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視域下的經學研究

作者：程蘇東(dong)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長聘副教授、副主任）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初一日丁醜(chou)

          耶穌2023年5月19日

從(cong) 先秦文獻的記載來看，周代貴族的社會(hui) 生活與(yu) 文化經典密切相關(guan) 。在享燕、大射、鄉(xiang) 飲酒等各種儀(yi) 式中，他們(men) 耳聞《詩》樂(le) 、目賞舞容，揖讓周旋之間皆有禮典可循。在朝堂論辯、外交折衝(chong) 等各類公私交往中，他們(men) 援引《詩》《書(shu) 》，出入墳典，質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晉大夫趙衰言：“《詩》《書(shu) 》，義(yi) 之府也；禮樂(le) ，德之則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這類知識逐漸被視為(wei) 貴族必備的文化素養(yang) ，也成為(wei) 王官教育中普遍傳(chuan) 習(xi) 的公共知識，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不過，這種公共性隨著王權式微而逐漸瓦解，在“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的時代，“故而不切”的經典麵臨(lin) 散亡的危機。

作為(wei) 古典文明之根柢的經學

在孔子“信而好古”的精神感召下，一批“先進於(yu) 禮樂(le) ”的布衣之士成為(wei) 經典傳(chuan) 承的中堅。麵對“古今異情”“治亂(luan) 異道”的質疑，他們(men) 堅信瞬息萬(wan) 變的世界背後總有恒久不變之“道”存焉，聖人體(ti) 悟此“道”，並通過對古老典籍、儀(yi) 式的重新編次，將體(ti) 道之心灌注其中。這些承載恒久至道的文獻就是儒家所宗之“經”。至此，一種新的知識觀念開始形成，並孕育出一種全新的閱讀方式——讀者需要穿透文辭或儀(yi) 式的表麵，去體(ti) 會(hui) 聖人不便書(shu) 寫(xie) 的微言大義(yi) 。“辭”與(yu) “意”之間被劃下一道鴻溝，隻有在富於(yu) 經驗的師者引導下，才能找到溝通二者的橋梁。“師法”由此成為(wei) 傳(chuan) 習(xi) 經典的不二法門，而“經”的範圍也最終擴充至“六藝”。

西漢初期，長期口耳相傳(chuan) 的“師法”出現書(shu) 麵化浪潮，經傳(chuan) 撰作的傳(chuan) 統由此開啟，並衍生出傳(chuan) 、注、訓、詁、說、記、論、通、章句、述議、義(yi) 疏、正義(yi) 等紛繁多樣的體(ti) 式。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經學被確定為(wei) 官學，太學、課試等教育和選官方式逐漸製度化，追求文本準確性的“石經”“定本”等文本形態和觀念隨之形成。在皇權的推動下，劉向、劉歆父子建立起以“六藝”為(wei) 中心的知識體(ti) 係，晚周以來駁雜多元，甚至互相詰難、不容兩(liang) 立的各種知識、學說在這個(ge) 新體(ti) 係中各安其位，中華文明崇儒而多元的基本格局就此奠定。經學不僅(jin) 構成古代士人的基本知識儲(chu) 備，更深刻塑造了他們(men) 的精神世界。“宗經”“征聖”的觀念深刻作用於(yu) 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甚至醫藥、數學、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知識領域，並與(yu) 佛教、道教等宗教相融合，對社會(hui) 各階層產(chan) 生廣泛影響。此外，經學的傳(chuan) 播對於(yu)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隨著“四書(shu) 五經”及其闡釋體(ti) 係在東(dong) 亞(ya) 地區的流傳(chuan) ，更構建起以漢字為(wei) 載體(ti) 、以儒學為(wei) 歸本的東(dong) 亞(ya) 文化圈，為(wei) 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作出了卓越貢獻。

現代學科體(ti) 係下經學的失焦

經學在發展過程中曾受到玄學、佛學等多種思想的衝(chong) 擊，自身也分化出若幹學派，但最大的衝(chong) 擊無疑來自19世紀後期以來的現代化浪潮。張之洞在京師大學堂“奏定章程”中，曾將“經學”奉為(wei) 八科之首，主張“研究經學者務宜將經義(yi) 推之於(yu) 實用”。但這一強行嵌入現代學科體(ti) 係的學科，很快就因其不合時宜而遭廢黜。民元革命後不久，經學全麵退出大學、中學和小學教育。與(yu) 此同時，一種新的經典觀隨之興(xing) 起，其代表作是朱自清先生的《經典常談》。從(cong) “六藝”到“十三經”，曆代經目雖然不斷演變，但其所指經籍及師法、傳(chuan) 注始終是明確的；而朱先生所言“經典”，不僅(jin) 擴充到《史記》《漢書(shu) 》、諸子、辭賦等別部文獻，而且沒有明確的範圍，“經典”成為(wei) 人異言、家殊說的日常知識。當然，這種新的經典觀最大的變化，在於(yu) 隱藏在“經”文背後的“聖人”被徹底消解，文獻必須通過其自身的文辭之美、史料價(jia) 值或思想魅力贏得新的讀者。經學已亡，經典複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論語》《孟子》成為(wei) 文科大學生必讀的文化經典，《詩經》《左傳(chuan) 》被列入中文係文學史課程的必讀書(shu) 目，《周易》《禮記》成為(wei) 哲學係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的案頭參考，而《尚書(shu) 》《左傳(chuan) 》則成為(wei) 曆史係上古史學習(xi) 的基礎門徑。群經在新的學科體(ti) 係下重新找到歸屬。

不過，經過百餘(yu) 年的學科發展，這種新的經典觀以及大學分科體(ti) 係的弊端也日益顯露。首先是大量傳(chuan) 注、疏義(yi) 被視為(wei) 對經典的“歪曲”“臆解”而被拋棄。當代出版史上有一個(ge) 現象頗值得玩味，作為(wei) 古籍出版的龍頭，中華書(shu) 局很早就確立了“清人十三經注疏”的選目，並持續整理出版，如今已蔚為(wei) 大觀；但更具經典性的“十三經注疏”卻長期隻有影印本，沒有得到係統的整理。事實上，清人注本更關(guan) 注字詞訓詁、名物考證、製度梳理等文本層麵的考證，更貼近現代學術對“注釋”的理解和需求，因此更容易被現代學術所接納。而《五經正義(yi) 》植根於(yu) “守注”“應敵”的六朝義(yi) 疏學傳(chuan) 統，其“疏不破注”的立場在現代學術觀念下顯得迂腐可笑，其辨核異同、貫通群經的編纂理念也常常失於(yu) 牽強，受到冷遇，在所難免。不過，經學的特殊性正在於(yu) 它一方麵強調“經”恒定不變，另一方麵卻始終致力於(yu) 建立新的闡釋體(ti) 係。曆代學者總是試圖從(cong) 經籍中發掘適應時代需求的經義(yi) ，也嚐試將新興(xing) 知識、觀念融入對經籍的闡釋，因此，經籍雖恒久不變，經說卻曆久彌新。更何況，由於(yu) 寫(xie) 鈔、傳(chuan) 刻等各種原因，經籍在文本層麵出現大量異文，由此孕育出版本、校勘學的精益求精。因此，日本學者野間文史說：“經學乃中國古典中之古典，是中國最具有頂尖頭腦的人，橫亙(gen) 二千年，長久以來傾(qing) 其精神魂魄而完成的結晶。”這裏所謂“經學”，主要就是指經傳(chuan) 注疏。其次，仍有部分經籍因難以融入文學、曆史、哲學等現代學科體(ti) 係而一度遭到邊緣化，比如《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儀(yi) 禮》《周禮》等。當然，隨著經學研究的深入，這種狀況已經得到很大改善。

事實上，以古希臘語言、文學、藝術、曆史、哲學為(wei) 核心的“古典學”構成歐洲“文藝複興(xing) ”的重要知識基礎，並最終催生出現代文明基本價(jia) 值理念。因此，西方著名大學至今仍大多設有專(zhuan) 門的古典學係，不僅(jin) 各專(zhuan) 題研究得以延續，而且在理論層麵多有突破，成為(wei) 人文學科方法論革新的重要平台，足見古典知識並不因現代社會(hui) 的出現而失去其價(jia) 值。我們(men) 需要的是對於(yu) 古典知識的充分理解和創造性轉化。這對於(yu) 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來說尤為(wei) 重要。

跨學科視域中的經學研究

近三十年，經學研究的麵貌已發生很大改善，在經學史、經學思想、經學製度、經學文獻學等領域都出現了不少代表性成果，也出現了《中國經學思想史》《中國經學史》《中國儒學史》等貫通性著作。此外，徐興(xing) 無教授主持的“中國經學製度研究”等經學課題被列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學》《經學研究》作為(wei) 專(zhuan) 業(ye) 集刊，在學術界取得較大反響；北京大學新創辦的《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也將“經學研究”設為(wei) 重點欄目。不過，當前的經學研究大多關(guan) 注經學內(nei) 部文本、思想、製度的變化，在跨學科的文明史視域下圍繞經學整體(ti) 文化價(jia) 值展開的宏觀研究尚顯不足。比如，孔子不語怪力亂(luan) 神，因此先秦儒家對數術知識興(xing) 趣不大，將其視為(wei) 小道，但戰國數術發展迅速，特別是在樂(le) 律、曆數、天文、月令等領域取得大量實質性突破，受到知識人的廣泛關(guan) 注。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劉歆、揚雄、班固、鄭玄、蔡邕等漢儒從(cong) 不同的角度，將傳(chuan) 統經籍與(yu) 新興(xing) 知識加以整合，由此形成的係列經說不僅(jin) 重建了“六藝”知識體(ti) 係，也改變了數術的文化地位。拙著《漢代洪範五行學》以“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作為(wei) 副題，就是希望借此促進經學史與(yu) 其他門類知識史之間的交叉研究。此外，即便在傳(chuan) 統四部學問之間，也應加深交叉研究，以古代文學研究為(wei) 例，“作者”“詩人”“文采”“義(yi) 法”“隱微”“比興(xing) ”“諷喻”“言誌”“緣情”等大量詩學、文章學概念都源於(yu) 戰國秦漢經傳(chuan) 說解，這些概念最初如何形成？在從(cong) 經學到文學的理論旅行中意義(yi) 發生何種轉移？這些問題都有待係統研究。

此外，當前的貫通式研究多以經學史角度切入，力求從(cong) 曆時層麵梳理經學形成、演變的過程，缺乏係統提煉、闡釋經學形成原理、傳(chuan) 播機製、闡釋向度、知識體(ti) 係、社會(hui) 功能等問題的理論著作。事實上，經學的形態在曆史上本就是不斷變化的，隻有經過現代知識體(ti) 係、學科範式的洗禮，才可能重新煥發生機。清末民初，曾經興(xing) 起過撰寫(xie) 經學理論著作的風潮，出現了皮錫瑞《經學通論》、陳延傑《經學概論》等代表性論著。但它們(men) 一方麵難以跳脫清儒漢宋之爭(zheng) 的門戶糾葛，另一方麵也受到時代學術範式的限製，在理論性、係統性方麵存在缺憾。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應借鑒西方古典學的理論體(ti) 係來建構中國經學的理論框架，並做出了有益的嚐試。當然，無論是知識類型、文本形態、文體(ti) 風格、傳(chuan) 播方式，還是思想構成，中國經學與(yu) 西方古典學之間都有著重要差異。因此，應在適度借鑒西方古典學理論體(ti) 係的基礎上，回歸中國經學文獻、思想、製度的自身傳(chuan) 統，既考慮世界文明演進的一般規律，也關(guan) 注中華文明自身發展的獨特性。隻有在兩(liang) 者之間找到一個(ge) 合理的平衡點，才能建構起真正反映中國經學形成、演變過程與(yu) 文明史價(jia) 值的經學理論體(ti) 係，為(wei) 包括西方讀者在內(nei) 的當代人理解中國經學打開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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