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十九日戊戌

          耶穌2017年11月7日 

唐文治是近現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南菁書(shu) 院的代表人物。由於(yu) 唐文治長期從(cong) 事教育事業(ye) ，擔任過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無錫國學高等專(zhuan) 修學校校長，他的教育思想一直為(wei) 研究者所重視。然而，唐先生之貢獻卻不特在教育，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也十分有特色，而這些一直未被以往的研究者過多關(guan) 注。本文嚐試從(cong) 唐文治從(cong) 學經曆及相關(guan) 著作出發，嚐試“描述”唐文治先生的哲學思想形態。我們(men) 會(hui) 發現，唐文治先生的哲學思想實以易為(wei) 宗，而融匯漢宋、熔冶朱王，於(yu) 傳(chuan) 統之學術無門戶之見，而能汲取各家之長，並從(cong) 當時中國之實際情況出發，以“正人心，救民命”[1]為(wei) 其學術的根本目的。

本文的敘述以時間為(wei) 主軸，但又不特如此，希望能以唐文治先生生命中的一些特殊事件為(wei) 引自，帶出對其思想形態特色的敘述。

一  接受性理學

唐先生的思想形態的形成與(yu) 其從(cong) 學經曆有密切關(guan) 係。唐文治先生出生於(yu) 太倉(cang) ，太倉(cang) 是理學家陸世儀(yi) 的家鄉(xiang) ，太倉(cang) 臨(lin) 近無錫、蘇州，而明清兩(liang) 代兩(liang) 地產(chan) 生了一批思想家，如顧憲成、高攀龍、顧炎武，有所謂“太昆先哲”之說[2]，這樣的學術環境對唐文治的思想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從(cong) 唐文治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這些鄉(xiang) 賢對他的影響。唐文治對“性理學”的接受，就與(yu) 太倉(cang) 昆山的學術環境有密切關(guan) 係。

唐文治六歲開始從(cong) 父學習(xi) ，逐步研習(xi) 《孝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3]在學習(xi) 過程中逐步開始接觸“性理學”，尤其是朱子學。這一方麵與(yu) 他的父親(qin) 唐受祺及其故鄉(xiang) 太倉(cang) 的學術環境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與(yu) 他的授業(ye) 恩師王紫翔的學術傾(qing) 向有關(guan) 。

《性理救世書(shu) 》卷三載：

文治十五歲時，先大夫授以《禦纂性理精義(yi) 》，命先讀朱子《讀書(shu) 法》與(yu) 《總論為(wei) 學之方》，其時已微有會(hui) 悟。逮年十七歲，受業(ye) 於(yu) 先師王文貞公之門，命專(zhuan) 治性理學。[4]

唐受祺以朱子學作為(wei) 唐文治的學術啟蒙，並讓唐文治從(cong) 王紫翔學習(xi) ，而王紫翔熟悉陸隴其、李二曲等人著述，留心“濂洛關(guan) 閩之學”，在唐文治看來“學問造程朱之室”[5]。在王紫翔的指導之下，唐文治進一步研習(xi) 朱子學著作。《自述》“清光緒八年十八歲”條載：“分日讀《朱子小學》、《近思錄》、《性理精義(yi) 》、《學篰通辨》、《程氏讀書(shu) 分年日程》等，兼抄《王學質疑》、《明辨錄》細讀之，覺醰醰有味。讀《孟子》，乃更有心得。爰摘錄‘大全’諸先儒說，並錄王師筆記，作《讀孟劄記》，理學乃日進。”[6]這一時期，唐文治研習(xi) 的都是朱子學基礎文獻，這些文獻對唐文治早期的學術性格影響較大。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王學質疑》為(wei) 清代學者張烈所作，此書(shu) 於(yu) 陽明學門戶之見甚深，全麵攻擊陽明學。[7]王紫翔本人接觸理學的過程中，《王學質疑》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一時期，至少在表麵立場上，唐文治是“宗朱”的[8]。但在這一“宗朱”立場背後，也有些潛流需要我們(men) 注意。首先是對《孟子》的研讀，唐文治十分重視《孟子》，而《孟子》一書(shu) 影響了唐文治對於(yu) 心性、政治的看法。《孟子》中對“性情”的一些看法，影響了唐文治日後的一些學術選擇。其次，受家鄉(xiang) 學術環境和唐受祺的學術態度影響，唐文治在這一時期，已經接觸到了陸世儀(yi) 的思想。《思辨錄劄記·續思辨錄題詞》：

吾鄉(xiang) 陸尊道先生，隱居講學，體(ti) 用兼備，餘(yu) 幼時讀其文，服膺其為(wei) 人，顧於(yu) 《思辨錄》未嚐細讀也。[9]

陸世儀(yi) 對唐文治的影響在太倉(cang) 先哲中最大。我們(men) 需要特別注意陸世儀(yi) 的學術傾(qing) 向，即“在清初朱子學當中，陸世儀(yi) 於(yu) 朱陸異同問題主調停態度”[10]，也就是在哲學上，陸世儀(yi) 對心學的“排斥”要較一些朱子學者弱的多。關(guan) 於(yu) 陸世儀(yi) 的思想，陳來先生指出：

他在開始誌學時曾經曆過類似王陽明的悟道，體(ti) 驗到人心與(yu) 天相通，人皆有此心此理，他稱這個(ge) 體(ti) 悟為(wei) “識仁”。但後來發現，如果要依靠這個(ge) 體(ti) 悟去達到聖賢，其結果反而愈離愈遠，所以說這隻是起手處，不是究竟處。他後來認識到，人雖皆有此心，但必須有治心之法，才能逐漸接近聖賢之域，這個(ge) “心法”就是“敬”，或“敬天”，他稱這個(ge) 認識為(wei) “識敬”。所以他後來說“予起手初得力一仁字，後來又得力敬字、天字”（《思辨錄輯要》卷二）。從(cong) 此以“居敬窮理”為(wei) 宗旨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ti) 係。[11]

也就是從(cong) 個(ge) 人生命曆程上來看，陸世儀(yi) 接受了王學的一些內(nei) 容，其朱子學立場主要在於(yu) 對“敬”的接受，在功夫上強調“敬”的作用。唐文治日後對朱子學的強調，在“敬”的功夫上也表現的較為(wei) 明顯。

陸寶千先生在《清代思想史》中指出：

吾人所應注意者，康熙時代民間之朱學，大體(ti) 為(wei) “王學化”之朱學，即彼等心目中之朱學，乃自“王學透鏡”中所講之朱學，非朱學之真也。[12]

這裏陸寶千就以陸世儀(yi) 為(wei) 例來討論朱學的王學化。姑且不論陸氏所講“非朱學之真”是否的當，他所說的“王學透鏡”值得我們(men) 注意。陸寶千指出，民間的朱學之所以稱得上是朱學，主要由於(yu) 重視“敬”，但他認為(wei) “以‘敬’字貞定良知而不致流蕩，雖以宗朱為(wei) 名，實為(wei) 王學化之朱學，非朱學之本來麵目”[13]。陸寶千還指出民間朱學注重經世，這也是陸世儀(yi) 思想的特色[14]。對陸世儀(yi) 的研習(xi) ，影響了唐文治對朱子學的接受，對唐文治重視“經世”也有重要影響。

甲午年，唐文治受沈增植提示，開始細讀陸世儀(yi) 著作。《思辨錄劄記·續思辨錄題詞》言：

甲午歲（1894），東(dong) 人構釁，亟思研究兵學，吾師沈子培先生告之曰：“子盍讀《思辨錄》乎，其論兵學一卷，他書(shu) 所不能逮也。”餘(yu) 乃細讀之，始知其於(yu) 天文、地理、河渠、兵刑、禮樂(le) 、政治、文藝無所不包，可謂學貫天人，敻絕當世，乃歎向之所見者小矣。[15]

唐文治細讀陸世儀(yi) 的初衷是為(wei) 了研究兵學，但讀過之後，則進一步了解了陸世儀(yi) 學問的全體(ti) 。當時中國內(nei) 外危機加重，唐文治十分重視經世之學，陸世儀(yi) 的精神氣質與(yu) 唐文治多有默契之處。而在緊接著的乙未年（1895），唐文治的父親(qin) “輯太倉(cang) 陸桴亭先生遺書(shu) 告成”，民國二十二年癸酉（1933）四月，唐文治本人又重印《陸桴亭遺書(shu) 》，陸世儀(yi) 的著作也因唐氏父子的整理而得到流傳(chuan) 。[16]

二  漢宋兼采：南菁書(shu) 院的影響

唐文治早年接受性理學的情況大致如上。唐文治的思想中不僅(jin) 有宋學（性理學）的一麵，還有漢學的一麵，而其接受漢學直接與(yu) 在南菁書(shu) 院的求學有關(guan) 。

唐文治於(yu) 1885年入南菁書(shu) 院學習(xi) ，直至1889年赴京參加禮部試，前後曆時五年[17]，期間跟從(cong) 黃以周、王先謙等經學大師學習(xi) ，漢學上受二人影響較大。由於(yu) 赴南菁書(shu) 院之前，唐文治接受了大量的理學教育，這點使他有別於(yu) 南菁書(shu) 院其他學生[18]，而此也引起了黃以周的注意，《自述》言：

（黃元同）聞餘(yu) 講宋儒之學，甚喜。語餘(yu) 曰：“顧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即理學，理學即經學，不可歧而為(wei) 二。聖門之教，先博後約，子其勉之。”複教餘(yu) 訓詁義(yi) 理合一之旨。先假餘(yu) 陳北溪先生“字義(yi) ”，餘(yu) 鈔讀之，逾月而畢。又示餘(yu) 所著《經義(yi) 通故》（後改名《經訓比誼》），餘(yu) 亦摘其精要者鈔錄之。又於(yu) 藏書(shu) 樓縱覽諸書(shu) ，自是於(yu) 經學、小學亦粗得門徑矣。[19]

此段，黃以周對唐文治好理學的態度其實頗為(wei) 微妙。黃氏父子主張“漢宋兼采”，對於(yu) 宋學並不排斥，但仍以漢學為(wei) 主。唐文治喜宋儒之說，在黃以周看來並非不可接受。但是我們(men) 看，黃以周首先以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理學即經學”之語告誡唐文治“不可歧為(wei) 二”，實際上是希望唐文治不要偏於(yu) 理學而忽視經學。再則，顧炎武此語卻是偏向於(yu) “經學”一麵，含有顧炎武對他所理解的性理學（包括程朱與(yu) 陸王）的批評，他所講的理學也是講經學的理學。在這一背景下我們(men) 再看黃以周所言，其實其態度也就較為(wei) 明確，他指示唐文治“先博後約”，也是針對清學所認為(wei) 的理學之弊而發，即防止心性義(yi) 理之學墮入所謂“禪學”。黃以周還是希望唐文治能從(cong) “訓詁”而明“義(yi) 理”，此“博”更為(wei) 明確的則是指“禮學”。示之《北溪字義(yi) 》或許可以看成暗示唐文治理學當中也講究訓詁求字義(yi) ，而示之《經訓比誼》（即《經訓比義(yi) 》）則態度更加明確，此書(shu) 黃以周言：“欲挽漢宋學之流弊，其惟禮學乎？或雲(yun) ‘禮為(wei) 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雲(yun) ‘禮豈為(wei) 我輩設’，是言一出而晉亂(luan) 。學術不明，而治術敝。”[20]黃以周還是希望唐文治能沿著這一路數前進，而不至於(yu) 有所謂宋學之流弊。

唐文治亦能了解黃以周的苦心，在南菁書(shu) 院學習(xi) 期間，他逐步了解漢學，在經學上也頗為(wei) 用心，尤其是參與(yu) 了王先謙主持的《皇清經解續編》的編纂。但是，唐文治並未沿著黃以周的路數前行，他對宋學還是頗多關(guan) 注，其作《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宋明諸儒說主一辨》即可以看做其宋學興(xing) 趣的延續。但也可以看到，這種興(xing) 趣中也多了幾分對峙宋學流弊的味道，《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直接認為(wei) 陸象山之說同於(yu) 禪學而異於(yu) 孟子[21]，而《宋明諸儒說主一辨》頗得黃以周欣賞，其關(guan) 鍵就在於(yu) 強調“敬”，而反對“靜”，對陽明、甘泉等人的心學講法頗有批評[22]。

在這一時期，唐文治對易學的興(xing) 趣開始萌發。我們(men) 可以看到，唐文治於(yu) 經學不似黃氏父子以禮學為(wei) 中心，唐文治自己的思想詮釋中，《周易》占有核心地位，這一特點一方麵與(yu) 宋學的義(yi) 理闡釋十分接近，宋學的形而上學建構多與(yu) 《周易》有直接關(guan) 係，而另一方麵，則又吸收了漢學的成果，尤其吸收了黃氏父子的研究。唐文治選擇經學，由於(yu) 其宋學取向，加上當時漢宋兼采的背景，他更多的選擇了易學，而易學對唐文治整個(ge) 思想的建構又十分重要，從(cong) 哲學的角度來說，對《周易》的解釋構成了其闡發思想的重要文本。

光緒十二年（1886）唐文治接著赴南菁書(shu) 院學習(xi) ，此年“初治《易》”[23]，並得到黃以周的指導，認為(wei) 應“貫通漢宋，自成一家”，並將自己所著易學著作借給唐文治閱讀。唐文治注《易》的興(xing) 趣漸漸產(chan) 生，從(cong) 此有關(guan) 易學的著述不斷，直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出版其易學成熟著作《周易消息大義(yi) 》[24]。

唐文治成熟的易學思想可謂是“漢宋兼采”，並用易學貫通其對其他思想的闡釋。例如在《紫陽學術發微》中解釋朱子“已發未發說”時，唐文治認為(wei) 其精義(yi) 本於(yu) 《周易·複卦》，並專(zhuan) 門有《朱子已發未發精義(yi) 本於(yu) <複卦>說》一文，認為(wei) “已發未發之旨，若廣而求之，則流行於(yu) 日用事物之間，即普遍於(yu) 六十四卦之內(nei) ；若反而求之於(yu) 心，不若專(zhuan) 玩複卦，簡而易知，約而易行也”[25]。在《陽明學術發微》中，唐文治為(wei) 陽明學術辯護，認為(wei) 其通於(yu) 經學，而陽明所通之經，在他看來首先是《周易》。

此種貫通漢宋，一個(ge) 重要的觀點則是將易學與(yu) 心性學連接在一起，認為(wei) “心性之學，孔子僅(jin) 於(yu) 晚年論《易》中及之”[26]，講“文治嚐即理以求《易》，以為(wei) 《易者》，心學之書(shu) 也，其大義(yi) 備於(yu) 《乾》《坤》，而始於(yu) 《複》”[27]，他用《周易》的“消息”作為(wei) 人心變化的根據，如講“操存，陽者，息也；舍亡，陰也，消也”[28]，唐文治重視《複》卦意義(yi) 正在於(yu) 此。當然，也需要指出，唐文治理解的心學並非陸王心學，而是廣義(yi) 的“心性學”，他的“心學”可以視作“心性學”的統稱。

以上，我們(men) 可以看到，唐文治在南菁書(shu) 院時期接受的經學，尤其是易學，對他後來的哲學思想建構意義(yi) 十分重大。但同時我們(men) 還需要指出，唐文治接受漢學，但又站在義(yi) 理學的立場上，對訓詁之學有所反思。《讀思辨錄劄記》言：

餘(yu) 沉溺於(yu) 訓故者數年，自衛守好古之訓，其實隻泥古耳。讀先生此言，不覺心目俱開，誌氣大奮。[29]

唐文治重視訓詁，但反對泥古，他通過訓詁，還是要追求後麵的大義(yi) 。《續思辨錄》言：

乾嘉諸老多詆宋儒以意說經，不知宋儒非以意說經，所以不墨守故訓者，乃因聖經之言而反之於(yu) 身也。即如《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周公之意，未嚐及言行也。而孔子釋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yu) 爾靡之。”周公之意，亦未嚐及言行也。而孔子釋之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裏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裏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可見孔子釋經，所言必事之反之於(yu) 身。若程朱之說經，真得聖門家法者也。[30]

唐文治多為(wei) 宋儒之經學辯護（如《紫陽學術發微》為(wei) 朱子經學辯護），在他看來，宋儒解經恰是遵守“聖門家法”，而不墨守成規，後儒可以發揮出先儒沒有講出的道理，孔子既是如此。可以說唐文治此種態度應是受朱子“三聖易”說法的影響，與(yu) 朱子對於(yu) 《周易》以及聖人闡發的態度一致。[31]

三  熔冶朱王

在南菁書(shu) 院學習(xi) 期間，唐文治基本上不太接受陸王心學，這一方麵與(yu) 他之前接受的朱子學教育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與(yu) 黃以周等人的態度有關(guan) 。但正如我們(men) 前文指出的，唐文治接受朱子學主要透過陸世儀(yi) ，加上他對《孟子》的偏愛，其實他思想中已經潛藏了一些心學要素，隻是還沒有表現出來。唐文治在日後的為(wei) 學中，對心學，尤其是王陽明學術逐漸開始接受。

南菁書(shu) 院時期之後，唐文治最重要的老師當屬沈增植，光緒十八年，唐文治受業(ye) 於(yu) 沈增植門下。光緒二十三年（1897），受沈增植提點，唐文治進一步閱讀高攀龍的著作，並做相關(guan) 校勘工作，作《高子外集序》[32]。其中《高子外集序下》專(zhuan) 門為(wei) 高攀龍所講的“主靜”“靜坐說”辯護，認為(wei) “靜”的功夫不能缺少，並調和“靜”與(yu) “敬”的關(guan) 係，在唐文治看來“眾(zhong) 人者，多欲者也，多欲故隻能學靜而人心不至於(yu) 日肆”[33]，靜的功夫對於(yu) 一般人克服欲望來說不能少。此文引陸隴其對王陽明和高攀龍的評價(jia) ，而專(zhuan) 為(wei) 高攀龍辯護，而對陽明則無專(zhuan) 門辯護。但此文對於(yu) “靜”的態度也與(yu) 南菁書(shu) 院時期有些許變化。

民國三年（1914），唐文治開始編《孟子大義(yi) 》，“采用朱注”，但“發揮新義(yi) ”，關(guan) 注“察識擴充”等問題，而注意“警覺良知”，唐文治由孟子而關(guan) 注“良知”問題。民國五年（1916），唐文治編《大學大義(yi) 》成，“用鄭注本，參以朱注及劉蕺山”[34]，鄭注本也就是所謂《大學古本》，而陽明即用此本對峙朱子學。此外，劉蕺山雖然糾正王學之流弊，但頗尊陽明學。此書(shu) 雖“參以朱注”，但十分突出“知”以言“良知”，對誠意十分重視，而對朱子《大學》“格物”之解釋不取。這就有了接受陽明的可能，因為(wei) 陽明對《大學》的解釋也重視“誠意”，並由“致知”綜合《孟子》“良知”而進一步言“致良知”。

民國六年夏，唐文治“編《先儒靜坐集說》一卷。自李延平先生始，至李二曲先生止，其中尤以高忠憲公靜坐說最精密。”[35]這又可以視作對靜坐的進一步闡發。唐文治對高攀龍的重視可見一斑。而高攀龍的思想其實頗為(wei) 微妙，高攀龍尊程朱，但亦是側(ce) 重於(yu) 心性修養(yang) ，按照黃宗羲所說，高攀龍的某些學說其實隻是為(wei) 了自別於(yu) 陽明，很多地方可以說與(yu) 陽明頗為(wei) 一致[36]。可以說，高攀龍的很多思想在實質上是“折衷朱王”的，很多地方兼采陽明致知之義(yi) 。[37]對高攀龍的接受可以看做是唐文治接受陽明的又一個(ge) 契機[38]。

另一個(ge) 契機則發生在唐文治對朱止泉（朱澤沄）的接受上，而接受朱止泉本身就與(yu) 唐文治接受朱子學的取向有密切關(guan) 係。

民國十二年（1923），由於(yu) 編輯《朱子全集校釋》之機緣，唐文治從(cong) 學生寶應劉翰臣那裏得到了王懋竑、朱澤沄關(guan) 於(yu) 朱子的注釋文獻。後吳寶淩贈送唐文治《朱止泉先生文集》四冊(ce) ，唐文治“細讀之，見朱止泉先生論朱子於(yu) 己醜(chou) 歲後，專(zhuan) 用力於(yu) ‘涵養(yang) 須用敬，講學則在致知’二語，因之精義(yi) 入神。陽明編晚年定論固非，然謂朱子膠於(yu) 萬(wan) 物而不知涵養(yang) 者亦非也。乃知止泉先生於(yu) 朱子之學，終身服膺，寢饋更勝於(yu) 白田；且編有《朱子聖學考略》及《朱子分類文選》二書(shu) ，尤為(wei) 精密無倫(lun) ”[39]。我們(men) 可以看到，唐文治對朱止泉評價(jia) 極高，認為(wei) 其超過王懋竑，而止泉之妙處，在他看來主要就在於(yu) 對朱子“涵養(yang) 說”的發揮。

唐文治如此接受朱止泉，並作此評價(jia) 並非偶然，與(yu) 之前他對高攀龍的接受關(guan) 係密切。朱澤沄“其用心更在於(yu) 闡發朱子生平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有係統地闡發朱子學中尊德性之教，力辯以朱子學為(wei) 道問學之失”。[40]朱澤沄宗朱與(yu) 王懋竑頗不同。而對顧憲成、高攀龍等“主靜立極”之旨較為(wei) 推崇，“朱澤沄亦提及主靜的工夫，認為(wei) 學者不從(cong) 靜下手，斷無入理”[41]。王懋竑頗不同意朱止泉主靜、未發之說，而這些則被唐文治接受下來。唐文治之後所編寫(xie) 的《紫陽學術發微》基本上采用了朱止泉的說法，甚至認為(wei) 朱止泉“上契朱子之心傳(chuan) ”[42]，對其推尊尤盛。其透過止泉，而更加向內(nei) 理解朱子，特重視“涵養(yang) ”“尊德性”一麵，這些為(wei) 其學術的進一步轉換，留下了空間。

民國十三年（1924），唐文治作《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序》，其間言自己學術經曆：

文治少年有誌程朱之學，年十七讀陳清瀾先生《學篰通辨》，知陽明先生《傳(chuan) 習(xi) 錄》之非，十八歲以後讀《朱子大全》並陸稼書(shu) 先生《讀朱隨筆》、吳竹如先生《評朱子記語》，愛其剖析之精，然反而求之朱子之書(shu)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偶稱述之，不過為(wei) 口耳講貫之助，未嚐得躬行實踐之方也。中年服官荏苒，無進德。歲在癸亥，年五十九矣，講學於(yu) 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及門諸子編輯《朱文公集校釋》，乃始聞寶應朱止泉先生有《朱子聖學考略》一書(shu) ，亟求之，則聞其家僅(jin) 存二帙，刻本鈔本各有一。爰乞金壇馮(feng) 夢花同年轉假刻本讀之，然後知止泉先生真得朱子之心傳(chuan) 者也。……[43]

在唐文治自己看來，自己真正理解朱子，並不在早年之閱讀研習(xi) ，而在接觸朱止泉之後。此文還談到陽明對朱子的理解，他講：

專(zhuan) 求朱學於(yu) 實者，固當以此書(shu) 藥之；而求朱學於(yu) 虛如陽明先生者，又惡能有所借口乎？[44]

在他看來，陽明是求朱學於(yu) 虛，虛強調心性之學，實側(ce) 重辭章訓詁。此時的唐文治，基本上認為(wei) 陽明對朱子學的誤解主要在於(yu) 認為(wei) 朱子少尊德性一麵，而如果像朱止泉這樣係統闡釋了朱子學，就不會(hui) 有陽明的誤解。這種用虛實理解朱子學與(yu) 陽明學的思路，一直貫穿到《陽明學術發微》[45]。

民國十六年（1927），唐文治編《紫陽學術發微》，我們(men) 可以看到，此書(shu) 對朱子之闡釋特重“已發未發”之問題，強調朱子“尊德性”的麵向，言“涵養(yang) 須用敬”頗多，強調朱子言仁，但基本上很少談“格物”的問題。此書(shu) 專(zhuan) 門討論朱子之經學，書(shu) 中數次反對以所謂的漢學考據輕視朱子學，有兼采漢宋之特點。更為(wei) 微妙的是，此書(shu) 專(zhuan) 門有《<朱子晚年定論>發微》一卷，專(zhuan) 門涉及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卷首按語言：

竊以為(wei) 陽明之論朱子，不考其平生為(wei) 學次第，舉(ju) 其《集注》、《或問》、《語類》之說，一掃而空之，仍不免鹵莽滅裂之病。然其所引朱子晚年涵養(yang) 之說在己醜(chou) 以後者，亦未可遽以為(wei) 之失而概廢之。……文治竊謂：讀先儒書(shu) ，當先辨其是非。其言而是者，雖出於(yu) 中年，未嚐不可以篤信之；其言而非也，雖出於(yu) 晚年，亦當慎思、明辨，知其或有為(wei) 而發也。《晚年定論》確有中年而誤以為(wei) 晚者，有中年而其言是者，有晚年有為(wei) 而發者。然亦確有晚年專(zhuan) 主於(yu) 涵養(yang) 者。[46]

其實我們(men) 可以發現，唐文治已經先為(wei) 朱子學的傾(qing) 向定了一個(ge) 是非，即朱子學有很強的“涵養(yang) ”“尊德性”的講法，並且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因為(wei) 有些文獻早晚不同，而否定朱子學涵養(yang) 的麵向，陽明雖有鹵莽滅裂之病，但不能否認陽明對於(yu) 朱子強調涵養(yang) 材料的指出。這一態度已經十分微妙，可以說背後潛藏著某種“會(hui) 通朱王”的味道。[47]

在敬與(yu) 靜的問題上，唐文治也很獨特。《紫陽學術發微》引陸隴其之語，陸隴其不喜言“靜”，專(zhuan) 門主敬，而唐文治言“靜”較多，認為(wei) 對於(yu) “主靜”不可以偏廢，不可以一概掃除。這就與(yu) 很多主張朱子學，強調“敬”而反對“靜”的態度頗為(wei) 不同了，也與(yu) 唐文治早年的態度有了些許差別。

更進一步的是在民國十九年（1930），唐文治開始輯《陽明學術發微》。《自述》言：

自明季講學之風，流弊日甚，於(yu) 是王學為(wei) 世所詬病。實則陽明乃賢智之過，其倡致良知之說，實足救近世人心。日本服膺王學，國以駸強。餘(yu) 特發明其學，都凡七卷；其中四大問題及陽明學通於(yu) 經學二卷，頗為(wei) 精審。較之二十年以前，喜辟陽明，自覺心平而氣和矣。[48]

這裏對於(yu) 陽明學的態度，唐文治自己已經指出，更二十年前大為(wei) 不同，他沒有指出不同的轉變內(nei) 在的機緣是什麽(me) ，隻是從(cong) 外在提到了陽明學受日本重視而國強。如果透過我們(men) 前麵的分析，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思想的內(nei) 在接受上做出一定的解釋，即唐文治所接觸的學術，無論是高攀龍還是朱止泉，都已經有了很強的內(nei) 在化傾(qing) 向，而這些也影響了他對朱子學的接受。再加上唐文治一貫重視“救人心”，那麽(me) 此時他對陽明的態度轉化是十分自然的。

《陽明學術發微》同樣漢宋兼采，前文已經指出，他專(zhuan) 門用易學去講陽明學通於(yu) 經學，當然其它經典也多有涉及，認為(wei) “陽明學貫通經學變化神明”。同時，該書(shu) 還專(zhuan) 門從(cong) 漢學的角度去談陽明改用《大學古本》的問題，認為(wei) 此“實與(yu) 漢唐諸儒合”[49]。同時，此書(shu) 還專(zhuan) 門論及“心即理與(yu) 性即理渾言未嚐不同”，從(cong) 人倫(lun) 之理的角度，會(hui) 通朱子學與(yu) 陽明學的哲學基礎，而在此問題當中，高攀龍再度登場。該書(shu) 卷五、卷六則專(zhuan) 論“陽明學通於(yu) 朱子學”，認為(wei) 兩(liang) 家殊途同歸，而特別強調“涵養(yang) ”。

唐文治對陽明態度的轉化，從(cong) 學術經曆上來看，並不是突然的。同樣在此年，《紫陽學術發微》也最終完成。可以說唐文治通過此兩(liang) 書(shu) 最終形成了“熔冶朱王，漢宋兼采”的學術特點。到唐文治七十歲時，講學已專(zhuan) 門講王龍溪、錢緒山、王心齋，對心學他有進一步的吸收[50]。民國二十八年（1939），值抗戰之際，唐文治又專(zhuan) 門講“王陽明先生‘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學，可以正心救國”[51]，其對陽明學態度於(yu) 此可見。

四  立言宗旨：孔學救國

上文我們(men) 可以看到，唐文治先生強調陽明學的一個(ge) 重要立足點在於(yu) “正心救國”，而這可以說是貫穿其一生的“立言宗旨”。唐文治先生學術生命，其觀點前後有所變化，但其“孔學救國”的主張則始終不變。“正人心，救民命”可以說是他在那個(ge) 時代為(wei) 學的一大主旨，而唐先生本人的經曆，亦可以說是此主張的反映，無論是創辦交大之工科，還是無錫國專(zhuan) 之講學，抑或賑濟鄉(xiang) 裏，都是以此為(wei) 目標。其學雖有所變，但實際上卻是圍繞此點而尋找思想資源。唐文治先生於(yu) 陽明學如此，於(yu) 朱子學亦如此，認為(wei) “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為(wei) 救世之標準”[52]，認為(wei) 朱子學是救世之良藥[53]。前文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唐文治先生進一步了解陸世儀(yi) 的一個(ge) 契機是為(wei) 了時局而想要研究“兵學”，背後依舊是“救國”之動機。

《續思辨錄》一段話頗能體(ti) 現唐文治先生為(wei) 學與(yu) 此一宗旨的關(guan) 係：

《周易》上下通則為(wei) 泰，上下隔則為(wei) 否，故當世人心學術之通與(yu) 不通，實與(yu) 氣運相維係。方今天下士大夫蔽錮極矣，吾輩誠能砥德礪行，明體(ti) 達用（以理學為(wei) 體(ti) ，以經濟為(wei) 用），裕修齊治平之業(ye) 而一以貫之，有以化士人門戶之私，而祛其詖謠邪遁之習(xi) ，如此而裁成輔相，固可漸措於(yu) 治平，即使吾道不能大昌，而世有孝弟忠信之人，少留天地之和氣，大兵之後，或可得碩果以綿延一線，此區區勉人為(wei) 理學之苦心也。[54]

易學是唐文治哲學的根底，研究易學實際上是為(wei) 了探尋變化人心的根據，找到學術與(yu) 人心的關(guan) 係。唐文治先生講“明體(ti) 達用”，其一生為(wei) 學、辦學、為(wei) 政可以說體(ti) 現了“中體(ti) 西用”的思想，而其學術的變化，則是為(wei) 了更好的探明這一“體(ti) ”，唐先生的苦心可以說是我們(men) 在研究其學術變化的同時所必須要體(ti) 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