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整理新趨向與(yu) 文學研究的深化

作者：程蘇東(dong)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二日戊寅

          耶穌2023年7月19日

近年來，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向。對這一趨向進行梳理，無論是對古籍整理事業(ye) ，還是對先秦兩(liang) 漢文學研究，都具有一定意義(yi) 。

整理方式更加科學

據筆者觀察，近年來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整理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首先是整理方式更加科學，選題更符合版本學的自身規律。以《詩經》等經書(shu) 的整理為(wei) 例，隨著八行本、十行本、閩本、北監本、毛本、殿本、四庫本、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持續刊印，“十三經”經、注、釋文、疏文合刻的版本形態逐漸深入人心。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華書(shu) 局先後出版兩(liang) 種阮刻本注疏影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則推出三種注疏整理本，成為(wei) 學者使用“十三經”的主要通行本。不過，眾(zhong) 所周知，在注疏合刻的過程中，刻書(shu) 者為(wei) 了牽合注、疏、釋文，往往徑改經、注。而作為(wei) 一種已經自成體(ti) 係的版本形態，整理者也不便再根據早期經注本校改注疏合刻本的經注部分。因此，為(wei) 了盡可能恢複群經文本的早期形態，就有必要對其經注本進行單獨整理。

《毛詩傳(chuan) 箋》資料圖片

2018年，由孔祥軍(jun) 整理的《毛詩傳(chuan) 箋》在中華書(shu) 局出版，顯示出經注本的版本價(jia) 值得到出版界關(guan) 注。該書(shu) 以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刊相台嶽氏《五經》本《毛詩》為(wei) 底本，通校唐石經及多種宋刻白文本、經注本、纂圖本，尤其注意利用《毛詩要義(yi) 》《呂氏家塾讀詩記》等宋人論著所見版本信息，為(wei) 學界提供了《毛詩詁訓傳(chuan) 》的權威版本。除了版本價(jia) 值以外，該書(shu) 的出版還有另一重意義(yi) 。

20世紀以來，在純文學觀念的影響下，以《詩序》為(wei) 代表的漢儒詩教說受到持續批判，故中華書(shu) 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cong) 書(shu) ”所收程俊英和蔣見元《詩經注析》、“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cong) 書(shu) ”所收周振甫《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cong) 書(shu) ”所收高亨《詩經今注》，這三種市場上影響最大的《詩經》注本都持“廢序”的基本立場，強調《詩經》抒情見誌的純文學價(jia) 值。如今中華書(shu) 局在“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cong) 書(shu) ”中收入《毛詩傳(chuan) 箋》，顯示出近年來學界對於(yu) 《詩序》及漢儒《詩》學主張的重新認識已傳(chuan) 導至出版界，並得到更為(wei) 廣泛的社會(hui) 認同。

中華書(shu) 局近年來頗受關(guan) 注的一個(ge) 新開書(shu) 係是“曆代經學要籍叢(cong) 刊”，已出版的書(shu) 目包括由張鴻鳴整理的柯劭忞《春秋穀梁傳(chuan) 注》、李輝整理的嚴(yan) 粲《詩緝》等。後者一反朱熹“廢序”主張，在“尊序”的基本立場下發掘《詩經》情性之美，在宋儒《詩》學中具有獨特價(jia) 值。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曆代經學要籍叢(cong) 刊”所收王鍔整理的《禮記注》，同樣是一部漢儒經注本。整理者多年來致力於(yu) 《禮記》鄭注校勘，撰有《禮記鄭注匯校》，在厘清各本源流、優(you) 劣的基礎上認識到撫州本具有校勘精良、方便閱讀、影響巨大三個(ge) 優(you) 勢，故以此為(wei) 底本完成《禮記注》。此外，一些長期不為(wei) 學者關(guan) 注的漢儒經注版本也得以刊印，如由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組織實施，劉玉才、住吉朋彥主編的《日本五山版漢籍叢(cong) 刊》所收日本南北朝時期刊本《毛詩鄭箋》。該本以一種早已亡佚的不附釋文宋刊經注本為(wei) 底本，在版本源流上似較存世的宋元經注附釋文本更為(wei) 古老。這一點在其版刻形態上也有所體(ti) 現，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毛詩詁訓傳(chuan) 》的早期版本形態具有獨特意義(yi) 。前述孔祥軍(jun) 整理本若能再將此本列為(wei) 通校本，相信可以更為(wei) 全麵地反映《毛詩詁訓傳(chuan) 》的異文情況。

《禮記注》資料圖片

其次，基礎文獻的新注、新譯得到有效推進。這方麵影響較大的是由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組織、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新編新注十三經”，目前已出版《詩經國風新注》《孫子兵法新注》《論語新注》《莊子新注》《尚書(shu) 新注》《周易新注》6種。事實上，以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為(wei) 代表的早期儒學觀念到漢代已發生巨大變化，《漢書(shu) ·藝文誌》強調諸子為(wei) “六經之支與(yu) 流裔”，王充《論衡·書(shu) 解》認為(wei) “知經誤者在諸子”，均反映出大一統政治格局下漢儒試圖采擷諸子，全麵吸收先秦思想資源的努力，隻是囿於(yu) 儒家“尊經”的傳(chuan) 統，未能徹底打破經、子之間的界限。“新編十三經”突破這一限製，將道、法、墨、兵等諸子論著與(yu) 儒家經典融為(wei) 一體(ti) ，由此重構了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經典體(ti) 係，其選目本身就是時代觀念轉變和學術研究推進的產(chan) 物。至於(yu) “新注”則體(ti) 現為(wei) 版本校勘、字詞解釋、文意疏解和故說梳理等多個(ge) 層麵的創新。以筆者參與(yu) 的《詩經國風新注》為(wei) 例，整理者不僅(jin) 基於(yu) 字詞訓詁對詩歌字麵意義(yi) 加以疏解，而且通過“析疑”這一體(ti) 例，對戰國以來每首詩的闡釋過程進行梳理，在揭示《詩經》文學價(jia) 值的同時，也展現其作為(wei) “經”的文化功能。當然，這種整理方式是否合適，仍有待廣大讀者評判。

文學研究對古籍整理提出新要求

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從(cong) 古典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領域至少還有三方麵工作有待加強。

首先，隨著文學觀念的新變，部分典籍需要版本更加可靠、注釋更加翔實的整理本。比如，就群經文獻而言，傳(chuan) 統的文學研究比較關(guan) 注《詩經》《尚書(shu) 》和《左傳(chuan) 》，相關(guan) 整理本也比較充分。近年來隨著文學史研究的深入，我們(men) 注意到，以《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繁露》為(wei) 代表的公羊學經傳(chuan) 在“作者”觀念的確立、辭義(yi) 關(guan) 係的辨析、篇章結構的自覺等方麵頗多要論，對《史記》等史傳(chuan) 的編纂更具啟示意義(yi) ，值得深入研究。不過，目前的整理本似乎尚難滿足讀者的需求。

以《春秋繁露》為(wei) 例，在20世紀以來形成的現代學科觀念中，《春秋繁露》被視為(wei) 體(ti) 現董仲舒哲學思想的論著，因此中華書(shu) 局將這部在傳(chuan) 統目錄學中一直屬於(yu) 經部的文獻列入《新編諸子集成》，並選擇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作為(wei) 整理對象。《春秋繁露義(yi) 證》吸收了俞樾、淩曙、盧文弨等人的校注意見，是清儒《春秋繁露》注本的集大成之作，但蘇輿往往據己意或淩曙說徑改底本，在校釋中也存在一些臆測之言。此外，中華書(shu) 局整理本出版年代較早，不少標點斷句也存在問題。例如，《五行相生》篇“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應作“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五行順逆》篇“水者冬，藏至陰也”，應作“水者，冬，藏，至陰也”。200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鍾肇鵬主編的《春秋繁露校釋》，在校勘、標點、訓釋各方麵較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均有明顯推進，隻是對於(yu) 《春秋繁露》所涉大量《春秋》辭例的解釋相對簡省，部分按斷也有可商之處。該書(shu) 如能在已有基礎上吸收近年來《春秋繁露》研究的新進展，一定可以形成一個(ge) 更具權威性和可讀性的校注本。

類似的情況在《韓詩外傳(chuan) 》《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等書(shu) 的整理中也有體(ti) 現，這些著作在傳(chuan) 統的文學史研究中並未受到重視，但隨著學界對戰國秦漢衍生型文本的關(guan) 注，相關(guan) 研究已成為(wei) 新的學術增長點。而目前市場上這些著作的通行版本仍以20世紀前期的整理成果為(wei) 主，在校勘、注釋方麵存在諸多問題，無疑有重新係統整理的必要。

其次，戰國秦漢文學研究的深入對古籍整理的觀念和形式也提出了新要求。這裏特別要談的就是上舉(ju) 衍生型文本的校勘問題。戰國秦漢時期，大量敘事、說理性短章互見於(yu) 不同的文獻資料中，曆來是學者“他校”的重要依據。不過，近年來對於(yu) 這類文本的深入研究已經發現，早期書(shu) 寫(xie) 者往往利用同一材料實現不同的表達意圖，在此過程中，完全可以對文本進行個(ge) 性化的改筆。因此，互見文獻中的文本差異往往並非版本意義(yi) 上的“異文”，不可輕易據以校改。例如，《莊子·讓王》所載“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章中有“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句，此章又見於(yu) 《呂氏春秋·貴生》，但這句話作“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奚侗、王叔岷在校勘《莊子》時均認為(wei) 《讓王》係誤字，當據《貴生》校改，但如果全麵比照《莊子·讓王》與(yu) 《呂氏春秋·貴生》的互見文獻，可知後者多據文意改筆，這兩(liang) 句話在各自語境中均有其合理性，不煩校改。又如，《韓詩外傳(chuan) 》與(yu) 《荀子》存在大量互見文獻，故屈守元《韓詩外傳(chuan) 箋疏》多利用《荀子》校理《韓詩外傳(chuan) 》，如卷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sang) ，士不言通財貨，不為(wei) 賈道”，屈氏以為(wei) “士不言通財貨”句，“《荀子》無‘言’字，此當是衍文”。將《荀子》中的相關(guan) 材料作為(wei) 校勘《韓詩外傳(chuan) 》的版本依據，忽視了《韓詩外傳(chuan) 》在利用《荀子》時頗多改筆、增刪之處。對於(yu) 衍生型文本的整理來說，一般仍應以本校為(wei) 主，審慎運用互見文獻來校改訛誤。

最後，在先秦兩(liang) 漢古籍整理中還要特別警惕“過度輯佚”傾(qing) 向。由於(yu) 中國早期典籍大多亡佚，因此輯佚成為(wei) 我們(men) 重新了解早期文獻麵貌的基本方法。傳(chuan) 統輯佚學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複原一個(ge) 理想的“定本”，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對於(yu) 一部已經亡佚的文獻而言，類書(shu) 、史書(shu) 、古注等二次文獻的征引固然是我們(men) 賴以輯佚的不二法門，但其中也隱藏著一定的風險。這些二次文獻在采摭史料時往往會(hui) 根據自身的行文體(ti) 例和表達訴求加以檃栝、改筆，故同一段引文在不同文獻中的麵貌可能相去甚遠，究竟何者更接近原貌，往往難以判斷；而那些孤存的引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獻原貌，也就更成問題。簡言之，“引文”不應當簡單地被視為(wei) “佚文”。

有的輯佚者為(wei) 了追求輯本結構上的完整性，會(hui) 根據己意判定佚文在全書(shu) 中的具體(ti) 位置，由此形成的輯本看起來相當整飭，卻隻能反映輯佚者本人的理解。在這方麵比較典型的是嚴(yan) 可均輯的桓譚《新論》，據其敘言：“從(cong) 各書(shu) 得三百許事，合並複重，聯係斷散，為(wei) 百六十六事，依《治要》《意林》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jin) 《琴道》有篇名，餘(yu) 則望文歸類，取便撿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為(wei) 三卷。”嚴(yan) 可均按照自己對佚文和篇名的理解，將二者逐一配對，這種“望文歸類”的輯佚方法在今天看來顯然不符合學術規範，但其本影響甚大，並在朱謙之20世紀50年代所撰《新輯本桓譚新論》中得到延續，後者收入中華書(shu) 局《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可以預期將成為(wei) 未來若幹年青年學生了解桓譚《新論》的主要依據。隻是，如果了解相關(guan) 輯佚過程，就知道這個(ge) 輯本在結構上完全缺乏版本依據，是典型的“過度輯佚”。這樣的例子當然比較極端，但最近出版的馬昕《三家〈詩〉輯佚史》也注意到，乾嘉後期乃至道光朝的三家《詩》“輯佚者的心態早已不止於(yu) ‘好奇’，而是因為(wei) 全情投入而產(chan) 生某種情懷，因為(wei) 過於(yu) 專(zhuan) 注而陷入一種狹隘的‘執著’”，“輯佚者付出不懈的努力，卻並未使輯佚對象回歸其本原真相，而是使它們(men) 表現為(wei) 一種‘精致的假象’。三家《詩》輯佚成果看起來規整，卻未必準確”。可見這種“過度輯佚”在清代輯佚學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今天的整理者引以為(wei)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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