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走向了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初五日乙醜(chou)

            耶穌2015年12月15日

墨子兼愛天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wei) 之。——《孟子•盡心上》

真實的情況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惡果者惟惡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馬克斯•韋伯《學術與(yu) 政治》

                                                                                                                          一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講到過這樣一種人，他要活得像耶穌，像使徒，像聖方濟各，他無法忍受這個(ge) 世界在道德上的無理性。這種人，奉信“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的信念倫(lun) 理，因而會(hui) 按照偉(wei) 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而不會(hui) 考慮他點燃烈火的最終結果。顯然，那位生活在東(dong) 周時代的墨翟，滿懷兼愛非攻的道德激情，甚至為(wei) 了天下人的利益，寧願選擇“摩頂放踵”之犧牲，跳入信念的烈火。這樣一位思想家，正是奉行了韋伯所謂“信念倫(lun) 理”之人。

在墨子看來，要實現一個(ge) 兼愛、非攻的理想烏(wu) 托邦，需要兩(liang) 種製裁的力量：一種是上帝鬼神的道德監督，在《天誌》、《明鬼》等篇中，墨子構建出來一整套“神義(yi) 論”（theodicy）的超自然秩序，如果人行不義(yi) ，則上帝鬼神有主權對該人實施懲罰。而另一種更為(wei) 重要的製裁力量，則是馮(feng) 友蘭(lan) 所謂“政治的製裁”。《墨子•尚同下》說：“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yi) ，以尚同於(yu) 天”。馮(feng) 友蘭(lan) 敏銳地發現，墨子的政治哲學中，政治製裁的主權者，非常類似於(yu) 霍布斯（Thomas Hobbes）筆下那種具有絕對專(zhuan) 製權力的政治權威。因此：“則惟天子可上同於(yu) 天，天子代天發號施令，人民隻可服從(cong) 天子。故依墨子之意，不但除政治的製裁外無有社會(hui) 的製裁，即宗教的製裁，亦必為(wei) 政治的製裁之附庸。此意亦複與(yu) 霍布士之說相合”。最後，馮(feng) 友蘭(lan) 指出：“依墨子天子上同於(yu) 天之說，則上帝及主權者之意誌，相合為(wei) 一，無複衝(chong) 突；蓋其所說之天子，已君主而兼教皇矣”。無獨有偶，早在馮(feng) 友蘭(lan) 著作之前，胡適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就已經敏感到：“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hui) 的地位，一定也會(hui) 變成一種教會(hui) 政體(ti) ；墨家的‘钜子’，也會(hui) 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Pope）”。這兩(liang) 位著名學者，都注意到了墨家的政治學說與(yu) 西歐中古教皇政治的類似，應該不是偶然的。

“信念倫(lun) 理”有這樣一種價(jia) 值判斷：為(wei) 了終極與(yu) 永恒的善，我們(men) 可以假手於(yu) 暫時的惡，隻要目的論的至善得以實現，手段性的惡不但算不了什麽(me) ，也會(hui) 在至善實現之時被終止。即所謂“善大於(yu) 正當性”——與(yu) 康德的倫(lun) 理原則“正當性大於(yu) 善”正好相反。例如，很多現代社會(hui) 主義(yi) 者，宣稱他們(men) 在追求一種高於(yu) 自由主義(yi) “消極自由”的更高“自由”。為(wei) 了實現那種最高的“自由”，我們(men) 可以限製或者取消低級的“消極自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講到英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者們(men) ，普遍要求為(wei) 了“更高的自由”而取消各類自由主義(yi) 的自由：克裏普斯爵士要求所有官職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忠實的黨(dang) 員”，“政府將被授予無法收回的權力”；瓊•羅賓遜教授則認為(wei) “自由是個(ge) 靠不住的概念”，獨立教會(hui) 、大學、學術團體(ti) 、出版社、歌劇院等都是不好的；科羅特爾則宣稱宗教裁判所的美妙。

                                                                                                                             二

正如葛兆光所說：“墨子一係則屬於(yu) 十分堅定的現世實用主義(yi) ”。好的，既然為(wei) 了兼愛，為(wei) 了非攻，為(wei) 了平等，為(wei) 了人類的永恒幸福，我們(men) 自然可以實用一點，采用一些不那麽(me) 善的手段，去追求終極的善。為(wei) 此，墨者分兩(liang) 步，進行了兩(liang) 次實踐。

第一次，是在墨子在世時，將信奉自己學說的弟子們(men) 組織為(wei) 一個(ge) 類似黑幫的嚴(yan) 密團體(ti) 。黑幫組織有一個(ge) 特點，就是對首領嚴(yan) 密的人身依附關(guan) 係、對組織的絕對忠誠，為(wei) 此不惜自我犧牲。馮(feng) 友蘭(lan) 說墨學非常類似霍布斯的絕對主權學說，實際上，墨子在創立墨者政治組織之時，首先將自己的組織創建成一個(ge) 絕對主權，而自己就自然是這個(ge) 主權範圍內(nei) 的主權者。《墨子•公輸篇》記載，墨子“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被他派去守衛宋國城池。這說明，墨子的幫派，具有相當的組織，而且是武裝化的半軍(jun) 事性團體(ti) 。《淮南子•泰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些武裝化且高度嚴(yan) 密組織起來的墨者，都緊密凝聚在一個(ge) 叫做“钜子”（又稱“巨子”）的政教首領控製之下，領袖一發話，就能全部赴湯蹈火。《莊子•天下》中說，墨者“以巨子為(wei) 聖人”。因此，“巨子”即墨者集團的“偉(wei) 大領袖”。《呂氏春秋•去私》中記載，墨者的巨子將自己犯法的兒(er) 子處以死刑，可知這一集團的“偉(wei) 大領袖”對其徒眾(zhong) 有生殺之大權。在這一組織中，“墨者僅(jin) 為(wei) 其領袖之工具而已”。霍布斯說：“主權代表人不論在什麽(me) 口實之下對臣民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可以確切地被稱為(wei) 不義(yi) 或侵害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墨者組織的原則非常類似霍布斯的絕對主權說，確實不為(wei) 過。

既然有了“偉(wei) 大領袖”領導下的嚴(yan) 密組織，那麽(me) 下一步自然是按照“信念倫(lun) 理”的原則，去解救水深火熱的黑暗世界。當然，墨家內(nei) 部已經按照類似霍布斯的絕對主權方式建成了嚴(yan) 密的政教合一領袖政治格局，可是在戰國時代的中國，天下諸侯眾(zhong) 多，墨者要“借君行道”，就必須先借助諸侯或其它封君貴族的力量。 《呂氏春秋•上德》記載，墨家一位叫孟勝的巨子，與(yu) 楚國陽城君交好。作為(wei) 一名封君，陽城君請這位幫派首領助他守衛自己封地的城堡。楚悼王死後，陽城君參與(yu) 了射殺變法首領吳起的報複行動。由於(yu) 亂(luan) 箭也射中了楚王的屍體(ti) ，因此這些報複者受到了楚國的通緝，陽城君也在通緝令的恐嚇中逃亡。楚軍(jun) 要收回陽城君的封地，負責守城的巨子孟勝講了一番大道理，說如果不死守，天下人就會(hui) 摒棄墨者，因此最後帶著一百八十三名墨者徒眾(zhong) 進行了殉道般的戰鬥，最後全部陣亡。這個(ge) 悲壯的故事，既說明了墨者為(wei) 了其信念倫(lun) 理，確實不惜一切代價(jia) 。另一方麵，也表明早期墨者嚐試與(yu) 較為(wei) 溫和的“封建勢力”合作的嚐試。

吳起在楚國推行法家的國家主義(yi) ，受到了楚人的普遍不滿。楚國的社會(hui) 傳(chuan) 統，較多保存了小共同體(ti) 為(wei) 本位的形態，因此最不能忍受法家嚴(yan) 酷的國家主義(yi) 。一直到秦末，對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最為(wei) 不滿的便是楚人，而一開始便以推翻秦朝法家政治為(wei) 明確目標的，也是楚人。從(cong) 出土竹簡材料來看，秦國這樣的法家社會(hui) 具有嚴(yan) 格的編戶之製，秦國編戶以伍為(wei) 單位，楚國則從(cong) 未實行這一製度。而在包山楚簡中，也顯示了楚國血緣宗族的發達。因此，以陽城君為(wei) 代表的這些反抗吳起法家政治的“封建主義(yi) 者”，恰恰傾(qing) 向於(yu) 認同國家權力分散、小共同體(ti) 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陽城之破，在楚悼王死歲，為(wei) 公元前381年。根據錢穆觀點，墨子死於(yu) 公元前390年，這就說明，早期墨家盡管已經建成了“偉(wei) 大領袖”領導下的嚴(yan) 密組織，但還未想到將整個(ge) 社會(hui) 建設成“偉(wei) 大領袖”嚴(yan) 密控製下的“大家庭”，因此墨子死後九年，尚在與(yu) 堅持反對法家政治的陽城君合作。

隨著巨子孟勝與(yu) 其一百八十三名徒眾(zhong) 在陽城的戰火中覆滅，“巨子”被傳(chuan) 到了宋國的田襄子。可是，這位墨家巨子並未留下什麽(me) 事跡，這表明到公元前380年時，墨者遭遇到一次危機：一場與(yu) 反法家人物合作失敗後的巨大政治災難中，墨者手足無措，不知該以怎樣的方式介入社會(hui) 了。不過，就在這靜悄悄的危機之中，墨者迎來了自己的福音。在寂靜的西方，那片本來就蔑視周代仁義(yi) 文化的土地上，迎來了一場建立國家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狂熱運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wei) 右庶長，在殘酷鎮壓了國內(nei) 的反對者之後，秦國變成了一部耕戰機器：整個(ge) 國家被建設成一個(ge) 巨大的監獄，這個(ge) 國家中所有的人不得離開秦國，每個(ge) 人被編伍製度嚴(yan) 密地束縛在土地上，如果隻是偷了不到價(jia) 值一錢的桑葉，就要被強製勞役一個(ge) 月。不允許讀《詩》、《書(shu) 》，書(shu) 籍遭到焚毀。血緣組織被拆散，人民被集中營一般的連坐製度嚴(yan) 格控製，並鼓勵互相告密。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完全的警察國家。

秦國，成功建立了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

                                                                                                                         三

 法家的秦國，能叫“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嗎？

如果我們(men) 問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哈耶克看來，早期的古埃及實行了較為(wei) 自由的經濟製度，但這一趨勢後來被破壞，導致其十八王朝實行了“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另一方麵，哈耶克也認為(wei) ，古羅馬的衰落是因為(wei) 從(cong) 公元2世紀起實行了“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的結果。哈耶克的這一劃分標準，某種程度上無視現代思想史中的重大問題——所謂“古今之爭(zheng) ”。使用現代政治術語用於(yu) 古代是否合適，這是另一個(ge) 解釋的問題。但哈耶克的問題意識非常明確，即人類社會(hui) 組織與(yu) 漸進發展，本身具有一種“自發秩序”，任何強烈的國家外部幹預，都構成了對這一自發秩序的破壞，也是對人類自由的威脅。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以嚴(yan) 酷手段破壞原有自發社會(hui) ，建立嚴(yan) 酷警察國家的秦國，稱之為(wei) “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某種意義(yi) 上也並非言過其實。

 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繼承了秦孝公的君位。而此時，經過了二十年的變法，秦國這一實行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的警察國家已經崛起。生活在這個(ge) 監獄一般的國家，你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讀書(shu) 求學，也不能自由從(cong) 事商業(ye) 活動，你唯一能做的，便是努力為(wei) 政府耕田，在戰爭(zheng) 中砍下一顆敵軍(jun) 的腦袋，這顆血淋淋的腦袋，可以使你在這個(ge) 監獄係統中升一級。

血淋淋的腦袋，多麽(me) 誘人的腦袋！為(wei) 了爭(zheng) 奪敵人的腦袋，秦國士兵經常像瘋狗一樣互相爭(zheng) 奪。雲(yun) 夢秦簡中記載了一個(ge) 的真實案例，兩(liang) 個(ge) 士兵在邢丘城作戰，獲得了一顆人頭，但這兩(liang) 名士兵為(wei) 了人頭，互相爭(zheng) 奪，最後案子被遞交到官府。生在這個(ge) 警察國家，你活著唯一的任務，就是不斷製造和不斷搶奪腦袋。

這樣一個(ge) 強有力的國家，引起了墨者們(men) 普遍的興(xing) 趣。既然我們(men) 與(yu) 那些“封建勢力”不能更好合作，那為(wei) 什麽(me) 不與(yu) 秦國合作呢？墨者有一種叫“尚同”的理論，《墨子•尚同上》：“古者聖王為(wei) 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si) 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之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尚同中》：“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誅罰之”。根據這一理論，墨者認為(wei) ，我們(men) “兼愛”、“非攻”是為(wei) 了人類的永恒幸福，因此這就是唯一真理。國家的目的，也應該讓所有人都服從(cong) 這一真理，如果不服從(cong) ，那就應該用“五刑”或“誅罰”的手段，對其進行鎮壓。這一理論，正是試圖將墨者組織內(nei) 部實行的原則，擴展到整個(ge) 社會(hui) 。正如漢學家尤銳（Yuri Pines）所說“墨子最為(wei) 顯著的新思想是他強調權力集中於(yu) 天子一人。作為(wei) 人民的道德楷模和統一倫(lun) 理的源頭”。

前麵不是說過了嗎？對於(yu) 信念倫(lun) 理的信奉者，善大於(yu) 正當性。為(wei) 了人類的幸福，我們(men) 墨者使用專(zhuan) 製和酷刑作為(wei) 手段，統一綱紀、倫(lun) 理和思想，這些次要的惡，是服務於(yu) 最偉(wei) 大的善。這一點，也正如楊寬所說：“墨子既尚同，不欲民之稍異義(yi) ，故治民，主用刑”。

這樣，在秦惠文王時代，墨者們(men) 紛紛將注意力轉移到遙遠的秦國。《呂氏春秋•去私》中記載，墨家的巨子腹朜“居秦”，他的兒(er) 子殺了人，秦王對他說：“寡人已令吏弗誅矣”。這條材料表明，當秦成為(wei) 警察國家之後，墨者興(xing) 趣濃厚，跑到了秦國長期定居，以至家人在當地犯罪。而秦王顯然與(yu) 這位墨家領袖關(guan) 係親(qin) 密，所以願意為(wei) 其子開脫罪責。關(guan) 係如此緊密，則可以想見，墨者的半軍(jun) 事性黑幫組織此時已經參與(yu) 了這個(ge) 警察國家的一些活動。《呂氏春秋•去宥》：“東(dong) 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qin) 見謝子賢於(yu) 己也，對曰：‘謝子，東(dong) 方之辯士也，其為(wei) 人也甚除，將奮於(yu) 說，以取少主也’。”這位“秦之墨者”唐姑果，顯然並不是秦國人，而是來自山東(dong) 六國，因此秦王才會(hui) 向他詢問謝子的情況，而他也對謝子了解，可知他也是東(dong) 方六國人，被秦製度吸引而來。謝子這位墨者顯然晚了一步，但秦這個(ge) 警察國家，還是吸引著他。資源有限，比他先來的墨者，便在秦王麵前詆毀自己的“同誌們(men) ”。秦還遠未席卷六合，墨者們(men) 卻早已在秦王麵前爭(zheng) 風吃醋。

由於(yu) 大批滿懷要解放全世界豪情的墨者還在源源不斷從(cong) 東(dong) 方趕來，秦王也感到煩悶了，因此多采取避而不見的態度。《呂氏春秋•首時》：“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可是，秦王已經煩悶了，墨者卻還有足夠而堅定的希望等候三年。這份期望中，難道還不能見到墨者們(men) 對秦這個(ge) 警察國家抱有的濃厚興(xing) 趣與(yu) 深切期待？

                                                                                                                              四

韓愈曾經說，儒家和墨家都是追求仁義(yi) ，反對桀紂的，可是為(wei) 什麽(me) 二者之間會(hui) 水火不容呢？他想不通，於(yu) 是感歎：“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在韓愈看來，儒家和墨家都認同堯舜的“天下為(wei) 公”，也都反對桀紂的殘暴，二者應該是盟友關(guan) 係，可為(wei) 什麽(me) 儒家和墨家之間勢如水火呢？

 這是一個(ge) 有趣的問題。值得注意，在戰國一直到秦朝，沒有墨者反抗秦的記錄，所能看到的，卻是墨者積極與(yu) 秦合作。郭沫若甚至認為(wei) ，正是因為(wei) 後期墨家到秦國去幫忙，秦製最後臭掉，墨家也就隨之完蛋。郭沫若作為(wei) 一個(ge) 親(qin) 身參與(yu) 了將人類引向通往奴役之路的人，對其評價(jia) 屬於(yu) 另外一個(ge) 話題，在此不贅，但他對墨家最後伴隨著秦朝滅亡而走向末路的分析，卻不無道理。可恰恰相反，那些最堅決(jue) 反對秦製的人，恰恰是素來以“溫良恭儉(jian) 讓”而著稱的儒家。

《戰國策•趙策三》記載，戰國時期，秦王想稱帝，包圍邯鄲，魯仲連前往趙國，堅決(jue) 反對，稱如果秦王稱帝，“則連有赴東(dong) 海而死矣”。最後經過艱難辯論，說服了趙國，拒絕秦的稱帝。對於(yu) 平原君所贈的千金，魯仲連也分文不受。根據《漢書(shu) •藝文誌》，漢代所傳(chuan) 先秦儒家古書(shu) 有《魯仲連子》14篇。由此可知，堅決(jue) 反對秦王的魯仲連，正是一位儒家。到了秦朝建立，儒家對秦的反對，更是包括了從(cong) 理論話語到直接的武裝反抗。《說苑•至公》中記載了一位叫鮑白令的人，講儒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根據儒者此說，天下為(wei) 公，當“選天子”，並以此說來麵責秦始皇為(wei) 桀紂，反對秦的“家天下”。蒙文通推測此人可能即傳(chuan) 《詩》的浮丘伯。無論此人是否就是文獻中的浮丘伯，但秦王朝的建立，在理論上受到儒者的反對，則是無容置疑的。到了秦朝在全國推行焚書(shu) 坑儒之後，儒者更是直接參與(yu) 了武裝反抗。《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shu) 》，坑術士，六藝從(cong)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yu) 是孔甲為(wei) 陳涉博士，卒與(yu) 涉俱死”。可見，秦朝這一警察國家要徹底毀滅學術自由，從(cong) 肉體(ti) 上消滅知識分子，儒家除了在孔壁中藏書(shu) 以保存文脈之外，還大批投奔陳涉的反秦武裝。孔子的後裔孔甲，最後也戰死在反抗秦朝這一警察國家的烈火中。

相反，很多曆史證據表明，墨家與(yu) 秦合作，關(guan) 係越來越緊密。最後實現了有機融合。在墨者文獻中，有一些理念與(yu) 製度設計，已經與(yu) 秦製完全一樣。蒙文通早就發現，在《墨子•備城門》以下諸篇中，多有秦製，他推測這些篇章是“秦墨”的作品。如伍長、什長、亭尉、縣令、縣丞、縣尉、鄉(xiang) 三老，這些全部是秦的製度。此外，還有滅三族的酷刑，還有“城旦”這一奴役製度。足見墨者在秦生活久了，不但熟悉秦的製度，還推崇秦的刑法，諸如滅族、奴役等製度。而《墨子•尚同下》中甚至有鼓勵告密的內(nei) 容：“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而罰之，眾(zhong) 聞則非之”。這種鼓勵向專(zhuan) 製君主告密的立場，與(yu) 出土秦律非常相似。雲(yun) 夢秦簡律法中就有所謂“公室告”，如“賊殺傷(shang) ”、“盜它人”等，秦律鼓勵“公室告”，甚至認為(wei) ，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應該聽從(cong) 。可見，秦律也是鼓勵為(wei) 了“天下”利益而“大義(yi) 滅親(qin) ”的。這與(yu) 墨者所謂對父母之愛與(yu) 路人之愛無等差，在價(jia) 值觀上也是很相符的。因為(wei) 按照墨者的這一邏輯，如果父母損害了所謂“天下”的利益，那麽(me) 就同樣應該將父母揭發舉(ju) 報。

                                                                                                                                  五

讓我們(men) 回到韓愈的困惑中來。為(wei) 什麽(me) 墨者口口聲聲反對桀紂，最後卻投向了比桀紂更凶惡的暴君？而儒家，則一直堅持了“吾道一以貫之”的立場，堅持其價(jia) 值立場？

在儒家看來，好的政府是“恭己以正南麵而已矣”——比如舜的政府。這種人君端坐的政府，也即“小政府，大社會(hui) ”。儒者反對君主專(zhuan) 製，在儒者看來，主權屬於(yu) 人民，“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人君受命於(yu) 天，而“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因此人君實際受命於(yu) 民，即政府受命於(yu) 人民。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論》中提到，盡管政府受命於(yu) 人民，但一旦這個(ge) 政府“濫用職權”，那麽(me) “人民便有權用強力來加以掃除”。“越權使用強力，常使使用強力的人處於(yu) 戰爭(zheng) 狀態而成為(wei) 侵略者，因而必須把他當作侵略者來對待”。儒家也同樣給人民“有權用強力來加以掃除”提供了理論基礎——湯武革命。如果政府變為(wei) 桀紂，則人民有權利“用強力來加以掃除”。而洛克所謂桀紂政府為(wei) “侵略者”，儒家稱之為(wei) “獨夫”。這是儒者反抗暴政的理論基礎，而墨者卻可以用“非攻”的理由，反對一切戰爭(zheng) ，當然也包括了推翻專(zhuan) 製政府的戰爭(zheng) 。所以說，墨者的理論，是所謂“告別革命”，這正是暴君們(men) 所喜聞樂(le) 見的。

儒家認為(wei) ，君臣關(guan) 係與(yu) 朋友屬於(yu) 一倫(lun) 。郭店楚簡出土戰國儒書(shu) 《語叢(cong) 一》說：“友、君臣，無親(qin) 也”（簡80—81）；“君臣、朋友，其擇者也”（簡87）。龐樸、丁四新等學者都指出，出土文獻很好說明了早期儒家認為(wei) 君臣關(guan) 係屬於(yu) 朋友之道。是一種基於(yu) 自願的雙向選擇。因此，對人君可以批評，如果其道不能相合，則可“卷而懷之”走人。儒家的禮，是一種權力和義(yi) 務對等的關(guan) 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因此君臣之禮為(wei) 互相答拜。士大夫有議政權之外，也強調民眾(zhong) 的言論權。“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正因庶人議政對促成“天下有道”的意義(yi) ，儒者對鄉(xiang) 校的議政權利，予以堅定支持。反觀墨者主張如果不“尚同”於(yu) 統治者，就將遭受“五刑”的誅殺，“不欲民之稍異義(yi) ”，說二者之間如水火不能相容，確實就很好理解了。

 在墨者主張滅三族之時，儒家主張“罪人不孥 ”，反對殘酷的連坐、滅族。墨者主張實行奴隸製，將“城旦”作為(wei) 一種製度。過去的學者，都傾(qing) 向於(yu) 將“城旦”理解為(wei) 一種六年有期徒刑，學者通過對秦律研究發現，秦的“城旦”就是終身服役的國家奴隸。實際上，倒是齊國這種東(dong) 方國家，反而實行一年或兩(liang) 年的有期徒刑。因此，秦墨者書(shu) 中的“城旦”製度，就是秦的奴隸製。而儒家，則反對奴役人類。先秦儒書(shu) 《孝經》中“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的內(nei) 容，一直被儒家作為(wei) 解放奴隸的價(jia) 值宣言。而董仲舒也要求“去奴婢，除專(zhuan) 殺之威”。正如餘(yu) 英時先生在克魯格獎頒獎儀(yi) 式上的演講所說：“了不起的是最遲到公元1世紀，在皇帝的詔書(shu) 中，儒家強調人類尊嚴(yan) 的觀點已被公開引用來作為(wei) 禁止買(mai) 賣和殺戮奴隸的充分依據……奴隸作為(wei) 一種製度，從(cong) 來沒有被儒家接受為(wei) 合法。正是儒家的人道主義(yi) ，才使得晚晴儒家如此欣然地接受西方的人權理論與(yu) 實踐”。

韓愈也許會(hui) 反問：餘(yu) 英時先生說儒家價(jia) 值立場基於(yu) 人道主義(yi) ，可是墨者的“兼愛”、“非攻”，從(cong) 價(jia) 值上講，難道不也是一種人道主義(yi) 嗎？當然，我們(men) 可以回答：從(cong) 純粹價(jia) 值維度中，是一種人道主義(yi) 。可是，韓愈會(hui) 追問，人道主義(yi) 的出發點，又如何會(hui) 導致最後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呢？

                                                                                                                         六

哈耶克早就發現，在德國，一個(ge) 年輕的極左翼能夠比較容易地轉變為(wei) 極右翼的納粹分子，同樣，極右納粹也很容易轉變為(wei) 極左，並且這是雙方的宣傳(chuan) 家們(men) 都清楚的一點，因此都將對方視為(wei) 潛在的招募對象。阿倫(lun) 特也指出，希特勒早就發現了自己領導的納粹運動與(yu) 蘇聯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希特勒“無與(yu) 倫(lun) 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隻相信一個(ge) 人，那就是希特勒。這真是一個(ge) 有趣的現象：一群想要在人間實現所有人都獲得平等與(yu) 幸福烏(wu) 托邦的理想主義(yi) 者，卻一轉臉便可以變成一個(ge) 隻崇拜強者、權力與(yu) 超級意誌的極右國家主義(yi) 者，或者至少是信任並與(yu) 後者合作。問題就出在這裏。

波普爾（Karl Popper）曾談到，自己在少年時代曾是一名激進的極左翼人士，後來經曆反省而轉型，堅持自由主義(yi) 立場。可是，直到晚年，他仍強調：“窮人受苦受難，在道德上，我們(men) 當然應該要同情他們(men) ，要幫助這些活在下層社會(hui) 的人民。就算是到了今天，我還是覺得幫助下層人民是沒錯的”。這就足以說明，在自由主義(yi) 看來，同情、憐憫、幫助弱者這些近似“兼愛”、“非攻”的倫(lun) 理，本身是好的，是符合人道主義(yi) 的。可是，僅(jin) 僅(jin) 具有這樣的一番豪情壯誌，滿腔熱誠，就能追求到正義(yi) 的社會(hui) 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否則波普爾不會(hui) 轉型並終身努力捍衛自由主義(yi) 立場。否則也無法解釋那些滿懷解救全人類於(yu) 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men) 最後何以投入納粹黨(dang) 的懷抱之中。

因此，問題不在於(yu) 一種觀念或實踐的出發點是否具有偉(wei) 大的道德美感，而是在於(yu) 怎樣最低限度的保護人道主義(yi) 的底線，堅持最小傷(shang) 害原則。不是讓最多的人至於(yu) 至善，而是首先考慮讓最少的人免於(yu) 傷(shang) 害。正如本文開頭引言中韋伯所說：“真實的情況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惡果者惟惡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善的動機往往結出惡的果實，這是政治上的稚童們(men) 往往難以理解的。因此，政治作為(wei) 一種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其正義(yi) 的基礎與(yu) 實踐，不是在人間追求最偉(wei) 大的善，而是捍衛最常態的權利與(yu) 責任，即韋伯所謂“責任倫(lun) 理”。

墨者認為(wei) ，為(wei) 了拯救天下，從(cong) 巨子到普通徒眾(zhong) 都必須上刀山、下火海，“兼愛天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wei) 之”。在最高的善那裏，人們(men) 隻麵對正義(yi) 的神靈與(yu) 人間掌握了最高正義(yi) 的絕對主權者，因此“愛無等差”，對父母之愛應當與(yu) 對路人之愛持等同，反之亦然。為(wei) 了追求最高之正義(yi) ，終極之幸福，巨子都可以犧牲，墨者的精英團隊都可以全部犧牲，遑論其他人？相反，儒者的倫(lun) 理認為(wei) ，愛有等差，這既是一個(ge) 自發秩序的自然事實，也是社會(hui) 事實，正如家庭、私有財產(chan) 、商品交易一樣，是人類文明的自發產(chan) 物，是不能依靠人類致命的狂妄——無論是理性的狂妄，還是道德的狂妄去強製改變的。因此，儒者堅持，對父母的愛大於(yu) 對旁係宗族的愛，而對旁係宗族和朋友們(men) 的愛，又要大於(yu) 對陌生路人的愛。這並非意味著，我們(men) 不愛陌生的路人，而是這種愛，首先要符合人類倫(lun) 理與(yu) 生存境遇的自發事實。

另一方麵，儒者也強調政治的基礎在於(yu) 傷(shang) 害最小的責任倫(lun) 理，即“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這讓我們(men) 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一個(ge) 可怕問題：我們(men) 能否以一個(ge) 無辜小女孩受苦的眼淚來換取這個(ge) 世界的最終“永恒和諧”？對儒者而言，毫無疑問，為(wei) 了建立人類幸福的千年大廈，哪怕犧牲一滴無辜小女孩的眼淚，也是決(jue) 不允許的，這正是鮮明的責任倫(lun) 理。但對於(yu) 墨者而言，不要說一個(ge) 無辜小女孩的眼淚，就是更多一些人的眼淚和生命，在為(wei) 了大部分人幸福的這個(ge) 前提下，也是可以犧牲的。馮(feng) 友蘭(lan) 所謂墨子思想“為(wei) 功利主義(yi) ”，將一切事功皆作出價(jia) 值的衡量計算，這個(ge) 分析是有道理的。因此，在為(wei) 了絕大多數人幸福的這個(ge) 所謂價(jia) 值計算的前提下，墨者可以不擇手段，為(wei) 了提高行政效率，甚至可以和秦這樣的警察國家合作。而這種合作的結果，也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墨者“尚同”的專(zhuan) 製主義(yi) 口味，為(wei) 戰國晚期墨者理論的完全秦製化提供了條件。所以，到最後，墨者甚至開始讚揚滅三族和奴隸製來了，將其寫(xie) 入《墨經》之中，這不是沒有深層原因的。

也許，對很多胸懷偉(wei) 大理想信念的人來說，與(yu) 專(zhuan) 製暴君的合作，不過是實現更偉(wei) 大正義(yi) 的一種手段。為(wei) 了實現最大的善，隱忍小惡，甚至采取惡的手段，都是允許的。這種想法，古今中外，都有例子。古希臘的柏拉圖，三赴敘拉古，尋求與(yu) 殘暴的僭主合作，最後大倒其黴。中國的墨者，在暴秦這樣的警察國家，如魚得水，可是比柏拉圖幸福得多。一直到近代，不是還有儲(chu) 安平們(men) ，為(wei) 了社會(hui) 平等的高貴信念，而投入現代敘拉古的懷抱嗎？而到了今天，還有搞“隱微寫(xie) 作”的現代巫師們(men) ，還在做著千年前的迷夢，這又意味著什麽(me) 呢？請記住，從(cong) 敘拉古，到古拉格，隻有一步之遙。 

                            2012年9月20日於(yu) 成都獅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