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書(shu) 院與(yu) 心學踐履：湛若水《大科訓規》析論

作者：肖嘯 鄧洪波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明中後期書(shu) 院在曆經百年沉寂之後得以走向興(xing) 盛，與(yu) 心學的結合密切相關(guan) ，而心學的流播與(yu) 發展無法脫離書(shu) 院這一載體(ti) 。明代心學名儒湛若水將抽象的心學思想融入書(shu) 院具體(ti) 教習(xi) 之中，使二者緊密聯係為(wei) 一體(ti) ，不僅(jin) 映射了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結合，更是將內(nei) 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wei) 外向性實踐。

湛若水所作《大科訓規》集中體(ti) 現了其“隨處體(ti) 認天理”的心學思想。訓規從(cong) 德業(ye) 、學業(ye) 和舉(ju) 業(ye) 三個(ge) 方麵對生徒治學之法和修養(yang) 工夫提出規勸，既講求“發諸心性”“歸諸心性”，又緊貼諸生日用常行，具體(ti) 而詳實，具有很強的可行性。

《訓規》作為(wei) 透視整個(ge) 明代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重要文本，在治學修業(ye) 的基礎上，為(wei) 學子辟開了一條修養(yang) 德性的路徑，不僅(jin) 是對道學僵化下唯舉(ju) 業(ye) 是從(cong) 現象的補偏救弊，還將內(nei) 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wei) 外向性的具體(ti) 實踐，是心學與(yu) 書(shu) 院結合的典範。

關(guan) 鍵詞：大科訓規；書(shu) 院；湛若水；明代心學

作者：肖嘯，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鄧洪波，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引言

明代書(shu) 院在整個(ge) 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這不僅(jin) 因為(wei) 其所呈現的繁盛局麵引人矚目，[1]更由於(yu) 其所凸顯的獨特性從(cong) 側(ce) 麵映射了學術風氣轉移下的思想脈絡之變遷。

講求“形上玄遠”的心性之學發展到新的高峰，如柳詒徵先生所言：“私人講學之書(shu) 院，赫然樹一徽幟，風靡宇內(nei) ，左右朝政。師儒行誼及講習(xi) 心性之微言，固足以獨成學派。”[2]

縉紳儒者們(men) 建書(shu) 院、聯講會(hui) ，探求“心性之微言”的心學與(yu) 書(shu) 院互為(wei) 依托，在正嘉年間蓬勃發展起來。此時的書(shu) 院又展現出其獨特的一麵，即重講學與(yu) 平民化。明代書(shu) 院多為(wei) 講會(hui) 式書(shu) 院，延請宿儒講學辨理。

書(shu) 院亦向平民開放，山林布衣、市民商賈、佛道僧侶(lv) 皆可進院聽講，明代心學理念通過書(shu) 院講學逐漸滲透到平民之中，儒學詮釋也隨之呈現出平民化的特點。

無論明中後期書(shu) 院發展的態勢如何，其與(yu) 心學思想的傳(chuan) 播始終緊密結合，並且相互促進、同步消長。對於(yu) 書(shu) 院與(yu) 心學唇齒相依的關(guan) 係，劉伯驥的論述十分中肯：自正德以後，國學之製漸隳，科舉(ju) 之弊孔熾，士大夫複倡講學之法，故書(shu) 院又因之以興(xing) 。

所以明代書(shu) 院之興(xing) 起與(yu) 理學之發達，是互為(wei) 表裏。當中法屬於(yu) 風氣之最大功績者，在嶺北為(wei) 王陽明，在嶺南為(wei) 湛若水……湛若水生平足跡所至，必建書(shu) 院以祀白沙。因此之故，書(shu) 院製度便隨著理學發達之影響而興(xing) 盛起來。[3]

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發展互為(wei) 表裏，對此貢獻最大的就是王陽明和湛若水兩(liang) 位心學大師。苗潤田先生曾說：“湛若水的心學思想是明代心學走向成熟的重要階段。”[4]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dong) 增城人。若水師從(cong) 白沙先生陳獻章，其學以心為(wei) 本體(ti) ，主“隨處體(ti) 認天理”之說。在湛若水看來，天理並非隻能通過“默坐澄心”才可獲得，而是無論處在何時何地，也無論是靜坐或是忙於(yu) 某事，皆可體(ti) 認得到。這也是其畢生所倡導並踐行之學旨。

他打破了陳獻章遠離廟堂與(yu) 世俗的價(jia) 值追求，一生講學不輟，不因居官有所間斷，更不因居鄉(xiang) 而有所減損。湛若水自正德元年（1506年）在京城與(yu) 王陽明定交之後，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過世，半個(ge) 多世紀的時間裏從(cong) 未停止過書(shu) 院講學，創建書(shu) 院三十餘(yu) 所，學子三千九百有餘(yu) 。

在其所創建的眾(zhong) 多書(shu) 院當中，大科書(shu) 院尤為(wei) 重要，湛若水一生的書(shu) 院講學活動正是濫觴於(yu) 此。大科書(shu) 院位於(yu) 廣東(dong) 南海西樵山大科峰，創建於(yu) 正德十四年。[5]其重要性不僅(jin) 在於(yu) 創立時間最早，更在於(yu) 湛若水在此地製訂了第一個(ge) ，同時也是唯一一個(ge) 書(shu) 院學規——《大科訓規》。

《大科訓規》前後共有六千餘(yu) 言，包括《大科訓規序》《敘規》《訓規圖》和《大科書(shu) 堂訓》四個(ge) 部分。《訓規圖》分“敬義(yi) 至道”和“肆利不至道”，各列二十三條，教導諸生義(yi) 利之別。

《大科書(shu) 堂訓》六十一條，所規定者，有進德修業(ye) 程限、讀四書(shu) 法、寫(xie) 字作文、德業(ye) 舉(ju) 業(ye) 並重等學習(xi) 方法，有齋館使用規定、學田收入管理、約束童仆家人等規章製度，有敬老慈幼、同門相愛、禮義(yi) 相處等待人接物範式，還有體(ti) 認天理、煎銷習(xi) 心、理會(hui) 聖賢大意、涵養(yang) 格物等心學修養(yang) 工夫，事無巨細，皆有規勸，以達於(yu) “隨處體(ti) 認天理”之精。

這是湛若水心學思想的凝結，他將抽象的心學修養(yang) 功夫論融入到諸生日用常行之中，堪稱書(shu) 院與(yu) 心學結合的典範。

因此，本文擬從(cong) 湛若水的《大科訓規》著手，從(cong) 德業(ye) 、學業(ye) 、舉(ju) 業(ye) 三個(ge) 方麵分析規約中所體(ti) 現的為(wei) 學旨趣，重點探討書(shu) 院與(yu) 心學的結合，並揭示明代學術風氣轉移過程中的書(shu) 院因素。

二、從(cong) 煎銷習(xi) 心到體(ti) 認天理的修德路徑

尊德性的儒學傳(chuan) 統在時代背景之下被王、湛推至了思想體(ti) 係中的核心本位。從(cong) 陳白沙的“靜坐中養(yang) 出端倪”，到王陽明的“致良知”，再到湛若水的“隨處體(ti) 認天理”，對於(yu) 個(ge) 體(ti) 德性修養(yang) 功夫的討論日益豐(feng) 富和深入。

在湛若水的“隨處體(ti) 認天理”論中，心之中正處即是天理，這是人人所固有的，而天理難見之時，則是因為(wei) 心上的功夫未盡到。要識得天理，便要學會(hui) 體(ti) 認之法，這也是湛若水提出的為(wei) 學目標。

諸生用功須隨處體(ti) 認天理，即大學所謂格物，程子所謂至其理，將意心身家國天下通作一段工夫，無有遠近，彼此終日終身隻是體(ti) 認這“天理”二字。[6]

由此可知，體(ti) 認天理就是格物，湛若水多次強調這點：“格即造詣之義(yi) ，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讀書(shu) 、親(qin) 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隨體(ti) 認天理而涵養(yang) 之，無非造道之功。”[7]

而“隨處”則是說不分動靜，也不管是在“心上”還是“事上”，體(ti) 認之功貫穿一切，“吾之所謂‘隨處’雲(yun) 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8]

切實做到這番功夫，便可識得天理，從(cong) 而成聖成賢。關(guan) 於(yu) 如何體(ti) 認天理，那便需要“煎銷習(xi) 心”：諸生為(wei) 學患心不定，隻是煎銷習(xi) 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wei) 大賢之心。

習(xi) 心即人心，心隻是元一個(ge) 好心，其不好者，習(xi) 耳。習(xi) 盡則元來本體(ti) 廣大高明，何嚐有缺？何所沾惹？內(nei) 外合一。[9]

天理不易顯現，是因為(wei) 有“習(xi) 心”，心本是純正的一個(ge) 好心，受外界風氣影響便成了“習(xi) 心”，原本純粹之心被習(xi) 氣所遮蔽。習(xi) 心去了，才可見到原來廣大高明的本體(ti) 。

“煎銷習(xi) 心”就是體(ti) 認天理的方法，如同煉金必定要經過幾番錘煉一般，體(ti) 認天理必得“煎銷習(xi) 心”，方可識得內(nei) 外合一的大賢之心。

《大科訓規》通篇都滲入了湛若水“隨處體(ti) 認天理”的思想，不僅(jin) 論述了抽象的個(ge) 體(ti) 德性修養(yang) 功夫，更是在日用常行之中針對學生的德行作出了具體(ti) 規範。

首先，在日常學習(xi) 中，把“尊德性”和“道問學”融為(wei) 一體(ti) ，強調讀書(shu) 和應事的合一。學生讀書(shu) 必得調煉此心，以“正其心平其氣”，並且要做到以我觀書(shu) ，才可做到心與(yu) 書(shu) 的合一，並且在初學之時，不能一味冒進：

“初學切於(yu) 讀書(shu) 時調習(xi) 此心，隨其心力所及。如讀至一二行，稍覺心為(wei) 所引，即停卷收斂，少俟，有力再讀。或有力足以勝之，至三篇四篇，不至失己。驗知得力，漸漸接續，至於(yu) 不息，亦從(cong) 此始。其應事亦複如是。若舍書(shu) 冊(ce) 、棄人事而習(xi) 靜，即是禪學，窮年卒歲，決(jue) 無有熟之理。如欲鐵之精，不就爐錘，安可望精？”[10]

不僅(jin) 讀書(shu) 需要“隨其心力所及”，習(xi) 字、習(xi) 文時亦要調習(xi) 此心。練字時要學運筆，作文時則要澄思，這樣文字皆與(yu) 心混合，才可達到內(nei) 外皆妙的境地。甚者，學者作文章之時不可有攀比之心，若是欲人稱賞則是縱容自身利欲之心，不可入堯舜之道。

另外，湛若水還要求學生學習(xi) 歌詩作樂(le) ，以涵養(yang) 德性。每當讀書(shu) 至深夜之時，諸生便可匯聚一處，歌詠一番，以暢意義(yi) 、長精神。

其次，在日常行為(wei) 中，《大科訓規》所規範的修養(yang) 之法則更詳備具體(ti) 。湛若水認為(wei) “初學用功茫然無著力處，隻且於(yu) 言動間存習(xi) ，步趨要從(cong) 容，言語要和緩，步步言言要與(yu) 心相應”，[11]強調言語、行動與(yu) 本心的協調呼應。

因此，日常行為(wei) 中的德性修養(yang) 涵蓋了諸生與(yu) 師長、同門、家人、賓客相處等各個(ge) 方麵。

在對待師長上，湛若水認為(wei) 諸生德業(ye) 修養(yang) 需要師長的指導：學者須要求自得師有，如求命人之病痛，必求醫師，所以求命也。且今之百工技藝尤務拜師，至於(yu) 句讀之師、舉(ju) 業(ye) 之師亦然，及至治心以立性命，乃不肯求師，恥拜其師，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寧沒身不悟。

夫哀莫大於(yu) 心死，而身死次之。在彼則不恥拜師，在此則自是不肯求師拜師，豈愛心不若愛身哉？弗思甚矣！試思孔子“民之於(yu) 仁也甚於(yu) 水火”之言，何謂？[12]學者固然是要自身體(ti) 悟天理，但卻需要師者引導。學業(ye) 和舉(ju) 業(ye) 都會(hui) 有請教的老師，那麽(me) 至於(yu) 心性修養(yang) 的德業(ye) ，為(wei) 何又“恥拜其師”？這則是本末倒置了。

平日在書(shu) 院中也要時刻保持敬謹之心，比如要早起整理衣冠等待老師出堂，日常出行也不能走書(shu) 院正中間大道，隻能由旁邊的階梯行之，若有僭越，則是犯了不敬之罪。

書(shu) 院諸生同師授業(ye) ，相處之時，一言一行皆要謹守禮義(yi) ：諸生列館同居，本意正欲大同無我，如同舟共濟。彼此朝夕飲食起居，罔非正言正行以相點檢、相警策，相觀而善。若能虛心受善，則歲月之間氣質變化矣。[13]

因而諸生相處，務守兄弟之義(yi) 、長幼之節，相聚之時須得禮讓相接，疾病之時必得相率扶持。總之，同門之間要相互鞭策檢視，取長補短，不可妄分彼此、互生嫌隙之心。

在與(yu) 家人相處的問題上，湛若水亦有所交代：“大學明德親(qin) 民皆德性分內(nei) ，同是一事，隻從(cong) 齊家以往，便是親(qin) 民，不待出仕也。”[14]於(yu) 是，上自父母兄弟妻子，下至童仆，都須以立心、勤謹、忠厚教導之，達到一家仁義(yi) 的境地。

仁，便是相處的要旨，但同時又不可放縱家人。若是隨帶家人入院居住，則須加以鈐束，不可損壞館內(nei) 木料器物。即便隻是帶小廝來院中料理雜務，也須恩顧，不可暴怒。

此外，如若歸省宗族鄉(xiang) 黨(dang) ，則要“致其敬老慈幼之誠”，從(cong) 對待父母兄弟的態度上來檢驗自身之誠切之功，學問精進處也可表現在“使一家一鄉(xiang) 和氣浹洽”。[15]

關(guan) 於(yu) 對待賓客，湛若水對學生提出了“以客禮待之，時致館穀之誠”[16]的要求，而其待客之道，也以道義(yi) 為(wei) 標準，若非道義(yi) 之士，則不可隨意接待。若對方果真是問學道義(yi) 之士，也必須依“士相見”禮，“先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若無擯介言詞，通刺揖讓，突然無因而至前者，不敢泛接。”

此外，湛若水思想中對於(yu) 心性修養(yang) 功夫的強調也滲透進入了接待賓客的具體(ti) 事務之中，假如在臥病或閉關(guan) 的情況下，“雖有問學道義(yi) 之士，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不能出迎，雖勞相侯二日、三日，亦不敢矯情相接，以害誠心直道，庶其亮之”。[17]可以看出，不害“誠心直道”，乃其日常行事之依歸。

綜上所述，《訓規》中對德行各個(ge) 方麵所作出的規範，為(wei) 學子辟開了一條修養(yang) 德性的路徑。在湛若水看來，聖賢之學，全應在這“性情”上做功夫。

三、以心性修養(yang) 為(wei) 旨歸的為(wei) 學之方

傳(chuan) 統書(shu) 院向來追求學生學識和道德修養(yang) 的相輔相成，以“為(wei) 學之方”與(yu) “為(wei) 人之道”並舉(ju) ，融學業(ye) 和德業(ye) 於(yu) 一體(ti) 。大科書(shu) 院訓規以“進德修業(ye) ”為(wei) 主旨，對生徒的為(wei) 學次第、讀書(shu) 方法、課本選擇、以至求學態度等方麵都有相關(guan) 規誡。

在為(wei) 學次第上，湛若水首先強調立誌，這也是《大科訓規》開篇第一條：“諸生為(wei) 學必先立誌，如作室者先曰其基址，乃可。誌者，誌於(yu) 道也，立之是敬。匹夫不可奪誌，若其可奪，豈謂之誌？自始至終皆是此一字。”[18]

為(wei) 學要以立誌為(wei) 先，並且要“誌於(yu) 道”方可。道，便是天理。與(yu) 人交往要先探訊其誌，而後才可論學。誌立之後，才可修習(xi) 體(ti) 認天理之法。因此，湛若水在教導諸生治學之法時首倡立誌。

這一點不僅(jin) 僅(jin) 在《大科訓規》中有所體(ti) 現，而且在其平日論學書(shu) 信之中也多有提及：夫學以立誌為(wei) 先，以知本為(wei) 要。不知本而能立誌者，未之有也；立誌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誌也。誌立而知本焉，其於(yu) 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誌立，誌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複，性複則分定，分定則於(yu) 憂怒之來，無所累於(yu) 心性，無累斯無事矣。[19]

為(wei) 學首先要立誌，關(guan) 鍵在知本。不知道為(wei) 學之根本而能立誌的人是沒有的，立誌而不知道為(wei) 學根本的人立的不是真誌。立誌而知道為(wei) 學根本，對於(yu) 聖人之學已經領悟大半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知本的方法。

知本則誌立，誌立則心不會(hui) 放縱，心不放縱則人生之初的本性可恢複，本性恢複則人生之“本分”能安定，也即精神有所依歸，本分安定那麽(me) 即使麵臨(lin) 憂慮和憤怒，也不會(hui) 累於(yu) 心性，不累於(yu) 心性，則人生無事。

誌立以後，湛若水其次便詳細安排了學生的讀書(shu) 日程。每日雞鳴時分起床，寅、卯、辰三時是誦書(shu) 時間，巳時、午時看書(shu) ，未時作文，申時和酉時默坐思索，戌、亥二時溫書(shu) 。

湛若水認為(wei) ，“學生進德修業(ye) 須分定程”，[20]因而其所製定的每日十個(ge) 時辰的學習(xi) 時間，就是希望學生在長久以往的堅持中，學業(ye) 得到精進。

另外，湛若水更是規定了諸生研習(xi) 《四書(shu) 》的次序：“學者須先看《論語》，次《大學》，次《中庸》，次《孟子》，乃書(shu) 之序也。讀《論語》時如未曾見《論語》，讀《大學》時如未曾見《大學》，《中庸》《孟子》亦然。

忘其成心之私，去其習(xi) 熟之舊，乃有向往之路。否則，麵前皆牆壁也。況又有迷心於(yu) 傳(chuan) 注之中者，如甕雞褌虱，安能有見？”[21]他認為(wei) ，初學者應遵從(cong)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順序讀書(shu) ，並且不可沉溺於(yu) 古人傳(chuan) 注之中。這也是明代心學家的特點，不信經傳(chuan) ，直抒心得。

然而，湛若水對於(yu) 傳(chuan) 注卻並非完全排斥，當偶有經文不通之時可以取古人訓釋學習(xi) 一番，“諸生讀書(shu) 須先虛心，如在上古未有傳(chuan) 注之前，不可先泥成說，以為(wei) 心蔽，若有所得，及有未通，卻取古人訓釋詳之，其所得自別”。[22]

除了“不拘泥於(yu) 傳(chuan) 注”這個(ge) 為(wei) 學之要以外，湛若水在讀書(shu) 方法上還提倡勞逸結合。學生讀書(shu) 遇到厭煩之時，若是強行堅持恐怕會(hui) 無所長進，此時則可以暢遊山水，適當調節，“《學記》有‘遊焉’、‘息焉’之說，所以使人樂(le) 學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神”。[23]

此外，湛若水還會(hui) 利用講書(shu) 和考業(ye) 來鞭策生徒。每月初一和十五是先生開講之日，諸生必得虛心聽受，並以此來發明心性之學，而朔望聽講之後，便要“輪流一人講書(shu) 一章，以考其進修之益”。[24]

考試日期則定在每個(ge) 月二、六日，“於(yu) 所考文字，隻批點可否”，[25]並不會(hui) 考定高下，以免諸生滋生勝心。因而，考試也隻是檢驗學生進修之次第，令其自覺用心而已。

湛若水甚至還為(wei) 學生選擇讀書(shu) 課本。如《大學》一書(shu) ，諸生須熟讀朱熹的《大學章句》以應試，但若是切己用功，卻要仔細研讀古本《大學》：“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於(yu) 切己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

《大學》一書(shu) 是古人入道階梯，其要下手隻在止至善，止之之功在知行，故知止以至能得，即知行之功也。格物者，程子曰至其理也，格之之功即上知行是也。《大學》古本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至知，使人知所謂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聞見想象之粗而已。此其為(wei) 益甚大，其他節節皆有條理。”[26]

湛若水認為(wei) 研讀古本《大學》更利於(yu) 諸生學業(ye) 上的切己用功，而朱熹改本《大學章句》，其作用卻僅(jin) 以“應試”為(wei) 限。湛若水雖說諸生“須讀”，實則並未在學理論述上給予其重視。按朱熹所作之《格物補傳(chuan) 》，格物致知在於(yu) 即物窮理，所以他認為(wei)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27]

其為(wei) 學次第偏向於(yu) 先進行對世間外物知識的探求，“用力之久”之後達到“豁然貫通”。湛若水顯然不同意這一為(wei) 學之方。他認為(wei) 《大學》古本之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至知”，這樣才能使學者身體(ti) 力行地切實體(ti) 認，以身至其理，而不是僅(jin) 憑外在的聞見與(yu) 想象。

這一點也反映在其與(yu) 王陽明的書(shu) 信中：“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為(wei) 於(yu) 學者極有力……《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yang) ，養(yang) 知在寡欲’，以涵養(yang) 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為(wei) 無疑。”[28]

湛若水對《大學》為(wei) 學方法的理解，完全契合其心學功夫論，將之與(yu) 書(shu) 院訓規相結合，不難看出他推動心學理念滲入書(shu) 院教學目標的努力。

大科生徒不僅(jin) 要熟讀《四書(shu) 》，還需“隨力旁通他經，性理史記及五倫(lun) 書(shu) ，以開發知見”。[29]讀書(shu) 要以明道為(wei) 本，而佛道二教和莊列二家之書(shu) 卻不可多讀，以免“亂(luan) 名教、壞心術、散精神”。

對於(yu) 課本選擇，諸生誦讀五經應選擇秦漢以前的書(shu) ，而《詩》三百篇可至漢魏，因為(wei) “詩文自古，心術亦古矣”。湛若水對生徒學習(xi) 態度要求十分嚴(yan) 格，“諸生離父母兄弟妻子來山從(cong) 學，須實用十分工夫，乃能贖其離違之罪。若又悠悠過日，是又罪之甚者也”。[30]

學生離家求學不能盡孝道已是罪過，倘若再不刻苦用功，罪責又加重一分。諸生每日讀書(shu) 須到二更盡，此時，要輪流擔任監察，若有懶惰者則須戒飭鞭策之。當中若有不學習(xi) 者、有以拜師求教為(wei) 恥者，便應聽其辭歸，不可繼續留在院中。

不難看出，《大科訓規》關(guan) 於(yu) 為(wei) 學修業(ye) 的訓導始終未脫離德性這一主題，其所倡導的心性修養(yang) 工夫貫穿於(yu) 書(shu) 院的日常教習(xi) 活動之中。

四、彰顯心事合一的舉(ju) 業(ye) 之道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重開科舉(ju) 以後，入仕者地位得到提高，科舉(ju) 取士也漸漸在明代選士製度中取得至尊地位。但也正是由於(yu) 科舉(ju) 日重，“學校教育成為(wei) 科舉(ju) 的附庸，進而促進了明中葉以後學校教育的衰敗”。[31]

其最為(wei) 凸顯的就是儒生士子熱衷於(yu) 追名逐利，作為(wei) 官學的程朱理學逐漸淪為(wei) 利祿之學，王陽明在《萬(wan) 鬆書(shu) 院記》中揭露道：“自科舉(ju) 之業(ye) 盛，士皆馳騖於(yu) 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sang) 分惑其心，於(yu) 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複知有明倫(lun) 之意矣。”[32]

世之學者深陷於(yu) 舉(ju) 業(ye) 虛文之泥潭，淪為(wei) 廢材，“功利之毒淪浹於(yu) 人之心髓而習(xi) 以成性”。[33]雖然科舉(ju) 利祿之學飽受詬病，但終明之世，科舉(ju) 的地位並未有多少動搖，即便是對舉(ju) 業(ye) 士人多有指謫的王、湛也從(cong) 未反對科舉(ju) 考試。

王陽明認為(wei) “舉(ju) 業(ye) 不患妨功，惟患奪誌。隻如前日所約，循循為(wei) 之，亦自兩(liang) 無相礙”，[34]湛若水也有“聖學反有大助於(yu) 舉(ju) 業(ye) ，何相妨之患”[35]的質問。在《大科訓規》中，他更是提倡舉(ju) 業(ye) 與(yu) 德業(ye) 並重，教導諸生不可將二者割離：“諸生慎勿以舉(ju) 業(ye) 德業(ye) 為(wei) 二段事幹，涵養(yang) 吾德業(ye) 則發揮於(yu) 文章，句句是實事。

如老人，自是老人聲氣，隔壁聞之，可知其為(wei) 老人。自涵養(yang) 發出，遇明，有司見之，即知其人矣。邵康節詩雲(yun) ：‘自是堯夫不會(hui) 琴，非關(guan) 天下少知音。’若今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er) 作老人聲氣，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僥(jiao) 幸？”[36]

由此可知，為(wei) 學之人不可將德業(ye) 和舉(ju) 業(ye) 分作兩(liang) 段，這本是一件事，德行的涵養(yang) 自可發揮於(yu) 章句文字之中。

湛若水的《二業(ye) 合一訓》就專(zhuan) 門論述了德業(ye) 與(yu) 舉(ju) 業(ye) 二者並重之關(guan) 係：“夫德業(ye) 舉(ju) 業(ye) ，業(ye) 二而致一者也。今夫修德業(ye) 者，從(cong) 事於(yu) 古訓也，為(wei) 舉(ju) 業(ye) 者，亦從(cong) 事於(yu) 古訓也，是其業(ye) 一也。世之學者以為(wei) 不同，非也，蓋係乎誌，不係乎業(ye) 也”。[37]

在其看來，修德業(ye) 者與(yu) 修舉(ju) 業(ye) 者在為(wei) 學工夫上並無實質差別，兩(liang) 者同受聖人教誨，因此不可割裂開來。世人之所以誤以為(wei) 二者不同，其根源不在於(yu) 舉(ju) 業(ye) 與(yu) 德業(ye) 之相異，而在於(yu) 為(wei) 學之人立誌的偏頗。

前文已述，立誌是諸生為(wei) 學之始。故而湛若水認為(wei) ，學者在為(wei) 學修業(ye) 上的弊端不能歸究於(yu) 科舉(ju) 製度，他說：“科舉(ju) 乃聖代之製，諸生若不遵習(xi) ，即是生今反古，便非天理，雖孔孟複生，亦由此出。

然孔孟為(wei) 之，亦必異於(yu) 今之習(xi) 舉(ju) 業(ye) 者，其根本上發出自別。故舉(ju) 業(ye) 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學者不可外此，外此便是外物也，為(wei) 病不小。”[38]

從(cong) 此條規中可以看出，湛若水批評無視舉(ju) 業(ye) 的態度，學者若以此治學，為(wei) 害甚大，更不能參悟天理。科舉(ju) 的施行是無可厚非的，本身並不害人，但是若因一味追逐舉(ju) 業(ye) 而產(chan) 生功利之心，這便在根本上有違聖人之道，是“人自累耳”，也正是學者立誌之不當與(yu) 偏頗，與(yu) 舉(ju) 業(ye) 無關(guan) 。

故而學者不應痛陳科舉(ju) 之弊，而是反省自身心誌之所向。諸生治學要以明心見性為(wei) 首要目標，以修身為(wei) 本，舉(ju) 業(ye) 之功便可自然成就了。若是讀書(shu) 以記誦詞章為(wei) 主，以取科第爵祿為(wei) 目標，那這便是計功謀利之心，不可縱容。

湛若水對舉(ju) 業(ye) 的態度也正體(ti) 現了“隨處體(ti) 認天理”之精髓，其曰：“吾儒學要有用，自綜理家務，至於(yu) 兵農(nong) 、錢穀、水利、馬政之類，無一不是性分內(nei) 事，皆有至理，處處皆是格物工夫。”[39]

既然家務、兵農(nong) 、水利等課外雜事皆蘊含著天理，都是“性份內(nei) 事”，那舉(ju) 業(ye) 亦然。學者若是反對科舉(ju) ，即是“外物”，是分內(nei) 外本末心事為(wei) 兩(liang) 途，有支離之弊。對此，湛若水批評道：

“今之學者岀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xing) ，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與(yu) 行二，即非真知行矣；才與(yu) 徳二，即非全人矣；文與(yu) 武二，世無全材矣；兵與(yu) 農(nong) 二，則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yu) 性道二，則世不知聖學矣；心與(yu) 事物二，則聖學不明不行矣。”[40]

在其看來，德業(ye) 與(yu) 舉(ju) 業(ye) 不可割裂開來，就如同知與(yu) 行、才與(yu) 德、文與(yu) 武和兵與(yu) 農(nong) 一樣，皆是一段工夫。割裂知行便非真知，割裂才德便非全人，割裂文武便無全材，割裂兵農(nong) 便無善法，故而割裂德、舉(ju) 二業(ye) ，便不可明道，更無法體(ti) 認天理。

同時，二業(ye) 的合一也體(ti) 現了文章與(yu) 性道的合一，德性涵養(yang) 時刻發揮於(yu) 舉(ju) 業(ye) 文章之中。這些都極力凸顯了湛若水心事合一的本體(ti) 論，心無內(nei) 外，與(yu) 天地萬(wan) 物同為(wei) 一體(ti) ，因而諸生治學須得做到“內(nei) 外本末心事合一”。

正如三浦秀一所指出的，“他將視野從(cong) 二業(ye) 拓展至世間所有的行為(wei) ，指出這些行為(wei) 成立的根本就是‘一’的思想立場”，否則，便會(hui) “產(chan) 生‘支離之患’，也使得‘道’無法真正得以實現”。[41]

綜上可知，《大科訓規》在教導諸生重視科舉(ju) 的同時依舊始終圍繞著德性之修養(yang) 。有明一代，場屋之弊達到極致，然而，即使在其所遭受的激烈批評一浪高過一浪的情形之下，科場依然使士人學子趨之若鶩。

因此，完全否定舉(ju) 業(ye) 是斷然不可行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湛若水將舉(ju) 業(ye) 與(yu) 德業(ye) 合為(wei) 一體(ti) ，一方麵可闡發心性微言以期扭轉士子追逐利祿之學的行為(wei) ，另一方麵又可以避免曲高和寡而墜入空疏之病，確乎是對道學僵化下唯舉(ju) 業(ye) 是從(cong) 現象的補偏救弊。

五、結語

明代心學家關(guan) 於(yu) “尊德性”和“道問學”的探討一直是思想史上的熱點問題，其所折射出的儒學發展內(nei) 在理路之嬗變，對於(yu) 觀察有明一代心學思想譜係的建構與(yu) 社會(hui) 行為(wei) 的踐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42]

王陽明在《傳(chuan) 習(xi) 錄》中說：“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且如今講習(xi) 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隻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隻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隻是空空去問學，更與(yu) 德性無關(guan) 涉？”[43]

在陽明看來，“尊德性”與(yu) “道問學”不可割裂，但是其思想的實質是“尊德性”，學問的探討隻是為(wei) 了“不失其德性而已”，故而“道問學”之依歸是“尊德性”。湛若水也認為(wei) 兩(liang) 者一體(ti) ，但對於(yu) “道問學”這一條卻比陽明更為(wei) 重視。

在湛若水的思想體(ti) 係中，“尊德性”與(yu) “道問學”乃是同一段工夫，若是摒棄後者，那麽(me) “於(yu) 德性默識皆不能無差耳”。因此，其思想核心雖是德性修養(yang) ，卻是以學問研習(xi) 為(wei) 基礎，並且歸之於(yu) 一心。

在《大科訓規》中，湛若水教導諸生成聖成賢的德行修養(yang) 功夫與(yu) 德業(ye) 、學業(ye) 、舉(ju) 業(ye) 三者融為(wei) 一體(ti) ，並以心統之，貫穿於(yu) 其書(shu) 院踐履的始終，“夫規何為(wei) 者也？夫學心而已焉者也”。[44]

大科書(shu) 院之創建拉開了湛若水後半生書(shu) 院講學的序幕，《大科訓規》正是其在講學中所闡發的心性微言之結晶，對大科諸生敬德修業(ye) 和日用常行所作的規範也成為(wei) 了湛若水對日後各個(ge) 書(shu) 院學子的訓誡。

《大科訓規》以心為(wei) 出發點，皆緊扣“隨處體(ti) 認天理”之原則，既講求“發諸心性”“歸諸心性”，又緊貼諸生日用常行，具有很強的可行性。涇野先生呂柟極為(wei) 推崇：“近嚐讀其大科規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性命舉(ju) 業(ye) 之通、童仆薪水之細，莫非據仁以陶鎔學者。

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韋可強，昏昧如醉夢可醒，躁妄如猿猱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柟昔為(wei) 先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懌，覿容斯肅，退未嚐不矯揉鈍質也。今大科之士親(qin) 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於(yu) 我者。”[45]

嘉靖元年（1522年），此前因丁憂歸鄉(xiang) 而後隱居西樵多年的湛若水經吳廷舉(ju) 、朱節共同舉(ju) 薦，官複翰林院編修，後又曆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shu) 。

湛若水的書(shu) 院活動也突破廣東(dong) ，隨著其官居生涯而一路向北蔓延至湖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訓規》也因此被不斷推廣，並且作為(wei) 諸生“進德居業(ye) 之資”而刻入新泉、鬥山等書(shu) 院。[46]

《大科訓規》是透視整個(ge) 明代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重要文本，具有獨特的研究價(jia) 值。書(shu) 院在曆經百年沉寂之後得以走向興(xing) 盛，這與(yu) 心學的結合是分不開的，而心學的流播與(yu) 發展也脫離不了書(shu) 院這一載體(ti) 。[47]

在湛若水半生的講學活動中，他將抽象的心學思想融入書(shu) 院具體(ti) 教習(xi) 之中，使二者緊密聯係為(wei) 一體(ti) ，不僅(jin) 映射了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結合，更是將內(nei) 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wei) 外向性實踐，從(cong) 而使高深的儒家理念走下殿堂，進入百姓日用常行之中。

王、湛以後，講學之風盛行，書(shu) 院向平民開放，《大科訓規》的傳(chuan) 播也從(cong) 側(ce) 麵揭示出心學背景下明代儒學詮釋呈現平民化的必然趨勢，對明代學術下移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1]具體說來，自太祖朱元璋起，曆經十六帝，共277年，書院數量上升至1962所，超過此前唐、五代、宋、遼、金、元所有書院總和的一倍還多。然而，明代書院的發展也經曆了一個從沉寂到興盛的過程。明初書院很少，在宋元時期發展的興旺勢頭也因朝廷對官學的重視而熄滅，直到成化朝才逐步好轉。從洪武到成化近一百年中，新建書院總數為68所，而成化一朝新建書院便有48所，此後三朝呈持續增長的態勢，數量從弘治年間的75所到正德年間122所，進而在嘉靖年間達到頂峰，增至550所。另外，嘉靖朝新建和重建的書院總數也在明代各朝中名列第一，為596所，而正德朝則名列第三，有150所。以上數據參見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82頁。
 
[2]柳詒徵：《江蘇書院誌初稿》，《中國曆代書院誌》第1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頁。
 
[3]劉伯驥：《廣東書院製度沿革》，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4-25頁。
 
[4]苗潤田：《中國儒學史·明清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
 
[5]參見呂柟：《大科書院記》，《涇野先生文集》卷18，明萬曆二十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0頁。
 
[6]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7]湛若水：《答陽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68頁。
 
[8]湛若水：《答陽明王督憲論格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72頁。
 
[9]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0]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
 
[11]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2]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13]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14]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15]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555頁。
 
[16]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9頁。
 
[17]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9頁。
 
[18]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9]湛若水：《再答鄭進士啟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68頁。
 
[20]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21]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22]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23]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24]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25]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
 
[26]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2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7頁。
 
[28]湛若水：《答陽明王督憲論格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72頁。
 
[29]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30]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5頁。
 
[31]周德昌、王建軍：《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
 
[3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頁。
 
[3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頁。
 
[3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頁。
 
[35]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36]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6頁。
 
[37]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38]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7頁。
 
[39]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8頁。
 
[40]湛若水：《二業合一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47頁。
 
[41]三浦秀一：《湛甘泉的二業合一論及其影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42]參見郝永：《宋明理學大家的書院記述通論》，陳明、朱漢明主編：《原道》2017年第2期，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4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頁。
 
[44]湛若水：《大科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52頁。
 
[45]呂柟：《大科書院記》，《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1頁。
 
[46]參見湛若水：《跋鬥山書院所刻訓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
 
[47]參見蘭軍：《從餘姚至紹興：陽明學書院講會的發端與成熟》，陳明、朱漢明主編：《原道》2017年第2期，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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