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類型的劃分背後,實際上意味著不同的解經方法。清初學者胡渭、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等對《河圖》《洛書(shu) 》《太極圖》《先天圖》等宋代易圖展開了嚴(yan) 厲的批評,直指宋代圖書(shu) 易學中的四大弊病。但這種批評並不意味著要從(cong) 根本上否定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蘊含著對解經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們(men) 看來,《周易》詮釋並非不可加以···
本文從(cong) 《大同書(shu) 》文本內(nei) 部出發,通過考察“人本院”的製度設計,揭示大同建構的某些根本性困難。
同海漚喻、水冰喻一樣,橫渠的“虛氣”也是一種譬喻。在對橫渠哲學的解讀中,存在著“執喻失義(yi) ”現象,爭(zheng) 執即起。牟宗三與(yu) 熊十力之爭(zheng) 便是一例。這些爭(zheng) 執相互融攝,讓“乾坤互含”與(yu) “乾統坤”之間張力凸顯,儒家的“善”的“來源”問題被追問。爭(zheng) 論表明,“善”雖然是超越者,是超時空的常道,但也是人的作品,也自然、經驗地得以確立。自然與(yu) 自由,···
先秦儒家倫(lun) 理有兩(liang) 種基本類型:君子倫(lun) 理與(yu) 民眾(zhong) 倫(lun) 理,二者都以五倫(lun) 的形式呈現,但針對不同的階層。相比於(yu) 常見的民眾(zhong) 五倫(lun)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君子五倫(lun) (父子、君臣、朋友、師生、天人)有其獨特之處,它內(nei) 嵌於(yu) 一個(ge) 龐大的文明譜係中,與(yu) 人才、教育、心靈、政治尤其是德性(五德、五行)等方麵同構相對應,並在思想上有一個(ge) ···
天理自然觀是朱熹思想體(ti) 係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朱熹不是僅(jin) 從(cong) 認識論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從(cong) 主體(ti) 論、價(jia) 值論的視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為(wei) 內(nei) 在於(yu) 人的一種存在來體(ti) 認,朱熹天理自然觀充滿著強烈的道德意識。
《論語》講“禮之用,和為(wei) 貴”,對於(yu) 其中的“和”的解讀,在古代,經曆了自皇侃、邢昺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到朱熹從(cong) 禮有體(ti) 用的角度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過程。
現象學在西方傳(chuan) 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之外開辟了一種原發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時間性構造的生命經驗,這種活體(ti) 經驗是一切存在理解與(yu) 價(jia) 值的源頭。此一回到基源性活體(ti) 經驗的思路對我們(men) 重新闡發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啟發,儒家的仁愛思想源於(yu) 時間性的、非客體(ti) 化的親(qin) 親(qin) 經驗,從(cong) 這一基源經驗出發生長出仁民愛物的終極視域。
康有為(wei) 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的思想家之一,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是他一生不變的追求。為(wei) 給近代中國的發展找尋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禮》為(wei) 治理中國的寶典,大旨見於(yu) 《教學通義(yi) 》;中期著《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等書(shu) ,借助春秋公羊學的孔子改製說,宣揚維新變法的近代政治主張,斥劉歆偽(wei) 造的古文經學為(wei) “新學”,給中國兩(liang) 千年的學···
晚年陳慶鏞提出“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格言,主張立足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和實證方法,倡議會(hui) 通漢學、宋學和經世學三種學問,以嶄新的精神麵貌追求經世致用之學以救濟時艱。縱觀陳慶鏞的學術人生,他以政學會(hui) 通、漢宋會(hui) 通、考據經世會(hui) 通的特點,為(wei) 複雜多元而又交相為(wei) 用的道鹹學術作了說明。
抗戰時期,學風因時局而發生漢、宋轉變,“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新漢學式微,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理學地位上升。隨著學風的改變,錢穆個(ge) 人對理學的認同更加清晰,並在齊魯大學國學所完成思考與(yu) 轉變。在此期間,由於(yu) 經世情懷的驅使,錢穆與(yu) 政治人物多有接觸,並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直接表達政治主張。他尋找中國存在的意義(yi) ,為(wei) 中國不會(hui) 滅亡尋求···
明道之學係從(cong) 道家之順應物性、以百姓心為(wei) 心等說,轉手而來;明道不屬“心即理”學,如其《定性書(shu) 》:“聖人之喜怒,不係於(yu) 心而係於(yu) 物也。”若為(wei) “心即理”,則該言係於(yu) 心亦係於(yu) 物;明道之客觀理學,係建立於(yu) “服牛乘馬”之物各付物上,一徑順任牛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學,推動了仁學的本體(ti) 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訓釋上差異明顯,分別以“萬(wan) 物一體(ti) ”訓仁和以“公”釋仁。其實二者的差別體(ti) 現在“仁之本體(ti) ”與(yu) “仁之用”、生命境界與(yu) 道德實踐、體(ti) 認天理與(yu) 大公無私幾個(ge) 方麵。兩(liang) 種仁說上的差異,與(yu) 二程兄弟的氣質個(ge) 性與(yu) 思想境界不同有關(guan) 。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惡、正義(yi) 與(yu) 非正義(yi) 為(wei) 認知條件。孔儒對待怨仇的處理態度體(ti) 現出恕的原則性。儒家恕道始終要求有嚴(yan) 肅的是非立場和清晰明確的道德認識能力,智因而成為(wei) 一切道德行為(wei) 的認識論準備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堅持標準,但也不排斥人性關(guan) 懷,強調仁愛但也不失嚴(yan) 厲,因而可以練就出推己達人的真本領。
“範氏義(yi) 莊”的法律構造及其救貧濟困、促進教育的善舉(ju) ,與(yu) 現代慈善信托製度有著驚人的一致。盡管範仲淹具有強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認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進步性。“範氏義(yi) 莊”作為(wei) 一種慈善信托機製,產(chan) 生了在族內(nei) 傳(chuan) 承、族外傳(chuan) 播的良好社會(hui) 效果,但因受傳(chuan) 統宗法思想的影響,未能發展為(wei) 現代意義(yi) 上的信托製度。
生活儒學的“內(nei) 在轉向”是指其本體(ti) 論的轉變,即從(cong) “變易本體(ti) 論”轉為(wei) “超越本體(ti) 論”。這個(ge) 轉向首先解構關(guan) 於(yu) “內(nei) 在超越”的兩(liang) 個(ge) 教條——中國哲學的“內(nei) 在超越”較之西方哲學的“外在超越”既是獨特的、也是優(you) 越的;而還原到中國前軸心期的神聖的外在超越;最終建構一個(ge) 順應現代生活方式的、神聖性的外在超越者。
明末來華傳(chuan) 教士利瑪竇基於(yu) 自身對“理”與(yu) “人性”的認識,在評述《孟子》“生之謂性”章的哲學意涵時,將朱子的“理有偏全”說改編成了“性之偏正”說。雖然朱子在不同時期對於(yu) 人物性同異問題的看法有所變化,但自始至終,人與(yu) 物稟理有偏全之不同,這一點從(cong) 來就沒有改變過。朱子的“理有偏全”說始終在多少而不是結構的意義(yi) 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儒學實踐不僅(jin) 是關(guan) 乎個(ge) 人的事情,而且是關(guan) 乎民族複興(xing) 的事情,即是對於(yu) 中華民族國家的一種責任,這是儒學實踐的宗旨所在。儒學實踐是一個(ge) “功夫論”問題,尤其需要處理好兩(liang) 個(ge) 關(guan) 係。第一是實踐與(yu) 學習(xi) 的關(guan) 係。實踐儒學的前提當然是學習(xi) 儒學,這裏特別是要嚴(yan) 格區分儒學的複數的曆史形態與(yu) 單數的基本原理,從(cong) 而準確地把握儒學基本原理。第二是···
蒙培元“情感儒學”的超越觀念不同於(yu) 牟宗三的“內(nei) 在超越”觀念,在於(yu) 它是主體(ti) 心靈境界的“自我超越”,即並不是存有論的超越觀,而是境界論的超越觀。不僅(jin) 如此,情感儒學通過反思而超越“內(nei) 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別是“敬畏”的情感體(ti) 驗。當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說是一種更為(wei) 廣義(yi) 的內(nei) 在超越;因此,內(nei) 在超越所存在的問題同···
把儒學(性理學)作為(wei) 治國理念的韓國,為(wei) 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yi) 殖民統治而提出了守護傳(chuan) 統文化(儒學)的主張,儒林中出現了“衛正斥邪派”“開化派”等各種學派,而且各學派之間的矛盾也相當激烈。麵對這樣的局麵,以李炳憲為(wei) 首的儒教改革派,積極主張對儒教進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韓國進行“孔教”運動。
梁漱溟先生是現代新儒學的開山者,也是較早思考儒教問題的人之一。與(yu) 哲學相比,學界從(cong) 宗教學視域展開的研究不足。梁氏承認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也不否認自己是個(ge) 儒教徒。20世紀初,他提出了“道德代宗教”,以解決(jue) 中國文化認同與(yu) 儒教現代轉型問題,表麵上反對宗教,但其理論仍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實踐上具有強烈的救世情懷,究其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