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立對《春秋》“王魯”說的發揮

作者：郭曉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 2019年第30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十五日癸未

          耶穌2019年10月13日

[摘要]《春秋》王魯說是公羊學的核心義(yi) 旨之一，董仲舒與(yu) 何休無不倡言之。但這一說法在漢以後一直為(wei) 後儒所詬病。隨著清代公羊學複興(xing) ，這一學說才重新為(wei) 學者所重，而其中以陳立最具代表性。陳立明確區分了“衰周之魯”與(yu) “《春秋》之魯”，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以《春秋》當新王，從(cong) 而托魯為(wei) 王者乃“《春秋》之魯”，而非“衰周之魯”。同時，陳立在為(wei) 何休《公羊解詁》作新疏時，不僅(jin) 全麵繼承了何休的“王魯”思想，並且順著何休、徐彥的思路，對《公羊》本文的“王魯”意蘊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與(yu) 發揮，從(cong) 而使得何休的“王魯”思想被更為(wei) 徹底地得到了貫徹。

[關(guan) 鍵詞]陳立，《春秋》，《公羊義(yi) 疏》，以《春秋》當新王，王魯

[作者簡介]郭曉東(dong) ，哲學博士，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

自漢代有《公羊》學以來，“以《春秋》當新王”及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王魯”說就一直是《公羊》思想體(ti) 係中的重要一環。然而，魏晉以降，隨著《公羊》式微，“王魯”說也備受後儒詬病。一直到清代中葉《公羊》複興(xing) ，一批《公羊》學家才重新正視起“王魯”說，並予以諸多新的詮釋，其中以陳立（卓人，1809-1869）尤具代表性。陳立先後花了四十餘(yu) 年的時間，集其畢生之精力，作百餘(yu) 萬(wan) 言之《公羊義(yi) 疏》。該書(shu) 博稽載籍，不僅(jin) 廣蒐漢唐以來的《公羊》古義(yi) ，而且有清一代說《公羊》者，如莊存與(yu) 、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淩曙、包慎言等，無不左右采獲，整齊排比，融會(hui) 而貫通之，堪稱清代中期以來《公羊》學的集大成著作。該書(shu) 恪守何休家法，而對何氏《公羊解詁》中的“王魯”說發明尤多。然而，學者對陳立之《公羊義(yi) 疏》，或泛泛重其“完備”[1]，或許其長於(yu) 考據訓詁[2]而譏其“不通義(yi) 例”，[3]多未能注意到陳立對“王魯”說的發揮及其對《公羊》學的意義(yi) 所在，是以許陳立者與(yu) 譏陳立者，似乎皆未能得其要領。本文即試圖以陳氏對“王魯”說的發揮為(wei) 切入點，來重新審視陳立對清代《公羊》學史的意義(yi) 。

一、《春秋》王魯說的提出與(yu) 後儒的質疑

《春秋》王魯說是公羊學的核心義(yi) 旨之一。“王魯”一詞，最早見於(yu)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新周，故宋。”在董仲舒看來，孔子作《春秋》，以《春秋》當“新王”，[4]而《春秋》實為(wei) 一本書(shu) ，並不可能成為(wei) 真正的王者，如何以《春秋》當新王，實為(wei) 費解之說，董仲舒也不過是約略地說，“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春秋繁露﹒奉本》）直到東(dong) 漢末，何休解詁《公羊》，“以《春秋》當新王”及與(yu) 其相關(guan) 的“王魯”說遂有了明確的內(nei) 含，且成為(wei) 何注《公羊》最為(wei) 核心的義(yi) 理之一。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何休解曰：“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5]按公羊家通三統的說法，新王即位，尚須保留以前兩(liang) 王朝之後，為(wei) 之封土建國，讓他們(men) 依然遵守前王朝之舊傳(chuan) 統與(yu) 舊製度，並給予最高的爵位（公爵），與(yu) 此新王朝同時而並存，此即所謂“存二王後”的說法。[6]因此，當周滅商之後，分別封夏、商二王之後為(wei) 杞國和宋國。但是，一旦周失去天命，而《春秋》成為(wei) 新王，則相對於(yu) 新王的二王後就不再是杞、宋，而成了宋與(yu) 周，也就是說，杞國的國君因此退出二王後的序列，其爵位就不再是公爵，此即董仲舒所講的“絀夏”，亦即何休所講的“黜杞”。這樣，相對於(yu) 《春秋》新王而言，二王後為(wei) 宋與(yu) 周，故何休在所謂“三科九旨”中又稱之為(wei)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不過，相對董仲舒對“以《春秋》當新王”之說語焉不詳的解釋，何休則結合具體(ti) 的《春秋》經傳(chuan) 文本，以“王魯”之說為(wei) 之賦與(yu) 了明晰的內(nei) 含。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chuan)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雲(yun) ：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yi) 於(yu)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ang) 成萬(wan) 物。[7]

按《左氏》學，天子諸侯皆可以改元立號，但《公羊》家認為(wei) 隻有王者才能改元立號[8]，故何休認為(wei) ，傳(chuan) 文用“君之始年”而不言“公之始年”，是因為(wei) “公”隻指向諸侯，而“君”既可指天子，又可指諸侯，所以傳(chuan) 文的“君”字是“通其義(yi) 於(yu) 王者”。而之所以用這一個(ge) 可“通其義(yi) 於(yu) 王者”的“君”字，是因為(wei) “《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也就是說，《公羊》家以《春秋》當新王，但作為(wei) 書(shu) 的《春秋》，要行王者之權，必須有所依托，所以有“《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的說法，此即“王魯”之意。

“《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而魯隱公為(wei) 《春秋》第一公，故何休又以認為(wei) ，《春秋》托隱公為(wei) 始受命王。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yi) 父盟於(yu) 眛”，《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儀(yi) 父”是邾婁國國君的字，體(ti) 現了對邾婁國國君的褒揚，而所以要褒揚者，是因為(wei) 邾婁儀(yi) 父在隱公即位以來率先與(yu) 隱公結盟。何休注雲(yun) ：

《春秋》王魯，托隱公以為(wei) 始受命王，因儀(yi) 父先與(yu) 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雲(yun) 爾。[9]

按，邾婁儀(yi) 父作為(wei) 邾婁國國君，以常規書(shu) 法，當書(shu) 其爵稱邾婁子。何休認為(wei) ，“儀(yi) 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10]即儀(yi) 父在入《春秋》以前，因有罪而被奪爵，本應該書(shu) 名。但是，因為(wei) 他在新王受命之際，率先與(yu) 新王結盟，遂不書(shu) “名”而書(shu) “字”，以示對他的褒揚。

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滕本小國，子爵，而所以以大國之稱稱之為(wei) “滕侯”者，何休說，“稱侯者，《春秋》讬隱公以為(wei) 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即滕侯、薛侯能率先朝《春秋》之始受命王，故褒而稱侯。不僅(jin) 滕子本人被褒稱“滕侯”，就連其已故的父親(qin) 也因之被褒稱“滕侯”，在何休看來，此亦體(ti) 現《春秋》王魯之義(yi) 。[11]

此“王魯”之說，在何休的《公羊解詁》中，還具體(ti) 體(ti) 現在諸多書(shu) 法中。如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傳(chuan) 》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雲(yun) ：“傳(chuan) 言來者，解內(nei) 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yi) ，故內(nei) 適外言如，外適內(nei) 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nei) 也。”[12]也就是說，魯被假托為(wei) 王者，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yi) ，所以凡外諸侯來魯國稱“朝”，魯國朝外諸侯稱“如”，以示王魯之義(yi) 。又如桓公十年，“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yu) 郎。”《公羊傳(chuan) 》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nei) 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何注雲(yun) ：“《春秋》讬王於(yu) 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yu) 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複言師敗績。”[13]在何休看來，“戰者，敵文也”，即“戰”字意味著交戰雙方地位相當，但《春秋》讬王於(yu) 魯，於(yu) 是魯作為(wei) 王者，與(yu) 外諸侯之地位不敵，因此傳(chuan) 文稱“內(nei) 不言戰”。但是，一旦魯國與(yu) 外諸侯交戰失利，出於(yu) 對內(nei) 諱戰敗的考慮，《春秋》不書(shu) “我師敗績”，而用“戰”字表明魯國對外戰爭(zheng) 的失利。諸如此類的例子，在何休的《解詁》中屢屢可見，不一而足。

然而，也正是《春秋》“王魯”的說法，遭致後儒的不斷詬病，以為(wei) 周天子具在，而以魯為(wei) 王，則有犯上作亂(luan) 之嫌。早在東(dong) 漢賈逵就批評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為(wei) 忠信？何以為(wei) 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為(wei) 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為(wei) 通乎？[14]

西晉杜預在《春秋左傳(chuan) 集解序》中說：

所書(shu) 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15]

後世類似的說法極多，唐代陸淳引述其師啖助批評“王魯”說雲(yun) ：“悖禮誣聖，反經毀傳(chuan) ，訓人以逆，罪莫大焉。”[16]宋蘇軾雲(yun) ：“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yu) 夫讖緯之書(shu) 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wei) ，何休，《公羊》之罪人也。”[17]北宋晁說之批評說：“其最為(wei) 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18]又如宋代葉夢得批評曰：“《公羊》之學，其妖妄迂怪，莫大於(yu) 黜周王魯，以隱公托新王受命之論。……若周未滅而黜之，魯諸侯而推以為(wei) 王，則啟天下亂(luan) 臣賊子，乃自《春秋》始。孰謂其誣經敢至是乎！”[19]直至晚清，仍有蘇輿批評何休之說曰：“如董所雲(yun) ，則《春秋》托魯言王義(yi) ，未嚐尊魯為(wei) 王、黜周為(wei) 公侯也。何氏直雲(yun) ‘王魯’，遂啟爭(zheng) 疑。”（《春秋繁露義(yi) 證﹒奉本》）

因此，對傳(chuan) 統的《公羊》家來說，“王魯”說實是最為(wei) 核心的思想，而對《公羊傳(chuan) 》及何休的批評，矛頭亦多指向“王魯”。因此，如何看待“王魯”說，特別是以其為(wei) “悖禮誣聖，反經毀傳(chuan) ”的批評，對於(yu) 後世之《公羊》家來說，實為(wei) 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之一。[20]

二、陳立對《春秋》王魯說的理解

陳立作為(wei) 清代《公羊》學的集大成者，其學又以恪守何休家法為(wei) 最大特色所在[21]，因此，對於(yu) 何休的“以《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思想，亦予以極力維護，並多有所發揮。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何休注曰：“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yu) 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這是何休對《公羊》通三統說最明確與(yu) 最經典的表述之一，而陳立《義(yi) 疏》於(yu) 此亦開宗明義(yi) 指出，“注為(wei) 全書(shu) 發其例也”[22]。稱“注為(wei) 全書(shu) 發其例”，則顯見其以通三統說為(wei) 《公羊》及何氏《解詁》的最核心義(yi) 旨，此可謂善讀何休者也。其又引劉逢祿《釋例》之文以證己說，且下一按語曰，“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為(wei) 明顯”[23]。則顯然同意劉氏對何休的解讀，且引為(wei) 同調也。又言孔子“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24]又言“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從(cong) 而明確地稱“合宋、周、《春秋》為(wei) 三統”，[25]則對陳立而言，以《春秋》當新王，即假魯以立王法，即托魯當新王，是即“王魯”。

對於(yu) 後世針對“王魯”說的種種批評，在陳立看來，這正是“俗儒”不察“以《春秋》當新王”之義(yi) ，遂“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yu) 《公羊》”，其曰：

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托之於(yu) 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托新王受命於(yu) 魯也。托王於(yu) 魯，非以魯為(wei) 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托魯為(wei) 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雲(yun)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yi) 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nei) 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yu) 《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26]

陳立又著有《春秋王魯說》一文，以進一步詳細闡明“王魯”之義(yi) 曰：

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故因以錄即位。”又雲(yun) “方陳受命製正月故假以為(wei) 王法。”然則王魯者，托王於(yu) 魯，非以魯為(wei) 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luan) ，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chuan) 聞，較百二十國寶書(shu) 為(wei) 信，故據以為(wei) 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蓋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為(wei) 受命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故儀(yi) 父慕義(yi) 則字之，㝛男與(yu) 盟則卒之，滕、薛來朝則褒之。於(yu) 所傳(chuan) 聞世，見治起於(yu) 衰亂(luan) 之中；於(yu) 所聞世，見治升平；於(yu) 所見世，著治太平，僅(jin) 於(yu) 譏二名，人道浹，王道備，功至於(yu) 獲麟。故麟於(yu) 周為(wei) 異，於(yu) 《春秋》為(wei) 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yang) 成萬(wan) 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luan) ，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yu) 魯，為(wei) 《春秋》之魯言之，非為(wei) 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杞，所謂異義(yi) 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為(wei) 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占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詞哉？[27]

陳立於(yu) 此將“以《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說的關(guan) 係說得尤其清楚明白。首先，在陳立看來，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然而《春秋》畢竟隻是一本書(shu) ，而孔子欲以《春秋》行天子之權，就不能空言而無所依托。而魯國作為(wei) 孔子的父母之國，有所見、所聞、所傳(chuan) 聞之事，故孔子可以據以為(wei) 本，因魯之舊史而加之以“王心”，即所謂“托王於(yu) 魯”，從(cong) 而陳立一方麵反複強調，“王魯”者，“非以魯為(wei) 王也”。但另一方麵，陳立又指出，《春秋》既然托魯為(wei) 王，故“《春秋》之魯”不同於(yu) “衰周之魯”，即《春秋》所“托王”的魯國，不同於(yu) 當時實存的作為(wei) 列國之一的魯國。“《春秋》之魯”的提法，亦見於(yu) 《義(yi) 疏》卷四十九：

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28]

其又論魯隱公與(yu) 魯桓公，分別“《春秋》之隱、桓”與(yu) “魯國之隱、桓”：

蓋隱、桓以下，為(wei) 《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眞為(wei) 受命王也。杜預、範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yi) ，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yu) 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荊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29]

“《春秋》之隱、桓”，即“《春秋》之魯”的隱公、桓公，亦即被托王的隱公與(yu) 桓公；“魯國之隱、桓”，即“衰周之魯”的隱公與(yu) 桓公，亦即作為(wei) 諸侯之一的隱公與(yu) 桓公。事實上，“衰周之魯”與(yu) “《春秋》之魯”的區分，在包慎言等人那裏已微有見意，如陳立引包慎言《王魯說》雲(yun) ：“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30]此已分別就“魯之君”與(yu) “《春秋》之君”視《春秋》之十二公。但相較而言，陳立之說顯得更為(wei) 明白透徹，對於(yu) 理解《公羊》及何休的“王魯”之義(yi) 極具幫助。蓋後人之所以疑於(yu) “王魯”說者，往往是將孔子所以“托王”的“《春秋》之魯”混同於(yu) 當時事實存在的作為(wei) 列國之一的魯國，從(cong) 而“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yu) 《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如《左傳(chuan) 疏》引劉炫難何氏雲(yun) ：“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於(yu) 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雲(yun) 托王改元，是妄說也。”陳立即批評說：“是由昧於(yu) 托王於(yu) 魯為(wei) 借魯以明王之義(yi) ，故以俗見強說也。”[31]按劉炫之意，魯既然為(wei) 王，則不當用周正、奉時王，陳立稱其“昧於(yu) 托王於(yu) 魯為(wei) 借魯以明王之義(yi) ”，就是批評其於(yu) “《春秋》之魯”與(yu) “衰周之魯”不加分別。作為(wei) “《春秋》之魯”，是孔子借魯國舊史而加以“王心”的結果，亦即是“以《春秋》當新王”的具體(ti) 體(ti) 現，故陳立說：“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為(wei) 受命王。”以隱公為(wei) 受命王，即是“《春秋》繼周”的具體(ti) 表現。在這一意義(yi) 上講，陳立極其深刻地指出：“《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公羊傳(chuan) 》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注曰：“以上係王於(yu) 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係天端。”[32]陳立以“周之文王”視“《春秋》之隱公”，則隱公亦“元年春王正月”之“王”，亦即“上係天端”之“王”，故“《春秋》之隱公”，實非“衰周之魯”的隱公，而是作為(wei) 《春秋》之始受命王的隱公，此不可不察。反過來，若視魯為(wei) 周之諸侯國，即從(cong) “衰周之魯”的角度看，則《春秋》與(yu) 孔子未經刪削的魯史記就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又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記異也”，然而麟又是一種太平之瑞獸(shou) ，何休稱“麟於(yu) 周為(wei) 異，《春秋》記以為(wei) 瑞，明大平以瑞應為(wei) 效也”，在陳立看來，作為(wei) 太平瑞應之麟，顯然是“為(wei) 《春秋》之魯言之，非為(wei) 衰周之魯言之也”。所以陳立又進而引劉逢祿的說法，“《春秋》者火也，魯與(yu) 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33]又引包慎言的說法，稱“十二公皆筌蹄”，[34]都表達了這一意思。

三、陳立以“《春秋》王魯說”的立場來釋讀《公羊》

在《公羊義(yi) 疏》中，陳立站在恪守何休家法的立場，對何氏認為(wei) 體(ti) 現“《春秋》王魯說”的具體(ti) 文本，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與(yu) 發明。有些關(guan) 於(yu) “王魯”的文本，何氏本身語焉未詳，而徐彥舊疏又未能很好地予以闡發，陳立則立足於(yu) 何氏之說，對之進行深入的引申與(yu) 推衍，從(cong) 而使得何休的“王魯”思想被更為(wei) 徹底地得到了貫徹。

約略言之，陳立在《公羊義(yi) 疏》中對“王魯”說的釋讀與(yu) 發揮表現為(wei) 如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在疏文中轉述敷陳何氏“王魯”的解說。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何氏注曰：“所傳(chuan) 聞之世，外小惡不書(shu) ，書(shu) 者來接內(nei) 也。《春秋》王魯，以魯為(wei) 天下化首，明親(qin) 來被王化漸漬禮義(yi) 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cong) 內(nei) 小惡舉(ju) 也。”[35]陳立疏曰：

春秋托王於(yu) 魯，假若隱公為(wei) 受命王，故為(wei) 天下化首。凡來接內(nei) 者，皆如親(qin) 被王化，宜漸漬禮義(yi) ，如上之襃儀(yi) 父。是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shu) ，為(wei) 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nei) 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36]

按《公羊傳(chuan) 》，周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實兼賵惠公與(yu) 仲子，而仲子為(wei) 惠公之妾，周天子不別尊卑，故《公羊傳(chuan) 》以之為(wei) “非禮”，從(cong) 而何休視之為(wei) “小惡”。然而，按《公羊》三世之說，外小惡不書(shu) ，而所以書(shu) 者，何休認為(wei) 是因為(wei) “接內(nei) ”，從(cong) 而在“王魯”的意義(yi) 上說，凡是來親(qin) 近“新王”，從(cong) 而“被王化漸漬禮義(yi) ”者，都要褒而書(shu) 之。陳立基本上是轉述與(yu) 敷陳何休之說，隻不過說得更清楚明白了一些。在《公羊義(yi) 疏》一書(shu) 中，陳立對何休之繼承與(yu) 發揮大率皆如此。

又隱公元年，“及宋人盟於(yu) 宿”，傳(chuan) 曰：“孰及之？內(nei) 之微者也。”何休注曰：“內(nei) 者，謂魯也。”[37]陳立疏之曰：

此通解全書(shu) 之例，成十五年傳(chuan) ：“《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nei) 者皆魯也。[38]

按：何氏“內(nei) 者，謂魯也”，實為(wei) 《春秋》“王魯”之例。徐彥曰：“據百二十國寶書(shu) 以為(wei) 《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nei) 者，讬王於(yu) 魯，故言內(nei) ，猶言內(nei) 其國外諸夏之義(yi) 也。”[39]陳立亦引成公十五年傳(chuan) “《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則陳立在此實以“王魯”解“內(nei) 魯”也。陳立於(yu) 此稱“此通解全書(shu) 之例”，可謂善讀《公羊》者。所謂“此通解全書(shu) 之例”，亦即認為(wei) 全書(shu) 以“王魯”為(wei) 大例。

其次，何氏之注語義(yi) 未詳，徐彥疏又未能發明“王魯”義(yi) ，而陳氏作“王魯”解讀者。隱公三年，“尹氏卒”，何氏《解詁》曰：“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sang) ，尹氏主儐(bin) 讚諸侯，與(yu) 隱交接而卒，恩隆於(yu) 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wei) 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40]徐疏曰：“言隱公恩隆於(yu) 王者，則加禮錄其儐(bin) 讚之人也。”[41]陳立不滿於(yu) 此說，故疏之曰：

按尹氏儐(bin) 讚隱公，即為(wei) 恩隆於(yu) 王者也。舊疏非。[42]

又曰：

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yu) 所見之世，恩己與(yu) 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雲(yun) ：“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yu) 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shu) 日比內(nei) 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賵、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儐(bin) 讚之人也，蓋《春秋》托王於(yu) 魯也。[43]

按徐氏舊疏之意，隱公“恩隆於(yu) 王者”，其所謂“王者”，指的是周天子，即隱公恩隆於(yu) 天子，遂及其儐(bin) 讚之人，故“加禮錄其儐(bin) 讚之人”。而陳立則以為(wei) ，何氏所謂“王者”，並非指的是周天子，而是指魯隱公，蓋“《春秋》托王於(yu) 魯”，尹氏儐(bin) 讚隱公，即是尹氏“恩隆於(yu) 王者”。因此，尹氏雖為(wei) 外大夫在不書(shu) 卒之例，但因其恩隆於(yu) 隱公，故當書(shu) 日書(shu) 卒，以比之於(yu) 內(nei) 大夫例，以明王者當有恩禮。故陳立以為(wei) ，何氏乃於(yu) “尹氏卒”發明《春秋》“王魯”之義(yi) ，而舊疏則未有此意。

又次，何注與(yu) 徐疏在《公羊注疏》中未作“王魯”義(yi) 解讀者，而陳立本何、徐之意以“王魯”說發明之。

僖公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何氏注曰：“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cong) 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44]按何休的意思，小邾婁子能夠附從(cong) 齊桓公朝天子，所以天子進之以爵。徐彥疏則對比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認為(wei) 滕侯、薛侯以其來朝新王，故進而稱“侯”，而小邾婁子“不由朝新王”得進而稱侯，“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也”。即徐彥承認隱公是受命王，但不承認僖公是受命王。[45]然而，在陳立看來，“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shu) ”。[46]而所以書(shu) 者，“時旁朝魯，魯為(wei) 受命王，因得禮書(shu) 其爵，以示法也。”[47]按：據本條何休注與(yu) 徐疏彥，均未發明“王魯”之義(yi) 。而徐氏稱“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則顯然沒有能夠領會(hui) 何休“王魯”說的精義(yi) 。雖然在隱公篇何休相對更多提及隱公為(wei) 始受命王，但從(cong) “王魯”的角度來說，既然《春秋》托王於(yu) 魯，則《春秋》十二公，莫非受命王也，所以陳立認為(wei) ，所以書(shu) 小邾婁子來朝，其實與(yu) 滕、薛朝隱公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因朝受命王而得書(shu) 。

又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傳(chuan) 》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wei) 貶？為(wei) 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何休注雲(yun) ：“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複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yu) 共議釋之。今複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yi) 。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48]按：《春秋》經書(shu) “楚人”，而實為(wei) 楚子髡，《公羊》認為(wei) ，因楚子髡執宋襄公，故終僖公之篇貶之，但傳(chuan) 文實未明其義(yi) 。何休從(cong) “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的角度解釋了終僖之篇貶楚子髡的理由，不過，何休的解釋似乎說得還不是很透徹，陳立則疏曰：“《春秋》托王於(yu) 魯，僖公托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複相犯，即是得罪於(yu) 僖，即為(wei) 得罪於(yu) 王法，故雲(yun) 終僖之篇貶耳。”[49]也就是說，何休僅(jin) 就僖公曾經調停宋楚之爭(zheng) ，而楚子髡之後重新犯宋，是則破壞僖公平和楚宋之功，故稱得罪於(yu) 僖公，從(cong) 而《春秋》終僖之篇貶之。而陳立則進而從(cong) “王魯”的角度，認為(wei) 僖公既然是《春秋》所假托的王者，楚子髡得罪於(yu) 僖公，即是得罪於(yu) “王法”，因此而終僖之篇貶之。此說可以說較何氏注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將何氏的“王魯”說貫徹得更為(wei) 徹底。

又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於(yu) 曲棘”。《公羊傳(chuan) 》曰：“諸侯卒其封內(nei) 不地，此何以地？憂內(nei) 也。”何休注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50]按：《春秋》外諸侯於(yu) 其封內(nei) 卒不書(shu) 地，此書(shu) 者，《公羊傳(chuan) 》以“憂內(nei) ”解之。從(cong) 前述“內(nei) 魯”即“王魯”的大例看，此條顯然可從(cong) “王魯”的角度解之。但何休僅(jin) 解宋公憂昭公之見逐，從(cong) 而恩錄之，並沒有特別點出其中所具有的“王魯”義(yi) 。陳立則進一步對何休的“恩錄之”作了闡釋。其曰：“恩錄之，與(yu) 成二年書(shu) 曹公子手同。彼注雲(yun) ：‘《春秋》托王於(yu) 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cong) 王者征伐不義(yi) ，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為(wei) 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51]則陳立據何休成公二年注解此條，認為(wei) 宋公所以“恩錄之”，非僅(jin) 僅(jin) 出於(yu) 為(wei) 昭公憂，而其實是為(wei) 王者憂。可以說，若僅(jin) 僅(jin) 為(wei) 昭公憂，昭公仍不過是“衰周之昭公”；若視作為(wei) 王者憂，則昭公乃成其“《春秋》之昭公”。由此可見，陳立之解，實本於(yu) 何氏之義(yi) ，而何氏於(yu) 此多少失察。

又次，何氏未作“王魯”解讀，徐彥疏以“王魯”解而義(yi) 未能顯豁者，陳立則進而解析之。莊公元年，“夫人孫於(yu) 齊”，何休注雲(yun) ：“言於(yu) 齊者，盈諱文。”[52]陳立疏之曰：

舊疏雲(yun) ：“據百二十國寶書(shu) 以為(wei) 《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nei) 者，托王於(yu) 魯，故言內(nei) ，猶言內(nei) 其國外諸夏之義(yi) 也。然則內(nei) 魯為(wei) 王，王者無出奔之義(yi) ，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yu) 鄭’，言‘出’者，彼傳(chuan) 雲(yun)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yu) 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shu) 出，不天子之也。[53]

按：桓公夫人文薑通乎齊侯而致桓公被弑，故於(yu) 莊公元年出奔齊。經不書(shu) “奔”而書(shu) “孫”，何休認為(wei) 是“盈諱文”，故何注於(yu) 此實未曾論及“王魯”。但徐彥疏以“王魯”義(yi) 說之，認為(wei) “王者無外”，故無出奔之義(yi) 。[54]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yu) 鄭”，傳(chuan) 亦言“王者無外”，徐疏則引何注稱周天子不能事母故絕。然而徐疏於(yu) 此未能申明“王魯”義(yi) 之“王者無外”與(yu) 周天子之“王者無外”的區別，而陳立則直言“不天子之”，意謂周天子有罪合絕，故雲(yun) “不天子之”。然而文薑有罪亦當絕，出於(yu) “內(nei) 魯”之意，以“王者無外”而諱言“孫”；天王有罪當絕，陳立則直言“不天子之”。則陳立之“不天子之”四字，事實上進一步從(cong) 反麵論說“王魯”之義(yi) ，即《春秋》王魯，而周天子不當王也，從(cong) 而徐疏之意因此而更加顯豁。

四、小結

總而言之，陳立可以說是有清以來對“王魯”說闡釋得最為(wei) 透徹者，其嚴(yan) 格區分“《春秋》之魯”與(yu) “衰周之魯”，則對“王魯”的理解，就決(jue) 不是如賈逵所批評的那樣“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事實上，按陳立的理解，所謂“王魯”者，即孔子作《春秋》而據魯之故事以為(wei) 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亦即借魯史而加“王心”、立“王義(yi) ”焉者。故對陳立而言，“王魯”說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以《春秋》當新王”說，可以稱得上是《公羊》的第一原理，是以其視“王魯”為(wei) 《春秋》之大例。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陳立對“王魯”說的發揮，甚至比何休本人表現得更為(wei) 徹底，可謂是何氏之功臣。然而，陳立著《公羊義(yi) 疏》，其另一重要特色是以漢學本領治《公羊》，以致時賢多因陳立長於(yu) 考據訓詁，遂認為(wei) “不通義(yi) 例是其所短”。然而，就陳立視“王魯”為(wei) 《春秋》之大例，就陳立對“王魯”的闡釋與(yu) 發揮來講，陳氏可謂深得《公羊》之微言大義(yi) 者，[55]以“不通義(yi) 例”責陳立，未免苛責太甚。

注釋：

[1]皮錫瑞稱“覽陳立《義(yi) 疏》，以求大備”，見氏著：《經學通論·春秋通論》（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頁89。戴維讚其為(wei) “疏釋《公羊》最完備的著述”，見氏著：《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9頁。

[2]陳立從(cong) 淩曙、劉文淇學，淩、劉二氏皆深於(yu) 漢學，劉氏曾批評孔廣森、劉逢祿等人“詳義(yi) 例而略典禮、訓詁”，淩氏則主張治《公羊》當“由聲音、訓詁而明乎製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yi) ”。見氏著：《公羊禮疏序二》。受淩、劉二氏之影響，故陳立之治《公羊》，亦是“由聲音、訓詁而明乎製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yi) ”。《清史列傳(chuan) ·儒林傳(chuan) 》稱陳立“淵雅典碩，不尚空言，大抵考訂服製、典禮及聲音、訓詁為(wei) 多。”見《清史列傳(chuan)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第5655頁。

[3]如楊向奎先生說：“《公羊》之長不在典禮，訓詁雲(yun) 雲(yun) ，難用於(yu) 義(yi) 理。卓人用力勤，時間久而通訓詁，考據是其所長，奈無用武之地何！不通義(yi) 例是其所短。”見氏著：《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4年），第四卷，第115頁。此說影響極大，當代學者多以此為(wei) 定論。參見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04年），731頁；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7頁；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dong) 方出版社，1997年），第133－143頁。

[4]《春秋繁露﹒玉杯》：“孔子立新王之道”；又《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5]徐彥：《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0頁。

[6]何休《公羊解詁》隱公三年“春王二月”注：“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57頁。又隱公三年“宋公和卒”何注：“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裏，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4頁。

[7]《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7頁。

[8]孔穎達曰：“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zhuan) 為(wei) 已有，故諸侯於(yu) 其封內(nei) 各得改元。”見氏著：《左傳(chuan) 正義(yi)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9頁。徐彥則曰：“若《左氏》之義(yi) ，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yi) ，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頁。

[9]《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1頁。

[10]《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1頁。

[11]隱公七年，“滕侯卒”。此“滕侯”即隱十一年朝魯之“滕侯”的父親(qin) 。何休說：“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托隱公以為(wei) 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yi) 。”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94頁。

[12]《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108頁。

[13]《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169頁。

[14]賈逵：《左氏長義(yi) 》，轉引自《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頁。

[15]《左傳(chuan) 正義(yi) 》，第29頁。

[16]陸淳：《春秋集傳(chuan) 纂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第146冊(ce) ，第280頁。

[17]蘇軾：《春秋變周之文》，收入《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卷三，第76頁。

[18]晁說之：《迂景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第1118冊(ce) ，第236頁。

[19]葉夢得：《春秋公羊傳(chuan) 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第149冊(ce) ，第649-650頁。

[20]有學者甚至認為(wei) ，自魏晉以降，公羊學一蹶不振，頗有受王魯說之累。參見張厚齊：《春秋王魯說研究》，（台北：花木蘭(lan) 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5頁。

[21]梁啟超評論陳立的《公羊義(yi) 疏》曰：“此書(shu) 嚴(yan) 守疏不破注之例，對於(yu) 邵公隻有引申、絕無背畔。”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入朱維錚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22頁。

[22]《公羊義(yi) 疏》，卷四十九，第1884頁。

[23]《公羊義(yi) 疏》，卷四十九，第1884頁。

[24]《公羊義(yi) 疏》，卷四十九，第1884-1885頁。

[25]《公羊義(yi) 疏》，卷四十九，第1885頁。

[26]陳立：《公羊義(yi) 疏》（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7年），卷一，第15頁。

[27]陳立：《句溪雜著》（清同治刻陳汝恭續刻本），卷二，頁1-2。

[28]《公羊義(yi) 疏》，卷四十九，第1885頁。按：劉尚慈先生校點本認為(wei) “《春秋》之魯”的“之”字當據文義(yi) 改“王”字，不過，在筆者看來，作“之”字義(yi) 亦通，不必強改為(wei) “王”。

[29]《公羊義(yi) 疏》，卷四，第146頁。

[30]《公羊義(yi) 疏》，卷一，第17頁。

[31]《公羊義(yi) 疏》，卷一，第17頁。

[32]《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7頁。

[33]《公羊義(yi) 疏》，卷一，第16頁。

[34]《公羊義(yi) 疏》，卷一，第17頁。

[35]《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3頁。

[36]《公羊義(yi) 疏》，卷三，第114頁。

[37]《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4頁。

[38]《公羊義(yi) 疏》，卷三，第113頁。

[39]《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00頁。

[40]《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1頁。

[41]《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1頁。

[42]《公羊義(yi) 疏》，卷五，第67頁。

[43]《公羊義(yi) 疏》，卷五，第67頁。

[44]《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401頁。

[45]《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402頁。

[46]《公羊義(yi) 疏》，卷三十，第1129頁。

[47]《公羊義(yi) 疏》，卷三十，第1130頁。

[48]《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475頁。

[49]《公羊義(yi) 疏》，卷三十五，第1305頁。

[50]《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1014頁。

[51]《公羊義(yi) 疏》，卷六十六，第2565頁。

[52]《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00頁。

[53]《公羊義(yi) 疏》，卷十七，第623頁。

[54]《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00頁。

[55]梁啟超論陳立雲(yun) ：“其於(yu) 公羊三世九旨諸說，邵公所謂‘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者，闡發無餘(yu) 蘊，不獨非巽軒所夢見，即方耕、申受亦遜其精銳。”見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入《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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