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思潮中的儒家價(jia) 值

——兼論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的局限與(yu) 缺失（下）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之《廣論政治儒學》（蔣慶著，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15年4月28日

（四）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四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不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市場分配製度存在著嚴(yan) 重的西化，這一西化已經嚴(yan) 重危及到社會(hui) 的穩定。我們(men) 知道，在西方的分配製度中，自由主義(yi) 強調私有產(chan) 權神聖不可侵犯，社會(hui) 主義(yi) 強調社會(hui) 公正絕對高於(yu) 私有產(chan) 權，二者都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基礎上，結果雙方均有看似合理的論證，長期爭(zheng) 辯不休，在實踐上造成了巨大的勞資衝(chong) 突，直接影響到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比如，自由主義(yi) 自然傾(qing) 向投資方一邊，社會(hui) 主義(yi) 自然傾(qing) 向勞工方一邊，雙方各自都有理，衝(chong) 突難以調和。具體(ti) 到當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潮主張保護私有產(chan) 權為(wei) 第一要務，左派思潮主張保護勞工權益為(wei) 第一要務，各自都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支持，互不相讓，結果在現實層麵往往不能調和勞資衝(chong) 突，影響了社會(hui) 的穩定。究其原因，在於(yu)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都是理性主義(yi) 思潮，都隻從(cong) 理性的立場來論證各自的合理性，而理性的特征是“二律背反”，即每一種理性的合理性在理性中都能成立，因而每一種理性的合理性都不能說服對方。也即是說，建立在理性主義(yi) 上的思潮不僅(jin) 不能平息衝(chong) 突，反而會(hui) 因各執其理而造成更大的衝(chong) 突，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所體(ti) 現的理性主義(yi) 在現實層麵不能調和就屬於(yu) 這種情況。因此，要解決(jue)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在市場經濟分配製度上的衝(chong) 突，就必須超越理性，避免在理性主義(yi) 的思維框架下來解決(jue) 問題。具體(ti) 到中國當今市場經濟的分配製度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已經危及到社會(hui) 的穩定。湯因比說，人類的內(nei) 戰，多由財富的分配不均所引起。所以，必須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然而，用自由主義(yi) 強調私有產(chan) 權的理性方式不能有效解決(jue) 這一問題，用左派社會(hui) 公正的理性方式也不能有效解決(jue) 這一問題，而隻有用儒家的“仁愛”方式才能有效解決(jue) 這一問題。這是因為(wei) ，“仁愛”超越“理性”，是一種同胞之間相互關(guan) 愛的真摯情感，在人與(yu) 人之間感通關(guan) 懷，相互慰藉，故用“仁愛”來解決(jue) 中國當今市場經濟分配製度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可以避免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之間永無休止的理性爭(zheng) 執，也可以解決(jue) 勞資之間各不相讓的利益訴求。儒家所謂“仁政”，就是用同胞之間“仁愛”的情感來解決(jue) 經濟政治問題，特別是解決(jue) 市場製度中的分配問題，使勞資雙方相互理解、相互體(ti) 貼、相互關(guan) 愛、相互讓步，相互和解，最終實現和諧相處，和睦共存。儒家在經濟分配上的理想是“均富”，堅決(jue) 反對“貧無立錐之地富則田連阡陌”的貧富兩(liang) 極分化（董仲舒語），但儒家的“均富”不是主張貧富之間各自依據理性的自利理由向對方爭(zheng) 奪權益，而是主張貧富之間本著“仁愛”的情感相互協調讓渡自己的權益。當然，在“均富”問題上，亦即在市場分配製度上，儒家認為(wei) 強式群體(ti) 要比弱式群體(ti) 承擔更多更大的道德責任與(yu) 政治責任，亦即資本方要比勞工方承擔更多更大的道德責任與(yu) 政治責任。這就要求資本方主動發揚“仁愛”的精神去建立“均富”的市場分配製度，讓資本方自發地本乎自己“民胞物與(yu) ”的道德情感將屬於(yu) 自己的利益（理性上、權利上和法律上屬於(yu) 自己的利益）盡可能仁慈地讓渡部分給勞工方，從(cong) 而建立起“均富”的市場分配製度。當年英國保護勞工權益的《濟貧法》，也是人類工業(ye) 化以來第一部保護勞工權益的立法，就是在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召感下製定的，而不是在理性計較爭(zheng) 奪下利益分配的產(chan) 物。在今天已經工業(ye) 化了的中國，隻有儒家思潮具有這種以“仁愛”精神建立“均富”製度的資源，而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則不具有這種資源，因為(wei) 二者都是理性主義(yi) 的產(chan) 物，而建立在理性計較上的利益分配必然是永無休止的權利爭(zheng) 奪。（資本方有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chan) 權，勞工方有絕對不可侵犯的生存權，二權難以調和。）由此觀之，由於(yu)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是西化思潮，故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所追求的市場分配製度也是西化的製度，即便左派反對自由派對私有產(chan) 權的過分強調導致了中國財富分配上的兩(liang) 極分化，但這一左派的反對也隻能是西方文化意義(yi) 上的反對，而非中國文化意義(yi) 上的反對。因此，在當今中國，隻有儒家思潮能夠從(cong) 中國文化意義(yi) 上來反對中國財富分配的兩(liang) 極分化，從(cong) 而克服中國市場分配製度上嚴(yan) 重的西化，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分配製度，即建立起根植於(yu) 儒家“仁愛”精神的“均富”的分配製度。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問題。

（五）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五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當代中國在迅速崛起，是一個(ge) 不爭(zheng) 的實事，但現代中國的崛起，發端於(yu) 中國近代屈辱挨打的曆程。近代西方建立的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國際規則，逐漸演變為(wei) 赤裸裸的殖民主義(yi) 規則與(yu) 帝國主義(yi) 規則，這一規則是以大欺小弱肉強食的不道德的“霸道”規則，托爾斯泰稱之為(wei) “強盜規則”，鄧小平稱之為(wei) “落後挨打規則”。為(wei) 了反抗這一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規則，避免落後挨打，中國奮起學習(xi) 西方，參與(yu) 了西方建立的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國際秩序的競爭(zheng) ，走上了強國救亡的道路。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逐漸接受並加入西方製定的國際規則，但當今西方製定的國際規則雖然不再是明顯的殖民主義(yi) 規則與(yu) 帝國主義(yi) 規則，卻仍然是隱性的建立在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基礎上的“霸道”規則，而這種“霸道”規則也仍然是一種不道德的規則。當初中國為(wei) 避免落後挨打，追求富國強兵加入了西方製定的這一規則而反抗西方，體(ti) 現了最基本的㡳線的公正，有天經地義(yi) 的正麵價(jia) 值。但是，現在中國逐漸富強了，明顯的救亡任務也已經結束了，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如果仍然主動參與(yu) 到西方製定的“霸道”規則中，即仍然毫無反思批判地主動參與(yu) 到建立在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規則上的國際秩序中，這就很難說是為(wei) 了實現反抗侵略的底線的基本公正。前麵已言，當今西方建立的國際規則實質上仍然是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規則，即“霸道”規則，隻是比一百年前有所隱諱有所克製罷了。然而，中國加入了這一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規則，就必須按照這一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規則行事，不可能加入這一規則又不按照這一規則行事，就比如接受足球規則參加球賽又不按照足球規則比賽一樣。由於(yu) 這一規則是不道德的“霸道”規則，中國加入這一規則就不可能擺脫這一規則的內(nei) 在邏輯，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這一規則的內(nei) 在要求行事。又由於(yu) 這一規則為(wei) 西方製定，西方人最了解這一規則的實質，這一規則的實質就是“強大必稱霸”，所以中國加入了這一規則又聲稱“強大不稱霸”，西方人自然不信。按照西方所理解的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國際規則，中國“強大必稱霸”，因而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才甚囂塵上。其實，中國早已加入了西方所建立的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國際規則，隻是交了一百多年的學費，到現在幾十年才熟練掌握這套規則，在按照這套規則行事上才逐漸成功，因而國家才開始崛起強大。所以，“中國威脅論”並非西方人故作恐慌抹黑中國，而是西方人深切感受到的現實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的崛起仍然按照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的規則行事，不僅(jin) 中國的崛起無任何道德意義(yi) ，連當初中國反抗西方侵略的底線的基本公正也會(hui) 喪(sang) 失，因為(wei) 按照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的規則行事就必然“稱霸”，以“稱霸”來反對“稱霸”在道德意義(yi) 上等於(yu) 零。因此，當代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使中國的崛起獲得道德上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要做到這一點，就必然用中國儒家的“王道”來改變西方的“霸道”，“王道”以德服人，非如“霸道”以力服人，故按照“王道”建立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必然是“道德的國際規則”與(yu) “道德的國際秩序”。鑒於(yu) 此，中國加入西方建立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的最終目的不是為(wei) 了永遠遵循這一規則與(yu) 秩序，更不是去實現這一規則與(yu) 秩序的價(jia) 值，而是等待自己的力量強大後用儒家道德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去改變社會(hui) 迖爾文主義(yi) 不道德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即用“王道”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去改變西方“霸道”的國際規則與(yu) 國際秩序。（實現“王道”必須依靠合乎道德的力量的支持，徒有力量不足以言“王道”，徒有道德也不足以言“王道”。）這樣，中國的崛起就具有了道德的基礎，獲得了道德的支撐，賦予了道德的意義(yi) ，體(ti) 現了道德的價(jia) 值。然而，在當代中國思潮中，自由民主思潮與(yu) 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有說不清的曖昧關(guan) 係，甚至在曆史上曾助紂為(wei) 虐，即信奉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近代以來成了毛澤東(dong) 所謂“先生打學生”的無道國家，亦即成了袁偉(wei) 時所說的“老師加強盜”的霸道國家，這種身份注定自由民主思潮在中國與(yu)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脫不了幹係，不足以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另外，自由民主思潮的義(yi) 理基礎隻是一種權利學說，而不是道德學說，故自由民主思潮也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自由民主思潮將權利放在首位，作為(wei) 其統治秩序的最基本訴求。在自由民主思潮看來，個(ge) 人權利不僅(jin) 是天賦的，也是法律的；不僅(jin) 是普遍的，也是平等的；不僅(jin) 是自主的，也是自由的；不僅(jin) 是社會(hui) 的，也是政治的；不僅(jin) 是可欲的，也是必須的。然而，在我看來，權利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權利唯一不是道德的。權利根植於(yu) 人的自利私欲，屬於(yu) 儒家所謂“人欲”範疇。雖然某些權利在客觀上可以起到保護人的作用，如在刑事訴訟中對當事人的保護，但權利在本源處是與(yu) 道德相衝(chong) 突的。權利產(chan) 生於(yu) 人的私利計較，其法律後果就是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即消解了人的道德感，從(cong) 而消解了人的道德。故權利不僅(jin) 不能為(wei) 社會(hui) 提供道德基礎，反而是對社會(hui) 道德基礎的腐蝕敗壞。從(cong) 某些自由民主主義(yi) 者所鼓吹的性自由、性開放、性平等與(yu) 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就可見一斑。因此，在當今中國，自由民主思潮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反而是敗壞中國人道德的最大潛在威脅。）而左派思潮雖然反對西方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與(yu) 帝國主義(yi) ，但其反對多是理性的反對而非道德的反對，即從(cong) 理性的公正上反對而非從(cong) 道德的善惡上反對，並且左派思潮所主張的多是無神主義(yi) 、物質主義(yi) 、科學主義(yi) 、世俗主義(yi) 以及理性主義(yi) ，而不是超越神聖的道德價(jia) 值，即左派思潮中沒有道德的根基，故左派思潮也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左派也強調權利，不過不是個(ge) 人權利與(yu) 政治權利，而是社會(hui) 權利與(yu) 經濟權利，但不管是什麽(me) 樣的權利，都不是道德，因而都不能成為(wei) 社會(hui) 的道德基礎。）因此，在當今中國，隻有儒家思想主張用超越神聖的道德價(jia) 值即“王道”理想來改變西方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因而隻有儒家思想能夠打破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的鐵籠，使人類的國際關(guan) 係擺脫以力服人的“霸道”怪圈而具有道德的性質。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

（六）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六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中國改革開放30年，執政黨(dang) 將基本國策定為(wei) 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於(yu) 是高速發展經濟，而沒有顧及經濟發展與(yu) 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關(guan) 係，加上改革開放初期引進了許多國外高汙染的淘汰產(chan) 業(ye) ，結果付出了高額的環境成本代價(jia) ，導致了嚴(yan) 重的生態危機。針對這一問題，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無能為(wei) 力。因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推崇由市場自由配置資源，並主張經濟貿易的自由化、全球化與(yu) 一體(ti) 化，結果不管路途多麽(me) 遙遠，跨越多少國家，世界任何地方的資源都會(hui) 向特定國內(nei) 市場與(yu) 國際市場匯集，比如，第二次中東(dong) 戰爭(zheng) ，科威特油田大麵積失火，貴州邊遠山區的重金石礦就被民眾(zhong) 亂(luan) 挖，做成滅火粉運到科威特（因重金石礦做成滅火粉密度大滅火效果好），結果造成了當地自然生態的嚴(yan) 重破壞。因此，希望自由民主思潮來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wei) 要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就必須對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作限製，這是自由民主思潮不能接受的。其次，對左派思潮而言，左派思潮雖然反對經濟貿易的自由化、全球化與(yu) 一體(ti) 化，但左派思潮稟承西方無神論思想與(yu) 物質主義(yi) 思想，因而一個(ge) 非常重要內(nei) 容就是科技決(jue) 定論、生產(chan) 力決(jue) 定論、經濟發展至上論以及大眾(zhong) 福利論，而科技、生產(chan) 力、經濟發展與(yu) 大眾(zhong) 福利必然會(hui) 影響到生態環境。由於(yu) 左派思潮缺乏超越神聖的價(jia) 值基礎與(yu) 道德原則，提不出真正與(yu) 自然相處的和諧理念，故中國當今的左派思潮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反而是造成中國生態危機的原因之一。（西方受神學生態學影響的左派思潮則另當別論）鑒於(yu) 此，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這是因為(wei) 儒家關(guan) 於(yu) “天人合一”的思想、“萬(wan) 物一體(ti) ”的思想、“以物觀物”的思想、“物與(yu) 成物”的思想、孝道中“孝敬自然”的思想、王陽明《大學問》中“良知感通”的思想以及祭祀天地山川河海草木的“報本返始”的思想等等，都是“深度生態學”的思想，而所謂“深度生態學”就是從(cong) 生命信仰上、良知心性上、超越觀念上、天道天理上來解決(jue) 生態危機問題，而不是僅(jin) 僅(jin) 從(cong) 自我利益上、利害計算上、科學技術上與(yu) 法律製度上來解決(jue) 生態危機問題。因此，隻有“深度生態學”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人類的生態危機問題，而儒家思想就是這種“深度生態學”。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

（七）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七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現代性危機，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危機，意指西方近代文明出現了種種問題，如人性異化、意義(yi) 失落、自我膨脹、功利至上、信仰萎縮、道德衰敗、理性鐵籠、科技宰製、信息爆炸、觀念暴政、一切平等、大眾(zhong) 民主、全球趨同、資源浪費、能源枯竭、環境破壞、核子威脅、低俗娛樂(le) 、吸毒犯罪、色情泛濫、同性婚姻、克隆人類以及個(ge) 人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物質主義(yi) 、享樂(le) 主義(yi) 、現世主義(yi) 、多元主義(yi) 、虛無主義(yi) 、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等。由於(yu) 中國近代以來拚命學習(xi) 西方，並且現在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卷入到西方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yu) 日常文化交往中，所以源自西方文明危機的現代性危機，也已經大範圍地出現在中國，當代中國的許多危機都具有現代性危機的性質，都可以通過現代性危機來解釋。麵對這一現代性危機，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無能為(wei) 力，因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在本源上正是產(chan) 生於(yu) 西方文明的現代性，體(ti) 現的都是西方文明所展現的現代性本質。也就是說，自由主義(yi) 與(yu) 民主主義(yi) 是現代性的產(chan) 物（反傳(chuan) 統性的現代性），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同樣也是現代性的產(chan) 物（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雖然二者爭(zheng) 論不休，長期敵視，但二者體(ti) 現的同樣都是西方文明中同一性質的現代性。因此，要靠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來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根本沒有可能。因為(wei) 不僅(jin)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本身就是現代性思潮，不可能以現代性思潮去解決(jue) 現代性危機，還因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性危機的始作俑者，不可能自己的產(chan) 兒(er) 自己扼殺。鑒於(yu) 此，在當今中國，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這是因為(wei) ，儒家思想在近代以來屢遭現代性的摧殘打壓，即屢遭自由民主主義(yi) 思潮與(yu) 共產(chan) 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的摧殘打壓，故儒家思想在近代以來沒有機會(hui) 經過現代性的全麵洗禮，因而沒有轉變為(wei) 現代性思想。（盡管以牟宗三先生為(wei) 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力圖完成儒家思想的現代性轉化，但並未成功。）這對儒家思想是件大好事，是所謂因禍得福。正是因為(wei) 儒家思想沒有脫胎換骨地轉變為(wei) 現代性思想，儒家思想中保存了大量博大精深的傳(chuan) 統性價(jia) 值，而這些傳(chuan) 統性價(jia) 值正是醫治中國現代性危機的良藥。由於(yu) 現代性危機是當今人類的通病，西方世界也力圖通過自身思想的努力來解決(jue) 現代性危機，西方的後現代思潮就企圖通過將現代性原則推至極端的方式來解決(jue) 現代性危機，即通過更現代性來解決(jue) 現代性危機，（後現代性所依據的是現代性的根本原則如自主、自由、自我、多元、平等、權利等，隻不過是將這些現代性原則極端化。）結果事與(yu) 願違，反而使現代性危機越陷越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於(yu) ：根本不可能以現代性來對治現代性，必須以傳(chuan) 統性來對治現代性，隻有以傳(chuan) 統性來對治現代性，才能解決(jue) 現代性危機的問題。（儒家思想所強調的服從(cong) 、義(yi) 務、名分、群體(ti) 、忠孝、一統、等差、德性等均不是現代性價(jia) 值，而是傳(chuan) 統性價(jia) 值。）因此，在當今中國，隻有儒家思潮具有豐(feng) 富的傳(chuan) 統性價(jia) 值與(yu) 資源，因而隻有儒家思潮才具有克服現代性危機的能力。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

（八）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八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所謂“複古更化”，就是回歸中國古聖人創造的華夏文明，改變中國百年來嚴(yan) 重的“文化歧出”，在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諸領域完成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古代中國的“複古更化”，分別由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漢代儒學與(yu) 濂、洛、關(guan) 、閩為(wei) 代表的宋代儒學完成。在中國曆史上，也曾出現過嚴(yan) 重偏離儒家文化與(yu) 儒家學統的 “文化歧出”，如“漢承秦弊”，“秦弊”源於(yu) 刻薄寡恩崇尚耕戰的法家，其“文化歧出”表現在違背了繼承堯舜道統的“周孔之教”；漢初推崇“黃老之學”，其“文化歧出”同樣表現在違背了“周孔之教”。漢代的“複古更化”就是使歧出的文化、學術與(yu) 政治重新回到中國古聖人創造的華夏文明上來（“周孔之教”即華夏文明）。宋代的“文化歧出”表現在唐以來佛教的巨大影響，儒學出現式微，文化、學術與(yu) 現實生活日益佛化，宋代的“複古更化”就是使佛化的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現實重新回到中國古聖人創造的華夏文明上來。在當代，由於(yu) 一百多年來中國拋棄了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盲目效法西方與(yu) 蘇俄，出現了嚴(yan) 重的“文化歧出”，使中國在文化上喪(sang) 失了自身的文明特性。這種中國“文化歧出”的狀況發展到現代，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承蘇弊”。這一“蘇弊”極為(wei) 嚴(yan) 重，若要徹底解決(jue) ，就必須像古代一樣興(xing) 起一個(ge) 新的“複古更化”運動，將歧出的中國文化重新拉回到中國古聖人創造的華夏文明上來，即在今天的曆史背景下像古代一樣在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諸領域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麵複興(xing) 。顯然，要完成這一曆史任務，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無能為(wei) 力，因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本身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文化歧出”的始作俑者與(yu) 主力軍(jun) ，中國的“文化歧出”正是由它們(men) 造成。因此，在當今中國，要興(xing) 起一個(ge) 新的“複古更化”運動，要將歧出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中國古聖人創造的華夏文明上來，要像古代的“複古更化”一樣在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心性諸領域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麵複興(xing) ，非儒家思潮莫屬。這是因為(wei) 儒家思潮代表的正是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脈相承的華夏文明，體(ti) 現的是中國五千年來古聖人創造的正統的中華文化，因而隻有儒家思潮才有能力完成當代中國的“複古更化”。因此，當代儒家思潮的曆史使命與(yu) 時代訴求就是為(wei) 了完成當代中國的“複古更化”，而當代中國的“複古更化”正是當代儒家思潮最重要的內(nei) 容。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

（九）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九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中國的“文化身份”喪(sang) 失的問題。所謂“文化身份”，是指一個(ge) 國家在文明與(yu) 文化上的自我認同，是一個(ge) 國家文明特性的自我確認，是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國家文明屬性的自我定位，是一個(ge) 國家在以文明決(jue) 定國家關(guan) 係的國際秩序中“我屬於(yu) 誰”的文明歸屬。一句話，“文化身份”解決(jue) 的是一個(ge) 國家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的問題。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jue) ，國家喪(sang) 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知道自己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結果必然會(hui) 在文明與(yu) 文化上喪(sang) 失自我認同，在文明特性上喪(sang) 失自我確認，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不能實現國家文明屬性的自我定位，在以文明決(jue) 定國家關(guan) 係的國際秩序中找不到“我屬於(yu) 誰”的文明歸屬。這樣的國家，就是亨廷頓所說的喪(sang) 失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的國家”，這種“精神分裂的國家”在當今世界上必然不知道“我是誰”，因而必然會(hui) “無所適從(cong) ”，即必然會(hui) 找不到自己明確的文明定位與(yu) 文明歸屬。由於(yu) 這種“精神分裂的國家”不知道“我是誰”，在與(yu) 其它國家交往的過程中這類國家的所作所為(wei) 又必然不會(hui) 被其它在文明屬性上正常的國家所理解，因而其國家行為(wei) 在國內(nei) 與(yu) 國際上常常會(hui) 陷入乖謬錯亂(luan) 狀態。然而，非常不幸，當代中國就是這樣一個(ge) 國家！這是因為(wei) ，近百年來，中國在拚命學習(xi) 西方的過程中（不管是學習(xi) 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yi) 還是共產(chan) 社會(hui) 主義(yi) ），通過一次次徹底反傳(chuan) 統運動，打倒了自己的文化，棄絕了自己的文明，致使中國成為(wei) 人類近代史上最獨特的企圖通過徹底打倒自己的文明而走向現代的國家。在這種百年來徹底反傳(chuan) 統運動的影響下，今天的中國已經在文明與(yu) 文化上喪(sang) 失了自我認同，在文明特性上喪(sang) 失了自我確認，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實現不了國家文明屬性的自我定位，在以文明決(jue) 定國家關(guan) 係的國際秩序中找不到“我屬於(yu) 誰”的文明歸屬。一言以蔽之：現代中國已經不知道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即已經喪(sang) 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成為(wei) 一個(ge) 亨廷頓所說的沒有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且無所適從(cong) 的國家”。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當代中國的許多行為(wei) 在國際上不被其它文明正常的國家所理解，往往做出許多在文明屬性上不可思議的混亂(luan) 行為(wei) 。針對這一情況，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無能為(wei) 力，因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本身就是外來思潮，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特性，體(ti) 現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因此，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僅(jin) 不能確立中國獨特的文明“自性”與(yu) 中國自身的文化認同，不能實現中國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文明自我定位，不能在國際關(guan) 係中確定中國的文明歸屬，即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中國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的問題與(yu) 中國喪(sang) 失“文化身份”的問題，相反，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在中國盛行百年，正是這兩(liang) 大思潮造成了百年來中國社會(hui) 與(yu) 中國政治的“全盤西化”與(yu) “全盤俄化”，因而直接導致了中國近代以來徹底喪(sang) 失了自己“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鑒於(yu) 此，在當代中國的三大思潮中，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當代中國“文化身份”喪(sang) 失的問題。這是因為(wei) ：儒家思潮本身就是中國固有正統文化（儒家文化）中產(chan) 生的思潮，儒家思潮代表的是中國文明的特性，體(ti) 現的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因而能夠確立中國的獨特文明“自性”與(yu) 中國的自我文化認同，能夠實現中國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文明自我定位，能夠在國際關(guan) 係中確定中國的文明歸屬，能夠解決(jue) 中國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隻有儒家思潮能夠確立中國的“文化身份”，找回中國的“文化自我”，解決(jue) 中國在文明與(yu) 文化上“我是誰”的問題，最終將中國從(cong) 一個(ge) 沒有文明“自性”的“精神分裂的國家”建設為(wei) 一個(ge) 具有中國文明“自性”的“精神正常的國家”。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

（十）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隻有儒家思潮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

當代中國麵臨(lin) 的第十個(ge) 嚴(yan) 重問題，是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的問題。我們(men) 知道，人類有史以來的任何國家，都是在曆史中長期形成的國家，即使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也並非一天突然形成，而仍然有其曆史的連續性。“國家曆史連續性”是一個(ge) 國家統治權的合法性基礎，形成了所謂主權上的“曆史合法性”，即形成了“曆史主權”，用今天的主權術語來說就是“主權在史”，即統治的合法權威來自連續性的國家曆史。伯克所謂因長期擁有而獲得的合法性就是指這種建立在“國家曆史連續性”上的合法性。當現代英國人說英國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大憲章》時，不隻是在說《大憲章》的具體(ti) 內(nei) 容，更重要的是在說《大憲章》的曆史傳(chuan) 統形成了英國合法統治的權威。同理，當現代美國人說美國統治的合法性來自美國《憲法》時，不隻是在說美國《憲法》的具體(ti) 內(nei) 容，更重要的是在說美國《憲法》的曆史傳(chuan) 統形成了美國合法統治的權威。（伯克在談到英國憲製時認為(wei) ，英國憲製的統治合法性來源於(yu) 曆史中形成的“時效原則”〈prescription〉。伯克指出：“吾人的憲法，乃是一部因時效而成的憲法。這部憲法唯一的權威，在於(yu) 它乃是從(cong) 吾人早已不複有記憶的古老年代就已經存在。”因此，在伯克看來，正是自古以來的曆史延續性賦予了國家的統治權威以合法性。見楊肅獻《柏克政治論文選》導論。）因此，“國家曆史連續性”作為(wei) 一種形式要件構成了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如果“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即某一國家不承認現代的國家是古代國家的曆史延續，那這一現代的國家就不具有“曆史合法性”，即不具有“曆史主權”，因而不具有源自“國家曆史連續性”的合法統治權威，在曆史延續上就會(hui) 被認為(wei) 不合法。非常遺憾，中國百年來由於(yu) 各種西化思潮的衝(chong) 擊，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反傳(chuan) 統運動，最終造成了中國“國家曆史連續性”的中斷。具體(ti) 來說，右翼的自由民主思潮把古代中國描繪成罪大惡極的“專(zhuan) 製”國家，並且要徹底打倒“專(zhuan) 製”國家，故造成了中國“國家曆史連續性”的第一次中斷，而民國的建立就意味著是對“專(zhuan) 製”中國的第一次否定。（“國家曆史連續性”作為(wei) 合法性的形式要件，隻涉及曆史的連續性特征，不涉及曆史的實質性內(nei) 容，即不涉及曆史內(nei) 容是否善惡以及是否專(zhuan) 製自由。）左翼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除仍然把古代中國描繪成罪大惡極的“專(zhuan) 製”國家要徹底打倒外，還把古代中國描繪成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史前史階段的過渡性國家，不具真有曆史的真正性質，其存在價(jia) 值隻是為(wei) 最終消滅國家做準備，而四九年後建立的新中國即是與(yu) 傳(chuan) 統中國徹底絕裂的新紀元，這又造成了中國“國家曆史連續性”的第二次中斷。由於(yu) 這兩(liang) 次“國家曆史連續性”的中斷，結果造成了現代中國缺乏國家統治權的曆史合法性基礎，不具有源自“國家曆史連續性”的合法統治權威，因而使國家的統治能力削弱。因此，要解決(jue) 現代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從(cong) 而要增強中國的國家統治能力，就必須賦予中國“曆史連續性”與(yu) “曆史合法性”，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這一問題。這是因為(wei) ，除這兩(liang) 大思潮以“專(zhuan) 製”、“封建”、“落後”等左右意識形態否定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外，在學理上也不可能解決(jue) 中國麵臨(lin) 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比如，自由民主思潮以建立在抽象理性上的“社會(hui) 契約論”來否定“國家曆史連續性”，而左派思潮則以建立在辨證理性上的“社會(hui) 發展階段論”來否定“國家曆史連續性”。故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現代中國“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的問題，反而是產(chan) 生這一問題的最根本原因。鑒於(yu) 此，解決(jue) 現代中國“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的任務就自然落在儒家思想上。這是因為(wei) ，儒家思想不僅(jin) 是中國曆史中長期形成的正統思想，具有中國曆史的正統性，更在於(yu) 儒家思想最重視國家的曆史連續性，把國家的曆史連續性看成是國家合法統治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來源。比如，《春秋》就有“國家萬(wan) 世一體(ti) ”之說，而明清兩(liang) 朝在北京修建的“曆代帝王廟”更是把儒家“國家萬(wan) 世一體(ti) ”的思想通過國家祭祀活動體(ti) 現出來，表明現在的國家就是曆史上的國家，國家的曆史連續性沒有在現在的國家中斷。此外，在現代的儒家思潮中有“政治儒學”思潮，“政治儒學”思潮主張的“儒教憲政”中有“虛君共和製”與(yu) “議會(hui) 國體(ti) 院”的製度安排，這兩(liang) 個(ge) 製度安排的目的都是在用憲政的強有力製度架構來保障“國家曆史連續性”不會(hui) 在現代的中國中斷，即用憲政的強有力製度架構來保障現代的中國能夠獲得主權上的“曆史合法性”，使中國的國家統治能夠獲得源自“國家曆史連續性”的合法統治權威，從(cong) 而增強“曆史合法性”所賦予的國家統治能力。所以，我們(men) 說，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隻有儒家思潮才能夠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

結語：儒家思潮綜合創新的曆史使命

綜上所述，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存在許多缺陷與(yu) 不足，不能解決(jue) 上述中國存在的十個(ge) 方麵的問題，即不能解決(jue) 中國人的信仰空虛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人的道德崩潰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政治製度西化的問題、不能解決(jue)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市場分配製度的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崛起的道德基礎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生態危機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現代性危機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複古更化”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文化身份”喪(sang) 失問題、不能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曆史連續性”中斷問題。但是，盡管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存在著這些缺陷與(yu) 不足，並不意味著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完全無價(jia) 值。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也是為(wei) 了解決(jue) 人類問題而產(chan) 生的思潮，在今天隻要善於(yu) 吸取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的正麵價(jia) 值而剔除其負麵價(jia) 值，其正麵價(jia) 值就會(hui)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起到積極的作用。（至於(yu) 何謂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的正麵價(jia) 值，必須以儒家義(yi) 理作為(wei) 衡量標準來進行取舍。）。因此，在當今中國曆史巨變的大開大合時代，未來能夠引領中國走向正確道路的思潮將是吸取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正麵價(jia) 值又固守本民族正統思想文化而有能力進行綜合創新的新思潮。無庸置疑，當代儒家思潮正是這種在當今曆史大開大合時代進行綜合創新的新思潮，就像漢代儒家思潮與(yu) 宋代儒家思潮是當時進行綜合創新的新思潮一樣。曆史證明：隻有固守本民族正統思想文化又吸取其它外來思想文化的正麵價(jia) 值而按照本民族正統思想文化的根本義(yi) 理進行綜合創新，才有能力解決(jue) 時代與(yu) 未來麵臨(lin) 的諸多艱巨問題，從(cong) 而才能形成本民族新的占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文化。正是基於(yu) 這一理由，當代儒家思潮的曆史使命就是吸收自由民主思潮與(yu) 左派思潮的正麵價(jia) 值按照儒家的根本義(yi) 理進行綜合創新，以期在未來形成本民族新的占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文化，從(cong) 而解決(jue) 當代中國與(yu) 未來中國麵臨(lin) 的諸多艱巨問題。我們(men) 堅信，儒家思想自古以來都具有剛健日新的“時中智慧”與(yu) “中道精神”，亦即具有博大的襟懷、包容的性格、綜合的傳(chuan) 統、創新的能力以及曆史的視野與(yu) 豐(feng) 富的資源，從(cong) 而具有強大的應變能力，能夠在堅持自己文化本位的基礎上吸取其它文化的精華創造出新的適應時代又改造時代的新文化，從(cong) 而能夠化解時代的危機，解決(jue) 時代的問題，為(wei) 中國和人類做出偉(wei) 大的貢獻。這，就是當代中國思潮中的儒家價(jia) 值，亦即是時代賦予儒家思潮的新的曆史使命！

西元2011年9月22日於(yu) 龍場陽明精舍俟聖園之無悶居

附：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之蔣慶著《廣論政治儒學》出版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