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婦女地位：迷思與(yu) 真相（修訂版）

作者：李競恒（四川師範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南方周末」2016年5月13日，本文係修訂稿

對於(yu) 從(cong) 小讀魯迅雜文成長起來的許多人來說，中國古代女性隻是和纏足、貞節牌坊聯係在一起，總之一片黑暗。但實際上，真實曆史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異很大，一般情況下並非五四話語中描述和想象的狀況。

一、

殷周時代，多有女貴族、女領主活躍於(yu) 政治、經濟和軍(jun) 事領域，如著名的商代婦好，一條典賓卜辭記載婦好從(cong) 自己的封地上提供了三千人的武力（《合集》39902）。婦好是女領主，有自己的封地、財產(chan) 、封臣及武力，並率領軍(jun) 隊出征，她不是商王的奴仆，而更類似合作夥(huo) 伴。另外一位女領主婦妌，也是有自己封地和臣民的，如典賓卜辭記載“婦妌不受年”（《合集》9756）、“婦妌不其受黍年”（《合集》9607），是占卜向神靈詢問，婦妌領地上的農(nong) 作物是否能獲得豐(feng) 收。此外，甲骨卜辭中還有其它一些被稱為(wei) “婦”的女領主，如婦龐有封地叫“龐田”，還有婦良、婦杏、婦杞、婦喜、婦息等女領主，王卜辭中多有她們(men) 向朝廷進貢財物的記錄，表明這些女領主各有自己的領地，並享有經濟管理之權。在甲骨卜辭中，往往將這些女封君、女貴族統稱為(wei) “多婦”，僅(jin) 武丁時期的這些女領主就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cong) 初集》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97頁）。

商代還多有女性武士，如師賓間卜辭記載“婦”在地進行武裝守衛（《合集》7006、7007）。安陽劉家莊商代墓地M9的墓主是一位女性，墓中隨葬著戈、矛、箭鏃等十多件武器（《華夏考古》1997年第2期）；河北槁城台西M38墓主是一名三十歲的女性武士，她的墓葬中出土了青銅戈、青銅箭鏃和三隻警犬（《槁城台西商代遺址》）；在山東(dong) 滕州前掌大商代遺址墓葬中，M119的墓主是一位三十至三十五歲的女性，她的墓中隨葬著青銅戈、青銅箭鏃、以及磨礪武器的礪石。M120的墓主也是一位女性，墓中出土有青銅刀、戈、斧和磨礪武器的礪石；M17的墓主是三十歲女性，墓中隨葬兩(liang) 件青銅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冊(ce) ，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4—104頁）。據專(zhuan) 家對人骨進行的體(ti) 質的測量分析， M120、M104墓主的“肢骨極其粗壯”。這些商代女性武士，可謂先秦“女漢子”。

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也多有女封君、女貴族治理領地、管理封臣的記錄，最出名一位是王薑。如《作冊(ce) 夨令簋》銘文就記載了“作冊(ce) 夨令尊宜於(yu) 王薑，薑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集成》4301）。女領主王薑對臣下賞賜了貝殼、封臣以及大量屬民，顯然是自己擁有大批財產(chan) 、領地和人口的女領主。《蔡簋》銘文記載，周王室的家宰蔡負責掌管王室百工，並“出入薑氏命”，可見薑氏也掌管工業(ye) 生產(chan) 。周王告誡蔡，“汝毋弗善效薑氏人”，就是說要客氣地對待薑氏的人，薑氏顯然掌管著一個(ge) 龐大的臣屬團隊。《鼎》銘文中，也記載了“王薑”給領主史賞賜了三塊土地。康王時器的《叔簋》則記載，“王薑使叔使於(yu) 太保”（《集成》4132），即命令臣下“叔”前往重要大臣太保的領地執行任務。據《集成》2789鼎銘記載，王俎薑還命令內(nei) 史，賞賜有戰功之臣，受賞者“對揚王俎薑休”，對這位女君表示拜謝。《作冊(ce) 睘卣》銘文記載，“王薑令作冊(ce) 睘安夷伯”（《集成》5407），即命令一位叫作冊(ce) 睘的封臣，去負責招待一位東(dong) 夷諸侯，可見王薑還負責政治和外交。這位王薑，“不但率軍(jun) 出征，主持封賞，而且自有僚屬……她地位之崇高，權力之重大，周初彝銘中除周公、伯懋父、召公等人外，很少能與(yu) 之相比的”（杜正勝：《古代社會(hui) 與(yu) 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實業(ye) 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348頁）。

此外，《季姬方尊》銘文中，記載女領主“王母”被稱為(wei) “君”，管理臣屬宰，並賞賜給女兒(er) 季姬一塊叫“空桑”的土地，人口、馬牛、糧食等（李學勤：《季姬方尊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03年4期）；《蟎鼎》銘文（《集成》2765）也記載，女君“任氏”被家臣稱為(wei) “皇君”，她命令蟎掌管家族事務，並賞賜給蟎家臣人口。琱生諸器中的召氏家族女領主“召薑”被稱為(wei) “君氏”、“宗君”，《琱生尊》銘文中召薑賜給琱生禮物，說“餘(yu) 老止，仆庸土田多擾”，因為(wei) 自己年紀大了，所以沒有精力管理那麽(me) 多領地、臣民，並提出大宗召氏和小宗的分家方案。這位女領主召薑，顯然掌管著體(ti) 量巨大的土地、附庸和財產(chan) （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yu) 西周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105頁）。《次尊》、《次卣》銘文（《集成》5994、5405）都記載女領主“公姞”命令一個(ge) 叫“次”的封臣“司田人”，即管理自己領地上農(nong) 業(ye) ，並且賞賜給他馬、裘衣；《邢薑太宰簋》銘文（《集成》3896）記載“邢薑太宰巳鑄其寶簋”，即女領主邢薑有自己的太宰名字叫“巳”，顯然是屬於(yu) 邢薑的封臣。西周早期《奢簋》銘文記載（《集成》4088），一個(ge) 叫公姒的女貴族給一個(ge) 叫“奢”的臣賞賜貝殼，這位奢很可能就是她的封臣。在新公布的西周《霸姬盤》銘文中，女領主霸姬和一位叫“氣”的臣打官司，向大領主穆公訴訟，因為(wei) 氣違背了封臣的誓言，沒有將原屬於(yu) 霸姬自己的“仆、馭、臣、妾”歸還給霸姬（《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掘》，載《考古學報》2018年2期）。有學者認為(wei) 霸姬是來自井國，嫁到霸國的女貴族，這些“仆、馭、臣、妾”是她的私屬媵臣。無論如何，這些銘文都能看到，一些西周女貴族不但擁有眾(zhong) 多家臣、屬民，還能通過司法，與(yu) 違背契約的封臣之間進行訴訟，討要屬於(yu) 自己的私臣與(yu) 屬民。而霸姬在霸國的地位很高，《霸姬簋》銘文中則記載，霸國的庶子霸仲在擔任新君之前，霸國的統治者就是霸姬（馮(feng) 時：《霸姬簋銘文所見西周宗法與(yu) 家族倫(lun) 理》，載《文物季刊》2023年4期，第77—83頁）。西周昭王時期的《胡應姬鼎》銘文，記載周昭王南征楚國時，路過胡國，“胡應姬見於(yu) 王，辭皇，賜貝十朋，玄布二匹，對揚王休”。胡應姬作為(wei) 胡國的女君，麵見周天子，表示胡國在軍(jun) 事上對周王南征的配合，因此得到周王賞賜（黃錦前：《新刊兩(liang) 件胡國銅鼎讀釋》，《出土文獻》第十輯，中西書(shu) 局，2017年，第37—第41頁）。

1975年在陝西扶風出土的一件周代銅簋銘文記載，某貴族率領師氏攻擊戎胡，該貴族的“文母”也參與(yu) 了這次戰爭(zheng) ，“很可能是一位出眾(zhong) 的女將軍(jun) ”（呂文鬱：《周代的采邑製度》，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9頁）。《論語·泰伯》中周武王說自己有十位能臣，其中一位是“婦人”，也就是王後女君。西周王後，也掌管王室的工業(ye) 和武器生產(chan) （沈長雲(yun) ：《金文所見西周王室經濟》，自《上古史探研》，中華書(shu) 局，2002年，第200—202頁）。不但西周王後參與(yu) 治國和管理，諸侯國君的夫人也參與(yu) 治理，如《晉薑鼎》（《集成》2826）銘文記載，晉文侯的夫人晉薑及其先姑——晉穆侯的夫人都曾經“君晉邦”，即擔任晉國的治理者，具有“君”的身份以“治我萬(wan) 民”，她們(men) 沒有閑暇逸樂(le) ，而是審慎地輔佐晉侯治國。晉薑派遣臣，用上千車的食鹽、糧食，去交換銅礦資源（吳毅強：《晉薑鼎補論》，載《中國曆史文物》2009年6期）。

  又如南方的諸侯曾國，國君的夫人也具有“君”的身份，如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出土青銅簠（M2:49）銘文是“盛君縈之禦簠”（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擂鼓墩二號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6頁），曾君的夫人盛君縈，也是一位女君。又如淅川和尚嶺二號墓出土“曾仲化君”鎮墓獸(shou) 銘文（《淅川和尚嶺與(yu) 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第109頁），這位墓主是一號墓主的配偶，也是女性稱君之例。2019年5月在隨州棗樹林墓地M169出土的《嬭加編鍾》銘文記載，曾共公的夫人嬭加“行相曾邦”，掌管曾國之權。她不但“典冊(ce) 厥德”，而且是“民之氐巨”，即掌握了治國的典章製度，並且是曾國百姓的依靠。並按照宗法封建領主的稱謂，自稱“小子加嬭”（《江漢考古》2019年3期）。銘文中這位女君的記載，顯然是封建女領主的口吻。此外，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銅簋銘文記載，“皇妣太師氏薑”（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2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2頁）。殷周時“師”是各類軍(jun) 事貴族的稱謂，太師更是“師”中的高級領主，氏薑作為(wei) 女性貴族，能擔任太師，也是擁有權力的。春秋晚期的《滕侯夫人戈》銘文：“滕侯夫人妖之造”（《銘續》1199），則為(wei) 滕侯夫人所造的兵器，或為(wei) 夫人所使用，或為(wei) 夫人掌管製作的兵器。

貴族製下女子“三從(cong) ”，實際上隻是表述貴族婦女服喪(sang) 之禮。《儀(yi) 禮·喪(sang) 服》記載，“婦人三從(cong) 之義(yi) ”意思是女子出嫁前為(wei) 父親(qin) 服斬衰的喪(sang) 服，出嫁後如果丈夫死則為(wei) 丈夫服斬衰，夫死從(cong) 子意思是改嫁後，前任丈夫的兒(er) 子為(wei) 繼父服一年的齊衰，所以該女子可以按照兒(er) 子為(wei) 繼父的標準，也服一年齊衰就可以了。五四以後很多人不讀古書(shu) ，卻將“三從(cong) ”片麵地理解為(wei) 人身管轄權，是非常錯誤的解讀。實際上，從(cong) 西周青銅器銘文來看，當時女性貴族並不是出嫁後就完全成為(wei) 夫家的財產(chan) 。她們(men) 能夠獨立祭祀自己原來家族的祖先，將她們(men) 理解為(wei) 嫁到夫家的“財產(chan) ”身份，這是不能成立的。其真實身份，更類似於(yu) 溝通原生家族和夫家聯盟之間的使者身份。《禮記·昏義(yi) 》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就是強調了周代貴族婚姻的本質，是兩(liang) 個(ge) 貴族家族“二姓”之間的聯盟。妻子在聯盟中，扮演著重要的使者角色。很多考古材料可以看出這點。例如在寶雞茹家莊2號墓出土的井姬鼎銘文，記載來自井國的女貴族嫁給了一個(ge) 諸侯，他的國君丈夫給他做了“井姬用鼎簋”，用於(yu) “井姬㫶亦列祖考夌公宗室，□孝祀孝祭”（寶雞茹家莊西周墓發掘隊：《陝西省寶雞市茹家莊西周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76年4期）。很明顯，井姬能獨立祭祀自己井國的祖先。又如2005年山西絳縣橫水發現倗國的國君與(yu) 其妻子畢姬合葬墓，在畢姬的墓葬中隨葬有五件鼎、五件簋，而丈夫倗國君主墓中隻有三件鼎和一件簋（《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 年第 7 期。《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 2006 年第 8 期）。妻子的禮儀(yi) 身份高於(yu) 丈夫，這是因為(wei) 她來自的畢國，在周人禮製中等級更高，而丈夫的倗國不屬於(yu) 周人核心圈層，禮儀(yi) 地位更低。顯然，畢姬的地位和身份不是從(cong) 屬於(yu) 夫家，而是來自於(yu) 自己的原生家族。這些都能看出，西周女貴族不是嫁到夫家的從(cong) 屬和財產(chan) ，而是溝通自己家族與(yu) 夫家之間聯盟的使者與(yu) 橋梁。西周的女貴族不是財產(chan) ，她們(men) 在出嫁後，不但擁有作為(wei) 自己財產(chan) 的領地、封臣、屬民，以及擁有對領地的財產(chan) 支配權和治理權。

夫權的崛起與(yu) 貴族製崩潰有關(guan) ，殷周時代貴族婦女也可擔任宗族管理者、稱女君，因為(wei) 她們(men) 被視為(wei) 從(cong) 屬於(yu) 宗族共同體(ti) ，但禮崩樂(le) 壞，編戶齊民的一夫一婦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大宗族，婦女隻能從(cong) 屬於(yu) 官府登記戶口為(wei) 丈夫的小家庭。這種原子化、散沙化、互相算計且雞飛狗跳的小家庭氛圍，賈誼《治安策》中曾做過生動描述。從(cong) 管製角度，成本最低的簡單粗暴方式便是賦予這種核心小家庭丈夫以極大的“夫權”。 “夫為(wei) 妻綱”之說，就最早出現在《韓非子·忠孝》篇中。《韓非子·揚權》中也強調：“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cong) ”。就是說一個(ge) 核心小家庭之中，隻能有一個(ge) 絕對權威，那就是丈夫。否則妻子和丈夫一樣，秉持家政大權，那麽(me) 子女連服從(cong) 的對象都會(hui) 迷失和無所適從(cong) 。這一時期的《管子·侈靡》中，也出現了“婦人為(wei) 政，鐵之重反於(yu) 金”的說法。這種絕對的夫權結構，與(yu) 三代貴族時期的曆史麵貌，差異極大。

二、

北京大學藏秦代竹簡《善女子方》中，就強調“善衣（依）夫家，以自為(wei) 光”，人身依附於(yu) 丈夫，“雖與(yu) 夫治，勿敢疾當”，意思是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而且要“屈身受令”。這種對女性的嚴(yan) 酷要求，從(cong) 未見於(yu) 此前封建貴族時代的禮製和社會(hui) 文化氛圍中。在秦朝的統治下，女性地位卑賤，甚至被大量殘酷肢解用以殉葬。2013年秦始皇陵園發現了十座小墓，墓道填土中發現大量未成年女性散亂(luan) 人骨，是遭到肢解後埋入的。“這一葬儀(yi) 的發現說明始皇帝死後，二世處理先王的後宮人員時有著不見於(yu) 曆史文獻記載的複雜、血腥的過程”（《考古》2014年7期）。

西漢早期的法律《二年律令》中規定：“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shang) 之毋罪”，就是說丈夫打妻子，隻要不用兵器，打傷(shang) 了也沒有罪。官府賦予丈夫極大的夫權，恰恰是編戶齊民一夫一婦小家庭管理的需要。楊寬先生就說，秦朝“用法令來對女子作嚴(yan) 厲的壓迫，是此前所未有的”（《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頁）。類似的奇葩法律，後來恐怕隻有野蠻的女真部族才能相比，金國的法律規定“毆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洪皓：《鬆漠紀聞》卷上）。《金史·世宗紀》記載大定十八年，才規定了“殺妻無罪而輒毆殺者罪”，就是說此前金人毆殺妻子確實無罪，此後妻子有過失被毆殺，金人也無罪。《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表述是“如果一個(ge) 丈夫因故毆打其妻，而她曾犯過罪並被打致死的話，像這種情況丈夫便可以不受懲罰”（[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98頁）。

漢儒麵對的是秦朝的巨大遺產(chan) ，漢承秦製的特點是西漢前期的法律和秦朝區別不大，需要在這個(ge) 框架下做出點滴的突破。董仲舒的《春秋決(jue) 獄》，有幾個(ge) 判例保留至今，其中一條涉及到婦女問題。某甲的丈夫遇到海難，船隻沉沒找不到遺體(ti) ，不能得到埋葬。幾個(ge) 月之後，某甲的母親(qin) 安排她改嫁。當地官員根據當時漢承秦製的法律，“夫死未葬，法不許嫁。私為(wei) 人妻，當棄市”，提出要將某甲處死刑。董仲舒顯然反對秦律那種機械不考慮人情的判決(jue) 機製，他指出婦女有“更嫁之道”，是可以改嫁的，並且是聽從(cong) 母親(qin) 的安排，不是“私為(wei) 人妻”，因此是無罪的（程樹德：《九朝律考》，中華書(shu) 局，1963年，第164—165頁）。如果按照一般漢承秦製的刀筆吏思維，那位可憐的某甲就會(hui) 被處死，屍體(ti) 陳列在市場示眾(zhong) 。但經過儒者董仲舒的努力，不但拯救了這位婦女的生命，而且也在點滴地改變秦朝的遺產(chan) 。

秦漢時代，夏商周的貴族製雖然崩潰，但其貴族文化被則記錄在儒書(shu) 之中，隨著漢儒的社會(hui) 重建而得到了部分的複活。這些涉及到婦女地位的，如《禮記·昏義(yi) 》記載公婆饗宴新媳婦，一方降自西階，一方降自東(dong) 階，意思是將宗族內(nei) 部管理托付給新的女貴族媳婦，用的是賓主之禮，體(ti) 現的是新婦宗族管理責任的重大。《大戴禮記·哀公問於(yu) 孔子》中孔子言“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qin) 之主也，敢不敬與(yu) ？”《禮記·曲禮下》也有貴族“男女相答拜也”的相關(guan) 記載。所以後來漢儒重建的家庭文化中，產(chan) 生了夫婦之間“舉(ju) 案齊眉”的互敬典故，漢儒匯編《白虎通·嫁娶》亦言:“妻者，齊也，與(yu) 夫齊體(ti) ”，指夫婦之間為(wei) 對等的關(guan) 係。漢儒鄭玄在注釋《禮記·內(nei) 則》中也認為(wei) “妻之言齊也，以禮則問，則得與(yu) 夫敵體(ti) ”，意思是夫妻是對等的關(guan) 係。《後漢書(shu) ·樊英傳(chuan) 》記載，樊英生病，他的妻子派遣婢女去拜問，樊英下床答拜，別人問為(wei) 什麽(me) ，他指出“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意思是夫妻人格對等，妻子拜丈夫，丈夫也應該答拜妻子。

隨著儒學文化的點滴重建，兩(liang) 漢、魏晉時期的學術發展中，也出現了著名的女性大學者，以學問著稱於(yu) 世。例如著名大儒伏生的女兒(er) ，就精通今文《尚書(shu) 》。朝廷派遣晁錯前往受《尚書(shu) 》，由於(yu) 伏生年老，不能正言，於(yu) 是“使其女傳(chuan) 言教錯”（《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顏師古注引衛宏）。通過伏生的女兒(er) 傳(chuan) 授，將今文《尚書(shu) 》流傳(chuan) 了下來。兩(liang) 漢之際的女性經學大師“師氏”，《後漢書(shu) ·崔駰傳(chuan) 》記載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yi) 成夫人’，金印紫綬，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yu) 新世”。這位女性經學大師佩戴三公的金印，以學問而著稱。而東(dong) 漢著名的班昭，則以史學之才著稱於(yu) 世，完成了班固未竟的《漢書(shu) 》八表及其《天文誌》，當時“皇後、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著名學者馬融，也跟隨班昭學習(xi) 《漢書(shu) 》。此外，大學者蔡邕的女兒(er) 蔡琰，靠記憶力就能記下家中藏書(shu) 四百多篇的內(nei) 容（《後漢書(shu) ·列女傳(chuan) 》）。還有著名十六國時期韋逞的母親(qin) 宋氏，也是經學大家，精通《周官》，被苻堅封為(wei) “宣文君”，並“置生員百二十人”跟隨這位女大學者學習(xi) （《晉書(shu) ·列女傳(chuan) 》）。

兩(liang) 漢至魏晉女性，則有獲得封侯、封君的情況，如劉邦封其嫂為(wei) 陰安侯，蕭何的夫人後來封酂侯，到文帝元年，又讓其子蕭延繼承其母的酂侯爵位（《漢書(shu) ·蕭何傳(chuan) 》）。此外樊噲之妻呂嬃為(wei) 臨(lin) 光侯（或作“林光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記載奚涓之母“疵”被封為(wei) “魯侯”。東(dong) 漢東(dong) 海恭王希望自己三個(ge) 女兒(er) 為(wei) “小國侯”，李注“即婦人封侯也”（《後漢書(shu) ·光武十三王傳(chuan) 》）。女性封侯之外，更常見的是封君，如徐州西黑頭山出土西漢劉慎墓的妻子蕭真，有“平陽君”的封號（《文物》2010年11期）。文獻中從(cong) 漢代到南北朝也一直有女性封君，如漢武帝尊太後母為(wei) 平原君，東(dong) 漢梁冀妻子為(wei) 襄成君，梁家“食邑稱君者七人”，何進異母妹的母親(qin) 是舞陽君，董卓母為(wei) 池陽君，西晉賈充妻郭槐是廣城君等。而在三國時期的走馬樓吳簡中，還出現了平民女性和男子一樣擁有爵位的情況，如“公乘大女黃客”，“公乘大女五西”等，“足以確證這時的婦女可以同男子一樣獲得‘公乘’爵位”（高敏：《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0頁）。

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婦女地位並不像一些人想象那麽(me) 低。首先，殺妻要判處死刑，《梁書(shu) ·何點傳(chuan) 》記載，何點的父親(qin) “無故害妻，坐法死”，這和漢初以及金國那種殺妻不犯法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當時還有女性精通法律，如清河崔氏的一位女性，她的兒(er) 子景伯擔任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魏書(shu) ·列女傳(chuan) 》），每次遇到複雜案件，都要向精通法律的母親(qin) 請教。另一方麵，當時婦女作為(wei) 家長，也具有很高的權威，如“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yan) 正。王在湓城時，為(wei) 三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ye) ”（《顏氏家訓》第二章），王僧辯的母親(qin) 作為(wei) 家長，具有很高權威。值得注意的是，漢晉時期的女性中多有能統兵作戰的情況。如《後漢書(shu) ·劉盆子傳(chuan) 》記載琅琊呂母為(wei) 子報仇，起兵“眾(zhong) 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jun) ”，攻城略地。《晉書(shu) ·劉遐傳(chuan) 》記載劉遐的妻子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嚐為(wei) 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yu) 萬(wan) 眾(zhong) 之中”，帶領幾名騎兵衝(chong) 鋒，便在幾萬(wan) 人的羯族鐵騎中救出了劉遐。《晉書(shu) ·列女傳(chuan) 》記載了三位勇猛剛烈的女性，一位是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韞，在遭逢孫恩之難的危急時刻，“既聞夫及諸子已為(wei) 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luan) 兵稍至，手殺數人”。這位謝道韞不但勇武剛烈，而且極有才華。《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曾引《婦人集》談到謝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訟， 都傳(chuan) 於(yu) 世，她的作品在《隋書(shu) ·經籍誌》中也有記載。

《晉書(shu) ·列女傳(chuan) 》記載荀崧的小女兒(er) 荀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這位十三歲的少女，率領幾十名勇士翻牆突圍，還能激勵將士突破追兵的襲擊，最終找到周訪派出三千救兵援救了被包圍的襄城。張茂的妻子陸氏，“傾(qing) 家產(chan) ，率茂部曲為(wei) 先登以討充”，這位女性率領家族的部曲武力，作為(wei) 先鋒討伐沈充，在勝利後得到了嘉獎賞賜。《晉書(shu) ·朱序傳(chuan) 》記載前秦圍攻襄陽的危機時刻，襄陽守將朱序的母親(qin) 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yu) 婢並城中女子於(yu) 其角斜築城二十餘(yu) 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zhong) 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wei) 夫人城”。她通曉軍(jun) 事，觀察到城牆西北角的危險，便率領城中女性隊伍新造出二十多丈的城牆，挽救了城池，這段城牆被尊稱為(wei) “夫人城”。《晉書(shu) ·王遜傳(chuan) 》中還記載，西晉惠帝末期，西南夷叛亂(luan) ，寧州刺史李毅死去，“城中百餘(yu) 人奉毅女固守經年”，這些忠於(yu) 李毅的人當為(wei) 其部曲、宗族之類的武力。但他們(men) 能夠接受李毅的女兒(er) 作為(wei) 其繼承人，尊奉她為(wei) 君繼續堅守，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們(men) 也能在一定程度將女性視為(wei) 軍(jun) 事領袖。從(cong) 這些都能看出，南北朝時期並非隻有北朝才有“花木蘭(lan) ”，更不能將當時女性“萬(wan) 裏赴戎機，關(guan) 山度若飛”視為(wei) 是“北族婦女”才有的權利和能力。南方儒家社會(hui) 的女性，具有武德和領兵作戰的能力與(yu) 文化，這是華夏文化自身的淵源。

此外，當時婦女可以主動離婚改嫁，如謝安的侄孫謝邈之妻郗氏，因為(wei) 謝邈納妾，因此“郗氏怨懟，與(yu) 邈書(shu) 告絕”（《晉書(shu) ·謝邈傳(chuan) 》），主動選擇離婚。中國傳(chuan) 統中婦女有主動離婚的自由，《唐律·戶婚·義(yi) 絕離之》中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稱為(wei) “和離”，是合法的。在敦煌發現的“夫妻相別書(shu) 文樣”、“女及丈夫手書(shu) 樣文”，都顯示了女性不但可以自由離異，而且男方也祝願女方“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掃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韻之態”。相比來看，西方傳(chuan) 統女性的離婚自由幾乎為(wei) 零。西方的耶教，從(cong) 《耶經·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就規定，離婚就是犯戒，再婚再嫁就是“犯奸淫”。例如在英國，婚姻被視為(wei) 宗教宣誓，因此直到1857年以前，英國居然是一個(ge) “無離婚”的社會(hui) 。“蓋英人傳(chuan) 統婚姻受宗教之束縛，礙於(yu) 誓言難違，婚姻關(guan) 係不能因為(wei) 男女雙雙同意即可輕易解除”（蘇亦工：《中法西用：中國傳(chuan) 統法律及習(xi) 慣在香港》，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顯然，這種用神權強製捆綁的“無離婚”社會(hui) ，其實對婦女的自由和權利傷(shang) 害更大。相比而言，中國敦煌的和離文書(shu) 中強調的“一別兩(liang) 寬，各生歡喜”，反而更能保護婦女免遭傷(shang) 害。

中古時期以來形成的中國家庭秩序，婦女的地位其實遠在一般現代人的想象之上。陳鵬在《中國婚姻史稿》中指出，中國傳(chuan) 統婚姻下“妻之能力，實與(yu) 夫相表裏······故妻得宗攬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後，已成慣例”；“兒(er) 媳受姑命，主家政，夫雖在，仍不敢奪其權，母權之重，觀此可知。而妻主家政之能力，亦可想見。妻既統理家政，固有獨立處理家產(chan) 之權”（《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shu) 局，1994年，第458頁）。《唐律·斷獄》“囚應禁不禁”條疏引《獄官令》“死罪枷、杻，婦人及流以下去杻”。北宋端拱二年，“令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刑考七》）。

三、

很多人誤以為(wei) 宋代女性地位低下，而且是“程朱理學”造成的，認為(wei) 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欲”導致了婦女纏足，這其實是對曆史的誤解。首先宋代女性的地位並不低下，也享有財產(chan) 權和離異的權利。另一方麵，宋代民間出現了纏足現象，但這屬於(yu) 社會(hui) 一般的審美趣味，並不是知識精英設計出來“壓迫婦女”的。傅斯年先生就指出：“歐美時裝女子的高跟鞋，實與(yu) 中國婦女之纏足在心理及作用上無二致”（《史學方法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頁）。現代女性手術整容、抽脂、削骨之類，也是類似纏足，是為(wei) 了美而傷(shang) 害身體(ti) ，屬於(yu) 社會(hui) 一般的審美成本，但現代精英也不可能強製要求國家去禁止這些社會(hui) 趣味。同理，儒家士大夫也不可能去強製廢除纏足趣味，因為(wei) 這是社會(hui) 的私人領域，國家強製介入反而更不好。但是，儒家士人對社會(hui) 上流行的纏足習(xi) 慣，則有批評，如宋代理學家車若水就指責：“婦人纏足不知始於(yu) 何時？小兒(er) 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痛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腳氣集》）。而理學創立者程頤的所有後代，一直到元朝都忠實沿襲不纏足的家族傳(chuan) 統。（餘(yu) 英時：《人文與(yu) 理性的中國》，程嫩生、羅群 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9頁）。對此，清朝學者俞正燮看得很清楚，他的《癸巳類稿》引用元朝《湛淵靜語》“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不纏足”，指出這是“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對於(yu) 纏足這種社會(hui) 審美習(xi) 俗，理學家的態度是：即我不強行改變社會(hui) 的一般美學趣味，但我可以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跟風，不去學這些不好的。

此外，朝鮮半島的理學家態度，也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例證。如果纏足是“理學”倡導的結果，那麽(me) 以理學立國，甚至比同時期中國更加虔信理學的朝鮮李朝，應該是纏足大國才對。但是曆史資料恰恰相反，朝鮮李朝前往清朝的燕行使臣，對纏足提出了大量批評。如李在學就說纏足是“骷髏”且“醜(chou) 惡”，並認為(wei) 這是起源於(yu) “妲己”的不良風俗（《燕行記事》，《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九卷）；李宜萬(wan) 在與(yu) 清人張裕昆筆談中，也認為(wei) 纏足屬於(yu) “冶容中一事，畢竟不好底（的）風俗”（《農(nong) 隱入沈記》，《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樸趾源則將纏足稱為(wei) “足厄”，並將其歸入和吸煙惡習(xi) 一樣的“三厄”之一（《熱河日記》，《燕行錄全集》第五十四冊(ce) ）；金允植則說纏足是“傷(shang) 父母之遺”，“自戕之為(wei) 尤可哀也”（《金允植全集（貳）》，《韓國近代思想叢(cong) 書(shu) 》），將纏足視為(wei) 傷(shang) 害父母所遺完整身體(ti) 的可哀自殘行為(wei) 。從(cong) 理學家程頤的家族堅守，到信奉理學的朝鮮士人態度都能看出，纏足這種醜(chou) 惡的畸形審美習(xi) 俗，根本就不是什麽(me) “理學”造成的，而“理學”一直就反對纏足。

經常被誤解的程頤，對於(yu) 女性的溫和立場，不但反映在他堅定反對纏足的態度上，也體(ti) 現在他對侄女的態度上。他的侄女很有才華，多年來雖然多有人提親(qin) ，但侄女眼光很高，所以一直沒嫁人，是當時的“大齡剩女”，後來不幸在二十五歲逝世。程頤在給侄女寫(xie) 的悼念文中寫(xie) 到，“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意思是我隻是為(wei) 她的早逝而悲傷(shang) ，但不為(wei) 她未出嫁而悲傷(shang) （《二程集·孝女程氏墓誌》），因為(wei) 如果隻是迫於(yu) “大齡剩女”的壓力，就隨便將其嫁給不賢德的俗人，讓侄女痛苦終身，那還不如尊重她的自由選擇。在這裏，程頤對侄女自由選擇的尊重，和很多人想象中的“禮教吃人”印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至於(yu) 經常被誤解的“存天理滅人欲”，實際上是宋儒限製皇權和規範精英的手段，而不是要“壓迫婦女”。朱熹在給皇帝上的劄子中表示，“臣聞人主所以製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辛醜(chou) 延和殿奏劄二》）。很明顯，朱熹給皇帝的奏劄中強調存天理滅人欲，是一種限製皇權的行為(wei) ，反對皇帝放縱欲望。另一方麵，這也是對宋代精英的要求，“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朱子語類》卷十三）。一個(ge) 社會(hui) 的精英，當然需要節製，才能有更好的擔綱。這些對皇帝、精英的要求，與(yu) “壓迫婦女”屬於(yu) 風馬牛不相及。

對於(yu) 三綱中的“夫為(wei) 妻綱”問題，宋儒的解釋也和今人的誤讀完全不同。宋儒真德秀在《大學衍義(yi) 》中說：“即三綱而言之，君為(wei) 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wei) 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wei) 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wei) 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wei) 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wei) 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宋]真德秀《大學衍義(yi) 》卷六，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2—93頁）。意思是君主要首先做好人格表率，君主做好了，臣也就會(hui) 做好。同理，夫為(wei) 妻綱的意思是，丈夫有義(yi) 務做出道德的表率，丈夫做好了，妻子也會(hui) 做好。所以，“夫為(wei) 妻綱”恰恰不是在“壓迫”婦女，而是要求丈夫肩負起“正身”的表率作用，是對丈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宋代士大夫文化也重視婦女權益，如範仲淹範氏義(yi) 莊《義(yi) 莊規矩》規定，如果家族婦女再嫁，義(yi) 莊出錢二十貫，男子再娶則不支錢。或雲(yun) “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宋]錢君倚：《義(yi) 田記》，呂祖謙：《宋文鑒》卷八十，中華書(shu) 局，1992年，第1157頁）。範仲淹不但並不反對婦女再嫁，而且在經濟上會(hui) 出錢去保護她們(men) 的權益，給與(yu) 再嫁者的資助，遠大於(yu) 對再娶者的資助。而著名的學者趙明誠則稱其妻李清照為(wei) “亦妻亦師亦友”，夫婦之倫(lun) 在師友之間，和很多人的想象畫麵非常不同。

明代士人歸莊《兄子》詩：“古風妻似友，佳話母為(wei) 師”，可知當時士人認為(wei) 以妻為(wei) 朋友是中國文明的古老傳(chuan) 統。據趙園《家人父子》一書(shu) 搜集材料，類似例子甚多，如黃宗羲《李因傳(chuan) 》“夫婦自為(wei) 師友”；理學家大儒劉宗周《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誌》妻死，他痛悼為(wei) “失吾良友”；孫奇逢《祭亡妻槐氏文》“爾雖吾妻，實吾良友”；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我之與(yu) 君，倫(lun) 則夫婦，契兼朋友”；毛坤《敕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談其妻“予所結發而床笫者四十五年，未嚐不師之友之”（《家人父子：由人倫(lun) 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4—60頁）。出土的明代墓碑上，也有讚美夫婦之間“如賓如友”的文字（《文物》2007年3期）。夫婦之間的關(guan) 係，通常被認為(wei) 可以介於(yu) 老師、朋友、賓客之間，在人格上是對等的。

更有甚者，中古以來到明代的士大夫文化中，甚至常見“懼內(nei) ”的現象。明代人沈德符記載說：“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nei) 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此外他還提到“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yan) 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yu) 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寧夏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為(wei) 其妻所製”（《萬(wan) 曆野獲編》卷五）。如果說前麵我們(men) 看到了明代士人文化中尊重老婆為(wei) “師友”的這一麵，那麽(me) 這裏則能窺見現代人所謂“耙耳朵”的情況，在當時士大夫圈子中也頗為(wei) 常見。

胡適說“八百年的理學不能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wei) ，然而幾個(ge) 傳(chuan) 教士帶來了一個(ge) 新觀點就能喚起中國人的道德意識，能夠把小腳永遠廢了”，這種評價(jia) 其實是並不公正的。理學家不是沒有指出纏足的錯誤，而是反對用國家強製的觸手滲入民間習(xi) 俗，程頤的態度就是代表。清朝初年，從(cong) 順治的1645年、1660年到康熙的1664年，都曾用國家的強製行政命令禁止纏足，這其實和強迫漢族男性剃發留金錢鼠尾小辮子是一樣的強橫武斷，並不是要“解放”漢族婦女，而是要漢族男女都表示臣服。這一強橫政策，導致“民間誣妄舉(ju) 報，牽連無辜”，對社會(hui) 造成更大的傷(shang) 害，也激起了社會(hui) 上強烈的逆反心理。實際上，儒家對這類惡俗的態度是因勢利導，用精英家族的榜樣力量去點滴影響社會(hui) ，移風易俗，因為(wei) 儒家相信“夫風化者，自上行於(yu) 下者也，自先而施於(yu) 後者也”（《顏氏家訓·治家》）。纏足的消亡也並非是“傳(chuan) 教士”的功勞，而是儒家反纏足的本能，迅速與(yu) 西方思潮合力的產(chan) 物。晚清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就極力主張廢除纏足，但他也指出，如果像清朝早期那樣蠻幹，“立法太嚴(yan) ，牽連無辜”，也隻能是失敗。好的辦法是“禁不過嚴(yan) ，持之以恒”（鄭觀應：《盛世危言》，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頁）。1887到1898年之間，從(cong) 康有為(wei) 到黃遵憲、唐才常、徐仁鑄、樊錐、易鼐等人推動的“不纏足會(hui) ”，通過地方士紳之間的君子約定，持續推進不纏足的實踐，其實取得了比簡單粗暴禁止更多的成效。

簡言之，曆史是複雜的，不同時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麵相，不可簡單一概而論。“客觀地說，傳(chuan) 統家庭婚姻製度下婦女的實際處境要比理論上或想象中的高得多”（蘇亦工：《中法西用：中國傳(chuan) 統法律及習(xi) 慣在香港》，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89頁）。魯迅將整個(ge) 中國曆史簡化為(wei) 一個(ge) “四千年的舊賬”，本身是沒有任何曆史學實證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