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比幹廟

作者：盛洪

來源：“盛士微言ONE”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八日庚申

          耶穌2019年3月24日

路過新鄉(xiang) ，聽說有比幹廟，順路遊覽，不想大有收獲。大多數中國人，大概是從(cong) 《封神演義(yi) 》中知道比幹的名字的，我也是。他的故事，大致如《封神》所說，因批評商紂王被挖心而死。在正史如《史記》中，太史公說，“紂愈淫亂(luan) 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yu) 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幹曰：‘為(wei) 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zheng) 。’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幹，觀其心。”這也許是中國最早的極諫而死的記錄。

比幹廟就設立在當初的比幹墓的位置上。《尚書(shu) 》記載，“武王克殷，封比幹墓”，大概就是在這兒(er) 。有周武王的銅盤銘為(wei) 證。當然原物早已丟(diu) 失（一說為(wei) 日人所藏），留有拓片。銘文說，“左林右泉，前岡(gang) 後道；萬(wan) 世之靈，於(yu) 焉是保。”說是“萬(wan) 世之靈”，即是說他的行為(wei) 有垂範萬(wan) 世的價(jia) 值。

周武王銅盤銘

也許有人會(hui) 說，這不過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後的政治做秀。但後來周朝的成功，決(jue) 不是一時的機巧所能解釋。周人眼睜睜地看著殷商丟(diu) 了天命，不會(hui) 隻是認為(wei) 自己的運氣好，他們(men) 著實認真地總結了殷商的曆史教訓。在伐商的《泰誓》中，周武王已說，“剝喪(sang) 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shang) 。”殘害進諫忠臣，堅持自己的罪惡，就該興(xing) 師問罪。在《尚書(shu) 》中也有充分的記載。其中一點，就是後期的商朝統治者認為(wei) 自己是天生的統治者。當有人警告商紂王“老百姓要造反了”時，商紂王竟然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既然生來就是統治者，就無需擔心被人推翻，也就不需要糾正什麽(me) 錯誤，強諫之人比幹也就該死。

這對周人來講真是“殷鑒不遠”。所以周朝就逐漸形成了搜集和鼓勵批評的製度。如《詩經》中《風雅頌》之“風”，被《毛詩序》解為(wei)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據說周朝專(zhuan) 門設立“風官”，其職能是到民間采集“風刺”之詩，用來警戒和檢討施政之失。《詩經》中之“風”部主要是采集而來。“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的千古名句，也是出自周朝的召公之口，當時是批評周厲王“弭謗”所發。以周開創的傳(chuan) 統為(wei) 基礎，中國經漢唐宋，形成了較成熟的諫議製度，即正式的批評皇帝和行政部門的製度。

一貫崇尚西周製度的孔子，自然很肯定比幹的精神。在比幹廟中，我們(men) 發現有“孔子劍刻碑”。碑文曰“殷比幹莫”，為(wei) 變體(ti) 隸書(shu) 。如真是孔子所刻，那就是孔子留下來的唯一真跡，甚至是春秋留下來的唯一碑刻。不過多數行家以為(wei) 春秋時尚無隸書(shu) ，所以應是漢以後的人所作，並非孔子。這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隻是可信可不信的小問題。毋庸置疑的是，孔子在文化價(jia) 值上肯定這種批評精神。他說“殷有三仁焉”，比幹位列其中。孔子的肯定非同小可，因為(wei) 其後兩(liang) 千多年，均以孔子儒家為(wei) 正統，比幹精神就是政治正確。

孔子劍刻碑

在這種政治正確的籠罩下，曆代政治人物要麽(me) 真心遵循，要麽(me) 假意稱頌，總之不會(hui) 公然反對。廟中還有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幹文”的碑刻，洋洋灑灑，文辭華麗(li) ；其中說道“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既頌揚周武封墓，又渴望比幹一樣的忠諫之士。大家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是進行了漢化的鮮卑皇帝，接受肯定批評的政治正確，可見他深得中華精髓。

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幹文”局部

接下來就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贈殷太師比幹詔”，這與(yu) 李世民“從(cong) 諫如流”的形象頗為(wei) 吻合。作為(wei) 詔書(shu) ，其一開篇即是：“門下。……”即寫(xie) 給門下省之意，這是漢以後逐漸形成的詔書(shu) 格式。之所以要寫(xie) 給門下省，《比幹廟古碑刻解析》（霍德柱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解釋說，“‘門下’屬政府機關(guan) 中的審議機構，有權反駁中書(shu) 省所擬之詔。”僅(jin) 這一格式，就說明當時的諫議審查製度已經發展到何等成熟程度。皇帝發詔書(shu) 首先要寫(xie) 出草稿，交由中書(shu) 省擬詔。如中書(shu) 省有不同意見，還可駁回，稱為(wei) “封駁”。據此碑中殘留的信息，此詔由中書(shu) 令岑文本所擬。擬詔時，首先想到的是此詔書(shu) 要經門下省審查，所以直接先寫(xie) “門下”。

唐太宗“贈殷太師比幹詔”局部

唐太宗同時也有祭文。在一貫的稱頌比幹和譴責商紂外，對比幹的具體(ti) 批評形式頗有婉轉微辭。如“三諫不入，奉身而退，聖人之道也。何必殉形於(yu) 國，以速商殷之亡；剖心於(yu) 朝，以深獨夫之罪！”其意強調，批評很好，但要珍惜生命；也包含了“批評最好不要激化對立和衝(chong) 突”的意思。這也在肯定批評的大前提下，對批評有著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唯一標準。在有時，“死”代表了強度和決(jue) 心。

比幹廟曆經戰亂(luan) ，幾毀幾建，延綿不絕。這說明比幹廟隻是比幹精神的外在軀殼。後來元明清各朝都有士大夫或帝王前來拜謁，清乾隆皇帝也題詩一首頌揚比幹。直到民國，林森主席也曾兩(liang) 次派人祭謁。今天來到比幹廟，仍是遊客絡繹。這說明，自周傳(chuan) 承下來的政治正確的批評精神，無論遭到何種打擊，都仍是中華文明不可否棄的組成部分，甚至是精華部分。

隻是近幾十年來，它曾被人遺忘。因為(wei) 當批評被分為(wei) “好的”和“壞的”，“無產(chan) 階級的”或“資產(chan) 階級的”時候，批評精神本身就會(hui) 受到壓抑。因為(wei) 當政者不喜歡的批評就會(hui) 被冠以壞批評而遭壓製。這在毛時代達到極端。改革開放以後，雖然那種壓製批評的極端情形不再存在了，但這種否定批評的傳(chuan) 統依然延續了下來。

在另一方麵，比幹精神遭到另一種形式的解構。有人說，比幹給商紂王提意見，不過是為(wei) 了挽救商朝的腐朽統治，並不能解決(jue) 根本問題，他為(wei) 商朝而死不過是一種“愚忠”。這種議論暗示，隻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種貌似激烈的議論，反而解除了自己的批評武裝。因為(wei) 推翻暴政的威脅究竟是最後手段，不是隨便可以用的。實際上，效果恰恰與(yu) 革命者主張的相反。他們(men) 如果隻是推翻了一個(ge) 暴政，並沒有什麽(me) 貢獻；因為(wei) 如果製度不改，革命者自己遲早還會(hui) 回到舊製度。人們(men) 多是隻談“湯武革命”，而忽略了周在製度上的根本變革，這就是建立製度化的批評機製。而這又來自比幹以身殉道的強烈警示。

由此，比幹廟屹立在中華大地上，就是一個(ge) 永遠的製度警示。

2017年5月6日於(yu) 五木書(shu) 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