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的典範·孔學的見證——澀澤榮一《〈論語〉與(yu) 算盤》中譯序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載《商務聖經〈論語與(yu) 算盤〉》，九洲圖書(shu) 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二十八年前，予於(yu) “儒商”，曾三致誌焉。因感神州“商道”淩夷，爰撰三文，次論“儒商”。後究心聖學，不複措意，置諸屜內(nei) ，雖或刊行，流布末廣。今儒士社建“儒商學宮”，推廣“儒商”理念，弘揚“儒商”精神。予嘉其補益世道，增上孔學，遂尋出舊稿，改定潤色，以供儒士社研習(xi) 探討，傳(chuan) 布商界。今日儒運仍在蹇難，然私心竊望“儒商”傳(chuan) 統能再興(xing) 乎中夏，不絕於(yu) 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則子貢張謇必能複睹於(yu) 當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負於(yu) 往聖先賢也！

盤山叟蔣慶癸卯正月初八於(yu) 深圳蓮花山畔之繙經齋

澀澤榮一，生於(yu) 1840年，卒於(yu) 1931年，是日本著名的企業(ye) 家。澀澤榮一享年91歲，作為(wei) 日本企業(ye) 界的領袖經曆了江戶、明治、大正、昭和四個(ge) 時代，參與(yu) 了日本走向現代的整個(ge) 曆程，對日本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曾赴歐考察學習(xi) 西方的產(chan) 業(ye) 製度，率先改革日本的租稅和貨幣體(ti) 製，推行新式的會(hui) 計製度（複式簿記製度），最早引進西方的股份公司製度（株式會(hui) 社），創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股份製銀行——日本第一國立銀行（第一勸業(ye) 銀行），並參與(yu) 創立或主持了日本5OO多家大企業(ye) ，如王子製紙會(hui) 社、日本郵船會(hui) 社、大阪紡織會(hui) 社、東(dong) 京海上保險公司、東(dong) 京石川島造船會(hui) 社、大日本人造肥料會(hui) 社、日本鐵道會(hui) 社等，這些企業(ye) 已時逾百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仍具有巨大影響。

最可稱道者，是澀澤榮一提出了“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儒家式經營理論，為(wei) 日本的經濟發展確立了“義(yi) 利合一”的指導原則，並且澀澤榮一以其儒商的典範影響了好幾代日本企業(ye) 家，為(wei) 儒家文化在現代的轉化與(yu) 複興(xing) 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

由於(yu) 澀澤榮一在日本企業(ye) 界與(yu) 文化界的這一領袖地位與(yu) 巨大貢獻，他被譽為(wei) “日本企業(ye) 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人”。

澀澤榮一在其晚年，總結一生學習(xi) 《論語》與(yu) 經營企業(ye) 的經驗體(ti) 會(hui) ，將平日的講演與(yu) 言論匯集為(wei) 《〈論語〉與(yu) 算盤》一書(shu) ，集中表達了儒家的經營理念與(yu) 儒商的處世之道。總括其要，有以下四個(ge) 方麵。

01、工商興(xing) 邦是富民益民的立國之本

在傳(chuan) 統日本，同傳(chuan) 統中國一樣，都把工商看作四民之末而加以鄙視（日本將工商賤稱為(wei) “町人”），並認為(wei) 《論語》講的是修身治國的神聖道德訓戒，與(yu) 街頭巷尾求田問舍的“貨殖富貴”決(jue) 不相容。但是，澀澤榮一一反傳(chuan) 統的觀點，認為(wei) 孔子並不反對富貴，而隻是反對不仁不義(yi) 的富貴，若仁而義(yi) 的富貴，孔子並不反對。

澀澤榮一在《〈論語〉與(yu) 算盤》中引了孔子的許多話來證明自己的看法。澀澤榮一指出，《論語·裏仁篇》謂：“富與(yu) 貴，人之所欲也”；《論語·述而篇》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又謂：“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這些話都證明了孔子不反對富貴，隻是反對以不正當的手段謀取富貴。通過這種對《論語》的新詮釋，澀澤榮一破除了將富貴抽離道德而鄙視的傳(chuan) 統觀念，發掘出了《論語》中以仁義(yi) 之道謀取富貴的真精神，在工商人士心中樹立了追求利潤的合理動機，為(wei) 工商文明在日本的興(xing) 起作好了心理準備。

此外，澀澤榮一生活的時代正是日本邁向現代的時代，澀澤榮一敏銳地觀察到，要使人民富裕，國家強盛，非走工商興(xing) 邦的道路不可。雖然政治法律的改革亦甚必要，但振興(xing) 工商實業(ye) 則是富民強國的當務之急。

澀澤榮一在解釋《論語》中“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這句話時指出，孔子把“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稱為(wei) “聖”，而要做到“聖”，就必須用財富去施民濟眾(zhong) ；欲布周文王之政，需要的也是財富。澀澤榮一把財富看作完善個(ge) 人生命與(yu) 完善政治的先決(jue) 條件，亦是在為(wei) 追求利潤進行合理性的解釋，為(wei) 工商文明的興(xing) 起奠定了合理的基礎。

澀澤榮一把工商興(xing) 邦看作是富民益民的立國之本，完全符合《論語》庶、富、教的思想和儒家貴民的精神。儒學是世間法，世間法的第一要義(yi) 就是滿足人類生存的物質需求，而這一物質需求隻有通過工商實業(ye) 的振興(xing) 發展才能獲得。

無奈這一思想在儒學的發展史上被逐漸遺忘，直至澀澤榮一重新解釋《論語》時才被發現。就此而論，澀澤榮一重新解釋《論語》之功至巨；此外，澀澤榮一為(wei) 追求財富作了合理的解釋，為(wei) 日本以及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的興(xing) 起奠定了精神的基礎，其功又何可勝量哉！

02、“士魂商才”是儒者內(nei) 聖外王的生命追求

澀澤榮一在《〈論語〉與(yu) 算盤》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這一理想是傳(chuan) 統儒家“內(nei) 聖外王”人格理想的現代詮釋或者說現代發展。所謂“士魂”，是指儒家義(yi) 理薰陶出來的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士大夫道德精神；所謂“商才”，是指實現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須的商業(ye) 才幹。

也就是說，“士魂”是儒者內(nei) 在生命成德成聖上達天德的存在境界，即“內(nei) 聖”；“商才”是儒者外在事功成人成物濟世益民的憑藉手段，即“外王”。“內(nei) 聖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完滿的人格理想，在古代，“內(nei) 聖外王”表現為(wei) 立己立人盡倫(lun) 盡製修己安民的政治道德實踐，成就的是以仁道治世天下歸往的聖王人格和以仁為(wei) 己任死而後已的士君子人格。而在近代，澀澤榮一適應工商文明的需要，對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進行了創造性的現代轉化，使儒家內(nei) 外雙修聖王合一的生命追求具有了新的內(nei) 容和要求，即具有了工商文明的內(nei) 容和要求。“土魂商才”理念薰陶出來的人既是有“內(nei) 聖外王”生命追求的儒者，又是有實際工商才幹的優(you) 秀企業(ye) 家。

這種人格就是所謂“儒商”——其為(wei) “儒”，必須追求“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而具有士君子之魂；其為(wei) “商”，必須追求企業(ye) 經營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管理之才。可見，“士魂商才”是儒商人格理想的最佳表達，澀澤榮一不僅(jin) 提出了這一理念，並且身體(ti) 力行，成為(wei) 儒商的最高典範。用儒家的話來說，可謂在工商領域立人極矣！澀澤榮一之所以能夠提出“士魂商才”的理念並身體(ti) 力行，這同他幼年的教育和出身有密切關(guan) 係，這裏有必要作一簡單介紹。

澀澤榮一出身在日本武州血洗島的一個(ge) 農(nong) 民家庭，從(cong) 7歲起就受業(ye) 於(yu) 儒家學者尾高忠淳，學習(xi) 《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書(shu) 和《史記》、《十八史略》等漢學典籍，深受儒家義(yi) 理的薰陶，並具備了堅實的漢學基礎。

在其青年時代，受其儒學老師的影響，十分仰慕武士的生活，曾作為(wei) 一名武士參加了“尊王攘夷”的運動，後又做過德川慶喜的家臣。明治維新成功後，出任大藏大臣，掌理國家財政。後因與(yu) 當政者政見不合，並認為(wei) 日本強盛的當務之急在振興(xing) 工商實業(ye) ，遂辭官而去，投身工商金融界，決(jue) 心作一名商人。在澀澤榮一決(jue) 定辭官做一名商人之前，心中經曆了激烈的思想鬥爭(zheng) ，用現代存在主義(yi) 的話來說，澀澤榮一經曆了一次“存在選擇的煎熬”。澀澤榮一非常清楚，商界亦如同政界一樣，是一個(ge) 利益爭(zheng) 鬥的場所，投身其中會(hui) 被汙染，甚至會(hui) 被毀滅。但是，工商實業(ye) 又為(wei) 富民富國之所需，作為(wei) 一個(ge) 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儒者，我不入其中誰入其中！然欲入其中，若無道德的承擔力，非但不能富民富國，連自己的人格亦終將不保，怎麽(me) 辦呢？澀澤榮一經過一番艱苦的思索，認定隻能從(cong) 《論語》中來尋找答案，即澀澤榮一認為(wei) 隻有用《論語》中儒家的道德理想來作為(wei) 自己的心靈支柱，培養(yang) 起自己的道德承擔力，自己進入商界後才不會(hui) 被汙染毀滅，從(cong) 而才能實現自己富民富國的理想。打定主意後，澀澤榮一遂“下定決(jue) 心以《論語》的教導為(wei) 標準，一生從(cong) 事工商實業(ye) 活動”。澀澤榮一在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曆時，仍非常感人：

“我明治六年辭官，進入本來就向往的實業(ye) 界之後，我和《論語》就有了特別的關(guan) 係。這就是我剛成為(wei) 商人時，心中有所不安。即想到今後要在錙銖必較中度過一生，應該有怎樣的操守呢？此時我想起以前學過的《論語》，《論語》裏所說的是修己交人的日用之教，我可按照《論語》的教諭經商謀利。”

澀澤榮一用《論語》的教導來指導自己經商謀利的活動，培養(yang) 出來的就是“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風範。所謂“士魂”的涵養(yang) ，全在《論語》的熏習(xi) 教誨。澀澤榮一之所以能提出這一劃時代的儒商理念，完全得益於(yu) 其幼時的儒學薰陶與(yu) 青年時代的武士經曆。其深研《四書(shu) 》《五經》自不用說，而武士源於(yu) 俠(xia) ，俠(xia) 按太史公的說法出自儒，故武士即儒士，澀澤榮一出身武士，即出身儒士，其為(wei) 商人後仍以儒家道德精神為(wei) 其生命之歸依與(yu) 人格之涵養(yang) ，乃順理成章也。

反觀中國，不禁使人悲從(cong) 中來！澀澤榮一力倡“士魂商才”，儒家的道德精神在日本孕育出了現代工業(ye) 文明，而在中國則受到不肖子孫的辱罵摧殘。至“文化大革命”，宣稱要與(yu) 傳(chuan) 統作最徹底的決(jue) 裂，在批林批孔中對儒家文化的破壞已登峰造極。

在國人近百年來對儒家傳(chuan) 統不斷加碼的摧殘破壞中，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已降到了最低點：既無“士魂”，亦無“商才”；既無安身立命成德成聖之教，亦無修己治世成人成物之具。中國士人的生命存在得不到源自天道性理的博大道德精神的支撐涵養(yang) ，人格遂日趨卑瑣浮蕩，中無所守而甘被權力金錢役使作惡，富國富民之夢亦終未做成。

時至今日，國人開始覺悟，始信若無“商才”，富民強國不啻空話，於(yu) 是遂講求科技管理等工商致富之具；至於(yu) “士魂”，則懵然不知：不知自家生命之成德成聖是“商才”之基礎，不知“內(nei) 聖”與(yu) “外王”雙修是儒商的最高人生典範，不知遠大的道德理想是擔當人欲橫流之商海的精神力量，不知隻有“商才”而無“士魂”決(jue) 不能最終開出具有深厚精神基礎的現代工業(ye) 文明。

故當今中國工商企業(ye) 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找回失卻了的“士魂”，用傳(chuan) 統道德精神來支撐涵養(yang) 企業(ye) 家的人格生命，為(wei) 工商實業(ye) 的謀利活動安立一個(ge) 合理的倫(lun) 理動機，確立一個(ge) 崇高的指導原則。要做到這一點，澀澤榮一就是工商企業(ye) 界人士效法的最高典範，《〈論語〉與(yu) 算盤》就是涵養(yang) “士魂”的最佳入門教材。若吾中國工商企業(ye) 界人士能通過《〈論語〉與(yu) 算盤》的閱讀更進一步上升到直接研習(xi) 《論語》，則“士魂”有望，“商才”不難矣！若吾工商企業(ye) 界人士真能在自己生命中成就“士魂商才”的儒商理想，則實現中國式之現代工業(ye) 文明又豈遠乎哉！

03、“義(yi) 利合一”是工商活動的基本原則

《〈論語〉與(yu) 算盤》一書(shu) 的基本精神是“義(yi) 利合一”。所謂“義(yi) 利合一”，按澀澤榮一的話來說，是“《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打算盤是利，《論語》是道德”，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分離。也就是說，“不斷依據《論語》（義(yi) ）得出算盤（利）之理，又從(cong) 算盤中悟出《論語》有真正的致富之道”。

在澀澤榮一看來，“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財富、正當的殖利必須伴隨道德。”按照澀澤榮一的思想，“義(yi) 利合一”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以公益為(wei) 利，則利即是義(yi) ，義(yi) 利不分，如澀澤榮一在解釋《論語·裏仁篇》“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時指出：隻要對國家公眾(zhong) 有益的事業(ye) ，必定可久可大，應該出於(yu) “義(yi) ”的考慮去做，即使目前有所虧(kui) 損也在所不辭；而對國家公眾(zhong) 無益的投機之利，必不久遠，而不應該出於(yu) 私利去考慮。澀澤榮一在談及自己的經營活動時指出，其成功的投資都是出於(yu) 公益（義(yi) ）的考慮而非私利的考慮獲至的。

“義(yi) 利合一”的另一層含義(yi) 是承認工商謀利活動有其正當的價(jia) 值，不應該否定，但必須用道德對其進行規範指導，使其符合倫(lun) 理的目的，如澀澤榮一在解釋《論語·裏仁篇》“富與(yu) 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處也”時指出，富與(yu) 貴是萬(wan) 人之所欲，故有其正當性，但必須以正當的手段來獲取之，才符合道德的目的。這裏所謂正當手段，就是用《論語》中的道德訓戒來規範與(yu) 指導的手段。又澀澤榮一在解釋《裏仁篇》“放於(yu) 利而行，多怨”時指出，如果隻考慮他人的利益而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一種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孔子在《春秋》經中曾大加讚揚。）宋襄之仁不適用於(yu) 工商業(ye) 領域，因為(wei) 工商業(ye) 必須以追求自己的利潤為(wei) 前提，但工商業(ye) 在追求自己的利潤時，不能隻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和社會(hui) 的利益，否則就會(hui) 遭來世間的普遍怨恨，企業(ye) 也就不可能長久獲利。因此，為(wei) 避免工商業(ye) 損害社會(hui) 的利益而遭致民眾(zhong) 的怨恨，就必須用道德來規範其謀利的行為(wei) ，在確信其行為(wei) 合乎道德的情況下才去放手追求利潤。

澀澤榮一“義(yi) 利合一”的思想既承認謀利的正當性，又強調用《論語》的道德教訓來指導謀利的活動。這種思想實際上不隻是用道德來證成工商活動的合理性，更是用道德來規範工商活動的逐利性，使工商業(ye) 的逐利活動不致不受約束地“放於(yu) 利而行”危害社會(hui) 。因此，澀澤榮一以“義(yi) 利合一”為(wei) 主線來對《論語》重新進行解釋，並不違背儒家的精神。儒家孔、孟、荀均承認合理之“利”的正當性，同時又主張用“義(yi) ”來規範約束“利”，從(cong) 而使“利”成為(wei) 實現“義(yi) ”的“利”。

《易經》言“利者義(yi) 之和”即是此義(yi) 。即便是董仲舒言“正其義(yi) 不謀其利”，亦隻是對士君子的個(ge) 人修身而言，不是對普通民眾(zhong) 的物質生活而言，即董仲舒並不反對為(wei) 他人與(yu) 社會(hui) 謀取合理之利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即不否定合乎“義(yi) ”的“利”。至於(yu) 宋儒“天理人欲之辨”，“天理”即是合乎“義(yi) ”的“公利”，“人欲”則是違背“義(yi) ”的“私利”，故宋儒隻反對不合“天理”之“私利”，而不反對合乎“天理”之“公利”。

朱子嚐言“人欲之中是天理”，“中”即是人欲之“利”處於(yu) “天理”之“義(yi) ”的恰當約束狀態。宋儒所推崇的《大學》有“散財民聚”的說法，認為(wei) 為(wei) 一己之不合理私利聚財是“貨悖而入”終會(hui) “悖而出”，認為(wei)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認為(wei) “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於(yu) 此宋儒曾三致意焉，可證宋儒亦不反對“義(yi) 利合一”。總之，如果我們(men) 從(cong) 《〈論語〉與(yu) 算盤》一書(shu) 所開出的解釋新角度去重新考察兩(liang) 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義(yi) 利合一”是儒家一脈相承的根本原則。

澀澤榮一提出“義(yi) 利合一”的謀利原則有其時代背景。在澀澤榮一生活的時代，日本正處於(yu) 曆史轉型期，社會(hui) 出現了普遍的混亂(luan) 狀態。表現在工商領域，就是商業(ye) 道德敗壞，商人放利而行，假冒偽(wei) 劣商品盛行，社會(hui) 普遍怨恨，人們(men) 對經商者均報以不齒的態度。針對這種情況，澀澤榮一認為(wei) ，一個(ge) 沒有道德素質的民族是建立不起豐(feng) 富的物質文明的。因此，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取決(jue) 於(yu) 日本民族道德水準的提高，而要提高日本民族的道德水準，就必須用儒家的道德精神來薰陶日本人民。在工商領域，則必須用《論語》所揭示的“義(yi) 利合一”的原則來指導工商謀利活動。隻有這樣，才能提高工商界人士的道德素質，為(wei) 工商文明的興(xing) 起奠定人格的基礎。

曆史往往有相似之處。今日之中國，正處在澀澤榮一曾經曆過的曆史轉型期，工商領域亦出現了普遍的失範與(yu) 混亂(luan) ，不道德的現象比澀澤榮一時代的日本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表現在假冒偽(wei) 劣商品上更是令人發指，人心已喪(sang) 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與(yu) 為(wei) 人的底線！鑒於(yu) 這種情況，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培養(yang) 工商界人士的道德素質，就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澀澤榮一揭櫫的“義(yi) 利合一”的原則正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領域而行之有效的原則。願吾工商實業(ye) 中人奉“義(yi) 利合一”原則為(wei) 圭臬，自覺指導自己的經營活動，使卑下的謀利動機升華為(wei) 崇高的踐義(yi) 行為(wei) ，庶幾人心可正，而民富國強亦將有望矣！

04、“《論語》+ 算盤”是東(dong) 西合璧的成功嚐試

《論語》源自中國，是傳(chuan) 統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共奉的經典，故《論語》代表著東(dong) 方文明；而算盤，雖代表利，然要最大限度地謀利就必須講求最有效的謀利之具，故算盤同時亦代表著謀利的最佳手段。如果隻講求謀利之道德性質（《論語》之道德訓戒），而不講求最有效的謀利之具（算盤之精準計算），則亦不能有效地實現富民富國的大義(yi) ，即不能有效地實現謀取“公利”的道德目的。

因此，澀澤榮一不僅(jin) 重視謀利的道德性質，亦重視謀利的有效工具，講求謀利的成功與(yu) 效率。澀澤榮一雖立誌以《論語》作為(wei) 自己“終生處世的法則”，但澀澤榮一並不保守，而是積極地引進、吸收西方的各種工商製度，使其為(wei) 謀利的道德目的服務。澀澤榮一在考察歐洲的產(chan) 業(ye) 製度後得出一個(ge) 結論：要富國富民，為(wei) 社會(hui) 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必須學習(xi) 引進西方的股份製度，因為(wei) 澀澤榮一認為(wei) ，股份製度可以把社會(hui) 的閑散小資金聚集起來進行投資，在短時間內(nei) 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來為(wei) 國計民生服務。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澀澤榮一創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製銀行——第一勸業(ye) 銀行。

此外，澀澤榮一又引進西方的會(hui) 計製度、財政製度，參照西製改革日本的稅收製度和貨幣製度。澀澤榮一大膽地引進西方的先進製度，改革日本的傳(chuan) 統製度，都是從(cong) 算盤謀利的有效性來考慮的。通過這種西製的引進和改造，澀澤榮一巧妙地把東(dong) 西文明結合起來：《論語》的道德訓戒代表東(dong) 方文明，算盤的有效性代表西方文明，二者的結合可謂天衣無縫，圓融無礙。故我們(men) 說澀澤榮一“《論語》+ 算盤”的模式是東(dong) 西合璧的成功嚐試。

時至今日，社會(hui) 發生了很大變化，謀利之具在不斷改進，故“《論語》+ 算盤”的模式可以發展為(wei) “《論語》+ 電腦”或“《論語》+ ××”的模式，但不管怎樣變，《論語》均代表儒家永恒的道德理念，而所“+ 之××”則可代表任何西方先進的謀利之具。從(cong) 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正在處在建立中國特色企業(ye) 製度的重大關(guan) 頭，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是否能在我國建成，關(guan) 鍵在這一製度的核心是否建立在中國文化的精神價(jia) 值上。

鑒於(yu) 此，澀澤榮一“《論語》+ 算盤”的模式給予我們(men) 一個(ge) 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中華民族優(you) 秀道德文化是建立中國式企業(ye) 製度的精神基礎和價(jia) 值源頭。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如果用澀澤榮一的思想來表述，就是“《論語》+有效謀利之具”的企業(ye) 製度。《論語》代表的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中國人在中國用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來建立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比起澀澤榮一在日本用中國文化來建立日本式的企業(ye) 製度更名正言順，更親(qin) 切自然。

在日本，“《論語》+ 算盤”的模式隻可稱為(wei) 東(dong) 方模式；而在中國，“《論語》+ 算盤”的模式則可堂堂正正地稱為(wei) 中國模式。我們(men) 可以說，“《論語》+ 算盤”的模式正是近百年來熱愛中國文化的先賢們(men) 追求的“中體(ti) 西用”理念在工商實業(ye) 領域應有的表現形態。遺憾的是，這一理念在中國沒有開花結果而在他邦則以“東(dong) 體(ti) 西用”的形式發芽生根。回顧這一沉痛的曆史，仰瞻他邦的成功經驗，我們(men) 再也不能走全盤西化否定傳(chuan) 統的老路了。我們(men) 現在從(cong) 日本返哺“《論語》+ 算盤”的經營理念，隻要我們(men) 不願做中國文化的不肖子孫，我們(men) 就會(hui) 用我們(men) 的虔誠與(yu) 智慧去培育這一理念，使這一理念在其故土靈根再植，滿國飄香。

《〈論語〉與(yu) 算盤》一書(shu) 共10章，每章都是澀澤榮一用《論語》指導其經營活動的心得體(ti) 會(hui) ，句句都浸透著一位八旬老人諄諄教誨的慈父心腸，故以上概述遠遠不能窮盡其全部內(nei) 容，讀者須從(cong) 該書(shu) 字裏行間家常式的話語中細心體(ti) 味其精神的博大精微。吾友李尚公先生悲當今商風之不正，士習(xi) 之澆漓；感澀澤翁思想之純正，人格之宏偉(wei) ，輾轉委托在日留學之友王平、閩京華夫婦覓回原版《〈論語〉與(yu) 算盤》，並托人譯訖。其對治時代痼疾之悲願，嘉惠士林之苦心，吾知其欲使儒商複活於(yu) 今日，在中國工商界為(wei) 孔學作見證也。又九洲圖書(shu) 出版社決(jue) 定率先在國內(nei) 大陸出版是書(shu) ，此時正值吾國建立中國式企業(ye) 製度之際，此補益世運之功又可想而知矣。尚公及編輯張海濤先生索序於(yu) 餘(yu) ，餘(yu) 感佩澀澤翁之“儒商”典範，故樂(le) 為(wei) 之序雲(yun) 。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西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八月蔣慶序於(yu) 深圳布心花園布心書(shu) 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