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既講“理”、“性”,也講“情”,並將“心”、“性”、“情”統為(wei) 一體(ti) 。因此在朱熹那裏,“性”與(yu) “情”並非對立,並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對“情”的主宰,並非外在的壓製,而是“心”的自我的調適,是一種功能性的主宰。
孟子的心性論是上通天道的,心性的工夫在覺知天道天德及天命之性,天道天德降命於(yu) 性而性有仁義(yi) 禮智並顯發為(wei) “四心”之端(“四心”隻是仁義(yi) 禮智四性之端表端顯)。“性”是與(yu) 生俱有的,孟子就天言性,以性有仁義(yi) 禮智等,仁義(yi) 禮智等是“天之所予我”、“我固有之”,這是孟子“性善”論的基本邏輯與(yu) 觀念理路。
“天人之際”在邏輯上優(you) 先於(yu) “天人合一”,基於(yu) 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際”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際”,人與(yu) 自然世界互動意義(yi) 上的天人分際,特定時代民眾(zhong) 的生活實況是“天人之際”的實際體(ti) 現。不同向度上的“天人之際”的有序融合,導向儒家所重視的不同境界。
東(dong) 林學派思想發展的三個(ge) 階段,完整地展現了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思想曆程。從(cong) 理學義(yi) 理核心——理氣論、心性論、工夫論的角度揭示東(dong) 林學派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機製,厘清其源流,是探討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一個(ge) 新視角。
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別在於(yu) :西方人習(xi) 慣於(yu) 將“和”(harmony)理解為(wei) 功能配合,而中國人習(xi) 慣於(yu) 將“和”理解為(wei) 心靈感應。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與(yu) 中國人的生命觀及宇宙觀有關(guan) ,那就是:中國文化中預設世界隻有“這一個(ge) ”、同時將人設計成身與(yu) 心的和合,而不是靈與(yu) 肉的緊張。也正是這種中國人獨特的生命觀和宇宙觀,使“和”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核···
竊以為(wei) 蔣慶先生的“三院製”設想是真正切入時代而有自己獨立思考的大想法。你同意不同意沒關(guan) 係,質疑它在現時代沒有實現的可能也沒關(guan) 係。但他的這一設想確實體(ti) 現儒家通經致用的濟世精神,而且富有理論創造性。單單這一點,我想蔣先生的其人其學,都將成為(wei) 儒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筆,至少絕不會(hui) 淪為(wei) 曆史笑柄的。
經術治國以回向三代,是北宋中期新型儒學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學術、政事見稱於(yu) 時”的陳舜俞,曾先後師承胡瑗、歐陽修,是建言君主“大有為(wei) ”,推動朝廷進行全方位政治革新的新型儒學士大夫群體(ti) 中的佼佼者,也是傳(chuan) 承“明體(ti) 達用”的“湖學”的中堅。
在帶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現之後,可能會(hui) 導致人的自我認知、社會(hui) 結構和價(jia) 值目標的進一步轉變,這將比工業(ye) 革命更為(wei) 徹底地顛覆儒家倫(lun) 理,因此,加強對儒家價(jia) 值與(yu) 人工智能的關(guan) 係的分析,對於(yu) 理解儒家的未來,對於(yu) 人類應如何更好地利用技術都將有十分重大的意義(yi) 。
亨廷頓將“普世文明”話語的本質視為(wei) 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又被他視為(wei) 西方文明的特產(chan) ,因此,意識形態對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趨向,就成為(wei) 西方文明的危機特性。由於(yu) 近代以來的西方影響了所有文明體(ti) ,因此,“意識形態”作為(wei) 一種現象所傳(chuan) 遞的文明危機也成為(wei) 人類麵臨(lin) 的普遍性危機。
整個(ge) 國家都處於(yu) 完全隔離或半隔離狀態,各級政府嚴(yan) 格按照命令優(you) 先抗擊新冠。幾乎不存在對隱私或個(ge) 人自主權利的擔憂,最新技術就被應用在了抗擊病毒的過程之中,如此強有力的措施使中國在幾周內(nei) 就遏製了病毒的傳(chuan) 播。盡責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對隱私和自由的限製,因為(wei) 他們(men) 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為(wei) 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儒行篇》的德行體(ti) 係一部分屬於(yu) 孔子時代的禮樂(le) 文化德行體(ti) 係,也有一些後禮樂(le) 時代發展出來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範疇,一定要把它具象化為(wei) 德行的體(ti) 係。《儒行篇》在相當程度上更加具體(ti) 地顯現了德行行為(wei) 的樣態。德行論的積極意義(yi) 就是它能夠更具體(ti) 地顯現出那種可學習(xi) 的行為(wei) 典範;德性則更能在本質上來說明德行的持久的內(nei) 在依據和可能性。···
在早期的張載哲學研究中,將其定性為(wei) “以氣為(wei) 本”或“唯物論”的觀點居於(yu) 主流地位。研究視角不同,張載氣論定位方式及其結果也將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於(yu) “性質視角”的新視角亦即“綱領視角”,對張載哲學進行新的探索。
從(cong) 曆史源流上考察,明代200年的“陽明書(shu) 院”、清代近200年的“貴山書(shu) 院”,與(yu) 迄今已有110餘(yu) 年曆史的“貴州大學”,乃有一脈相承之關(guan) 係;換言之,“貴州大學”是明代“陽明書(shu) 院”、清代“貴山書(shu) 院”,以及清末民國“貴州大學堂”在貴州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由此可見,貴州大學與(yu) 陽明心學在貴州的發展演變具有一脈相承的關(guan) 係,因此,貴州大學是一所具···
本文充分利用牟宗三的未刊書(shu) 信,結合《全集》中的相關(guan) 文獻,全麵展示牟宗三情感世界的各個(ge) 方麵,包括愛情、親(qin) 情、師友之情以及自然之情,特別是他愛情與(yu) 晚年親(qin) 情的方麵。同時,還將檢討牟宗三的思想中“覺情”這一核心觀念深刻與(yu) 細膩的內(nei) 涵,並力求在世界哲學的整體(ti) 脈絡中,尤其是在晚近中西方哲學重視和強調“情感”的動態中,指出牟宗三···
“仁”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最高準則,與(yu) 靈性社會(hui) 工作的本質內(nei) 涵在諸多方麵有著高度的契合性。中國社會(hui) 工作本土化,有著由技術導向發展到靈性導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來賦予中國靈性社會(hui) 工作價(jia) 值內(nei) 涵,可以促進當代中國社會(hui) 工作有足夠的能力去融合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並成為(wei) 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一支重要推動力量。
《乾》卦是《周易》的首卦,也是易學研究者注重研究的一個(ge) 卦。自《周易》問世以來近三千年的釋讀研究,人們(men) 對《乾》卦卦辭、爻辭的理解,卻未能取得一致。本文便是對該卦卦辭、爻辭中的幾處爭(zheng) 議釋讀進行梳理,並提出自己的見解,盡可能接近《乾》卦本義(yi) ,即所謂的“文王本義(yi) ”。
在現代人看來,宋朝是一個(ge) 評價(jia) 兩(liang) 極、讓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麵,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積貧積弱”,曆史的書(shu) 寫(xie) 伴隨著國仇家恨、倉(cang) 皇北顧;一方麵,兩(liang) 宋之際文化昌明、思想活躍,在士人政治與(yu) 人文藝術諸領域都極富特色,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這樣一個(ge) “弱勢”的王朝,如何達到陳寅恪先生所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學”,正是這種體(ti) 現當代儒家曆史使命與(yu) 時代抱負的新儒學,是對福山“曆史終結論”與(yu) “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學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華文明義(yi) 理基礎上既有中國曆史文化特質又體(ti) 現人類普遍政治價(jia) 值的中國式學問。
祭祀先聖孔子的禮儀(yi) 行為(wei) ,貫穿於(yu) 朱熹生活之中,但這種禮儀(yi) 行為(wei) 所產(chan) 生的經驗,及其對於(yu) 朱熹的影響,卻很少受到學者的注意。透過朱熹對於(yu) 祭祀的理解可以發現,他很堅定地相信在禮儀(yi) 過程中能夠實現與(yu) 祭祀對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過程中與(yu) “先聖”的感通,對於(yu) 朱熹有著特別的精神意義(yi)
經學研究的展望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業(ye) ,希望在我們(men) 這代人中,每一部經典都有人去做窮其枝葉的工作,進行深入研究,並做出一本適合現代人閱讀的注本,成為(wei) 研讀注疏的階梯,如楊天宇先生的《儀(yi) 禮譯注》(繁體(ti) 本)那樣。再進一步,能不能寫(xie) 出一本詳盡的講疏,供人深入研讀,如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學講疏》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