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書(shu) 寫(xie) 中的“史料”與(yu) “史義(yi) ”：從(cong) 孔子作《春秋》談起

作者：郭曉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敦和經學講席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4年第5期

摘要：近代以來，曆史學家每每認為(wei) 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shu) ，如實客觀地還原曆史之真實，從(cong) 而頗將史料學等同於(yu) 曆史學。但這並不符合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精神。中國傳(chuan) 統史學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影響，一方麵注重史實的陳述，但更重視史實所蘊含的義(yi) 理內(nei) 涵與(yu) 思想意義(yi) 。從(cong) 漢代的司馬遷、班固，到近代的蒙文通，莫不是如此。對於(yu) 曆史書(shu) 寫(xie) 而言，“史料”與(yu) “史義(yi) ”的結合，才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精義(yi) 所在，其中“史料”是載體(ti) ，而“史義(yi) ”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史學之精神固然無所依附；但沒有“史義(yi) ”，則“史料”也當失去其應有的生命。

關(guan) 鍵詞：史料史義(yi) 《春秋》

近代以來，受蘭(lan) 克學派的影響，曆史學家每每認為(wei) 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shu) ，不偏不倚，如實客觀地還原曆史之真實。深受蘭(lan) 克影響的傅斯年徑直將史料學等同於(yu) 曆史學，他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稱：“曆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lun) 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men) 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曆史方法之大成。”也正是如此，傅斯年斷言：“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1]然而，這不僅(jin) 如劉家和先生所批評的是一種“天真的想法”，[2]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作為(wei) 史料編輯學的近代史學，也就自然而然地偏離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本有的精神。當然，傅斯年也承認，他心目中的“近代的曆史學”與(yu) 傳(chuan) 統的“著史”不同，傳(chuan) 統的“著史”，“每取倫(lun) 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這樣，傅斯年事實上是自覺地將“近代的曆史學”與(yu) 傳(chuan) 統史學切割了開來。就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研究途徑而言，正如劉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於(yu) 文獻考證與(yu) 義(yi) 理辨析兩(liang) 個(ge) 方麵，“文獻的整理與(yu) 考證是離不開思想的指導的”。[3]因此，曆史編纂學隻能是傳(chuan) 統史學的一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更重要的是要關(guan) 注曆史編纂背後所蘊含的義(yi) 理內(nei) 涵與(yu) 思想意義(yi) 。事實上，從(cong) 孔子作《春秋》開始，到司馬遷著《史記》，無不試圖通過史實的描述來表達他們(men) 的思想，是以清代章學誠就直接標榜“史所貴者義(yi) 也”，[4]而民國時期蒙文通先生則宣稱“治史而究乎義(yi) 理之源”，[5]所著《中國史學史》，側(ce) 重以思想為(wei) 中心討論史學的發展演變。從(cong) 這一線索出發，我們(men) 可以看到，中國傳(chuan) 統史家之著史，並不僅(jin) 僅(jin) 在對曆史事實進行客觀的描述，而是在描述曆史事實的基礎上彰顯其背後可能有的思想意義(yi) 。

(一)

盡管中國有著悠久的史官傳(chuan) 統，自古以來號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shu) ·藝文誌》)，但中國史學之確立，誠如錢穆先生所說的，應從(cong) 孔子作《春秋》算起。在錢穆看來，在孔子之前雖有史官記言記事，但“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製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向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6]因此，“《春秋》乃是中國正式的第一部曆史書(shu) ”。[6]白壽彝先生也指出：“春秋末年，孔子開私人講學與(yu) 私人撰史之風，突破了宗周以來學在官府的藩籬，他所修的《春秋》，是現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寫(xie) 的曆史著作，也是現存的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ti) 史書(shu) 。”[7]至於(yu) 傳(chuan) 統中國，主流的觀點一直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既是立經，又是著史，從(cong) 而有章學誠所謂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的說法。[8]因此，從(cong) 孔子作《春秋》入手，我們(men) 可以考察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特質所在。

《春秋》本為(wei) 魯國舊史，按照傳(chuan) 統的說法，孔子晚年對魯國國史《春秋》進行了修訂與(yu) 改編，遂有了儒家的傳(chuan) 世文獻《春秋》。最早記載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離婁下》則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根據這兩(liang) 段文獻，我們(men) 可以知道，孔子所作的《春秋》，雖然在史實上仍然本之於(yu)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等列國之舊史，所記之事仍然不外乎齊桓、晉文，但孔子為(wei) 這些所記之事賦予了其獨特的“義(yi) ”，所以說“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又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說，非有甚深之大“義(yi) ”不能明了。也就是說，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表達自己的政治與(yu) 哲學思想。反過來，如果孔子的《春秋》隻是記載一代之史實，而不寓特定之思想於(yu) 其中，那麽(me) 與(yu)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就沒有什麽(me) 實質性之差別，則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庶幾當之，[9]而錢玄同所謂《春秋》“乃是一種極幼稚的曆史”，[10]也不算太過苛刻的評論。

但是，自古以來，學者們(men) 無不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寄托了甚深之大“義(yi)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表彰孔子作《春秋》時說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11]又稱“《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指數千”。[11]東(dong) 漢王充在《論衡·超奇》中說：“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yi) 創意，褒貶賞誅，不複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yu) 胸中也。”[12]宋代程頤在《春秋傳(chuan) 序》中說：“《春秋》大義(yi) 數十，其義(yi) 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yi) 、時措從(cong) 宜者，為(wei)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yi)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製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13]清代萬(wan) 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yi) 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yi) 而《春秋》有義(yi) 也。”[14]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則說：“《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yi) 。……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為(wei) 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jin) 為(wei) 記事之書(shu) 。”[15]以上雲(yun) 雲(yun) 諸說，都可以看出，不論是史學家還是哲學家，都共同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它體(ti) 現的是王道之大者，有著甚深之湛思，它與(yu) 過去諸史最大的區別便是寓其“義(yi) ”於(yu) 所記“事”之中。是以錢穆先生據傳(chuan) 統之說論孔子之《春秋》曰：“在此曆史之內(nei) ，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16]

(二)

受孔子《春秋》的影響，後世之良史著史，亦多有所托意。傳(chuan) 統史家中最具典範意義(yi) 的司馬遷與(yu) 班固莫不如此。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chuan) ，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17]在《報任安書(shu) 》中則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xing) 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8]則史公之誌，在於(yu) 整齊百家雜語，稽其成敗興(xing) 壞之理，而最終成一家之言。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司馬遷“著書(shu) 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yu) 荀況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發表耳，故僅(jin) 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19]雖然如此，班固對司馬遷仍有所批評，稱其“是非頗繆於(yu) 聖人”，又說“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18]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主要是圍繞司馬遷思想旨趣而發，則其對司馬遷之關(guan) 注，仍在於(yu) 其著作背後的思想傾(qing) 向。至於(yu) 班固作《漢書(shu) 》，於(yu) 《敘傳(chuan) 》中則說：“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wan) 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讚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18]可見，對班固來講，其著《漢書(shu) 》，是要“統陰陽”、“窮人理”、“綴道綱”、“總百氏”、“通古今”，可見其著史同樣是要在曆史敘述中闡述出一套思想來。

即使是述曆代製度變遷之政書(shu) 體(ti) 著作，也試圖寄微意於(yu) 其中，如杜佑著《通典》，設食貨、選舉(ju) 、職官、禮、樂(le) 、兵、刑法、州郡、邊防九門，其於(yu) 開篇便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cang) 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ju) ，製禮以端其俗，立樂(le) 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xing) 禮樂(le) 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wei) 之首，選舉(ju) 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le) 又次之，刑又次之(自注：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見。”[20]在杜佑看來，《通典》九門，是理想政治之最為(wei) 關(guan) 切者；九門之先後順序，更是理想政治所關(guan) 切之輕重所在。乾隆在《禦製重刻通典序》中指出：“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yang) 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nei) 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20]是故錢穆先生指出：“我們(men) 隻看這九個(ge) 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可以看出杜佑《通典》之體(ti) 大思精。”[16]

同樣受孔子《春秋》的影響，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史學理論家之一章學誠則提出，史家的著述的目的，不僅(jin) 是要記事，更重要的是要在曆史敘述的過程中闡發史實背後的“義(yi) ”。他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yi) ，昭乎筆削。筆削之義(yi) ，不僅(jin) 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yi) 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yu) 一心。”[21]他又說：“載筆之士，有誌《春秋》之業(ye) ，固將惟義(yi) 之求，其事與(yu) 文，所以藉為(wei) 存義(yi) 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yu) 掌故，僅(jin) 求事、文之末也。”[22]又說：“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yi) 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yi) 意為(wei) 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shu) ，亦必有道矣。”[22]又說：“史所貴者義(yi)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22]在章學誠看來，優(you) 秀的曆史學家應該取法於(yu) 《春秋》“其義(yi) 竊取”之旨，作史不當孳孳於(yu) 史事與(yu) 史文之類細枝末節的事情。對章學誠而言，史事與(yu) 史文不過是表達史意的載體(ti) ，因此史家作史應當“獨斷於(yu) 一心”，“貴知其意”，“惟義(yi) 之求”，從(cong) 而“成一家之言”。這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說的：“章氏之所自負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謂竊取之義(yi) 也。”[23]正因為(wei) 如此，章學誠對於(yu) 前代史家多有批評，如他指出：“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謂史學，則未之聞矣。”[24]在章氏看來，前代史家的著述，或史纂、史考、史例，或史選、史評，衡之以其義(yi) 竊取之旨，均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史學。如他批評劉知幾，就稱其“得史法而不知史意”，[24]又稱“劉言史法，吾言史意”。[24]與(yu) 對劉知幾的批評形成對比的是他對鄭樵的評價(jia) 。章學誠一方麵說鄭樵的《通誌》“事實無殊舊錄”，[22]但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章學誠稱其“諸子之意，寓於(yu) 史裁，終為(wei) 不朽之業(ye) 矣”，[22]又稱“《通誌》精要，在乎義(yi) 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yu) 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22]鄭樵的《通誌》紀傳(chuan) 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連綴，在史實的考證方麵並沒有做出什麽(me) 貢獻，但章學誠認為(wei) ，鄭樵將“諸子之意”寓於(yu) 曆史敘述之中，從(cong) 而終成“一家之言”。也正是鄭樵能成“一家之言”，故其《通誌》被認為(wei) 是“不朽之業(ye) ”。

(三)

民國以來，隨著“新史學”運動的興(xing) 起，中國古代史學這一“重義(yi) ”的傳(chuan) 統日漸式微，其間能夠堅守不失的，則有蒙文通先生。在蒙先生看來，為(wei) 史者當“揆諸《春秋》所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25]，是以其著《中國史學史》，便極重視傳(chuan) 統史著中的義(yi) 理色彩與(yu) 思想變遷。

1946年，蒙先生撰《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曾自述其學曰：“雙江劉鑒泉言學宗章實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談兩(liang) 宋史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餘(yu) 與(yu) 鑒泉遊且十年，頗接其議論。及寓解梁，始究心於(yu) 《右書(shu) 》、《史學述林》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後寓北平，始一一發南渡諸家書(shu) 讀之，尋其旨趣，跡其途轍，餘(yu) 之研史，至是始稍知歸宿，亦以是與(yu) 人異趣。深恨往時為(wei) 說言無統宗，雖曰習(xi) 史，而實不免清人考訂獺祭之餘(yu) 習(xi) ，以言搜討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雲(yun) 泥也。於(yu) 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大與(yu) 世殊，以史料、史學二者誠不可混並於(yu) 一途也。”[26]蒙先生於(yu) 此自稱其所著的《中國史學史》的特色是“取舍之際，大與(yu) 世殊”，其關(guan) 鍵則在於(yu) 以為(wei) “史料”“史學”兩(liang) 者不可混而為(wei) 一。在他看來，清代的考訂之學，可以稱之為(wei) “史料”的收集，卻不能認為(wei) 就是“史學”。對於(yu) 蒙先生而言，“史學”必須有思想，是以他說：“史料是實，思維是虛。有實無虛，便是死蛇。”[27]蒙文通的公子蒙默在《中國史學史》的序文中則說：“是先君子之言史也，顯以史學與(yu) 史料判然有別。……與(yu) 並世之以乾嘉考據羼雜西洋考據而大倡‘曆史學隻是史料學’者固大不侔也。”[28]

從(cong) 《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也可以看出，蒙先生這一觀點本之於(yu) 劉鹹炘。劉鹹炘著有《史學述林》，開篇《史體(ti) 論》便提出“真史學”“真史書(shu) ”之說，其稱真史學“不止考證事實、品評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為(wei) 真史學”;又稱真史書(shu) “不止編纂材料、記載事實，一切記事書(shu) 不能皆為(wei) 真史書(shu) ”。[29]在劉鹹炘看來，雖然凡記事之書(shu) 從(cong) 廣義(yi) 上講都可以稱之為(wei) 史，但“若真史書(shu) ，必有尋常記事書(shu) 所無之素質”。又說“記注、撰述皆史職，而真史書(shu) 惟撰述足以當之”。[29]“記注”“撰述”之說本之於(yu) 章學誠，章學誠把史著分為(wei) “記注”與(yu) “撰述”兩(liang) 大類，“記注”備記往事，“撰述”著眼未來，“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22]劉鹹炘則進一步發揮章氏之義(yi) ，認為(wei) “記注”隻是史料的保存與(yu) 編纂，尚不足稱為(wei) “真史書(shu) ”，唯有“撰述”具備“尋常記事書(shu) 所無之素質”，亦即認為(wei) “撰述”多闡發史料背後的思想與(yu) 意義(yi) ，從(cong) 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以稱“真史書(shu) 惟撰述足以當之”。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蒙文通先生“史料”與(yu) “史學”分途，也正是章、劉“記注”與(yu) “撰述”之分野所在。

正是建立在區別“史料”與(yu) “史學”的基礎之上，蒙先生才認為(wei) ，“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liang) 宋為(wei) 盛”。在他看來，“每種學術代有升降，而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衰而史學亦衰”，[30]而晚周、六朝與(yu) 兩(liang) 宋這三個(ge) 時期的最大特色恰恰是“思想廓落”“哲學發達”，從(cong) 而出現了大量堪稱“撰述”的史學作品，[31]比如他指出：北宋時期“一排唐人博綜之學，研精義(yi) 理，超絕古今。……逮於(yu) 南宋，勝義(yi) 紛陳，此史學之又一盛也”。[31]反之，在這三個(ge) 時期之外，大多是“記注”之學：“舍此三時，雖有纂述，才記注耳。記注、撰述，判若淵雲(yun) ，豈可同語?濫竽良史，即班述《漢書(shu) 》，唐修五史，搜羅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無紀要，未睹風裁，謂之整齊故事則可，揆諸《春秋》所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寧無歉然!”[31]

酈家駒先生指出：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是第一部把曆史學的發展，置於(yu)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發展史這一廣闊領域裏進行考察的史學史。從(cong)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於(yu) 我國古代史學的研究，雖然不斷有論著發表，其中絕大多數是就某一史書(shu) 、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體(ti) 裁進行的研究，名之為(wei) 史學史的專(zhuan) 著，基本上是史學名著的介紹。蒙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一項沒有先例的重要創舉(ju) ”。[32]酈先生確實指出了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的特色所在。上世紀20年代，梁啟超發起中國史學史研究，[33]受梁氏影響，中國史學史大體(ti) 以史官、史著、史家為(wei) 撰述主體(ti) ，帶有較重的曆史編纂學或史部目錄學的色彩，[34]就此而言，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中是獨樹一幟的。事實上，蒙文通之學，本由經入史，[35]故其治史學，實免不了有經學的關(guan) 懷，故其論史，強調要“揆諸《春秋》所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此即遠承孔子作《春秋》的“重義(yi) ”傳(chuan) 統。對於(yu) 這一點，金毓黻看得最為(wei) 清楚，他說：“蒙君治史蓋由經學入，其治經學，更以《公》《穀》為(wei) 本柢，故所重者為(wei) 研史之義(yi) 理。”[36]

(四)

當然，從(cong) 另一方麵來講，曆史書(shu) 寫(xie) 畢竟不同於(yu) 思想的論述，史學史也並不能簡單地視同於(yu) 思想史。金毓黻評蒙文通“治史蓋由經學入”，其實是有微辭的。金毓黻指出：“愚謂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謂之通史學，否則高語撰合，鄙視記注，則成家之作必少。”[36]言下之意，認為(wei) 蒙文通高語撰注，而鄙視記注之學，是為(wei) 其所不取。我們(men) 完全可以承認，如果沒有“史料”為(wei) 基礎，則“史學”必不能成其為(wei) 史學。

我們(men) 再回到孔子作《春秋》的傳(chuan) 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引述孔子作《春秋》所說的話：“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wei) 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37]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8]也就是說，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認為(wei) 空言義(yi) 理，不如結合曆史之事實更可以讓人知曉善惡與(yu) 是非之得失。因此，《春秋》之為(wei) 《春秋》，固然有“其義(yi) 則丘竊取”這一“重義(yi) ”的傳(chuan) 統，但同時也不是離事而空談義(yi) 理。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也”，隻有事、文、義(yi) 三者兼備，才堪稱之為(wei) “史”。雖然在傳(chuan) 統史學看來，三者之中“義(yi) ”更具有靈魂的地位，但“事”畢竟是彰顯“義(yi) ”的載體(ti) 。因此，後世優(you) 秀的史家從(cong) 來不忽視“史料”的價(jia) 值。以“成一家之言”為(wei) 旨趣的司馬遷，其所作《史記》，被班固讚為(wei)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9]從(cong) 中可見司馬遷對史料核實的重視。以重視“史義(yi) ”著稱的章學誠則說：“不知義(yi) 理虛懸而無薄，則義(yi) 理亦無當於(yu) 道矣。”[40]又曰：“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yi) 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有偏廢也。義(yi) 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閑習(xi) ，皆學也，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41]可見，對章學誠而言，同樣也認為(wei) 史事、史文與(yu) 史義(yi) 三者必須兼備。劉鹹炘則稱：“記注明而撰述之所以為(wei) 撰述者可明矣”[42]，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史料是構成曆史的基石”，[43]又說“不諳考據而治史”是一大“缺點”，[44]則劉鹹炘與(yu) 蒙文通也不純然是鄙棄其所謂“考訂獺祭”之“史料”之學。由此可以看出，幾乎所有重視“史義(yi) ”的史學家，對於(yu) “史料”的價(jia) 值，也都是充分地予以肯定。

總之，對於(yu) 曆史書(shu) 寫(xie) 而言，“史料”與(yu) “史義(yi) ”的結合，才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精義(yi) 所在，其中“史料”是載體(ti) ，而“史義(yi) ”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史學之精神無所依附；但沒有“史義(yi) ”，則“史料”也當失去其應有的生命，其或如章學誠所說，“史學不亡而亡矣”。[40]而如傅斯年所謂曆史學乃“史料”學，其說顯然偏離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這一精神。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講，史學史的研究誠當如汪榮祖先生所強調的，“我們(men) 要重新回顧中國史學的傳(chuan) 統”，“注重研究曆史學家如何思考問題，他的宇宙觀，對當時社會(hui) 的觀感”，從(cong) 而從(cong) 文獻材料中“提煉史學思想、史學思維”。[45]

注釋
 
[1]傅斯年：《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第1301頁。
 
[2]劉家和先生指出：“不論劉知幾還是近代客觀主義的科學史學派的學者，都有一種近於天真的想法，即隻要把史料找齊核實並排除主觀的幹擾，史學之真便可達到百分之百，亦即不多不少正是科學的態度。”見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頁。
 
[3]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第79頁。
 
[4]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頁。
 
[5]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頁。
 
[6]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7、14頁。
 
[7]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頁。
 
[8]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470頁。
 
[9]皮錫瑞指出：“宋王安石且疑《春秋》為斷爛朝報，皆由不知《春秋》是借事明義。必借以明義者則書之，不必借以明義者則削之。”見《師伏堂春秋講義》卷上，收入《皮錫瑞全集》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65頁。
 
[10]錢玄同：《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例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0頁。
 
[1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97、3297頁。
 
[12]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06頁。
 
[13]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83頁。
 
[14]萬斯大：《學春秋隨筆》卷一，收入《經學五書》，台北：廣文書局，1977年，第31頁。
 
[15]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20頁。
 
[16]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17、148頁。
 
[17]司馬遷：《史記》，第3319～3320頁。
 
[18]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2738、4271頁。
 
[19]梁啟超：《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1頁。
 
[20]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5513頁。
 
[21]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470頁。
 
[22]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171～172、679、219、376、376、373、49頁。
 
[23]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4頁。
 
[24]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67、887、817頁。
 
[25]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7頁。
 
[26]蒙文通：《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收入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161頁。
 
[27]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第16頁。
 
[28]蒙默：《序》，收入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2頁。
 
[29]劉鹹炘：《史體論》，收入《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年，第1410、1410頁。
 
[30]蒙文通：《致柳翼謀(詒徵)先生書》，收入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128頁。
 
[3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7、7、8頁。
 
[32]酈家駒：《深切懷念蒙文通先生》，收入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07頁。
 
[33]梁啟超指出：“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見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53頁。
 
[34]20世紀40年代，分別有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1941)、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1942)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1944)出版，這三部著作基本上是受梁啟超的啟發與影響而作的，如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的導言中就宣稱，“謹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4頁。白壽彝先生指出，“從全書的結構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啟超的藍圖上填寫了史書的目錄，有時對這些書作了簡單介紹和評論。這部書帶有濃厚的史部目錄學的氣味”。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6頁。瞿林東先生也認為，“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一書在整體內容的安排上受梁啟超的啟發”。見瞿林東：《史學怎樣尋找自己——重讀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3期。
 
[35]蒙先生晚年曾自敘曰：“我從前本搞經學，後來教史學，十年後才稍知道什麽是史學，應如何治史。”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38頁。
 
[36]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沈陽：遼沈書社，1993年，第4591、4591頁。
 
[37]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6頁。
 
[38]司馬遷：《史記》，第3297頁。
 
[39]班固：《漢書》，第2738頁。
 
[40]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154、30頁。
 
[41]章學誠：《與朱少白論文》，《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5頁。
 
[42]劉鹹炘：《記注論》，收入《推十書》，第1439頁。
 
[43]蒙文通：《從〈采石瓜州斃亮記〉看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收入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171頁。
 
[44]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91頁。
 
[45]汪榮祖、朱政惠：《朱政惠對話汪榮祖——美國的中國研究：曆史與現狀》，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