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yu) 經濟自由

作者：盛 洪

來源：中評網 （本文選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首發於(yu) 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時略有刪改。此為(wei) 全文首發。 ）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十九日庚戌  

             耶穌2015年11月30日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費”

儒家的一個(ge) 基本哲學精神是什麽(me) ？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傳(chuan) 統，最可貴的是，對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對非經驗部分非常謹慎，保持敬畏。這導致了一種自然秩序哲學。

《論語》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段對話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裏，遵從(cong) 它就夠了。這包含著儒家社會(hui) 治理的基本思想，與(yu) 經濟學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側(ce) 重講經濟自由與(yu) 經濟製度。

由於(yu) 儒家有這種自然秩序哲學的取向，必然導致經濟自由製度的取向。這種自然秩序的原則用到社會(hui) 中，其傾(qing) 向就是讓社會(hui) 自己運轉，盡量不要幹預。

孔子主張政府惠而不費。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老百姓認為(wei) 什麽(me) 有利就讓他們(men) 去做，這不就是惠而不費了嗎？老百姓認為(wei) 市場有利，就去交易，進行平等談判，自願達成契約，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學說主導的兩(liang) 千多年，這是基本原則。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麽(me) 會(hui) 有經濟自由主義(yi) ？後來看了侯家駒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shu) ，又讀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張經濟自由的。

輕徭薄賦，堯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就像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那樣，整個(ge) 社會(hui) 繁榮起來。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費用，而是說費用很少。它導致輕徭薄賦和小政府。

輕徭薄賦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反對加稅。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幫助季康子聚斂稅賦，孔子說，冉求哪裏還是我的學生，對他要“鳴鼓而攻之”。

孟子講過“百裏可王”。施仁政於(yu) 民，省刑罰，薄稅斂，就可以做王了。輕徭薄賦會(hui) 激勵生產(chan) ，老百姓能獲得所創造財富的較大比例，人們(men) 會(hui) 從(cong) 四麵八方歸往過來，這個(ge) 政治領導人豈不就是王了嗎？

儒家知道，稅賦不可少。他們(men) 承認有王和國家，承認一套社會(hui) 製度，這套社會(hui) 製度要有費用，提出了類似於(yu) 最佳稅率的概念，叫“堯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錢應該恰當，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問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稅率5%，怎麽(me) 樣？孟子回答說：“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個(ge) 少數民族的名字，按當時的說法是蠻夷。孟子說“你這是蠻夷的作法。”

孟子問：“萬(wan) 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一個(ge) 國家很大，隻有一個(ge) 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夠用。蠻夷不種五穀，主要是打獵、采集，農(nong) 業(ye) 上不發達，“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這些都是有形的和無形的公共物品，“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稅率是合適的。但“今居中國，去人倫(lun) ，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國，沒有禮樂(le) 製度和政府結構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稅率，太低了，不可以為(wei) 國。

孟子接著的一句話很精彩，“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堯舜的稅賦是多少呢？十稅一。按現在經濟學的說法是“最佳稅率”。著名的拉弗曲線講，有一個(ge) 稅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時社會(hui) 福利也會(hui) 最大化。低於(yu) 最佳稅率，就是蠻夷。

孟子接著說：“欲重之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稅賦多於(yu) 1/10，就是暴君。堯舜之道是最佳的稅率。在孟子那個(ge) 時代，覺得恰當的就是十稅一。當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稅一，後來中國的發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國家比較大，公共物品就有規模經濟性，平均成本就會(hui) 低，稅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漢景帝時是三十稅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賦大約5%。康熙時推行“攤丁入畝(mu) ”，並承諾“永不加賦”。有一項對清代田賦的研究說，到了清未，實際田賦也隻有2~4%。

不與(yu) 民爭(zheng) 利

再一個(ge) 原則是“不與(yu) 民爭(zheng) 利”，在儒家的傳(chuan) 統中這是很強的觀念。

《史記》記載，春秋戰國有個(ge) 叫公儀(yi) 休的人，在魯國當宰相，當大官後回家，看菜地裏種著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織布，就把織機毀了。為(wei) 什麽(me) ？他的道理是，我當了官，政府給我奉祿，就不應做這些事。種菜織布拿到市場上賣，我的東(dong) 西賣出去了，可能別的老百姓就賣不出去。這就是與(yu) 民爭(zheng) 利。這個(ge) 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織”是一個(ge) 成語。

這個(ge) 原則在後來的多次辯論中都被提出來。比如在漢代《鹽鐵論》的爭(zheng) 論中，在北宋新舊黨(dang) 的爭(zheng) 論中，都會(hui) 提到這個(ge) 原則。如果有人提設立官營的工業(ye) ，就會(hui) 有士大夫站出來說，這不對，是與(yu) 民爭(zheng) 利。

總體(ti) 來講，儒家基本的經濟製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yi) 的取向。這是一個(ge) 基本結論。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yi) 的取向，會(hui) 使一個(ge) 社會(hui) 更有效率。裏麵包含有多層邏輯。第一層邏輯是，如果老百姓之間自由交易，自願達成契約，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願的，交易或契約就會(hui) 缺乏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講，自由自願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價(jia) 就不在均衡點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過剩就是有短缺。政府製定價(jia) 格，可能低於(yu) 均衡價(jia) 格，但會(hui) 導致供給減少，需求不能被滿足，整個(ge) 社會(hui) 就會(hui) 丟(diu) 掉這麽(me) 大一塊福利。所以隻要是自由交易，會(hui) 帶來財富的增量；整個(ge) 社會(hui) 這樣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會(hui) 越繁榮。

更一般地說，這就是一致同意原則。隻要一致同意，就會(hui) 達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隻要這個(ge) 交易是雙方同意的，就是一個(ge) 最佳結果，對應的就是帕累托最優(you)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在這個(ge) 基礎上，人們(men) 為(wei) 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hui) 就會(hui) 導向效率更高的結果，比如說，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的結果。如果是一個(ge) 奉行經濟自由的社會(hui) ，它的分工會(hui) 越來越細化，專(zhuan) 業(ye) 化程度越來越高。計劃經濟的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就很難發展。我的博士論文《分工與(yu) 交易》就是講計劃經濟時期為(wei) 什麽(me) 無法推動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的發展。

經濟自由還導致社會(hui) 的製度不斷演進，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比如交易製度演進，一開始是偶然的交換，後來發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專(zhuan) 業(ye) 商人、大型百貨商場、連鎖店和貿易中心，等等。隨著交易的進行，有關(guan) 交易的製度不斷演進。金融市場能更容易看到這種製度發展：如金屬貨幣、紙幣、股票、存款、貸款、期票、匯票、期貨、期權等等。

簡單地講，經濟自由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經濟製度和社會(hui) 政策的基礎。經濟自由主義(yi) 的表層意思是給個(ge) 人經濟自由，尊重市場，小政府，輕稅賦；深層含義(yi) 就是遵從(cong) 自然秩序。我們(men) 注定不能完全了解這個(ge) 社會(hui) 、世界、宇宙；當我們(men) 不知道、沒把握時，隻能對自然秩序保持一種敬畏的態度，尊重、畏懼它就夠了，它自然會(hui) 給我們(men) 一個(ge) 好的結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會(hui) 帶來好的結果，這是一種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計算所能把握和預料的。經濟自由主義(yi) 更深層次的思想，是一種哲學。

我比較早地對儒家感興(xing) 趣，就是從(cong) 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寫(xie) 過一篇文章，叫“中國先秦哲學和現代製度主義(yi) ”。前些年，我寫(xie) 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這段話來總結改革的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偉(wei) 大，而是我們(men) 遵從(cong) 了這樣一種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從(cong) 市場領域退出，“不與(yu) 民爭(zheng) 利”所獲得的結果。

總結如下：儒家主張的是遵從(cong) 自然秩序的原則取向，強調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的是“輕徭薄賦”，強調的是最佳稅率，強調的是小政府，也強調“不與(yu) 民爭(zheng) 利”。

儒家自由經濟思想的實施與(yu) 傳(chuan) 播

儒家的這些主張，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如清代的稅賦很低。康熙以後不收人頭稅，隻收田賦，攤丁入畝(mu) ，大約是5%的稅率。一個(ge) 儒家主導的社會(hui) 經濟秩序，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和強調輕徭薄賦、小政府的秩序，人們(men) 有基本的經濟自由。

當然曆史過程中穿插著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製。秦就是暴政，稅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麽(me) 多公共工程，稅率也很高。漢武帝時期，因為(wei) 任用桑弘羊這些人，搞官工業(ye) ，各種政府幹預，都有問題。

中國曆史以儒家主流為(wei) 主，但其間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變法，是很糟的“變法”，一個(ge) 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斂財政收入。它的結果不好，稅率上來了，稅收總量並沒有上來。儒家舊黨(dang) 反對王安石，認為(wei) 這樣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則。

同時，曆史有擾動。宋代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尤其在南宋，被擠壓到南方，當時海上絲(si) 綢之路已經開辟。宋以後，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貿易。主要的貨物有瓷器，包括現在大家非常熱衷的青花瓷，還有絲(si) 綢，茶葉等。但其間有海禁，原因不是因為(wei) 反對自由貿易，而是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軍(jun) 事原因。比如有海盜。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響歐洲。這有大量的曆史文獻可以證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現代經濟學的中國淵源”，1993年在《讀書(shu) 》上發表過，有比較完整的敘述。在十六、七世紀，有大量歐洲傳(chuan) 教士到了中國，目的是傳(chuan) 播基督教，同時了解和學習(xi) 中國的文化。他們(men) 把中國的這些思想傳(chuan) 到歐洲，對歐洲產(chan) 生了影響。歐洲當時處於(yu) 啟蒙時代，啟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的儒家、道家的影響，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思想資源。

有一本書(shu) 叫《中國：歐洲的楷模》，是馬弗裏特寫(xie) 的，有大量記載。我在芝加哥大學找到過英文版。上部分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麽(me) 通過傳(chuan) 教士傳(chuan) 到歐洲，有很多筆記、信件，在歐洲產(chan) 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響。下卷是魁奈的一本書(shu) ，叫《中華帝國的專(zhuan) 製製度》，這本書(shu) 對中國的思想和製度有一個(ge) 相對全麵的梳理，當時歐洲人很激動，接受了很多這樣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內(nei) 容就是有關(guan) 自然秩序的哲學，對歐洲知識分子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

魁奈一直在關(guan) 注中國，但他的《中華帝國的專(zhuan) 製製度》前七章，按照現在的學術道德講知識產(chan) 權，很成問題，大量剽竊了一個(ge) 傳(chuan) 教士有關(guan) 中國的敘述。隻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寫(xie) 的，講到了中國這套製度的基本原則是什麽(me) 。

所以，儒家的這些思想非常實際地影響到了西方知識界和西方經濟學的建立。經濟學是在實際上實現過中西匯通的學問，不是牽強附會(hui) 地說這兩(liang) 種文化傳(chuan) 統很相似。這是曆史，有案可緝，沒有猜測成份。當時西方世界稱魁奈為(wei) 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許多孔子的思想。

中國的曆史，儒家隻是斷斷續續地占主導地位。期間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導作用的，漢武帝後，儒家的影響才逐漸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優(you) 勢地位。法家也在不斷起作用。

在漢武帝時期，因文景之治的休養(yang) 生息，有了一定的國力以後，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斂財政收入，桑弘羊要求鹽鐵專(zhuan) 營，辦官工業(ye) ，一套官僚壟斷的製度就建立起來。漢昭帝時爆發了鹽鐵會(hui) 議的爭(zheng) 論。文學賢良們(men) 反對桑弘羊這些官僚階層聚斂更多財政收入用於(yu) 軍(jun) 事開支的主張。《鹽鐵論》把這場爭(zheng) 論記錄了下來，它反映，當麵對官僚壟斷時，儒家主流精英們(men) 會(hui) 奮起捍衛儒家的基本原則。鹽鐵會(hui) 議後，漢朝政府取消了對酒的壟斷，也部分取消了鹽鐵專(zhuan) 營。從(cong) 長期來看，漢以後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製度和較低的政府稅賦的經濟結構。

所以，不能排除曆史上會(hui) 出現政府幹預的事情，但總有爭(zheng) 論，通過這些爭(zheng) 論，能看到儒家這些原則總是存在。

浙東(dong) 學派與(yu) 儒家主流

儒家裏有一派叫浙東(dong) 學派，有陳亮、葉適等，強調儒家的功利主義(yi) 層麵。如果義(yi) 是對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確，就應該有事功。有一本書(shu) 叫《功利主義(yi) 儒家》，對此做了專(zhuan) 門討論，作者叫田浩。功利主義(yi) 儒家不算主流，他們(men) 強調義(yi) 利合一，義(yi) 利並舉(ju) 。有點像墨子講的“義(yi) 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認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認老百姓的利，也承認君王的利。孟子勸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說，他不能行仁政，因為(wei) “寡人好色”。孟子說，你好色沒關(guan) 係，隻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說“寡人好貨”，孟子說，你好貨也沒關(guan) 係，隻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貨，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義(yi) ，承認欲望，承認功利，但不以功利為(wei) 最高目標，要超越功利。義(yi) 利之辯，在義(yi) 和利之間，更強調義(yi) 。這是朱熹和陳亮之間的微妙區別。

朱熹和陳亮辯論，陳亮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朱熹說，“固是得道義(yi) 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yi) 而功利不至者”。兩(liang) 者之間區別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陳亮講的義(yi) 是形而下的，經驗的，是人和人互動形成的均衡。“義(yi) 者利之和”，有著利益衝(chong) 突的人之間達成的均衡就是義(yi) 。在互相衝(chong) 突的個(ge) 人之間，找到解決(jue) 方案，一個(ge) 均衡點。很了不起，這也是製度經濟學強調的好製度的一個(ge) 特點。

但是這個(ge) “義(yi) ”跟朱熹所講的“義(yi) ”有所不同。朱熹講的是超越的義(yi) ，這個(ge) 義(yi) 是經驗所不能或較少體(ti) 會(hui) 到的，必須從(cong) 整體(ti) 主義(yi) 的角度，超越地去體(ti) 驗、發現。

如果隻有經驗推導的形而下之義(yi) ，這個(ge) 社會(hui) 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沒有超越的義(yi) ，沒有宗教性，國家與(yu) 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隻靠經驗是不夠的。所以，超越的義(yi) 有某種性質，會(hui) 帶來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結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從(cong) 經濟學的角度看，朱熹講得更對。現代經濟學發現了市場失靈。再擴大一點說，就是個(ge) 人主義(yi) 失靈，僅(jin) 從(cong) 個(ge) 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會(hui) 出錯。這就是朱熹所說，也有“得道義(yi) 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要有其它方法來補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於(yu) 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靈，人們(men) 不可能完全監督政府，所以最終還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義(yi) ”。

用簡單的數字比喻，陳亮是說，義(yi) 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說，義(yi) 和利在99%的情況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這是他倆(lia) 的區別。這1%就是市場失靈，個(ge) 人主義(yi) 失靈。但現代社會(hui) 中，最重要的是解決(jue) 那1%的情形。所以我說，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陳亮的更接近正確。

但是，就是這些功利主義(yi) 的儒家，會(hui) 在某些時候起積極作用。他們(men) 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義(yi) ，就是《道德情操論》裏的道德，即大家為(wei) 了自己的利而去達成道德上的均衡，達成一種對道德的遵從(cong) 。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種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wei) 人們(men) 從(cong) 自己的利益出發，沒有引進“上帝”。

斯密思想對於(yu) 歐洲中世紀神權壓人權的狀態就是一種反抗，這是他的合理性。神權壓人權含有某些人的特權在其中，如教會(hui) 的特權。斯密的自由主義(yi) 有非常積極的意義(yi) ，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氣壯地爭(zheng) 自己的利益，還一個(ge) 含義(yi) 就是打破強權集團對利益的壟斷。

浙東(dong) 學派也這樣。改革開放後，為(wei) 什麽(me) 浙江發展得比較快？和浙東(dong) 學派的傳(chuan) 統有關(guan) 。但我要強調，這個(ge) 社會(hui) 和世界還有很多東(dong) 西超過我們(men) 的理解，所以我們(men) 不能僅(jin) 遵從(cong) 經驗，也要遵從(cong) 超越的理解，要逐漸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張的義(yi) 利之辯。第一承認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後是超越功利。這是一種恰當的態度。

所以通過儒家主流和功利主義(yi) 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yi) 和浙東(dong) 學派有著微妙的區別，也和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yi) 有微妙的區別。它在強調利和由利驅動的自然秩序時，也強調超越的義(yi) 。但它不把超越的義(yi) 太誇張，隻是說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men) 必須考慮到。

這就是儒家對社會(hui) 秩序，經濟製度、政策的一個(ge) 基本取向，一個(ge) 與(yu) 現代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yi) 稍有區別的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yi) 。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