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與(yu) 經學之間

——朱子《春秋》觀的再檢討

作者：郭曉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2期

作者簡介：郭曉東(dong) ，男，哲學博士。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複旦大學哲學學院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本人長期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儒家經學與(yu) 宋明理學，著有《識仁與(yu) 定性――工夫論視域下的程明道哲學研究》、《宋明理學》（合著）、《經學、道學與(yu) 經典詮釋》、《戴氏論語注小疏》、《春秋公羊學史》（合著）等。

朱子在不同的場合，對《春秋》的說法頗有出入。其或視《春秋》為(wei) 史學，認為(wei) 讀《春秋》“隻如看史樣看”，亦否認《春秋》有義(yi) 理、書(shu) 法、條例。但朱子同時又無法否認《春秋》作為(wei) 五經之一的事實，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於(yu) 萬(wan) 世”，在這一經學的意義(yi) 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認《春秋》有義(yi) 理、書(shu) 法與(yu) 條例。在經學維度上看《春秋》，朱子對後儒之解經頗存懷疑，因為(wei) 後儒對《春秋》的解讀到底符不符合孔子在《春秋》中所寄托的微言大義(yi) ，事實上無法得到征實。這種疑慮使得朱子對《春秋》的態度不自覺地由經學轉向史學。但如果純然視《春秋》為(wei) 史學，這樣不僅(jin) 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義(yi) ，而且使得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學成為(wei) 專(zhuan) 計較利害的功利之學，這又是朱子所極力拒斥的。這或許就是朱子的兩(liang) 難之處，從(cong) 而使得朱子對於(yu) 《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經學與(yu) 史學之間遊移。關(guan) 鍵詞：朱子《春秋》經學史學

作為(wei) 兩(liang) 宋思想與(yu) 學術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朱子之著述幾乎遍及群經，然對《春秋》，除了與(yu) 弟子友朋論學所及，幾乎沒有專(zhuan) 門的文字行世。[2]不僅(jin) 如此，朱子曾反複說《春秋》“難看”[3]，有“不可曉處”（《語類》卷八十三，第2144、2175頁），因而說他“平生不敢說《春秋》”（《語類》卷八十三，第2150頁），亦不太讚成學者研習(xi) 此經。[4]在一個(ge) “說《春秋》者莫多於(yu) 兩(liang) 宋”[5]的時代，朱子的態度頗令人難解。更重要的是，朱子在不同的場合，對《春秋》的說法又似乎略有出入，如其說《春秋》“不可曉”，又曰“無難曉處”（《語類》卷八十三，第2144頁），諸如此類雲(yun) 雲(yun) ，讓我們(men) 對朱子的《春秋》觀頗難以把握。因此，朱子何以不治《春秋》，又何以對《春秋》諸論說有前後不一致之處，從(cong) 這些問題出發，我們(men) 或許有必要對朱子的《春秋》觀重新做一個(ge) 檢視。

趙伯雄先生說：“朱子《春秋》學的一個(ge) 最大特點，就是他把《春秋》看作是‘史’。”[6]朱子的許多論說似乎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隻如看史樣看。”（《語類》卷八十三，第2148頁）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hui) 來,無難曉處。隻是據他有這個(ge) 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me) 事,明年有甚麽(me) 事,禮樂(le) 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隻是恁地。（《語類》卷八十三，第2144頁）

對朱子來說，看《春秋》“隻如看史樣”，所以“無難曉處”，因為(wei) 史書(shu) 不過就事論事，“但看今年有甚麽(me) 事，明年有甚麽(me) 事”之類。朱子又說：

且如《春秋》隻據赴告而書(shu) 之，孔子隻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語類》卷八十三，第2146頁）

“孔子隻因舊史作《春秋》”，“《春秋》隻據赴告而書(shu) 之”，雲(yun) 雲(yun) 諸說，顯然承自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杜預以為(wei) ，孔子因魯史策書(shu) 作《春秋》，即所謂“經承舊史”；至於(yu) 魯史記之資料來源，除了史官自記本國之事外，其餘(yu) 諸國之事，則據“告則書(shu) ，不然則否”之原則決(jue) 定其“書(shu) ”或“不書(shu) ”，此即“史承赴告”。據此則《春秋》所書(shu) ，並無深意，是以朱子亦說“非有許多曲折”。所謂“非有許多曲折”，在朱子看來，首先《春秋》不過是“秉筆直書(shu) ”而已，不必要去深求所謂的“一字褒貶”：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shu) 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wei) 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yi) 則誅亂(luan) 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wei) 聖人褒善貶惡專(zhuan) 在於(yu) 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shu) 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shu) 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shu) 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yi) 。”（《語類》卷八十三，第2145頁）

《春秋》既然隻是“秉筆直書(shu) ”之史，所以孔子在作《春秋》時，便據當時之史實直書(shu) 而已，善惡自然著見，是以朱子認為(wei) 不必深求於(yu) “一字之間”的褒貶。比如《春秋》十二公，即位之時或書(shu) “公即位”，或不書(shu) “公即位”，在朱子看來，不外乎就是有些國君行了即位禮，所以《春秋》如實書(shu) “公即位”；有些國君沒有行即位禮，所以不書(shu) “公即位”。因此，書(shu) 不書(shu) “公即位”，便不具有什麽(me) 特別的深意。比如魯桓公元年書(shu) “公即位”，《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書(shu) 即位，是“如其意”，即是要彰顯桓公的弑君之惡[7]；《穀梁傳(chuan) 》則稱“繼故不言即位”，因而桓元年書(shu) 即位，是“與(yu) 聞乎弑”，是“無恩於(yu) 先君”[8]。但朱子便直接說，《春秋》桓元年書(shu) “公即位”，不過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而已，別無深意。與(yu) 之相似，其他如崩、薨、卒、葬之類，在《公羊》《穀梁》那裏都被賦予特殊的含義(yi) ，而朱子站在視《春秋》為(wei) 史的立場，徑稱其“亦無意義(yi) ”。朱子又說：

《春秋》隻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luan) 興(xing) 衰，非是於(yu) 一字上定褒貶。……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xie) 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yu) 不用舊史？今硬說那個(ge) 字是孔子文，那個(ge) 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語類》卷八十三，第2144頁）

《春秋》所書(shu) ，如某人為(wei) 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zhuan) 任私意，妄為(wei) 褒貶！孔子但據直書(shu) 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wei) 可見，而亦豈複可得也？（《語類》卷八十三，第2146頁）

在朱子看來，“一字褒貶”之說，意味著孔子在修《春秋》之時，對魯史舊文做了修正，即所謂“筆則筆、削則削”之說。但是，我們(men) 今天事實上無法看到所謂真正的“魯史舊文”，無法用它與(yu) 今本《春秋》互相參校，因此我們(men) 也就不能輕易地說哪些是魯史舊文，哪些是孔子的新修，從(cong) 而也就無法探知孔子在《春秋》時，到底在哪些字裏行間寄托了聖人的微意。

相應地，對於(yu) 傳(chuan) 統《春秋》學以書(shu) 法條例說《春秋》，朱子也不以為(wei) 然：

《春秋》傳(chuan) 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yi) 例！如書(shu) 伐國，惡諸侯之擅興(xing) ；書(shu) 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語類》卷八十三，第2147頁）

或有解《春秋》者，專(zhuan) 以日月為(wei) 褒貶，書(shu) 時月則以為(wei) 貶，書(shu) 日則以為(wei) 褒，穿鑿得全無義(yi) 理！（《語類》卷八十三，第2146頁）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wei) 凡例，加某字，其例為(wei) 如何；去某字，其例為(wei) 如何，盡是胡說！（《語類》卷五十五，第1318頁）

總之，從(cong) 以上資料看，朱子既不相信《春秋》之條例，又不認可《春秋》有孔子寄托之褒貶，是以其以為(wei) 讀《春秋》，“隻如看史樣看”，這種觀點推致極端，他甚至認為(wei) 讀《春秋》與(yu) 讀《史記》並無二致：

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隻是據經所書(shu) 之事跡，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yu) 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zheng) ，楚何以亡？漢何以興(xing) ？其所以為(wei) 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隻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隻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語類》卷五十五，第1318頁）

如此看來，《春秋》於(yu) 朱子，竟然可以與(yu) 《史記》等量齊觀，而孔子較之司馬遷，不過隻是“言語細密”而已。

然而，《春秋》畢竟是儒家五經之一，朱子對此事實上無法否認。不管怎麽(me) 說，朱子也不可能完全視《春秋》為(wei) “史”，其於(yu) 《答魏元履》曰：

欲為(wei) 《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wei) 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yi) 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yu) 讀史傳(chuan) 摭故實無以異。[9]

朱子在此稱“與(yu) 讀史傳(chuan) 摭故實無以異”，則顯然認為(wei) 《春秋》與(yu) 一般史傳(chuan) 有所不同，此說與(yu) 前文讀《春秋》“如看《史記》”的說法顯然有異。《語類》中另一有條材料，也頗體(ti) 現出朱子對《春秋》之經史定位的矛盾心態：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製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嚐作一事，如刪《詩》，定《書(shu) 》，皆是因《詩》《書(shu) 》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隻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製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le) ，隻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製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le) ，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xie) 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嚐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麵那個(ge) 是魯史舊文，那個(ge) 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隻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雲(yun)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chuan) 雲(yun) ：‘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語類》卷三十四，第855頁）

當朱子說“如何知得上麵那個(ge) 是魯史舊文，那個(ge) 是夫子改底字”，則依然對如何看待孔子之筆削持疑慮的態度。但是，朱子進而指出，“若不改時，便隻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也就是說，如果隻依魯史，孔子實無必要“作《春秋》”。更重要的是，“知我”“罪我”雲(yun) 雲(yun) ，在朱子看來，“這是多少負擔”，顯然，《春秋》“不能不是作”，必須是孔子所“作”。《春秋》既然是孔子所“作”，則它決(jue) 不可能隻是“史”，而隻能是“經”。所謂“經”“史”之別者，正如皮錫瑞所說的：“史是據事直書(shu) ，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製立法，為(wei) 百王不易之常經。”[10]準之以此，我們(men) 再來看朱子之論孔子作《春秋》。孟子雲(yun)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朱子在《孟子集注》中說：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shu) 之作，遏人欲於(yu) 橫流，存天理於(yu) 既滅，為(wei) 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麵之權，使亂(luan) 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luan) 賊，則致治之法垂於(yu) 萬(wan) 世，是亦一治也。[11]

按：朱子於(yu) 此基本上引胡安國之說，可以認為(wei) 是引胡氏為(wei) 同調，當看作他認可胡氏“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的說法。其又說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於(yu) 萬(wan) 世”，則孔子之《春秋》，既是“致治之法”,又豈非“經”邪？

《孟子集注》於(yu) “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又雲(yun) ：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xing) ，而桓文為(wei) 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chuan) 》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讚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yi) 則定天下之邪正，為(wei) 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曆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yu) 《春秋》，故特言之。（《四書(shu) 章句集注》，第295頁）

朱子在此說得尤其明晰。在朱子看來，孔子之所以自稱“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是因為(wei) 孔子作《春秋》雖然取諸魯史舊文，但同時“斷之在己”。所謂“斷之在己”，朱子引尹焞之語恰好可以作進一步發明，所謂“其義(yi) 則定天下之邪正，為(wei) 百王之大法”，也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朱子才進而說“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讚一辭”。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於(yu) 《集注》中稱“孔子之事莫大於(yu) 《春秋》”，如是則《春秋》非“經”而何！

從(cong) 視《春秋》為(wei) “經”的角度看，朱子認為(wei) 《春秋》是極“嚴(yan) ”的文字，且寓褒貶於(yu) 其中：

《春秋》本是嚴(yan) 底文字，聖人此書(shu) 之作，遏人欲於(yu) 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yan) 緊，一字不敢胡亂(luan) 下。（《語類》卷八十三，第2174頁）

所謂“嚴(yan)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的是《春秋》書(shu) 法之“嚴(yan) ”。從(cong) 史學的角度看，朱子否認《春秋》有書(shu) 法條例，但從(cong) 經學之視域出發，朱子又不得不承認《春秋》有書(shu) 法條例。對於(yu) 《春秋》之書(shu) 法，朱子屢以“嚴(yan) ”來形容，其於(yu) 《答尤延之》中說：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yu) 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wei) 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shu) 之，所以著萬(wan) 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跡，則亦不免於(yu) 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yan) 之法。（《文集》卷三十七，第1632頁）

按：王莽篡漢時，揚雄與(yu) 王舜等人同時事莽，故朱子於(yu) 《通鑒綱目》中概以“莽臣”書(shu) 之。尤延之以為(wei) 揚雄雖事莽，但畢竟與(yu) 王舜之徒不同。而朱子則以《春秋》趙盾、許止之例說之。趙穿弑君而趙盾未曾弑君，但趙盾如《左傳(chuan) 》所說的，“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宣二年），故《春秋》書(shu) “晉趙盾弑其君夷獆”；許世子止非弑君，僅(jin) 因未嚐藥而致其君死，《春秋》書(shu)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mai) ”。在朱子看來，趙盾與(yu) 許止俱未弑君，而《春秋》加“弑”，不免於(yu) 誅絕，此正是《春秋》謹嚴(yan) 之法。以此例之，揚雄畏死貪生而事莽，亦當不免於(yu) 誅絕之罪。

朱子又曰：

季劄辭國而生亂(luan) ，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shu) 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yi) ，書(shu) 法甚嚴(yan) ，可以鑒矣。（《溫公疑孟下》，《文集》卷七十三，第3518頁）

按：朱子此說全取胡安國《春秋傳(chuan) 》。魯襄公二十九年，《春秋》書(shu) “吳子使劄來聘”。吳季劄宜為(wei) 君而讓國不受，放任公子光弑吳王僚，故胡氏以為(wei) 《春秋》貶之稱名。朱子在此取胡氏說，且作為(wei) 《春秋》書(shu) 法甚嚴(yan) 之一例。

相對來講，朱子對《春秋》之例的論說要略顯審慎一些：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複涵泳，令胸次開闊，義(yi) 理貫通，方有意味。（《答黃仁卿》，《文集》卷四十六，第2153頁。）

雖然朱子認為(wei) 要先義(yi) 理貫通之後去探求《春秋》之例，但此處畢竟是明確地指出，《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

朱子又曰：

《春秋》義(yi) 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yu) 人倫(lun) 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語類》卷一百零四，第2614頁）

此則明確稱《春秋》義(yi) 例是“聖人立下”，雖然朱子又認為(wei) ，說《春秋》者用之而於(yu) 人倫(lun) 大綱皆通，但不能確定是否當初聖人本意。這一說法相地於(yu) 《語類》更多論及《春秋》義(yi) 例與(yu) 孔子無關(guan) 的言論[12]，顯然相去極遠。事實上，朱子論《春秋》大義(yi) ，亦多借條例以發明：

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shu) 葬者，正以複仇之大義(yi) 為(wei) 重，而掩葬之常禮為(wei) 輕，以示盛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複仇，然後為(wei) 有以葬其君親(qin) 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yu) 隆厚，實與(yu) 委之於(yu) 壑，為(wei) 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yi)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yu) 《春秋》之義(yi) 背馳之甚耶！（《答張敬夫》，《文集》卷二十五，第1107-1108頁）

按：“君弑賊不討，則不書(shu) 葬”，這是《公羊》條例[13]。可見朱子在此以《春秋》大義(yi) 討論時政，則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援引條例以發明，此與(yu) 《語類》中“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yi) ”之說，正相反對。此外，朱子著《通鑒綱目》，亦是擬《春秋》之條例而成[14]，可見對朱子來說，實未曾完全否定《春秋》之條例。

作為(wei) “經”來講，朱子亦承認《春秋》有“大義(yi) ”在：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語類》卷八十三，第2175頁）

如果從(cong) “史”的角度看《春秋》，則《春秋》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即“率天下諸侯而尊齊晉”。但朱子說，聖人作“經”之義(yi) 非如此，而是“尊諸夏，外夷狄”。朱子又曰：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nei) 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語類》卷八十三，第2173頁）

楊道夫錄語類此條，專(zhuan) 門注明曰：“此亦先生親(qin) 筆”（《語類》卷八十三，第2173頁）。由此亦見朱子心目中之《春秋》大旨所在。則《春秋》在經學上的意義(yi) ，於(yu) 朱子而言，也正在於(yu) 此。

如上所述，朱子於(yu) 《春秋》，或在經學上說，或在史學上說，這種矛盾的態度，也體(ti) 現在他對《春秋》三傳(chuan) 的看法上。對於(yu) 三傳(chuan) ，朱子亦是以“經學”與(yu) “史學”相區分：

以三傳(chuan) 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yu) 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yu) 義(yi) 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語類》卷八十三，第2152頁）

這段文字頗能看出朱子的經史之辨。趙伯雄先生稱：“按朱氏這裏的所謂史學、經學雲(yun) 者，隻是就三傳(chuan) 內(nei) 容之所偏做些區分，並無貶《左傳(chuan) 》揚《公》《穀》之意。”[15]然而，在筆者看來，此說尚須做進一步辨析。可以說，當朱子從(cong) “史學”的角度看《春秋》時，頗揚《左傳(chuan) 》而抑《公》《穀》：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chuan) 》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yu) 當時事之大意。（《語類》卷八十三，第2148頁）

《春秋》之書(shu) ，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luan) ，聖人且據實而書(shu) 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語類》卷八十三，第2149頁）

《左氏》所傳(chuan) 《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zhuan) 解經，事則多出揣度。（《語類》卷八十三，第2151頁）

《春秋》製度大綱，《左傳(chuan) 》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語類》卷八十三，第2151頁）

趙伯雄先生指出：“由於(yu) 朱子主張以‘史’看待《春秋》，所以他特別看重《左傳(chuan) 》，認為(wei) 《左傳(chuan) 》所記事實對理解《春秋》最有幫助。”[16]就上述引文上看，似乎是如此。從(cong) “史學”角度來講，《左傳(chuan) 》記事精詳，不能不說是其優(you) 點，亦不能不說對我們(men) 研讀《春秋》頗有幫助。但我們(men)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對“史學”兩(liang) 字，卻從(cong) 兩(liang) 麵來說，一則許其“記得事卻詳”，但同時卻又批評其“道理上便差”，是以朱子在更多的場合，是對《左傳(chuan) 》持批評態度：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yu) 義(yi) 理之正。嚐謂左氏是個(ge) 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語類》卷八十三，第2149頁）

左氏是一個(ge) 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shu) 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語類》卷八十三，第2149頁）

左氏有一個(ge) 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卻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語類》卷八十三，第2160頁）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卻雲(yun) ：“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zhuan) 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語類》卷八十三，第2150-2151頁）

諸如此類對《左傳(chuan) 》“道理便差”的批評，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便是站在“經學”的視角看《左傳(chuan) 》。我們(men) 很難想像，作為(wei) 理學大師的朱子，在平章三傳(chuan) 時，會(hui) 隻重視雖然“記得事卻詳”卻同時“道理上便差”的《左傳(chuan) 》。

從(cong) “經學”的視角看，朱子亦是從(cong) 兩(liang) 麵論述，一則“於(yu) 義(yi) 理上有功”，二則從(cong) 史實上講，卻“記事多誤”。就記事而言，朱子確實是右《左傳(chuan) 》而抑《公》《穀》：“敘事時，左氏卻多是，《公》《穀》卻都是胡撰。”（《語類》卷八十三，第2160頁）然而，就義(yi) 理而言，朱子在批評《左傳(chuan) 》的同時，卻對《公》《穀》多有讚賞之處：

《公》《穀》考事甚疏，然義(yi) 理卻精。（《語類》卷八十三，第2152頁）

《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遜其侄處，甚好。（《語類》卷八十三，第2153頁）

按：朱子說“甚不好”，是指其“考事甚疏”，此在史學的維度講；“又有甚好處”，是指“義(yi) 理卻精”，此是從(cong) 經學的立場講。朱子又說：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語類》卷八十三，第2153頁）

《公羊》是個(ge) 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語類》卷八十三，第2153頁）

種種此說，皆是從(cong) 正麵肯定《公》《穀》兩(liang) 傳(chuan) ，雖然朱子於(yu) 兩(liang) 傳(chuan) 之間，又略分軒輊。也正是站在這樣一個(ge) 經學的立場，朱子在論《春秋》大義(yi) 時，多取《公羊》家說。前引“《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shu) 葬”，即是以《公羊》例來闡明討賊複仇的《春秋》大義(yi) 。又如其論司馬光之《資治通鑒》的書(shu) 法體(ti) 例時說：

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wei) 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yu) 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wei) 法。（《答呂伯恭》，《文集》卷三十三，第1455頁）

按：據《資治通鑒》書(shu) 紀年的體(ti) 例，一年中有改元者，溫公以後者為(wei) 準。若受禪之際，上半年屬勝代，下半年為(wei) 新朝，亦以後者為(wei) 準。如漢獻帝二十五年之冬，禪於(yu) 曹魏，紀漢則獻帝止於(yu)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為(wei) 黃初元年。然而，在漢獻未禪位之前，魏仍稱王，漢仍稱帝，故朱子批評其“奪漢太速，與(yu) 魏太遽”，並稱其非《春秋》“存陳”之義(yi) 。所謂“存陳”，魯昭公九年，《春秋》書(shu) “陳火”（《左傳(chuan) 》經作“陳災”），若按史家直書(shu) 的角度看“陳火”或“陳災”，不過是記陳地的一場火災而已。《公羊傳(chuan) 》乃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937-938頁）何休注曰：“陳已滅，複火者，死灰複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cong) 有國記災。”又曰：“書(shu) 火存陳者，若曰陳為(wei) 天所存。”（《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937-938頁）楚無道滅陳，而天以降火災以存陳。魏奪漢祚，溫公在漢獻未禪位之前即奪其年號，故曰“大非《春秋》存陳之意”。

從(cong) 朱子對三傳(chuan) 的不同論述看，盡管就“事”來講，朱子推重《左傳(chuan) 》，但在“義(yi) ”上說，則以《公羊》《穀梁》為(wei) 長。“事”“義(yi) ”之別，也正是“史學”與(yu) “經學”之別。於(yu) 此朱子又以是否為(wei) “儒者”之言來分判三傳(chuan) ：

左氏是一個(ge) 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shu) 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yi) 夫！”隻知有利害，不知有義(yi) 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卻是儒者議論。（《語類》卷八十三，第2149-2150頁）

按：宋宣公傳(chuan) 位其弟宋穆公，宋穆公臨(lin) 終前又將君位還交給宣公之子，故《左傳(chuan) 》許宣公之知人。但如此說，在朱子看來，即是“隻知有利害，不知有義(yi) 理”。宋穆公傳(chuan) 位其侄與(yu) 夷而逐其子馮(feng) ，後穆公之子馮(feng) 遂弑與(yu) 夷，故《公羊傳(chuan) 》不許宣公之所為(wei) ，認為(wei) “宋之禍，宣公為(wei) 之”，從(cong) 而得出“君子大居正”的結論[17]。在朱子看來，“君子大居正”，才是“儒者議論”，則《左傳(chuan) 》之說，顯非“儒者”之言。故朱子又說：

某嚐言左氏不是儒者，隻是個(ge) 曉事該博、會(hui) 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卻是個(ge) 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製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語類》卷六十三，第1555頁）

於(yu) 此朱子對《左傳(chuan) 》與(yu) 《公》《穀》區分甚嚴(yan) ，朱子不許左氏為(wei) 儒者，而公羊、穀梁二子，雖不曉事，卻是“儒者”。作為(wei) 儒家而言，許不許為(wei) “儒者”，這是最為(wei) 底線的判斷，就此而言，朱子於(yu) 三傳(chuan) ，恐怕實有“貶《左傳(chuan) 》而揚《公》《穀》之義(yi) ”，而非趙伯雄先生所說的，朱子“對《公羊》《穀梁》的評價(jia) 是比較低的”。[18]

綜合上述材料看，朱子之《春秋》觀，確實會(hui) 讓人覺得充滿了矛盾。正如朱子說《春秋》“無難曉處”，又說《春秋》“不可曉”。當然，正如我們(men) 在前文指出，如果我們(men) 僅(jin) 僅(jin) 從(cong) 史學的維度來看朱子的《春秋》觀，確實《春秋》“無難曉處”。然而，朱子更多的時候稱《春秋》煞不可曉，又稱《春秋》難看，稱其平生不敢治《春秋》。之所以有諸如之類的說法，恰恰是朱子還是試圖從(cong) 經學的維度去看《春秋》。

然而，從(cong) 經學的維度看《春秋》，對朱子來講，他所麵臨(lin) 的困難到底是什麽(me) 呢？毫無疑問，如果從(cong) 經學的角度看《春秋》，讀者就不得不要承認《春秋》有義(yi) 理、書(shu) 法與(yu) 條例。但是，《春秋》經的文字極為(wei) 簡略，從(cong) 經文中如何可能解讀出所謂的孔子的深意，又如何可能總結出其中的書(shu) 法與(yu) 條例？這對於(yu) 任何一個(ge) 《春秋》的讀者來說，恐怕都是一個(ge) 不能不回答的問題。比如，諸如《公羊傳(chuan) 》與(yu) 《穀梁傳(chuan) 》對經文的解讀，其合法性到底在哪裏？如果從(cong) 《公》《穀》兩(liang) 傳(chuan) 作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來講，其前提就是相信各自解經的合法性在於(yu) 孔子之下曆代經師的口傳(chuan) 。但這種口傳(chuan) 譜係的敘述，實無從(cong) 可考，朱子雖無明言，但大概是不會(hui) 相信，否則就不會(hui) 有“難曉”之說了。從(cong) 而朱子對《公》《穀》有“胡撰”之批評，又批評公羊子是“村樸秀才”，諸如此類雲(yun) 雲(yun) ，顯然不認可《公》《穀》之傳(chuan) 承譜係。其實對於(yu) 朱子來說，一方麵頗認可《公》《穀》之解經，故稱其有“甚好處”。但從(cong) 另一方麵說，對於(yu) 《公》《穀》之解經到底可不可信，朱子又頗存懷疑，究其原因，還是在於(yu) 其無法征信。從(cong) 純理智的角度來講，朱子似乎不願意承認古今儒者對《春秋》解讀的合法性與(yu) 可信度，其中也包括《公羊》《穀梁》對經文的解讀，對朱子同時代諸如胡安國等人的《春秋》學也是如此：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隻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qin) 說出，不知如何。”（《語類》卷八十三，第2155頁）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卻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語類》卷八十三，第2155頁）

要之，朱子認為(wei) 無法“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因而朱子才說“都不敢信諸家解”。正是因為(wei) 如此，朱子對《春秋》的態度就不自覺地由經學轉向史學。因為(wei) 朱子對古今儒者從(cong) 《春秋》中所解讀出來的義(yi) 理持存疑態度，所以除掉義(yi) 理，便隻剩下了史實。在這一意義(yi) 上講，朱子才會(hui) 說，“《春秋》隻是直載當時之事”，隻是“是聖人據魯史以書(shu) 其事”等等。朱子之有諸如此類的說法，實不難理解。

然而，如果純然視《春秋》為(wei) 史學，那又不可避免地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義(yi) ，對此鍾文烝批評朱子說：

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shu) ，別無書(shu) 法，則一良史優(you) 為(wei) 之矣。何以遊、夏不能讚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luan) 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19]

這一點朱子本人其實亦不能接受，《孟子集注》中朱子的說法其實已然回應了鍾氏的質疑。更重要的是，朱子對“史學”的認知是，“道理上便差”。在朱子看來，這種“道理上便差”，主要是將《春秋》視為(wei) 權謀機變之書(shu) ，一部功利之書(shu) ，從(cong) 而大失孔子作《春秋》之旨，對此朱子批評道：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shu) ，今人隻較齊晉伯業(ye) 優(you) 劣，反成謀利，大義(yi) 都晦了。今人做義(yi) ，且做得齊桓晉文優(you) 劣論。（《語類》卷八十三，第2173頁）

今之治《春秋》者，都隻將許多權謀變詐為(wei) 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ye) 之盛衰，失其旨遠矣！（《語類》卷八十三，第2173頁）

“今之做《春秋》義(yi) ，都是一般巧說，專(zhuan) 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個(ge) 權謀機變之書(shu) 。如此，不是聖經，卻成一個(ge) 百將傳(chuan) 。”因說：“前輩做《春秋》義(yi) ，言辭雖粗率，卻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yi) 才出會(hui) 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卻都做好說！（《語類》卷八十三，第2174頁）

在朱子看來，若純視《春秋》為(wei) 史，則《春秋》成為(wei) 一部“百將傳(chuan) ”，隻是去計較齊桓晉文之長短，隻是計較各種利害，以此功利之心看《春秋》，不僅(jin) 《春秋》之大義(yi) 隱而不彰，甚至反過來有人借說《春秋》而成其私欲，朱子舉(ju) 例說，時秦檜主和議，時人遂稱《春秋》以和會(hui) 戎狄為(wei) 大義(yi) ，以此去趨媚執政，而在朱子看來，這種說法，恰恰“最是《春秋》誅絕底事”[20]。故朱子盡管說可以“如看史樣看”《春秋》，但對於(yu) 這種崇尚利害的史學立場卻持極大的警惕態度。在這一意義(yi) 上講，朱子又不得不拒斥這樣的一種史學的立場，從(cong) 而回歸經學的立場。

朱子晚年（61歲）所作的《書(shu) 臨(lin) 彰所刊四經後》一文中說：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shu) ，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cong) 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yi) 例，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yu) 其心，以故未嚐敢輒措一詞於(yu) 其間。而獨於(yu) 其君臣父子、大倫(lun) 大法之際為(wei) 有感也。（《書(shu) 臨(lin) 彰所刊四經後》，《文集》卷八十二，第3890頁）

由是可見，朱子少時因家學之故而熟讀《左傳(chuan) 》，稍少亦習(xi) 《春秋》義(yi) 例而窺其一二大者。朱子稱“獨於(yu) 其君臣父子大倫(lun) 大法之際，為(wei) 有感也”，即是其心目中《春秋》所具有的經學意義(yi) ，事實上，作為(wei) 正統之儒者，朱子必須承認《春秋》之經典地位[21]。學者所爭(zheng) 者，在於(yu) 朱子是否以史學的立場來解《春秋》。朱子自稱對於(yu) 古今《春秋》說不能自信於(yu) 心，因為(wei) 無法“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這當然是朱子所具有的實證精神之史學傾(qing) 向的體(ti) 現。如前所述，朱子的許多具體(ti) 論述，也表明了這一點，故朱子稱“隻如看史樣”看《春秋》。其實，朱子之史學立場，主要還是體(ti) 現在他不敢相信者後儒對《春秋》的解讀到底符不符合孔子在《春秋》中所寄托的微言大義(yi) ，因為(wei) 這一點事實上無法實證。其實，我們(men) 應該區分的是，朱子對《春秋》經典的質疑與(yu) 對後儒解讀的質疑。從(cong) 儒家的立場來講，《春秋》經典的地位不容質疑；但後儒的解讀，不僅(jin) 家各異說，而且相互抵牾，不可避免地會(hui) 遭至後人的懷疑。可以說，正是朱子對後儒的懷疑，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滑向史學的立場。但是朱子事實上並沒有將這一史學的立場貫徹到底，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則出於(yu) 對史學被視為(wei) 一種功利之學所具有的潛在理論危險的警惕，二則無法回應諸如後世鍾文烝等人所提出的質疑，三則具體(ti) 運用《春秋》大義(yi) 時，朱子還是不得不借重於(yu) 經學的解讀方式。因此，稱朱子之《春秋》學是史學，恐怕不僅(jin) 朱子不能接受，亦非其實際。

總之，對朱子來講，如何解讀《春秋》，實有兩(liang) 難：從(cong) 史學的角度看《春秋》，則《春秋》成了“百將傳(chuan) ”，不僅(jin) 孟子所稱“孔子作《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為(wei) 虛文，而且使得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學成為(wei) 專(zhuan) 計較利害的功利之學，這是朱子所拒斥的；但若從(cong) 經學的角度看《春秋》，卻又無法“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從(cong) 而不能相信《公》《穀》以來古今諸儒對《春秋》的解讀，甚至擔心《春秋》之學淪為(wei) 鑿空臆說之學。這或許就是朱子的兩(liang) 難之處，朱子稱《春秋》難曉，又稱其“不敢說《春秋》”，究其原因，大概就在於(yu) 此。

注釋：
 
[1]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春秋》三傳學術通史”（項目號為19ZDA252）階段性成果。
 
[2]朱子之論《春秋》，主要材料見於《朱子語類》卷八十三，以及朱子與一些友朋弟子們的論學書信中。當然，朱子擬《春秋》作《資治通鑒綱目》，從中亦可窺見朱子之《春秋》觀。
 
[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三，中華書局，1994年，第2176頁。以下簡稱《語類》。
 
[4]朱子說：“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語類》卷八十三，第2174頁）
 
[5]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第368頁。
 
[6]趙伯雄：《春秋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7頁。
 
[7]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8]範寧注，楊世勳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2頁。
 
[9]《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65頁。以下簡稱《文集》。
 
[10]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春秋通論》第2頁。
 
[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72頁。
 
[12]如朱子說：“《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又曰：“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語類》卷八十三，第2147頁）
 
[13]《公羊》隱公元年稱：“《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春秋公羊傳注疏》，第112頁）
 
[14]朱子於《答李濱老》雲：“《通鑒》之書，頃嚐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嚐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櫽括，別為一書，而未及就。”（《文集》卷四十六，第2116頁）
 
[15]趙伯雄：《春秋學史》，第490頁。
 
[16]趙伯雄：《春秋學史》，第488頁。
 
[17]《春秋公羊傳注疏》，第67頁。按：前引朱子稱“《穀梁》說‘君子大居正’”，此說有誤。此條為舒璘所記，或其記之誤。《語類》卷一百二十三鄭可學記宋宣公故事，朱子即稱“公羊乃儒者之言”。（《朱子語類》，第2960頁）
 
[18]趙伯雄：《春秋學史》，第491頁。
 
[19]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中華書局，1996年，《論經》第14頁。
 
[20]《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又雲：“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第2175頁）
 
[21]參見趙伯雄：《春秋學史》，第494-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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