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學者對“太虛”的詮釋,整體(ti) 上呈現出一種氣學的風格取向。具體(ti) 而言,在“後理學”視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繼承了“太虛”概念,對太虛進行了本體(ti) 論建構,表現出回歸氣學的傾(qing) 向。在此基礎上,又將“太虛”與(yu) “心”並論,呈現出以氣論心性的學術路徑,並最終將“太虛”作為(wei) 倫(lun) 理價(jia) 值的歸宿。
宋代政治法律體(ti) 係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屬性,“詳練故事”“力行故事”是對君臣的高度政治褒獎,熟練掌握與(yu) 遵行故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素養(yang) 。皇帝和官僚集團在處理政務時常常會(hui) 檢校與(yu) 參詳故事,從(cong) 故事中尋找施政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實質性的憲法、行政法意義(yi) 。
從(cong) 這些批注對諸儒學術的判斷及對諸儒學術思想文獻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孫氏自身的學術立場及其在本體(ti) 與(yu) 工夫問題上的基本見解。孫奇逢不隻程朱陸王之間並無分軒輊,而且還在儒家道統的演進中給自己編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時代儒家道統完成者的學術誌向。
萬(wan) 物與(yu) 人處於(yu) 一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關(guan) 係之中,人一方麵要領會(hui) 萬(wan) 物與(yu) 人的渾然一體(ti) ,另一方麵又需要積極的“製器尚象”來幹涉自然界,以獲取人類生存的必需品。船山通過對道體(ti) 的深切領會(hui) ,提出人與(yu) 自然界和諧共存的方法,這對於(yu) 生活在現代技術大行其道,自然環境極度破壞的現代人來說,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yi) 。
船山認為(wei) 君臣之間應該是一種互相製約與(yu) 負責的平等關(guan) 係。臣子並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驅遣的家奴,與(yu) 君主是賓友的關(guan) 係。君主的德性對國家的治理是難以始終依賴的因素,而相位的設置以至於(yu) 製度的建設才是國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這是船山對政治統治過度倚重統治者德性的一種糾偏。
關(guan) 於(yu) 王陽明思想的形成與(yu) 變化發展,錢緒山、王龍溪和黃梨洲有不同的概括與(yu) 說明。這些不同的概括與(yu) 說明不僅(jin) 揭示了陽明思想形成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性,同時也呈現了人們(men) 對陽明思想形成發展過程的差異化理解。麵對陽明思想變化發展的複雜性,以及緒山、龍溪和梨洲等人的差異化論述,陽明思想的最後階段,即陽明思想的“最後定見”無疑是最需要···
陽明“無善無惡”說的基本意旨在於(yu) 揭示心體(ti) “廓然大公”的本質,以及彰顯良知本體(ti) 形而上的超越性。“四句教”以本體(ti) 工夫合一為(wei) 基本思想立場,是陽明“天泉證道”中“徹上徹下”的教法宗旨。
在《複楊斛山書(shu) 》中,通過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存乎一善”“定理”觀的反省,緒山指出陽明“無善無惡”的提出在於(yu) 揭示至善心體(ti) 的“虛靈”本質。“虛靈”是緒山詮釋“無善無惡”的核心觀點與(yu) 獨特創見。緒山在“無善無惡”詮釋上的問題意識與(yu) 具體(ti) 觀點,對全麵理解陽明學“四句教”具有重要意義(yi) 。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le) 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句,尤其是前一句,曆來為(wei) 儒家思想家關(guan) 注和討論的重要命題,宋明理學家對其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闡發,留下大量的論述。
早期儒學的“慎獨”一說,應放在以“心”言“誌”的心誌論脈絡中理解。“誌”是一個(ge) 獨特的意向性概念,當它定向於(yu) “道”時便被界定為(wei) “一”,且能分殊為(wei) 兩(liang) 個(ge) 維度:一是心誌在方向上的唯一,二是心誌的定向在君子生命曆程中的終始同一。
蔡溫是琉球儒學研究中繞不開的人物,但蔡溫的儒學歸屬迄今尚無定論。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蔡溫的“攻氣操心”工夫論看似與(yu) 呂大臨(lin) 的“驅除”之法相似而有別於(yu) 朱子,但就其強調應事接物、心為(wei) 一身之主、明理、明義(yi) 等要點來看,實則嚴(yan) 守朱子家法。“攻氣操心”工夫論的出現,標誌著朱子學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與(yu) 中國朱子學的張力,···
這股“書(shu) 院熱”的社會(hui) 背景是西式學校製度弊病的凸顯及其引起的批判和反思,思想背景在於(yu) 道爾頓製、導師製等西方教育理論的傳(chuan) 入,這兩(liang) 方麵共同形塑了新的書(shu) 院概念;同時展開的書(shu) 院史研究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通過各種方式暫時彌合了新書(shu) 院概念與(yu) 書(shu) 院曆史實踐之間的割裂,並為(wei) 新書(shu) 院概念貢獻了曆史依據。
“虛君”在政理上擁有國家永久性的所有權,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製”精神;“虛君”不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議會(hui) )、行政權力(政府)與(yu) 司法權力(法院),是現代政治精神,即“共和製”精神。這兩(liang) 種古今政治精神在“虛君共和製”中得到了有機結合,不能不說是一種古人(如亞(ya) 裏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體(ti) ”。
陽明一生創作了大量詩歌,完美實現了自己“根本盛而枝葉茂”的詩學主張。而其“寓教於(yu) 詩”的詩歌教化實踐,則不僅(jin) 繼承了《詩經》以來的“詩教”精神,而且打破了“以《詩經》為(wei) 教”的“詩教”傳(chuan) 統,堪稱一種獨具陽明心學特色的“新詩教”。
秦漢“名法”之治存在著過分依賴法令製度的弊端,董仲舒通過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學根基“黃老刑名”學說,探尋一種足以激發民眾(zhong) 道德自覺的軟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學說,他以《春秋》“以義(yi) 正名”的理論法則改造了“以形檢名”的“黃老刑名”學原理,以變革過度製度化的治理體(ti) 係,其政治哲學有效地促成了漢代治理實踐從(cong) “名法”到“名···
唐宋時期的“《孟子》升格運動”,尤其是《孟子》被列入“四書(shu) ”,具有了“經”的地位,這與(yu) 宋代理學的興(xing) 起有著決(jue) 定性的關(guan) 係。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孟子思想是宋代理學的思想中堅,宋儒的“內(nei) 聖”和“外王”都與(yu) 孟子思想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本文從(cong) 三個(ge) 方麵對此予以說明:一、性善論與(yu) 理學家的判教;二、工夫論與(yu) 高尚的道德境界;三、民本思想與(yu) “格君心之非”。
本文在概述牟宗三“道德形上學”主要思想的基礎上,就牟宗三“道德形上學”的方法論、靈知主義(yi) 特征及其對儒家思想傳(chuan) 統的遮蔽與(yu) 扭曲展開批判。
儒家“孝悌”和“仁義(yi) ”兩(liang) 種觀念間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製的二重性關(guan) 係,本是對現實領域客觀存在的社會(hui) —宗法二重屬性進行理論提升的結果,也是儒學實踐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執於(yu) 話語形式層麵的所謂邏輯“批判”,無助於(yu) 揭示儒家思想張力的實踐根源,也不利於(yu) 呈現儒家思想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豐(feng) 富性,反而可能會(hui) 對闡釋主體(ti) 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極性限製。
七大弟子的編排,既可反映出對孔子“素王”的體(ti) 認,更可與(yu) 當年“爭(zheng) 臣七人”的爭(zheng) 辯相呼應。而子張、曾子、澹台滅明三大弟子進入圖文之中,則依稀可以看到與(yu) 劉賀遭際的相似性,其內(nei) 在旨趣直通“孝悌忠信”的自我認知,及對水邊聖賢的追慕。也由此,在弟子選配中,分明有著“《春秋》筆法”散於(yu) 其間。
道德的重建千頭萬(wan) 緒,然以真切的曆史意識,在價(jia) 值生命之體(ti) 認、契合和闡釋之基礎上開顯傳(chuan) 統道德精神的基本意義(yi) ,通過長期學術、人文資源的積累和人格之陶成,建立起一套能夠切合引領民眾(zhong) 道德精神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似為(wei) 當前之首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