業(ye) 中定格。           

與(yu) 先生初識於(yu) 2014年4月，那時我作為(wei) 北航法學講師剛剛開始在香港大學從(cong) 事為(wei) 期一年的訪問研究。當時香港社會(hui) 的輿論氛圍高度聚焦於(yu) 特首普選，無數的概念、理論、派別、遊說、抗爭(zheng) 乃至於(yu) 陰謀紛至遝來，讓人眼花繚亂(luan) ，莫衷一是。作為(wei) 憲法學背景的青年學者，如果你隻是聽信書(shu) 本上的“普適知識”，如果你隻是依靠想象推測甚至期待香港普選按照“裸選”標準實現，那麽(me) 就會(hui) 錯過理解“一國兩(liang) 製”及基本法秩序複雜性與(yu) 智慧性的機會(hui) 。但剛入香港的我確實經曆了最初一段時間的迷茫：如何理解這一場高度社會(hui) 動員下的、以普選為(wei) 目標的公民抗命運動呢？它與(yu) 國家民主法治進程的相關(guan) 性何在？香港是一個(ge) 在市民文化與(yu) 公共知識上高度“西化”的社會(hui) ，它的全部魅力甚至缺陷皆源於(yu) 此。帶著這些初識香港社會(hui) 及感受抗爭(zheng) 漩渦的種種困惑，我參加了幾次由劉乃強先生策劃主持的普選論壇，感受很深。先生討論普選，是很注意香港作為(wei) 國家特區的地方性憲製地位的，強調普選必須依法進行，且以國家利益與(yu) 安全獲得保障為(wei) 前提。這些偏於(yu) 法治和秩序的保守性設定，往往被反對派及青年學生汙名化，也不為(wei) 內(nei) 地自由派所理解，但在先生離世之際，我們(men) 若回顧先生曾經的語重心長或力排眾(zhong) 議，能夠感受到其中的智慧和理性。              

經陳端洪教授引薦，我與(yu) 先生交換名片，初次相識，約定來日單獨拜訪。2014年4月22日中午，我主動約先生見麵求教，在金鍾的一家港式茶餐廳吃早茶。香港人的生活習(xi) 慣，早茶跟午餐可以一並吃，很悠閑的慢生活及會(hui) 客交際的方式。與(yu) 先生暢談2個(ge) 多小時。我本身也是知識麵很寬的人，先生不僅(jin) 政治閱曆豐(feng) 富，而且知識儲(chu) 備與(yu) 思考層次極為(wei) 深厚，很合我的胃口。話題自然以香港普選為(wei) 中心，先生侃侃而談，從(cong) 回歸前的恩恩怨怨、基本法製定中的一波三折、港英的帝國撤退布置、香港民主派內(nei) 部舊聞秘辛一直談到回歸後種種央港衝(chong) 突的來龍去脈。先生不僅(jin) 很會(hui) 講曆史故事，也很善於(yu) 將複雜關(guan) 係概念化，並始終注意立場的正確性。我覺得這是一名政治活動家應具有的基本素養(yang) ：立場、知識、修辭與(yu) 責任。先生的分享與(yu) 教誨，對於(yu) 我快速進入香港政改論辯的實質性問題和語境很有幫助。我此後在香港媒體(ti) 報刊撰寫(xie) 一係列的政改評論，包括通過公共寫(xie) 作履行愛國責任的特定使命感，與(yu) 先生的教誨和激勵是分不開的。早茶話題當然不限於(yu) 香港，而廣泛擴展到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國國家體(ti) 製、中美關(guan) 係等更具戰略性的議題。先生的傳(chuan) 統文化素養(yang) 很深，戰略視野與(yu) 分析能力頗強。我清晰記得先生這樣評價(jia) 中國現行體(ti) 製：“你若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體(ti) 製的每一個(ge) 零件都是壞的，但這些零件組成的整個(ge) 國家機器卻創造了政治穩定與(yu) 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奇跡，中國社會(hui) 科學不應當死抓住‘零件論’不放，而需要有整體(ti) 觀和整體(ti) 解釋能力。”我當時非常吃驚，感歎於(yu) 先生雖非學界中人，但對中國當代學術之積弊與(yu) 短視竟然一眼看破，寥寥數語點出要害。先生還進一步指出內(nei) 地自由派與(yu) 香港民主派的語境和角色錯位問題，認為(wei) 內(nei) 地語境中國家太強，自由派訴求有一定合理性，但在香港語境中國家太弱，治權不落地，以同樣的標準“想象性”地一概支持香港民主派，就是對國家不負責任了。這些精巧而厚重的思考與(yu) 結論，如果不是小心拿捏與(yu) 智慧權衡，哪裏掌握得住？                

今天想來，先生也許早已立下了餘(yu) 生誌向：以筆為(wei) 馬，勤勉寫(xie) 作，刺破迷思，去做發現“中國”的解釋性工作。這樣來看先生每日一篇的“千字文”，其論述主旨及貫穿其間的理性愛國精神就即刻充盈生動起來了。如果這樣理性的愛國者被稱為(wei) “左派”，我想當代中國許多人都會(hui) 願意做這樣的左派。其實人分“左右”是最侮辱智商和偷懶耍滑的做法，似乎立場就可以豁免論證，是一種立場中心主義(yi) 和拒絕對話的姿態，先生不懼此類標簽，隻是堅持做著自己認為(wei) “正確”的事情。先生最後鼓勵我以專(zhuan) 業(ye) 知識為(wei) 基礎，在香港社會(hui) 多做觀察，以獨特的內(nei) 地學者身份與(yu) 眼界勤勉寫(xie) 作，增加一種理性的聲音，逐步影響香港社會(hui) 蕪雜化和扭曲化的公共輿論生態。先生是提攜和培養(yang) 年輕人的。從(cong) 那時起至今已四年有餘(yu) ，我對香港問題的研究與(yu) 評論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力，沒有辜負先生的期待和支持。              

我與(yu) 香港媒體(ti) 的緣分也是先生牽線搭橋而成的。當日早茶之後，我一個(ge) 下午寫(xie) 了關(guan) 於(yu) 香港政改的第一篇評論《小政改定位與(yu) 公民推薦改進》，將此次政改界定為(wei) 基本法秩序內(nei) 的“小政改”，而不是對標“國際標準”的修憲式政改，在此前提下討論部分泛民主派提出的一種相對溫和方案“公民推薦”的改進方式。當晚我就將文章發給先生，他很快回信表示讚賞並直接轉薦給了《大公報》評論部。2014年4月24日，全文見報。隨後先生又介紹評論部的潘江鯤給我認識，建立直接的寫(xie) 作對接模式。從(cong) 此，我基本上以每周1-2篇的節奏堅持給《大公報》寫(xie) 了兩(liang) 年半文章，並在2014年評論文章基礎上整合出版了《香港政改觀察》（商務印書(shu) 館2015年2月版）。除了《大公報》，先生還介紹我給《中國評論》月刊寫(xie) 稿及參加中評社的“思想者論壇”及有關(guan) 采訪活動。2014年8月，我完成了麥基文《美國革命的憲法觀》之翻譯任務，從(cong) 麥基文對大英帝國殖民“二元憲製”的分析中獲得靈感，結合香港政改寫(xie) 了一篇1萬(wan) 字長文《香港普選之路：超越法治的民主追求》。文章完成後同樣是先發給先生批評指正，先生再次予以熱情肯定並即刻轉薦給《中國評論》負責人周建閩先生，最終刊發於(yu) 《中國評論》2014年10月號。這樣，在來港不到半年時間裏，我就開始活躍於(yu) 《大公報》及《中國評論》兩(liang) 個(ge) 偏“建製”的媒體(ti) 平台，逐步產(chan) 生學術和社會(hui) 影響力。也是在此基礎上，我後來注意到拓展媒體(ti) 平台及增強對香港中產(chan) 精英與(yu) 青年人影響力的重要性，因此2017年以來在《明報》、《南華早報》、《多維CN》、FT中文網等媒體(ti) 撰寫(xie) 專(zhuan) 欄文章，廣泛討論一國兩(liang) 製、兩(liang) 岸關(guan) 係、中美關(guan) 係、新時代憲製、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等結構性議題。每有認為(wei) 值得一讀的作品，也會(hui) 及時轉給先生批評指正。我對先生的意見不盡然認同，但每每感受到其中的真摯與(yu) 期待。這些年，先生是看著我成長的。             

2015年3月我結束一年訪學回內(nei) 地，專(zhuan) 程去先生的“大中華青年在線”辦公室拜訪，並送去我的新書(shu) 《香港政改觀察》。我們(men) 又集中討論了近3個(ge) 小時。先生首先祝賀我新書(shu) 出版，認為(wei) 是在香港社會(hui) 搭起了一座獨特的溝通橋梁，對立場分歧明顯的問題及糾纏其中的理論做了較好的客觀性分疏與(yu) 解釋。先生鼓勵我回京後繼續關(guan) 注香港問題，深入開展學術研究，當然也不能忘了繼續給建製派媒體(ti) 供稿。先生感慨，香港建製派很多，但知識麵和論述能力俱佳的太少，人才儲(chu) 備不足，戰略視野短缺，他自己是不得不“老當益壯”，但還是希望青年人多發聲，多擔當。這些臨(lin) 別教誨對於(yu) 我後來繼續研究香港問題及堅持公共寫(xie) 作是很重要的精神動力。在內(nei) 地學術界，港澳研究屬於(yu) 小眾(zhong) 領域，文章不容易發，關(guan) 注的群體(ti) 不大，從(cong) 學術功利角度而言不會(hui) 是首選。也有不少短期居港的學者研究過一段時期的港澳問題，或者由於(yu) 課題原因關(guan) 注過某個(ge) 專(zhuan) 題，但將港澳研究與(yu) 國家大戰略結合持續思考與(yu) 寫(xie) 作的學者少之又少。居港一年，與(yu) 先生的來往並不頻繁，但從(cong) 有限的直接交往、先生的文章氣度及先生對我這個(ge) 學術晚輩的教誨幫助來看，實在是人生難得的經曆和財富。  

先生也會(hui) 敲打我，說我身上還是有著內(nei) 地“自由派”和“政治浪漫派”的通病，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還是未能徹底看破。特別是後占中時期出現了“大和解”思潮，新特首似乎也有所傾(qing) 向，我個(ge) 人有多篇文章從(cong) 政治重建及香港信心恢複的角度支持和解論，也支持“有條件民主論”。有幾次先生通過個(ge) 人微信對我提出批評，甚至個(ge) 別場合在公共空間予以敲打。我當然明白先生的苦心孤詣，然而“代溝”畢竟是有的，先生的某些過強的國家主義(yi) 立場與(yu) 論述我也難以認同。我會(hui) 向先生講出自己的真實理解與(yu) 理由，毫無保留地坦誠交流。我認為(wei) 香港社會(hui) 是高度西化和國際化的社會(hui) ，“一國兩(liang) 製”需要注意區分和智慧性對待香港社會(hui) 在更高發展層次上追求“民主”的意義(yi) 建構與(yu) 價(jia) 值追求，不能以“國家”或“發展”化約一切。在後來的一些學術研討場合，比如邵善波先生“中策組”的內(nei) 部研討會(hui) 、孔丹先生“中信基金會(hui) ”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的研討會(hui) 以及香港中聯辦、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的會(hui) 議上，我還常常見到先生，從(cong) 其言行中繼續感受“一個(ge) 戰士”的餘(yu) 熱和風采，也有機會(hui) 多次當麵交流求教。    

先生1947年生，早年有著豐(feng) 富的政黨(dang) 組織經驗與(yu) 政治論述經驗，在香港回歸史與(yu) 回歸後的建港史中是一麵當之無愧的愛國者旗幟。先生還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hui) 港方委員，對基本法宣傳(chuan) 、教育和解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先生晚年身染沉屙，但仍負重承擔，成立智庫組織，親(qin) 自撰寫(xie) 評論，組織學術論壇，培養(yang) 青年人才。常人看到的是先生的慷慨激昂，以筆為(wei) 馬，縱橫馳騁，但未見其與(yu) 病魔朝夕纏鬥、堅持工作到生命最後時刻的萬(wan) 般艱難困苦。先生今日終於(yu) 停息安眠，作別奮鬥數十年的“一國兩(liang) 製”事業(ye) 。作為(wei) 與(yu) 先生有過數麵之緣及精神深交的學術晚輩，誠願先生在天之靈安息，也願繼續通過自身努力告慰先生，“一國兩(liang) 製”後繼有人，民族複興(xing) 正待來時。先生生前許多篇“千字文”論及中美貿易戰及中美關(guan) 係的長期前景問題，充滿對國家民族的信心和期待，但先生已難親(qin) 見。人生總有終點，終點必有遺憾，但以先生對中國文化與(yu) 中國道路的透徹理解及心智，當確信後來者可續其誌，略解憾意。但於(yu) 我而言有所遺憾的是：其一，我關(guan) 於(yu) 香港研究的第二本著作《後占中治港：法理與(yu) 政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版）未經麵贈及聆聽其意見；其二，我在學術思想與(yu) 戰略思考上廣泛展開且有深入，與(yu) 先生近半年來在中美貿易戰與(yu) 中美權力秩序變遷上的多篇“千字文”思考頗有共鳴，卻無緣當麵求教了。           

總之，作為(wei) 愛國者，作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民族複興(xing) 戰線上的一名戰士，先生光榮地完成了自身的戰鬥責任與(yu) 思想責任。先生也許不需要任何溢美之詞，也無需加以任何其他的標簽，我們(men) 隻需熱情地稱呼他“愛國者劉乃強”，他也許就已瞑目！先生，西行一路珍重，走好！  

（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