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一代儒商——論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重塑

作者：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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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前，予於(yu) “儒商”，曾三致誌焉。因感神州“商道”淩夷，爰撰三文，次論“儒商”。後究心聖學，不複措意，置諸屜內(nei) ，雖或刊行，流布末廣。今儒士社建“儒商學宮”，推廣“儒商”理念，弘揚“儒商”精神。予嘉其補益世道，增上孔學，遂尋出舊稿，改定潤色，以供儒士社研習(xi) 探討，傳(chuan) 布商界。今日儒運仍在蹇難，然私心竊望“儒商”傳(chuan) 統能再興(xing) 乎中夏，不絕於(yu) 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則子貢張謇必能複睹於(yu) 當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負於(yu) 往聖先賢也！

盤山叟蔣慶癸卯正月初八於(yu) 深圳蓮花山畔之繙經齋

冷戰結束，意識形態之間的衝(chong) 突消失，不同文明的定性與(yu) 定位被提上國際議事日程，東(dong) 方文明的自性與(yu) 價(jia) 值得到普遍承認，昔日的西方中心論者已不能否認東(dong) 方文明正進入創造人類曆史的前列。而東(dong) 亞(ya) 勃興(xing) ，日本、四小龍與(yu) 中國大陸經濟騰飛，東(dong) 方文化已孕育或正在孕育具有東(dong) 方特色的現代工商文明，現代化已不再是西方的專(zhuan) 利，東(dong) 方式的現代化已屹立在太平洋之濱。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已逐漸成為(wei) 所有炎黃子孫的共識，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管模式則首先被企業(ye) 界人士提及。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管模式，中國文化之主流——儒家文化——無疑是一豐(feng) 醇深厚的傳(chuan) 統資源。

儒家所追求的人格風範正是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中管理者所必備的主體(ti) 要件，儒家理想的人格風範與(yu) 現實的商貿企管活動相結合必然產(chan) 生出獨特的管理者——儒商，而儒商正是中國式企業(ye) 家應有的人格風範。職是之故，“造就一代儒商”即是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前提條件。

誠然，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要涉及到各方麵的複雜內(nei) 容，但從(cong) 人創造世界即“人文化成”這一儒家的基本義(yi) 理來看，重塑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ye) 家人格風範是企業(ye) 界在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時必須優(you) 先考慮的問題。能否“造就一代儒商”，關(guan) 係到能否建成中國式企管模式這一偉(wei) 大的時代創舉(ju) 。下麵謹就五個(ge) 方麵來論述這一問題。

01、企業(ye) 家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企業(ye) 管理，說到底就是人對人的管理。即使是通過規章製度來對企業(ye) 進行管理，規章製度也必須通過人來實施、貫徹、遵循與(yu) 接受，即規章製度也隻有通過“人”才能發揮其規範企業(ye) 內(nei) 部行為(wei) 的客觀調節作用。

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ce) ，其人存而政舉(ju) ，其人亡而政息，故為(wei) 政在人”；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荀子所謂“有良法而亂(luan) 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luan) 者自古及今未嚐聞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以上所引，均是強調“人”在規章製度中的主導作用與(yu) 能動作用，強調“人”的主觀因素對客觀的行為(wei) 規範具有優(you) 先性與(yu) 重要性。所以，在企業(ye) 管理中強調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重要作用，就是強調“人”是企業(ye) 管理的根本，強調“人”的生命存在與(yu) 精神風貌是有效地進行企業(ye) 管理的主體(ti) 要件。企業(ye) 家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在企業(ye) 管理中，規章製度的作用往往要通過企業(ye) 家的言傳(chuan) 身教表現出來，企業(ye) 家帶頭遵守規章製度的人格榜樣會(hui) 在無形中熏習(xi) 感染企業(ye) 員工，久之，會(hui) 使企業(ye) 員工下意識地模仿效法在上者的行為(wei) 而自覺服從(cong) 企業(ye) 的規章製度，從(cong) 而使企業(ye) 的規章製度能夠更好地起到組織和管理生產(chan) 經營的作用。在上者的人格感染力是非常巨大的，因為(wei) 人有崇拜在上者的本性與(yu) 效法在上者的習(xi) 慣，在上者的一言一行都會(hui) 起著改變在下者行為(wei) 的教化作用。

因此，企業(ye) 家在企業(ye) 中的領導地位決(jue) 定企業(ye) 家是企業(ye) 中風教之所出的中心，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表率作用會(hui) 直接影響到企業(ye) 管理的優(you) 劣成敗。可以想見，如果某企業(ye) 中企業(ye) 家要求員工遵守規章製度而自己則任意違反規章製度，必然上行下效，企業(ye) 管理定將陷入混亂(luan) 。由於(yu) 在上者的人格風範在人類的管理活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儒家對在上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視。

孔子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yi) 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即是此義(yi) 。此理雖是治道之常，無甚高論，然甚難做到，故儒家千百年來諄諄告誡在上者，反複斯言而不厭。

第二、企業(ye) 家是人，企業(ye) 員工亦是人，企業(ye) 管理即是人對人的管理，管理者與(yu) 被管理者之間的關(guan) 係即是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一個(ge) 企業(ye) ，就是一個(ge) 由人組成的社會(hui) ，企業(ye) 成員除具有企業(ye) 管理所賦予的特定角色身份外，還具有作為(wei) 人而存在的普遍屬性；也就是說，企業(ye) 中管理者與(yu) 被管理者的關(guan) 係並沒有泯除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人與(yu) 人在普遍層麵上發生的存在關(guan) 係仍然是企業(ye) 管理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

在企業(ye) 管理中，作為(wei) 人在普遍層麵上發生的存在關(guan) 係雖似超乎具體(ti) 的管理內(nei) 容，但卻滲透交織在具體(ti) 的企管活動中而對企管的優(you) 劣成敗發生著巨大影響，一個(ge) 企業(ye) 如果僅(jin) 僅(jin) 把企業(ye) 成員當作管理者與(yu) 被管理者的狹隘關(guan) 係來對待，而不當作人與(yu) 人的普遍關(guan) 係來對待，這個(ge) 企業(ye) 就會(hui) 出現人與(yu) 人的異化或者說人與(yu) 人的疏離。

此種現象非但有損人的存在尊嚴(yan) ，還會(hui) 危及企業(ye) 的經濟效益。職是之故，從(cong) 人類存在的高度來看企業(ye) 管理，把具體(ti) 的企管關(guan) 係上升到人與(yu) 人的普遍關(guan) 係，是現代企業(ye) 麵臨(lin) 的重大課題，而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正是解決(jue) 這一重大課題的關(guan) 鍵所在。

我們(men) 知道，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並非隻是著眼於(yu) 企業(ye) 家是一企業(ye) 經營活動的具體(ti) 管理者，而是在更高的層次上著眼於(yu) 企業(ye) 家是一社會(hui) 人倫(lun) 關(guan) 係中（即企業(ye) 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中）的有德有位者，即著眼於(yu) 企業(ye) 家是一體(ti) 現人類真正存在本性的領導者和風教所出者。因而在企業(ye) 家人格風範中體(ti) 現出來的企業(ye) 家與(yu) 企業(ye) 員工的關(guan) 係是一種已然的存在本性與(yu) 潛在的存在本性之間的關(guan) 係，企業(ye) 家通過自己的真修實悟親(qin) 證了人類的真實本性，並由此變化氣質而外顯為(wei) 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

此人格風範會(hui) 在企業(ye) 管理活動中熏習(xi) 感染企業(ye) 員工，使企業(ye) 員工效法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而實現自己的真正存在本性，在擔任企業(ye) 角色的同時與(yu) 企業(ye) 家同修共證而成為(wei) 一真正有德之人。如此，一個(ge) 企業(ye) 就成了一個(ge) 修身進德輔仁勸業(ye) 的同道團體(ti) ，管理者與(yu) 被管理者之間的關(guan) 係就成了一種“相輔以仁”的真正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上下等差造成的隔膜會(hui) 在共同的向善關(guan) 係與(yu) 共同的修身關(guan) 係中淡化於(yu) 無形，從(cong) 而會(hui) 大大增強企業(ye) 的內(nei) 聚力，使企業(ye) 團結如一人，在競爭(zheng) 中立於(yu) 不敗之地。

故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不僅(jin) 是企業(ye) 家自己作為(wei) 人的存在價(jia) 值的實現與(yu) 表征，同時也是企業(ye) 管理人性化與(yu) 效率化合一的不可或缺的主體(ti) 要件。人在社會(hui) 組織結構中盡管都必須以不同的角色與(yu) 身份定位，但人作為(wei) 一超越的存在，其人格風範的追求與(yu) 生命價(jia) 值的證成必然會(hui) 超越其角色與(yu) 身份，從(cong) 而會(hui) 深刻影響其角色與(yu) 身份的實現方式與(yu) 存在意義(yi) 。知乎此，企業(ye) 家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西方管理重法治，中國管理重人治，法治依據的是一種唯理的精神，而人治依據的則是一種理情兼顧的精神。按照亞(ya) 裏士多德的思想，人有理性與(yu) 感情，理性傾(qing) 向公正，感情偏向自私，為(wei) 防止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因感情因素出現偏私，就必須預先用製度與(yu) 規章將理性固定下來，管理者在進行管理時隻能按照事先就規定好的製度與(yu) 規章來進行管理，這樣才能排除感情的幹擾，實現理性的公正。

亞(ya) 裏士多德這一唯理重法的管理思想一直流傳(chuan) 到今天，仍然是現代西方管理模式的主流。中國的管理思想則不然，中國人雖不反對法，但更重人。中國人認為(wei) 人生活的世界並不是一純理的世界，而是理與(yu) 情交織的世界。在人際交往中理性的公正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味追求理性往而不返，違背人情走到極端，就會(hui) 將公正變為(wei) 一種唯利是圖的計較與(yu) 執著，從(cong) 而將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變為(wei) 一種刻薄寡恩的冷冰冰的理性算計關(guan) 係與(yu) 法規約束關(guan) 係，人類社會(hui) 中溫情脈脈的“相與(yu) 之情”將不複存在，世界將成為(wei) 一個(ge) 刻板劃一的法理世界，最後此一法理世界必因其冷酷無情而成為(wei) 一個(ge) 理性宰製與(yu) 壓迫的不適合人類生存的世界。

馬克斯·韋伯曾指出：此一法理世界——現代性世界——是“工具理性壓倒價(jia) 值理性”的無意義(yi) 世界”，是“謀利欲望合理化”後的無德性世界，是“理性化鐵籠”宰製人類的無自由世界，是“專(zhuan) 家無心肝”導致的無人情世界，是“沒有先知”存在的無信仰世界。由此可見，韋伯對現代理性世界的診斷是何等的悲觀絕望，對此我們(men) 不能不深思反省而有以對治之！因此，就工商企業(ye) 而言，為(wei) 避免此種社會(hui) 理性化一偏發展帶來的負麵影響，儒家主張在企業(ye) 管理過程中理情合一，相互兼顧。

此即謂：“理”保證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規範性與(yu) 公正性，“情”則作為(wei) 人際社會(hui) 的天然紐帶化解“理”之冷酷性與(yu) 宰製性，使社會(hui) 在一公正溫情的狀態中得以維係存在。從(cong) 儒家的思想內(nei) 容來看，儒家所推崇的“禮”就是這種“理情兼顧”的管理模式。“禮”既是一種製度形態，具有規範性與(yu) 公正性（相對於(yu) 特定社會(hui) 角色之公正性），同時又具有等差性與(yu) 人情牲（緣人情之別異以製禮）。

故“禮”有“理”可循能正人際關(guan) 係使得其宜，“禮”又有“情”可係能養(yang) 人心社會(hui) 使得其和。儒家言禮之本乃文質合一，禮之用乃宅心恕而立法嚴(yan) ，《春秋》言三世異辭，為(wei) 賢者尊者親(qin) 者諱，緣人情本人道“依經行權”等，均是“理情兼顧”之義(yi) 。此種思想最重管理者仁心的培養(yang) 與(yu) 發用，因仁心乃禮之大本，而是否具有仁心正是管理者人格風範內(nei) 在素質的根本體(ti) 現。

西方“唯理重法”的管理思想在今日的企管製度中已漸生痼弊，其弊即是在生產(chan) 經營過程中人與(yu) 其存在本性異化，當今西方有識之士如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已對此弊作了諸多批判。但要根除此弊，則必須重建“理情兼顧”的儒家管理模式，突出企業(ye) 家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夫如是，方能克服西方管理模式“重理輕情”與(yu) “重法輕人”的管理傾(qing) 向，建成儒家“理”與(yu) “情”合一的管理模式，從(cong) 而在企業(ye) 管理中充分實現人類“理性”與(yu) “情感”和諧共存的存在本性。

02、儒商是中國式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

以上已說明企業(ye) 家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然在中國，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應當通過什麽(me) 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呢？也就是說，中國的企業(ye) 家應當具有什麽(me) 樣的人格風範呢？在中國，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應當通過“儒商”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的企業(ye) 家應當成為(wei) “儒家企業(ye) 家”。

那麽(me) ，何謂“儒商”呢？所謂“儒商”，是指具有儒家的生命追求與(yu) 心靈境界而在世俗社會(hui) 中從(cong) 事工商經貿企管活動的人。“儒商”在精神上完全歸宗儒家，按照儒家的人生信念與(yu) 道德義(yi) 理生活，在人格上表現出儒者的風範，其生命追求和心靈境界與(yu) 幾千年來的儒者一脈相承，殊無區別。

但在職業(ye) 與(yu) 俗務上，“儒商”則要從(cong) 事具體(ti) 的工商經貿企管活動，並且要把儒家的義(yi) 理貫穿在工商經貿企管活動中，使充滿利欲的具體(ti) 工商經貿企管活動體(ti) 現出儒家的道德精神和價(jia) 值理念。也就是說，“儒商”必須用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去轉化卑俗的工商經貿謀利活動，使人類將滿足其自然本能的利欲活動升華為(wei) 利用、厚生、造福社會(hui) 的正德活動；

同時，“儒商”還必須在企管活動中體(ti) 現仁道的精神，使企業(ye) 管理人性化而充滿仁愛之情，在生產(chan) 經營活動中充分實現人類“民胞物與(yu) ”的存在本性和生命價(jia) 值。

那麽(me) ，中國式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為(wei) 什麽(me) 必須是“儒商”呢？為(wei) 什麽(me) “儒商”是中國式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呢？也就是說，“儒商”是儒家學者一廂情願的奢望還是中國傳(chuan) 統經濟生活中本有之義(yi) 與(yu) 固有現象呢？下麵僅(jin) 從(cong) 四個(ge) 方麵來回答這一問題。

1、“儒商”是塑造中國式企業(ye) 家的應有之義(yi)

所謂企業(ye) 家，是近代工商文明產(chan) 生後出現的人物類型或者說社會(hui) 群體(ti) ，劃分企業(ye) 家的標準，一是依據企業(ye) 家的社會(hui) 分工，即企業(ye) 家必須專(zhuan) 職從(cong) 事工商經貿的生產(chan) 經營活動並以之為(wei) 誌業(ye) ；二是依據企業(ye) 家在工商經貿生產(chan) 經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即企業(ye) 家必須是工商經貿生產(chan) 經營活動中社會(hui) 公認的成功的組織者、管理者與(yu) 領導者。

在今天的世界上，工商企業(ye) 製度已在各個(ge) 民族和國家中出現，企業(ye) 家已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在社會(hui) 中興(xing) 起，並在社會(hui) 中起著繁榮社會(hui) 與(yu) 穩定社會(hui) 的舉(ju) 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於(yu) 世界上各個(ge) 民族和國家具有不同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企業(ye) 家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熏習(xi) 染濡下，其人生信仰與(yu) 行為(wei) 方式均受其傳(chuan) 統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巨大影響。

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一般的企業(ye) 家，即不存在學理上抽象界定的無文化特征的企業(ye) 家，隻存在具體(ti) 的企業(ye) 家，即生活在不同文明中體(ti) 現特定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特色的企業(ye) 家。在基督宗教地區，我們(men) 看到的多是新教企業(ye) 家；在猶太人生活區，我們(men) 看到的多是猶太教企業(ye) 家；在印度教地區，我們(men) 看到的多是印度教企業(ye) 家；在伊斯蘭(lan) 教地區，我們(men) 看到的多是伊斯蘭(lan) 教企業(ye) 家；在儒教文化圈地區（如日本、韓國、台灣），我們(men) 看到的多是儒家企業(ye) 家（如澀澤榮一）。

這些企業(ye) 家均一身而二任：既是某種宗教、文化和學說的信徒，又是工商經貿企管活動的主持者與(yu) 領導者。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當我們(men) 在中國談到企業(ye) 家時是在談“中國的企業(ye) 家”，而“中國的企業(ye) 家”必須是“中國式的企業(ye) 家”，“中國式的企業(ye) 家”則必須具有文化身份的界定與(yu) 認同。

這即是說，“中國式的企業(ye) 家”必須以中國文化為(wei) 其生命安立的根本與(yu) 行為(wei) 方式的依止，而儒家文化體(ti) 現的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可以安立中國人的精神生命並規範中國人的行為(wei) 方式。因此，在中國欲塑造“中國式的企業(ye) 家”，就必須以傳(chuan) 統的儒家文化為(wei) 其資源，而儒家信念+企業(ye) 家正是塑造“中國式企業(ye) 家”應具的人格風範。

一言以蔽之，所謂“中國式企業(ye) 家”就是“儒商”，而“造就一代儒商”正是在中國具體(ti) 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背景下塑造“中國式企業(ye) 家”的應有之義(yi) 。

2、“儒商”是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應有之義(yi)

如前所述，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是企管製度的主體(ti) 要件，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雖不解決(jue) 企業(ye) 管理中的規章製度問題，但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體(ti) 現了人類存在的真實本性，會(hui) 對企業(ye) 員工帶來巨大的影響，會(hui) 增強企業(ye) 的親(qin) 和力與(yu) 內(nei) 聚力，從(cong) 而使企業(ye) 管理人性化而促進管理效率。

然而，要在中國建立中國式的企管模式，必須在主體(ti) 要件與(yu) 客體(ti) 要件兩(liang) 個(ge) 方麵都具有中國特色，即必須在人（管理者）和製度（管理手段）兩(liang) 個(ge) 方麵都體(ti) 現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精神與(yu) 特質。如果要在中國建立中國式的企管模式，隻注重企業(ye) 規章製度的建設而忽視管理者人格風範的塑造，即使規章製度具有中國特色，仍不能稱為(wei) 中國式的企管模式，因為(wei) 在企管模式中主體(ti) 要件與(yu) 客體(ti) 要件相比，主體(ti) 要件具有管理上的優(you) 先性與(yu) 主導性，因為(wei) 主體(ti) （人）尚未具有中國特色，客體(ti) （製度）即便具有中國特色也不能良好運行。

因此，要在中國建立中國式的企管模式，塑造中國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解決(jue) 管理者的人的問題——就成了當務之急。而要在中國塑造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解決(jue) 人（主體(ti) 要件）的問題，舍儒家文化莫屬。

這是因為(wei) 儒家文化是一種實質性文化，體(ti) 現的是韋伯所說的“實質理性”或“價(jia) 值理性”，而這種“實質理性”或“價(jia) 值理性”正是解決(jue) 人的存在問題、塑造人的人格風範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用儒家文化塑造出來的企業(ye) 家具有中國式的心靈境界與(yu) 人格風範，能在文化層次上作為(wei) 一個(ge) 中國人來存在，因而能在企管模式的主體(ti) 方麵達到中國化，為(wei) 建立中國式的企管模式奠定人的基礎。因此，“造就一代儒商”，用儒家文化來塑造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正是建設中國式企管模式的應有之義(yi) 。

3、“儒商”是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

在中國，要塑造中國式的企業(ye) 家，除儒家文化外，還有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兵家文化以及其他傳(chuan) 統文化，但何以儒家文化塑造出來的“儒商”是中國式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呢？這涉及到中國文化內(nei) 部的判教問題，即涉及到中國文化各個(ge) 組成部分的價(jia) 值評判與(yu) 功用評判問題。

同是中國文化，因其純雜、高低、偏正、主別的不同，其塑造出來的人格風範即不同，此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表現與(yu) 功用亦不同。此一問題隻有通過文化的比較方能明白，下麵謹就中國文化內(nei) 部不同文化所塑造的人格風範作一簡單的比較評判。

道家的人格風範——道家在本質上是出世法，其追求的是純粹無為(wei) 的精神境界與(yu) 遺世獨立的真人理想，但由於(yu) 老子喜談政治，主張以道為(wei) 治，不少思想家與(yu) 政治人物都吸取道家的觀念運用於(yu) 人群的管理，如商韓之流的法家人物與(yu) 秦漢之際的許多帝王都推崇道家式的人格風範與(yu) 道家式的管理。

當然，道家的人格風範誠有值得稱道之處，如不執著世間的名利權勢周遊六合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而得大自在，反對對人類事務過多的無謂幹預。但是，道家“以道為(wei) 治”的思想重道而棄人，其弊必流於(yu) 絕仁去愛而刻薄寡恩。

我們(men) 知道，道家所說的“道”是絕對超越永恒普在的精神實體(ti) ，獨立於(yu) 人而對人發揮著作用，人不能對“道”產(chan) 生任何影響。統治者的責任就是按照這種客觀的“道”來管理社會(hui) ，排除任何人為(wei) 的主觀因素。在具體(ti) 的管理過程中，“道”落實下來就客觀化為(wei) “法”、“術”、“勢”，受道家影響的申韓之流認為(wei) 隻有通過“法”、“術”、“勢”來進行管理，形成所謂的“法治”、“術治”和“勢治”，才能體(ti) 現“道”的客觀統治。

在這種“道治”的實踐中，必然出現的是“嚴(yan) 法”、“陰術”和“暗勢”的混合之治，統治者的人格風範必然表現為(wei) “君人南麵之術”，即統治者必“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必“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 必“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wei) ”，必“抱法處勢”，“恃勢位而不慕賢智”。這種無為(wei) 而治（道治）的人格風範如果表現在企業(ye) 管理中，管理者必然是一深藏密室暗中玩弄權術宰製眾(zhong) 人的陰謀家，必是一高高在上運籌帳幄城府莫測的冷血動物。

道家標榜的無為(wei) 之治落實到現實政治中並非真無為(wei) ，而是無不為(wei) ，即是通過客觀的“法”“術”“勢”排除主觀的仁心德行後大為(wei) 特為(wei) 。

道家這種無情寡恩絕仁去愛的人格風範與(yu) 儒家民胞物與(yu) 春風雨露的人格風範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眾(zhong) 所周知，儒家的管理思想重人而不重法，儒家認為(wei) 在治理眾(zhong) 人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統治者不忍之心仁民愛物發為(wei) 仁政德治，絕非依靠嚴(yan) 刑威懾（法）、陰謀韜略（術）、地位權力（勢）而建立一個(ge) 冷酷暴虐的專(zhuan) 製王國。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是否認“道”有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絕對的客觀性與(yu) 超越性，而是確信每個(ge) 人都是道體(ti) ，都具有神聖的超越性，都可以在人際關(guan) 係中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去實現仁道。

儒家不僅(jin) 提倡仁愛，更提倡慎獨，使人的人格在屋漏之處與(yu) 光天化日之下均坦坦蕩蕩，殊無二致，不若道家之君人者密藏詭使，白晝鬼域，所作所為(wei) 見不得天日。

職是之故，道家的人格風範若出現在企業(ye) 管理中，管理者與(yu) 員工的關(guan) 係必然是一種冷漠無情的控製關(guan) 係，企業(ye) 中必然會(hui) 彌漫著一種神秘緊張的肅殺氣氛，如此的企業(ye) 絕不會(hui) 具有親(qin) 和力和內(nei) 聚力，其企業(ye) 管理也絕不會(hui) 是人性化的有效的企業(ye) 管理。

兩(liang) 較之下，道家的人格風範與(yu) 儒家的人格風範在企業(ye) 管理中的作用孰優(you) 孰劣、孰偏孰正可想而知矣。故我們(men) 說“儒商”的人格風範是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而道家的人格風範則不能獲此尊榮。（道家的人格風範若不表現在治世的具體(ti) 管理行為(wei) 中，而隻表現在出世間的心靈境界與(yu) 飄逸行為(wei) 中，其人格風範自有獨到的價(jia) 值。此一問題已超出了本文所談的範圍，故不論及。）

佛家的人格風範——佛家是純粹的出世間法，從(cong) 未奢望在世俗的具體(ti) 管理過程中治人治世，故佛家尚能自覺遵守其自位分際，在中國曆史上雖有佞佛的時代，但佞佛隻是統治者的個(ge) 人偏好，而不是國家治理的指導原則，國家治理的指導原則則在儒家。

由於(yu) 佛家是純粹的出世間法，佛教中沒有可用於(yu) 世俗社會(hui) 的治人治世的資源，除戒律和百丈清規這類佛教內(nei) 部的行為(wei) 規範外，佛教中的管理思想並不豐(feng) 富，並且不能適用於(yu) 世俗的社會(hui) 。

佛家的人格風範是出世的人格風範，其極致在成就佛性，親(qin) 證佛果，雖然大乘佛教之菩薩行強調入世的擔當，但其所擔當者仍不外拔苦渡生、出離六道、安隱涅盤，而非實現世俗社會(hui) 本身的價(jia) 值，即非擔當世俗社會(hui) 中政治人倫(lun) 所以安立證成之道。盡管佛家灑脫無執的人格風範對中土人士頗有影響，但在具體(ti) 治人治世的俗務中則不能正麵地、積極地、直接地、有效地作用於(yu) 管理過程。

在當今東(dong) 亞(ya) 許多國家，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企業(ye) 家，但這些企業(ye) 家的個(ge) 人信仰與(yu) 其企業(ye) 的管理往往分途：作為(wei) 個(ge) 人，企業(ye) 家信奉佛法是深感自己生命無常的流轉之苦而尋求出離解脫，而要出離解脫就必須否定現實的人生與(yu) 世俗的世界，即必須假定世俗世界是緣起性空分位假立，不值得安住；但作為(wei) 企業(ye) 管理者，企業(ye) 家又必須進入世俗的社會(hui) 中對工商經貿生產(chan) 經營活動進行具體(ti) 的組織領導，切實追求生產(chan) 經營效益而實現世俗價(jia) 值，即必須假定世俗世界是俗諦非空諸法實有。

然而，佛家出世還滅的教法不能相應世間追求經營效益的價(jia) 值，故信奉佛法的企業(ye) 家個(ge) 人生命的追求與(yu) 工商經營的活動往往二元分離，甚至相互衝(chong) 突而不能相通。因此，佛家的人格風範對企業(ye) 管理的直接作用甚微。

從(cong) 現實來看，信奉佛法的企業(ye) 家往往熱衷於(yu) 坐禪，而坐禪隻能解決(jue) 企業(ye) 家心靈寧靜和生理休息的問題，使企業(ye) 家在臨(lin) 作決(jue) 定和進行管理時心智清明、精力充沛，而不能解決(jue) 管理過程本身的義(yi) 理價(jia) 值問題和組織領導問題。故禪家的人格風範對企業(ye) 管理也無直接的作用。

然而，儒家則不然，儒家主張體(ti) 用不二、天人合一，主張內(nei) 外雙修、聖王貫通。在儒家看來，道在倫(lun) 常日用，世俗的政治、人倫(lun) 以及工商經貿活動均有其自己的價(jia) 值，儒者在實現這些價(jia) 值時可以進一步完善自己的人格，即由希賢希聖而內(nei) 聖外王打通，上升到聖王合一。

因此，儒家認為(wei) 個(ge) 人內(nei) 在生命的追求與(yu) 社會(hui) 外在功業(ye) 的獲取具有價(jia) 值上的一致性，相通而不分隔。儒家這種體(ti) 用不二的思想落實到企業(ye) 管理中就形成了“儒商”內(nei) 外貫通的人格風範：作為(wei) 個(ge) 人，企業(ye) 家要追求仁、義(yi) 、禮、智、信、溫、良、恭、儉(jian) 、讓、忠、恕、寬、惠、敏諸德；作為(wei) 管理者，企業(ye) 家要將這些德行落實到企業(ye) 經營活動中進行有效的組織領導，以實現最佳的經營效益。

這樣，企業(ye) 家個(ge) 人生命的追求與(yu) 企業(ye) 效益的追求合而為(wei) 一，實現了一種內(nei) 外不遺的完美人格風範，所以我們(men) 說“儒商”所表現出來的人格風範是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

兵家的人格風範——兵家講治軍(jun) 作戰克敵製勝，要實現此目的，除糧草輜重陣法武備等物質條件外，諸將領的人格風範往往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wei) 將領的人格風範可以起到維係軍(jun) 心、鼓舞士氣、效死沙場的作用。

兵家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個(ge) 分支，是“儒分為(wei) 八”後的一個(ge) 流裔。雖然兵家在戰爭(zheng) 的性質上主張戰爭(zheng) 必須具有正義(yi) 性（此為(wei) 儒家根本之義(yi) ），在軍(jun) 隊的管理上主張將領必須身先士卒、愛兵愛民（此亦為(wei) 儒家本有之義(yi) ），但由於(yu) 戰爭(zheng) 的具體(ti) 目標是在克敵製勝，故兵家的著重點乃落在強調韜略計謀在戰爭(zheng) 中所具有的決(jue) 定性作用上。

由此可以說兵家即是韜略家、計謀家，而兵家的人格風範亦即是韜略家與(yu) 計謀家的人格風範。此種人格風範具體(ti) 落實到治軍(jun) 作戰中或表現為(wei) 智謀之將，或表現為(wei) 謀士軍(jun) 師，多不能出“術”的範圍，此種人格風範與(yu) 儒家聖王雙修以仁馭術的人格風範相比確實存在著巨大差距，故隻有“儒商”表現出來的儒家人格風範才是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而所謂“商戰”中表現出來的強調謀略韜術的兵家人格風範不能成為(wei) 中國企業(ye) 家追求的最高人格風範，即不是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

又，雖然工商企業(ye) 中存在著競爭(zheng) ，但儒家並不把“商場”看作“戰場”，即不承認所謂“商戰”。儒家認為(wei) 工商經貿活動均是為(wei) 了造福於(yu) 人類社會(hui) ，其間的競爭(zheng) 隻是一種更好地服務人群的合理競賽，而不像戰爭(zheng) 是一種你死我活消滅對方的殘酷戰鬥。

競爭(zheng) 中雖有勝負，但隻是證明負方經營效益不佳尚未被社會(hui) 接納須努力趕上，而不像戰爭(zheng) 中的戰敗是要把對方徹底滅掉而不許其存在（澀澤榮一即持這種看法）。故儒家人格風範中的仁心不忍人際爭(zheng) 鬥的殘酷，其公義(yi) 則否認工商經貿活動是出於(yu) 私利的生死惡戰，儒家此種人格風範之大仁大公可謂勝於(yu) 兵家遠矣！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組成除以上諸家外，尚有法家、縱橫家、刑名家、雜家等流派，這些流派往往追求現世的權勢地位與(yu) 既得利益，無高遠理想與(yu) 純正理念，其人格往往萎瑣邪辟，卑下汙濁，實無風範可言，即如此之人格絕不可以作為(wei) 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典型。

無論從(cong) 學理上看還是從(cong) 曆史上看，隻有儒家的人格風範才是企業(ye) 家人風範的最高典型，故“造就一代儒商”是中國企業(ye) 文化向深層發展的必由之路，亦即是中國企業(ye) 家提升自己生命成德成物的向往與(yu) 追求。

4、“儒商”是中國文化的固有傳(chuan) 統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非常強大的教化力與(yu) 滲透力，其流風所至往往塑造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儒家人物，如在政治中塑造出所謂“儒臣”，孔門弟子中之子路、子夏、冉求以及荀子、董子、孔明、趙普、文天祥、王陽明是矣；在軍(jun) 事中塑造出所謂“儒將”，孔門弟子中之樊遲與(yu) 關(guan) 雲(yun) 長、嶽飛、史可法、曾國藩是矣；在歧黃之道中塑造出所謂“儒醫”，華陀、張仲景、李時珍是矣（民諺“不為(wei) 良相即為(wei) 良醫”可證醫家多出儒家）；而在工商領域中，則塑造出所謂“儒商”。

從(cong) 中國曆史來看，“儒商”可謂由來已久，在儒家產(chan) 生之日起就有“儒商”存在，被孔子稱讚為(wei) “瑚璉之器”的孔門弟子子貢就是中國最早的“儒商”。《論語》載子貢“貨殖焉億(yi) 則屢中”，《史記》載子貢“廢著鬻財（用盡自己的積蓄做買(mai) 賣）於(yu)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wei) 饒益”，又載“子貢好廢舉(ju) （賤買(mai) 貴賣），與(yu) 時轉貨貲（抓住時機低價(jia) 買(mai) 進高價(jia) 賣出），常相魯衛，家累千金”。正因為(wei) 子貢具有豐(feng) 厚的財力，所以子貢能“結駟連騎聘享諸侯，使孔子名布揚於(yu) 天下”。

從(cong) 孔子讚揚子貢之才與(yu) 孔子沒後子貢獨守心喪(sang) 六年來看，孔子完全肯定子貢的“儒商”行為(wei) ，而子貢雖然經商但拳拳服膺孔子之教，並以自己的財力支持孔子的傳(chuan) 道事業(ye) ，故司馬遷把子貢列入《仲尼弟子列傳(chuan) 》加以表彰後，又把子貢列入《貨殖列傳(chuan) 》大力推崇。在孔門弟子中，師生情誼之深厚純篤除顏子外，當推子貢。

子貢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登也”，對孔子頌揚備至；而孔子則極讚子貢為(wei) 宗廟中之貴器淨潔而有大用，並勉其富而好禮。由此可見，“儒商”從(cong) 其產(chan) 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子貢亦儒亦士亦學亦商的人格風範為(wei) 吾國曆史中的工商者流塑造了一個(ge) 效法的崇高典範，影響了吾國的工商界人士兩(liang) 千餘(yu) 年。

在吾國曆史上，“儒商”除子貢外，代不乏人。如元之富商甫裏書(shu) 院山長陸道原貨甲天下，一時名流鹹與(yu) 之遊；明之陽明弟子鹽商王心齋邊販鹽邊講學，門下多為(wei) 商賈工匠，後形成泰州學派。

宋元之際漸士商不分，明清之士“由儒入賈”者甚多，如宋儒陸九淵即是商家子弟，其家設鋪作衣食買(mai) 賣，陸子亦帶商之身份；又如浙之富商卓禺、太湖之典當商席寧侯均是“由儒入賈”後經商致富。明清之際著名的徽商亦多是“由儒入賈”後“士”“商”身份一身而二任，其人格風範既表現為(wei) 儒者又表現為(wei) 商賈，即表現為(wei) “儒商”。

而清末的蘇商張謇更是子貢後吾國“儒商”的典型。張謇曾中清末狀元，曾任贛榆選青書(shu) 院、崇明瀛洲書(shu) 院、江寧文正書(shu) 院、安慶經古書(shu) 院山長，主張實業(ye) 救國、教育救國與(yu) 憲政救國，一生創辦了20多家企業(ye) ，370多所學校，積極參與(yu) 並領導清末立憲運動，並且廣泛興(xing) 辦各種慈善事業(ye) ，如建立了育嬰院、儒孤院、儒寡會(hui) 、溥善堂、養(yang) 老院、殘廢院、濟良所、棲流所、客殯室、盲啞學校、南通醫院、助產(chan) 士傳(chuan) 習(xi) 所、南通教養(yang) 公積社等慈善組織，是吾國近代著名的實業(ye) 家、教育家、政治家與(yu) 慈善家，其“儒商”的典範直可與(yu) 子貢媲美！

由此可見，“儒商”是吾國曆史文化中固有的工商傳(chuan) 統，對吾國古代的經濟生活與(yu) 社會(hui) 生活影響至巨。

然而，近百年來中國出現了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家文化遭到巨大的摧殘而式微，“儒商”的人格風範在我國現代的經濟生活中已如鳳毛麟角，曠世難覓。故當今中國企業(ye) 界的當務之急就是發心尋回失卻的“儒商”傳(chuan) 統，在工商經貿企管活動中重新塑造出“儒商”的人格風範，從(cong) 而創造出新的儒家化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

03“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是儒商的根本標誌

儒家的人格風範非常豐(feng) 富多彩，除上述的仁、義(yi) 、禮、智、信，溫、良、恭、儉(jian) 、讓，忠、恕、寬、惠、敏外，還有中、和、廉、恥、誠、敬、勤、勇以及絜矩之道、素位之行、天命之畏、浩然之氣等。

這些德行體(ti) 現在信奉儒家價(jia) 值的企業(ye) 家身上，就形成了“儒商”豐(feng) 富多彩的人格風範。但是，儒家人格風範的最高理想則是“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此種人格理想不僅(jin) 使儒家區別於(yu) 道家佛家，更使儒家在治人治世上高出道家佛家。故作為(wei) “儒商”，其人格風範的根本標誌就自然表現在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上。欲明此義(yi) ，需先解釋何謂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

1、何謂“內(nei) 聖”

“內(nei) 聖”，是指人內(nei) 在的生命達到了人類存在的最高極致，實現了生命的最高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用儒家的話來說，“內(nei) 聖”就是通過正心誠意、修身學道，使個(ge) 體(ti) 生命下學上達、盡性立命、成德成聖、天人合一。“內(nei) 聖”落實到人格上，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明明德之人、一太極之人、達天德之人、立人極之人，人類的生命存在與(yu) 精神境界在聖人身上達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體(ti) 現。

以上所說的仁、義(yi) 、禮、智、信、中、和、誠、敬諸德就是“內(nei) 聖”在人格上的具體(ti) 體(ti) 現或者說外化。“內(nei) 聖”是人類存在的本然之性，每個(ge) 人生命中都具有聖性，都能成聖。莊子在解釋“內(nei) 聖”時所謂“配神明，醇天地，明於(yu) 本數”即是此義(yi) ，荀子所謂“聖也者，盡倫(lun) 者也”亦即是此義(yi)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內(nei) 聖”一直是儒家人物仰慕與(yu) 追求的人格理想，一直被視為(wei) 儒家人格風範的內(nei) 在要求。

2、何謂“外王”

“外王”，是指在個(ge) 體(ti) 生命之外建立起造福民眾(zhong) 的事功德業(ye) ，建立起體(ti) 現天道性理安養(yang) 人心調伏人欲的禮法製度。用儒家的話來說，“外王”就是施行仁政、實現德治，使政治與(yu) 社會(hui) 中人得其所、物盡其用、太平和樂(le) 、天德流行。

“外王”落實到人格上，就是要建功立業(ye) ，製禮作樂(le) ，改製立法，建立起王政王製。而此王政王製既體(ti) 現天道性理，又隨順物理人情，使人的精神生命在禮法製度中調適上遂而得到充分實現，並使人的物質生命在事功德業(ye) 中安養(yang) 和樂(le) 而得以充實廣大。

聖人製禮作樂(le) 、協和萬(wan) 邦、近悅遠來，天下歸仁即是“外王”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ti) 體(ti) 現。莊子在解釋“外王”時所謂“育萬(wan) 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即是此義(yi) ，荀子“王也者，盡製者也”亦即是此義(yi) 。此外，《大學》所謂“親(qin) 民”，公羊學所謂“王者參通天地人天下歸往”，亦即是此義(yi) 。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特別是在今文經學傳(chuan) 統中，“外王”一直是儒家仰慕追求的人格理想，公羊學言“孔子為(wei) 王”——孔子作《春秋》當新王而改製立法，即是以“外王”為(wei) 理想人格的另一種表述。故在儒家的人格風範中，“外王”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構成了“內(nei) 聖”之外的另一個(ge) 人格標準。

3、“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關(guan) 係

“內(nei) 聖”與(yu) “外王”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兩(liang) 個(ge) 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又是構成儒家完滿人格的兩(liang) 個(ge) 不同標準。隻“內(nei) 聖”，即隻在自己的生命存在上達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不是最完滿的人格；隻“外王”，即隻在外在事功製度上達到輝煌的業(ye) 績，亦不是最完滿的人格。最完滿的人格，即理想的人格，必須是內(nei) 外雙修，聖王兩(liang) 全，即“內(nei) 聖”與(yu) “外王”合一，體(ti) 現在人的生命中二者不可缺一。

是故，依儒家“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道家抱一還虛遺世獨立逍遙與(yu) 天地精神往來的真人神人不是最完滿的人格，佛家出離六道超越三界親(qin) 證真法界圓明妙心的佛菩薩亦不是最完滿的人格，因為(wei) 此種道佛兩(liang) 家的人格隻有“內(nei) 聖”而無“外王”，即此種人格未能在外在的現實世界中建立起濟世益民的事功與(yu) 製度。

又依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齊桓晉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能在外在的現實世界中建立起濟世益民的事功與(yu) 製度，但其內(nei) 在的生命存在未能達到最高的精神境界，故其人格亦非最完滿的人格。

在儒家看來，特別是在公羊家看來，隻有堯舜孔子才能在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方麵聖王合一，達到最完滿的人格。故公羊家稱堯舜孔子為(wei) “聖王”，即聖人+王者。其為(wei) 聖人，生命存在上達天德，立人極而達到了人類精神境界的最高極致；其為(wei) 王者，在外在的現實世界中建立起了濟世益民的豐(feng) 功偉(wei) 績和安養(yang) 人心調適人欲的禮法製度。

公羊家謂堯舜協和萬(wan) 邦天下歸往、孔子為(wei) 王改製立法垂待後世取法即是此義(yi) 。公羊家對“聖王”的人格理想推崇備至，認為(wei) “內(nei) 在之聖”與(yu) “外在之王”是君子之學達到完滿人格不可分割的統一標準。公羊先師荀子下麵一段話最能表達此層含義(yi) ：

“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止諸至足。何為(wei) 至足？曰：聖也者，盡倫(lun) 者也；王也者，盡製者也。兩(liang) 盡者，足為(wei) 天下極也。故學者以聖王為(wei) 師。”

在儒家學說中，“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有許多不同的表達形式，千百年來已深入人心成為(wei) 儒者追求的目標，除上述盡倫(lun) 盡製外，如立己立人、成己成物、達己達人、修齊治平、修己以安百姓、明明德而親(qin) 民以及日儒澀澤榮一所謂“士魂商才”，均是內(nei) 外雙修聖王合一之義(yi) 。以上已述何為(wei) 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下麵當述此人格理想在企業(ye) 家身上的體(ti)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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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在企業(ye) 家身上的體(ti) 現

傳(chuan) 統儒家“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雖是就政治上如何治理國家與(yu) 社會(hui) 而說，但治理一個(ge) 企業(ye) 就像治理一個(ge) 國家一樣，要涉及到治理者個(ge) 人主觀的人格風範問題，並且治理者的人格風範會(hui) 直接影響到治理的優(you) 劣成敗。

因此，儒家“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在現代企業(ye) 管理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yi) ，是當今中國“造就一代儒商”不可或缺的主體(ti) 要件。

先言“內(nei) 聖”。在企業(ye) 管理以及各種工商經貿經營活動中，“內(nei) 聖”對管理者和經營者來說非常重要，這是因為(wei) 管理者和經營者首先是人，是一個(ge) 獨立蒼茫麵對人生宇宙奧秘的存在者；管理者和經營者作為(wei) 人的存在意義(yi) 與(yu) 生命價(jia) 值對其來說是第一性的，是先於(yu) 其職業(ye) 、身份和角色的，因而是必須優(you) 先考慮和優(you) 先解決(jue) 的根本性的生命存在問題。

也就是說，企業(ye) 家首先必須作為(wei) 圓顱方趾的人存在，然後才作為(wei) 特定社會(hui) 角色的企業(ye) 家存在；如果企業(ye) 家作為(wei) 人存在的問題解決(jue) 不好，其作為(wei) 企業(ye) 家存在的角色就不能擔當好。

職是之故，“內(nei) 聖”就要求企業(ye) 家首先要在自己個(ge) 人的內(nei) 在生命中返心複性，見道證真，實現其真實的人性與(yu) 存在價(jia) 值，達到人類本性所應有的精神境界。具體(ti) 說來，“內(nei) 聖”要求企業(ye) 家在其生命存在的所有領域中——人性、社會(hui) 身份與(yu) 社會(hui) 角色中——都要正心誠意、修身進德，實現前述儒家所說的仁、義(yi) 、禮、智、信、忠、恕、寬、惠、敏等諸德，使自己平庸的自然生命轉化升華為(wei) 崇高的德性生命，達到人性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人極。

若企業(ye) 家能按照儒家“內(nei) 聖”的要求證悟修為(wei) ，企業(ye) 家就可以在其生命的踐履中學為(wei) 聖人，使自己的生命存在在“聖域”中大放異彩，如子貢、張謇與(yu) 澀澤榮一然。但是，徒“聖”不足以達至最高最完滿的人格，企業(ye) 家要達至最高最完滿的人格，還必須達到“外王”的人格標準，故須再言“外王”。

前麵已言，企業(ye) 家的存在是雙重存在，企業(ye) 家除作為(wei) 人存在外，同時還作為(wei) 企業(ye) 的管理者、領導者和經營者存在，即企業(ye) 家在社會(hui) 中還擔當著另一種領導和管理企業(ye) 的身份和角色，從(cong) 事著具體(ti) 的工商經貿經營活動和職業(ye) 。

因此，“外王”對企業(ye) 家的這種身份、角色和職業(ye) 來說非常重要，“外王”可以說是企業(ye) 家展現其身份、擔當其角色、從(cong) 事其職業(ye) 、實現其誌業(ye) 是否成功的標誌，即“外王”可以說是企業(ye) 家之所以成為(wei) 企業(ye) 家的特質。按照儒家“外王”的人格標準，“外王”要求企業(ye) 家在企業(ye) 管理與(yu) 工商經營活動中獲得相當的成功，能夠通過自己的職業(ye) 活動造福社會(hui) 民眾(zhong) ，為(wei) 人類的物質文明作出巨大的貢獻。

具體(ti) 說來，“外王”要求企業(ye) 家在企業(ye) 管理與(yu) 工商經營活動中掌握高超的管理藝術，製定情理相容行之有效的人性化規章製度，精確計算經營成本盡量減少投資風險，以深厚的學養(yang) 與(yu) 敏銳的智慧洞察並把握市場的走向，力圖以大仁之心與(yu) 大公之行在工商經貿的競爭(zheng) 中取勝，即最大限度地賺取陽光下的利潤，以實現利用厚生富國富民的目的。

也就是說，“外王”要求企業(ye) 家必須以企業(ye) 經營作為(wei) 一種誌業(ye) ，即一種天職，把企業(ye) 經營的成功作為(wei) 完善自己人格的外在標準，在合理合法地追求最大利潤的競爭(zheng) 中實現自己作為(wei) 企業(ye) 家的生命意義(yi) 與(yu) 存在價(jia) 值。

職是之故，作為(wei) 一個(ge) 企業(ye) 家就應當在其職業(ye) 範圍內(nei) 建立起偉(wei) 大的功業(ye) ，樹立起崇高的榜樣，贏得社會(hui) 的普遍讚許，以其產(chan) 品實現“天下歸往”的“外王”理想。如果一個(ge) 企業(ye) 家不僅(jin) 在內(nei) 在生命上上達天德達到了“聖”的精神境界。在外在事功上也澤及百姓達到了“王”的經營業(ye) 績，那麽(me) 這個(ge) 企業(ye) 家就達到了“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實現了天地間最完滿的“儒商人格”。

以上已言何為(wei) “內(nei) 聖”，何為(wei) “外王”，以及“內(nei) 聖外王”的關(guan) 係以及“內(nei) 聖外王”在企業(ye) 家身上的表現，據此，我們(men) 已知“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是儒商人格風範的根本標誌。

那麽(me) ，要在中國“造就一代儒商”，就必須用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來涵濡薰陶中國的企業(ye) 家，使中國的企業(ye) 家在人格風範上內(nei) 外雙修、聖王兩(liang) 全，通過儒家傳(chuan) 統的現代轉化重新塑造出一種新型的中國式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即重新塑造出“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儒商”的人格風範。

04“造就一代儒商”的時代意義(yi)

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這已成為(wei) 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在這一曆史發展的進程中，“造就一代儒商”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yi)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1、“造就一代儒商”是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主體(ti) 要求

中國近百年來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不斷學習(xi) 西方的各種製度，其中包括企業(ye) 製度，如法人製度、股份製度、會(hui) 計製度等。但近二十年來亞(ya) 洲“四小龍”興(xing) 起，人們(men) 猛然發現由於(yu) 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國學習(xi) 西方建立起來的企業(ye) 製度與(yu) 西方原本的企業(ye) 製度亦不盡相同。於(yu) 是人們(men) 開始覺悟到在中國建立企業(ye) 製度不可完全照般西方的企業(ye) 模式，而應當考慮到中國文化的特色。

在今日，學界與(yu) 企業(ye) 界的有識之士鑒於(yu) 日本式企管模式對世界的衝(chong) 擊，反省日本企管模式之價(jia) 值理念源自中國，遂提出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構想。這是中國人在學習(xi) 西製過程中的又一次覺悟。

然而，要建立中國式的企管模式，首先遇到的是企業(ye) 製度中主體(ti) 要件的中國特色問題。也就是說，企業(ye) 製度要具有中國特色，首先企業(ye) 製度的主體(ti) ——企業(ye) 家——要具有中國特色。如果企業(ye) 製度的主體(ti) 不具有中國特色，企業(ye) 製度絕不可能具有中國特色。

這是因為(wei) ，人是企業(ye) 製度中的首要因素，人的特質決(jue) 定著企業(ye) 製度的特質。故在中國，要使企業(ye) 製度的主體(ti) 具有中國特色，就必須以中國文化來涵濡薰陶企業(ye) 家，使企業(ye) 家首先成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中國人，在其生命中體(ti) 現出中國文化的特質。

而儒家文化是中國五千年曆史所確立的主導性的中國正統文化，因而具有這樣的功能，即儒家文化塑造出來的人格風範體(ti) 現了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中國人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具體(ti) 到企業(ye) 界，儒家的人格風範體(ti) 現在中國企業(ye) 家的身上就形成“儒商”，而“儒商”就是體(ti) 現了中國文化特質的中國式企業(ye) 家最高的人格風範。

所以，“造就一代儒商”，就是為(wei)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管模式塑造一代最能體(ti) 現中國文化特質的企業(ye) 家，在企業(ye) 主體(ti) 方麵滿足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要求。我們(men) 可以預見，如果不能在中國“造就一代儒商”，就不可能在中國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ye) 製度，因而中國的企業(ye) 製度就不能在世界的企業(ye) 製度中找到適應其文化特性的定位，中國企業(ye) 製度的建設亦將不會(hui) 成功。

2、“造就一代儒商”是建立新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的內(nei) 在要求

西方工業(ye) 文明啟始於(yu) 新教倫(lun) 理，其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是清教徒+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西方工業(ye) 文明的特色不僅(jin) 在於(yu) 其企業(ye) 製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於(yu) 其清教徒企家人格風範中體(ti) 現出來的所謂資本主義(yi) 的“天職”精神。

西方資本主義(yi) 的企業(ye) 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雖亦有其文化特色，但因其所具之理性化特征含有客觀的性質，故可普遍化而為(wei) 其他文明所接受，在其他文明的國度中生成，如東(dong) 亞(ya) 諸國普遍接受並建立法人製度和股份製度就是明證。

但是，西方建立在新教倫(lun) 理上的資本主義(yi) “天職”精神則是其企業(ye) 製度的核心，此核心涉及到西方文明的神髓，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傳(chuan) 統中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根本價(jia) 值理念。而這種源自西方傳(chuan) 統的新教倫(lun) 理有其獨特的文明特性與(yu) 地域特性，很難普世化而被其他異質的文明和不同信仰的人所接受。

因此，在東(dong) 亞(ya) 各國學習(xi) 西方的企業(ye) 製度時，可以學得其理性化與(yu) 普世化的企業(ye) 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難學得其企業(ye) 製度的核心——西方人建立在新教倫(lun) 理基礎上的生命信仰形式與(yu) 源自其傳(chuan) 統宗教道德的行為(wei) 方式。

也就是說，東(dong) 亞(ya) 各國在學習(xi) 西方的企業(ye) 製度時，企業(ye) 製度的客體(ti) 要件可以是西方的（盡管在必要時可以根據自身的文明傳(chuan) 統加以改造而使其調適上遂），但企業(ye) 製度的主體(ti) 要件——人及其精神信仰——則隻能是東(dong) 亞(ya) 的。

故澀澤榮一可以理直氣壯地從(cong) 西方（德國）引進股份製度（株式會(hui) 社），但此股份製度的管理者——東(dong) 亞(ya) 企業(ye) 家——的生命信仰與(yu) 行為(wei) 方式則不能從(cong) 西方引進，管理此股份製度的人隻能是具有東(dong) 亞(ya) 生命信仰（儒家信仰）和東(dong) 亞(ya) 行為(wei) 方式（《論語》所教導的行為(wei) 方式）的人。

因此，要建立新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在建立客觀化企業(ye) 製度的同時塑造出一代具有東(dong) 亞(ya) 生命信仰與(yu) 行為(wei) 方式的企業(ye) 家，使現代東(dong) 亞(ya) 企業(ye) 的經營管理者能夠自覺到其生命存在在世界文明體(ti) 係中的定位與(yu) 歸宿，從(cong) 而使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能夠體(ti) 現出其文明的固有特色。

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造就一代儒商”，因為(wei) “儒商”是東(dong) 亞(ya) 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最高典型，最能充分體(ti) 現出東(dong) 亞(ya) 人的生命信仰與(yu) 行為(wei) 方式，從(cong) 而最能體(ti) 現出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色。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所以我們(men) 說，“造就一代儒商”是建立新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的內(nei) 在要求，是對東(dong) 亞(ya) 傳(chuan) 統文化的重建與(yu) 回歸。

3、“造就一代儒商”是克服現代人經濟異化的存在要求

現代文明是工業(ye) 文明，現代社會(hui) 是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hui) ，在這種獨特的文明與(yu) 社會(hui) 中，經濟生活成了人類存在的主要形式。本來，人類尋求自己自然欲望的滿足與(yu) 物質生活的豐(feng) 富天經地義(yi) ，無可厚非，但現代社會(hui) 中經濟生活向一偏發展，壓倒了其他人類活動而走到極端。

在這種文明的偏向中，人類的生命存在亦隨之偏倚，自然的需求壓倒了超越的需求，物質的生活排斥了精神的生活，人性萎縮在緊張的利欲活動中而得不到全麵健康的發展，人類存在喪(sang) 失了其完美性與(yu) 神聖性而成為(wei) 近乎動物性與(yu) 機械性的存在。

這種人性的喪(sang) 失就是所謂現代人的經濟異化。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借用黑格爾的哲學概念描述了這種人類存在的經濟異化，韋伯認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特征是工具理性壓倒價(jia) 值理性也揭示了這種人類存在的經濟異化，而晚近存在主義(yi) 批評當今世界的技術主義(yi) 與(yu) 經濟主義(yi) 是“存在即占有”也是指向這種經濟異化。

在現代企業(ye) 製度中，這種經濟異化則表現得更為(wei) 突出，所謂白領階層、經理人員、工段長、上班族、鍵盤黨(dang) 等都是隻有角色而無存在，其充實光輝的生命被捆縛在一個(ge) 具體(ti) 的管理過程與(yu) 技術操作上，異化為(wei) 一個(ge) 製度程式框架內(nei) 形式理性的呆板執行者，從(cong) 而降為(wei) 一機械的、被動的、疏離的、異己的存在，也就是異化的存在。

現代企業(ye) 製度的創始人在創立此製度時可以說沒有考慮到人類存在的問題，致使企業(ye) 製度出現了這種非人性的異化傾(qing) 向。在今天，許多有識之士已經察覺到了經濟異化對人類存在的巨大危害，呼籲在建立企業(ye) 製度時要考慮人的存在問題，即要在工商經貿企管活動中克服經濟異化而建立起人性化的企業(ye) 製度。

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唯有“造就一代儒商”才有可能。這是因為(wei) ，“儒商”固然是商，有其特定的角色身份，但“儒商”更是儒，有其普遍的存在屬性。

“儒商”作為(wei) 儒，其生命存在必須上達天德，必須充分實現人類超越形上的本性，必須證成自己光輝美大的生命，必須努力達到成己成物的存在境界。也就是說，“儒商”雖在充滿利欲的世俗經濟生活中從(cong) 事具體(ti) 的工商經貿活動，但其生命存在並不被這種世俗活動所拘所縛，而是能夠超越此世俗活動而達至完滿的生命存在。

如此，“儒商”就能夠在工商經貿活動中克服經濟的異化，以價(jia) 值理性轉化工具理性，從(cong) 而把握住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平衡，完完整整地擁有人的天命之性，充充滿滿地做一個(ge) 與(yu) 天地精神同在的人。

如此的“儒商”，已不再是一個(ge) 異化的經濟人，而是一複歸人類本性（複性）的存在人，即是一個(ge) 真正的現實自己高貴本性的人。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我們(men) 說“造就一代儒商”，是克服現代人經濟異化的存在要求。

4、“造就一代儒商”是複興(xing) 儒學的緊迫要求

儒學在中國近百年的曆史中逐漸衰落，究其原因，論者不外謂：儒學所依附的帝製崩潰使儒學失去了權力的支持，樸學禁固人心使儒者缺乏精神的創造不能形成偉(wei) 大思想，而儒學本身的疲敝衰老使儒學難以成功回應西方現代的挑戰，等等。

但是，除這些原因外，儒學在中國近百年曆史中的衰落還有一個(ge)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儒學承宋代儒學的餘(yu) 緒過分心性化與(yu) 形上化，使儒學退守在人心深處忙於(yu) 編織道德形上學的超越體(ti) 係，不能真正麵向現實生活，不能直麵當今世界，不能獲得現實生活的滋養(yang) 與(yu) 磨練，因而不能解決(jue) 生活世界中所麵臨(lin) 的諸多迫切問題，即不能再進入曆史而創造曆史。

時至今日，現代新儒學及其它各種儒家學派勃興(xing) ，但仍未擺脫宋明儒學過分心性化與(yu) 形上化的影響，仍固守在心性與(yu) 形上的領域不能麵向世界。在這種情況下，要複興(xing) 儒學，就必須克服現代儒學過分心性化與(yu) 形上化的傾(qing) 向，使儒學走出心性進入生活，在與(yu) 現實世界的良性互動中獲得源頭活水，不斷滋長壯大而成為(wei) 活的儒孕。

這就要求儒學積極地進入到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倫(lun) 理生活以及其他各種社會(hui) 生活中去實現其義(yi) 理，落實其價(jia) 值，切實有效地解決(jue) 時代提出的各種緊迫問題，重新贏得中國人的信賴與(yu) 認同，再度在中土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而“造就一代儒商”，就是使儒學進入當今中國的經濟生活，在工商經貿活動中落實儒家的義(yi) 理與(yu) 價(jia) 值，使儒學在直接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最重要的經濟領域中展現其治人治世的偉(wei) 大功能，解決(jue) 建立中國式企業(ye) 製度所遇到的企管模式中國化與(yu) 人性化的問題。

如果“造就一代儒商”能夠解決(jue) 這些問題，那麽(me) 現實生活就會(hui) 證明儒學在當今中國仍然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能夠成功回應時代提出的挑戰，能有效解決(jue) 現代社會(hui) 麵臨(lin) 的難題。夫如是，就會(hui) 改變國人對儒學現代功能的看法，增強國人用儒學改造現代中國的信心，使儒家傳(chuan) 統衰落百年後又在今日重放異彩，再獲新生。正是鑒於(yu) 這一原因，所以我們(men) 說，“造就一代儒商”是當今中國複興(xing) 儒學的迫切要求。

結語

中國的經濟，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正處在一個(ge) 關(guan) 鍵的時刻，新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是否最終形成，端賴中國經濟的性質與(yu) 發展而定。與(yu) 此相適應，中國的企業(ye) 製度也處在一個(ge) 關(guan) 鍵時刻，中國化與(yu) 人性化的企業(ye) 製度是否形成，不僅(jin) 影響到中國企業(ye) 製度的性質及其發展，也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性質及其發展，最終也影響到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的形成。

在這一曆史發展的重大關(guan) 頭，在創造這一新文明的千秋偉(wei) 業(ye) 中，儒家文化無疑是一可資利用的深厚資源。在製度層麵上，儒家情理並重的禮製思想在建立中國式企業(ye) 製度方麵可資借鑒之處甚多，而在存在層麵上，儒家“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人格理想最適合塑造中國式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人是聚宇宙靈氣所生之最高貴存在，體(ti) 現著天地化生萬(wan) 物的創造精神。故依儒家，人創造曆史，人創造世界，人亦創造製度，其中包括經濟製度與(yu) 企業(ye) 製度。

因此，隻要造就了一代“儒商”，一代“儒商”就會(hui) 按照自己的“儒商”理念去創造儒家化與(yu) 中國化的經濟製度與(yu) 企業(ye) 製度，即去改變中國的現實，去創造中國的曆史。也就是說，造就了一代“儒商”，就不愁建立不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人性化的企業(ye) 製度，即儒家化的企業(ye) 製度。職是之故，“造就一代儒商”就成了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先決(jue) 條件。筆者相信，曆史已在呼喚古老的“儒商”傳(chuan) 統，用儒家文化重塑中國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已成為(wei) 建立中國式企管模式的當務之急。

縱觀人類曆史，傳(chuan) 統固然會(hui) 衰老失落，但傳(chuan) 統也會(hui) 複活再興(xing) ——曆史上希臘文明曾在歐洲衰老失落，但中世紀的西方人從(cong) 阿拉伯人手中找回希臘傳(chuan) 統後又發揚光大，重新開出新的西方文明。因此，吾人相信，在儒家傳(chuan) 統今日式微之際，自日本返哺“士魂商才”的企管理念必能在中國造就出一代儒商，重新開出新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孔子雲(yun) ：“我欲仁，斯仁至矣。”隻要吾中國工商經貿企管中人回心向道自覺恢複吾國“儒商”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發心以自己的行動為(wei) 儒學作見證，一種嶄新的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與(yu) 工業(ye) 文明必將挺立在神州故土，大洋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