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荀子在龍的具體(ti) 形象方麵並無建樹,其主要貢獻在龍與(yu) 天道、人道的理論貫通與(yu) 文化塑造方麵。其對龍文化的新推拓主要體(ti) 現在龍德與(yu) 天道方麵,具體(ti) 闡發了龍之德的三個(ge) 方麵,即神聖之德、玄妙之德與(yu) 君子之德。龍德與(yu) 人道中蘊含了龍之善惡,以龍喻君子、聖人、君主,龍與(yu) 人間社會(hui) 之禮三個(ge) 層麵。
章太炎認為(wei) “儒”的含義(yi) 很廣,可以分為(wei) “達”、“類”、“私”三種。他根據《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與(yu) “坑儒”在《史記》中被稱為(wei) “阬術士”,得出儒等同於(yu) 術士;而術士指一切有道術者,由此認為(wei) 作為(wei) “達名”的儒,是先秦諸子的統稱,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與(yu) 方術技藝。但細繹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證明這一觀點,即不存在可以涵蓋一切思想···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古今其實並沒有我們(men) 今天通常認為(wei) 的不可逾越“鴻溝”,而是一體(ti) 無隔的關(guan) 係。現代記者與(yu) 古代史官可對接、契合甚至融通之處可從(cong) 新聞與(yu) 曆史的相似性、監督職責的神聖性、實錄性,以及需要共同具備的“四才”四個(ge) 方麵進行如下解析。
“儒”經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誕生。“儒士”為(wei) “誌於(yu) 道”的“傳(chuan) 道者”。漢以後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擔綱者,是自覺地為(wei) 大一統國家進行神義(yi) 論和道義(yi) 論證明並致力於(yu) 政教實踐的新型儒者,與(yu) “儒士”存在著身份和精神類型的差異。“
由於(yu) 朱熹建構理學體(ti) 係的需要,亦由於(yu) 禪宗有滿足朱熹理學所需之內(nei) 容,因而又選擇性地吸收了禪宗的元素。因此,禪宗與(yu) 朱熹理學關(guan) 係便呈現為(wei) “離合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對禪宗語言方式的批評、對禪宗義(yi) 理走向的預測、對禪宗倫(lun) 理失範的憂慮、對禪宗工夫走偏的警示等,不僅(jin) 對佛教,而且對儒學乃至中國古代哲學的健康發展都具特殊的啟示···
錢穆先生早就指出,理學以“性即理也”解讀《中庸》的“天命之謂性”,進而“分割性情為(wei) 對立之兩(liang) 橛”,並非《中庸》原義(yi) 。郭店楚簡的出土,打開了孔孟之間人性論發展的曆史維度,表明孔孟之間流行的儒家人性論的主導思想是以情論性的性情論,性情論的視域使得回歸《中庸》人性論的本義(yi) 成為(wei) 可能。
在儒家的政教實踐中,關(guan) 於(yu) “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實用主義(yi) 立場,存在“道義(yi) 化”與(yu) “神義(yi) 化”的緊張。儒家的“神道”觀念,奠基於(yu) 中國人的存在領悟,並通過存在境遇的開顯而與(yu) “教”相統一。
《心是謂中》提出每個(ge) 人都不能把命運完全交給鬼神與(yu) 天,人也可以操縱自己的死生,這種改變命運的思想傾(qing) 向與(yu) 《命訓》較為(wei) 相近,並影響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時代有可能在戰國前期到戰國中期之間。作為(wei) 一種沒有特定學派傾(qing) 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謂中》對於(yu) 促進戰國中晚期君權的隆升、對於(yu) 促進個(ge) 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周易》不僅(jin) 是“群經”之首,其闡發義(yi) 理的模式亦堪稱典範,並對中國詩學闡釋的發生、發展產(chan) 生了深層影響。《周易》天、象、經、傳(chuan) 的曆史演進方式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擬象立意、義(yi) 理注入為(wei) 主的三種闡釋模式,它們(men) 在詩學闡釋中被具體(ti) 體(ti) 現出來。
陽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論說所存在的問題,從(cong) 而用種樹的方式描述心學的工夫。起於(yu) 心意的正與(yu) 不正,終於(yu) 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聖之學看出來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樣,再進一步也不過是一棵棵樹木,這是逆的會(hui) 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靜的會(hui) 使人分段做工夫的,隻有用心去體(ti) 會(hui) 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轉變化,是動的,是順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國時期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既有以謝無量《陽明學派》為(wei) 代表的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深化了對於(yu) 知與(yu) 行不可分割的認識。重要的是,研究民國時期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讀,有助於(yu) 弄清從(cong) 王陽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發展過程。
程頤“天理”觀念的內(nei) 涵可以在易學哲學的視域下加以解讀。在易學詮釋中,程頤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蘊含的事物活動之法則與(yu) 事物生成之根據兩(liang) 重意涵。此兩(liang) 重意涵的統一,意味著天理必須被把握為(wei) “所當然”之理,其作為(wei) 對於(yu) 事物活動之“所當然而不容已”的本質趨向的規定,構成了易道“生生”變化的普遍基礎。
1928年4月,國民黨(dang) 青年黨(dang) 員十七人聯名呈請中央政治會(hui) 議撤銷孔子後裔衍聖公尊號,並沒收曲阜林廟祀田,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廟案。改革林廟案遂成尊孔與(yu) 反孔之總對決(jue) 與(yu) 分水嶺。該案成因之複雜、延宕之持久、牽涉範圍之廣泛為(wei) 民國儒學史上所僅(jin) 有,凸顯了黨(dang) 內(nei) 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傳(chuan) 統在中國社會(hui) 的深厚根基,同時也為(wei) 認···
陽明後學鄒守益、王畿、羅洪先等在良知本體(ti) 論的基礎上發展出多種路徑的工夫論,然而,他們(men) 共同遵從(cong) 本體(ti) 上著不得工夫的這一前提。其中,未發戒懼工夫是這一原則的臨(lin) 界點,終於(yu) 在明晚期有所突破。針對當時學界工夫離於(yu) 本體(ti) 和隻談本體(ti) 不談工夫的兩(liang) 種情況,學者如劉宗周、孫奇逢等不同於(yu) 前人所謂“合於(yu) 本體(ti) 做工夫”,提出工夫應著於(yu) 本體(ti) 而非···
在張載對“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與(yu) “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對天道本體(ti) 及其形成進路的思考,並由此甄別“太虛”與(yu) “太極”,最後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統一;繼而通過“其性”與(yu) “其形”的比較,將“太虛”與(yu) “太極”的統一拓展為(wei) 一種本體(ti) 宇宙論,這就成為(wei) 二程“天理論”、程朱理氣關(guan) 係及其“理一分殊”說的根源。
以往對鹹卦的解讀多不能切近其本義(yi) 。事實上,鹹卦的主題是講交往處事的道理或原則。關(guan) 於(yu) 卦辭,傳(chuan) 統解讀多基於(yu) 男女相感來理解,其實卦辭著重強調的是屈身虛己、禮賢下士。關(guan) 於(yu) 初爻,諸家均未著眼於(yu) 足拇趾與(yu) 其他足趾的不同去體(ti) 會(hui) “拇”的本質特征。
從(cong) 神化體(ti) 用論來看,張載思想中長期爭(zheng) 論的虛、氣關(guan) 係問題也能得到一個(ge) 比較合理的解釋,虛氣關(guan) 係實際上也是一種體(ti) 用關(guan) 係,虛相當於(yu) 神、氣為(wei) 化用。這種體(ti) 用神化論,與(yu) 玄學的有無論、佛學的色空論,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儒家體(ti) 用論的生生活力。
在以身體(ti) 為(wei) 呈現焦點的存在論中,牟氏理論中身體(ti) 的“空場”不再是“無”,而是一個(ge) 相對於(yu) 直接顯現的“不-現”,這一“不現”也即存在論意義(yi) 上的“能現”,即,使“心體(ti) ”之顯現成為(wei) “現前”的“不現”之整體(ti) ;由此,亦可以說,“身體(ti) ”乃是“心體(ti) ”這一“現前”所允諾的其他麵相和可能,兩(liang) 者在分解意義(yi) 上的回環交織能夠為(wei) 我們(men) 開顯出具有更加豐(feng) 富寬廣內(nei) 涵的中···
明中後期書(shu) 院在曆經百年沉寂之後得以走向興(xing) 盛,與(yu) 心學的結合密切相關(guan) ,而心學的流播與(yu) 發展無法脫離書(shu) 院這一載體(ti) 。明代心學名儒湛若水將抽象的心學思想融入書(shu) 院具體(ti) 教習(xi) 之中,使二者緊密聯係為(wei) 一體(ti) ,不僅(jin) 映射了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結合,更是將內(nei) 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wei) 外向性實踐。
人貴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決(jue) 了人物之別、天人之分與(yu) 人自身結構之辨。由“辨”而“辯”的語言邏輯明確提出了君子必辯以及期、命、辨、說四種思維形態。禮治之“辨”的社會(hui) 治理方式則蘊含了社會(hui) 人群的等級貴賤之“辨”、親(qin) 疏、遠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禮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