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種大一統模式的比較：《周官》與(yu) 《王製》

作者：齊義(yi) 虎

來源：節選自齊義(yi) 虎《〈周官〉之製與(yu) 大一統》第六章第三至五節，注釋有改動，標題為(wei) 編者所擬

《王製》與《周官》作為質家法和文家法兩套改製方案，同時並存、相互映照，供後世因應時代之積弊而按需取舍。這裏恰恰體現了中國古聖先賢高明的政治思維：不追求最優政體，不固化治理原則，不迷信製度永恒。西方政治思想從古希臘開始，一直追求一種固定形式的最優政體，以為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政治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靜止的形而上學思維。中國的哲學思維是陰陽之道，天地萬物永遠在一陰一陽的翕辟互動中生生不息、變化流轉。政體和製度也都是消耗品，有其使用壽命，需要不斷地更新修複。儒家經典中保存下來兩種改製模式，就是文質兩種治理原則的典範，以此為後世留下交替取法的可能。

【作者簡介】

齊義(yi) 虎

1978年生，天津人，複旦大學政治學學士、碩士，同濟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為(wei) 樂(le) 山師範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經學、政治儒學。以官製研究契入聖王之道，由反思西學而歸宗六經。經主今文，以經世致用為(wei) 首務，但求通其大義(yi) ，不事考索之學。2016年入選雲(yun) 南士恒教育基金會(hui) 第五屆士恒青年學者獎勵資助計劃。

兩(liang) 種大一統模式的比較

《周官》與(yu) 《王製》

在第三至五章，我們(men) 分別從(cong) 大一統的疆域、大一統的官製和大一統的信仰這三個(ge) 方麵闡述了《周官》的大一統政治藍圖。但在儒家經典中，有關(guan) 政治大一統之製度藍圖的文獻，除了《周官》還有一部《王製》。如果說《春秋公羊傳(chuan) 》偏重在義(yi) 理層麵闡發大一統的政治奧義(yi) ，那麽(me) 《王製》則與(yu) 《周官》一樣，更多是從(cong) 製度維度展現大一統具體(ti) 的政治設計。有學者評價(jia) 說：“惟《王製》《周禮》，可謂古代言理想製度之雙璧。”〔1〕然二者之製度設計方案卻大為(wei) 不同。皮錫瑞在比較二者時曾比較公允地說：“《王製》據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shu) 先後略同，而為(wei) 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為(wei) 成書(shu) ，以待後世之施行者。”〔2〕清末的經學家廖平在其經學一變時期曾以禮製“平分今古”，他以《周官》為(wei) 古文經學之大宗，屬於(yu) 孔子中年的從(cong) 周之說；以《王製》為(wei) 今文經學之大宗，屬於(yu) 孔子晚年的改製之說，二者的製度差異恰是今古文經學主旨。

《欽定周官義(yi) 疏》影印本，浙江大學圖書(shu) 館藏

封建與(yu) 巡守：王權之強弱

從(cong) 《王製》的方三千裏到《周官》的方七千裏，中國的疆域由900萬(wan) 平方裏增加到4900萬(wan) 平方裏，擴大到原來的5倍多。鄭玄把此疆土的開拓歸功於(yu) 周公的“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由於(yu) 王畿的麵積不變，還是100萬(wan) 平方裏，剩下用於(yu) 分封諸侯的麵積便由800萬(wan) 平方裏變成了4800萬(wan) 平方裏，擴大到原來的6倍之多。鄭玄假定九州之內(nei) 諸侯國的數量是不變的，還是《王製》所說的八州共1680國，於(yu) 是隻能增加封國的麵積。這便由疆域之大小引申出封國麵積之變化。《王製》規定爵五等而土三等，即公侯方百裏，伯方七十裏，子男方五十裏，不足五十裏曰附庸。但到了《周官》，土地太多隻能益封，於(yu) 是土也分為(wei) 五等，公國方五百裏，侯國方四百裏，伯國方三百裏，子國方二百裏，男國方百裏。鄭玄把《王製》的三等之地認為(wei) 是殷製，把《周官》的五等之地認為(wei) 是周製，從(cong) 三等之地的小封建到五等之地的大封建，就是從(cong) 殷製到周製的轉變。其言曰：

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製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wei) 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裏；其次侯，四百裏；其次伯，三百裏；其次子，二百裏；其次男，百裏。〔3〕

此大界方三千裏，三三而九，方千裏者九也。其一為(wei) 縣內(nei) ，餘(yu) 八各立一州。此殷製也。周公製禮，九州大界方七千裏，七七四十九，方千裏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wei) 畿內(nei) ，餘(yu) 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裏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裏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裏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裏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裏者不過二十五，及餘(yu) 方百裏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並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yu) 方百裏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裏者五，方百裏者五十九，其餘(yu) 方百裏者四十一，附庸地也。〔4〕

鄭玄把《王製》與(yu) 《周官》的製度分歧以時代化差異進行處理，雖然暫時緩解了經典內(nei) 部的不一致性，但也用固定的曆史性消解了經典的未來性和創製性，掩蓋了孔子欲撥亂(luan) 反正、改製立法、垂範將來的素王之誌。孔子整理六經，難道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記錄曆史嗎？還是要表達一種指向未來的平天下之誌？“六經皆史”抑或是“六經皆誌”？其實這才是今古文經學之間最大的宗旨分歧。正如司馬遷所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5〕東(dong) 周亂(luan) 世，禮崩樂(le) 壞，諸侯國之間相互兼並已經出現，於(yu) 是出現王畿日削而諸侯尾大的局麵。孔子欲救周文之疲弊，正在用質尚忠，化繁為(wei) 簡。故《王製》以三等之地的小封建行削藩之計，這與(yu) 漢武帝時推恩令的“眾(zhong) 建諸侯少其力”是一樣的策略。反觀《周官》，依舊實行五等之地的大封建，讓那些公侯之國實力雄厚，漸啟僭越自專(zhuan) 、上逼天子之野心，對天王之權威及天下體(ti) 係都是一個(ge) 潛在的威脅和不穩定因素。

《春秋》之大義(yi) 就在於(yu) 尊王攘夷，尊王也就是尊重最高的政治權威，進而維護天下體(ti) 係的穩定性。為(wei) 了尊王，《王製》不僅(jin) 從(cong) 分封麵積的角度上削藩，而且還在諸侯國之間建立起一套嚴(yan) 密的監督體(ti) 係。其文曰：

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wei)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wei) 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wei)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wei) 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yu)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wei) 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為(wei) 三監，監於(yu) 方伯之國，國三人。

通過“二伯-州伯-卒正-連帥-屬長”〔6〕的科層化監督體(ti) 係，天子得以實現對天下1680個(ge) 諸侯國的分層管理，同時在八個(ge) 州伯的身邊還要派駐三監，作為(wei) 天子之代表行使監督權，類似後世的刺史和欽差大臣。這個(ge) 監督體(ti) 係如此之嚴(yan) 密，有助於(yu) 鞏固中央權威，所以有人甚至以中央集權、君主集權來形容《王製》的政治體(ti) 係。〔7〕與(yu) 之類似，《周官》也提到了監的設置，但隻有兩(liang) 處，一處是大宰職文“乃施典於(yu) 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還有一處是大司馬職文“建牧立監，以維邦國”。這兩(liang) 處的監都是和牧聯係在一起的，牧即州牧，但鄭玄把監解作諸侯國之國君。如果隻是國君，那就不是代表天子的監察官，即便是監察官，每國設幾人也語焉不詳，且相比《王製》顯得沒那麽(me) 複雜嚴(yan) 密。兩(liang) 相比較即可看出，《周官》的封建性更強一些，諸侯的自主權更大；《王製》的集權特征更明顯，諸侯雖然可以世襲，但也要接受天子之權力監督與(yu) 獎懲。

天子的監督權從(cong) 其巡守製度也可窺見。《王製》中天子五年一巡守，四時之仲月分別到東(dong) 南西北四方視察。每到一地，都要“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誌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le) 、製度、衣服，正之”，然後根據諸侯的表現進行考績獎懲。其獎懲的標準為(wei) ：“山川神祇有不舉(ju) 者為(wei) 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wei) 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le) 者為(wei) 不從(cong) ，不從(cong) 者君流；革製度衣服者為(wei) 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yu) 民者，加地進律。”封建製下，天子這種強大的監督權比之後世皇帝對郡縣製地方長官的獎懲權力亦毫不遜色。同樣，“諸侯之於(yu) 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可見以五年為(wei) 一個(ge) 大周期，天子與(yu) 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互動是很頻繁的。

《周官》中天子是十二年一巡守，周期比較長。王將巡守，職方氏則戒於(yu) 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除巡守外還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hui) 、殷同、時聘、殷覜、間問、歸脤、賀慶、致禬等十二種外交形式。其交往的目的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hui)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誌，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讚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8〕相比《王製》裏天子權威之雷厲風行，《周官》的外交活動更多是一種禮儀(yi) 性的協調，而不像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考察。與(yu) 巡守反方向，九服之諸侯按照距離遠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的蕃國則世壹見。相比《王製》，其交往的密集程度也少了很多。這說明天子與(yu) 諸侯國的關(guan) 係不算緊密，大多時候雙方都是各自自治，互不打擾。

綜上所述，《王製》的小封建製更有利於(yu) 維護中央權威，鞏固天下體(ti) 係，防止諸侯國尾大不掉。《周官》的大封建製則更像是現代的邦聯製，各諸侯國充分自治，中央權威不突出，且公侯之國麵積過大，使得封建體(ti) 係存在著不穩定甚至瓦解的風險，從(cong) 春秋到戰國，封建製在兼並中走向崩潰便是最好的曆史證明。二者核心差異在於(yu) ：《周官》試圖通過分權與(yu) 禮製維係大一統，而《王製》則通過集權與(yu) 法治強化大一統。前者是儒家對古典製度的理想化重構，後者是禮法合流後適應帝國時代的現實方案。這兩(liang) 種模式共同塑造了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的雙重脈絡。

六卿與(yu) 三公：設官之繁簡

正如皮錫瑞所言：“《王製》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ju) 。”〔9〕就官製而言，《王製》結構簡單、官職數量少，《周官》結構複雜、官職數量多，乃是不爭(zheng) 的事實。如前文第四章六官人數不完全統計表所示，《周官》六官下士以上的官員人數就有2435人之多，實際上肯定還不止於(yu) 此。如果隻統計官職，即便不算冬官，也有346種。與(yu) 之相比，《王製》就要少得多，全篇記載的職官主要有塚(zhong) 宰、司空、司徒、小胥、大胥、小樂(le) 正、大樂(le) 正、司馬、司寇、史、正、太史、司會(hui) 、市等十幾種。以人數論，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在一起隻有120人，若再加上中士與(yu) 下士，總共也就1092人〔10〕，比《周官》少了一半還多。

六官人數不完全統計表

按照前文第四章六卿製結構圖所示，《周官》官製的總體(ti) 結構是三公六卿製，其中三公為(wei) 虛位，與(yu) 天子坐而論道，無職守，無定員，六卿才是承擔一切政務的實權官職。六卿又分為(wei) 天官、地官二孤卿和春夏秋冬四卿，每卿之下設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以1∶2的比例向下數量遞增。就命數而言，三公八命，若有加封則最高不過九命，天地二孤七命，春夏秋冬四卿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命士以上皆屬於(yu) 正式的朝廷命官。另有府史胥徒輔助政務，其中府史為(wei) 辦公屬員，由長官自行辟除，為(wei) 庶人在官者，有稍食即工資；胥徒則是庶民無償(chang) 為(wei) 國家服勞役，屬於(yu) 法定義(yi) 務，沒有薪給，但有時限，可輪替。以往認為(wei) 《周官》官員數量龐大，是錯誤地把胥徒也計算在內(nei) 的結果。

六卿製結構圖

與(yu) 《周官》不同，《王製》官製的總體(ti) 結構乃是三公九卿製，三公即司馬、司徒、司空，分別主掌軍(jun) 政、教化和地政，九卿按照 3∶1的比例輔佐三公。《王製》中沒有羅列九卿完整名目，但可知的有司寇、大樂(le) 正、市、司會(hui) 、大史等。另外還有塚(zhong) 宰一職，與(yu) 三公同尊，為(wei) 內(nei) 朝官之首，輔佐天子主管財政事務和祭祀喪(sang) 葬等。《王製》中有一段年終朝會(hui) 考計的場景描述，可以讓我們(men) 在動態的朝堂儀(yi) 式中身臨(lin) 其境地觀察三公九卿之間的上下級從(cong) 屬關(guan) 係。其文曰：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hui) 以歲之成，質於(yu) 天子，塚(zhong) 宰齊戒受質。大樂(le) 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cong) 質於(yu) 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yu) 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yu) 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nong) ，成歲事，製國用。

如這段話所描述的，大史是朝會(hui) 的記錄者和主持人；司會(hui) 總管天下財務考計，是塚(zhong) 宰之屬官；司寇主管刑罰，與(yu) 主管軍(jun) 事的司馬同為(wei) 暴力機關(guan) ，所以是司馬之屬官；樂(le) 正主管教育，是司徒之屬官；市主管市場交易，是司空之屬官。作為(wei) 下屬，司會(hui) 、司寇、樂(le) 正和市在向天子提交其年度考計報告時，要分別經過其直屬長官來“齊戒受質”。另外百官之考計報告也是由外朝之三公接受考察，說明百官在政務上也要接受三公之領導。塚(zhong) 宰作為(wei) 內(nei) 朝官首領，相當於(yu) 天子的大內(nei) 總管和秘書(shu) 長，所以孔子說：“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yu) 塚(zhong) 宰三年。”〔11〕聽於(yu) 塚(zhong) 宰其實也就是間接聽於(yu) 天子，作為(wei) 內(nei) 朝官首領的塚(zhong) 宰此時便是天子的代理人。故除了自己的直屬業(ye) 務外，塚(zhong) 宰與(yu) 外朝的百官沒有直接的業(ye) 務領導關(guan) 係。據此我們(men) 可以做成一張《王製》官製結構圖來更清晰地展示他們(men) 各自的從(cong) 屬關(guan) 係，如下所示：

《王製》官製結構圖

對比《王製》與(yu) 《周官》，雖然其中職官的名字都一樣，但它們(men) 在各自官製結構中的地位和執掌內(nei) 容是不相同的。《王製》的塚(zhong) 宰隻管財政和祭祀喪(sang) 葬，而《周官》的塚(zhong) 宰則有“立法度、定編製、理財政、主考計、讚禮儀(yi) 、司內(nei) 侍”六大職能，二者之權力大小不可同日而語。司馬、司徒、司空，在《王製》為(wei) 三公，但在《周官》隻是六卿，地位高下判然有別。《周官》地官司徒除了教化之外還要主管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但在《王製》中，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卻是司空的職責所在。《周官》裏，冬官的司空職能被嚴(yan) 重壓縮，隻剩下工程建造，地位居於(yu) 六官之末，這與(yu) 作為(wei) 三公之一的《王製》司空簡直不可相提並論。此外，《王製》中沒有大宗伯一職，其主管的祭祀職能則移交給了塚(zhong) 宰，教育職能移交給了大樂(le) 正。宋代的陸佃說：“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le) 正見之也。”〔12〕實際上大樂(le) 正隻相當於(yu) 半個(ge) 大宗伯職能，另一半職能在塚(zhong) 宰那裏。

當然，《王製》與(yu) 《周官》也有相同之處。無論是三公製還是六卿製，都存在內(nei) 朝與(yu) 外朝對峙的政治格局〔13〕，且二者都是以塚(zhong) 宰為(wei) 內(nei) 朝官之首領。宰之本義(yi) 便是家臣，大夫有家宰，天子則有塚(zhong) 宰。天子以天下為(wei) 家，於(yu) 是把本屬於(yu) 家臣的宰提升為(wei) 內(nei) 朝官首領的地位。宰之名本來自祭祀，在祭祀中協助主人宰牲獻祭，故祭祀之事歸其執掌。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塚(zhong) 宰兼管財政，乃是因為(wei) 祭祀為(wei) 財政支出的首要內(nei) 容，應予以充足保障，這裏體(ti) 現的是先神後人、先尊後卑的孝悌之道。所謂“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寢不逾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都體(ti) 現了祭祀的優(you) 先性。由祭祀連帶而來的喪(sang) 葬、廟製皆屬於(yu) 財政支出優(you) 先項目，所以也都劃歸塚(zhong) 宰管理。但總體(ti) 而言，《王製》的塚(zhong) 宰相比《周官》的塚(zhong) 宰職權要小得多。

《王製》與(yu) 《周官》官製的最大區別在於(yu) 外朝，《周官》的外朝是地官司徒領導下的五官架構，《王製》則是司馬、司徒、司空並立的三公架構。五官製曆史悠久、淵源有自。《禮記·曲禮下》就有記載：“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zhong) 。”鄭注以為(wei) 殷製，孔疏引《鄭誌》焦氏答崇精問雲(yun) ：“殷立天官，與(yu) 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並此大宰，即為(wei) 六官也。”〔14〕於(yu) 此可見《周官》的六官之中內(nei) 含了五行之取象。〔15〕以五行觀之，春夏秋冬四時之官剛好可以和木火金水相配，而地官司徒本身即屬土，合在一起恰好五行完備。

《禮記·王製》影印本，浙江大學圖書(shu) 館藏

與(yu) 之相對，《王製》的三公製乃是取法天地人的三才之道。《韓詩外傳(chuan) 》卷八有雲(yun)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此三公製與(yu) 三才之道相配之今文經說也。《白虎通·封公侯》對此有詳細的闡釋，其文曰：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wan) 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wei) 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yu) 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yu) 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

相對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也有其三公說。《尚書(shu) ·周官》雲(yun)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zi)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許慎《五經異義(yi) 》雲(yun)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yu)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概言之，今文之三公職在領袖百官、秉持大政，故以三司為(wei) 名；古文之三公職在匡正天子、坐而論道，故以師傅相稱。後世家法淆亂(luan) 、古今不分，常常將二者混為(wei) 一談、重複設官。正如皮錫瑞所言：“漢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禮》，故分設六部。其後沿宇文之製，既設六部，又立九卿，官製複重，議者多雲(yun) 可以裁，並不知《周官》《王製》古今文說必不相合，乃兼用兩(liang) 說，多設冗官，皆由經義(yi) 不明，故官製不善也。”〔16〕

三公製與(yu) 六卿製（內(nei) 含五官製）根本的不同在於(yu) 取象各異。與(yu) 取法三才的三公製相對照，《周官》之六卿製所取法的乃是天地四時，天地為(wei) 陰陽相對，四時加上地官為(wei) 五行，合在一起就是陰陽五行之道。其與(yu) 三才的最大區別就在於(yu) 缺少了“人”這一維度，因為(wei) 春夏秋冬四時實際上也是附屬於(yu) 天的，天地四時歸根結底還是天地之道，也即乾坤陰陽之道。按照劉師培的說法，《周官》這種以陰陽為(wei) 立國之道應該與(yu) 文王演《周易》有關(guan) 。〔17〕一個(ge) 取法三才之道，一個(ge) 取法陰陽五行之道，取象不同則其設官之繁簡亦大不同。《周官》中種種細小瑣碎的職官設置，斷非《王製》可比。僅(jin) 就層級而言，《王製》的職官層級隻有“公—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級，《周官》的職官層級則有“公—孤—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八級，多出了孤和中大夫兩(liang) 級，於(yu) 此便可見其設官之複雜程度。

法天與(yu) 法地：文質之取舍

如上所述，《周官》與(yu) 《王製》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兩(liang) 套大異小同的大一統政治模式。探究為(wei) 何會(hui) 產(chan) 生這種鮮明的差異，需要對這兩(liang) 部文獻的時代及作者追索，並重新審視、評估今古文經學的分歧對立。按照皮錫瑞和廖平等今文經學家的觀點，《王製》為(wei) 孔門後學弟子依據孔子《春秋》改製思想纂輯而成，故《王製》為(wei) 《春秋》之傳(chuan) ，裏麵記錄的是孔子兼采四代的改製主張。按照前文所引郭偉(wei) 川的觀點，《周官》是孔子弟子子夏一派在西河為(wei) 魏文侯所編纂，也是為(wei) 了準備迎接未來的大一統新時代而作。眾(zhong) 所周知，孔子死後儒分為(wei) 八，儒家內(nei) 部因學派家法不同，在傳(chuan) 承孔子改製思想上存在分歧也很正常。

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

從(cong) 漢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到清末廖平以禮製平分今古，經學家多從(cong) 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的角度來看待《王製》與(yu) 《周官》的分歧，把《王製》當作今文經學的一王大法，把《周官》當作古文經學的周公盛典。但廖平到經學三變時期就已經揚棄了今古文經學對立的觀點，他認為(wei) 《王製》與(yu) 《周官》都是孔子弟子所傳(chuan) 的素王為(wei) 後世立法的方案，隻不過前者是為(wei) 中國所立之萬(wan) 世法，後者則是為(wei) 世界所立之萬(wan) 世法，二者適用的對象和範圍不同，故其疆域有大小之別，其設官有繁簡之分。麵對著西方文明衝(chong) 擊挑戰的時代危機，經學三變之後的廖平放棄了經學內(nei) 部的學派紛爭(zheng) ，以今文經學的“素王改製”說吸收統合了曆史上一直被視為(wei) 古文經學的《周官》，實現了經學資源的整合與(yu) 統一。

無獨有偶，作為(wei) 大陸新儒家代表的蔣慶近年也提出了“《周官》今文說”。他認為(wei) 《王製》與(yu) 《周官》同出於(yu) 子夏的西河學派，都繼承了孔子的改製立法思想，隻是其具體(ti) 方案不同而已。其文曰：

在魏國子夏所創立的西河學派內(nei) 部，就創立“新王製”而言，存在兩(liang) 派，一為(wei) “周官派”，一為(wei) “王製派”，兩(liang) 派分別為(wei) 後王——統一中夏的魏文侯——製作了兩(liang) 個(ge) “新王製”文本：一為(wei) 《周官》文本，一為(wei) 《王製》文本。按照廖平的說法，《周官》是《尚書(shu) 》之傳(chuan) ，《王製》是《春秋》之傳(chuan) ，……也就是說，《周官》出於(yu) 子夏西河後學中的“尚書(shu) 派”，《王製》出於(yu) 子夏西河後學中的“春秋派”，二派所據的經典不同，再加上作者的學識智術不同，所改之製的內(nei) 容自然有異。……由於(yu) 這兩(liang) 派都繼承了孔子“改製立法”為(wei) 後世提供“新王製”的創製精神，都發揚了孔子匹夫改製留待後王取法的經世宏願，所以兩(liang) 派都是今文學，而其文本中製度內(nei) 容的不同，是屬於(yu) “同中有異”的今文義(yi) 例，並不能從(cong) 兩(liang) 文本的製度差異得出今古文不同的結論。〔18〕

蔣慶與(yu) 廖平一樣，都是以立足今文經學的宗旨和立場來吸納古文經學的方式來實現經學體(ti) 係的統一與(yu) 重塑，隻是沒有廖平“大統小統說”走得那麽(me) 遠。今文經學認為(wei) 孔子不僅(jin) 是集往聖之大成的先師，更是啟萬(wan) 世之太平的素王。孔子之世距離周公已有五百餘(yu) 年，而自古未有累世不壞之製度，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王者何以興(xing) ？以其除舊布新、與(yu) 民更始也。正如皮錫瑞所言：“孔子所以必改製者，凡法製行至數百年，必有流弊。古者一王受命，必改製以救弊。”〔19〕但蔣慶不認為(wei) 《周官》是為(wei) 世界立法，它與(yu) 《王製》一樣，都是對中國這塊土地的理想規劃。“從(cong) 文本的結構與(yu) 規模來看，《周官》的結構嚴(yan) 整規模宏大，適合於(yu) 治大國，而《王製》相對結構鬆散規模較小，不適合於(yu) 治大國。”〔20〕二者的區別隻是治理規模的差異。

既然同為(wei) 今文經學，同是子夏之學派所傳(chuan) 授的改製微言秘法，為(wei) 何孔子的改製方案會(hui) 有兩(liang) 個(ge) 版本呢？蔣慶的解釋是：“《王製》與(yu) 《周官》同出子夏‘改製之學’而不盡相同，就像民國初年康有為(wei) 與(yu) 梁啟超同依孔子‘改製之學’而所擬的民國憲法不盡相同一樣，是非常自然的事。”〔21〕另外他還結合曆史給出了大膽的猜測：“《王製》在西河學派中早出而文略，《周官》在西河學派中晚出而文詳，完全出於(yu) 曆史的偶然因素：前者的時代背景是魏國尚弱，無未來治大國的需要，後者的時代背景是魏國已強，有未來治大國的需要，如此而已。”〔22〕據此蔣慶認為(wei) ，孔子隻是確立了改製立法的精神，具體(ti) 的製度規劃還需要結合曆史“禮以義(yi) 起”，不可能隻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比如同為(wei) 今文經學，但《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大同不害小異。改製方案有兩(liang) 套，也就可以理解了。

蔣慶《〈周官〉今文說》，奉元出版社2022年版

無論是廖平的“大統小統說”，還是蔣慶的“大國小國說”，都隻是從(cong) 治理疆域之大小看待《王製》與(yu) 《周官》，對於(yu) 二者在官製上的取象不同少有措意。前文提到，雖然同為(wei) 法天而治，《王製》取法的是三才之道，其官製模式是“內(nei) 朝塚(zhong) 宰＋外朝三公”；《周官》取法的是陰陽五行之道，其官製模式是“內(nei) 朝塚(zhong) 宰＋外朝五官”。如果以數字表示的話，前者是“1＋3”模式，後者是“1＋5”模式，二者的區別就在於(yu) 法三與(yu) 法五的不同。對此我們(men) 或許可以從(cong) 文質的角度予以解讀。《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也。”〔23〕王者新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更禮樂(le) ，因為(wei) 王朝之更替實際上是一文一質之治理原則的交替往複和損益互補，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政治製度的修複與(yu) 更新。《王製》與(yu) 《周官》的法三與(yu) 法五不僅(jin) 是一種橫向的類型並列關(guan) 係，很可能還體(ti) 現了一種縱向的模式更替關(guan) 係。

董仲舒對“三”曾有過一個(ge) 經典的闡釋。“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yu) 和，三而成物；日月與(yu)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yu) 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wei) 天製。”〔24〕另外在《白虎通·爵》裏是這樣解釋三五之數的：“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在天曰三光，在地曰五行，可見“三”屬質屬天，“五”屬文屬地。三才之三同於(yu) 三光之三，有質家法天的意味。五行之五也即五方之五，則是文家法地的意思。五行法地、三才法天，地主文而天主質，文則繁而質則簡，《周官》與(yu) 《王製》的官製模式體(ti) 現的不正是文質之變嗎？

當然，文質並不是兩(liang) 種截然分開的單獨類型，而是需要一定比例的調和適中。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子講《春秋》之道要“以質救文”，並不是純用質家法取代文家法，隻是以先天之質調和已經疲弊的後天之文，使二者的關(guan) 係重新回到中和狀態，而不偏於(yu) 一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相比《周官》的六卿製，《王製》的三公製不啻是一次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由文返質、簡政放權的官製改革。所以皮錫瑞才會(hui) 說：“《周禮》、《王製》皆詳製度，用其書(shu) 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製》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製》易行而少弊。”〔25〕這也頗符合《周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cong) ”的大道至簡之理。

《王製》與(yu) 《周官》作為(wei) 質家法和文家法兩(liang) 套改製方案，同時並存、相互映照，供後世因應時代之積弊而按需取舍。這裏恰恰體(ti) 現了中國古聖先賢高明的政治思維：不追求最優(you) 政體(ti) ，不固化治理原則，不迷信製度永恒。西方政治思想從(cong) 古希臘開始，一直追求一種固定形式的最優(you) 政體(ti) ，以為(wei) 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政治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靜止的形而上學思維。中國的哲學思維是陰陽之道，天地萬(wan) 物永遠在一陰一陽的翕辟互動中生生不息、變化流轉。政體(ti) 和製度也都是消耗品，有其使用壽命，需要不斷地更新修複。儒家經典中保存下來兩(liang) 種改製模式，就是文質兩(liang) 種治理原則的典範，以此為(wei) 後世留下交替取法的可能。考察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康有為(wei) 的弟子程大璋曾說：“蓋秦漢以來為(wei) 中國政界之取法者，曰《王製》，曰《周禮》。自漢迄六朝則多法《王製》，自隋唐迄近代則全法《周禮》。”〔26〕以北周宇文泰、蘇綽的官製改革為(wei) 曆史轉折點，《王製》與(yu) 《周官》這兩(liang) 部製度之書(shu) ，分別影響了中國政治史的上半段與(yu) 下半段，直到今天依然激蕩起中國人的製度自信。

參考文獻
 
〔1〕陳瑞庚：《王製著成之時代及其製度與周禮之異同》，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年，第1頁。
〔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第 466頁。
〔3〕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1—452頁。以下用此版本。
〔4〕《禮記正義》，第459頁。
〔5〕《史記·太史公自序》。
〔6〕此處的五級監督體係剛好對應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二者是否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尚無明確的證據，但也不可能僅僅是一種巧合。
〔7〕蕭公權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王製》雖以分封製為基礎，但其對“天子—諸侯”層級的嚴格規範（如封地規模、朝貢義務）實際上為後世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雛形。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認為，《王製》中的“封建”並非完全分權，而是通過禮製約束諸侯，形成以天子為核心的“禮法集權”，可視為儒家對君主集權的調和表達。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中分析《王製》時提到，儒家通過禮製構建的等級秩序，本質是為維護君主權威，雖不同於法家，但同樣服務於集權政治的需要。楊向奎在其《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中認為，《王製》中的製度設計（如“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反映了周代中央對地方的監管機製，暗含集權治理的邏輯。日本內藤湖南在其《中國史通論》中提出，《王製》雖表麵描述周代分封，但其強調的“禮製統一性”實為秦漢中央集權製的先聲。日本白川靜在其《中國古代文化》中指出，《王製》中“天子—諸侯”的權力結構，本質上是通過禮儀規範實現中央權威的滲透，具有隱性集權特征。
〔8〕《周官·秋官·大行人》職文。
〔9〕（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第466頁。
〔10〕上士為81人，中士為上士之3倍，為243人，下士又為中士之3倍，為729人，自三公至下士合計1092人。
〔11〕《論語·憲問第十四》。
〔12〕（宋）衛湜：《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13〕關於內朝官與外朝官的分別，《國語·魯語下》有雲：“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上下同之。”正與此處所說相合。
〔14〕《禮記正義》，第173頁。
〔15〕依五行立官由來尚矣，周初猶行此製，周公之後取法陰陽之新官製，亦當對此《洪範》大法有所保留，劉師培將從五行到陰陽的原則轉換視為決然斷裂似不確，其詳可參見氏著《古政原始論·職官原始論第七》。
〔16〕（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第444頁。
〔17〕劉師培曰：“周代初興，亦采五官之製，厥後廢五行而崇陰陽。陰陽家言起於河圖，著於《周易》。其立說之旨，以為天秉陽而地秉陰，由陰陽而變四時，由兩儀而生四象，周人法《周易》以立官，於是廢五官之名而立六官之製。”見氏著《古政原始論·職官原始論第七》。
〔18〕蔣慶：《〈周官〉今文說》，第199頁。
〔19〕《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九次講義》，載幹春鬆、陳壁生主編：《經學與建國》（《經學史研究》第二輯），第225頁。
〔20〕蔣慶：《〈周官〉今文說》，第199—200頁。
〔21〕同前，第202頁。
〔22〕同前，第210頁。
〔23〕《白虎通·三正》。
〔24〕《春秋繁露·官製象天第二十四》。
〔25〕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頁皮氏自序。
〔26〕程大璋：《王製通論》，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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