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董仲舒“三綱”思想的法理構成

作者：喬(qiao) 飛（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加拿大國際學刊《文化中國》2025年第2期

內(nei) 容摘要：學界一度認為(wei) ，董仲舒的“三綱”受法家影響，體(ti) 現的是絕對的支配與(yu) 服從(cong) 關(guan) 係，這是對董仲舒思想的誤解。揆諸典籍，董仲舒的“三綱”以天道陰陽為(wei) 其法理基礎，主張人倫(lun) 關(guan) 係以“合”為(wei) 前提，也以“合”為(wei) 目的，其人倫(lun) 之“分”是“和合”前提下的“分”，其人倫(lun) 之“合”是在“分”基礎上的“合”。在司法實踐中，董仲舒也注重對卑幼權利的保護。“天道陰陽”“象天受命”“分合和兼”“關(guan) 注卑幼”是董仲舒“三綱”思想不可分割的法理構成。學界之所以對董仲舒的“三綱”產(chan) 生誤解，是因為(wei) 忽視了董仲舒思想的天學維度。

關(guan) 鍵詞：董仲舒；三綱；陰陽；天道

喬(qiao) 飛教授

“三綱”是傳(chuan) 統中國重要的倫(lun) 理準則，也是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史與(yu) 法律思想史中的重要遺產(chan)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三綱”被視為(wei) “封建糟粕”而廣受詬病。馮(feng) 天瑜教授關(guan) 於(yu) “三綱”的論述，在近幾十年來的學界堪為(wei) 主流觀點：“醞釀於(yu) 戰國、定形於(yu) 秦漢的‘三綱’說是皇權時代的產(chan) 物，體(ti) 現了君主集權製下的垂直式獨斷，強調的是上對下的等級威權以及下對上的無條件服從(cong) 。”[1]學界普遍認為(wei) ，“三綱”是漢儒受法家思想影響的結果。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認為(wei)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luan) ，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這裏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是單向性的，先秦儒家人倫(lun) 關(guan) 係的對等性、交互性不再出現。作為(wei) “群儒之首”，“董仲舒提出‘三綱’之說，應視為(wei) 儒家思想對漢所繼承的‘秦製’即君主集權製度的一種適應。”[2]而且，“這一政治化的轉向，深刻地影響到了‘為(wei) 漢製法’的漢代儒生們(men) ，‘五倫(lun) ’的德性含義(yi) 由此逐漸地減退，而‘三綱’之說最終得到了確立。”[3]在當代學者看來，董仲舒的“三綱”學說，“曆史局限性、道德不完全性十分突出。主要是偏向在上者，奴役在下者，缺乏人性平等意識，暴露出反人道性”，[4]因此不能被現代社會(hui) 接受，必須加以拋棄。[5]

然而，本文認為(wei) ，這一主流觀點是對董仲舒思想的誤解。揆諸董仲舒的著述，其人倫(lun) “三綱”具有係統的法理構成。申言之，董仲舒的“三綱”以“天道陰陽”為(wei) 其法理基礎，以“象天受命”為(wei) 其王道之緯，以“分合和兼”為(wei) 其重要內(nei) 容，以“關(guan) 注卑幼”為(wei) 其司法原則。

一、天道陰陽：董仲舒“三綱”思想的天學根基

“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周易·說卦傳(chuan) 》），天道陰陽理論是董仲舒人倫(lun) 法理的天學基礎。與(yu) 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三綱”之名，並對其進行了具體(ti) 論述：“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wei) 陽，臣為(wei) 陰，父為(wei) 陽，子為(wei) 陰，夫為(wei) 陽，妻為(wei) 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是有位格[6]、具有神聖德性的，“仁之美者在於(yu) 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有“仁愛”之倫(lun) 理屬性，其通過“陰陽之道”彰顯其秩序法則。《周易》對天道進行過概括：“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係辭上》）；“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周易・說卦傳(chuan) 》），“陰陽之道”就是上天之道。作為(wei) 漢代大儒，董仲舒繼承了這一思想，其“三綱”學說的理論基礎，就是上天的“陰陽之道”。

陰、陽二者是既有張力、又相互依存的。“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ti) ”（《周易・係辭下》）；陰和陽需要相互配合，陽剛陰柔各有本體(ti) 。董仲舒對此有很深的理解：“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yu) 陰，陰兼於(yu) 陽；……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zhuan) 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yi) ”（《春秋繁露・基義(yi)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春秋繁露・順命》）；無論是陰是陽，離開對方孤立存在是不可能的，陰陽之間是相互依存、無法分割的。但陰陽是兩(liang) 類不同的本體(ti) ，彼此會(hui) 相互矛盾。《周易》雲(yun) ：“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周易・說卦傳(chuan) 》）；董仲舒雲(yun) ：“陰與(yu) 陽，相反之物也”（《春秋繁露·天道無二》），陰陽彼此的本質、功能都不一樣。

陰、陽二者之間，是“陽尊陰卑”“陽主陰輔”的關(guan) 係。對此，董仲舒多有論述。“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始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相對於(yu) 陽，陰處於(yu) 輔助地位：“天之誌，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wei) 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yu) 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yu) 末”（《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概言之，陰陽的關(guan) 係是“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陰陽二者必須和諧，是天道的要求。“天地交而萬(wan) 物通也，上下交而其誌同也”（《周易・泰卦·彖》）；董仲舒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意識到，“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陰陽不和，會(hui) 引起一係列自然現象的錯亂(luan) 甚至社會(hui) 的動蕩。對此，董仲舒論述到：“故其治亂(luan) 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nei) ”（《春秋繁露·天地陰陽》）。陰陽的變化與(yu) 社會(hui) 的治亂(luan) 是有因果關(guan) 聯的；陰陽之間的關(guan) 係順逆，決(jue) 定著人們(men) 的吉凶禍福。這一思想在漢代被普遍接受；《白虎通》也認為(wei)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wei) 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wan) 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白虎通·封禪》）。隻有陰陽相和，萬(wan) 物才能井然有序。漢代官員也認為(wei) ：“天失陰陽則亂(luan) 其道，地失陰陽則亂(luan) 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wei) 災”（《後漢書(shu) ·襄楷傳(chuan) 》注引《太平經》）。陰陽是否相和，涉及到社會(hui) 生活能否正常有序。

二、象天受命：董仲舒“三綱”思想的王道之緯

董仲舒的“三綱”思想，就是在上述“陰陽之道”基礎上展開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三綱”是治理天下“王道”的重要內(nei) 容，其內(nei) 容、原則都是來源於(yu) 上天的法則。“三綱”是人倫(lun) 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屬於(yu) “禮”的範疇。“禮者，繼天地，體(ti) 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nei) 、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為(wei) 象”（《春秋繁露·奉本》）；在董仲舒看來，“聖人所製定的禮也是因緣於(yu) 陰陽之道”，[7]“三綱”作為(wei) “禮”的集中體(ti) 現，理所當然也是因緣於(yu) 上天的“陰陽之道”。

關(guan) 於(yu) 君臣關(guan) 係，按照董仲舒的“陰陽之道”，“君為(wei) 陽，臣為(wei) 陰”（《春秋繁露·基義(yi) 》），即君尊臣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春秋繁露·玉杯》）。君尊臣卑的前提，是君主要受“天”的節製，君主的行為(wei) ，要受天道的約束與(yu) 規範。“為(wei) 人君者，其法取象於(yu) 天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為(wei) 人臣者，法地之道”（《春秋繁露·離合根》），君臣之間的差異，如同天地之間的自然差別一樣。“《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yu) 君，惡皆歸於(yu) 臣。臣之義(yi) 比於(yu) 地，故為(wei) 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臣子侍奉君主，應該如同地侍奉天一樣；好處都歸給君主，壞處都歸給臣子自己。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是大義(yi) 之所本，“立義(yi) 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春秋繁露·正貫》）。《春秋》大義(yi) 也是主張君臣之間就是尊卑關(guan) 係，臣子應將自己定位在卑下的地位。《春秋》強調“屈君伸天”，君主遵守的是天意，因此，臣子順從(cong) 君主就是順從(cong) 了上天。

關(guan) 於(yu) 父子關(guan) 係，在“陰陽之道”中“父為(wei) 陽，子為(wei) 陰”（《春秋繁露·基義(yi)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春秋繁露·順命》）。父尊子卑的前提，是為(wei) 父者要遵守天意，受天道約束和規範。為(wei) 父者遵守天道，“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yang) 之；父之所養(yang) ，其子成之。諸父所為(wei) ，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wei) 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春秋繁露·五行對》）。子女對父親(qin) 有順從(cong) 、孝敬的義(yi) 務，但順從(cong) 、孝敬的根本原因，是因為(wei) 父親(qin) 遵守了天意、天道，父親(qin) 的所作所為(wei) 就是天道的要求，子女順從(cong) 父親(qin) 就是順從(cong) 了天意、天道。“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麵，以陽為(wei) 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製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臣子卑賤，君父尊貴，人倫(lun) 關(guan) 係就是通過陰陽之道體(ti) 現出來。

夫婦關(guan) 係隸屬於(yu) 男女關(guan) 係；董仲舒認為(wei) ，男女關(guan) 係就是陰陽關(guan) 係。“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男女之法，法陰與(yu) 陽……此天地之道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男女這種關(guan) 係格局，是天道陰陽最直接的體(ti) 現。其中，夫婦之道，董仲舒認為(wei) ，“夫為(wei) 陽，妻為(wei) 陰”（《春秋繁露·基義(yi) 》），即夫尊妻卑。這種關(guan) 係定位，不會(hui) 因為(wei) 夫妻的社會(hui) 地位變化而變化，“丈夫雖賤皆為(wei) 陽，婦人雖貴皆為(wei) 陰”（《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夫妻之間有身份及角色的差異，需要“謹夫婦之別”（《春秋繁露·五行順逆》）。“妻者，夫之合”（《春秋繁露·基義(yi) 》）；如同陰陽相互依存，妻子離不開丈夫，夫妻相互依賴，相互共存，在彼此共存的關(guan) 係中以妻隨夫。“妻受命於(yu) 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yu) 天亦可”（《春秋繁露·順命》）；丈夫需要遵守天意、天道，因此丈夫就是妻子的“天”；妻子遵從(cong) 丈夫的命令，就遵守“天”的命令。“妻不奉夫之命，則絕”（《春秋繁露·順命》）；如果妻子不能遵從(cong) 丈夫的命令，就與(yu) 其斷絕關(guan) 係。

三、分合和兼：董仲舒“三綱”思想的對立統一

董仲舒的“三綱”思想，具有“分”“合”和兼、對立統一的特點。先秦儒家的人倫(lun) 關(guan) 係著重於(yu) 交互、對等，但董仲舒發現，若不能清晰界定關(guan) 係主體(ti) 彼此的不同，僅(jin) 僅(jin) 強調關(guan) 係的雙向、對等，極易導致關(guan) 係本身的紊亂(luan) ；因此，與(yu) 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主張人倫(lun) 關(guan) 係有“分”。董仲舒看到了身份、位份之不同而產(chan) 生的必然差異，這種差異、不同是客觀存在，道德、倫(lun) 理、法律應該尊重這些差異。隻有明確關(guan) 係主體(ti) 彼此的主次、先後等秩序上的差異，才能大大增強人倫(lun) 關(guan) 係的穩定性。《春秋繁露·基義(yi) 》雲(yun) ：

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yu) 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yu) 後而守空處。此見天之親(qin) 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yi) 製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wei) 君而覆露之，地為(wei) 臣而持載之；陽為(wei) 夫而生之，陰為(wei) 婦而助之；春為(wei) 父而生之，夏為(wei) 子而養(yang) 之，秋為(wei) 死而棺之，冬為(wei) 痛而喪(sang) 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

清人蘇輿對此有評價(jia) ：

《春秋繁露·基義(yi) 》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陰陽有別，故君臣、父子、夫婦便有差等，前者為(wei) 主、後者為(wei) 次，前主動、後順從(cong) 。是故仁義(yi) 製度之數，盡取於(yu) 天。天為(wei) 君而覆露之，地為(wei) 臣而持載之；陽為(wei) 夫而生之，陰為(wei) 婦而助之；春為(wei) 父而生之，夏為(wei) 子而養(yang) 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8]

模糊的對等關(guan) 係，並不能清晰界定雙方的權利義(yi) 務。董仲舒從(cong) “陰陽之道”受到啟發，認為(wei) 天道的陰、陽二者有“別”，由“陰陽之道”而來的君臣、父子、夫婦關(guan) 係，也需要界定彼此的身份差異，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9]荀子所說的“製禮義(yi) 以分之”。[10]先秦儒家沒有對人倫(lun) 關(guan) 係主體(ti) 的身份之“別”作出清晰界定，董仲舒則借助“陰陽之道”對其進行了區分，認為(wei) 人倫(lun) 關(guan) 係的主體(ti) 具有前後、主次等不同，使得人倫(lun) 關(guan) 係在先秦儒家“對等”關(guan) 係的基礎上增加了“差等”內(nei) 涵，並認為(wei) 這是出自天意。

正是基於(yu) 對人倫(lun) 關(guan) 係差等化的論述，有學者認為(wei) ，董仲舒將“陰陽互動”變成了“一陽獨動”，[11]其“三綱”將原本“雙向性的倫(lun) 理關(guan) 係絕對化為(wei) 單向性的倫(lun) 理關(guan) 係”。[12]今天看來，這類觀點有失偏頗，因為(wei) 他們(men) “理解董仲舒的三綱僅(jin) 看到了‘相分’的一麵——君、父、夫為(wei) 臣、子、婦之綱，而忽略了‘相合’的一麵——君臣、父子、夫婦各自互為(wei) 一體(ti) 。”[13]事實上，董仲舒自己就有明確論述：

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相陰陽。陽兼於(yu) 陰，陰兼於(yu) 陽，夫兼於(yu) 妻，妻兼於(yu) 夫，父兼於(yu) 子，子兼於(yu) 父，君兼於(yu) 臣，臣兼於(yu) 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

如同上天讓陰陽不能分開，“三綱”人倫(lun) 也是“合”“兼”的關(guan) 係。而且，董仲舒還特別強調“陰陽之和”；“和者，天之功也。舉(ju) 天地之道，而美於(yu) 和”（《春秋繁露·基義(yi) 》）。“和”是上天之道，“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陰陽之間隻有“平”才能“和”。董仲舒的“平”，“並不是陰陽比例的對分和等同，而應該是陰陽之間一種協調、均衡、穩定的關(guan) 係或狀態。”[14]可見，盡管“陽主陰輔”，陰、陽在位份上有差異，但必須“陰陽相合”，也必須“陰陽相和”。也就是說，董仲舒的“三綱”以人倫(lun) 關(guan) 係之“合”為(wei) 前提，也以人倫(lun) 關(guan) 係之“合”為(wei) 目的。其“分”是“和合”前提下的“分”，其“合”是在“分”基礎上的“合”，這樣，“三綱”的主體(ti) 雙方才能“和”，關(guan) 係才能和諧穩定。

董仲舒主張的“協調、均衡、穩定”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模式，在《白虎通》中也有印證。眾(zhong) 所周知，《白虎通》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響；從(cong) 《白虎通》關(guan) 於(yu) “三綱”人倫(lun) 關(guan) 係的論述，能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厘清董仲舒“三綱”的思想脈絡。《白虎通·總論綱紀》明確提出並係統闡述了“三綱六紀”的觀念：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yi) ，族人有序，昆弟有親(qin) ，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wei) 綱，小者為(wei) 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三綱”也好，“六紀”也好，都是為(wei) 了“整齊人道”，實現正當的社會(hui) 秩序。“六紀者,為(wei) 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qin) 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誌為(wei) 己助也”（《白虎通·綱紀所法》）。“六紀”就是“三綱”的拓展和應用，“三綱”始終是所有人倫(lun) 關(guan) 係的準則和規範。特別重要的是，《白虎通・六紀之義(yi) 》對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中各個(ge) 關(guan) 係主體(ti) 的所要遵守的“義(yi) ”進行了區分：

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厲誌自堅固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

君的本分是帶領眾(zhong) 人齊心跟隨自己，臣的本分是順從(cong) 君主的帶領。父親(qin) 的本分，是給子女立下規矩，將法度、規則教導子女；子的本分成全父母，沒有自己的私利。夫的本分是以道幫扶妻子，婦的本分是按照禮的要求服從(cong) 於(yu) 丈夫。顯然，“三綱”關(guan) 係中，君、父、夫的地位較高，權利較大；臣、子、婦的地位較低，義(yi) 務較重。這是“三綱”關(guan) 係中“分”的一麵。

然而，和董仲舒一樣，《白虎通》的“三綱”總體(ti) 而言仍是以關(guan) 係的和諧、穩定為(wei) 目的：“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wei) 三綱”（《白虎通・三綱之義(yi) 》）。陰和陽是相互依賴、彼此相成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也是如此；這一論述與(yu) 董仲舒的觀點幾乎相同。“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白虎通·綱紀所法》）。日月、五行、陰陽均有相生相合的關(guan) 係向度，彼此之間並不是一方絕對主宰另一方的關(guan) 係。很明顯，董仲舒及受其影響的漢儒，都是既主張人倫(lun) 關(guan) 係中的“分”，又主張人倫(lun) 關(guan) 係的“合”，而且是通過區分人倫(lun) 主體(ti) 的“分”，進一步強化人倫(lun) 關(guan) 係總體(ti) 的“合”。

概言之，學界認為(wei) 董仲舒的“三綱”受法家影響實為(wei) 誤解，因為(wei) 董仲舒的“三綱”並非主張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婦的絕對主宰、支配權，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並不是單向、絕對的支配與(yu) 服從(cong) 關(guan) 係。對此，賀麟的觀點非常正確：董仲舒的“三綱”是對先秦“五倫(lun) ”的必然發展，“三綱”彌補了“五倫(lun) ”關(guan) 係之相對性、無常性所帶來的不穩定，發揮了它的曆史作用。[15]在以董仲舒為(wei) 首的漢儒思想中，“三綱”人倫(lun) 關(guan) 係是協作性的關(guan) 係，而非對抗性的關(guan) 係。後來之所以在“實然”現實中形成君臣、父子、夫婦關(guan) 係的絕對化、單向化，與(yu) 人倫(lun) 關(guan) 係的簡單“法律化”有關(guan) 。這也是蘇亦工教授所批評的，古代中國存在著道德話語與(yu) 法律話語的錯置，[16]這種錯置“將溫情脈脈的人倫(lun) 關(guan) 係降格為(wei) 死板僵硬的契約關(guan) 係”。[17]

四、關(guan) 注卑幼：董仲舒“三綱”思想的司法原則

董仲舒“三綱”的“陰陽之道”，以陽為(wei) 主、以陰順陽，並不意味著無視“陰”的存在，更不意味著漠視“陰”的權利。事實上，董仲舒主張在司法實踐中關(guan) 注並保護卑幼一方的正當權利，這在董仲舒的《春秋決(jue) 獄》案例判決(jue) 中，充分得到證明。如關(guan) 於(yu) “君臣”關(guan) 係的案例：

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為(wei) 子傅。於(yu) 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麝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義(yi) 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18]

董仲舒在評析該案時認為(wei) ，君主捕獵小鹿是錯誤的行為(wei) ，大夫應該勸諫阻止，而該大夫未能及時勸諫，是為(wei) “非義(yi) ”。也就是說，臣對君並非隻能盲從(cong) ，順從(cong) 君命需要以合乎道義(yi) 為(wei) 前提。大夫在歸途中見到母鹿小鹿互相哀鳴，心生憐憫就放了小鹿，此舉(ju) 違背了君命，麵臨(lin) 懲罰。但董仲舒認為(wei) ，大夫此舉(ju) 完全正確。可見，董仲舒主張的“君臣”關(guan) 係，並不是君對臣絕對、單向、支配的關(guan) 係。如果君主的行為(wei) 不正確，臣子不但可以勸諫阻止，而且可以違背君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君為(wei) 臣綱”並不意味著君主獨斷專(zhuan) 行，也不意味著臣子對君主百依百順。又如，關(guan) 於(yu) “父子”關(guan) 係的案例：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er) 乙養(yang) 之，以為(wei) 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yang) 乙，雖非所生,誰與(yu) 易之。詩雲(yun) ：螟蛉有子,蜾贏負之。《春秋》之義(yi) ，父為(wei) 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19]

董仲舒認為(wei) ，甲窩藏養(yang) 子乙的行為(wei) ，是“父慈”之舉(ju) ；即在父子關(guan) 係中，為(wei) 父者是應該遵守“慈”的倫(lun) 理規範。為(wei) 子一方，有得到“父慈”的權利，這是天經地義(yi) 的，法律必須予以尊重。父子人倫(lun) 關(guan) 係仍具有雙向、交互的維度。又如：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yu) 義(yi) 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20]

該案中，甲把兒(er) 子乙送給了別人，沒有盡到“父慈”義(yi) 務，因此董仲舒認為(wei) 父子關(guan) 係已經斷絕，不能要求乙像對待父親(qin) 一樣對待甲。也就是說，由於(yu) 甲“父不父”，乙就有權“子不子”，“子”的權利在該案中的判決(jue) 中得到了保護。再如，針對“夫婦”關(guan) 係的案例：

甲夫乙將船，會(hui) 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wei) 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言夫人歸於(yu) 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zhuan) 製擅恣之行，聽從(cong) 為(wei) 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wei) 人妻也。明於(yu) 決(jue) 事，皆無罪名，不當坐。[21]

按照漢代法律，丈夫尚未埋葬而遺孀改嫁會(hui) 被判處死刑。但在本案中，董仲舒認為(wei) 女子改嫁並無淫行之心，不構成犯罪，妻子的權利得到了認可。也就是說，“夫為(wei) 妻綱”並不意味著妻子沒有正常生活的權利。

結 語

“天道陰陽”“象天受命”“分合和兼”“關(guan) 注卑幼”是董仲舒的“三綱”思想不可分割的法理構成。這些法理思想，究其根源與(yu) “天”有關(guan) 。“人於(yu) 天也，以道受命；其於(yu) 人，以言受命。不若於(yu) 道者，天絕之；不若於(yu) 言者，人絕之”（《春秋繁露·順命》）。人對天、對人都負有義(yi) 務；人首先通過道義(yi) 接受天的命令，其次通過語言接受人的命令。天的命令在先，人的命令居後。不順從(cong) 天道的人，天就棄絕他；不順從(cong) 命令的人，人就棄絕他。所有人在世上都要受命；“天子受命於(yu) 天，諸侯受命於(yu) 天子，子受命於(yu) 父，臣妾受命於(yu) 君，妻受命於(yu) 夫”（《春秋繁露·順命》）。“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yu) 天亦可”（《春秋繁露·順命》）；所有人倫(lun) 關(guan) 係中的受命者，其所服從(cong) 尊敬的人都是他的天，甚至可以說，他們(men) 都是從(cong) 上天那裏接受命令的。任何人倫(lun) 關(guan) 係的主體(ti) ，如果不順從(cong) 命令，都會(hui) 有負麵後果。“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妻不奉夫之命，則絕”（《春秋繁露·順命》）。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強調人倫(lun) 關(guan) 係中“陰”對“陽”的順從(cong) ，都是以“陽”自身的命令是來源於(yu) 天道或者符合天道為(wei) 前提，君、父、夫發出的命令是“天”的命令，而不是自己的私意，這樣，臣、子、婦才有順從(cong) 的義(yi) 務。如果君、父、夫不顧天道、恣意妄為(wei) ，臣、子、婦有權拒絕順從(cong) ，因為(wei) 遵守天道是所有人的義(yi) 務和責任。學界之所以對董仲舒的“三綱”產(chan) 生誤解，是因為(wei) 忽略了董仲舒思想的“天學”維度和背景，以至於(yu) 隻見其“分”，不見其“合”。董子並非近現代的“啟蒙之子”，作為(wei) 兩(liang) 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家，至高之“天”是其思想得以產(chan) 生的原點，在其思想中幾乎無處不在。了然於(yu) 此，我們(men) 才能對先哲的思想有客觀的認識和理解。

[1]馮天瑜：《儒家“五倫”說辨析》，《人民日報》2014年5月30日第7版。
 
[2]李存山：《董仲舒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河北學刊》2010年第4期。
 
[3]景海峰：《“五倫”觀念再認識》，《國際儒學研究》2008年第十六輯。
 
[4]李旭：《“三綱五常”再認識》，《武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5]持類似觀點的其他研究成果，如陽作華：《董仲舒‘天人感應’論批判》，《黃石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劉立夫、李玲：《‘三綱五常’中的精華與糟粕》，《湖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鄒順康：《董仲舒“三綱五常”思想評析》，《道德與文明》2014年第6期；韓進軍：《王道三綱：董仲舒對社會等級結構的搭建》，《中國儒學》第十一輯；何俊華：《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論封建統治思想不等同於孔孟儒學》，《史壇縱論》2015年第3期。
 
[6] “位格”是指具有理性、情感和意誌的生命存在體，儒家思想史中的“天”，“位格之天”是其重要的內涵。參見喬飛：《作為儒家法律思想基礎的“天”》，《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
 
[7]鄭濟洲：《董仲舒公羊學的陰陽之道》，《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8]（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鍾哲點校，中華書局，1992，第351頁。
 
[9]《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如果人的“名分”不能得到確認，社會治理的一切工作都不能順利開展。界定、確定人際之間的“名分”，是社會治理的首要工作。
 
[10]《荀子·禮論》：“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製定禮製是為了“度量分界”，消除人際之間的行為混亂，使社會有序運轉。參見範忠信、鄭定、詹學農：《情理法與中國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30頁。
 
[11]劉明武：《是“陰陽合和”還是“陽為陰綱”?——評董仲舒的陰陽觀》，《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
 
[12]鄒順康：《董仲舒“三綱五常”思想評析》，《道德與文明》2014年第6期。
 
[13]吳傑：《“五倫”與“三綱”觀念的再檢討》，《人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2輯。
 
[14]餘治平：《董仲舒陰陽思想論》，《衡水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15]參見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載賀麟：《文化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63頁。
 
[16]參見蘇亦工：《有我無我之際：漫說法律與道德語境的差別》，《北方法學》2009年第3期。
 
[17]吳傑：《“五倫”與“三綱”觀念的再檢討》，《人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2輯。
 
[18]（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帖冊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第74頁。
 
[19]（唐）杜佑：《通典》卷69，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第1893頁。
 
[20]（唐）杜佑：《通典》卷69，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第1893頁。
 
[21]（宋）李昉：《太平禦覽》卷640，中華書籍出版，1995，第三冊，第2868頁下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