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王製》之官製研究

作者：齊義(yi) 虎

來源：《天府新論》2021年第3期

摘    要：儒學有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之分。前者以《王製》為(wei) 經典依據，推崇孔子，主張改製立法，是早期的經學；後者以《周禮》為(wei) 經典依據，推崇周公，主張複古從(cong) 周，是後世的史學。史學重在記錄曆史，保存國故，麵向過去；經學則要指導現實，經世致用，麵向未來。故周公之製已屬於(yu) 舊製度的陳跡，孔子之製則是正當其時之新法。本文通過文獻斷代的上推證明，《王製》在時代上更加靠近孔子，它很有可能是一部直接來自孔子的改製法典，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部漢代儒生記錄先王之事的曆史文獻。

關(guan) 鍵詞：王製;周官;今文經學;古文經學;

作者簡介：齊義(yi) 虎，哲學博士，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政治儒學。

一、引 言

在儒家的經典中，《禮記·王製》篇和《周禮》一書(shu) 是記載典章製度最為(wei) 詳細的兩(liang) 部文獻，但二者的經典地位卻大為(wei) 不同。其一，雖然同列為(wei) 十三經，《周禮》乃為(wei) 獨立一經，且居於(yu) 三禮之首，《王製》不過是《禮記》中之一篇而已；其二，鄭玄為(wei) 混一古今文經學的大家，遍注三禮，然以《周禮》為(wei) 核心統攝群經，承續劉歆之說，視之為(wei) 周公致太平之書(shu) ，而將內(nei) 容上多與(yu) 之不合的《王製》判定為(wei) 夏殷舊製，從(cong) “從(cong) 周”和“法後王”的角度看，自然是《周禮》的價(jia) 值要高於(yu) 《王製》了；其三，後世多相信《周禮》為(wei) 周公所作，而《王製》不過是漢文帝時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所作，從(cong) 作者的角度看更是不可相提並論。三者相加則確定了《周禮》與(yu) 《王製》在經典上的地位高下。對此，皮錫瑞曾打抱不平地說：“說者以《周禮》為(wei) 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製》為(wei) 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1】

但隨著晚清今文經學的興(xing) 起，《禮記·王製》篇的經典地位不斷抬升。自俞樾、廖平、皮錫瑞、康有為(wei) 以來，一路將其提拔到“一王之法” “素王新製”的經學高度。比如俞樾認為(wei) ：“《王製》為(wei) 孔氏之遺書(shu)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yu) 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2 】皮錫瑞認為(wei) ：“《王製》為(wei) 今文大宗，與(yu) 《周禮》為(wei) 古文大宗兩(liang) 相對峙，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3】而廖平與(yu) 康有為(wei) 都相信，《王製》為(wei) 《春秋》之傳(chuan) 記。與(yu) 之相反，由於(yu)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的問世，《周禮》一書(shu) 被說成是劉歆偽(wei) 造，於(yu) 是不管是從(cong) 成書(shu) 年代還是作者權威性上看都反不如《王製》可靠，經典地位急速下降。以至於(yu) 這次輪到推崇“六經皆史”的劉鹹炘來抱怨說：“《周官》自周公之作降而為(wei) 六國時書(shu) ，又降為(wei) 劉歆所造，《王製》則自漢博士之作升而為(wei) 秦漢間儒者之書(shu) ，又升而為(wei) 七十子後大賢之作，其無定如此。”【4】

以上關(guan) 於(yu) 《周禮》與(yu) 《王製》一升一降、揚此抑彼的兩(liang) 派爭(zheng) 論不免今古文的門戶偏見。平心而論，康有為(wei) 對劉歆偽(wei) 造《周禮》的指控在學術上並不能成立，而從(cong) 漢代盧植到近代劉鹹炘、劉師培對《王製》為(wei) 漢博士所刺作的鑿鑿判定也未必合乎史實。以孔子編訂六經而論，其中的禮經當指《儀(yi) 禮》，而非《周禮》和《禮記》，這一點從(cong) 書(shu) 名上即可看出。《周禮》原名《周官》【5】，與(yu) 《王製》同屬於(yu) “官製”一類。而按照“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chuan) 或謂之記，弟子輾轉相授謂之說”【6】的劃分標準，《禮記》則隻是《禮經》之傳(chuan) 記。從(cong) 《禮記·經解》對於(yu) 六經的解釋裏我們(men) 可以看到，“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禮》之失煩”，“恭儉(jian) 莊敬而不煩，則深於(yu) 《禮》者也”。這裏的“禮”都應該是《儀(yi) 禮》而不是“官製”。這一點還可以從(cong) 《莊子》和《史記》得到佐證。《莊子·天下篇》雲(yun) “《禮》以道行”，《史記·太史公自序》雲(yun) “《禮》，經紀人倫(lun) ，故長於(yu) 行”， “《禮》以節人”。可見，六經中的《禮》是切乎修身的行為(wei) 規範，而不是涉及外王的典章製度。所以， 《周官》與(yu) 《王製》從(cong) 經典地位上來看都應該屬於(yu) 傳(chuan) 記類，而不是本經，基本上可視為(wei) 同一等級的文獻，前引皮錫瑞的“今古大宗、兩(liang) 相對峙”之說庶幾持平之論。

以往對於(yu) 《王製》的研究，正是由於(yu) 在經典定位上的偏失，導致其對經典內(nei) 容的誤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鄭玄，由於(yu) 他一味地力圖彌合今古文，將《王製》與(yu) 《周禮》內(nei) 容上的差異簡單地處理為(wei) 三代之製的不同，把本應當屬於(yu) 並列比勘的兩(liang) 部經典視作縱向排列的曆史文獻，在看似經學混一的外表下錯失了對於(yu) 這種內(nei) 容差異更為(wei) 敏感的探究與(yu) 發現，進而掩蓋了許多蘊乎其間的微言大義(yi) 。因此，本文在對《王製》之官製展開研究之前，有必要重新檢討一下兩(liang) 千年來對《王製》一書(shu) 的經典定位或曰經典定性問題。隻有先把定性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展開內(nei) 容上有效和可靠的定量分析。

二、《禮記·王製》之成篇年代

曆史上關(guan) 於(yu) 《王製》成篇年代一共出現過五種說法：“第一，孔子及其弟子所作，清康有為(wei) 、程大璋等主之；第二，孔子之後大賢或孟子同時代人作，東(dong) 漢鄭玄、清皮錫瑞等主之；第三，作於(yu) 孟子之後或秦漢之際，唐孔穎達、清江永等主之；第四，漢儒之傅會(hui) ，宋衛湜、元陳澔等主之；第五，漢文帝博士作，東(dong) 漢盧植、清劉師培等主之。”【7】但其中最為(wei) 流行的還是時間最晚的第五種說法。現代好事者在疑古疑經思潮的鼓動下，剛好抓住這個(ge) 突破口渲染誇大，認為(wei) 漢儒在編撰過程中雜入了法家的內(nei) 容，比如析言破律等不聽而殺的四種情況，進而對整篇《王製》的儒家經典地位提出連帶質疑。【8】

東(dong) 漢的盧植並沒有像現代人走得那麽(me) 遠，以至於(yu) 離經叛道。他立說的依據主要來自《史記·封禪書(shu) 》中的一句話：“(文帝)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製》，謀議巡守封禪事。”對於(yu) 這一條司馬貞的《索引》曰：“小顏雲(yun) ：刺，采取之也。劉向《七錄》雲(yun) ：文帝所造書(shu) 有《本製》 《兵製》 《服製》篇。”可見，這裏的博士諸生隻是“刺作”而非寫(xie) 作，且刺作的範圍被限定在《六經》之內(nei) ，從(cong) 中進行同類內(nei) 容的選摘和編輯，如此又怎麽(me) 會(hui) 有雜入法家之說的可能呢?若宋代項安世所認為(wei) 的：“《王製》之言爵祿取於(yu) 《孟子》，言巡守取於(yu) 《虞書(shu) 》，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取《公羊》，朝聘取《左傳(chuan) 》，其餘(yu) 必皆有所授。”【9】然《孟子》與(yu) 《左傳(chuan) 》皆不在《六經》之列，明顯與(yu) 《封禪書(shu) 》的說法矛盾。近年王鍔先生的研究證明，非是“《王製》之言爵祿取於(yu) 《孟子》”，而是《孟子》之答北宮錡言爵祿抄自《王製》。【10】一段公案就此水落石出，項氏之類“采集群經說”或可息矣。

此外，任銘善先生經過內(nei) 容比對之後發現，現有的《禮記·王製》中並沒有關(guan) 於(yu) 封禪的內(nei) 容，與(yu) 其博士刺作之初衷不符，且並無《兵製》 《服製》之內(nei) 容，與(yu) 劉向之說不合，兩(liang) 個(ge) 《王製》應該不是同一個(ge) 文獻。【11】孫誌祖亦認為(wei) ：“然則文帝之《王製》，非《禮記》之《王製》也，盧植以其書(shu) 名偶合而誤牽合之耳。鄭康成答臨(lin) 碩雲(yun)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製》之作複在其後。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製》當之也。”【12】陳壽祺進一步推測說：“此則博士所作《王製》，或在《藝文誌·禮家·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製》也。”【13】依據劉向《七錄》所言，文帝所造之書(shu) 有《本製》 《兵製》 《服製》三篇，其“王製”或乃“三製”之筆誤亦未可知。直到漢哀帝時期，劉歆在其《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還在指責：“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chuan)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yu) 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yi)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可見，當時的博士根本就沒能完成文帝所交代的“謀議巡守封禪事”的任務，現有的《王製》更非他們(men) 所能刺作。總之，即便書(shu) 名相同，單憑這一點便判定其為(wei) 同一文獻，明顯失之武斷。

支持盧植說法的另一個(ge) 證據是，《王製》的篇末出現了“古者以周尺八尺為(wei) 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wei) 步”等一類涉及度量單位換算的文字，似乎可以證明整個(ge) 文本隻能是寫(xie) 成於(yu) 周代之後的漢代。其實對於(yu) 這個(ge) 問題朱子的學生劉礪早已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即“自‘方一裏者為(wei) 田九百畝(mu) ’以下至篇終，是《王製》傳(chuan) 文”【14】。正因為(wei) 前麵的經文是周代的，所以都是以周代度量單位寫(xie) 成，漢儒為(wei) 了學習(xi) 的方便，不得不將其換算為(wei) 漢代度量單位。後來注文在傳(chuan) 寫(xie) 過程中與(yu) 前麵經文字體(ti) 混為(wei) 一體(ti) ，被誤以為(wei) 是經文。但隻要足夠用心和仔細，我們(men) 今天依然能從(cong) 其內(nei) 容的重複上猜測出“方一裏者為(wei) 田九百畝(mu) ”以下乃是對前麵經文的解釋和計算。如果《王製》果為(wei) 漢儒所新作，可以直接使用當時的度量單位，沒必要先以周代單位寫(xie) 作再轉換成漢代單位，如此大費周折。度量單位的轉換計算剛好可以反證《王製》的成篇年代一定在漢代之前。

宋儒對《王製》文本進行經傳(chuan) 劃分是一個(ge) 重大發現，直接破除了盧植說最有力的立論基礎，也為(wei) 我們(men) 今天的研究廓清了迷霧。當然，像廖平、康有為(wei) 主張《王製》是孔子親(qin) 手所作，也還缺乏直接的證據，最有可能是孔子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追述先師口傳(chuan) 經義(yi) 之記錄。洪城先生通過對《王製》篇尾傳(chuan) 文與(yu) 李悝相魏文侯的“盡地力之教”比較後發現，先秦書(shu) 唯《王製》與(yu) 李悝有“山澤邑居三分去一”之說，“是作記之人與(yu) 悝有師承之緒矣”。從(cong) 土地製度可以看出，“《王製》記、釋之人(不指正文作者)必當商鞅開阡陌、廢井田之際，最晚亦不在孟子著書(shu) 後，疑出孟子同輩或師輩之手也。……然則傳(chuan) 《王製》而為(wei) 之說者，必李克之弟子如孟仲之倫(lun) 所為(wei) 矣”。李克(即李悝)乃子夏弟子，若為(wei) 《王製》作記、釋者為(wei) 其弟子，則《王製》之經文當更早於(yu) 此。《論語讖》雲(yun) “子夏等六十四人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15】正與(yu) 此合，其中之微言或即包括《王製》。洪先生保守地推測：“《王製》兼三傳(chuan) ，統孟荀，封國一章自呂門諸儒已失其義(yi) ，其書(shu) 既古，其文既博，疑非得曾申之傳(chuan) 者不能作也。惟其包涵故書(shu) 雅記甚富，昧者遂倒源為(wei) 委，謂出漢人手耳。”【16】這裏的曾申即曾子之子，兼師左丘明與(yu) 子夏，為(wei) 孟、荀兩(liang) 家之學所同出。

利用近代以來的考古文獻佐證，最新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確定《王製》為(wei) 戰國中期的文獻，且在《孟子》之前。【17】這與(yu) 鄭玄在《駁五經異義(yi) 》中所說的“《王製》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的時間和作者判斷相吻合。稍微不同的是，所記內(nei) 容未必是作為(wei) 曆史陳跡的“先王之事”，而是孔子損益改製之後的一王新法。誠如王鍔先生所說：“《禮記》四十九篇在傳(chuan) 抄流傳(chuan) 過程中，《王製》、《郊特牲》、《鄉(xiang) 飲酒義(yi) 》、《燕義(yi) 》等個(ge) 別文獻，有秦漢人增加的文字，但其主體(ti) 部分，是先秦之作。四十九篇都是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孔子及其學生、後學之作。不能因《禮記》是西漢人戴聖編纂，就把《禮記》四十九篇認為(wei) 是漢代的著作。”【18】

三、《王製》與(yu) 《周官》的今古文之辨

解決(jue) 了成篇年代問題隻是完成了對《王製》定性研究工作的一半，接下來我們(men) 需要進一步判定其作為(wei) 今文大宗的經典地位。通過文獻斷代的上推使得《王製》更加靠近孔子，從(cong) 而也就更有可能是一部直接來自孔子的改製法典，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部記錄先王之事的曆史文獻。其中凸顯的恰是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的旨趣差異。用廖平的話說：今文經學祖孔子，主改製，是經學；古文經學祖周公，主從(cong) 周，是史學。所謂史學即六經皆史，其旨趣是要對往昔聖王的典章製度在學術上予以最大程度地實事求是地複原和保存。而經學之誌則在經世致用，對於(yu) 曆史智慧的汲取和曆代製度的損益都是為(wei) 了當下及未來開創一治平之新局麵。要言之，史學隻是要記錄曆史，麵向過去；經學則是要指導現實，麵向未來。

今古文經學的這種差別可以從(cong) 他們(men) 對待周公與(yu) 孔子的態度看出。古文經學承認周公的聖王合一、製禮作樂(le) ，孔子則因其有德無位，自稱“從(cong) 周”，隻是周公之製的整理者和傳(chuan) 承者。《周禮》為(wei) 古文經學之大宗，周公致太平之跡俱在於(yu) 斯，故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隻是先師。但今文經學卻不這樣看。他們(men) 認為(wei) 孔子不僅(jin) 是集往聖之大成的先師，更是啟萬(wan) 世之太平的素王。孔子之世距離周公已有五百餘(yu) 年，而自古未有累世不壞之製度，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王者何以興(xing) ?以其除舊布新、與(yu) 民更始也。正如皮錫瑞所言：“孔子所以必改製者，凡法製行至數百年，必有流弊。古者一王受命，必改製以救弊。”【19】《白虎通·三教篇》雲(yun)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麵對著禮崩樂(le) 壞的社會(hui) 現實，孔子以其有德無位的素王之誌，損益四代，改製立法，以《春秋》當新王。故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之所以自認為(wei) 蒙罪，就因為(wei)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禮記·中庸》)。但即便蒙罪也不改初心，可見孔子誌於(yu) 道之決(jue) 絕。

對於(yu) 改製立法，孔子自己就曾多次透露出此意。例如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可見，繼周者必然要對周製有所損益，而不會(hui) 全盤複辟。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禮記·中庸》)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jian) ，吾從(cong) 眾(zhong)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zhong) ，吾從(cong) 下。”(《論語·子罕》)這裏體(ti) 現了孔子改製的一個(ge) 原則，那就是“從(cong) 儉(jian) 去奢”，這與(yu) 今文經學所說的法殷質以救周文的總原則是一致的。此外，顏淵問為(wei)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這裏明顯是損益虞夏商周四代之製，而非專(zhuan) 主從(cong) 周。在《禮運》篇裏孔子也說：“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yi) ，《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剛好可以與(yu) 此相互發明印證。

除了孔子與(yu) 今文家外，後世儒家即便信奉盧植之說者，對於(yu) 《王製》之一王新法的性質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宋項安世便認為(wei) ，《王製》除了刺取《孟子》 《虞書(shu) 》 《公羊》 《左傳(chuan) 》而外，“蓋合今文博士之傳(chuan) ，斟酌增損，共為(wei) 一書(shu) ，將以興(xing) 王製”【20】。清代的孫希旦也認為(wei) ：“漢人采輯古製，蓋將自為(wei) 一代之典，其所采以周製為(wei) 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自為(wei) 損益，不純用古法者。鄭氏見其與(yu) 《周禮》不盡合，悉目為(wei) 夏殷之製，誤矣。”【21】項氏與(yu) 孫氏皆認為(wei) 《王製》為(wei) 一王新法這是對的，他們(men) 的錯誤在於(yu) 囿於(yu) 盧植之說，隻敢承認這是漢儒的改製而不敢承認這是孔子的改製。試想一下，若漢儒尚且敢改製，孔子又何以不敢改製呢?且文帝時立於(yu) 學官之漢儒多為(wei) 今文家，傳(chuan) 經皆謹守其家法，其改製之思想必定來自其口傳(chuan) 師說，由此上推追溯其源頭不正是孔子本人嗎?

從(cong) 內(nei) 容上看，《王製》全篇製度詳備、縱橫鋪陳，前後相貫、次第分明，非聖賢之大手筆不足以蘊育此瑰瑋雄文。難怪乎康有為(wei) 讚之曰：“《禮記·王製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經緯天人之書(shu) 。其本末兼該，條理有序，尤傳(chuan) 記之所無也。”【22】皮錫瑞亦曰：“《王製》體(ti) 大物博，用其書(shu) 可以治天下，非漢博士所能作也。”【23】近人任銘善在其《禮記目錄後案》裏說：“茲(zi) 篇所記者十事：班爵、祿田、任官、巡守、朝聘、教學、養(yang) 老、國用、喪(sang) 祭、職方，蓋損益四代以定一王之法，而未必時行者也。”此說可謂得其情也。

總之，古文經學固守於(yu) 史跡之探尋，隻承認周公製禮作樂(le) ，不承認孔子改製立法，隻承認有周製，不承認有孔製。今文經學基於(yu) 其麵向未來的立場，並不妨礙對周、孔二聖皆予承認，隻不過認為(wei) 周公之製已屬三代先王之舊製，孔子之製則是正當其時之一王新法。後世欲行更化當法後王而非法先王，不可再墨守周文之弊。先王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後王者，素王孔子也。如此一來，《王製》與(yu) 《周官》作為(wei) 今古文之對峙大宗，一質一文，一新一舊，自可豁然劃開，兩(liang) 不相犯。《周官》是周公之製【24】，《王製》是孔子之製，後者損益四代，有因有革。五等之爵，從(cong) 周也。三等之土，從(cong) 殷也。其間雜現夏殷周之製，亦無足怪也。要在以質救文、刪繁就簡。其製度內(nei) 容之不相合處因別有旨趣、本屬當然，未可以一代之製目之，亦不必再勞心費力曲為(wei) 之辯說矣。

四、從(cong) 六卿製到三公製的損益改製

明確了《王製》為(wei) 素王之製，接下來我們(men) 就可以對其內(nei) 容進行更為(wei) 純粹的直接探討，而不必再像以往一樣糾纏於(yu) 與(yu) 《周官》之異同，或依傍於(yu) 《左傳(chuan) 》之零散的官製史錄。換言之，《王製》不是對於(yu) 以往官製的曆史實錄，而是對於(yu) 未來政製的設計藍圖。以此觀之，原來《王製》與(yu) 《周官》 《左傳(chuan) 》的紛繁複雜的糾結與(yu) 矛盾皆可渙然冰釋，合與(yu) 不合不再成其為(wei) 問題。當然，這不是說對《王製》官製的研究不需要對比，隻是這種對比不再是過去那種考據性的曆史甄別，而是政治類型上的比較研究。如果我們(men) 可以把《周官》概括為(wei) 六卿製的話，那麽(me) 《王製》則可稱之為(wei) 三公製，從(cong) 六卿製到三公製正是孔子改製的結果。由於(yu) 本文以官製為(wei) 研究對象，所以對於(yu) 《王製》中的爵祿、封建等製度隻好暫時不予涉及。

與(yu) 《周官》相比，《王製》的官製要簡單得多，全篇記載的職官主要有塚(zhong) 宰、司空、司徒、小胥、大胥、小樂(le) 正、大樂(le) 正、司馬、司寇、史、正、太史、司會(hui) 、市等十幾個(ge) 。乍看之下，似乎除了缺少春官宗伯外，其他方麵都與(yu) 《周官》的六卿製沒多大區別。宋代的陸佃就曾彌縫說：“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le) 正見之也。”【25】若從(cong) 同為(wei) 執掌教育的職官來看，大樂(le) 正與(yu) 宗伯確實可以互相替代，這樣剛好可以保證六官體(ti) 製的完整性。不過，這種相似性僅(jin) 僅(jin) 是表麵的。決(jue) 定一套官製類型的不是它所采用的官名，而是這套職官彼此之間所形成的權力結構。整體(ti) 的框架結構而非具體(ti) 的官職名號才是一套官製的關(guan) 鍵所在。“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這就是《王製》官製的整體(ti) 結構，也是其區別於(yu) 《周官》的根本特征所在，具體(ti) 的職官隻是對這一結構的填充而已。

若以數學的眼光看，從(cong) 天子到元士，剛好是一個(ge) 【1∶3∶9∶27∶81】的3倍等比數列。3=1+2，是奇偶之和、陰陽之和，取法於(yu) 天地人三才之道。《白虎通·封公侯》雲(yun) ：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wan) 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wei) 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yu) 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yu) 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

與(yu) 之相對照，《周官》之六卿製所取法的乃是天地四時，其與(yu) 三才的最大區別就在於(yu) 沒有“人”，因為(wei) 春夏秋冬四時實際上也是附屬於(yu) 天的，天地四時歸根結底還是天地之道，也即乾坤陰陽之道。周人這種以陰陽立國之道應該與(yu) 文王演《周易》有關(guan) 。【26】此外，在《周禮》六官中也存在一套等比數列，如在每一官的敘官部分都會(hui) 有這樣的排列：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用數學公式表示就是【1∶2∶4∶8∶16∶32】，其等比倍數是2而非3，這裏的2很容易讓我們(men) 與(yu) 陰陽的2聯係起來。總之，從(cong) 周道的陰陽之2到孔道的三才之3，這是其官製上最核心的理念原則變化。

另外，在《白虎通·爵》裏還有一種說法：“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可見三才之3應該還有質家法天的意味。而六卿製中的天官塚(zhong) 宰其實隻管立法度、主人事，具體(ti) 的職事則由地官司徒帶領著四時之官來承擔。所以， 《周禮》六官並不是塚(zhong) 宰一元領導製，而是天地二官的雙頭領導製。【27】這在數字上表現出來的就不再是一個(ge) 6而是兩(liang) 套1+4=5的結構，即四時之官在人事和法度上接受天官領導，在業(ye) 務和職守上則接受地官領導。這一點從(cong) 諸侯國隻有三卿五大夫而非與(yu) 天子六卿相對應的六大夫上也可得到驗證。另， 《曲禮下》:“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zhong) 。”鄭注以為(wei) 殷製，孔疏引《鄭誌》焦氏答崇精問雲(yun) ：“‘殷立天官，與(yu) 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並此大宰，即為(wei) 六官也。”於(yu) 此可見，六官之中亦含五行。【28】以五行觀之，四時之官剛好可以和東(dong) 南西北的木火金水相配，而地官司徒本身即屬土，合在一起恰好完備。五行法地、三才法天，地主文而天主質，從(cong) 周道到孔道體(ti) 現的正是文質之變。

不論2—3之變還是3—5之別，都向我們(men) 揭示了孔子改製的確定無疑，這從(cong) 《王製》對各個(ge) 職官的敘述順序上也可以看出變化。比如第一個(ge) 職官是塚(zhong) 宰，主管財政和祭祀，與(yu) 《周禮》中那位職掌立法度、定編製、理財政、主考計、讚禮儀(yi) 、司內(nei) 侍的天官相比職權已大大縮減，不可相提並論。宰之名本來自祭祀，而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祭祀居首合情合理，這裏體(ti) 現的是先神後人、先尊後卑的孝悌之道。之所以同時由其兼管財政，那是因為(wei) 祭祀乃是財政支出的首要內(nei) 容，應予以充足保障。所謂“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寢不逾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都體(ti) 現了祭祀的優(you) 先性。這與(yu) 《曲禮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wei) 先，廄庫為(wei) 次，居室為(wei) 後。凡家造，祭器為(wei) 先，犧賦為(wei) 次，養(yang) 器為(wei) 後”的記載是一致的。由祭祀連帶而來的喪(sang) 葬、廟製皆屬於(yu) 財政支出項目，本著不奢亦不儉(jian) 的原則，皆有明確的規定。收入上則借鑒古代實行“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guan) 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的藏富於(yu) 民的製度。

如果說政治的第一要務是事神，那麽(me) 第二要務就是安民，合在一起便是敬天保民。所以， 《王製》的第二個(ge) 職官就是司空，通過度地居民來發展生產(chan) 、利用厚生，為(wei) 接下來司徒的教化打好物質基礎。這裏的司空明顯已不同於(yu) 《周禮》裏那個(ge) 僅(jin) 僅(jin) 主管百工的冬官，它其實已經兼備了一部分地官司徒的職責。由此帶來的就是第三職官司徒成為(wei) 單純的教化官，隻負責文教，不再插手經濟事務。【29】而接下來的樂(le) 正並不能稱為(wei) 第四職官，因為(wei) 它隻是佐助司徒主管學校的官員，類似虞舜時期的典樂(le) 。真正的第四職官應該是司馬，雖然《王製》裏並沒有介紹其軍(jun) 事職責，但在那個(ge) 文士與(yu) 武士合一的時代，由司馬來最後辨論官材就已經含有此意。皮錫瑞認為(wei) ：“今文家說司馬主天，謂之天官，其位最尊，故進退人才皆由司馬。若後世之吏部天官，掌進退人才之柄。《周官》司馬專(zhuan) 主武事，與(yu) 此不同也。”【30】按照兵刑合一的原則，接下來的司寇是司馬的下屬，負責司法刑罰和市場監管。

也許以上的敘官還不足以凸顯三公製的整體(ti) 結構，那麽(me) 接下來一段的年終考計朝會(hui) 則為(wei) 我們(men) 徹底展現了這一圖景。首先，太史作為(wei) 秘書(shu) 官是這一朝會(hui) 的大司儀(yi) 。第一批上計的是司會(hui) ，報告財政情況，塚(zhong) 宰替天子接受了其報告，這說明司會(hui) 是協助塚(zhong) 宰職掌財政的下屬官員。第二批上計的是大樂(le) 正、大司寇和市三個(ge) 官員，這次替天子接受其報告的恰是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大司徒與(yu) 大樂(le) 正是對應的上下級關(guan) 係，主管領域是文教；大司馬與(yu) 大司寇是對應的上下級關(guan) 係，主管領域是國家暴力(含軍(jun) 隊和司法);大司空與(yu) 市是對應的上下級關(guan) 係，主管領域是經濟生產(chan) 和市場交換。第三批上計的是百官，代表天子接受他們(men) 報告的又是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

朝會(hui) 上計是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極強的儀(yi) 式性和等級性。通過這一過程我們(men) 發現，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居於(yu) 三公之位，領袖百官，大樂(le) 正、大司寇、市分別是他們(men) 的下屬，但又高於(yu) 一般的百官，應該屬於(yu) 九卿之列。三公及百官是外朝官，塚(zhong) 宰則是內(nei) 朝官首領，【31】其地位與(yu) 外朝之三公並列，司會(hui) 與(yu) 太史是其下屬，位同九卿。以上便是《王製》三公九卿製的大體(ti) 概況。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從(cong) 《周官》的六卿製到《王製》的三公製，不啻是一次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由文返質、簡政放權的官製改革。正如皮錫瑞所言：“《周禮》、《王製》皆詳製度，用其書(shu) 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製》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製》易行而少弊。”【30】但接下來他批評說：“王莽、蘇綽、王安石強行《周禮》，未有行《王製》者，蓋以《周禮》出周公而信用之，《王製》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30】此則並不合乎史實。實際上，在北周的蘇綽仿《周禮》實行官製改革之前，《王製》對漢以後政製的影響要更大。起初漢承秦製，以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為(wei) 三公。至武帝元狩四年始改太尉為(wei) 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改禦史大夫為(wei) 大司空，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wei) 大司徒。至此，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之新三公製正式確立。【32】於(yu) 此可見《王製》對於(yu) 漢代改製的經學指導地位。聯係孔子為(wei) 漢製法之說，至少說明西漢人還是相信《王製》乃孔子為(wei) 後世所立之法，直到東(dong) 漢盧植注經才對此有所懷疑。就算王莽的托古改製也並非全依《周禮》，在官製上他繼承的恰是元成以來今文經學的三公製而非古文經學的六卿製。【33】在這一點上康有為(wei) 的弟子程大璋比皮錫瑞看得要更準確。他說：“蓋秦漢以來為(wei) 中國政界之取法者，曰《王製》，曰《周禮》。自漢迄六朝則多法《王製》，自隋唐迄近代則全法《周禮》。”【34】在這中間，北周宇文泰、蘇綽的官製改革是一個(ge) 關(guan) 鍵的曆史轉折點，而這從(cong) 其國號周亦可見一斑。

三公製其實並不是孔子的發明，而是由來已久、淵源有自。《尚書(shu) ·立政》裏所記載的夏代“三宅”即是三公製，按照劉師培的解釋，“宅乃事即司空也，宅乃牧即司徒也，宅乃準即司馬也”。成湯以商代夏後“乃用三有宅”，繼續實行這一體(ti) 製。周朝初年武王克商之後，“克知三有宅心……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劉氏認為(wei) “任人司空也，準夫司馬也，牧司徒也”，【35】依舊還是三公製。另外， 《酒誥》篇有圻父、農(nong) 父、宏父，孔傳(chuan) 亦以司馬、司徒、司空釋之。而《梓材》篇更是直接出現了司徒、司馬、司空三個(ge) 官職連續排列的表述。可見，孔子隻是采擇夏殷舊製以滌蕩周文之弊。

《韓詩外傳(chuan) 》卷八有雲(yun)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此三公製與(yu) 三才之道相配之今文經說也。與(yu) 之並列，古文經學也有其三公說。 《尚書(shu) ·周官》雲(yun)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zi)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許慎《五經異義(yi) 》雲(yun)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yu)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要言之，今文之三公職在領袖百官、秉持大政，故以三司為(wei) 名；古文之三公職在匡正天子、坐而論道，故以師傅相稱。後世家法淆亂(luan) 、古今不分，常將二者混為(wei) 一談。東(dong) 漢班固在其記錄的《白虎通義(yi) 》裏尚能謹守今文家法，但到其自作《漢書(shu) 》時已經兩(liang) 說並存，且以古文說為(wei) 主。“太師、太傅、太保，是為(wei) 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wei) 官名。……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wei) 三公。”(《漢書(shu) ·百官公卿表》)到《唐六典》更是三師三公並設，然已淪為(wei) 榮譽性的贈官虛位，非周公、孔子之本誌也。

誠如皮錫瑞所說：“漢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禮》，故分設六部。其後沿宇文之製，既設六部又立九卿，官製複重，議者多雲(yun) 可以裁並，不知《周官》《王製》古今文說必不相合，乃兼用兩(liang) 說，多設冗官，皆有經義(yi) 不明故官製不善也。”【36】本文通過對《周官》與(yu) 《王製》的古今官製辨析，力圖區分周公之製禮作樂(le) 與(yu) 孔子之改製立法，希望能有助於(yu) 廓清這一曆史迷霧，使得周公與(yu) 孔子之道德政製判然分明、各得其位。

注釋
 
1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論王製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製》，中華書局，2003年。
 
2劉鹹炘:《周官王製論》，《劉鹹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1頁。其中，認為《周禮》為六國時書的觀點來自東漢何休，認為《王製》為漢文帝博士所刺作的觀點來自東漢盧植。
 
3曆史上多兼用兩名，故本文亦隨文就義，交替使用兩名，但所指乃是同一本書。
 
4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2004年，第39頁。
 
5華友根:《〈禮記·王製〉的著作年代及其思想影響》，《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4輯。華友根先生這裏關於鄭玄的歸類稍微有些不準確，按照《答臨碩書》，鄭玄認為《王製》作於周赧王與孟子之後，應該歸入第三類說法。
 
6劉鹹炘在其寫於戊辰年(1928年)的《周官王製論》中便已有此種論調。在談到《王製》中天子不列為一爵時，他說:“《義疏》案謂以漢承秦後，天子甚尊，不敢複與公侯伯子男並列為五等，此說最得其情。抗天子以獨尊而遠於諸侯大夫，正是秦以後陋儒陰取法家者之見，以是為孔門定製，豈不遼乎?”又說:“破律亂名者亦殺，而四殺皆不以聽，亦似漢法吏之苛深，說者雖曲釋之而實不圓。”
 
7轉引自劉鹹炘:《周官王製論》，《劉鹹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8頁。
 
8相關考證參見王鍔:《〈禮記〉成書考》，西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關於《王製》一小節。
 
9參看王鍔:《清代〈王製〉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1期。
 
10轉引自章可:《〈禮記·王製〉的地位升降與晚清今古文之爭》，《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11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論王製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中華書局，2003年。
 
12陳澔:《禮記集說》，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05頁。
 
13轉引自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校箋前言第17頁。
 
14以上引文參見洪城撰、顧遷整理:《〈王製〉淵源索隱》，《中國經學》第十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8-19頁。
 
15參考王鍔:《〈禮記〉成書考》，西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關於《王製》一小節。
 
16參考王鍔:《〈禮記〉成書考》，西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論文摘要部分。
 
17《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九次講義》，幹春鬆、陳壁生主編:《經學史研究第二輯:經學與建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5頁。
 
18轉引自劉鹹炘:《周官王製論》，《劉鹹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8頁。
 
19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第309頁。
 
20康有為:《考訂王製經文序》，《康有為全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21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22關於《周官》是否為周公所作，學界尚有爭論，一時難以判定。但有一點需要指出，古籍之成書年代與其內容所反映的時代常常是不一致的，前者一般要晚於後者。例如《春秋公羊傳》，成書已在漢初，但其內容傳承最早要追溯至春秋末期。洪誠先生在綜合朱謙之、楊向奎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此書實起於周初，曆二三百年之損益積累而成，成書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後。”參見洪誠:《讀〈周禮正義〉》，《洪誠文集》第二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6頁。依據此說，《周官》蘊含有周公思想也未嚐不可能，至少六官的大框架或許便是來自周公。故本文沿用自東漢劉歆、鄭玄至清末孫詒讓以來的古文經學之舊說。
 
23衛湜:《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24劉師培曰:“周代初興，亦采五官之製，厥後廢五行而崇陰陽。陰陽家言起於河圖，著於《周易》。其立說之旨，以為天秉陽而地秉陰，由陰陽而變四時，由兩儀而生四象，周人法《周易》以立官，於是廢五官之名而立六官之製。”見劉師培:《古政原始論·職官原始論第七》，《清儒得失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25關於這一點的具體辨析可參看拙文《虞周之職官與政教》，見陳暢主編:《儒學與古典學評論》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6依五行立官由來尚矣，周初猶行此製，周公之後取法陰陽之新官製亦當對此《洪範》大法有所保留，劉師培將從五行到陰陽的原則轉換視為決然斷裂似不確，其詳可參見劉師培:《古政原始論·職官原始論第七》，《清儒得失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27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見衛湜:《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28 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35頁，皮氏自序第1頁，皮氏自序第1頁。
 
29關於內朝官與外朝官的分別，《國語·魯語下》有雲:“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上下同之。”正與此處所說相合。
 
30參見《唐六典·卷一·三公》。
 
31關於王莽改製的內容可以參看《漢書·王莽傳》和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先生對於王莽雜用今古文改製有精細的考證。
 
32程大璋:《王製通論》，幹春鬆、陳壁生主編:《經學史研究第二輯:經學與建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 199頁。
 
33以上引文皆參見劉師培:《古政原始論·職官原始論第七》，《清儒得失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2-184頁。
 
34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論周禮為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並為一》，中華書局，2003年。
 
35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皮氏自序第1頁。
 
36轉引自王錦民:《〈王製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