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論三星堆文化與(yu) 早期中原文明的關(guan) 係
作者：李競恒（四川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5年第4期

摘要：三星堆文化保持著與(yu) 早期中原文明之間的血脈交流。在世界範圍內(nei) ，唯獨隻有中國古代文明通過“青銅—玉器組合”來表現最高政治、宗教和禮儀(yi) 權威。三星堆文化和早期中原文明一樣，都使用“青銅—玉器組合”作為(wei) 禮樂(le) 製度的最高表達。三星堆的青銅神樹與(yu) 太陽鳥，表明早期文獻中扶桑—十日的中原式的宇宙觀已傳(chuan) 播到古蜀，並被三星堆人群所接受。三星堆文化中既有來自中原“夏禮”的元素，也有來自“殷禮”的元素，大量獨特的本地青銅禮器，又顯現了“蜀禮”的自成一係，是綜合了夏禮、殷禮、蜀禮“三禮”的共同融合。殷墟的非王卜辭中對“蜀”記載較多，但沒有證據表明該地就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中原最早記錄巴蜀之“蜀”的卜辭是周原甲骨，顯示了先周文化與(yu) 三星堆之間的聯係。

關(guan) 鍵詞：三星堆；三禮說；青銅—玉器文明；中原文明；宇宙觀

一、三星堆屬於(yu) 中國本土之“青銅—玉器文明”

中國早期文明表達最高禮儀(yi) 、宗教和政治文化的物質化載體(ti) ，便是青銅禮器和玉器的各種組合。從(cong) 世界範圍上來看，這種現象是非常獨特和具有可識別度的，隻有中國古代文明才具有“青銅—玉器”這種表達最高規格禮樂(le) 的組合。也隻有從(cong) 這一背景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三星堆文化屬於(yu) 中國“青銅—玉器文明”的西南地區分支這一屬性。

（一）中國早期文明以青銅、玉器作為(wei) 最高權力的象征組合

張光直指出，中國早期文明時期的藝術與(yu) 藝術品是一種“攫取權力的手段”；“從(cong) 本質上說，中國古代青銅器等於(yu) 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的工具”。在早期中原文明那裏，“九鼎”等為(wei) 代表的政治禮儀(yi) 性青銅藝術品，扮演著塑造政治與(yu) 合法性觀念的象征。

《左傳(chuan) ·宣公三年》中記載：“桀有昏德，鼎遷於(yu)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yu)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luan)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於(yu)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以青銅鼎為(wei) 代表的青銅禮器，正是王朝天命與(yu) 合法性的代表，擁有這些器物，即擁有了政治權威與(yu) 合法性。

類似的表述也見於(yu) 《墨子·耕柱》：“九鼎既成，遷於(yu) 三國。夏後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表達了青銅禮器作為(wei) “神器”，在曆史與(yu) 政治合法性建構過程中的核心地位。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將“寶珪出河，九鼎淪泗”這兩(liang) 種關(guan) 於(yu) 高級玉器、青銅器的宗教政治象征記載並列。巫鴻認為(wei) ，九鼎之類的中國早期青銅禮器，具有一種“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其性質對接著永恒、宏偉(wei) 與(yu) 崇高。

與(yu) 此相配的，則是各類禮儀(yi) 性的玉器組合，在政治禮儀(yi) 和宗教祭祀等最高等級活動中，和青銅禮器一起配合使用，共同作為(wei) “攫取權力的手段”來構成“紀念碑性”的物質表達。而如果隻是孤立抽取青銅禮器建構的早期中國禮製是不完整的，玉器與(yu) 銅器並行，在考古材料中形成清晰的線索。筆者將早期華夏文明中這種獨特的組合方式與(yu) 特質，稱之為(wei) “青銅—玉器文明”。

早在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淩家灘、良渚、石家河等文化中，中國玉製禮器就已伴隨著文明起源前夜社會(hui) 複雜化進程的禮製發育，而呈現出複雜的形態，並承載了重要的宗教禮儀(yi) 與(yu) 政治權力色彩。玉琮、玉璧等被賦予了祭祀天地或宇宙論的色彩，良渚巨大的玉鉞則與(yu) 酋邦的權力相關(guan) 。早期玉器與(yu) 複雜社會(hui) 的貴族政治、宗教權力密切相關(guan) 。良渚的各類複雜的玉器，是當時貴族政治多中心結構下，劇烈競爭(zheng) 性對抗以獲取權力的手段。良渚的貴族精英，可能直接參與(yu) 玉禮器的生產(chan) 。一些貴族的墓葬中有大量半成品的玉璧、玉琮、玉鉞等，意味著生產(chan) 特殊形式的玉器成為(wei) 貴族政治中高度專(zhuan) 業(ye) 化的活動。而這些玉器政治文化，對於(yu) 我國其他地區的早期複雜社會(hui) 與(yu) 早期文明，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在後世的政治、禮儀(yi) 文化表達中，對於(yu) 良渚玉器的沿用、仿古、複古在曆史中一直得以持續。

早期中國玉禮器雖然沒有直接作為(wei) 青銅器“九鼎”那樣的王朝象征，但也一直具有高級權力象征的含義(yi) 。《尚書(shu) 大傳(chuan) 》中記載，堯舜禪讓時，重要的政治禮儀(yi) 象征便是“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秦以後的政治合法性象征“神器”，則由傳(chuan) 國玉璽扮演。《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矯王禦璽”，《正義(yi) 》引崔浩雲(yun) ：“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chuan) 服之，謂‘傳(chuan) 國璽’。”並記錄了該玉製神器，從(cong) 漢一直流傳(chuan) 到唐代的具體(ti) 過程。

所謂李斯用和氏璧造出傳(chuan) 國玉璽，雖然是晚出的傳(chuan) 聞，但傳(chuan) 說背後所反映出的文化心理結構與(yu) 集體(ti) 記憶中，和氏璧這樣的神玉化身為(wei) 傳(chuan) 國玉璽，成為(wei) 青銅器九鼎之外又一種承載了曆代政治合法性，同樣也具有“紀念碑性”的偉(wei) 大玉器。《左傳(chuan) ·定公四年》中記載，周朝分封建立魯國時，特意賜給了“夏後氏之璜”這一寶貴玉器，孔疏解釋這是“夏後氏所傳(chuan) 寶”，是夏朝以來王朝世傳(chuan) 的神器。

《逸周書(shu) ·世俘》中記載商朝滅亡時，商紂也“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且“焚玉四千”，而武王仍然“俘商舊玉億(yi) 有百萬(wan) ”。殷周之交的王朝更迭，也是以大量玉器的毀滅與(yu) 轉移來體(ti) 現的。玉器作為(wei) 最高政治禮儀(yi) 的祭祀神器，《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dong)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玉器對應著祭祀天地四方之神，璧、琮、圭、璋等中原玉禮器也多見於(yu) 三星堆的發掘。

（二）世界範圍內(nei) 隻有古代中國屬於(yu) “青銅—玉器文明”

在其它歐亞(ya) 古代文明那裏，用以表達“紀念碑性”或政治、宗教的最高禮儀(yi) 藝術的器物往往是各類黃金器、石雕、青銅器，但是卻沒有青銅與(yu) 玉器的最高組合。如在古代埃及，體(ti) 現為(wei) 各種黃金製品和大型建築、石雕，而非“青銅—玉器”。在古代西亞(ya) 文明，這類政治藝術的器物表現為(wei) 神祇或君主的石雕、金塑，或類似薩爾貢青銅頭像、青銅門等。雖有一些青銅禮器，但卻沒有中國式的玉器組合。

從(cong) 愛琴文明到青銅、鐵器時代的歐洲，用以表征最高宗教、政治禮儀(yi) 、權威的重器一般也是各類黃金製品，青銅器如巨爵、大鍋、長椅之類。也沒有中國那樣青銅配合玉器的文化組合與(yu) 表達。在哈拉帕時期的早期印度河文明，有一些和權力有關(guan) 的雕像和印章。在雅利安征服和再後來的希臘化時期，則出現有各類青銅與(yu) 宗教雕像。

在古代印度，也沒有出現“青銅—玉器”的文明表述。由於(yu) 古代歐亞(ya) 文明中的價(jia) 值觀差異，在我國新疆以西的各個(ge) 文化中並不關(guan) 注玉器，因此新疆和田玉料為(wei) 代表的西域玉料大量流入中原地區，成為(wei) 夏商國家的重要玉料來源。在整個(ge) 歐亞(ya) 大陸中，唯獨在最東(dong) 端的中國古代文明，呈現為(wei) “青銅—玉器文明”的禮儀(yi) 組合表征形態。

而在東(dong) 麵的環太平洋圈範圍內(nei) ，玉器的禮儀(yi) 地位頗高，但卻普遍缺乏青銅禮器，又唯獨隻有圈內(nei) 最西端的中國屬於(yu) “青銅—玉器文明”。張光直從(cong) 考古人類學角度提出，早期中國文明與(yu) 廣袤的環太平洋區域之間存在著一個(ge) 古老底層，在文化和藝術等方麵存在著某種連續。在環太平洋圈內(nei) ，玉禮器的廣泛製作與(yu) 使用，似乎也能證明這一推測的存在。

從(cong) 宏觀來看，太平洋文化的玉器文化圈主要有三個(ge) ，分別為(wei) 中國為(wei) 中心的東(dong) 亞(ya) 、中美洲文明、南太平洋新西蘭(lan) 等地的毛利人文化等。如瑪雅古典時期以來有如鳥神玉、四神玉環等宗教禮儀(yi) 玉器。從(cong) 奧爾梅克(Olmec)到阿茲(zi) 特克以來，中美洲地區有發達的玉器與(yu) 綠鬆石鑲嵌藝術，與(yu) 早期中國十分相似。而古代中美洲的玉麵具、玉牌飾等禮器的鑽孔和加工技術，也和早期中國玉器十分接近。

從(cong) 夏鼐開始，國內(nei) 學者就開始注意到南太平洋新西蘭(lan) 毛利人的玉器文化傳(chuan) 統，其玉器和古代中國玉器之間有很大相似性，包括了玉斧、“梅裏”（mere）禮器、玉佩飾等。還有玉锛、神鳥玉墜、玉扁棍等，其中玉锛與(yu) 貴族家族的禮儀(yi) 象征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此外，在我國台灣省東(dong) 部卑南史前遺址中，也出土有各類玉環、玉管、玉珠、玉锛等器物。古代南太平洋的玉器文化，與(yu) 我國台灣省等地的史前玉器文化之間，也存在著互動與(yu) 傳(chuan) 播的聯係，顯現出太平洋文化圈中玉器文化的內(nei) 在聯係。

綜合世界範圍來看，古代歐亞(ya) 大陸各文明重視黃金、青銅和大型雕像作為(wei) “紀念碑性”的最高物質表征，而廣袤的環太平洋圈周邊各古代文明、文化則將玉器作為(wei) 高級禮儀(yi) 的文化象征。唯獨隻有中國古代文明，同時將青銅器、玉器兩(liang) 種元素有機結合起來，共同作為(wei) 最高政治、禮儀(yi) 表達的藝術象征組合，開創出獨特的“青銅—玉器文明”。古代中國本屬於(yu) 太平洋玉器文化圈的部分，玉器源流比青銅更為(wei) 古老。

隨著仰韶時期原始銅合金的出現，以及龍山時代的早期青銅器出現，初步呈現出中國早期文明“青銅—玉器”組合的基本性格麵貌。在石峁遺址中，小件青銅器錐、刀、環等，開始與(yu) 牙璋、琮、鉞、環等玉器形成早期的“青銅—玉器”結合。在登封王城崗出土的青銅鬶腹底殘片，以及新砦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容器殘片。到二裏頭時期，青銅禮器的生產(chan) 與(yu) 分配，已經完全成為(wei) 國家統治者的專(zhuan) 利。對青銅禮器生產(chan) 與(yu) 分配的控製能力，成為(wei) 二裏頭統治貴族政治權力的實質所在。都顯現出龍山文化晚期以來到二裏頭時期，華夏早期青銅禮器製度出現，並與(yu) 古老玉禮器製度相互結合，兩(liang) 組源流開始共同形成中國獨特的“青銅—玉器”禮樂(le) 文明特征。

在中國周邊，雖然也有如古代日本的銅鏡、劍、勾玉“三神器”作為(wei) “青銅—玉器”來表現王權象征的文化，但這顯然屬於(yu) 受到中國文明巨大體(ti) 量影響後的“次生性”文化產(chan) 物。從(cong) 根本性質上來說，“青銅—玉器文明”的屬性是衡量是否屬於(yu) 古代中國文明分支的重要標尺。三星堆文化的政治、宗教最高神器組合，便是典型的青銅器和包括了玉璧、玉璋、玉琮、玉鑿、玉戈等玉器的“青銅—玉器文明”組合。

三星堆中的一些青銅器如青銅尊之類，屬於(yu) 中原類型。而各類神樹、神像、銅獸(shou) 、銅眼、青銅人像群等雖在形製上與(yu) 中原不同，體(ti) 現出了強烈的地方文化色彩。三星堆七號坑中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圖1），以外部青銅的龍頭、網格、青銅條帶包裹內(nei) 部的橢圓形青綠玉，是非常典型的“青銅—玉器”組合一體(ti) 的禮器。就基本屬性而言，三星堆正是屬於(yu) 標準的古代中國“青銅—玉器文明”中的一種地方性類型。

  圖1  三星堆七號坑出土龜背形網格狀器

  
二、三星堆與(yu) 中原“夏禮”的元素

筆者最早提出，三星堆文化存在夏禮、殷禮、蜀禮混用的“三禮”說。這種古禮的混用組合，顯現出古蜀與(yu) 中原文明之間在精神文化脈絡之間的血脈聯係。在此之後，又有學者梳理了三星堆兼用夏禮、商禮、蜀禮的關(guan) 係。古蜀文明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分支，在很早的時期便與(yu) 中原文明之間存在聯係。至少從(cong) 漢晉以來的很多文獻中就記載，夏王朝的開創者大禹就來自四川的西羌之地。

《太平禦覽》卷八二引《蜀王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即岷江上遊地區的茂、汶之地。《三國誌·蜀誌·秦宓傳(chuan) 》：“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川西地區多氐羌戎狄，因此禹又稱“戎禹”，如《潛夫論·五帝德》“白帝文命戎禹”。《後漢書(shu) ·逸民列傳(chuan) ·戴良》“大禹出西羌”，注引《帝王世紀》：“夏禹生於(yu) 石紐，長於(yu) 西羌，西夷之人也。”《華陽國誌·蜀誌》記載：“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裏，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雲(yun) 畏禹神。”

2004年三峽地區雲(yun) 陽縣出土東(dong) 漢《景雲(yun) 碑》銘文中，也記載“術禹石紐、汶川之會(hui) ”，將大禹追溯到川西汶山之石紐。至東(dong) 晉時期的川西地區氐羌，仍將當地大禹故地作為(wei) 神聖空間，加以崇拜。對於(yu) 此種漢晉時期的大禹故鄉(xiang) 記載，有一些學者認為(wei) 這是後人攀附華夏中心編造的祖先故事，如王明珂就說禹生石紐之類的記載和拜禹神，隻是表現了“他們(men) 不願被視為(wei) 邊遠蠻夷”而已，並不是真實曆史。

但傳(chuan) 說背後也可能存在真實曆史的影子，如古希臘之荷馬史詩，過去長期被視為(wei) 神話傳(chuan) 說而非曆史。但隨著謝裏曼、伊文思等人對特洛伊、邁錫尼、克裏特等遺址的發掘，證明了荷馬史詩中也保存了更早期愛琴文明模糊的曆史影子。隨著考古資料的日漸豐(feng) 富，大禹符號所代表中原、黃河流域文化元素，與(yu) 川西、古蜀地區存在聯係的證據頗有增加，顯示其背後也是存在模糊曆史影子的。如常見於(yu) 黃河中上遊地區史前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和川西、川西北地區存在著聯係。

20世紀初以來，川西地區就發現了黃河流域特征的彩陶，汶川薑維城、茂縣波西、茂縣營盤山、馬爾康哈休、金川劉家寨等地都發現有彩陶。通過將黃河上遊馬家窯彩陶和川西北馬爾康哈休、茂縣波西、營盤山等遺址出土彩陶的化學元素分析顯示，川西北地區彩陶元素和黃河上遊地區非常相似，是持續不斷地從(cong) 北方輸送而來。

也有學者認為(wei) 川西彩陶的風格與(yu) 黃河流域相似，但也和馬家窯等彩陶存在差異，其中一些當為(wei) 本地生產(chan) 。無論是傳(chuan) 播說，還是有部分本地生產(chan) 說，都不否認彩陶文化時期黃河中上遊地區文化與(yu) 川西、川西北之間存在較多交流的這一背景。這種以彩陶為(wei) 媒介的物質文化交流，顯示了大禹所代表黃河流域文化元素和古代川西地區之間，存在聯係這一傳(chuan) 說背後具有的曆史影子。

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禮器，與(yu) 代表夏王朝晚期的二裏頭文化禮器之間存在著聯係。1931年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就有11件，三星堆兩(liang) 祭祀坑中又出土有大量牙璋，與(yu) 祭祀山川之禮有關(guan) 。林向將這種牙璋稱為(wei) “中華牙璋”，並指出“牙璋作為(wei) 重要的禮玉，夏之方國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刻有“祭祀圖”的玉牙璋，根據學者考證，此一禮器是在中原二裏頭文化一、二期製作的，後來通過隴西、隴南、川西北傳(chuan) 入古蜀地區，反映了二裏頭文化一支係人群的遷徙，三星堆文化中保存著二裏頭所屬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禮製。

三星堆出土二裏頭式中原禮製牙璋，“是一種形式上的象征，精神上的歸屬”。三星堆所在的古蜀，是接受“夏禮”覆蓋過的方國，大禹生西羌的傳(chuan) 說為(wei) 此種曆史線索的影子。朱乃誠指出：“如果沒有二裏頭文化及齊家文化這兩(liang) 批高等級文化遺存的傳(chuan) 入或影響，在成都平原地區就不可能產(chan) 生三星堆文明。”正因為(wei) “夏禮”所承載的各文明元素對古蜀的深刻影響，因此，三星堆文化對於(yu) “夏禮”有一種積極的保存態度。

三星堆祭祀坑時代雖晚於(yu) 二裏頭文化，但這種影響反映的是“禮失求諸野”的延續，中原地區夏商迭代後，作為(wei) 更遙遠區域的古蜀，仍在使用一些來自中原的古老“夏禮”。類似明朝滅亡以後數百年，“尊周思明”的朝鮮李朝仍然堅守明朝衣冠禮製，甚至使用“崇禎二百年”的年號。而在日本的宮廷，甚至一直保存著中國古老的帝王袞冕（明治時期才廢除）、唐代雅樂(le) 等。


牙璋之外，三星堆還使用二裏頭式禮器陶盉、鬶、觚、高柄豆、鬲形器等。三星堆的陶盉（圖2）、高柄豆數量均比較靠前，而二裏頭文化中陶盉、陶觚都是重要的禮器，尤其是陶盉這樣造型複雜的器物，如果不是通過傳(chuan) 播、模仿和禮製功能上的特定意義(yi) ，是不可能被大量設計和製造出來的，這也是三星堆使用“夏禮”的一種反映。

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如CbT6①：41，與(yu) 二裏頭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形體(ti) 瘦高，三足瘦削，甚至二者的鷹嘴狀紐盉蓋也都一致。三星堆的高柄豆AaT4①：39，和二裏頭出土的陶豆也高度相似，相距一千公裏的不同遺址，卻出土如此雷同的禮器，不能不令人驚訝和深思。“三星堆文化受到了來自二裏頭文化的影響，接受了二裏頭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主要有封口陶盉、青銅牌飾、以及玉器中的牙璋等”。

在新發現的三星堆青關(guan) 山H105中，也出土了一件二裏頭式陶盉（H105：25），以及七件陶盉足。此外，還有二裏頭式的高柄豆等器物。劉莉和陳星燦指出：“三星堆與(yu) 中原的交往可以追溯至二裏頭時期，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玉石戈、璋和鑲嵌綠鬆石的青銅牌飾與(yu) 二裏頭的同類器非常相似。三星堆的青銅技術很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影響下產(chan) 生的。”

  圖2  三星堆出土的二裏頭式陶盉  

古蜀禮樂(le) 製度中的“樂(le) ”，也受到中原樂(le) 製的影響。在金沙遺址中就曾經出土過兩(liang) 件石磬，屬於(yu)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其形製與(yu) 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特磬頗為(wei) 相似，也和二裏頭與(yu) 殷墟西區M93出土的商代石磬特征相似。後來在三星堆八號坑中，又出土一件石磬，形製與(yu) 中原夏、商時期的石磬非常相似，與(yu) 中原地區的文化傳(chuan) 播有關(guan) 。

這些三星堆禮樂(le) 器與(yu) 中原二裏頭文化的相似，顯示了兩(liang) 者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聯係。各類日用、實用器物比較容易接受外來元素，但禮製和精神文化領域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對外來禮製元素會(hui) 有接受上的限製。三星堆禮製中大量使用比較早期的“夏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禹生西羌”傳(chuan) 說背後存在真實曆史的影子。


三、三星堆文化的“蜀禮”與(yu) “殷禮”

（一）三星堆文化的宇宙觀和殷禮文化

在蜀禮、夏禮之間，三星堆的古蜀人也和中原人分享了一些共同類似的宇宙觀，比較典型的便是青銅神樹、神鳥所顯現的扶桑、十日信仰。三星堆二號坑出有6棵大小不同、造型各異的青銅神樹。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Ⅰ號神樹，據《三星堆祭祀坑》介紹，其殘高359厘米，樹枝上有9隻立鳥，非常符合《山海經》《淮南子》等古籍中對扶桑、若木、十日等關(guan) 於(yu) 上古宇宙的記載。

在中原上古時期的宇宙觀中，《山海經·海外東(dong) 經》：“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dong) 經》又雲(yun)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羝。上有扶木，柱三百裏，其葉如芥。有穀曰溫源穀。湯穀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yu) 烏(wu) 。”根據這些記載，上古時期中原巫覡的宇宙觀，認為(wei) 東(dong) 方有扶桑神樹，上麵住著十個(ge) 太陽鳥，輪番在天上“值班”，即《楚辭·招魂》所言的“十日代出”。又據《淮南子·天文》記載：“日入於(yu) 虞淵之汜,”太陽鳥會(hui) 在傍晚降落“虞淵之汜”。

在甲骨文中的“西”是一個(ge) 鳥巢形狀，太陽負載太陽的鳥會(hui) 降落西麵的若木，並前往地下的黃泉水中，遊過地下世界，回歸到扶桑之上，依次輪回。地下世界中，居住著龍、龜和魚類。在這個(ge) 宇宙世界中，十個(ge) 太陽依次輪番升空並降落到黃泉，由黃泉中生活的龜背負著這些太陽鳥，穿過黑暗的地下世界。十個(ge) 太陽鳥循環一圈，就是一旬，三旬就是一個(ge) 月，“三”這個(ge) 數字正好又對應太陽鳥是三足烏(wu) ，又對應著黃泉中的三足龜“能”。從(cong) 三星堆Ⅰ號神樹的結構來看，扶桑樹上有九隻神鳥，預設的意思便是目前正有一隻太陽鳥在天上“值班”。

此外，三星堆三號坑中出土的玉琮上（K3qw：236），也繪畫表現有兩(liang) 種神樹的形象。玉琮作為(wei) 內(nei) 圓外方，象征了上古“天圓地方”宇宙結構，也顯現了這些神樹與(yu) 宇宙象征之間存在著關(guan) 係。其相對兩(liang) 麵不同的神樹，可能就是文獻中的東(dong) 麵的扶桑和西麵的若木。除了扶桑、若木之外，段渝師認為(wei) ，三星堆青銅神樹和《山海經》《淮南子》中“眾(zhong) 帝所自上下”的神樹“建木”有關(guan) 。

而從(cong) 更晚期金沙出土太陽神鳥金箔來看，古蜀人確實是將太陽和鳥視為(wei) 一體(ti) 的，其太陽十二道芒飾，外周的四隻鳥與(yu) 十二月相配，正體(ti) 現了《淮南子·天文》：“天有四時，以製十二月”的觀念。在滎經縣同心村M21出土銅罍上（圖3），也刻畫有太陽鳥的形象。古蜀人這種宇宙觀和中原非常相似，符合《論衡·說日》“日中有三足烏(wu) ”以及《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踆烏(wu) ”等中原文獻中對太陽鳥的記載。

  圖3  滎經縣同心村M21出土銅罍上刻畫的太陽鳥

  
克裏斯多夫·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曾指出，如果沒有文獻記載，通過考古要去了解宗教和精神信仰就是最難理解的部分。由於(yu) 三星堆時期並無文字，如果沒有中原地區的文獻材料與(yu) 出土神樹如此高度的契合，僅(jin) 憑這些考古文物，是很難理解到三星堆時期人們(men) 的宇宙觀和精神世界的。我們(men) 能夠借助《山海經》等文獻，完全將其與(yu) 三星堆神樹進行對應，恰恰說明了當時古蜀人和中原文化之間存在著精神文化部分的交流，而這種交流顯然是比較有深度的部分。

除了扶桑—十日信仰之外，古蜀和中原文明一樣，重視龜甲的宗教含義(yi) ，並將其用於(yu) 占卜。李學勤指出，龜卜的範圍比骨卜狹小得多，從(cong) 河南舞陽賈湖出土卜龜，到安徽含山淩家灘占卜玉龜，一直到殷墟龜卜，正是典型中國、中原的文化源流。古蜀在繼承和延續了三星堆文化的十二橋文化中，多發現有占卜用的龜甲。在方池街、岷山飯店、指揮街、十二橋、撫琴小區等遺址中都有卜甲的發現，主要以龜腹甲為(wei) 主。在金沙遺址中，祭祀區就出土了龜殼卜甲堆積，發現大小卜甲19片。金沙作為(wei) 當時古蜀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出土大量龜卜材料，顯示了古蜀文化在“廟堂”這一層麵，與(yu) 中原精神文化的內(nei) 在契合。

《華陽國誌·巴誌》記載，巴蜀的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義(yi) ，世號靈義(yi) ”。任乃強指出：“秦漢以後，卜主用蓍，不用龜。蜀人猶有能龜卜者，則用此郡之大龜。”蜀人尚龜，至秦人入據蜀地後築成都城，仍多有遵循蜀巫、蜀龜而造城或以龜預測吉凶的傳(chuan) 說。據《三國誌·魏書(shu) ·三少帝紀》記載，鹹熙二年二月，“朐縣獲靈龜以獻，歸之於(yu) 相國府”。可知到三國時期，巴蜀仍產(chan) 可用於(yu) 卜的“靈龜”。這也表明，巴蜀文化地區使用龜卜有漫長的曆史源流傳(chuan) 統。

在早期中原的精神觀念中，龜甲象征著宇宙的結構，占卜對應著水中之龜與(yu) 火這兩(liang) 種宇宙元素的結合。古蜀人將龜甲和龜卜引入到宗廟祭祀區，也顯現出這精神領域與(yu) 中原文明之間的密切關(guan) 聯。宇宙觀、世界觀屬於(yu) 一個(ge) 人群文化中最保守和最具有文化共同體(ti) 屬性的元素，三星堆人群在精神和宇宙觀層麵，與(yu) 中原人群分享著同一套觀念，顯現出其古代華夏式精神內(nei) 核的基本性格。


此外，三星堆也大量使用商代的青銅大口尊酒器。其中各類商式青銅尊、罍器的出土，包括三號坑中新見出土的頭頂銅尊祭祀人像，也顯示了對中原商代“重酒組合”禮儀(yi) 的接受。在三號坑中還出土有一件青銅方尊，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禮器也是一樣的，可以被稱之為(wei) “孿生兄弟”，這些又表明三星堆人非常有意識地模仿和接受“殷禮”的禮器，尤其是這種酒器。

跪坐祭壇中央的小銅人像，身後背負著一件青銅罍，以罍將祭祀中的貴重祭品置於(yu) 祭壇的中心。“這些現象都顯示出三星堆先民對於(yu) 青銅尊、青銅罍這類中原青銅文明中最具禮儀(yi) 性質的‘國之重器’的高度尊崇之情”。殷人重視酒祭，殷式尊、罍禮器組合呈現為(wei) 著名的“重酒組合”風格，這種凸顯殷商式“重酒”文化的禮器，正是拿捏到了“殷禮”的精髓。


（二）三星堆也使用本土的“蜀禮”

當然，三星堆禮器也帶有濃厚的本土文化元素，其黃金權杖、黃金麵具、青銅神像、獸(shou) 像、人物群像組合等風格，皆不同於(yu) 中原祭祀的唯獨重視青銅禮器，且使用神主、立屍之禮。三星堆青銅文化在價(jia) 值觀、禮儀(yi) 形態、禮器等具體(ti) 方麵具有比較鮮明的地方性、本土的獨特風格，這些地方性的禮儀(yi) 係統，可以稱之為(wei) “蜀禮”。

考古學者指出，早期文明中的價(jia) 值觀差異頗大，相比於(yu) 重視黃金的西班牙人，阿茲(zi) 特克人更重視羽毛。與(yu) 此類似，早期中原文化中也不太重視黃金禮器，張光直就認為(wei) ：“商人少金這一現象，隻能從(cong) 商人自己的價(jia) 值觀與(yu) 他族不同這方麵來解釋。”中原中商時期的鄭州書(shu) 院街二號墓中，雖然也出土有一件可能是金麵具的黃金“覆麵”，但對於(yu) 其禮儀(yi) 功能和性質，目前還存在爭(zheng) 議。因此，中原地區仍然與(yu) 古蜀文化多見高規格黃金麵具的禮儀(yi) 製度之間存在差異。


有學者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在於(yu) 它呈現了多樣性，它是唯一用青銅鑄造類型迥異的器物的地方，體(ti) 現了地方的信仰係統。沒有別的地方文化曾發現以這種方法用青銅來表達自己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政治、宗教精英，也非常熱衷於(yu) 將來自中原的青銅禮器尊、罍等，與(yu) 表達自身“蜀禮”精神元素的部分進行混合，其典型例子便是將商代祭祀的青銅尊，與(yu) 古蜀神人、神鳥等形象進行拚接。

其中祭祀區八號坑中出土立人神獸(shou) ，與(yu) 三號坑出土頂尊跪坐人像拚合的“銅獸(shou) 馱跪坐人頂尊銅像”（圖4），以及銅方座四人跪抬單獸(shou) 雙人，頂托四聯青銅觚，而銅罍座倒立鳥足頂尊人像，則將古蜀精神世界中的神鳥與(yu) 青銅尊禮器結合在一起。學者認為(wei) 這些器物元素的組合，體(ti) 現了古蜀人精神信仰方麵，借助通神器具由地麵升天的地方性宗教觀念。這些複雜的青銅立體(ti) 群像組合，在表達蜀人自身宗教、精神世界與(yu) 禮器藝術的同時，將中原禮器融入其中，顯現出“蜀禮”的特質。

此外，三星堆與(yu) 金沙大量將象牙用於(yu) 宗教祭祀禮儀(yi) 的現象，也是非常獨特的。在中原文化係統中，“元龜象齒”象征著財富，而象牙有時也被用於(yu) 宗教活動。如《周禮·秋官·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wei) 陵。”意思是說將兩(liang) 段象牙一縱一橫貫穿橭木，組成一種十字形的器物，沉入水中就可以殺死邪惡的水神，甚至能使水神所居的深淵變為(wei) 高地。中原宗教禮儀(yi) 中對象牙的使用記載很少，而三星堆和更晚期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祭祀禮儀(yi) 活動中的象牙使用情況則非常頻繁，數量巨大，這或許和當時成都平原水患頻發有關(guan) 。

有學者認為(wei) ，中原《周禮》文獻中對象牙使用方法的記錄，正是通過居住在寶雞高地的貴族與(yu) 南北使節那裏，從(cong) 蜀地獲得的知識。這也是三星堆地方性獨特之處，既使用“蜀禮”，也兼用一些古舊的“夏禮”。在夏商方國聯盟時期，中原王朝或從(cong) 禮樂(le) 上對周邊方國有一些輻射或影響，但當時常見情況是“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禹入裸國則解衣服，尊重各方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

  圖4  三星堆銅獸(shou) 馱跪坐人頂青銅尊銅像數字複原

  
四、殷墟、周原甲骨中的“蜀”及其相關(guan) 問題

三星堆古蜀與(yu) 中原文化之間存在精神文化知識的交流，並且使用一些夏禮。但殷墟甲骨卜辭中所謂對“蜀”的記載，則未必能視為(wei) 當時四川的古蜀文明。殷墟甲骨中那個(ge) 被釋讀為(wei) “蜀”的字，孫詒讓、王襄、葉玉森、商承祚、姚孝遂、肖丁等人主張這是“蜀”字；陳夢家、饒宗頤、裘錫圭、陳漢平等則釋讀為(wei) “旬”，在山西臨(lin) 猗縣西南的“郇城”，李學勤也認為(wei) 這個(ge) 字是“旬”而不是“蜀”，在山西新絳。殷墟卜辭中常出現“蜀”受年、不受年，“蜀”射三百之類，該地當距離商王畿並不太遠。《合集》20584記載癸巳在“蜀”，癸卯就到了商，癸卯是癸巳十天以後，也就表明從(cong) 這個(ge) “蜀”到商朝王畿隻需要十天，顯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

在非王卜辭的子卜辭中，就有涉及該地的內(nei) 容，如《合集》21727、21729等連續卜問“至蜀亡禍”，《合集》21730“至蜀，我有史”。子組卜辭的占卜主體(ti) 是商朝的大貴族“子”，按理說如果與(yu) 蜀王交通，應當是商王責任範圍內(nei) 。但此處是“子”向“蜀”派出人員，其中有“子”的家臣“史”，對蜀外交顯然也不是“子”的家臣所適合擔當的。在與(yu) 子組卜辭關(guan) 係密切的YH251、YH330兩(liang) 坑卜辭中，也有“臣子來蜀”（圖5）的內(nei) 容。

這也顯示了，非王卜辭主人派遣家臣，前往蜀地的情形。此外，從(cong) 《合集》21723到21733等卜辭中（圖6），至“蜀”時間為(wei) 癸酉、癸巳、癸卯、癸醜(chou) 等，即大約十天左右就卜問一次關(guan) 於(yu) “至蜀”的問題，說明子組卜辭的主人對該地的重視程度，經常且有規律地派遣家臣前往“蜀”地。因此，該地應該是距離“子”領地並不遠的一處區域。而該地區與(yu) 子組卜辭家族的經濟、社會(hui) 聯係，則較為(wei) 緊密。

  圖5  非王卜辭記載的“臣子來蜀”，《合集》22374

  圖6  非王卜辭記載的“至蜀”，《合集》21724

  
當時中原很多地方都名為(wei) “蜀”，如《逸周書(shu) ·世俘》記載武王滅商後“新荒命伐蜀”，朱右曾在校釋中認為(wei) 這是在山東(dong) 泰安。從(cong) 《世俘》的曆日來看，從(cong) 殷墟到這個(ge) 蜀隻需要五六天或最多十天時間，顯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國。《左傳(chuan) ·成公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yu) 蜀”，這是山東(dong) 魯國的蜀邑。《後漢書(shu) ·郡國二》說長社“有蜀城，有蜀津”，即河南長葛也有蜀。楊寬就認為(wei) 蜀在河南禹縣東(dong) 北，即戰國魏地的濁澤，杜勇也認為(wei) 蜀在河南長葛。

《班簋》中也記載有蜀，唐蘭(lan) 據《漢書(shu) ·地理誌》齊郡廣縣說，以這一蜀地在山東(dong) 益都、壽光一帶，日本學者白川靜則認為(wei) 這個(ge) 蜀是“河南西部的古族”。李峰也認為(wei) ：“甲骨文中並沒有安陽和以三星堆為(wei) 中心的政權之間進行交流的直接證據。”無論怎樣，當時中原確實有各類不同的“蜀”地，殷墟卜辭中的那個(ge) 字就算不是“郇”，而是“蜀”，應該也不會(hui) 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之“蜀”。

筆者認為(wei) ，當時中原人確實也將四川盆地稱為(wei) 蜀，不過能夠最早確定為(wei) 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證據，應該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該字形中有“蜀”字之“蟲”，而殷墟甲骨那個(ge) 被誤讀為(wei) “蜀”的旬字，並沒有“蟲”符。此外，周原距離蜀地尤其是蜀的漢中地區相近，不像商王畿那樣遙遠。周原甲骨H11：68有“伐蜀”的記載，H11：97有“蜀克”二字，李零認為(wei) 這是商末周初時期周人記錄的周、蜀關(guan) 係。

王暉也指出，周原甲骨中的蜀，便是《牧誓》中周武王聯合庸、蜀等八國之蜀，周文王時期周人先伐蜀，並“克蜀”，四川的蜀國臣服周人後，在周武王時期參與(yu) 了滅商之戰。這個(ge) 蜀，包括了四川及陝西南部的漢水流域。蜀人參與(yu) 滅商的牧野之戰，獲得巨大勝利，《尚書(shu) 》中有《分殷之器物》一篇佚文，當為(wei) 滅商後周人將殷商寶物分賜給參戰各盟國的記載。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觶（圖7）、覃父癸觶（圖8），乃是標準的殷人貴族器物，這是蜀人參戰獲得的勝利品。

  

圖7  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觶  

  圖8  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觶  

此外，1985年廣漢古雒城西門外的窖藏或灰坑出土一件殷商獸(shou) 麵紋青銅尊，圈足內(nei) 側(ce) 有銘文“潛”字。經李學勤鑒定，銅尊時代為(wei) 殷墟晚期偏早。在金沙遺址的“青羊興(xing) 城建”地點，也出土了一件青銅簋，形製與(yu) 紋飾屬於(yu) 商末周初。這兩(liang) 件典型的中原尊、簋青銅禮器，應當也是蜀人參與(yu) 伐商所獲。出土西周《班簋》銘文記載之蜀、繁，周振鶴師認為(wei) 就在彭州市的西北。《太平禦覽》卷八五引古本《竹書(shu) 紀年》記載周夷王二年，蜀人“來獻瓊玉”。《逸周書(shu) ·王會(hui) 》中則記載成周之會(hui) ，“蜀人以文翰”。此種“文翰”，即三星堆三、四期出土的神鳥，是蜀人的神物。

三星堆三號坑出土青銅神壇立姿人像，雙手所持的青銅神鳥，應當就是古蜀人的“文翰”之屬。蜀人將本邦的神物獻給周，也顯現出對中原周朝的敬意。1972年重新發現的《班簋》銘文，記載毛公“秉繁、蜀、巢”，即西周王朝重臣毛公，負責與(yu) 繁、蜀、巢有關(guan) 之事務。其中之“繁”，李學勤認為(wei) 即漢代的蜀郡繁縣，是古蜀國的一部分。這些線索均表明，西周時蜀地各部族與(yu) 中原王朝之間，一直保持著聯係。

可以說，古蜀人與(yu) 中原的關(guan) 係，一直未曾中斷。從(cong) 大禹出西羌的傳(chuan) 說，結合諸多考古資料，顯示出傳(chuan) 說背後有真實的曆史影子。三星堆文化以蜀禮為(wei) 體(ti) ，夏禮為(wei) 用，也是以“禮失求諸野”的身份遙尊中原文化。而三星堆神樹反映的扶桑、十日宇宙觀，則顯示了當時古蜀人在精神層麵上與(yu) 中原地區的息息相通。殷墟甲骨中的“旬”雖不是“蜀”字，但周原甲骨對“蜀”的記載卻是確鑿無疑的，古蜀國也參加過中原的牧野之戰，並獲得了戰利品，周王亦尊重古蜀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

“夏禮”之外，三星堆也用“殷禮”。此外，青銅神樹所顯現的扶桑—十日式宇宙觀，同樣是“殷禮”式文化認知範圍內(nei) 的產(chan) 物。三星堆也和中原地區的古代文化一樣，高度重視玉禮器，大量的玉璧、玉琮、玉璋等禮器，體(ti) 現了中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的精神文化內(nei) 核。在中原甲骨中，也有以玉璧為(wei) 禮樂(le) 的記載，如《花東(dong) 》37（H3：123+373）就有“白璧啟丁”的記載，即以白玉璧敬獻給商王為(wei) 禮，又《花東(dong) 》196“子其呼多尹入璧”，即讓各族長以玉璧納於(yu) 商王行禮。

《花東(dong) 》490記載“以璧、玉於(yu) 丁”，也是以璧和玉，作為(wei) 敬獻之禮。何組卜辭亦雲(yun) “璧用……祖□”。可見古蜀使用玉璧祭祀，與(yu) 當時“殷禮”是一致的。雖然環太平洋文化圈中很多國家都有重視玉的現象，但玉璧、玉琮等禮器形製是古代中國所獨有的，並具有獨特的精神文化內(nei) 涵，這些都表明三星堆在宇宙觀、精神世界、宗教祭祀、價(jia) 值趣味這些最關(guan) 鍵核心要素方麵是中國獨有的。


結論

中國早期文明在最高禮儀(yi) 表達中的物質載體(ti) ，便是體(ti) 現為(wei) “青銅—玉器”的這一獨特組合方麵。這一點區別於(yu) 古代歐亞(ya) 各文明有青銅禮器但無玉禮器，而美洲和環太平洋圈諸人群則有玉禮器而無青銅禮器的現象。三星堆文化是典型的青銅—玉器組合來表達禮樂(le) 的社會(hui) ，這些特質顯示出中國本土文明的特征，屬於(yu) 中國本土“青銅—玉器文明”內(nei) 部的一種地方性類型。蘇秉琦關(guan) 於(yu) 中華文明起源著名的“滿天星鬥”說，認為(wei) 中國各區域獨立起源的地方性文明，都為(wei) 整個(ge) 中華文明的誕生與(yu) 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以三星堆青銅文化為(wei) 代表的古蜀文明，正是中華文明在西南大地上的重要分支，它在高度發展了自身獨特的地方性青銅文化的同時，也保持著與(yu) 中原文化之間的血脈交流。三星堆最核心的精神文化要素無論是青銅神器、還是玉禮器本位、宇宙觀之類都是中國文明的，其中既有“夏禮”的元素，也有“殷禮”的元素，而大量獨特的本地青銅藝術造型，又顯現了“蜀禮”的自成一係，它是綜合了夏禮、殷禮、蜀禮共同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特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國古代西南青銅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