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道主義(yi)

作者：李競恒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刪減版發表於(yu) 《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

 “人道主義(yi) ”這個(ge) 詞匯是由Humanitarianism翻譯而成，但這並不意味著翻譯傳(chuan) 播之前的中國沒有現代人所說的人道主義(yi) 思想和文化。實際上，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曆史，具有豐(feng) 富的人道主義(yi) 傳(chuan) 統，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非常超前的。

從(cong) 孔子開始，就強調了以仁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觀，主張“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論語·學而》）。孔子甚至提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wei) 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死者用陶俑或木俑殉葬，也是不人道的，因為(wei) 這些俑模仿的是活人，這麽(me) 做就隱含有拿活人殉葬的殘忍心理成分。子遊曾詢問孔子，“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yu) 喪(sang) ？”孔子回答說：“為(wei) 芻靈者善矣，為(wei) 偶者不仁，不殆於(yu) 用人乎！”（《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孔子認為(wei) ，用茅草劄成人馬之形的“芻靈”被用於(yu) 殉葬是可以接受的，因為(wei) 茅草並不像真人。但用陶和木做成的人俑殉葬，就是不人道的，因為(wei) 人俑非常的真實，和殘忍的人殉就有相通之處。在想象空間中防微杜漸，預防能開啟殘忍之心的思維方式，是從(cong) 孔子以來儒家人道主義(yi) 思想訓練的一種方法。顧炎武就曾指出，後世地獄之說，搞出刀山劍樹之類的殘酷想象，“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xie) 地獄變相，而周興(xing) 、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孔子謂‘為(wei) 俑者不仁’，有以也夫”（《日知錄》卷三十“泰山治鬼”條）。從(cong) 宋儒胡寅到顧炎武，都繼承了孔子的這一思維傳(chuan) 統，批評那種有助於(yu) 拓展殘忍想象力的文化與(yu) 思考方式。

東(dong) 周以來，隨著禮崩樂(le) 壞，殉葬的惡習(xi) 在一些地方死灰複燃。對此，儒家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和抵製，儒家的經書(shu) 中記載了這些努力。《禮記·檀弓下》記載齊國大夫陳子車死後，他的妻子和家臣計劃為(wei) 他用人殉陪葬，陳子車的弟弟陳子亢是孔子的學生，自然堅定地反對人殉。陳子亢對嫂子和家臣說，“以殉葬，非禮也！”這是不符合華夏禮製的不人道行為(wei) 。這時他話鋒一轉，說如果真要殉葬，那最適合的人選也是妻子和家臣，到黃泉去陪伴。如果不用人殉，那倒好說，如果你們(men) 非要堅持人殉，那隻好用你們(men) 二位了。聽了這席話，嫂子和家臣自然也就放棄了人殉的計劃。《檀弓下》又記載了另一件事，一名叫陳乾昔的貴族病重，在死前囑咐自己的兒(er) 子說“如我死，則必大為(wei) 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在他死後，他的兒(er) 子卻並沒有遵照父親(qin) 的人殉命令，理由是“以殉葬，非禮也”。因此，最終沒有按遺願搞人殉。儒家的經書(shu) 將此事作為(wei) 讚美記錄下來，正是仁者之禮的基本原則。類似的例子還有晉國的魏顆，他沒有聽從(cong) 父親(qin) 魏武子死前的亂(luan) 命，以妾殉葬，而是將她改嫁，這一善行最後得到了善果（《左傳(chuan) ·宣公十五年》）。儒者將其記錄下來，也是對人殉惡習(xi) 的批判，讚美反對該惡習(xi) 的人會(hui) 得善果。

春秋戰國之際，西部的秦國逐漸崛起，帶來了野蠻的力量。秦人源出戎狄，與(yu) 華夏文化頗有不同（邢義(yi) 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yu) 社會(hui) 》，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519頁；蒙文通：《周秦民族與(yu) 思想》，自《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頁）。《詩經·秦風·黃鳥》就記載秦國用“三良”殉葬，這種殘忍的製度，也和華夏傳(chuan) 統的禮製不同，因此遭到了批評。在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M2，共殉葬有十九人，生殉者作痛苦掙紮狀，死殉者的頭上有洞。這反映出人殉是秦人固有的習(xi) 俗，這個(ge) 製度和周人的禮製形成了強烈對比（曹旅寧：《秦律新探》，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4頁）。

（大堡山秦公墓有大量殉葬者的棺材）

另一方麵，秦國還有發達的奴隸製，和華夏中原各國不同，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在秦簡發現以前，學者已經從(cong) 秦兵器的銘文裏，察覺大量刑徒的存在。與(yu) 此作為(wei) 對比，在東(dong) 方六國的兵器銘文中則很難找到類似的人名……有的著作認為(wei) 秦的社會(hui) 製度比六國先進，我們(men) 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cong) 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製關(guan) 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十講》，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2頁）。在出土秦簡《日書(shu) 》中，奴隸製的使用十分廣泛，並且人被和牛馬牲畜視為(wei) 一類：“入臣徒、馬牛”、“入人民、畜生”、“出入臣妾、馬牛”、“入馬牛、臣”、“入貨、人民、畜生”。這些將人和畜生同列的行為(wei) ，印證了漢代人對秦國社會(hui) 的描述：“置奴婢之市,與(yu) 牛馬同欄”（《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另外在秦印章中，也有很多與(yu) 奴隸買(mai) 賣有關(guan) 的名字，如“得臣”、“賈市人”、“賈臣”、“得奴”、“求仆”等（劉釗：《關(guan) 於(yu) 秦印姓名的初步考察》，《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典籍的詮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6頁）。

從(cong) 裏耶秦簡的材料來看，這些臣妾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簡7-304正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一個(ge) 小小遷陵縣的隸臣妾死亡人數就有一百八十九人，上一年有一百一十六個(ge) 隸臣妾，後來新買(mai) 了三十五人，一共一百五十一人，但又迅速死了二十八人（鄭曙斌等：《湖南出土簡牘選編》，嶽麓書(shu) 社，2013年，第18頁）。從(cong) 秦陵趙背戶村發掘的刑徒亂(luan) 葬坑來看，可以這種高死亡率的一些屍骨被腰斬，或身首分離，或被肢解，甚至有小孩也死於(yu) 非命（《文物》1982年3期）。

秦滅六國，將這套野蠻的製度推廣到整個(ge) 中國，引起了原東(dong) 方六國地區尤其是楚地的嚴(yan) 重反感。在秦朝之前，秦王稱帝，就曾引起儒者魯仲連的強烈反感，“連有蹈東(dong)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wei) 之民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chuan) 》），寧願跳海而死，也不能忍受秦的統治。在後來反對秦朝的戰火中，儒者頗為(wei) 積極，孔子的八世孫孔鮒便是戰死在反秦的過程之中，除了他之外，魯地有大量儒者持孔家的禮器參與(yu) 反秦（《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在其後的楚漢戰爭(zheng) 中，繼承了秦製的劉邦集團擁有更強的軍(jun) 事動員力，最終擊敗西楚。但劉邦集團的合法性，卻並未得到儒者的肯定，項羽死後漢軍(jun) 包圍了曲阜，但城中儒者依然讀書(shu) 演奏禮樂(le) ，並不拿劉邦當回事。後來秦博士叔孫通為(wei) 劉邦製作能讓“群臣震恐”的尊君之禮，邀請魯地的儒者參加，遭到一些儒者的拒絕和批評，因為(wei) 戰爭(zheng) 剛結束，“死者未葬，傷(shang) 者未起”的悲慘景象下，哪裏是給皇帝拍馬屁的時候（《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在此，儒者既反對了尊君卑臣的遊戲規則，同時也是充滿了對戰亂(luan) 中“死者”和“傷(shang) 者”們(men) 同情的人道主義(yi) 立場。

在儒家看來，“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孝經·聖治》），天地之間的人是最寶貴的，也是需要以人道態度去對待的，因此“仁者愛人”（《孟子·離婁章句下》）。餘(yu) 英時先生曾專(zhuan) 門強調，作為(wei) 一項製度，奴隸製從(cong) 不被儒家認為(wei) 是合法的。《論語》、《孟子》與(yu) 其他儒學文本對普遍人性和人類尊嚴(yan) 的表述，也是同樣清晰。在公元1世紀，儒家文獻中關(guan) 於(yu) 人類尊嚴(yan) 的內(nei) 容，已經開始被作為(wei) 禁止買(mai) 賣和殺害奴隸的法律依據（餘(yu) 英時：《人文與(yu) 理性的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8—329頁）。兩(liang) 漢禁奴隸的詔令，主要根據便是“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的儒家觀點（餘(yu) 英時：《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7—18頁）。董仲舒在給皇帝的上書(shu) 中，就主張“去奴婢，除專(zhuan) 殺之威”（《漢書(shu) ·食貨誌》），反對奴隸製度，或至少也要廢除主人能隨意殺戮他們(men) 的威權。到了東(dong) 漢，禁止殺害奴婢的詔書(shu) ，正是繼承了“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的思想。《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是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康有為(wei) 說“孔教之行，免奴之製，中國先創二千年矣，真於(yu) 大地最光哉！（《大同書(shu)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頁）。”此種說法略微誇張，東(dong) 漢確實通過儒家思想的推動減少了奴婢數量，並改善了其待遇，但還未能廢除這一製度。然而至遲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儒家化的中國最終成為(wei) 這個(ge) 世界上第一個(ge) 從(cong) 法律上廢除奴隸製的民族和國家，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家化的中國“於(yu) 大地最光”，則是絲(si) 毫不為(wei) 過的。

漢儒雖然未能從(cong) 法律上廢除奴隸製，但也在點滴改良社會(hui) ，在對待奴隸的態度上，是充滿了人道精神的。《後漢書(shu) ·劉寬傳(chuan) 》記載：“嚐坐客遣蒼頭市酒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日：‘畜產(chan) ’。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曰‘畜產(chan) ’，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劉寬一次請客人吃飯，派出家奴去買(mai) 酒，結果家奴自己喝醉了，客人很生氣，罵該奴是畜生。劉寬沒有罵奴隸，還派人去探視他，害怕他受辱自殺，並認為(wei) 即使是對奴隸，也不應該使用這種侮辱人格的語言。劉寬的另一件事，“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hui) ，裝嚴(yan) 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日：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nei) 稱為(wei) 長者。”他的夫人想試探他，便故意派了女奴打翻肉湯，弄髒了劉寬上朝的禮服，劉寬不但沒有打罵，而是首先關(guan) 心奴隸，熱湯是否燙傷(shang) 了你的手？他的這種品質，得到了海內(nei) 所有人的讚美，對社會(hui) 的公序良俗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另一件事也能看出儒者的精神，《後漢書(shu) ·宋則傳(chuan) 》中記載鄢陵令宋則，“子年十歲，與(yu) 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wei) 美，時人亦服焉。”這位儒家士大夫的兒(er) 子在一次意外中被家奴的弩誤傷(shang) 而死，家奴磕頭等待被殺，但宋則認為(wei) ，這隻是意外，並非家奴的罪過，因此寬恕了家奴。這一事，得到了另一位大儒荀爽的高度讚揚，而社會(hui) 輿論對此也非常認同。儒者與(yu) 社會(hui) 的良善化趨向之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這種以情理寬恕家奴的精神，與(yu) 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失手打碎一個(ge) 水晶盤子，就發怒把家奴拿去喂七鰓鰻的古羅馬貴族維迪烏(wu) 斯•波利奧形成了鮮明對比。

東(dong) 晉的陶淵明也有善待奴仆的典故。他在擔任縣令期間，不讓家眷跟隨，派了一名奴仆回去，並附有書(shu) 信：“汝旦夕之費自給為(wei) 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陶潛傳(chuan) 》）”。強調了即使是奴仆，但他首先是人，是父母所生養(yang) ，是需要得到善待的。可能有人會(hui) 說，采菊東(dong) 籬下的陶淵明是道家，不是儒家。其實魏晉時期，士大夫流行玄學，是以儒為(wei) 體(ti) ，以三玄為(wei) 談資。宋儒真德秀就指出，“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跋黃瀛甫擬陶詩》，自《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陶淵明學問和人格的基礎，是從(cong) 儒家經學中涵養(yang) 出來的，其人道主義(yi) 精神，不在老莊，而在周孔。

漢儒推動的另一項人道主義(yi) 改良，也體(ti) 現在對罪犯管理方麵。由於(yu) 秦和西漢早期法律的嚴(yan) 酷性，以及連坐製度，導致大量人口淪為(wei) 罪犯，數量極其龐大。秦和西漢早期對罪犯的態度，是法家式的殘酷手段，這些都得到了考古資料的證實。如秦始皇陵旁的修墓死亡罪犯，多有被肢解、腰斬的，甚至還有兒(er) 童。漢初的情況和秦朝並無二致，如漢景帝陽陵發現的修墓死亡罪犯，一些或身首異處，一些被腰斬，沒有棺材和隨葬品，被草草掩埋而已（《文物》1972年7期）。後來隨著儒家文化的發展和對秦製改造，開始逐漸改變對這種殘酷的狀況，比如到了儒學較有影響力的時期，朝廷對罪犯的管理就帶有了更多的人道色彩。《漢書(shu) ·宣帝紀》記載詔書(shu) ：“今係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係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裏，丞相、禦史課殿最以聞。”漢宣帝是“霸王道雜之”立場的君主，這篇詔書(shu) 中對罪犯的人道態度，顯然屬於(yu) 儒家“王道”的內(nei) 容。到了東(dong) 漢，還規定了“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葬”（《後漢書(shu) ·桓帝紀》）的政策，對罪犯提供醫療，死亡則提供較好的埋葬。這些情況，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明。在漢魏洛陽故城南郊發現的東(dong) 漢罪犯墓地，都發現有棺材的釘子，說明死後是有棺材埋葬的，和秦朝、漢初那種草率亂(luan) 葬不同。其中還有死者的刻字磚上寫(xie) 有“留官廟致醫”，說明能得到醫藥的救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dong) 漢刑徒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8頁）。

（洛陽東(dong) 漢刑徒磚，記載有“留官廟致醫”的救治措施，編號T2M19:1）

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進一步地儒家化，在《太平禦覽》卷六四三中，保留有一條晉朝的《晉令》：“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為(wei) 溫暖傳(chuan) 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yu) 衣，疾者與(yu) 醫藥。”要保障罪犯基本的居住、飲食、保暖、醫療條件。南朝還規定“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yu) 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事”（《南齊書(shu) ·王僧虔傳(chuan) 》）。這些詳細的法律規定，顯示了儒家人道主義(yi) 的精神，在唐代也得到繼承發揚，“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甚至被流放者在路上遇到疾病、女性生育、祖父母、父母喪(sang) ，甚至家中有奴婢去世，也都“皆給假，授程糧”，會(hui) 得到相應的假期和路費，回家治病、養(yang) 育，或料理後事。（《新唐書(shu) ·刑法誌》）。唐宋是儒學對政治實踐發生重要影響力的時期，在新發現唐宋《天聖令》的《獄官令》中，罪犯也得到了人道的對待，“諸獄皆厚鋪席褥，夏日置漿水，其囚每月一沐” （《獄官令》宋51條），“諸獄囚有疾病，主司陳牒長官，親(qin) 驗知實，給醫藥救療，重病者脫去枷鎖鈕，仍聽家內(nei) 一人入禁看侍” （《獄官令》宋52條）。這些詳細的規定，包括了居住條件、消暑、清潔、醫療、看護等內(nei) 容，是古代歐洲監獄所無法比擬的。

獄政以外，儒家也反對司法活動中的酷刑，有“慎刑恤罰”的思想。王夫之提到：“政為(wei) 隋定律，製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wei) 杖，改杖為(wei) 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於(yu) 至今，所承用者，皆政之製也。若於(yu) 絞、斬之外，加以淩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設也”（《讀通鑒論》卷十九）。王夫之指出，中國的主流刑罰傳(chuan) 統是較輕的，死刑隻有兩(liang) 種，即絞刑和斬首，鞭刑被改為(wei) 較輕的杖刑，杖刑改為(wei) 笞打，原則上不連坐。至於(yu) 淩遲這種殘酷的刑罰，並不是中土華夏傳(chuan) 統，而是源自女真、蒙古。明代的丘濬也認為(wei) ，自隋唐以來的正統王朝，死刑隻有斬首和絞死，並沒有淩遲，“至元人又加之以淩遲處死之法焉”（《大學衍義(yi) 補》卷一O四），認為(wei) 淩遲源自元朝。晚清法律學者吉同鈞則認為(wei) “遼始製淩遲重刑而金因之”（《大清律例講義(yi) ·自序》，知識產(chan) 權出版社，2018年，第13頁），即淩遲最早源自契丹人，後來被女真部族所沿用。晚清法律學者沈家本，也有類似的考察和結論，認為(wei) “遼時刑多慘毒，而淩遲列於(yu) 正刑之內(nei) ”（《曆代刑法考》，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2024頁）。有學者研究考察，《遼史·太祖本紀》、《遼史·刑法誌》記載淩遲適用於(yu) 契丹部族的刑法製定於(yu) 神冊(ce) 六年，即公元921年，而漢族社會(hui) 對淩遲的法律記載最早見於(yu) 清寧六年，即公元1060年，時間上晚得多，應當是受到契丹的刑法，在五代十國的亂(luan) 世混入了中原（馬泓波：《淩遲入律時代考》，載《晉陽學刊》）2002年2期），這種酷刑並不是中原傳(chuan) 統，更是和“儒家”無關(guan) 。

對於(yu) 淩遲這種外來的酷刑，宋代皇帝和士大夫的態度是審慎的，如景德四年（1007年）“禦史台嚐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製,何為(wei) 慘毒也。’……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jue) ，毋用淩遲’……蓋真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嚐用”（《宋史·刑法誌》）。宋真宗對淩遲非常審慎，並不使用。到了宋仁宗時期，則因為(wei) 巴峽、荊湖一帶社會(hui) 上有“殺人祭鬼”的殘酷風俗，仁宗出於(yu) 義(yi) 憤，下詔對“殺人祭鬼”者使用淩遲。仁宗是出於(yu) 仁心，對惡徒用淩遲，但這種義(yi) 憤也導致淩遲可能從(cong) 一種“非法”的狀態，逐漸正式進入法律，如同打開潘多拉的魔盒。所以，宋代士大夫如北宋錢易、南宋陸遊，都對淩遲表示反對和警惕（吳鉤：《寬仁的宋仁宗為(wei) 什麽(me) 要動用殘忍的淩遲之刑》）。

（宋真宗）

在儒家看來，合法的死刑隻有斬首和絞刑，其它酷刑都是非法的。反觀西方的曆史，則存在大量極其不人道的酷刑，且不論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哪怕是進入了“近現代文明”的18世紀40年代的北美紐約，奴隸還是會(hui) 被緩慢的方式燒死、車裂，或用鏈子吊起來餓死（林·亨特：《人權的發明》，商務印書(shu) 館，2011年，第55頁）。1741年3月18日，紐約總督府屋頂著火，三個(ge) 被懷疑的黑奴遭到逮捕，並被施以火刑。所有遭到懷疑的人都被處以絞刑或綁在火刑柱上燒死（撒迪厄斯·拉塞爾：《叛逆者》，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頁）。在18世紀的法國法律中，重婚罪要處以剝皮之刑，而當時中國法律則隻是杖六十；19世紀初英國偷盜一先令，就要處以死刑，而同時期的中國法律偷盜一百二十兩(liang) ，才判處絞監候。“在19世紀以前，中國法律所規定的刑罰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道的”（郭建：《獬豸的投影》，上海三聯書(shu) 店，2006年，第91—92頁）。

宋代士大夫文化有豐(feng) 富的人道主義(yi) 氛圍，比如北宋士大夫拒絕坐轎子，普遍都選擇騎馬，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轎子是“以人代畜”，是對人類尊嚴(yan) 的踐踏。在唐代、武周的時候，士人王求禮就提出“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新唐書(shu) ·王求禮傳(chuan) 》），指出坐人抬的步輦，是拿人當牲畜用。對於(yu) 這一訴求，武則天沒做出任何回應。真正是到了宋代，這種觀念和實踐，才成為(wei) 一種社會(hui) 精英的普遍共識：“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伊川皆雲(yun) ‘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宋代儒家的人道主義(yi) ，還推動了中國法律的演進，在宋代成為(wei) 世界上第一個(ge) 廢除奴隸製的國家，比英國在1833年，美國在1865年都要早數百年。大量的宋代筆記和法律使用可以證明，最遲到南宋，在法律製度層麵上，廢除了良賤製度，奴婢製度轉化為(wei) 簽訂契約的雇用關(guan) 係，稱為(wei) 人力、女使。法律意義(yi) 上的奴隸製被廢除，代之以雇傭(yong) 製，從(cong) 雇主到人力、女使，所有人在法律層麵上都是良民。在新發現《天聖令》中，就有十七條廢棄不用關(guan) 於(yu) 奴婢的唐令，因為(wei) 這些內(nei) 容已經不符合宋代社會(hui) 的情況。宋代對重罪犯的家屬，也不是沒為(wei) 奴婢，而是編管或流放。（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yu) 社會(hui)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0—356頁）。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以國家製度化的形式宣布：所有國民都是自由的（但不是平等的）。這一製度性突破，正是儒家人道主義(yi) 觀念下的結果，配得上康有為(wei) 盛讚的“大地最光”。

法律上所有宋人都是平民，表明奴隸製作為(wei) 一種製度被廢除。當時的人力、女使，在法律上與(yu) 雇主隻是雇傭(yong) 關(guan) 係，但又具有“主仆名分”。這一點，與(yu) 作為(wei) 早期近代的19世紀英國雇傭(yong) 製有相似之處。在1875年廢除《主仆法》之前，英國的雇主與(yu) 雇工之間，也具有“主仆名分”。（劉成：《英國現代轉型與(yu) 工黨(dang) 重鑄》，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3年，第84—85頁）。這種主仆名分，是一種象征性的不平等，但卻不是人身占有，雇主也無權買(mai) 賣或典押。宋代法律實質上已經廢除了奴隸製，但唐代律文在宋代仍然有保留，其中有“奴婢賤人，律比畜產(chan) ”之類的文字，相當於(yu) 存而不用的化石。宋代司法官員很清楚這些關(guan) 於(yu) 奴隸製的唐代律文，其實已經被廢除了，隻是保存在法律文本中的曆史痕跡而已，所謂“世為(wei) 奴婢，律比畜產(chan) ，此法雖存而不見於(yu) 用”（《文獻通考·刑考》）。盡管實際上已經成為(wei) 曆史痕跡了，但宋儒看這些踐踏人尊嚴(yan) 的文字，仍然覺得非常不滿，認為(wei) 要求修改漢唐以來的律文，認為(wei) 《刑統》中保存的這些文字化石“皆漢、唐舊文，法家之五經也”，尤其要刪除“奴婢賤人，類同畜產(chan) ”、“奴婢不得與(yu) 齊民伍”這種既過時，又踐踏人尊嚴(yan) 的語言，因為(wei) 其“不可為(wei) 訓，皆當刪之”（趙彥衛：《雲(yun) 麓漫鈔》卷四，中華書(shu) 局，1998年，第57頁）。

（宋代的人力、女使隻是雇傭(yong) 關(guan) 係，是自由人）

但令人遺憾的是，靖康之變後，女真統治下的中國北方，又引入了奴隸製，而且規模巨大。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酋長就有殘酷的殺奴殉葬之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三朝北盟會(hui) 編》卷三）。《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記載，女真部族大量捕獲華北平民為(wei) 奴婢，“以俘獲賜將士”，而且數量很大，動輒就是“奴婢百、牛三十”，“奴婢百三十人”，“人口、牛馬各千”。金國還專(zhuan) 門設立有管理國家奴隸的機構，叫太府監。《金史·食貨誌二》記載，1183年金國的人口統計中，奴隸一共有1345967人，高達一百三十多萬(wan) 人。金國奴隸的數量，占其全部人口的22％強（喬(qiao) 幼梅：《女真奴隸製的演變》，載《文史哲》1992年5期）。《金史·世宗紀》記載，女真金國在大定十八年才規定“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者而輒毆殺者罪”，就是說此前金人不但可以隨便殺掉奴婢，而且還可以隨意毆殺妻子，隻要不用兵器殺就沒事。女真金國統治下，文明水準大幅度倒退，竟發生了用活人喂狗的野蠻慘劇：“建充性剛暴,常畜猘犬十數,奴仆有罪既笞,已複嗾犬齧之,骨肉都盡”（《金史·鄭建充傳(chuan) 》）。這種殘酷的文明倒退，正是典型顧炎武所說“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當時的華北，就淪為(wei) 了亡天下的處境之中。

南宋的範成大，在出使金國的時候，遇到過一位被女真從(cong) 淮河地區搶來的婢女，臉上刺著“逃走”二字。懷著對她的同情，範成大寫(xie) 下了《清遠店》一詩：“女僮流汗逐氈軿，雲(yun) 在淮鄉(xiang) 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shu) 黥麵罰猶輕”。一個(ge) 金國的小女奴，跟在主人氈車後麵拚命奔跑，已是汗流浹背，她說自己家鄉(xiang) 在淮河邊，是被金人搶來的，遙遠的家鄉(xiang) 還有自己的親(qin) 人。在金國主人可以隨意處死自家的奴婢，官府從(cong) 來不會(hui) 過問，自己臉上被刺“逃走”兩(liang) 字，已經算是很輕的處罰了。

隨著崖山海戰與(yu) 南宋的滅亡，蒙古征服者則又在南方中國重新引入奴隸製，甚至大量的儒士也不能幸免：“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wei) 奴，智耀奏言：‘以儒為(wei) 驅，古無有也’”（《元史·高智耀傳(chuan) 》）。元朝的大都、上都，都設立有奴隸市場：“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曆代名臣奏議》卷六七），和秦朝一樣，把人視為(wei) 牲畜。元朝的奴隸製規模十分龐大，殘留影響也極深，謝國楨就認為(wei) ，宋代已經沒有蓄奴現象，但為(wei) 何到明代又出現了繁盛？“我以為(wei) 由於(yu) 元代蒙古貴族之來侵……我們(men) 要知道明代買(mai) 賣奴仆是承了元代的遺風”（《明清之際黨(dang) 社運動考》，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6年，第195—196頁）。清朝的統治，更是強化了奴隸製度，殘酷的“逃人法”可謂臭名昭著。談遷就記錄清朝的北京城有奴隸市場，“順承門大街騾馬市、牛市、羊市，又有牛市”，和秦朝、元朝一樣，把人當作牲畜買(mai) 賣。對此，談遷感慨“噫！誠天之芻狗斯人也”，這是把人當作芻狗。此外，談遷還記載了滿洲豪酋殘忍的殺人祭神之風，“滿洲始事好殺戮，享神輒殺遼人代牲，或至數百”（《北遊錄·紀聞下》）。

盡管有這一係列對文明傳(chuan) 統的破壞，但儒家人道主義(yi) 思想的種子仍然保留了下來，在合適的時候便會(hui) 發芽。例如在曾國藩1842年的一封家書(shu) 中，就提到了自己讀《周易·旅卦》“喪(sang) 其童仆”的理解，如果對奴仆“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對方也會(hui) 將自己視為(wei) 陌生人。他給自己定下了新的要求，“以後予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將奴仆視為(wei) 親(qin) 人和手足來對待（《曾文正公家書(shu) ·致諸弟》）。到了晚清，儒者郭嵩燾就對英國禁止奴隸貿易的行為(wei) 讚賞有加。他在1877年了解到英國與(yu) 埃及訂立了禁止販賣黑奴章程七條，準許英國軍(jun) 艦在埃及各出海口巡查，查到販賣黑奴就聽從(cong) 英國處理。對此，郭嵩燾讚美：“所有黑奴及其子孫，一以平民視之，聽從(cong) 各營生理，並送其所生之子女入學讀書(shu) ”，“西洋大國以愛民之心推類以及異國無告之民，設法以維持之，其仁厚誠不易幾也。其勃然以興(xing) ，又何疑哉？”（《倫(lun) 敦與(yu) 巴黎日記》，自《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中西書(shu) 局，2012年，第148—149頁）。

（晚清儒者郭嵩燾）

到1906年，周馥寫(xie) 出《禁革人口買(mai) 賣折》，其中認為(wei) “中國三代盛時無買(mai) 賣人口之事”，讚美“英國則糜數千萬(wan) 金幣贖免全國之奴”，希望將“原有之奴婢一律以雇工論”。沈家本也認為(wei) “奴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xi) ，等人類於(yu) 畜產(chan) 也。”他提出的解決(jue) 方案是“嗣後貧民子女不能存活者，準其寫(xie) 立文券，議定雇錢年限，作為(wei) 雇工。年限不問男女長幼，至多以二十五歲為(wei) 斷，限滿聽歸親(qin) 屬。無親(qin) 屬可歸者，男子聽其自立，女子擇配遣嫁”（[清]沈家本：《曆代刑法考》第四冊(ce) ，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2040頁）。沈家本提供的這個(ge) 解決(jue) 清朝奴婢問題的方案，其實基本是宋代法律和社會(hui) 下的演進水平。

經曆晚清儒者的努力和推動，最終在1910年的《欽定大清刑律》中，廢除了奴隸製（周永坤：《中國奴隸製的終結及其意義(yi) 》，載《北方法學》2010年3期）。經過幾百年的殘酷折騰，最終在現代世界秩序的幫助下，儒家人道主義(yi) 的種子再次發芽，回歸到數百年前宋代的水平。

可以說，正是由於(yu) 儒家思想的人道主義(yi) 種子，才使得晚清以來的中國人可以迅速接受現代的人道主義(yi) 價(jia) 值觀，這也是中國文明的偉(wei) 大遺產(chan) 之一。一些人對儒家和中國傳(chuan) 統有誤解，以為(wei) 好的事物都是近代從(cong) 西方來的，而本國傳(chuan) 統一片黑暗，毫無優(you) 點。實際上，通過對曆史的梳理不難發現，儒家文化有豐(feng) 富的人道主義(yi) 資源，並且在曆史上曾經取得過值得尊敬的成就，但由於(yu) 其它因素的幹擾或打斷，導致了文明的退步，但這不是儒家的過錯。要理解中國史，就必須認識到曆史的複雜性，對本國傳(chuan) 統持有一種溫情的敬意。正如餘(yu) 英時先生所說：“中國人文傳(chuan) 統中何嚐沒有為(wei) ‘現代人’所迫切需求的精神養(yang) 料？如果我們(men) 懂得孔子所謂‘善人為(wei)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的道理，如果我們(men) 了解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的道理，中國近幾十年的政治史會(hui) 是這樣殘酷嗎？我們(men) 且慢譏笑孔、孟之道是‘封建’的東(dong) 西”（餘(yu) 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yu) 展望》，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5年，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