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國家治理之道要義(yi)

作者：魏衍華（孔子研究院研究員，首批山東(dong) 省泰山學者青年專(zhuan) 家，入選山東(dong) 省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論語學研究中心秘書(shu) 長、《論語學研究》主編）

來源：《走進孔子》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十三日丙寅

          耶穌2022年5月13日

《孟子》一書(shu) 中蘊含著豐(feng) 富的國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經濟模式、道德教化、規矩意識、生態治理、軍(jun) 事外交等，但它的要義(yi) 或者核心則是“仁政”學說。那麽(me) ，何為(wei) “仁政”呢？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先王之道”“堯舜之道”，用範祖禹的話說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在孟子看來，任何時代的天子、諸侯皆會(hui) 有“仁心仁聞”，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決(jue) 定的。然而，要在國家治理中實施他心目中宏偉(wei) 的、帶有理想色彩的“仁政”藍圖，僅(jin) 僅(jin) 有“仁心仁聞”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將它落實到具體(ti) 的國家治理實踐之中。衡量的標準則是天下百姓能否“被其澤”，治理之政能否“法於(yu) 後世”，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孟子正義(yi) 》書(shu) 影

那麽(me) ，實施“仁政”藍圖應該從(cong) 何處著手呢？孟子也給出非常明確而清晰的思路，也就是他說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然而，為(wei) 何正“經界”對孟子的“仁政”學說如此重要呢？他本人解釋說：“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孟子·滕文公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田土的界限不合理，井田的大小就不均衡，作為(wei) 俸祿的收入就不合理，自然也就給世俗的暴君和貪官汙吏提供了可乘之機。所以，早期儒家特別注重禮製，也就是《荀子·禮論》開篇說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應該說，孟子的“經界”說與(yu) 荀子的“禮論”說具有內(nei) 在一致性，都是為(wei) 了遏製戰國社會(hui) 中人的爭(zheng) 鬥欲望。

孟子之所以說“正經界”是“仁政”學說的開端，是因為(wei) 隻有泯滅掉為(wei) 政者的貪婪，消滅其內(nei) 心固有的私欲，才能使他們(men) 更好地為(wei) 百姓服務，才能使他們(men) 不與(yu) 民爭(zheng) 利。這很容易使人們(men) 想到《孟子》開篇所記批判梁惠王“何必曰利”一語。在孟子看來，作為(wei) 國家的為(wei) 政者特別是諸侯國君，其工作的重心就是在他的管轄範圍內(nei) 培養(yang) 社會(hui) 的仁義(yi) 之風，也就是孟子講的“亦有仁義(yi) 而已矣”。按照通常的理解，“仁者，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義(yi) 者，宜也，尊賢為(wei) 大”（《禮記·中庸》）；按照朱熹的理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yi) 者，心之製、事之宜。”（《四書(shu) 章句集注》）應該說，二者的內(nei) 涵應該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強調為(wei) 政者要具有為(wei) 政之德，特別強調維護普通百姓的基本權益，這是孟子國家治理思想的根基。

孟子一方麵強調諸侯國君“何必曰利”，另一方麵強調“民事不可緩也”。他說：“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於(yu) 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上》）普通百姓是否有道德操守，是否能有廉恥之心，取決(jue) 於(yu) 為(wei) 政者能否使他們(men) 擁有“恒產(chan) ”。假如普通百姓沒有“恒產(chan) ”，他們(men) 就會(hui) 放縱自我，就會(hui) 胡作非為(wei) ，就會(hui) 以身犯險。百姓的行為(wei) 一旦觸犯禮法，為(wei) 政者就不得不給予他相應的懲罰，這等於(yu) 是陷害老百姓於(yu) 不義(yi) 之中。所以，有誌於(yu) 效仿先王實行“仁政”的諸侯國君們(men) ，就必定懂得謙恭節儉(jian) ，就必定懂得禮待下屬，並且遵循先王製定的“什一稅”，使國家稅收在百姓的“恒產(chan) ”和國家的正常運轉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

在孟子看來，三代時期先王所製定的“什一稅”是維護二者平衡的最優(you) 選項。盡管三代時期的賦稅名稱不同，夏代是“五十而貢”，商代是“七十而助”，周代是“百畝(mu) 而徹”，但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也就是“皆什一也”。當然，孟子視不同情況還提出了不同的收稅方式。他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意思是說，在郊外實行九一稅收，在城市實行什一稅收。在野外實行井田製，每份井田九百畝(mu) ，中間一百畝(mu) 為(wei) 公田，四周八百畝(mu) 為(wei) 私田（八家各取百畝(mu) ），而八家共同照料公田，收入歸公家所有。可以說，孟子的井田製雖然具有非常濃厚的理想化色彩，但的確是探索維護公私關(guan) 係平衡的一種有效的方案，也是孟子“仁政”藍圖的經濟基礎。

當然，隻給予百姓有效的經濟保障還不夠，諸侯國君還要樹立“民為(wei) 邦本”的觀念。《孟子·盡心下》篇提出了“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的時代最強音。在孟子看來，能夠得到萬(wan) 民的擁戴才能成為(wei) 天子，能夠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成為(wei) 諸侯，能夠得到諸侯的信任才能成為(wei) 士大夫。所以，萬(wan) 民是一切爵位、俸祿的基石，萬(wan) 民自然也理應成為(wei) 天下的最貴者。如果危害萬(wan) 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更換天子，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就可以更換諸侯；如果祭祀用的三牲膘肥體(ti) 壯、穀物潔淨，並歲時祭祀，國家仍然發生了旱澇等自然災害，就可以考慮更換社稷。從(cong) 孟子的論述中，人們(men) 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早期儒家的“敬德保民”和“民為(wei) 貴”思想的深邃性，並且其對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國家治理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孟子塑像

孟子繼承孔子的“孝悌”說，提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觀點。從(cong) 性善論的角度，他認為(wei) “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是不需要論證的，隻要努力去做就能實現。他舉(ju) 例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孟子·告子下》），“徐行後長者”是人人皆可以做到的，隻是現實中的人們(men) 不去做而已。北宋學者陳暘解釋說：“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lun) 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yu) 是哉？”楊時解釋說：“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wei) 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意思是說，“堯舜之道”並非人們(men) 想象中的高深莫測，隻要效法就會(hui) 變得簡單易行，而起點是從(cong) 傳(chuan) 統的“孝弟”，也就是從(cong) “徐行後長者”開始。

當然，“徐行後長者”隻是一種內(nei) 在敬畏觀念的外在表現，是一種社會(hui) 道德教化的基本原則。孟子認為(wei) ，在飽食、暖衣、逸居等基本需求滿足之後，社會(hui) 還必須進行人性的道德教化，他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這“五倫(lun) ”是孟子提供給傳(chuan) 統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法寶，一個(ge) 人無論處於(yu) 怎樣的位置，他總能從(cong) 中找到相應的職責。隻要人人能夠認真遵行，社會(hui) 就能安定，天下就能太平，甚至會(hui) 出現早期儒家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孟子為(wei) 實現他的“仁政”理想，仿效孔子遊離於(yu) 當時的大國之間十四年，希望梁惠王、齊宣王等大國的國君能夠“不嗜殺人”，希望他們(men) 通過實行“仁政”，最終實現天下的“定於(yu) 一”。然而，諸侯混戰的戰國之世並未給孟子提供實現其抱負的曆史舞台，但是這並不代表“仁政”學說不能平治天下，滕文公遵從(cong) 孟子之教，某種程度上踐行了他的“仁政”藍圖，從(cong) 而說明他的國家治理思想並非不為(wei) 社會(hui) 接受，隻是不為(wei) “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戰國時代所接受。最終孟子回到了家鄉(xiang) ，回到了《詩》《書(shu) 》，回到了儒家經典，仿效至聖孔子整理典籍，將他的“仁政”學說、“王道”理想都寄托於(yu) 《孟子》之中。《孟子》自然也就成為(wei) 後世人們(men) 心目中匯總“述堯、舜之道”“述仲尼之意”的集大成之作，成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國家治理思想的經典之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