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之辨證、內(nei) 涵及展望——再論中國企業(ye) 家人格風範的重塑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本文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論文稿係列，1997年總25期

二十八年前，予於(yu) “儒商”，曾三致誌焉。因感神州“商道”淩夷，爰撰三文，次論“儒商”。後究心聖學，不複措意，置諸屜內(nei) ，雖或刊行，流布末廣。今儒士社建“儒商學宮”，推廣“儒商”理念，弘揚“儒商”精神。予嘉其補益世道，增上孔學，遂尋出舊稿，改定潤色，以供儒士社研習(xi) 探討，傳(chuan) 布商界。今日儒運仍在蹇難，然私心竊望“儒商”傳(chuan) 統能再興(xing) 乎中夏，不絕於(yu) 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則子貢張謇必能複睹於(yu) 當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負於(yu) 往聖先賢也！

盤山叟蔣慶癸卯正月初八於(yu) 深圳蓮花山畔之繙經齋

中國目前正在營建市場經濟，而營建市場經濟的關(guan) 鍵則在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然而，我們(men) 知道，所謂現代企業(ye) 製度，不外是股份製度、公司製度、證券製度、票據製度、會(hui) 計製度、審計製度以及有關(guan) 的工商法律等製度。

這些製度不是中國本有者，而是從(cong) 西方所引進，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色，如果死搬硬套這些製度反會(hui) 與(yu) 中國的國情不相符合，不利於(yu) 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所以，建立中國現代企業(ye) 製度的當務之急，就在於(yu) 在吸收中國固有文化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體(ti) 現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國式企業(ye) 製度。

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又涉及到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是企業(ye) 製度的客體(ti) 內(nei) 容，一是企業(ye) 製度的主體(ti) 內(nei) 容；也就是說，中國式的企業(ye) 製度不僅(jin) 要在企業(ye) 的組織形式、運作方式、法律架構等客體(ti) 方麵具有中國特色，在企業(ye) 家與(yu) 企業(ye) 員工的生命信念、道德精神和人格風範等主體(ti) 方麵也應具有中國特色。

現代企業(ye) 製度的客體(ti) 內(nei) 容中國的企業(ye) 家們(men) 可以從(cong) 西方引進移入，並按照中國的國情綜合改造為(wei) 我所用，這不困難；但中國企業(ye) 家的生命信念、道德精神與(yu) 人格風範則不可能從(cong) 西方引進移入，而必須在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薰陶研習(xi) 中確立與(yu) 養(yang) 成，這非常困難；因為(wei) 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在中國近百年來不斷升級的反傳(chuan) 統衝(chong) 擊下已衰落式微，現在正處於(yu) 不絕如縷的悲慘狀態。

因此，重塑中國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不僅(jin) 是建立中國式企業(ye) 製度的緊迫要求，也是複興(xing)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時代需要。而我們(men) 所說的“儒商”，正是這一要求與(yu) 需要的具體(ti) 體(ti) 現，也是中國企業(ye) 家所應追求的人格理想。現在，時代在呼籲“儒商”，中國的經濟改革在呼籲“儒商”，新興(xing) 的東(dong) 亞(ya) 工業(ye) 文明亦在呼籲“儒商”。

故我們(men) 可以相信，今後的世紀將是一代新興(xing) “儒商”為(wei) 中國、為(wei) 東(dong) 亞(ya) 、乃至為(wei) 世界謀取福利的世紀！“儒商”如此重要，筆者曾撰《造就一代儒商》予以論述，但言之未盡，今再借本次大會(hui) 進一步申論之。

01 儒商的辨證

在當今中國，“儒商”這一稱呼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圖書(shu) 、雜誌、報刊、電視等傳(chuan) 媒談到企業(ye) 家時，經常出現“儒商”一詞。甚至專(zhuan) 門描寫(xie) “儒商”的文學作品已成為(wei) 一種時尚，引起了人們(men) 的廣泛注意，如海南就曾以“儒商文學”為(wei) 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hui) 。此外，許多企業(ye) 家也把“儒商”作為(wei) 自己人生追求的存在願景與(yu) 企業(ye) 建設的文化目標，並且常常自命為(wei) 時代的新型“儒商”。

一時間，中國似乎已成為(wei) 一個(ge) “儒商”的國度，古老的“儒商”傳(chuan) 統已在中國大地複活與(yu) 興(xing) 盛！然而，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按照傳(chuan) 統的“儒商”標準，當今中國的“儒商”很少能符合“儒商”的內(nei) 涵。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wei) 人們(men) 對何謂“儒商”的理解存在著歧義(yi) ，即儒商的內(nei) 涵未能得到應有的貞定，未能達成應有的共識，因而才出現企業(ye) 界人士各自界定的名實不符狀況。歸納起來，當今中國對“儒商”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

1、企業(ye) 家待人處事溫文爾雅為(wei) “儒商”。如企業(ye) 家說話溫和，舉(ju) 止斯文，外在儀(yi) 表西裝革履，內(nei) 在心靈高雅脫俗，處理事務有條不紊，辦公室裏窗明幾淨。此處之“儒”被理解為(wei) “儒雅”之謂。

2、企業(ye) 家渴求知識、熱愛學習(xi) 為(wei) “儒商”。如企業(ye) 家喜歡讀書(shu) ，經常參加各種專(zhuan) 業(ye) 知識的培訓課程，在職攻讀各大學的碩士博士學位，辦公室中放滿了書(shu) 籍，一有空就抓緊時間學習(xi) ，有的還業(ye) 餘(yu) 從(cong) 事文學創作。此處之“儒”被理解為(wei) “好學”之謂。

3、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為(wei) “儒商”。如大中學校教師、碩士博士、具有高等學曆的政府工作人員放棄原來的職業(ye) ，投身到工商企業(ye) 中去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為(wei) “儒商”。此處之“儒”被理解為(wei) 具有高等文化學曆與(yu) 高級技術職稱之謂。

4、企業(ye) 家熱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儒商”。如企業(ye) 家愛好氣功，時常打坐，好藏各種古書(shu) ，喜談《易經》算卦，懂得一些傳(chuan) 統文化知識，如《菜根潭》、《增廣賢文》之類，並能積極支持各種促進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活動。此處之“儒”被理解為(wei) “喜愛傳(chuan) 統”之謂。

以上四種對“儒商”的理解雖然也說到一些“儒商”應有的風貌與(yu) 外在的表現，這類“儒商”在當今混亂(luan) 失序的工商領域中也確屬難能可貴，但是，衡諸傳(chuan) 統的“儒商”，這類“儒商”與(yu) “儒商”的本質實不相應。在這裏，涉及到傳(chuan) 統“儒商”的特質問題，即涉及到“儒商”之所以為(wei) “儒商”的本質特征問題。那麽(me) ，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儒家文化來看，究竟何為(wei) “儒商”呢？要回答遠一問題，首先必須對“儒商”下一個(ge) 定義(yi) 。“儒商”的定義(yi) 如下：

所謂“儒商”，是指以中國儒家傳(chuan) 統中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價(jia) 值取向、人格理想為(wei) 自己人生追求、終極關(guan) 懷與(yu) 生命歸依的、從(cong) 事工商經貿企管等經營活動的企業(ye) 家。

從(cong) 以上定義(yi) 可見，所謂“儒商”，必須具備雙重內(nei) 涵，即必須同時既是“儒”又是“商”——“儒”是古代中國傳(chuan) 統的士君子人格形態，“商”是現代中國新型的企業(ye) 家社會(hui) 身份，所以，“儒商”就是“儒者+企業(ye) 家”的人格風範，二者缺一即不能成為(wei) “儒商”。

上述四種對“儒商”的理解最大的不足是缺少前一個(ge) 要件，即缺少“儒者”的要件，所以這樣的理解不能稱為(wei) “儒商”。那麽(me) ，作為(wei) “儒商”的第一個(ge) 要件即“儒者”的特征又是什麽(me) 呢？這是理解“儒商”的關(guan) 鍵，故須進一步詳論之。

所謂“儒者”的特征，主要有下幾個(ge) 方麵：

1． “儒者”具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與(yu) 偉(wei) 大理想，以“道”為(wei) 生命存在的究竟依止與(yu) 終身努力實現的人生目標。所謂“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生命存在的價(jia) 值、人類活動的依據以及曆史文化的意義(yi) 。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又說“誌於(yu) 道”、“守死善道”，又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即是此義(yi) 。由於(yu) “儒者”以“道”為(wei) 終身追求的目標，非具備遠大抱負與(yu) 堅強性格則不能實現，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2． “儒者”以“仁”為(wei) 具體(ti) 的生命追求，克服“意必固我”的小我私我，以宇宙萬(wan) 物和人類社會(hui) 的整體(ti) 利益為(wei) 思考的重心與(yu) 行為(wei) 的旨圭，通過率性修道使個(ge) 體(ti) 之自然生命上達天德，實現讚天地之化育而與(yu) 天地參的天人合一境界。

孔子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的心懷、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心懷、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懷、張橫渠民吾同胞物吾與(yu) 的心懷、以及王陽明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心懷，正是“儒者”之“仁”的生命形態的具體(ti) 體(ti) 現。故“仁”是博愛之情懷，是“儒者”最本質的生命特征。

3． “儒者”以“義(yi) ”為(wei) 行為(wei) 取舍的標準。所謂“義(yi) ”，就是凡在做事、選擇、作決(jue) 定時，必須首先問個(ge) “該不該”，即必須首先通過自己內(nei) 心的道德反省審查此一行為(wei) 是否符合道德原則。符合道德原則的就做，不符合道德原則的就不做，這就叫“義(yi) ”。這即是《中庸》所說的“義(yi) 者，宜也”之意，亦即韓愈《原道》所說的“行而宜之之謂義(yi) ”之意。

由於(yu) “義(yi) ”決(jue) 定了人的行為(wei) 是否符合道德，所以曆來儒家對“義(yi) ”非常推崇，孔子曾說“君子義(yi) 以為(wei) 上”，“君子義(yi) 以為(wei) 質”，又說“行義(yi) 以達其道”。此外，孟子把“義(yi) ”比喻為(wei) “人之正路”，朱子則進一步把“義(yi) ”上升為(wei) “天理之所宜”。故此，“義(yi) ”在儒家德目中的排列僅(jin) 次於(yu) “仁”。

4． “儒者”除以“道”、“仁”、“義(yi) ”為(wei) 人生的追求與(yu) 生命的歸依外，儒家所推崇的其他德目也構成“儒者”的特征。這些德目很多，最主要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天命之畏、誠信之懷、忠恕之道、中庸之德、寬惠之施、知恥之勇、素位之行以及溫、良、恭、儉(jian) 、讓、剛、毅、直、敏、慎、和、廉等。

作為(wei) 一個(ge) “儒者”，這些德目都是應該在其一生中努力踐履的生命追求，但其中“道”、“仁”、“義(yi) ”則最為(wei) 核心。

5． 儒家從(cong) 其產(chan) 生之日起就不以追求純粹概念知識為(wei) 目的，而以追求實現生命的意義(yi) 與(yu) 社會(hui) 的價(jia) 值為(wei) 目的，故“儒者”除在學問上必須窮理明體(ti) 外，還必須在自家生命中修為(wei) 踐履以達用。這就決(jue) 定了“儒者”具有反省的性格，必須每日三省吾身誡慎恐懼地做功夫，以變化自己自然生命中的氣質之性而實現士君子的理想人格，最後優(you) 入聖域而立人極。

故“儒者”必須每時每刻在自家生命深處做自訟慎獨的道德反省工夫，做到念茲(zi) 在茲(zi) 、於(yu) 前於(yu) 衡、戰戰兢兢、克已歸仁。這就是《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的旨意所在。故做修身工夫也是“儒者”的一大特征。

以上所言是“儒者”所應具備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見，要做一個(ge) “儒商”，就必須先做一個(ge) “儒者”；而要做一個(ge) “儒者”，就必須符合上述“儒者”的特征與(yu) 要求；若不能符合上述“儒者”的特征與(yu) 要求，就很難說是“儒商”，因為(wei) 我們(men) 已經把“儒商”定義(yi) 為(wei) “儒+商”，即定義(yi) 為(wei) “儒者+企業(ye) 家”了。

複次，做一個(ge) “儒商”必須先是“儒”然後才是“商”，即先是“儒者”然後才是“企業(ye) 家”，因為(wei) “儒商”的生命體(ti) 現了天命之性，是人之所以作為(wei) 人的本質特征與(yu) 存在要求，即人必須先驗地是一個(ge) “儒”，一個(ge) 體(ti) 現了自己生命本性的人，然後才是“商”，才是企業(ye) 家，即才是人在後天的社會(hui) 生活中選擇的社會(hui) 身份與(yu) 職業(ye) 角色。

或者說，“儒商”作為(wei) 人隻是通過後天的自我選擇而確定了自己的社會(hui) 身份與(yu) 職業(ye) 角色，而“儒商”作為(wei) 人的本性則是先天地存在的超越的天命之性。人固然可以不選擇商人企業(ye) 家的職業(ye) ，如可以選擇做教師、記者、公務員等，但人不能否定自己的天命之性，因為(wei) 天命之性是人的先在性規定。

所以，做一個(ge) “儒者”，就是肯定自己的天命之性，因為(wei) “儒者”的生命形態中體(ti) 現了上天賦予人類的普遍本性與(yu) 道德要求。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做一個(ge) “儒者”就是做一個(ge) 真正的人。明末陽明學者劉蕺山把做“儒者”稱為(wei) “證人”，就是說明“儒者”在本性上是一個(ge) 上天規定的真正的人。

以上我們(men) 已了解了“儒者”的特征，並了解了“儒者”生命中的存在本性與(yu) 道德要求在“儒商”的人格構成中占有著主導性的作用。準此以觀，我們(men) 發現當今中國流行的對“儒商”的看法均不符合“儒商”的人格要求，其原因則在於(yu) 不符合“儒商”人格構成中“儒者”的要求。

因此，看一個(ge) 企業(ye) 家是不是“儒商”，不在此企業(ye) 家外在的儀(yi) 表舉(ju) 止高雅斯文，不在此企業(ye) 家刻苦好學或具有知識分子的身份，亦不在此企業(ye) 家懂得一些傳(chuan) 統文化知識，而在此企業(ye) 家的內(nei) 在生命是否達到了儒家所揭示的人類普遍的存在本性與(yu) 道德內(nei) 涵，即是否達到了“儒者”的人格標準。

故我們(men) 可以說，“儒者”是衡量企業(ye) 家是否是“儒商”的關(guan) 鍵，即是“儒者”未必是“儒商”，但是“儒商”必定是儒者！就像子貢、張謇與(yu) 澀澤榮一樣。

02儒商的內(nei) 涵

上節對“儒商”一詞進行了辨證，把“儒商”定義(yi) 為(wei) “儒者+企業(ye) 家”，但這一定義(yi) 過於(yu) 簡單，隻能判明何者不是“儒商”，而不能充分了解何者為(wei) “儒商”，即不能充分了解“儒商”具有的豐(feng) 富內(nei) 涵，故這一節須再進一步論述“儒商”的內(nei) 涵。“儒商”的內(nei) 涵是指“儒商”之所以為(wei) “儒商”的基本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有以下三個(ge) 方麵。

1、“義(yi) 利合一”是“儒商”的經營原則

“義(yi) ”是指社會(hui) 的道德規範；“利”，是指企業(ye) 的經營效益。“義(yi) 利合一”，是指社會(hui) 的道德和企業(ye) 的效益相互依存，不相衝(chong) 突。從(cong) 儒家的企業(ye) 倫(lun) 理來看，“義(yi) ”是“利”的基礎，“利”是“義(yi) ”的結果；“義(yi) ”是“利”的指導，“利”是“義(yi) ”的實現。具體(ti) 言之，“義(yi) ”是企業(ye) 通過其正當合法的生產(chan) 經營活動為(wei) 社會(hui) 公眾(zhong) 謀取福利，“利”是社會(hui) 公眾(zhong) 獲得企業(ye) 的滿意服務後以利潤的形式給予企業(ye) 應有的回報。

日本近世“儒商”澀澤榮一曾著《論語與(yu) 算盤》一書(shu) ，對“義(yi) 利合一”的“儒商”原則作了詳細的論述。在澀澤榮一看來，記載儒家道德教訓的經典《論語》代表“義(yi) ”，精確計算企業(ye) 成本收益的工具——算盤——代表“利”，一個(ge) 企業(ye) 家必須做到“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必須確信“《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即必須確信“義(yi) ”中有“利”，“利”中有“義(yi) ”，這樣就做到了“義(yi) 利合一”，即做到了“義(yi) ”與(yu) “利”不相分離。

澀澤榮一說：“打算盤是‘利’，學《論語》是‘義(yi) ’，應不斷根據《論語》之‘義(yi) ’得出算盤之‘利’，又從(cong) 算盤中悟出《論語》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澀澤榮一認為(wei) ，“義(yi) 利合一”具有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層含義(yi) 是以公益為(wei) “利”，則“利”即是“義(yi) ”，“義(yi) ”與(yu) “利”不分。澀澤榮一在解釋《論語》中“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時指出：“隻要對國家公眾(zhong) 有益的事業(ye) 必定可久可大，應該出於(yu) ‘義(yi) ’的考慮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虧(kui) 損也在所不辭，而對國家公眾(zhong) 無益的投機之‘利’必不久遠，不應該出於(yu) 私利的考慮去做。”澀澤榮一現身說法，指出自己企業(ye) 的成功都是出於(yu) 公益即“義(yi) ”的考慮而非私利的考慮而獲得的。

“義(yi) 利合一”的第二層含義(yi) 是承認工商謀利活動有其正當的價(jia) 值，不應該否定，但必須用道德對其進行規範指導，使其符合倫(lun) 理的目的。澀澤榮一在解釋《論語》“放於(yu) 利而行多怨”時指出：“如果隻考慮他人的利益而不考慮自身企業(ye) 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不適用於(yu) 工商領域，因為(wei) 在工商領域中企業(ye) 必須以追求自身的利潤為(wei) 存在的前提。

但是，在企業(ye) 追求自己的利潤時不能隻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和社會(hui) 的利益，否則會(hui) 遭致世間的怨恨，企業(ye) 也不可能長久獲利。因此，一個(ge) 企業(ye) 家隻有在確信自己的行為(wei) 合乎道德時才能放手去追求利潤。”

“義(yi) 利合一”的原則是“儒商”經營活動的第一條原則，因而也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長期以來，人們(men) 對此一直存在著誤解，認為(wei) 儒家隻講“義(yi) ”不講“利”，甚至反對“利”。誤解最深的當屬董仲舒“正其義(yi) 不謀其利”這句話。

其實，董仲舒這句話是針對士君子來說的，而不是針對一般老百姓來說的，因為(wei) 士君子是社會(hui) 的教化者與(yu) 國家的治理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士君子的社會(hui) 角色要求士君子在立身處事時必須把“義(yi) ”（社會(hui) 責任與(yu) 公眾(zhong) 福利）放在第一位，而不應該把自己個(ge) 人的私利放在第一位（這並不是否定自己合理正當的個(ge) 人利益）。

儒家責己嚴(yan) 而責人寬，把專(zhuan) 門治人的士君子與(yu) 治於(yu) 人的普通百姓嚴(yan) 格區別開來。儒家對士君子的要求很高，要求士君子首先考慮的是生命意義(yi) 的追求與(yu) 公眾(zhong) 福利的獲取，而不是自己私利的滿足，孔子所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君子喻於(yu) 義(yi) ”即是此義(yi) 。

至於(yu) 一般百姓，儒家要求並不高，認為(wei) 一般百姓主要關(guan) 注自己的物質利益是正當的，是無可厚非的，故儒家提出了“民以食為(wei) 天”的思想，《論語》中提出了“庶、富、教”的富民足食思想，孟子也提出了為(wei) 民“製恒產(chan) ”（提供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思想。這些思想都肯定民眾(zhong) 的利益天經地義(yi) ，士君子的天職就是為(wei) 民眾(zhong) 謀取福利，而民眾(zhong) 之“利”對士君子而言正是其“義(yi) ”所在。

儒家反對士君子把個(ge) 人私利放在首位，並不是一概反對士君子為(wei) 適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而過上有尊嚴(yan) 的物質生活，而是反對士君子求不義(yi) 之富而使心靈被財富腐蝕。

孔子說“富與(yu) 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處也”；又說“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又說“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所有這些話，都證明孔子不反對士君子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求富貴，隻反對士君子以不正當的非道德手段（不得其道與(yu) 不義(yi) 的手段）求富貴。

此外，士君子富以後，很容易驕奢淫逸，恃財傲物，被財富所腐敗，故孔子要求士君子富以後必須做到“富而好禮”，即必須按照“禮”（道德規範）的要求來嚴(yan) 格約束自己的生活，來防止財富對自己人性的腐蝕，最後做到“複禮歸仁”而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

孟子也要求士君子富後做到“富貴不能淫”，即不能因財富的增加動搖自己的道德本心而中無所守，喪(sang) 失自己生命的依止而放心不歸。所以，儒家不反對士君子在“義(yi) ”的前提下求富謀“利”，這也是“義(yi) 利合一”之義(yi) 。

儒家強調“義(yi) 利合一”，在古代的經典中還有很多論述，如《左傳(chuan) 》講“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義(yi) ”，“利用厚生”是“利”，必須在“正德”的前提下“利用厚生”，即必須在“義(yi) ”的指導下實現“利”，才會(hui) 使“義(yi) ”“利”不衝(chong) 突，從(cong) 而才是“儒商”必須的選擇。

又如《大學》言君子可以從(cong) 事聚財的活動，但聚財後必須“散財於(yu) 民”，即必須以財富來為(wei) 民眾(zhong) 謀福利，而聚財是“利”，散財則是“義(yi) ”，故“儒商”聚財的目的是為(wei) 了散財於(yu) 民，提高民眾(zhong) 的物質生活水平；此外，《大學》講“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講“貨悖而入”必然會(hui) “貨悖而出”，都是在講士君子聚財經商必須堅守“義(yi) 利合一”的原則以富國利民，而這一“義(yi) 利合一”的原則也就是“儒商”必須遵循的原則。

士君子從(cong) 事經商聚財的事業(ye) ，這一類型的士君子就是我們(men) 所說的“儒商”。既然是“儒商”，就必須堅守“義(yi) 利合一”的原則，故“義(yi) 利合一”的原則就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不符合這一特征就不是“儒商”。

在當今中國，由於(yu) 社會(hui) 處於(yu) 轉型期，傳(chuan) 統的道德規範失落，新的道德規範又建立不起來，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出現了“道德失範”與(yu) “價(jia) 值真空”的狀態，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禮崩樂(le) 壞，學絕道喪(sang) 。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企業(ye) 家奉行的不是“義(yi) 利合一”的原則，而是將“義(yi) ”“利”分離，甚至違道背義(yi) ，唯利是圖，墮落為(wei) 不法商人。可見，儒商“義(yi) 利合一”的經營原則不僅(jin) 是“儒商”自己從(cong) 事工商活動的安身生命之道，同時也是克服時代痼疾的法寶良藥。

2、“士魂商才”是儒商的生命追求

“士魂商才”是指“儒商”在其內(nei) 在的道德生命中必須具備“士”的心靈，即必須以“士”所特有的安身立命之道來支撐自己的精神生命與(yu) 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同時，在其外在的經營活動中必須具備“商”的才幹，即必須以精湛高超的工商技能來完成自己社會(hui) 身份所賦予的時代使命與(yu) 社會(hui) 職業(ye) 所賦予的角色要求。

“儒商”在其一生的經營活動中都必須把“士魂商才”作為(wei) 自己的生命目標來追求，不斷努力實現“士魂商才”所具有的深刻內(nei) 涵，使自己的生命充分體(ti) 現出“士魂商才”的特質。隻有這樣，企業(ye) 家的生命才稱得上是“儒商”的生命。那麽(me) ，具體(ti) 說來，“士魂商才”所具有的深刻內(nei) 涵是什麽(me) 呢？下麵謹對“士魂商才”作一簡要解析。

先析“士魂”。欲析“士魂”，必先析“士”。何謂“士”呢？所謂“士”，不是指古代的讀書(shu) 人，也不是指現代有文憑、有學位、有職稱的知識分子，即不是指古代的秀才、舉(ju) 人、進士與(yu) 現代的大學生、博士生、教授、工程師之類，而是指以天下家國為(wei) 己任從(cong) 事政治、工商、經貿等具體(ti) 經營管理活動的求道者與(yu) 實踐者。

許慎《說文解字》說“士，事也”，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稱士”，可見，“士”必須從(cong) 事某種具體(ti) 的實際事務，不從(cong) 事某種具體(ti) 實際事務的人不能稱“士”。那麽(me) ，是不是所有從(cong) 事具體(ti) 的實際事務的人都可以稱“士”呢？又不然。孔子曰：“推十合一為(wei) 士”，是指“士”能在其所從(cong) 事的眾(zhong) 多事務中由博返約，以一種根本的精神貫穿其中，作為(wei) 聯接其生命追求與(yu) 具體(ti) 事務的主線。

這一根本精神就是“道”，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士”必須在其所從(cong) 事的眾(zhong) 多事務中貫穿著“道”的根本精神。可見，“士”除必須從(cong) 事具體(ti) 實際的事務外，還必須在其所從(cong) 事的具體(ti) 事務中謀道、體(ti) 道、踐道、證道最後成道，以實現宇宙人生的究極真理與(yu) 社會(hui) 倫(lun) 常的普遍價(jia) 值。陽明先生言“事上磨練”，言“在事事物物上致良知”，就是這一意思。

從(cong) 儒學的曆史來看，“士”必須在具體(ti) 的事務中追求並體(ti) 現“道”的精神，孔孟的論述很多，如孔子曰“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也”；又曰“行己有恥，使於(yu)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wei) 士矣”；又孔子告子張“質直而好義(yi) ”者乃士之達，又謂“殺身以成仁”者乃士之誌。

此外，孟子亦曰：“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唯士為(wei) 能”（恒心乃追求宇宙人生普遍真理而為(wei) 民眾(zhong) 謀利之永恒道心），又曰：“士窮不失義(yi) ，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又孟子告王子墊曰：“士之事為(wei) 尚誌，尚誌乃仁義(yi) 而已，若能居仁由義(yi) ，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乃心靈境界上達天德實現生命終極價(jia) 值之人。）

由以上所引可見，“士”除必須從(cong) 事具體(ti) 事務外，還必須上求宇宙人生之道，下謀社稷生民之利，故所謂“士魂”，就是儒家傳(chuan) 統所表達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入世擔道精神，亦即是“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民胞物與(yu) ”的仁愛心靈。

是故，隻做事不求道者不是“士”，隻求道不做事者亦不是“士”，“士”必須內(nei) 外雙修，知行合一，求道與(yu) 做事二者在自己的生命中圓融無礙而達到最完美的統一。

再析“商才”。所謂“商才”，是指實現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須的商業(ye) 才幹，具體(ti) 說來就是指從(cong) 事實際的工商經貿活動所必須的經營管理知識與(yu) 能力，如各種與(yu) 工商經營相關(guan) 的法律知識、各種與(yu) 企業(ye) 管理相關(guan) 的會(hui) 計知識審計知識與(yu) 稅務知識、各種與(yu) 股份製運作相關(guan) 的具體(ti) 方法、各種與(yu) 生產(chan) 營銷相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技術，以及各種談判藝術、用人藝術與(yu) 領導藝術等。

故“士魂商才”可以用一個(ge) 公式來表達，即：依於(yu) 道德心靈之超越精神+基於(yu) 工商才幹之知識能力。用傳(chuan) 統的話來說，就是道術不二、賢能合一、德才兼備、心藝雙全。孔子曰：“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誌道據德依仁是“士魂”，遊藝則是“商才”。從(cong) 東(dong) 亞(ya) 的曆史來看，“士魂商才”最完美的典型是中國古代的子貢與(yu) 近代的張謇，以及日本近代的澀澤榮一與(yu) 現代的稻盛和夫。

以上已言“士魂商才”是“儒商”的根本特征，那麽(me) ，有什麽(me) 理由要在工商經貿活動中強調“士魂商才”的經營理念呢？這是因為(wei) 工商經貿活動在本質上是一種利欲活動，這種利欲活動發端於(yu) 人類自然生命中的氣質之性，其特征如陽明先生所言是“順軀殼起念”，容易障蔽人的良知本性而使人見利忘義(yi) ；如果人的生命中缺乏道德精神的支撐，利欲的膨脹最後可能發展到以欲害性，使人墮落為(wei) 孟子所說的“從(cong) 其小體(ti) ”的“小人”。

也就是說，人類的利欲活動在社會(hui) 生活中必然表現為(wei) 金錢財富的追求，而金錢財富對人性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潛在性腐蝕力量，如果企業(ye) 家不能達到“士魂”的心靈境界，不能體(ti) 現儒家謀道崇義(yi) 的道德精神，企業(ye) 家的生命中就會(hui) 缺乏道德的免疫力，其自然生命就承擔不起這個(ge) 人欲橫流的現實世界，其在企業(ye) 經營上獲得的巨大成功對其精神生命來說就很可能變為(wei) 一種負麵的否定性力量，因為(wei) 不斷增加的金錢、財富和榮譽很可能對企業(ye) 家的人格完善造成嚴(yan) 重的障礙甚至威脅。

這種情況如果發展到極端，企業(ye) 家的精神生命就會(hui) 被自己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所役使、所異化、所腐敗、所壓垮，企業(ye) 家就會(hui) 成為(wei) 自己手造世界的奴隸！比如有的企業(ye) 家致富後鬥富比奢、玩世不恭、燈紅酒綠、以炫耀財富來填補自己心靈的空虛即是明證。

所以，所謂“士魂”，就是孟子所說的“先立其大小者不能奪”之魂，亦即是“從(cong) 其大體(ti) 為(wei) 大人”之魂。（所謂“大”與(yu) “大體(ti) ”，就是超越一己私欲之天德道心，“大人”即是上達此天德道心之人；所謂“小”與(yu) “小體(ti) ”，就是固執軀殼起念之私欲人心，“小人”即是下溺此私欲人心之人。）因此，所謂“士魂商才”，就是要求“儒商”以出世之精神作人世之擔當，以超越之心境做人間之事業(ye) ，即以“士魂”超越出世，以“商才”擔當入世。孔子曾盛讚堯舜“富有天下而不與(yu) ”（天下之富未有富於(yu) 有天下者，然堯舜不以天下為(wei) 自己之私有財產(chan) ，故孔子盛讚之。），而“士魂商才”的儒商事業(ye) 正是這種超越小我蕩盡私欲有天下財富而不與(yu) 的堯舜事業(ye) 。

如果一個(ge) 企業(ye) 家能如孔子所說的“富而好禮”（不恃財而違道德規範），能如子貢所說的“富而不驕”（不恃財而驕奢淫逸），就能做到“富而不與(yu) ”，即就能以道德來規範財富的追求與(yu) 使用，以財富為(wei) 天地生民所有而不歸為(wei) 一己私有，因而就能如孟子所言“富貴不淫”，即不動搖其天命之本心而喪(sang) 失其生命之依止與(yu) 存在之價(jia) 值。

夫如是，企業(ye) 家才能出入利欲場而真性不染，自在無礙；才能穩坐金銀山而本心不動，出縛離纏。達到了這種心靈境界，才能做到孟子所說的真正不動心的頂天立地之大丈夫、偉(wei) 豪傑。陽明弟子王龍溪嚐言“大修行人在勞塵煩惱中作道場”，即是言儒者須在世俗的利欲浪潮中修身進德，踐道證真，達到無欲無執無我無礙的生命大自在！然要上達如此之心靈境界，非具“士魂”則不辦！

具體(ti) 對一個(ge) 企業(ye) 家來說，“士魂”應該包括那些內(nei) 容呢？“士魂”包括的內(nei) 容很廣，儒家所追求的道德幾乎都包括在內(nei) ，如仁、義(yi) 、禮、智、信，溫、良、恭、儉(jian) 、讓，忠、恕、寬、敏、惠，誠、敬、廉、恥、勇，中、正、和、時、毅等。

由於(yu) “士魂”是用儒家道德精神涵育出來的心靈境界，“士魂”的精神廣泛地包含在儒家的經典如《五經》《四書(shu) 》中，故欲深究其中之精義(yi) 可索取儒經典自讀，此處不再詳論。

以上已言“士魂商才”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一個(ge) 企業(ye) 家隻有具備了“士魂商才”合一的特征，才能稱得上是“儒商”。如果一個(ge) 企業(ye) 家隻具備了精幹的“商才”而無“士魂”的心靈境界，隻能是一般意義(yi) 上的企業(ye) 家，不能冠以“儒商”之名。

因此，一個(ge) 企業(ye) 如果能夠樹立起“士魂商才”的經營理念，能夠造就一大批“士魂商才”的管理領導人才——“儒商”，這個(ge) 企業(ye) 在人力資源上就將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士魂”與(yu) 巨大的物質力量——“商才”，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中就會(hui) 立於(yu) 不敗之地！所以，“士魂商才”不僅(jin) 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也是每一個(ge) 中國企業(ye) 家所應效法的最高典範。

3、“內(nei) 聖外王”是“儒商”的人格理想

“內(nei) 聖外王”是儒家內(nei) 外雙修的人格類型，也是“儒商”所應追求的人格理想。所謂“內(nei) 聖”，是指人內(nei) 在的生命達到了人類存在的最高極致，實現了生命的最高意義(yi) 與(yu) 存在價(jia) 值。用儒家的話來說，“內(nei) 聖”就是通過正心誠意、修身進德與(yu) 返心複性，使人的個(ge) 體(ti) 生命下學上達、盡性立命、成德成聖、天人合一。“內(nei) 聖”落實到人格上就是聖人，人類的生命存在與(yu) 精神境界在聖人身上達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體(ti) 現，故聖人就是儒家所說的“立人極”之人、“達天德”之人。

在儒家看來，“內(nei) 聖”是人類存在的本然之性，每個(ge) 人生命中都具有聖性，因而每個(ge) 人都能成聖。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內(nei) 聖”一直是儒家人物仰慕追求的人格理想，一直被視為(wei) 儒家人格風範的內(nei) 在要求。那麽(me) ，又何謂“外王”呢？所謂“外王”，是指在個(ge) 體(ti) 生命之外建立起造福社會(hui) 與(yu) 利益民眾(zhong) 的事功德業(ye) ，並建立起體(ti) 現天道性理安養(yang) 群倫(lun) 提升人心的禮樂(le) 製度。

用儒家的話來說，“外王”就是施仁政興(xing) 德治而實現天下歸往的“王道”，使生活在社會(hui) 中的人各得其所，各正性命，太平和樂(le) ，天下歸仁。“外王”落實到人格上，就是要以曆史創造者的身份在當下的社會(hui) 中踐行王道，改製立法，建功立業(ye) ，澤及百姓，協和萬(wan) 邦，悅近來遠，天下歸往。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有“《春秋》當新王”與(yu) “孔子為(wei) 王說”，即是以“外王”為(wei) 理想人格的另一標準。故“外王”一直是儒家人格風範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是曆代儒者念茲(zi) 在茲(zi) 努力追求的實踐目標。

那麽(me) ，“內(nei) 聖”和“外王”的關(guan) 係又如何呢？“內(nei) 聖”和“外王”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兩(liang) 個(ge) 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又是構成完滿人格的兩(liang) 個(ge) 不同標準。隻“內(nei) 聖”，即隻在自己內(nei) 在的生命存在上達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不是最完滿的人格，如道家說的“真人”“至人”；隻“外王”，即隻在外在的現世事功上達到輝煌的業(ye) 績，亦不是最完滿的人格，如曆史上的“漢武”“唐宗”。最完滿的人格必須是聖王雙修，內(nei) 外兩(liang) 全，缺一不可。

在儒家看來，隻有堯舜孔子能在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方麵聖王合一，達到最完滿的人格。故儒家稱堯舜孔子為(wei) 聖王，即聖人+王者，在“內(nei) 聖”與(yu) “外王”兩(liang) 個(ge) 方麵達到了最完滿的統一。（公羊家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建立“王道”大統為(wei) 天下後世製義(yi) 法，孔子雖無時王之位而有聖王之實，即孔子能以一布衣上行天子之權改製立法，垂憲萬(wan) 世建有“外王”功業(ye) ，故孔子功同堯舜直可稱王。）

“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在古代是就政治上如何治理國家而言，但在今天，治理一個(ge) 企業(ye) ，又如何體(ti) 現“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呢？其實，治理一個(ge) 企業(ye) ，就像治理一個(ge) 國家一樣，要涉及到治理者個(ge) 人主觀的人格風範問題，並且治理者的人格風範如何，會(hui) 影響到治理活動的優(you) 劣成敗。故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在現代企業(ye) 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yi) ，是“儒商”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現代企業(ye) 管理與(yu) 各種經貿活動中，“內(nei) 聖”要求管理者與(yu) 經營者在自己的內(nei) 在生命中見道證真，達到人性所應有精神境界，實現生命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具體(ti) 說來，“內(nei) 聖”要求企業(ye) 家在從(cong) 事各種經營活動時要做到正心誠意，修身進德，實現儒家所推崇的仁、義(yi) 、禮、智、信等德目，把利欲場中雜染陷溺的氣質生命轉化提升為(wei) 純淨崇高的德性生命，實現人性的最高價(jia) 值——“聖”。

此外，企業(ye) 家還必須在企業(ye) 管理與(yu) 各種經營活動中以大仁之心與(yu) 大公之行取勝，在市場競爭(zheng) 中最大限度地賺取陽光下的利潤，在自己的職業(ye) 範圍內(nei) 建立起偉(wei) 大的功業(ye) ，最廣泛地造福於(yu) 社會(hui) 群倫(lun) ，做到孔子所說的“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與(yu) “修己以安百姓”，實現“天下歸往”的外王理想，贏得公眾(zhong) 的普遍讚許。

如果一個(ge) 企業(ye) 家不僅(jin) 在其內(nei) 在生命上盡性立命達到了“聖”的精神境界，又在外在事功上也澤及百姓達到了“王”的經營業(ye) 績，這個(ge) 企業(ye) 家就實現了“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就成就了天地間最完滿的人格。

所以，作為(wei) 一個(ge) “儒商”，必須把“內(nei) 聖外王”作為(wei) 自己終身追求的目標，在自己的工商生涯中努力實現之。（關(guan) 於(yu) 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人格理想是“儒商”的基本特征，筆者曾在《造就一代儒商》一文中詳論之，此處隻是概括其大意，讀者欲詳細了解請參閱該文。）

03“儒商”的展望

“儒商”曾是中國文化中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孔子的弟子子貢是“儒商”，陽明的弟子王良是“儒商”，清末的張謇是“儒商”，傳(chuan) 統的徽商以及古代民間許多“由儒入賈”的商人亦是“儒商”。“儒商”強調義(yi) 利合一，取財有道；致富後散財於(yu) 民，興(xing) 學弼教；並且體(ti) 恤孤老，熱心民間公益事業(ye) ，贏得了美好的聲譽，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起到了富國富民的作用。

但是，降及近代，西學東(dong) 漸，外辱頻仍，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一種偏激的逆反情緒，必欲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作徹底的決(jue) 裂而後快。從(cong) “五四”以還至文化大革命，以儒家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化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和摧殘，在神州大地上已不絕如縷，式徽衰落。在此種情況下，天道性理進入不到人間，仁義(yi) 禮智已不知為(wei) 何物。

於(yu) 是天地閉，賢人隱，正道黜，邪說行，昔日禮儀(yi) 廉恥之邦竟成爭(zheng) 奪謀詐之域！反映在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逐物求利之欲已開，義(yi) 利善惡之辨則無；經濟生活缺乏道德規範指引，工商行為(wei) 已難辨人禽二途。於(yu) 是乎假冒偽(wei) 劣商品盛行，更有造假藥假酒假化肥假疫苗等傷(shang) 天害理謀財奪命之事，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已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

雖有工商界一二賢者欲回狂瀾於(yu) 既倒，以自身之大仁大公大勇為(wei) 工商界之從(cong) 業(ye) 者正名分，挽聲譽，但在此道德理想與(yu) 人生信仰蒼白失落之時代欲駁亂(luan) 世而返之正，談何容易！此一時代是“學絕道喪(sang) ”而無“儒”的時代，既無“儒”，又如何有“儒商”？反觀彼邦日本，“儒商”有孔子之信徒澀澤榮一、稻盛和夫與(yu) 矢崎勝彥，此一代代日本“儒商”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從(cong) 事工商經營活動，開出了日本的現代工業(ye) 文明。

然而，日本能，中國為(wei) 什麽(me) 不能？儒家文化是中國固有的傳(chuan) 統，有中國五千年無數古聖先賢智慧的光照與(yu) 心血的滋養(yang) ，此傳(chuan) 統能在日本結出正果，而不能在自己的故鄉(xiang) 結出正果，絕無是理！鑒於(yu) 日本的經驗，儒家文化要在中國開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非培養(yang) 出一代“儒商”不可。隻有一代“儒商”按照普遍永恒的道德理想與(yu) 生命價(jia) 值才能建成一個(ge) 可欲的真正體(ti) 現人類道德精神的現代化。

因為(wei) 在儒家看來，人文化成，開物成務，世界是人創造的，有什麽(me) 樣的人就能創造出什麽(me) 樣的世界，即有“儒商”的人格類型就能創造出體(ti) 現儒家價(jia) 值的工商世界。故建設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造就一代儒商”，因為(wei) 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最大的中國特色。從(cong) 當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儒家文化的衰落已到了物極必返的關(guan) 鍵時刻。

也就是說，隻有等到中國人對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最後覺悟，才能真正返本開新再創中華文明。現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已是一陽來複，與(yu) 此相適應，在經濟領域中複興(xing) “儒商”的傳(chuan) 統業(ye) 已提上議事日程。筆者相信，在中國今後的經濟生活中獨領風騷的將是一代“儒商”，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富國強國的也將是一代“儒商”。

筆者亦敢斷言，如果中國不能“造就一代儒商”，中國的現代化就絕不會(hui) 有希望！這就是在今日中國複興(xing) “儒商”的大事因緣，也是曆史與(yu) 未來對“儒商”的殷切期盼。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隻要吾工商經貿中人一念覺悟，回心向道，要做一個(ge) 現代的“儒商”並不難。若吾工商經貿中人真能做一個(ge) 現代“儒商”，其功業(ye) 非但能利民利國，其心靈乃能上達天德參天地之化育，其精神乃能光輝美大而活在“道”中，其人格乃能“內(nei) 聖外王”明明德而立人極，其生命乃能獲得充實之意義(yi) 與(yu) 終極之價(jia) 值，夫如是，此樂(le) 又何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